第一篇：陸某某訴上海某某土地發展有限公司等房屋買賣合同案

陸某某訴上海某某土地發展有限公司等房屋買賣合同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10）崇民一（民）初字第1963號

民事裁定書

原告陸某某，男。

委托代理人胡某，男。

被告上海某某土地發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崇明縣城橋鎮某某室。

法定代表人丁某，副經理。

被告崇明縣某某人民政府，住所地上海市崇明縣某某號。

法定代表人王某某，鎮長。

委托代理人顧某某，上海市某某律師事務所律師。

本院在審理原告陸某某與被告上海某某土地發展有限公司、崇明縣某某人民政府房屋買賣合同糾紛一案中，原告于2010年7月2日以繼續收集證據為由，向本院提出撤訴申請。

本院認為，原告自愿申請撤訴，符合法律規定。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款之規定，裁定如下：

準予原告陸某某撤回起訴。

案件受理費人民幣9,713.6元，減半收取4,856.8元，由原告負擔。

審判員顧錦華

書記員潘冬

第二篇：余某等訴上海某房地產發展有限公司排除妨害糾紛案

余某等訴上海某房地產發展有限公司排除妨害糾紛

案

當事人: 法官: 文號:上海市徐匯區人民法院

原告余X，男，1951年2月28日生，漢族，株式會社X工作，住本市X路X弄X號X室。原告喻X，女，1967年9月17日生，漢族，凌X（上海）有限公司工作，住同上。上述兩原告的委托代理人王X，北京市X律師事務所上海分所律師。上述兩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孟X，北京市X律師事務所上海分所律師。被告上海X房地產發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本市青浦區X路X號X室。法定代表人萬X，職務總經理。

被告上海市徐匯區X業主委員會，住所地本市X路X號2號X室。負責人伍X，職務主任。

被告上海X物業有限公司，住所地本市X路X弄X號。法定代表人陳X，職務董事長。

上述三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張X，上海市X律師事務所律師。

原告余X、喻X為與被告上海X房地產發展有限公司排除妨害糾紛一案，于2008年6月25日向本院提起訴訟。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審判員張敏獨任審判，于同年7月29日公開開庭進行了審理。嗣后經兩原告申請，本院依法追加上海市徐匯區X業主委員會、上海X物業有限公司為本案共同被告。同時本案依法轉為普通程序并組成合議庭，于2009年3月16日再次公開開庭進行了審理，兩原告的委托代理人王X、孟X，三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張X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告余X、喻X訴稱，兩原告于2004年底左右購買了本市X路X弄（X）X號102室房屋。裝修入住不久即發覺房間內經常有“隆隆”的聲響，兩原告幾經檢查并與物業公司聯系后，才得知原來在原告房屋地下即2號樓的地下室內為小區的水泵房，內有小區兩幢高樓的供排水系統，而原告房屋內傳出的聲響就是水泵運轉時的聲音。兩原告自購房入住至今，水泵房的噪聲就一直嚴重影響了兩原告的正常生活、學習，且導致原告喻X經常失眠，出現嚴重神經衰弱癥狀。為此兩原告曾多次與被告及物業公司反映，要求對水泵房予以整改，但均無結果，故起訴要求被告上海X房地產發展有限公司消除系爭的水泵房噪聲污染，即將水泵房搬出地下室，同時賠償兩原告精神損失費人民幣126000元。

被告上海X房地產發展有限公司辯稱，被告系X住宅小區的開發商，上述房屋于1999年竣工并驗收合格。而水泵房作為小區的公建配套設施也是經相關部門審核批準的，并非違法建造。原告是2004年底左右購買的二手房房屋，當時水泵房早已移交全體業主，且已超過約定的房屋質量保修期，因此本被告并非適格主體。水泵房作為小區的配套設施，在使用過程中可能會出現陳舊、老化，但可以通過采取相應的措施予以改進。現原告要求搬除水泵房并賠償精神損失費的訴請缺乏法律依據，被告不予同意。

被告上海市徐匯區X業主委員會、上海X物業有限公司辯稱，水泵房系小區的公建配套設施屬全體業主所有，因此原告要求將水泵房從地下室搬出無依據。考慮到原告購房后實際居住情況，從維護業主利益出發，被告上海X物業有限公司在審理期間出資對水泵房的供排水系統進行了改進，也得到了兩原告的認可。至于兩原告要求賠償精神損失費的請求，因兩被告并非侵權人，故不同意原告的訴訟請求。

經審理查明，原告余X、喻X系本市X路X弄（X）X號102室房屋產權人。被告上海X房地產發展有限公司系原告居住小區的房屋開發商，X于1999年竣工并經驗收合格。兩原告于2004年9月取得上述房屋產權后進行裝修并實際入住。兩原告入住不久即發覺房間內有噪聲，之后得知原告房屋下方的地下室為小區的水泵房，內有小區兩幢高樓的供排水系統。為此兩原告與被告上海X房地產發展有限公司、上海X物業有限公司多次交涉，要求解決房屋內的噪聲問題，但未有結果。兩原告遂以上述訴稱理由起訴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請。審理中，經原告申請，本院依法追加上海市徐匯區X業主委員會、上海X物業有限公司為本案共同被告。同時兩原告變更其訴訟請求，要求被告上海X房地產發展有限公司、上海市徐匯區X業主委員會停止水泵房的噪聲污染、對噪音源予以整改，由被告上海X物業有限公司配合對噪音源的整改，同時要求被告上海X房地產發展有限公司賠償精神損失費126000元，被告上海市徐匯區X業主委員會對此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上述事實，除原、被告的陳述外，由兩原告提供的房屋產權證、自行制作的噪聲測試記錄、原告喻X的病歷，被告上海X房地產發展有限公司提供的上海市新建住宅交付使用許可證、工程質量綜合評定表、上海市新建住宅質量保證書，被告上海X物業有限公司提供的水泵房噪聲改造工程概況書、改造費用發票及上海現代電梯工程有限公司出具的改造情況說明等證據證實，經庭審質證，三被告對原告提供噪聲測試記錄和病歷表示異議，認為測試記錄系自行制作，不具有證明效力，病史與被告不存在因果關系，兩原告對被告上海X房地產發展有限公司提供的證據真實性無異議，但認為不能證明其建造的水泵房對原告無影響。對其余證據因原、被告當事人無異議本院予以確認。訴訟中，原、被告通過協調，被告上海X物業有限公司出資對水泵房的供排水系統進行了改進，故兩原告撤回要求被告對噪音源進行整改的訴訟請求，但堅持其賠償精神損失費的訴請。由于雙方意見不一，致調解不成。

本院認為，公民、法人的合法民事權益受法律保護。兩原告作為本市嘉善路258弄2號102室房屋權利人，在買售房屋期間，理應對房屋狀況及小區情況均有所了解。現兩原告以購房后才得知小區水泵房位于其房屋下方并以噪聲影響其生活為由，要求被告上海X房地產發展有限公司賠償精神損失費126000元，被告上海市徐匯區X業主委員會承擔連帶責任，對此兩原告既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證據證明其主張，且原告的該項訴請亦缺乏法律依據，故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原、被告通過案外協調已解決水泵房噪音，為此兩原告撤回相關訴請，系當事人自行處分其訴訟權利，故與法無悖，本院予以準許。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五條、第六條、的規定，判決如下：

原告余X、喻X要求被告上海X房地產發展有限公司賠償精神損失費人民幣126000元，被告上海市徐匯區X業主委員會對此承擔連帶責任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案件受理費人民幣2900元，由兩原告承擔。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并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于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

審 判 長 包莉

審 判 員 史建紅

代理審判員 張敏

書 記 員 陸懌婷

第三篇：陳微訴上海弘奇食品有限公司特許經營合同案

陳微訴上海弘奇食品有限公司特許經營合同案

【審理法院】/上海市楊浦區人民法院/上海市楊浦區人民法院

【案件字號】

【審理日期】2004-2-3

【調解日期】

【案件分類】

【全文】

（一）首部

1．判決書字號：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2003）浦民二（商）初字第1853號。

2．案由：特許經營合同案。

3．訴訟雙方

原告：陳微，女，1978年7月1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陳凱華（系原告陳微之父），男，1948年7月12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葉志林，上海市君和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上海弘奇食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世熙，總經理。

委托代理人：王小咪，上海市中怡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托代理人：鄭煒，上海市中怡律師事務所律師。

4．審級：一審。

5．審判機關和審判組織

審判機關：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

合議庭組成人員：審判長：任國民；代理審判員：徐慧莉；人民陪審員：瞿燕萍。

6．審結時間：2004年2月3日。

（二）訴辯主張

原告訴稱：原、被告雙方于2001年4月1日簽訂“特許經營合約”，原告加入“永和豆漿中式美食，國際連鎖店，并向被告支付了商標使用費等共計306695元。但被告并非“永和”注冊商標所有權人，在與原告簽約時，被告成立尚不足1年，不符合“1年以上良好經營業績”的法定條件，不具備特許者條件。且被告經營管理混亂、法律手續不完備，在餐飲連鎖店中無獨特的專利產品和可傳授的經營管理技術和訣竅。被告的欺詐行為使原告在履行了約定義務后，未能取得合法有效的特許經營權，不僅無法得到預期利益，還長期虧損，合法權益受到嚴重侵害。此外，被告承諾在唐山市不授權第三方成立加盟店，唐山市卻開設了其他的“永和豆漿店”，導致原告的獨家“特許經營”形同虛設。由于以上原因，原告在經營4個月內虧損達190151．77元，無法維持正常營業，自2001年9月30日起停業至今。為此，請求法院判決：（1）確認原、被告雙方于2001年4月1日簽訂的“特許經營合約”無效；（2）判令被告返還原告基于“特許經營合約”支付的費用306695元，并按同期銀行固定資產貸款利率支付利息；（3）判令被告賠償原告損失190151．77元；（4）由被告承擔本案訴訟費。

被告辯稱：（1）被告系“永和”及“稻草人”圖形文字注冊商標的許可使用人，不存在隱瞞自身情況、故意欺詐原告的情形。“永和”品牌最初由臺灣地區弘奇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灣弘奇”）創立，已形成一套完整的產品體系。2001年6月，臺灣弘奇成立了永和國際發展公司（下稱“永和國際”），經營全球特許連鎖業務。1995年，“永和”文字商標及“稻草人”圖形商標在中國大陸注冊，“永和”品牌在大陸具有一定的知名度。被告成立后，成為臺灣弘奇（后為永和國際）在大陸的特許連鎖業務的惟一許可人。臺灣弘奇與永和國際均書面許可被告在中國大陸發展“永和豆漿”特許連鎖業務，并簽訂了商標許可使用合同；（2）內貿部的規定不能作為認定“特許經營合約”無效的依據；（3）被告在唐山市從未有原告之外的授權，唐山市其他“永和豆漿店”的存在與被告無關，被告一直積極努力打擊假冒侵權的門店。

2003年12月30日，被告書面向本院表示，為妥善解決矛盾，被告同意解除合同，并退還原告合同保證金5萬元。

（三）事實和證據

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經公開審理查明：“永和豆漿”品牌最初由臺灣弘奇在臺灣地區創立，1995年，臺灣弘奇先后將其“永和”文字和“稻草人”頭型的組合商標、“稻草人”孩童全身圖形商標，以及“稻草人”頭型圖形商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工商管理局商標局核準注冊。

2000年9月1日，臺灣弘奇向被告出具授權書，授權被告為“永和豆漿”大陸地區區域特許人，得在許可區域內使用以及許可他人使用授權人專用商品、商標、企業VI、營銷模式、培訓體系、財務體系、專有技術等；得在許可區域發展“永和豆漿”加盟店。授權期限至21（）（）年8月31日。2001年12月30日，臺灣弘奇將以上3個注冊商標轉讓給永和國際。

2001年11月29日，永和國際與被告簽訂商標使用許可合同，許可被告使用包括“永和”文字和“稻草人”頭型的組合商標在內的3個注冊商標，許可使用期限為2001年12月30日至2006年12月30日，并授權被告在商標使用許可地域（中華人民共和國）將有關商標許可第三方使用。該合同經國家商標局備案。

2001年4月1日，臺灣弘奇與原告直接簽訂商標授權使用許可合同，許可原告設立的唐山市路南永和豆漿店使用上述3個注冊商標，許可使用期限自2001年4月1日起至2004年4月30日止，雙方約定許可使用費及支付方式由加盟合同另行規定。當日，原告與被告簽訂“特許經營合約”，合同注明，被告為臺灣弘奇（即“永和”商標及相應服務標志的持有人）在中國大陸的惟一可進行區域特許的代理人。合同約定，特許經營授權期間自2001年4月1日起至2004年4月30日；特許經營授權許可的內容及范圍為“被告將永和豆漿中式美食及相關KNOW—HOW授予原告使用”，具體事項包括商標的使用、被告擁有專有權的制作物的采購、廣告招牌的懸掛張貼等，被告承諾不在唐山市授權第三者成立加盟店。被告的主要義務為：將特許經營權授予原告使用并提供代表該特許體系的營業象征及經營手冊；對原告提供開業前的教育和培訓，指導原告做好開店準備，保證原告能完成獨立營運開業。原告的主要義務為：所屬人員應接受被告相關訓練，并經被告檢定認可后方可正式營業；按被告規劃之標準化資料進行店鋪的規劃、內部工程裝潢、設備施工等，并負擔相關費用；所需原、物料等事項由被告統一供應或指定供應商；產品的販售種樣、儲存方式、生財器具、營業用品、調理方法、銷售加熱流程、包裝方式、作業標準及裝潢設計、招牌形式、員工服裝、會計制度及報表之填具需遵照加盟相關辦法及被告規范行政流程辦理；對被告提供的調理技術等負有保密之責；向被告支付權利金（每月營業額的3％）、加盟儲備金8萬元（用于培訓、代收代付等）、商標授權金10萬元（代收代付）、保證金5萬元。合同簽訂后，原告向被告支付了加盟費8萬元，商標使用費10萬元，保證金5萬元，貨款76695元（用于從被告處購進設備等）。原告按照被告要求的統一標準進行了店鋪的規劃、內部工程裝潢，完成了店面的裝修。在原、被告雙方簽訂“特許經營合約”后，被告對原告進行了開業前的培訓與指導，培訓的內容包括店面裝修、開展服務、員工操作規程、食品的制作工藝。2001年5月16日，原告經營的永和豆漿店開業。同年5月8日，案外人劉鳳英在唐山市建設南路31號開辦的唐山市路北區建設南路永和豆漿店開業，因劉鳳英于開店前后在店外招牌上和餐具上均使用了未經授權的“稻草人”頭部圖形和“稻草人”孩童圖形，臺灣弘奇于同年8月15日向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區人民法院起訴劉鳳英。2002年4月30日，唐山市路北區法院作出（2001）北民初字第2494號民事判決，該判決認定，劉鳳英侵犯了臺灣弘奇的商標專用權，給臺灣弘奇及陳微開辦的永和豆漿店造成巨大經濟損失，判決劉鳳英停止侵權，賠償臺灣弘奇損失10萬元。判決生效后，臺灣弘奇將劉鳳英賠付的款項向原告支付了85265元。但原告開辦的永和豆漿店于2001年9月30日停業，至今未營業。

被告成立于2000年9月26日，于2002年10月成為上海連鎖商業協會團體會員，于2003年2月成為中國連鎖經營協會會員。

上述事實有下列證據證明：

1．臺灣弘奇在中國大陸的商標注冊證。

2．核準轉讓注冊商標證明。

3．經臺灣地區士林地方法院公證處認證的臺灣弘奇及其創辦人林柄生于2000年9月1日向被告出具的授權書。

4．由上海市公證員協會出具的證明。

5．永和國際與被告簽訂的商標使用許可合同及備案通知書。

6．臺灣弘奇與原告簽訂的商標授權使用許可合同。

7．原、被告簽訂“特許經營合約”。

8．唐山市路北區人民法院（2001）北民初字第2494號民事判決書。

9．陳凱華出具的收條。

10．電匯憑證。

11．被告派員至唐山市考察的交通、住宿費發票。

12．原告派員至被告處培訓的人賬說明和住宿費發票。

13．會員證。

（四）判案理由

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認為：國內貿易部制定的《商業特許經營管理辦法（試行）》（下稱《管理辦法》）對特許經營行為進行了規范，依據該《管理辦法》，特許經營是指特許者將自己所擁有的商標（包括服務商標）、商號、產品、專利和專有技術、經營模式等以特許經營合同的形式授予被特許者使用，被特許者按合同規定，在特許者統一的業務模式下從事經營活動，并向特許者支付相應的費用。因此，具備特許者資格是特許者得以與他人簽訂特許經營合同的前提。本案中，被告雖非“永和豆漿”品牌的持有人，但“永和豆漿”相關注冊商標和“永和豆漿中式美食體系”的所有人臺灣弘奇以授權書的形式，授權被告為“永和豆漿”大陸地區區域特許人，可以在許可區域內許可他人使用臺灣弘奇專用商品、商標、企業VI、營銷模式、培訓體系、財務體系、專有技術等，以及在許可區域發展“永和豆漿”加盟店。臺灣弘奇的授權行為并未違反我國法律的規定，應屬有效民事行為，據此授權，被告已取得中國大陸地區區域特許人的資格。在臺灣弘奇向被告出具授權書時，被告雖尚未注冊成立，但被告在此后注冊成立，具備了法人資格，該授權書的效力當然及于被告成立之后。在臺灣弘奇將注冊商標轉讓給永和國際之后，被告繼續從永和國際取得注冊商標的使用權以及許可他人使用的權利。因此，原告稱被告不具備特許者資格、以欺詐手段與原告簽訂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原告認為，依據《管理辦法》規定，特許者需具備1年以上良好的經營業績，而被告與原告簽訂合同時成立尚不足1年，因此合同應屬無效。鑒于“永和豆漿”的相關商標在1995年已在中國大陸注冊，該品牌在我國餐飲業中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加之被告是依據臺灣弘奇的授權與原告簽訂合同，因此，被告成立的時間對原告的加盟行為并無直接的影響。又因《管理辦法》屬部門規章，原告以被告違反該規章為由主張合同無效，亦缺乏法律依據。關于原告認為被告在餐飲連鎖店中無獨特的專利產品和可傳授的經營管理技術和訣竅的主張，本院難以支持。首先，被告已經按約定將“永和豆漿”的注冊商標、企業形象等授權原告使用，并已在原告開業前就員工操作規程、食品的制作工藝等對原告的員工進行了培訓和指導。其次，依據慣例，餐飲連鎖店的操作規程、食品制作工藝等均需統一，否則，難以體現特許者統一的業務模式。再次，依據原、被告雙方在“特許經營合約”第三條第7項中的約定，“原告所屬人員均應接受被告所安排之相關訓練，并經被告檢定認可后方可正式營業”，因此，如果被告未對原告進行培訓、未向原告傳授食品制作工藝等技術，原告根本無法開業。綜上，本院確認被告已履行了相應的合同義務。從本案的實際情況來看，原告所設立的永和豆漿店停業的原因在于劉鳳英所開設假店對原告合法權益造成的侵犯，對此，臺灣弘奇已起訴劉鳳英并獲勝訴，臺灣弘奇已將劉鳳英賠償款項的80％支付給原告用作補償。而原告在停業后，怠于繼續履行“特許經營合約”，至今未繼續開業，造成其經濟損失的擴大，原告要求被告承擔因原告自身行為造成的損失，于法無據。鑒于原告有關合同無效的主張不成立，且被告不存在違約行為，因此，原、被告間的合同尚不具備解除的條件。現被告自愿解除合同并退還原告保證金5萬元，于法不悖，本院對此予以準許。考慮到原告停業至今，以及被告同意解除合同的意愿，對本院判決解除合同之日至合同期滿之日（即2004年4月30日）的商標使用費和加盟金，被告應酌情按比例向原告返還，經計算，商標使用費為8100元，加盟金為6480元，共計14580元。

（五）定案結論

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六十條、第九十三條第一款之規定，判決如下：

1．解除原告陳微與被告上海弘奇食品有限公司于2001年4月1日簽訂的“特許經營合約”；

2．被告上海弘奇食品有限公司于本判決生效后十日內返還原告陳微合同保證金人民幣50000元；

3．被告上海弘奇食品有限公司于本判決生效后十日內返還原告陳微商標使用費人民幣8100元，加盟金人民幣6480元，共計人民幣14580元；

4．原告陳微的其他訴訟請求，不予支持。

案件受理費人民幣10404元，由被告上海弘奇食品有限公司負擔1353元，原告陳微自行負擔9051元。

第四篇：中建材集團進出口公司訴江蘇銀大科技有限公司等擔保合同案

中建材集團進出口公司訴江蘇銀大科技有限公司等擔保合同案

基本信息

案件名稱： 中建材集團進出口公司訴江蘇銀大科技有限公司等擔保合同案

案號：（2009）高民終字第1730號 案件類型： 民事

案由： 保證合同糾紛 審理法院：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

審理程序： 二審 裁判日期：

當事人： 中建材集團進出口公司,江蘇銀大科技有限公司 案例性質： 參考性案例

案例正文

中建材集團進出口公司訴江蘇銀大科技有限公司等擔保合同案

問題提示：如何認定公司對外提供擔保的效カ？

【案例索引】

一審：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08）二中民初字第13716號（2008年11月11日）

二審：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09）高民終字第1730號（2009年9月22日）

【案情】

原告（被上訴人）：中建材集團進出口公司（以下簡稱中建材公司）

被告（上訴人）：江蘇銀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銀大公司）

被告：北京大地恒通經貿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恒通公司）

被告：北京天元盛唐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天元公司）

被告：天寶盛世科技發展（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天寶公司）

被告：四川宜賓俄歐工程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俄歐公司）

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2005年期間，中建材公司與恒通公司簽訂五份《進ロ項目委托代理協議書》，對中建材公司代理恒通公司進ロ新加坡GXD公司工業計算機服務系統有關事宜進行了約定。

原告中建材公司在一審訴稱：2005年中建材公司接受恒通公司委托，為恒通公司代理進ロ工業計算機系統和其他物品，并代墊有關費用，恒通公司向中建材公司支付進ロ工業計算機系統貨款及各項費用（包括進ロ代理費）。中建材公司按照雙方約定履行完進ロ代理義務后，恒通公司未能及時履行合同義務，一直拖欠部分貨款及各項費用。2006年10月10日，中建材公司、恒通公司和天元公司簽訂一份《備忘錄》，確認截至2006年9月30日，恒通公司仍欠中建材公司共計18907936.92元，其中進口貨款、各項費用計201656.92元，逾期利息計2706280元，恒通公司需于2006年12月31日之前分期還清全部欠款。《備忘錄》中同時約定，天元公司為恒通公司提供連帶責任保證。此后，銀大公司、天元公司、天寶公司、俄歐公司分別向中建材公司出具《承諾書》及《承諾函》，承諾為恒通公司對中建材公司全部應償還債務（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及違約金、利息、追索債權費用）提供連帶責任保證。似恒通公司僅償還部分本金，各保證人亦未能清償全部貨款和各項費用。故中建材公司訴至法院，請求判令：（1）恒通公司向中建材公司支付欠款本金15532175.94元；（2）恒通公司向中建材公司支付自2006年10月10日起至全部債務清償之日止按照日萬分之五利率計算的逾期付款利息（違約金）（暫計至2008年8月1日為7959081元）；（3）天元公司、天寶公司、銀大公司、俄歐公司對上述欠款及逾期付款違約金承擔連帶清償責任：（4）五被告共同承擔該案全部訴訟費用。

被告恒通公司、天元公司、天寶公司、俄歐公司未向一審法院提交書面答辯意見，但其在一審法院庭審中ロ頭答辯稱：對中建材公司起訴的代理進ロ事實、保證事實均無異議，認可中建材公司主張的欠款本金數額。對于中建材公司主張的利息，不認可2007年底新増加的30519.02元費用自2008年1月1日起計息，該筆費用應自判決生效之日計息，其余利息予以認可。

被告銀大公司未向一審法院提交書面答辯意見，但其在一審法院庭審中口頭答辯稱：《承諾書》的簽署時間是2006年10月19日，而在2005年5月銀大公司已變更為現名稱，《承諾書》的主文是銀大公司，加蓋的公章卻是銀大公司的原名稱江蘇廣興達銀大科技有限公司，形式要件上擔保不成立。且《承諾書》上銀大公司的公章是何壽山通過其他途徑取得的，并非銀大公司的印鑒。中建材公司在簽署《承諾書》過程中存在過失，未審查何壽山是否經銀大公司董事會同意對外提供擔保，未審查銀大公司的印鑒是否真實。因此，中建材公司與銀大公司之間的擔保合同無效，銀大公司不應承擔保證責任。

2006年10月10日，中建材公司與恒通公司、天元公司簽訂《備忘錄》，約定恒通公司確認截至2006年9月30日，其應向中建材公司支付上述五份《進ロ項目委托代理協議書》項下的代理進ロ貨款、各項費用（含代理費）共計34279548.21元，逾期利息2706280元，恒通公司已支付18077891.29元，共欠中建材公司18907936.92元；恒通公司承諾于2006年10月歸還200萬元，每周還50萬元，2006年11月歸還1000萬元，每周還250萬元，2006年12月歸還800萬元，每周還200萬元，并將10~12月的逾期利息一并結清；天元公司為恒通公司還款提供連帶責任擔保；恒通公司、天元公司承諾在還款期間，由廣州海港大酒店代其毎日還款，到期恒通公司未足額還款時，由銀大公司無條件代為支付剰余欠款及利息，直至全部還清。《備忘錄》的附件1是恒通公司的應付款（至2006年8月30日）的明細表，附件2是恒通公司付款情況表，附件3是利息及罰息的金額并載明利息罰息按日萬分之五計算。

2006年10月19日出具加蓋有“江蘇廣興達銀大科技有限公司”印章和法定代表人何壽山簽字的《承諾書》載明：“中建材集團進出口公司：依照貴司于2006年10月10日星期二下午在北京市朝陽區大屯路風林綠洲西奧中心北京大地恒通經貿有限公司會議室與北京大地恒通經貿有限公司和北京天元盛唐投資有限公司簽署的備忘錄，現我公司承諾如下：如若北京大地恒通經貿有限公司和北京天元盛唐投資有限公司在上述備忘錄的還款期限到期時未能足額還清貴司債務，本公司——江蘇銀大科技有限公司將無條件代為支付剩余全部欠未及利息等，還款期限20天，直至全部還清。本承諾書作為上述備忘錄的補充文件，經我公司蓋章和法人代表簽字后，與原備忘錄具有同等效力。”中建材公司在一審庭審中出示的該《承諾書》原件顯示，何壽山是在加蓋了“江蘇廣興達銀大科技有限公司”印章的《承諾書》復印件上簽字確認。

2008年6月4日，天元公司向中建材公司出具《承諾函》，承諾為恒通公司向中建材公司歸還《備忘錄》中約定的剰余欠款及利息、違約金、損害賠償金、訴訟費用和實現擔保債權的費用等提供連帶責任保證，直至款項全部還清。

2008年6月6日，天寶公司、俄歐公司分別向中建材公司出具《承諾書》，兩公司均承諾對恒通公司根據《備忘錄》對中建材公司的全部應償還債務（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及違約金、利息、追索債權費用）承擔連帶還款責任，該連帶還款責任是獨立的不可撤銷的，直至債務全部還清。

上述《備忘錄》、《承諾函》、《承諾書》簽訂和出具后，恒通公司僅向中建材公司歸還欠款本金70萬元，剩余欠款本金和利息未向中建材公司支付，天元公司、天寶公司、俄歐公司、銀大公司亦未向中建材公司履行擔保責任。在一審庭審中，恒通公司和中建材公司共同確認，截至2007年12月31日，恒通公司的欠款本金為15501656.92元，利息為6304904元。中建材公司主張自2008年1月1日起按日萬分之五計算欠款本金15532175.94元（其中包括2007年底新増加的費用30519.02元）的利息，恒通公司對中建材公司主張的欠款本金總計15532175.94元予以認可，但主張自2008年1月1日起計算新増加的費用30519.02元的利息，沒有依據，該筆費用應自判決生效之日起計算利息。

另查明：銀大公司原名稱為江蘇廣興銀大科技有限公司，于2005年5月變更為現名稱。2005年5月至2007年6月期間，何壽山系銀大公司法定代表人。

一審庭審中，銀大公司雖主張2006年10月19日《承諾書》上加蓋的印章并非其公司印鑒，但經該院釋明，銀大公司表示不申請鑒定。銀大公司就原“江蘇廣興達銀大科技有限公司”印章的去向向法院提交的書面說明中表述，該印章存放在銀大公司檔案室。

經二審法院庭審質證和認證，除認定一審法院查明的事實外，另查明：根據2004年8月18日恒通公司向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的企業變更（改制）登記申請書載明：恒通公司由原名稱北京廣恒天一科技發展有限公司變更為恒通公司；法定代表人由王彬變更為何壽山，根據2005年8月26日恒通公司向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的企業變更（改制）登記申請書載明：恒通公司法定代表人由何壽山變更為鐘躍軍。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備案中有一份恒通公司第二屆第二次股東會決議，該決議載明：免除何壽山執行董事及總經理的職務。

2006年銀大公司的公司章程載明，鑒于新《公司法》于2006年1月1日正式實施，特修訂銀大公司章程。股東名稱為北京唯美星計算機安全保護技術有限公司、何壽山、唐明華、郭佩芳和郝龍群。銀大公司的注冊資本為3058萬元，其中北京唯美星計算機安全保護技術有限公司出資1070萬元，郭佩芳出資874.12萬元，何壽山出資596.4萬元，唐明華出資417.48萬元，郝龍群出資為100萬元。何壽山作為股東占銀大公司股份的19.5%。此外，銀大公司公司章程第34條第2款約定：“董事、高級經理人員不得有《公司法》第149條規定的行為。”

【審判】

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中建材公司與恒通公司簽訂的《進口項目委托代理協議書》、中建材公司與恒通公司、天元公司簽訂的《備忘錄》、天元公司向中建材公司出具的《承諾函》以及天寶公司、俄歐公司向中建材公司出具的《承諾書》均系各方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對各方當事人均具有約束力。恒通公司未按《備忘錄》約定向中建材公司償還債務，構成違約，應向中建材公司承擔償還債務本金及利息的責任。對于恒通公司認可的欠款本金及利息數額，該院予以確認。關于2007年底新增加費用的計息起始時間問題，中建材公司未舉證證明雙方對該筆費用的支付期限進行過約定，亦未舉證證明在該筆費用發生后其曾向恒通公司進行過催收，故該院采信恒通公司的主張，該筆費用應自判決生效之日起計息。另依據《承諾函》、《承諾書》，天元公司、天寶公司、俄歐公司分別與中建材公司成立保證合同關系。天元公司、天寶公司、俄歐公司作為保證人，未依約履行擔保責任，亦構成違約，應當對恒通公司的債務本息向中建材公司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關于銀大公司在該案中應否承擔保證責任的問題。根據一審法院審理查明的事實，2006年10月19日的《承諾書》出具時，何壽山系銀大公司法定代表人，其在加蓋有銀大公司印鑒的《承諾書》復印件上簽字的行為，表示其對該《承諾書》復印件真實性予以認可。江蘇廣興達銀大科技有限公司與銀大公司僅系公司名稱變更的關系，兩個名稱所指向的為同一公司，銀大公司雖對該《承諾書》上“江蘇廣興達銀大科技有限公司”印鑒的真實性和效カ提出質疑，但其表示不申請鑒定，且在銀大公司名稱變更后，原名稱“江蘇廣興達銀大科技有限公司”的印鑒并未銷毀而是由其自行保存，銀大公司未能提交有效證據證明其原名稱的公章不再使用，故銀大公司應承擔相應不利的法律后果，對其關于《承諾書》在形式要件上不能成立的主張，法院不予采信。銀大公司主張何壽山無權簽署《承諾書》，但未能提交有效證據證明銀大公司在內部權限劃分上對法定代表人對外擔保、訂立擔保合同進行了明確限制。故該案現有證據不能證明何壽山系超越權限簽署《承諾書》，因此《承諾書》對銀大公司有效，銀大公司應對恒通公司的債務本息向中建材公司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綜上，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六十條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第十八條、第三十一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九條第一款、第二十二條第一款之規定，判決：

一、恒通公司于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償付中建材公司欠款本金15532175.94元；

二、恒通公司于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向中建材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截至2007年12月31日的利息數額為6304904元；自2008年1月1日起至該判決生效日的前一日止，按照日萬分之五計算欠款本金15501656.92元的利息；自該判決生效之日起至欠款全部付清之日止，按照日萬分之五計算欠款本金15532175.94元未付部分的利息）；二。、天元公司、天寶公司、銀大公司和俄歐公司對上述判決第一項、第二項內容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四、天元公司、天寶公司、銀大公司和俄歐公司承擔保證責任后，有權向恒通公司追償；

五、駁回中建材公司的其他訴訟請求。如果恒通公司、天元公司、天寶公司、銀大公司和俄歐公司未按上述判決指定的期間履行給付金錢義務，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九條之規定，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

上訴人銀大公司不服一審法院上述民事判決，向：審法院提起上訴。其主要上訴理由及請求是：（1）一審判決書所述的“銀大公司對該《承諾書》上江蘇廣興達銀大科技有限公司印鑒的真實性和效カ提出質疑，但其表示不申請鑒定”一項并非事實。因為被上訴人中建材公司無法提供《承諾書》的原件，因此，銀大公司并非不申請鑒定，而是無法申請鑒定，也無須申請鑒定。（2）一審判決根據“銀大公司對該《承諾書》上江蘇廣興達銀大科技有限公司印鑒的真實性和效力提出質疑，但其表示不申請鑒定”便得出法定代表人何壽山在《承諾書》復印件上簽字的行為有效的結論是錯誤的。因為法定代表人無權代表公司對外提供擔保，所以不管銀大公司有無申請鑒定、鑒定結果如何，何壽山代表銀大公司簽訂的擔保合同均無效。該《承諾書》的有效與否，法律有明確的規定，不是申請鑒定與否所能改變的。（3）-審法院關于何壽山是否有權代表公司對外提供擔保的認定有誤。銀大公司向一審法院提供的銀大公司公司章程第34條規定：“董事、高級管理人員不得有下列行為……違反公司章程的約定，未經股東會、股東大會或者董事會同意，將公司資金借貸給他人或者以公司資產為他人提供擔保。”銀大公司法定代表人何壽山對外提供擔保，并沒有經過股東會、股東大會或者董事會同意，故何壽山對外擔保因違反于2006年1月1日正式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以下簡稱新《公司法》）第16條的強制性法律規定，應為無效擔保。可見，一審法院適用法律存在錯誤。（4）銀大公司并非該《承諾書》的簽章人，該《承諾書》在形式要件上不能成立。（5）中建材公司未能盡到審慎的審查義務，不能作為善意的第二人要求銀大公司承擔保證責任。綜上，請求二審法院依法撤銷原審判決，將本案發回重簾或依法改判，并由中建材公司承擔本案的上訴費用。

被上訴人中建材公同服從一審法院判決，其針對上訴人銀大公司的上訴理由答辯稱：（1）-審法院認定事實清楚，杏明了銀大公司通過其法定代表人何壽山簽訂《承諾書》的事實。（2）銀大公司的上訴意見主要集中在銀大公司提供的《承諾書》是否冇效的問題。中建材公司認為，銀大公司提供的《承諾書》是有效的，銀大公司應當承擔連帶擔保黃任。

原審被告恒通公司、天寶公司服從一審法院判決，但其針對上訴人銀大公司的上訴理由答辯稱：銀大公司提供的《承諾書》是復印件，也沒有公章，缺乏必要的形式要件，故-審法院判決銀大公司承擔擔保責任是有誤的。

原審被告天元公司、俄歐公司經二審法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參加訴訟，亦未提交書面答辯意見。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本案各方當事人對五份《進口項目委托代理協議書》所涉及的事實以及中建材公司與恒通公司、天元公司簽訂的《備忘錄》所涉及的債權債務數額不存爭議，且對天元公司向中建材公司出具的《承諾函》以及大寶公司、俄歐公司向中建材公司出具的《承諾書》不存爭議，故一審法院對上述合同效力的認定正確，法院予以確認。

本案二審的爭議焦點在于銀大公司出具的《承諾書》是否構成合法有效的第三人保證問題。法院認為，銀大公司出具的《承諾書》構成合法有效的第三人保證。理由如下：

1.銀大公司出具的《承諾書》具備相應的形式要件。本案中，雖然銀大公司出具的《承諾書》是復印件，但該承諾提供擔保的函件得到當時銀大公司法定代表人何壽山的簽字確認，故根據《合同法》第32條關于“當事人采用合同書形式訂立合同的，自雙方當事人簽字或者蓋章時合同成立”的規定，銀大公司出具的《承諾書》有效成立。此外，公司的行為能力及意思表示通過法定代表人以公司的名義所為的行為，是公司法人的法律行為，由此產生的權利義務對公司法人具有約束力，故根據《民法通則》第38條關于“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組織章程規定，代表法人行使職權的負責人，是法人的法定代表人”以及《民法通則》第43條關于“企業法人對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員的經營活動，承擔民事責任”的規定，銀大公司法定代表人何壽山的行為在法律上即視為銀大公司自身的行為，其在《承諾書》上簽字的行為應當認定為銀大公司對《承諾書》的確認。故法院對銀大公司關于其并非該《承諾書》的簽章人、該《承諾書》在形式要件上不能成立以及法定代表人何壽山在《承諾書》復印件上簽字的行為無效的上訴主張，不予采信。

2.銀大公司提供擔保的承諾應為有效。雖然本案的《進ロ項目委托代理協議書》簽訂于2005年，但本案涉及的《備忘錄》以及銀大公司出具的《承諾書》簽訂于2006年10月，故本案應適用新《公司法》。通過對新《公司法》第16條關于“公司向其他企業投資或者為他人提供擔保，按照公司章程的規定由董事會或者股東會、股東大會決議；公司章程對投資或者擔保的總額及單項投資或者擔保的數額有限額規定的，不得超過規定的限額。公司為公司股東或者實際控制人提供擔保的，必須經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決議”含義的理解，該條并沒有規定公司違反上述規定對外提供擔保應認定為無效。但關于公司違反這一規定對外提供擔保的合同效力問題，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く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一）》（以下簡稱《合同法解釋

（一）》）第4條關于“合同法實施以后，人民法院確認合同無效，應與以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和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為依據，不得以地方性法規，行政規章為依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二）》〔以下簡稱《合同法解釋

（二）》〕第14條關于“合同法第52條第（5）項規定的?強制性規定?，是指效カ性強制性規定”的規定，在《合同法》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縮小了合同因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而無效的情形。因此，新《公司法》第16條的規定并非效力性強制性的規定：在新《公司法》沒有明確規定公司違反新《公司法》第16條對外提供擔保無效的情形下，對公司對外擔保的效カ應予確認。此外，根據《合同法》第50條關于“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法定代表人、負責人超越權限訂立的合同，除相對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其超越權限的以外，該代表行為有效”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擔保法解釋》）第11條關于“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法定代表人、負責人超越權限訂立的擔保合同，除相對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其超越權限的以外，該代表行為有效”的規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違反公司章程的規定對外提供擔保應認定為有效。可見，對于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權對外提供擔保的情形，公司對外仍應對善意第三人承擔民事責任，故本案銀大公司的擔保責任不能免除。

3.中建材公司應為善意第三人。有限責任公司的公司章程不具有對世效力，有限責任公司的公司章程作為公司內部決議的書面載體，它的公開行為不構成第三人應當知道的證據。強加給第三人對公司章程的審查義務不具有可操作性和合理性，第三人對公司章程不負有審查義務。第三人的善意是由法律所推定的，第三人無須舉證自己善意；如果公司主張第三人惡意，應對此負舉證責任。因此，不能僅憑公司章程的記載和備案就認定第三人應當知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超越權限，進而斷定第三人惡意。故在銀大公司不能舉證證明中建材公司存在惡意的情形下，應當認定中建材公司為善意第三人，中建材公司已經盡到合理的審查義務。

可見，銀大公司出具的《承諾書》擔保形式完備，內容不違反法律、法規有關效力性的強制性法律規定，應認定為構成合法有效的第三人保證，銀大公司成承擔連帶保證責任。故銀大公司上訴關于其法定代表人何壽山對外提供擔保，其行為違反公司章程的規定，并沒有經過股東會、股東大會或者董事會同意，故何壽山對外擔保因違反《公司法》第：16條的強制性法律規定，應為無效擔保的上訴請求以及中建材公司未能盡到審慎的審查義務，不能作為善意的第三人要求銀大公司承擔保證責任的上訴請求，法院不予支持。

綜上，一審法院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應予維持。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條、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定，缺席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第五篇：上海民辦中學訴教師王某違反聘用合同案（共）

上海民辦中學訴教師王某違反聘用合同案 時間:2009-10-29 19:31來源: 作者: 所屬欄目:人事仲裁

原告：上海民辦B中學

被告：王某,原系上海民辦B中學聘用教師

第三人:上海市公辦A中學

2002年4月,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應屆本科生王某即將畢業,上海民辦B中學有意招聘其作為外語教師,但按照當時上海市人才引進政策,王某未能達到引進條件。上海市某區教育局為扶持B中學的師資隊伍建設,決定通過上海市A中學(上海市某區一公辦中學)引進王某,因王某的情況符合上海市公辦學校的進人條件,A中學引進后再由B中學借用。2002年4月9日,A中學與王某簽訂聘用協議書,約定王某畢業后A中學必須接受,王某亦不得與其他單位簽訂聘用協議,否則需支付違約金兩萬元。另外約定,王某在A中學的服務期為5年,若服務期未滿王某決定調離,需藎付違約金5萬元。2002年9月1日,王某又與B中學簽訂聘用協議書,雙方約定,王某到B中學從事英語教掌工作,聘用期為3年,聘期內王某未經同意離開工作崗位,需支付違約金每年1萬元。王某到B中學工作后,工資由B中學發放,“四金”則由A中學為其繳納。2003年9月”日,王某在高二(2)班上課時,與所教班上學生發生沖突,中途負氣離開教室,之后以請病假為由未到校上課。2O03年12月初,B中學聽說王某已在別的學校任課,遂與其聯系,協商回校任教等問題,雙方未能達成一致。B中學以王某違反聘用協議,于2003年12月向上海市某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違約金兩萬元,賠償各項損失3萬元。

區法院認為,此案系聘用協議糾紛,應當先申請仲裁,對仲裁決定不服方可提起訴訟,因而裁定不予受理。B中學于2004年1月18日向區人事爭議委員會申請仲裁,區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以申訴事項不屬其受理范圍,決定不予受理。B中學又于2004年2月5日向區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區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認為,申請人為民辦非企業單位,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勞動爭議處理條例》的有關規定,其與被申請人的爭議不屬勞動爭議仲裁的受理范圍,遂于2004年2月3日作出仲裁決定,不予受理。B中學繼而再向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區法院于2004年2月18日以一般勞動爭議案決定受理。區法院于2004年3月9日開庭審理此案。在法庭辯論中,原、被告雙方形成的關系到底是勞動關系,還是勞務關系,成為爭議的焦點。原告方認為,被告的“四金”由A中學繳納,其人事關系在A中學,原告與其建立的是勞務關系,因此既可以要求支付違約金,又可以要求違約損害賠償。被告則認為,其與原告形成的是勞動關系,聘用協議設定的違約金依據《上海市勞動合同條例》第十七條的規定應屬無效。面原告方主張的違約損害賠償,應當提供充分的事實依據。第一次開庭后,王某以自已與A中學簽有聘用協議,而該校未能履行約定,亦向區法院提起訴訟,要求A中學承擔違約責任。法阮受理后,以此案與B中學訴訟案有直接關系,將兩案合并審理,并追加A中學為B中學訴王某一案的第三人,通知各方于2004年4月27日第二次開庭審理此案。

在第二次開庭前,區教育局出面進行調解,A中學、B中學和王某協商達成工致,王某賠償B中學1萬元,A中學為王某辦理調出手續。三方當事人庭外和解后,B中學和王某分別向區法院提出撤訴申請,區人民法院裁定準許52 中小學教師的任用及其糾紛的處理撤拆,此案審結。

按照我國現行法律法規,民辦學校的單位性質屬“民辦非企業單位”,而人事爭議仲裁適用于事業單位,事業單位是國家機關舉辦或其他組織利用國有資產舉辦的,具有公辦性質,顯然,民辦學校的單位性質與之不符,因此區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對B中學的仲裁申請不予受理是有依據的。另外,勞動爭議仲裁一般適用于企業、個體經濟組織的勞動爭議,而民辦學校肯定不屬于企業和個體經濟組織,當然根據《勞動法》第二條第二款,國家機關、事業組織、社會團體與個人形成勞動關系,也可以適用《勞動法》,但是民辦學校不屬于事業組織,也不屬于社會團體。因此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如果嚴格適用當時的有關勞動法律規范,可以認為民辦學校的教師聘用糾紛不屬于勞動爭議受案范圍。國家有關規定似乎也不傾向于把民辦學校與其教師簽訂的合同稱為“勞動合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第二十四條第一款,“民辦學校聘任教師、職員,應當簽訂聘任合同”,而第二款規定, “民辦學校招用其他工作人員應當訂立勞動合同”,可見,該行政法規還是試圖將民辦學校與教師簽訂的合同區別于民辦學校招用其他工作人員訂立的合同。這樣,民辦學校教師聘用糾紛的當事人就陷人了狀告無門的境地。但從維護民辦學校和教師雙方權益的實際出發,一般法院還是將此類爭議作為勞動爭議案受理。當然,在《勞動合同法》實施之后,這一問題已在全國范圍內解決,因為根據該法第二條第一款之規定,民辦非企業單位與勞動者建立勞動關系,適用《勞動合同法》。

本案的另一疑難之處是原、被告之間到底形成勞動關系還是勞務關系。原告方之所以主張原、被告之間形成勞務關系,是因為根據《上海市勞動合同條例》第十七條的規定,勞動合同對勞動者的違約行為設定違約金的,僅限于“違反服務期約定”和“違反保守商業秘密約定”兩種情形,此處的“服務期”,系因用人單位出資招用、培訓或者提供其他特殊待遇,而與勞動者約定的服務期,因此如果認定原、被告之間形成勞動合同關系,則原告方主張的違約金責任無效,如認定為勞務關系,則違約金條款的設定并不違法。勞務活動是個人或組織通過提供一定的勞動服務或勞動成果來獲取一定報酬的活動,如學校聘請非本校教學人員承擔某一課程講授,按課時支付講課金的情形,但勞務合同與勞動合同有本質的區別:勞務合同關系中勞務的提供方既可以是個人,也可以是單位,與勞務接受方沒有組織上的隸屬關系,而勞動關系中的勞動者只能是個人,并且必須加入用人單位的組織,成為其組織的一員并服從其管理;勞務合同關系下接受勞務的一方支付的是與勞動成果等價的報酬,可分期付款,也可以一次性付清,而勞動合同關系下則是勞動者為用人單位實施一定的勞動行為,單位持續支付或定期支付工資,以維持勞動者生活消費;勞務合同關系受《民法通則》、《合同法》等民事法律規范調整,而勞動關系則受《勞動法》等有關勞動法律規范調整;勞務合同爭議可以直接提起民事訴訟,而勞動爭議須先申請仲裁,后提起訴訟。從本案的實際情況看,原告B中學正式聘用被告為教師,安排教學任務并按月支付工資,進行正常的教師管理,其與被告形成的法律關系不應是勞務關系。

上海律師胡燕來，二十年只做法律，被政府榮記個人三等功兩次，擅長人事仲裁和企業法律顧問，手機***，郵箱hulvshi11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