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本是梁啟超任教于清華大學、南開大學等校所編的講義，約撰于1923 年至1929 年之間。這本書被人們視為關于清代學術發展史的名著，突破了學案體的學術史著述模式，為學術史的撰著體例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全書共有16 個章節，可以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到第四章，綜合敘述明末清初的學術變遷及其對政治的影響。第二部分包括第五到第十二章，這八章主要介紹對清學做出了突出貢獻的名家巨匠的學術思想。總體來說，前兩部分可被視為一個有機整體，分別從引論、總論、心學余波、經學建設、哲學、史學建設、程朱學派、顏李學派、自然科學等方面論述“清學”，以人物為中心，分析介紹其思想要點。剩下的第十三到第十六章曾被梁啟超于1924 年6 月至9 月發表于《東方雜志》，并先后于1929 年、1936 年由上海民智書局、中華書局出版單行本，至1932 年被作者收入《飲冰室合集》中。這四章被人們視為梁啟超一直從事的中國通史或中國文化史研究中的清代部分。此書是一本有著百科全書色彩的清代學術史，對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具有開拓創新的作用，對我們今天的研究也有可借鑒 之處。

第二篇：1.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學術與文化：變遷、整理與再造

——讀梁啟超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札記

杭州師范大學人文學院人教091陸琦楊0901081017

一

梁啟超所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將目光投注到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即明清之際到民國初年的知識界，洞察學術演變中的潮涌和暗流，捕捉文化發展的大端與細節。

任公這一部講義的第一節《反動與先驅》中開宗明義，指出其目的在于“說明清朝一代學術變遷之大勢及其在文化上所貢獻的分量和價值。”全書的結構就是在這一寫作和講演總目標的設定下組織、展開的。從“縱”的時間流動來說，清朝三百年“學術變遷之大勢”主要勾畫的是前近代星空下中國知識思想界亦即“學者社會”翻涌著的內在思潮和鮮活著的外向特征；以“橫”的共同時空的角度著眼，清儒之學術并非宋明時期朱子、王學的自然承緒和單純膜拜，而因明清易代、儒林分化、西學輸入和人心思變等因素綜合作用發酵，以致破除舊障、別創新境，以新的學者、新的方法、新的眼光、新的精神開有清一代學術風氣，導三百年文化發展之主流，終如偉大漫長的地質造山運動，于戰火焚天、兵燹屠城的時代荒虛之中隆起一座座奇崛瑰麗之文化巨峰——其于中華數千年文化史之“貢獻的分量和價值”重逾泰岳，殊具特色。梁任公這部大書正是以這三百年的學術風云為線索，以明清至民初之學林諸巨擘大師為主體，縱論數百幾至千種學者論著，為當時學生、后輩小子公允評述了清代學術各門類的成就，清晰勾劃出清儒苦心孤詣用力之諸學科概貌。

二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書分十六節，計二十余萬字。通觀全書，可以明顯看出梁氏將十六節內容劃分為相互聯系的三大部分，著重論述了以下內容：

第一部分，包括第一講至第四講，凡四節。在這幾節中，任公擎筆指向清代學術變遷與當時政治環境、社會條件變化之影響（側重于政治方面），將三百年間的學術流變總趨勢提挈明。他指出“這個時代的學術主潮是：厭倦主觀的冥想

2而傾向于客觀的考察”1以及還有一個較為特殊的支流“排斥理論，提倡實踐”，認為其有著“再開出一個更切實更偉大時代的先驅”之重要意義。第一節《反動與先驅》作為“楔子”，首先回溯宋明理學“明心見性”思潮對知識界思想圈的統治，繼而論及王陽明學說末流積弊損害學術、戕害國是，造成明亡悲劇。厭倦王學末流、憎惡空談心性儼然是新時代學術“大反動”的總根源，回歸實際、注重客觀考察自然成為學術界對時代要求的一種動態回應。于是，在“晚明最末的二三十年”中，初露了新學術時代的幾大征兆：一）、王學自身的反動，劉宗周以“慎獨”入手，舍空談趨實踐二）、自然界探索的反動，徐霞客、宋應星的著作代表了一種踏實精神，也是中國自古以來少有的自然科學成果三）、歐洲歷算學之輸入，西方新學的輸入為當時閉鎖于世界之外的中國學術界帶來了新鮮空氣，促進了經世致用思想的傳布和傳續四）、藏書及刻書的風氣漸盛，藏書刻書風氣的盛行，是對當時空言講學的反動，為后世學者提供了有益工具五）、佛教方1 任公對這一學術主潮的不足之處也看得分明：“可惜客觀考察多半仍限于紙片上事物，所以它的效用尚未能盡量發揮。”參見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國畫報出版社2010年版），第1頁。2 “排斥理論，提倡實踐”最極致者當屬被梁氏概括為“實踐實用主義”的顏（元）李（塨）學派。

面的凈土宗反動。宋明理學與禪宗關系深厚，凈土宗的昌行，亦“從極平實的地方立定，做極嚴肅的踐履功夫”并回過頭來研究學理，在佛教領域扭轉了禪宗“束書不觀”之舊習。這對清代學術潮流的發展有著導向性和交互性的影響。

第二節至第四節為“清代學術變遷與政治的影響”之（上）（中）（下），其主要內容大抵是明末清初至于清末這一段歷史時期的學術流變大勢。梁氏本人從政十余年，于政治現象對學術界之影響頗為重視，以至于用了三節的篇幅來分別說明清代順康轉軌、于學術界極有關系者，就是順治、康熙兩朝對待士大夫政策的轉變乾嘉盛世、嘉道以降三個時期的學術界概況。任公看到明亡對學界的莫大刺激：異族征服激發士林志氣和學者對現實的關注，如顧、黃、王、顏等諸先生高擎“經世致用”的大旗幟，以絕大氣魄對王學實行修正乃至革命，共同學術潮流的形成奔涌造成了清初時代學界的波瀾壯闊。但這些前明遺老“大刀闊斧打開局面，但條理不免疏闊”。而康熙親政后對漢族士子漸變高壓政策為懷柔手段，皇帝本人亦向慕文化，倡導求學；兼之在清皇朝對全國的統治趨于穩固、社會日漸安定這一大背景下，以傳入的歐洲歷算學知識為重要推動力，開發出本土自然科學“新興的機運”，推進了對人文學科知識（盡管還只是古典文獻方面）的分析整理——由此，康熙二十年之后的傳統學術界“日趨于健實有條理”，仿佛處在科學黎明的前夜。

然而隨著康乾盛世的到來，清初眾多的學派潮流逐漸衰熄，按照梁氏的劃分，清初學術重要潮流約有四支：閻百詩、胡東樵之經學，開后來之乾嘉學派；梅定

九、王寅旭之歷算書；陸桴亭、陸稼書之程朱學；顏元、李塨一派的實踐學自然科學的火花乍燃瞬滅，經世致用之學淪為紙上功夫；而考據學獨盛，百余年間名家輩出，以至成為清代學術文化的代名詞。針對科學萌芽的衰滅，任公專重于政治原因的考察，也抓住了不同文化間的沖突，認為：一）、清朝襲用明代的八股取士，以科舉制度扼殺了近代科學的萌芽；二）、耶穌會內部的分裂牽累了西洋學問的地位和輸入。而對于“古典考證學獨盛”問題的理解，除去“把科學媒介人的失掉了”和傳統學者不尚“奇技淫巧”的習氣，梁啟超“拿政治現象來說明”：雍正、乾隆兩朝君主專制空前強化，雍正帝、乾隆帝父子大興數十起文字獄、禁毀書籍，實現了專制君主對知識界的鉗制，并將學者的思想自由剝奪殆盡。在專制政治的重壓下，學者們的聰敏才智“只有全部用去注釋古典”，雖然“在文獻上有意外的收獲和貢獻”，然整個學界的力量被長久消耗在幾部古典著作上卻是令人可惜扼腕。在學術史上，這股專務注釋古典、忠實研究經籍的思潮被標識為“漢學”，在乾隆、嘉慶兩朝全面占領了學術界，乾隆朝開四庫館，漢學派占據四庫館，壓倒宋學，取得全面勝利，標志著乾嘉漢學的頂峰涌現出為后世學者津津樂道的“乾嘉諸老”漢學派中又可以分為兩個支派：一是以惠棟為中心的吳派，標榜“信古”；一是戴震領軍之皖派，追逐“求是”。此外尚有揚州、浙東二派，前者研究廣博，后者最大貢獻在史學上。乾嘉學者的學風近似于近世科學的研究方法，梁任公名之曰“科學的古典學派”，其對中國傳統典籍的整理闡發之全面、之成就可謂空前絕后。按照梁氏舉列的乾嘉學派工作的大概內容，有經書箋釋、史料搜補鑒別、辨偽書、輯佚書、校勘等十三項，可謂精細而宏大。“總而言之，乾、嘉間考證學，可以說是，清代三百年文化的結晶體，合全國人的力量所構成。”

古語云：盛極必衰。古典考證學在經歷了乾嘉時期的全盛之后就“漸漸蛻變，而且大部分趨于衰落了”。就政治形勢與學術界的互動而言，嘉、道以降，文字獄漸趨平息，君主編織的網羅大為疏闊，對士大夫的思想控制稍稍放松，這為有識之士走出書齋，邁進社會提供了條件；乾隆盛世之后的清王朝面臨著深刻的統治危機，社會矛盾尖銳、積弊叢生，引發了朝野普遍的“衰世”、“末世”之憂，令人不安的政治社會現實催促了清初經世致用精神的復蘇，常州學派的新興正是

這一新時期經世思潮之代表。龔自珍和魏源是這一新精神的杰出代言人“經世致用”的再生對統治著嘉、道年間學界的考據學造成了不小的沖擊，預言著新時代的來臨。咸豐、同治年間，全國或局部地區陷入長達二十多年的戰爭狀態，內外交困，特別是太平天國農民戰爭，其不僅沉重打擊了清王朝的統治，也令學術界受到波及，作為文化中心的江浙皖地區遭受戰火洗劫，公私藏書蕩然無存，未刊之著述稿本散亡不少，許多耆宿學者遭難殞身，后輩在應受教育之齡多半失學考據學“本已在落潮的時代，到這會更不絕如縷了。”以考據為本的漢學派又因門戶森嚴、支離破碎而惹起人心厭倦，與之對立的宋學得到復興；從中國與世界之關系看，晚清在列強的堅船利炮下被迫重開國門，洋務運動為發憤圖強之目的而興起，從內外因素上引發了國人學者對于西學的接觸、講求。而對外戰爭的失敗、喪權辱國條約之簽訂對國人精神思想之刺激絕大，“把空氣振蕩得異常劇烈，于是思想界根本動搖起來”——學術界的眼光遂漸從傳統學術中的漢宋之爭，今古文經之辯移向“外來思想之吸受”，進而演至“新”“舊”之論戰，竟而牽涉政局變革、影響社會風氣。

以上所叨叨絮絮之三百年學術流變，用第十節《實踐實用主義》的開頭第一句來概括就是：“有清一代學術，初期為程朱陸王之爭，次期為漢宋之爭，末期為新舊之爭。”可謂簡明至矣。

三

本書第二部分，包括第五節至第十二節，凡八節。第二部分篇幅最多，占全書十六節的一半。其分量亦十分重要，試圖包舉清初學界紛呈迭出之學術潮流及其代表人物，描繪出前現代時期波瀾壯闊之學術黎明期氣象。梁氏本人在第五節《陽明學派之余波及其修正》主講黃宗羲，先導以孫奇逢、李颙，附之以浙東諸儒、李紱論及黃梨洲的《明儒學案》提出了著述學術史的“四個必要條件”：第一，全面性；“敘一個時代的學術，須把那時代重要各學派全數網羅，不可以愛憎為去取。”第二，概括性；“敘某家學說，須將其特點提挈出來，令讀者有很明晰的觀念。”第三，客觀性；“要忠實傳寫各家真相，勿以主觀上下其手。”第四，人格呈現性。“要把個人的時代和他一生經歷大概敘述，看出那人的全人格。”參照這幾項標準，第二部分的八節內容尚經受得起檢驗——這部分基本上將有清一代重要的學術學派和學者囊括其中，并以鮮活筆調還原其面相行跡，以簡明言辭復刻其思想精神，三言兩語即可令讀者感受到傳主人物的品格。任公著文常帶感情，于《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亦然，但彼對各學派諸儒立論、批評都頗為中肯，其所居之位置甚為公允。試簡述如下：

第五節《陽明學派之余波及其修正》以黃宗羲為中堅展開，簡要敘述了明清之際至于康雍之時的王學之流風余韻。孫夏峰、李二曲等老輩以“倔強堅苦的人格”予“當時學風以一種嚴肅的鞭辟”；黃梨洲則以卓越的創造力在諸多領域奮發了中國十七世紀的學術熱情：將王學的內觀參悟功夫修正為外向實行主張1；寫作具有樸素民主啟蒙思想的《明夷待訪錄》；對《明史》之修成有大貢獻，撰寫兩部學案等，堪稱清代史學開山之祖；涉足經學、歷算、文叢編輯諸多方面樹先驅之旗幟；李紱則是清代王學最后一員健將，品格絕高，結束江右學派。

第六節《清代經學之建設》敘及四人，顧炎武、閻若璩為主角，胡渭、萬斯大為附錄。顧炎武為明清之際大學者，以巨大氣魄破壞晚明空洞學風，高標“經學即理學”之旗幟，梁任公即以此稱其為清學開山之祖。亭林先生學術之最大特色，“在反對向內的主觀的學問，而提倡向外的客觀的學問”，而其一生周游四方，1 黃宗羲將王陽明“致良知”之“致”字解釋為“行”字，足見他厭惡晚明空疏荒廢、清談性命的學風，愛好實踐考察的思維傾向。

踐履實行，用嚴正的規律來規律自己，鼓吹學人的社會責任，擎起經世致用之大旗，將此一份理想人格和學問精神付之實現，真可謂后生小子如我輩者之模范。

除去人格精神上的指標作用，放在清初學術界，亭林的特殊功績尚存三者：一曰開學風，排斥性命玄談，專務客觀研察二曰開治學方法，如勤搜資料，綜合研究，參驗耳聞目見以求實證等三曰開學術門類，如史實考訂、音韻、地理、金石諸學皆由亭林肇端影響了清代學術的百年發展。亭林學問博雜，雖開有清一代經學之風氣，但真正為清代經學第一人遺澤后世者，則閻若璩當之。閻百詩以一部《古文尚書疏證》揭露千年流傳的東晉人梅賾所造之《尚書》證偽，開啟了清代考據學的初生之門，疑古求是成為一時潮流，故而任公要將他視為“近三百年學術解放之第一功臣”。

第七節《兩畸儒》關注的是清初聲光絕無的兩位大師級人物：王夫之與朱舜水。王夫之隱居衡山，朱舜水東渡扶桑，皆在清初學林湮沒無聞，但于后世聲望日隆。任公講清代學術，自然不會放過這兩位隱身在歷史背后的大師。拿顧亭林與王船山比較，二人既能破壞，又能建設。區別在于，“亭林建設方向近于‘科學的’，船山建設方向近于‘哲學的’”。王船山不似顧亭林那樣排斥哲理，“一面極力提倡實行，一面常要研求最高原理”，其在哲學建設、史學評論、經學、佛學諸多領域建樹頗大。而朱舜水人格“光明俊偉”，其學風“主張實踐，排斥談玄”，在日本大昌朱子學，“給日本全國人以莫大感化”，對日本“德川二百余年太平之治”和明治維新產生強力影響。

第八節《清初史學之建設》主要收束浙東史學一派，萬斯同、全祖望為當時史學之翹楚，代表了學術江河之主流，附帶講論了清初其他的一些重要史學家、地理學家顧祖禹、顧棟高，馬骕、吳偉業。萬斯同師出黃梨洲，以為歷史是“建設在正確事實的基礎之上”，其功夫多半消耗在史料的搜集和鑒別上，這樣一種實證的治史精神對后來歷史學者影響不少。全祖望接續黃梨洲、萬季野之學脈，集清代浙東史學之大成，其治史風格既有黃、萬言傳教訓，又有自身峻嚴狷介品格之鍛煉，大端有四：一者，重視史料的搜集鑒別；二者，不作空洞推論、尖巧臆測；三者，公平中立，無門戶之見；四者，反對所謂“春秋筆法”和花哨的批評。以上治史精神與治學方法對于建設健實的史學實有莫大裨益。

第九節《程朱學派及其依附者》中，任公對官方主導之程朱理學不以為意，尤其鄙棄假道學先生們，孫承澤、李光地、方苞之流而對風格高峻，治學嚴謹之朱子學者則頗為欽佩本節即以張履祥、陸桴亭、陸隴其、王懋竑四賢為主線。梁氏點出：程朱學者之特出者，多半是獨善其身的有學者色彩的君子，“對于學術上并沒有什么新發明、新開拓”，論及辦事能力多數亦是平常甚而平庸；同時，梁任公對于程朱學派之價值并未完全貶低：他看到，在“晚明心學已衰之后，盛清考證學未盛之前”的學界空白中，朱子學充當了“中間極有力的樞紐”，對于清初學術大反動的完成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但程朱理學搭配八股科舉，全然扼殺知識界的活力，毒害人心風氣，此令任公不得不下一定語：“清初程朱之盛，只怕不但是學術界的不幸，還是程朱的不幸哩。”

第十節《實踐實用主義》重在敘述極端注重實踐的顏（元）李（塨）學派。顏元習齋以“復古”為旗號，不宗程朱陸王，用一種猛烈的力度革除破壞舊學，摧陷廓清了傳統學術的基礎。顏習齋否認一切紙上學問和明心見性般的講說，痛恨鉆入故紙堆的使人病弱的讀書求學。如此看來，乾嘉考據學派倒是另一層意義上的程朱陸王學，習齋若生在乾嘉間，必憤怒不已。從這個角度出發，顏習齋極端重視實行的作用，重行不重知，鼓吹“凡知識皆得自經驗”，倡導“唯習主義”，以改良習慣、練習實務。這些主張都切中時弊，乃不易之論。只是顏習齋為古代圣王之教束縛住，在精神上已經踏入近世，但內容上還拘泥于上古三代的成法。這不得不說是時代的遺憾。李塨是顏習齋的學生，對師門偏弊之處多有補救，品格高潔而有志趣。

第十一節《科學之曙光》專講清代歷算學家。蓋算術、歷法為古代中國少有受到重視之科學門類，又是科學之基礎。清代里算學大盛，在西洋歷法傳入后，獲得了極大之發展。王錫闡、梅文鼎二人即為個中扛舉大旗人物。其中梅定九以博大之姿開拓歷算研究的新層次新境界新途徑。按梁氏所說，梅定九在學術界之貢獻成績在于：第一，使得歷學脫離占驗獨立；第二，開創對歷學歷史的研究；第三，將歷學建設在數學基礎之上；第四，致力于普及歷算學；第五，嚴格求是，研究古算書，“力求本國學問的獨立”。

第十二節《清初學海波瀾余錄》在前述幾節之外，捕捉歷史中那些匆匆而過的身影，將目光投注到主流思潮之外的角落，介述了方以智、陳確、潘平格、費密、唐甄、胡承諾、劉獻廷、毛奇齡、朱彝尊、何焯、錢謙益、呂留良、戴名世等十余人的經歷、學術，呈現了程朱陸王、顧黃顏李、考據歷算之外的清初學界“方面之多與波瀾之壯闊”景象。

本節最后一句：“乾嘉以后，號稱清學全盛時代，條理和方法雖比初期致密許多，思想界卻已漸漸成為化石了。”將乾嘉學派時期的思想界情況輕輕掠過，宣判了“無足輕重”的罪名。講義就轉而進入下一部分了。

四

本書第三部分，包括第十三講至第十六講，凡四節。此一部分專講清儒乾嘉學派整理舊學典籍、發揮“實事求是”精神之成就。依據學術門類之相近，分為《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之

（一）、（二）、（三）、（四）四節。如果說，第一部分的主題是學術潮流之變化，第二部分的主角是清初學界諸大師，那么，第三部分的主要內容就是乾嘉考據文化的總成績總遺產之一：書籍，四節內容皆介紹各方面各領域的專門著述與經典之作。

第十三節講經學、小學現在所謂的文字學及音韻學方面的清儒著述。

第十四節論校注古籍、辨偽書、輯佚書的成績，兼總結校勘法、辨偽術和鑒定輯佚書優劣之標準。

第十五節談史學、方志學、地理學和譜牒學的發展狀況。

第十六節說及歷算學及其他科學、樂曲學的發展情勢和成就。

一部清代三百年學術史也就在梁任公感嘆楊宗稷研究琴學之價值之后落下最終的句點。而如何繼承清代學者們的求是精神和考據方法，開拓新的學術領域、發揚中西結合的優勢，創造中國學術的又一個春天，卻是梁任公這部學術史向我們提出的世紀之問了。

2012-8-25

第三篇：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讀后感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讀后感

（一）散章 靜嘉張讀書筆記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作者梁啟超，又任公，齋于飲冰室。由文首作者解釋，這是一部說明清朝一代學術變遷之大勢及其在文化上所貢獻的分量和價值的講義。上追晚明，即清代學術的先河，下至民國十年，晚清學術之末，終始之間約三百年，故名《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說起來任公個人著作我之前讀的不多，倒是在他列的國學入門書單指引下讀過幾本書。但這樣一個在近代有重要地位的大學問家，不論因為學術影響或者政治原因及其他，我們大多在心里對他有些印象。學生梁實秋為任公寫過一篇流傳頗廣的《記梁任公的一次演講》，說任公上臺講課前第一句話是“啟超是沒有什么學問的”,說完眼睛上翻輕輕點一下頭，“可是也有一點嘍”!這真是謙遜而又自負的話。先生他博學強記，講課旁征博引能大段地背書，有時候卡住停下來用手指敲打著自己的禿頭，學生們都緊張地屏息，直到他隨后又流利地背誦起來。更有趣的是，任公講演到興致高潮，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時掩面，有時頓足，有時狂笑，有時太息。講到《桃花扇》的“高皇帝，在九天，不管，”任公當一眾學生涕淚交錯不能自己，學生們也被引入情境，心有所悟。講到“劍外忽傳收薊北”,任公在涕淚中又大笑了。

我看到有學者討論治學境界說過一段話，其大意為如果忽略體認自得的實踐而空談理論，那就無法掌握學問的真諦，而就學術實踐而言，如果只是研究闡明，不能用切至的功夫去體認終究無法得起真髓。神游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于同一境界，才能有所得失，不作隔閡之論。我想梁任公定是有足夠的學問境界，懷陳寅恪所言“同情之了解”,才有如此動人的魅力。所謂二流的學者看能力，一流的學者看胸懷，大致如此。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起首一節為《反動與先驅》先由明代陽明學末流講起，王學自形成起一代代支流頗多影響甚大，從學術發展規律上來說每一學問發展緣起都有其生氣勃發開闊明朗的時候，而后學問思想形成穩定便趨于陳腐衰微。就陽明學來說因他有致良知談心性的旗幟口號，吸取禪宗經驗在格物致知外反求我心，便到了末期產生一大群不肯用功，不治學問的人，卻持良知心性忝在陽明學門下，風氣很壞。我想他們并非不知王守仁在悟出良知心性前有多少格致的功夫，只是庸儒無力深研罷了。所謂“無事袖手談心性，臨難一死報君王”,雖然王學之末流學問沒做好，但明清之際受此影響竟出了不少有品格的烈士。梁任公在《反動與先驅》中又提出，“這種反動，不獨儒學方面為然，即佛教徒方面也甚明顯。”宋、元、明三朝就像除禪宗無佛教，他舉出三位大師即蓮池、憨山、蕅益，他們提倡凈土宗，有反禪宗精神。這涉及三朝佛教界主流禪宗的淵源，也有禪凈之爭的問題。“禪凈優劣本來很難說——我也不愿意說，但禪宗末流，參話頭，背公案，陳陳相因，自欺欺人其實可厭，蓮池所倡凈宗，從極平實的地方立定，做極嚴肅的踐履工夫。”我覺得任公這一段分析是極有見地和洞察力的，“禪宗末流，參話頭，背公案，陳陳相因，自欺欺人其實可厭”,就我的閱讀了解，禪宗走向各種變化多樣的打機鋒辯論游戲，說是明心性求悟道，但宗下各派流的佛理根基與心性修短不同，難免有許多走向輕薄偏頗甚至自欺欺人。任公短短一句話批評準確深刻而有力，若非有全面的學識和總體上對學術史的把握能力，不能寫的這么精辟獨到。

梁任公寫到這一點對我很有提示，我對禪宗有些許簡單了解，但總是理不清脈絡。從歷史的角度看禪宗后期發展，禪宗束書不觀走向虛浮，凈土便以實學原典這樣根本的學問修持來做矯正。了解這一點很有助全面理解禪宗。而實學的意義如樓宇烈在宗教研究講記中所說，沒有深入佛學學理的研究是沒有所謂頓悟的。

書中梁任公用三章寫了清代學術變遷與政治的影響。很有趣地，梁任公引用佛家概念來敘說。“佛說一切流轉相，例分四期，曰：生、住、異、滅。思潮之流轉也正然，例分四期：

一、啟蒙期，生；

二、全盛期，住；

三、全盛期，異；

四、衰落期，滅。無論何國何時代之思潮，其發展變遷，多循斯軌。”在這里任公論了一，清朝對儒生的政策，即分階段地利用，高壓，懷柔。二，科學的興起與中止，即中國的八股，西方教會亂入皇室斗爭而失敗。科學發展失敗的一個原因竟然是教會高層亂入政治斗爭失敗，這讓我不禁對那陳腐的封建盛世什么都要卷入政治泥淖，產生一種巨大的失望。三，清初學派甚多而后轉入考據一門，學風由蹈空轉入實學，而封建高壓和思想控制是主要原因。四，考據沒落，社會政治各種亂事帶來思想界異動。

可以說清代學術變遷與政治影響是本書中梁任公著力討論的，而確實，這是個重要的問題。每朝的學問有每朝的特點，在封建社會集權下，學術被一種從上而下的干涉力影響，從來只有有限范圍的自由。遠者焚書坑儒然，獨尊儒術亦然；近者，元朝蒙古族主中原，漢族知識分子毫無地位；滿清治中國，擁兵入關，先屠后治。強兵雖得勝，無法治國便對知識分子先打壓，打壓不成而懷柔。統治時期更是各種高壓黑暗政策，明史案，文字獄不忍說，修《四庫》不異焚全書。清人考據學成就高，搞小學搞樸學搞古經，實在是無法做學術只能把精力總在別處。即使是沿脈絡從上古各代梳理下來，清代學術有功力而小思想成就的特點也是很明顯的。然我們也看到學術的生命力在于，稍有自由空氣，它便活躍起來。有一點很有趣，梁任公自己寫學術史，而這一段自己也是史中人，公車上書，康梁變法。清末新氣象潮流，梁啟超辦《時務報》，鼓吹革命，輸入外國學說。

梁任公的博學通識，全面的把握能力，精要的分析見解，潔雅的文字，都令人十分佩服。應該說大多數學者從自我學識到寫作之間是有距離的，學術作品的寫作又是另一個異于學術能力的事情。而就選《清代學術變遷與政治的影響》來細讀，梁任公實在高超！這本學術史的另一個特色之處是任公選寫主要學者黃梨洲，顧亭林，王船山，萬季野等，在這樣的組織方式下由學者寫了陽明學，經學，史學程朱等，更延伸到實踐實用主義，科學曙光。這樣寫學術史很特別，寫作方法大概取于史記紀傳體。每章節都有一定的獨立完整性，喜愛某個學者可以抽出單讀，學術史有了一種精神傳的味道。譬如寫梨洲先生，任公筆力深邃，其治學路徑，其學問成就，其人格德行，昭昭然。偶有間其語錄，相得益彰，更顯出任公學問厚積讓人佩服。如寫到陽明學傳人孫夏峰時引出《夏峰語錄》“諸儒學問，皆有深造自得之處，故其生平各能了當一件大事。其間雖異同紛紜，辯論未已，我輩只宜持平心探討，各取所長，不必代他人爭是非勝負也。一有爭是非求勝負之心，卻無前人不相干，便是己私，便是浮氣，此病關系殊不小。”我覺得這誠求學問之心，太令人敬佩了，風格之高值得我輩學習。這些經由任公篩選的語錄閃著古人思想的光芒，值得抄錄以為座右銘。比如顧炎武之“某雖學問淺陋，而胸中磊磊，絕無閹然媚世之習！”在這些部分外，梁任公還錄了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舉有經學、校注古籍、史學和歷算學等。

讀完此書，感到胸中磊磊然精神。我把這本學術史推薦給幾個朋友，說這是一本值得細讀的書。梁任公筆下學術為本，學人精神卓然突出，這高出一本學術史的價值之外。我想到梁啟超本人，號飲冰室主人。所謂飲冰，含義“十年飲冰，難涼熱血”.飲冰二字出自《莊子？人世間》，“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余光中觀飲冰室書齋說：“其室飲冰，其人猶熱。”這不需注釋，憂國憂民，心急如焚，心懷闊大，前輩學人就是這樣做的吧！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讀后感

（二）梁啟超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孫欽善

梁啟超（1873—1929），字卓如，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他是中國近代的改良主義者，1898年與康有為一起倡導維新，發動戊戌政變，二人并稱“康梁”.梁啟超早年即熱衷于史學的探討，不時有論著發表。晚年在清華大學等校講學，得以集中時間和精力進行學術研究，寫了不少學術著作，如《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國歷史研究法》、《儒家哲學》、《古書真偽及其年代》等，成為著名的學者。

一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在梁啟超的學術著作中占據重要地位，與《清代學術概論》關系密切，實為姊妹篇。《清代學術概論》撰成于1920年10月，他本是梁啟超與蔣方震《歐洲文藝復興史》所做的序言，曾以《前清一代思想史之蛻變》為題，連載于1920年11、12月出刊的《改造雜志》3卷之3、4、5期。次年2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單行本，改為今名。《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原為梁啟超在清華大學、南開大學任教時所編的講義，始撰于1923年冬，約于1925年春完成全書。其中《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的四章，曾單獨連載于1924年6月至9月出刊的《東方雜志》21卷之12、13、15至18各號。以全書出版的版本有1929年上海民智書局版、1932年中華書局《飲冰室合集》版（第17冊）、1936年中華書局單行本等。1983年朱維錚作了校注，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與《清代學術概論》合刊的《梁啟超論清史二種》本。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實際是清代學術史，為述及清代學術的前因與后變，故首尾包括了三百年的時間。關于這一點，作者開宗明義，在本書開頭就作了交代：“這部講義，是要說明清朝一代學術變遷之大勢及其在文化上所貢獻的分量與價值。為什么題目不叫做清代學術呢？()因為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經開清學的先河，民國十來年，也可以算清學的結束和蛻化。把最近三百年認作學術史上一個時代的單位，似還適當，所以定名為《近三百年學術史》。今年是公歷1923年。上溯到三百年前至1623年，為明天啟三年，這部講義就從那時候講起。”他還說明了此書與《清代學術概論》的關系：“我三年前曾做過一部《清代學術概論》。那部書的范圍和這部講義差不多，但材料和組織很有些不同。希望諸君預備一部當參考。”這說明兩書的宗旨和內容是差不多的，只是寫法有所不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無作者自序，其寫作宗旨可以從《清代學術概論》自序中間接了解到。《清代學術概論·第二自序》之

（二）說：“久抱著《中國學術史》之志，遷延未成。此書既脫稿，諸朋好益相督責，謂當將清代以前學術一并論述，……于是決意為之，分為五部：其一，先秦學術；其二，兩漢六朝經學及魏晉玄學；其三，隋唐佛學；其四，宋明理學；其五，則清學也。”由此可見，作者本想寫五部構成序列的學術史，《清代學術史》為其中的一部。又之

（三）說：“本書屬稿之始，本為他書作序，非獨立著一書也，故其體例不自愜者甚多。既已成編，即復怠于改作，故不名曰《清代學術史》，而名曰《清代學術概論》，因著史不能若是之簡陋也。五部完成后，當更改之耳。”由此可見，《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相對《清代學術概論》而言，實即“更改”之作的《清代學術史》，之所以不稱《清代學術史》，蓋因其他幾代的學術史沒有完成，沒有并稱的必要，而之所以以“三百年學術史”命名，前引該書開宗明義的話已經說明。

二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內容豐富、全面，前后兩大部分，一縱一橫，反映了清代學術發展的來龍去脈和各個方面。

全書共十六講，前十二講為“縱”的部分：第一講《反動與先驅》為“楔子”,分五點說明了“明朝煞尾二三十年間學術界所發生的新現象”,即“舍空談而趨實踐”,由以王陽明為代表的務虛的心學，向務實的考據學發展。第二講至第四講，分別為《清代學術變遷與政治的影響》之（上）（中）（下），就政治對學術的影響，分期歷述清代學術的發展。（上）講述清初期，包括順治、康熙兩朝。作者從清政府對漢人特別是知識分子的政策著眼，大概分了三期：第一期，順治元年至十年約十年間，利用政策。第二期，順治十一二年至康熙十年約十七八年間，高壓政策。第三期，康熙十一二年后，懷柔政策。作者認為“除第一期沒有多大關系外，第二期的高壓和第三期的懷柔，都對于當時學風很有影響”,致使由“前明遺老支配學界”,倡“經世致用”、“"日趨于健實有條理”的考證學，“其時學術重要潮流，約有四支：

一、閻百詩（若璩）、胡東樵（渭）一派之經學，承顧（炎武）、黃（宗羲）之緒，直接開后來乾嘉學派；

二、梅定九（文鼎）、王寅旭（錫闡）一派之歷算書，承晚明利（瑪竇）、徐（光啟）之緒，作科學先鋒；

三、陸桴亭、陸稼書（隴其）一派之程朱學，在王學漢學之間，折衷過渡。

四、顏習齋（元）、李剛主（塨）一派之實踐學，完成前期對王學革命事業而進一步”.（中）講述清中期乾嘉考證學，此期“漢學思想正達于最高潮，學術界全部幾乎都被他占領。但漢學派中也可以分出兩個支派：一曰吳派，二曰皖派。吳派以恵定宇（棟）為中心，以信古為標幟，我們叫它做‘純漢學’；皖派以戴東原（震）為中心，以求是為標幟，我們叫它做‘考證學’。此外尚有揚州一派，領袖人物是焦里堂（循）、汪容甫（中），他們研究的范圍，比較廣博；有浙東一派，領袖人物是全謝山（祖望），章實齋（學誠），他們最大的貢獻在史學。”（下）講述清末、民初三四十年間，包括洋務活動、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時期的新學。第五至第十二講“將各時期重要人物和他的學術成績分別說明”:第五講《陽明學派之余波及其修正》，論述黃宗羲，附論孫奇峰、李覜、、余姚王學家、李紱等；第六講（淸代經學之建設》，論述頋炎武、閻若璩，附論胡渭、萬斯大卜等；第七講《兩畸儒》，論述王夫之、朱之瑜；第八講《淸初史學之建設》，論述萬斯大、全祖望，附論初期史學家及地理學家；第九講《程朱學派及其依附者》，論述張履祥、陸桴亭、陸隴其、王懋竑，附論其他；第十講《實踐實用主義》，論述顔元、李埭，附論王源、惲鶴生、程廷柞、戴望；第十一講《科學之曝光》，論述王鴒闡、梅文鼐等，附論其他；第十二講《淸初學海波灑余錄》，論述方以智（附黃生）、陳確、潘平格、費密、唐甄、胡承諾、劉獻廷、毛奇齡（附朱彝尊、何焯、錢謙益）、呂留良、戴名世等。以上屬于縱論，又可分為兩部分：前四講以時期論，第五至第十二講以學派及人物論。全書后四講為橫的部分，分學科論述：第十三講《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

（一）》，論述經學、小學及音韻學；第十四講《淸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

（二）》，論述校注古籍、辨偽書、輯佚書；第十五講《淸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

（三）》論述史學、方志學、地理學及譜諜學；第十六講《淸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

（四）》，論述歷算學及其他科學、樂曲學。在橫的部分中又照顧到縱的歷史線索。總之，本書不僅內容豐 富，而且謀篇布局縱橫交錯，頗具章法。

三

梁啟超寫作此書，既不是閉門造車，又不是蹈襲他人，而是較好地處理了繼承與創新的關系。

首先，關于學術史的內容和體制，他總結、吸收前人的經驗，而 又作了別開生面的創新。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

（三）·學術史之編著及其他》中，他對學術史之作，作了歷史的考察，認為“舊史中之《儒林傳》、《藝文志》，頗言各代學術淵源流別，實學術史之雛形”,“及黃梨洲《明儒學案》六十二卷出，始有真正之學史，蓋讀之而明學全部得一縮影焉”;他還對有關清代學術之作，作了特別考察和評論，說敘清代學術者有江子屏（藩）之《國朝漢學師承記》八卷、《國朝宋學淵源記》三卷；有唐海鏡（鑒）之《國朝學案小識》十五卷。子屏將漢學、宋學門戶顯然區分，論者或病其隘執。……二書中漢學編較佳，宋學編則漏略殊甚，蓋非其所喜也。……子屏主觀的成見太深，其言漢學，大抵右元和惠氏一派，言宋學則喜雜禪宗。觀《師承記》所附《經師經義目錄》及《淵源錄》之附記，可見出。好持主觀之人，實不宜作史，特其創始之功不可沒耳。唐海鏡搜羅較薄，而主觀抑更重。其書立‘傳道’、‘翼道’、‘守道’三案，第其高下；又別設‘經學’、‘心學’兩案，示排斥之意。蓋純屬講章家‘爭道統’的見解，不足以語于史才明矣。“總結歷史是為了學習經驗，汲取教訓，超越前人。在同書第五講中談到《明儒學案》時說廣著學術史有四個必要的條件：第一，敘―個時代的學術，須把那時代重要各學派全數網羅，不可以愛憎為去取；第二，敘某家學說，須將其特點提出來，令讀考有很明晰的觀念；第三，要忠實傳寫各家真相，勿以主觀上下其手；第四，要把各人的時代和他一生經歷大概敘述，看出那人的全人格。梨洲的《明儒學案》，總算具備這四個條件。”梁啟超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正是自覺努力這樣做的，而且他的觀點比古人更為先進和高明。

其次，在此書具體內容的各個方面，梁啟超也總是注意在借鑒前人的成果的基礎上加以開創。例如關于清代學術的分派，江藩的《國朝漢學師承記》、《宋學淵源記》兩書明顯分為漢、宋兩派。至于乾嘉時期的學術，江藩亦有兩派之說，如《漢學師承記序》云：“三惠之學，盛于吳中，戴震諸君，繼起于歙，從此漢學昌明，千載沉霾，一朝復旦。”此為學分吳、皖之始。至章學誠，在《檢論·清儒》中把乾嘉學派分為吳派、皖派、浙東派、揚州派，其后又述及桐城派與樸學分途，今文家與樸學對立。梁啟超對此有所繼承和發展。又如關于清代學術的分科，戴震有義理、文章、考核三學之說（見段玉裁《戴東原年譜》、《戴東源集序》）“,王鳴盛有義理、考據、經濟、詞章四學之說《王戇愚先生文集序》，《西莊居士始存稿》卷25），龔自珍有訓詁、校勘、目錄、典章制度、史學、金石、九數、文章、性道、掌故十學之說”阮尚書年譜第一序“,皮錫瑞論清學的主要成就有輯佚、校勘、小學之說（《經學歷史〉第十章），等等。梁啟超對此亦有所繼承和發展（見《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對每一學科的論述也是如此，如關于校勘，他已總結出四種方法，雖不如后來陳垣的”校勘四法“精密，但已比較全面；又如關于辨偽，他總結出系列的方法，比胡應麟的”辨偽八法“更有發展，并且在后來的《古書真偽及其年代》中又有所前進。具體辨偽成果也是如此。在輯佚方面，他也能借鑒前人成果而有所發展。他認為清代”輯佚之舉，本起于漢學家之治經“,繼之以從《永樂大典》輯佚書向上一步之輯佚，乃欲將《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中曾經著錄而今已佚者，次第輯出”,甚符實際情況。他還全面地總結了輯佚方法，揭示了佚書材料淵藪，規定了輯佚書優劣之標準（出處詳明、求備、求真、求還其本來面目甚有指導意義。其他方面，繼承與創新的例子亦多，不一一列舉。

四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全面論述了清代學術的復雜內容，并且抓住了其特色，即以古典考證學為中堅，為正統。對這一特色的形成原因，也作了認真的分析。因此，此書的成就是非常突出的。但是也還存在一些局限，而且往往是成就與局限并存于同一成果上，需要仔細分析，恰切評價。例如關于清學起因的探討，他能比較客觀地考慮到各個方面，在解答“為什么古典考證學獨盛”之問題時說明季道學反動，學風自然要由蹈空而變為核實一由主觀的推想而變為客觀的考察。客觀的考察有兩條路：

一、自然界現象方面，二、社會文獻方面。……文獻包括范圍很廣，為什么專向古典部分發展，其他多付闕如呢？問到這里，又須拿政治現象來說明。“（《清代學術變遷與政治的影響（中）》）這里雖然談到歷史原因，最終還是歸結到造成人人自危的髙壓政策。他還觸及到古典考證學興盛的社會、經濟原因，說：”凡在社會秩序安寧、物力豐盛的時候，學問都從分析整理一路發展，乾嘉間考證學所以特別流行，也不外這種原則罷了。“（同上〉但總是把主要原因歸結到政治、文化上髙壓與懷柔的兩手政策。實際上以古典考證學為主的清代學術，發展的主要原因在于古文獻學內部考據傳統的推動，其次也直接與在明代衰亡之后學界對空疏心學的檢討與批判有關。以文宇獄為代表的髙壓政策和稽古右文的懷柔政策，當然也有影響，不容忽視，但作為外因，始終未占據主要地位。理由是：第一，兩手政策主要用來對付反滿的民族矛盾，其在清初似乎對學界未起到多大作用，因為清初的知名學者，大多堅持民族氣節，既不怕壓，又不受拉攏；兩手政策在考證學發展髙蜂的乾嘉時期似乎已無意義，因為當時學界對已完全接受中原文化傳統、并且取得經濟發展、國勢穩定的滿族統治者，已經認同。第二，清代的髙壓政策，始終沒有用來主要對付離經叛道的異端思想，而學界主流在維護以程朱理學為代表的正統思想上，與統治者又毫無二致。當時雖有沸沸揚揚的”漢宋之爭“,但主要表現在學術方法上，而不在意識形態上，如作為正統考證學派的代表人物惠士奇，在自家紅豆山房楹聯上就明確寫著：”六經宗服（虔）鄭玄百行法程朱。（《國朝漢學淵濂記·前記》）說明在治經方法上宗尚以服、鄭為代表的漢學，而在道徳行事上則廣、完全奉行程朱理學。強調高壓因素，與清末改良派、革命派中的反滿思潮有關，如章炳麟就是如此。梁啟超本來就是改良派人物，加之在清朝被推翻已達十年之后寫此書，持這種觀點也不奇怪。實際上這是一種片面、不當的觀點。又如認為清代學術的主流和特色是古典考證學，這種把握是準確的；但又把考證學興盛的清代視為中國之文藝復興時代，則在實質上偏離了實際情況。如前所說，清代考證學派在意識形態上并未超出封建主義范疇。再如此書在內容上堪稱廣博，這是成就；但在一些方面又不夠精深，這又是局限。面對廣博的學術領域，梁啟超并不否認他自己的不足，書中屢稱自己是“門外漢、如關于歷算、《水經注》等》，難免”粗淺的推測“或”粗淺之說",頗有自知之明。此外，此書材料非常豐富，但在引用上又有不少疏誤，朱維錚校注多有指明。

一般認為，梁啟超的學術風格是髙屋建瓴，洞察敏銳，博大有余而精深不足。《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典型地體現了梁啟超的學術風格，此書雖然有失，但無論從歷史意義上看，還是從現實價值上看，都不愧為經典之作，只要我們善于研讀，定會受益無窮。

來源：文史知識，1999,（第1期）。

第四篇：毛概 馬克思近代史讀后感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讀后感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讀后感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讀后感

在繁忙的大學生活中，我很少靜下來讀一本書，尤其是一本政治經濟或者思想哲學的書目。然而這次咋圖書館里，借閱了這本《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突然發現，靜下來讀一些自己本來不感興趣，毫無涉獵的文字，也是一種對生活的提升，盡管并沒有讀完就寫下這篇讀后感，但所能感受到的是一個歷史人物對學術認真的研究與總結的態度。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是梁啟超先生所寫，這部著作主要對明末清初的學術界代表人物以及清代的學術先救成績做了系統性的介紹和總結，這部著作是梁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影響深遠，是研究晚清學術史的重要著作。

梁啟超，字卓如，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飲冰子、哀時客、中國之新民、自由齋主人，清光緒舉人等。漢族，廣東新會人，中國近代維新派代表人物，近代中國的 思想啟蒙者，深度參與了中國從舊社會向現代社會變革的偉大社會活動家，民初清華大學國學院四大教授之

一、著名新聞報刊活動家。梁啟超自幼在家中接受傳統教育，年輕時結識康有為，投其門下，后來，與康有為一起領導了著名的“戊戌變法”。

他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啟蒙思想家、資產階級宣傳家、教育家、史學家和文學家。他更是戊戌變法(百日維新)領袖之

一、中國最早把西方史學與中國傳統學術結合起來的學者之一，曾倡導文體改良的“詩界革命”和“小說界革命”。他學問淵博，貫通新舊中西。他的文章極其動人。嚴復稱“任公妙才，下筆不能自休，其自甲午以后，于報章文字，成績為多，一紙風行海內，觀聽為之一聳。”梁啟超評說自己的文章“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為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于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

梁啟超講義的語言平和親切，他的博識和敏捷思維以及引用的典故都讓原本枯燥的歷史活躍起來了。梁啟超指出清代的學術主潮是“厭倦主觀的冥想而傾向于客觀的考察”，只可惜當時它的效用并沒能盡量發揮；另外，其中還有一個支流，是“排斥理論，提倡實踐”。他以現代的理念研究傳統學術史，總結近三百年來的學術成果、學術體系形成的過程和各個名學者的成就，凝聚著他對時代精神的把握，對現實世界的體驗反思，以及對中國傳統文化轉型的思索。這不僅表現在他以清學為宋明理學的全面反動為理論基礎來疏理清代學術史，還表現在他對西學傳入和傳統國學未曾討論過的自然科學的關注。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是梁啟超先生在各大學任教期間關于明朝末年至中華民國初年中國學術思想的變遷史演講的講義。后來被整理成書。這本書介紹了清代學術理路與乾嘉漢學的具體成就，詳細論述了清代學術變遷與政治的影響、清初各學派的建設和主要學者及其成就、清代學者整理舊學的總成績等問題。

與他的其他著述一樣，這部學術史也是懷著一腔熱血寫就的。梁啟超以現代的理念研究傳統學術史，總結近三百年來的學術成果與學術體系的過程，也凝聚著他對時代精神的把握，對現實世界的體驗反思，以及對中國傳統文化轉型的思索。這不僅表現在他以清學為宋明理學的全面反動為理論基礎來疏理清代學術史，還表現在他對西學傳入和傳統國學未曾討論過的自然科學的關注。梁啟超認為，明末至清季這三百年學術史的學術主潮是“厭倦主觀的冥想而傾向于客觀的考察”，與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相似，具有啟蒙意義。其間，他以擔當時代文化啟蒙先鋒為己任的心路也歷歷可見。他評述說，這三百年學術界所指向的路，是對于從前很有特色而且有進步的，只可惜未能貫徹其全部精神，“以后憑藉這點成績擴充蛻變，再開出一個更切實更偉大的時代，這是我們的責任。”

梁啟超先生的這本書，共分為兩大部分，前半部分著意于介紹明末清初的學術前輩，對前輩的學術思想及其研究范疇都進行了分類，將同一時期或者是同一領域的前輩放在一起，在對比中來了解前輩的思想異同和學術地位，后半部分是對清代學者對舊學整理成果的綜述，共分為四講。我所讀的主要是前半部分關于人物的綜述。

首先，第一部分，反動與先驅。這一講是對這個時代學術特征的綜述，首先是三百年前的學術綜述，在六朝隋唐物質文化極大發展得前提下，以及隋唐以來印度佛教各派教理的輸入，是的儒家的道學和佛教的禪宗，成為宋元明清思想界的全部代表。梁先生認為：近三百年的這個時代的學術潮流是，排斥理論，提倡實踐，王陽明王學的興盛后又極衰，后世形成了王學繼承者與反王學者之戰，在此基礎上，側重客觀的學術方法應運而生。第二部分，清代學術的變遷與思想政治影響。這個部分由三個小部分構成，回答了三個問題。首先，學術思潮的變遷的動力問題，一方面，由于其學術思潮有自身成熟的發展過程，要依次經歷啟蒙，全盛，蛻變，衰落四個階段。另一方面，環境的變遷也對其有著深遠的影響。其次，為什么同為使用學問，科學在這一時期衰落，而考證學一路發展。這是因為清朝有八股制度，這種制度是科學不興起的一個原因，另外耶穌會內部的分裂使得傳教事業遭到禁錮，是中國學術界失去接近歐洲的機會，使得科學得不到發展。然而，咸豐同治年間，清朝遭到最大厄運，洪楊起義的打擊等等原因。使得考證學成為清朝學術的正統。

第三部分，陽明學派的余波。這一部分是對陽明學派繼承者的介紹，陽明后人對楊明學驚醒了修正，使得其繼續得以發展。并且介紹了梁啟超對三位學者的敬佩之心。

第四部分，清代經學之建設。清儒的經學和漢儒宋儒的根本都不同，清儒的經學其實是理學，梁先生將顧炎武先生推至清學的開山之祖，也是對他極為推崇的。

梁啟超先生還介紹了一位學術人，令我印象深刻，他是萬歷年間的朱之瑜，他是王陽明，黃宗羲的同鄉，他一生無意做官，明朝滅亡后，他隨南明轉戰各地，后與馮京第到達日本，在日本居住了七年，日本宰相德川光國，請他到日本東京。朱之瑜以他光明偉岸的人格，平淡樸實的學問，在日本有極其廣的影響。朱之瑜的學風，主張實踐，排斥談玄，他的學問是以實用為標準，這本書內容涵蓋面極廣，文章共有十六目，內容涉及對不同時期學術趨勢的分析，如陽明學派、經學、史學、程朱學、實踐實用主義等，對清初諸大師，如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顏元等的研究，還有對先前忽略的方以智、費密、陳確等人的表彰，當然，最有分量的莫過于最后四目中對清代學者整理舊學總成績的專題探討。

梁啟超先生將進化論引入學術史的研究領域，研究的觸角把清代學術發展史視為一個歷史的演進過程，我想這應該是我們現在弘揚的“大歷史觀”的研究方法。也正是因為這樣，梁啟超先生的學術研究成果，遠勝于前人。或許，正是基于這樣的研究方法和學理根據，對于那三百年的學術史，先生的態度是“總而言之，這三百年學術界所指向的路，我認為是不錯的——是對于從前很有特色而且有進步的，只可惜全部精神未能貫徹。以后憑借這點成績擴充蛻變，在開出一個更切實更偉大的時代，這是我們的責任，也是我這回研究的微意”。

我想對待學術研究，能夠擺脫門戶之見的絆羈，敢于推翻自己的論證，重新正確而冷靜地審視自己所親歷的學術史，這樣的客觀而冷靜，才是一個杰出的史學家所必須的品質。我想，這也是值得我們當代學者們反思與借鑒的地方，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成就我們的學術史學。

第五篇：《中國針灸學術史大綱》讀后感

《中國針灸學術史大綱》有感

原創： 復興

最近看有關古代解剖與早期中醫理論形成的資料，涉及經絡理論部分，友人便推薦看黃龍祥，于是借來了這本《中國針灸學術史大綱》，隨翻即受益匪淺。

黃師從經絡學說的起源與內涵入手，旁征博引，史料詳實，其以手陽明脈為例闡述學說建立的歷程：古人在長期脈診實踐中發現，大指次指間（合谷穴）至手腕橈側陽面（陽溪穴）診脈處可以診候口齒部病癥，同時針灸這一區域又能有效治療相應的口齒部病癥，古人將事實、規律與推測、理論交織在一起，因此，經絡學說中帶有很大主觀推測成分的“解釋”成分是以一種貌似客觀性描述的形式出現，它遮蔽了含有較多實踐成分的“規律”部分，而在中醫學說中，這樣的情況比比皆是，并非只存在于經絡學說之中。同時，中醫學說“規律”更為常見的情況是既有來源于實踐總結的成分，還有主觀的成分。主觀成分又有兩種情況：其一，用想象、猜測充填缺少的事實以構建完整的理論體系；其二，并不缺乏客觀事實，但為了維護體系的完美，采取“削足適履”的方式對事實進行剪裁、修飾。因此，作者提出本書的核心觀點即古代經絡學說即古人對人體特定部位之間特定聯系的一種解釋，它的精髓在于其中的觀察對象本身——人體上下內外聯系的規律，而不在于其直觀、類推式的理論說明——十二經脈循行線。同時，中醫學說科學價值的高低主要取決于該學說中“規律”部分的實踐含量，而不在于其對于“規律”的解釋以今天的標準衡量是否合理。

作者在本書經絡部中詳述了經脈概念的形成與經絡學說的建立，試概述如下：

首先，參考《靈樞》、《甲乙經》等文獻，經脈的概念源于脈診，對比十二經標本部位與三部九候脈診部位可以發現，手太陰、少陰、陽明，足少陰、足陽明之本的部位與三部九候相應的脈診部位完全相同，可見十二經標本原本是脈診部位。在上下二部脈中，腕踝處脈可診遠隔部病癥故稱“本”,相應的上部脈稱為“標”或“末”,《靈樞》中“人迎”與“寸口”以及《傷寒論》“人迎”與“沖陽”即是此例；

其次，古人發現手足腕踝處脈可診斷局部病變，還可診斷遠隔部位的病變，而后在實踐中發現刺灸局部還能治療相應病癥，說明兩者之間存在內在聯系，因此，古人從上下相應的兩脈相聯系，()形成最初簡單的“兩點連一線”的經脈循行線，參考連線上的其他脈動處，描繪出一幅與馬王堆出土帛書經脈文獻記載酷似的靜脈循行圖；

最后，在古人觀念中，“經脈”雖不可見，但其“出”于體表之脈動點可見，體表這些脈動點的軌跡便是“伏行分肉之間，深不可見”之經脈的走行分布。《靈樞·經脈》篇十二經中不少分支正是為實現一個內外相連、上下相貫的復雜經絡網絡系統而增設的。而這類設定是漢代“天人相應”哲學思想影響下的產物。

此外，作者還對針灸的實驗研究感到了深深地困惑與憂慮，一方面，流傳至今的經絡文獻中因種種原因有一部分經文是錯誤的，卻也能得到實驗結果的支持；另一方面，古代文獻并沒有錯，但實驗研究者不能正確理解，根據片面、錯誤的理解所設計的實驗也能得到陽性結果。

本書有點大部頭，上文只是概括了“經絡部”一個章節，專業性較強，因愚本非針灸專業，也只能淺嘗輒止，但獨到見解確實令愚豁然開朗，不禁慨嘆此書不僅從業針灸者必讀，凡中醫業者皆應讀之，方能于雜亂的中醫學說之中有所超脫與感悟。

文末想到一則故事——葉公好龍，中醫業者大都喜歡無比驕傲和自豪的鼓吹中醫的偉大，其理論不知比西醫先進幾千年，然而諸君若知道中醫的本來面目并非如此耀眼，甚至粗鄙不堪，問君是否還會如此熱愛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