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近當代史解析(重點是黨的奮斗歷程)

中國近當代史解析（重點是黨的奮斗歷程）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歷程

1、從五四運動到“南湖會議”（黨的創立時期1919.5.——1921.7.）

近代中國社會的演變和“救亡圖存”斗爭的屢遭失敗，奠定了中國共產黨產生的社會基礎；中國工人階級隊伍的壯大和政治上的覺醒，奠定了中國共產黨產生的階級基礎；十月革命的勝利和馬克思主義的傳人，奠定了中國共產黨產生的思想基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生奠定了中國共產黨產生的干部基礎。在各種條件具備后，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就成為了歷史的必然。

2、從第一次國共合作到“七.一五分共”（國民革命時期1921.7.——1927.7）

1924年的第一次國共合作鞏固了廣東革命根據地，推動了北伐戰爭的順利進軍，但由于幼年的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右派的妥協退讓，放棄了對同一戰線和武裝斗爭的領導權，致使國民黨右派勢力得逞，1927年蔣介石和汪精衛相繼背叛革命國民革命失敗。

3、從挺進井岡山到“七七事變”（土地革命時期1927.7.——1937.7.）

在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成功地實現了兩次生死攸關的大轉折：第一次是從國民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的興起，中國共產黨在失敗中總結教訓，成功的找到了一條符合中國實際的革命道路——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道路。第二次是從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到遵義會議的召開，停止了“左傾”路線在黨內的統治，重新確定了毛澤東同志在黨的領導地位，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

4、第二次國共合作到抗日勝利（抗日戰爭時期1937.7.——1945.8.）

1937年7月7日，日本發動了“蘆溝橋事變”，點燃了全面侵華的戰火。在全國人民抗日熱情地推動和中國共產黨的努力下，以第二次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并歷經八年艱苦抗戰，打敗了強大的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

5、從重慶談判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解放戰爭時期1945.8.——1949.10.）抗戰勝利后，蔣介石不顧全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及各民主黨派的反對，在美國的支持下發動了全面內戰。中國共產黨在全國人民和各民族黨派的支持下，最終打敗了國民黨反動派，建立了新中國，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

6、從爭取國民經濟恢復到“三大改造”完成（向社會主義過度時期 1949.10.——1956.12.）

1949年到1952年，面對滿目倡痍、白廢待興、茅盾重重的困難局面，中國共產黨遵循“不要四面出擊”的方針，成功地用三年時間實現了國民經濟的根本好轉。從1952年開始，又展開并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實現了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

7、從“大躍進”到“八字方針”制定（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時期1957.——1965.）

從1957年開始，中國共產黨進行了全面的社會主義建設，雖然取得了偉大的成就，但在客觀因素的影響下，也出現了階級斗爭擴大化和經濟建設中的“左傾錯誤”。

8、從批“海瑞罷官”到粉碎“四人幫”（文化大革命時期1966.——1976.3）

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路線指導下，加之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破壞，出現了“文化大革命”這樣歷時十年的全局性內亂，使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遭受了嚴重挫折和損失。

9、從“兩年徘徊”到十一屆六中全會（撥亂反正時期1976.——1981.）

1977年粉碎“四人幫”后，由于黨的主要領導人堅持“兩個凡是”的錯誤思想，使社會主義建設處于徘徊不前的局面，黨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思想路線，并開始了全面的撥亂反正工作，到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的制定并通過，標志著撥亂反正工作的勝利完成，中國共產黨成功地實現了第三次轉折。

10、從黨的十二大到黨的十六大（改革開放新時期1982.——）

從黨的十二大到十六大，中國共產黨成功實現了兩代領導班子的順利交接，在對毛澤東思想繼承的基礎上，創立了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兩大理論體系，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了改革開放的豐碩成果：

1982年9月12大：提出黨在新時期的總任務（四化和高度文明、民主）；

1987年10月13大：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和“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路線；

1992年10月14大：確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1999年15大：明確跨世紀發展的奮斗目標和任務；

2002年11月16大：提出三大任務（推進現代化建設、完成祖國統一、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

在十六大的基礎上，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作出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的決定》中明確把構建和諧社會作為黨的目標和加強當的執政能力和建設的五大任務之一，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奮斗目標。

二、歷史經驗的總結

1、有正確的指導思想路線、方針、政策、戰略戰術等

2、理論與實際相聯系，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勇于探索、不斷創新

科學只有植根于適合的土壤中才能生根、發芽、開花、結果。

3、信仰堅定、目標如一；不怕犧牲、堅忍不拔只有在崎嶇的小路上敢于登攀的人，才能達到其光輝的頂點。

滴水能夠穿石，不光在于其堅持不懈，而還在于其目標始終如一。

五四運動以來的八十年，是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繼承和發展五四精神的八十年；是中國人民和青年在黨的領導下，不斷開創革命、建設和改革的輝煌業績，為振興中華而不懈奮斗的八十年。此時此刻，我們可以告慰五四先驅們的是，他們追求的理想和目標，許多已經成為現實而且被大大向前推進和發展了。中國人民將繼續努力奮斗，直到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直到經過社會主義事業的不斷發展而最終實現共產主義。

八十年的歷史證明，中國共產黨是五四精神最忠誠的繼承者。我們黨自建立以來，總是根據不同歷史時期的形勢和任務，把五四精神與人民群眾推動社會進步的實踐結合起來，使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五四精神始終具有廣泛的群眾性和鮮明的時代性，不斷升華到新的境界。今天，我們繼承和發揚五四傳統，就要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為指導，堅持黨的基本路線，發揚民族自尊、自信、自強的精神，汲取一切有益的新思想、新經驗，努力建設

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文化，把改革開放和現代化事業不斷推向前進。

八十年的歷史證明，中國人民選擇中國共產黨作為領導自己事業的核心力量，選擇經過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革命道路，選擇并成功地開辟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是完全正確的。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沒有中國革命的勝利，就沒有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也就沒有中國的前途和希望。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和通過改革不斷加以完善，為我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提供了可靠的保證。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堅定不移地沿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一定能夠實現。八十年的歷史證明，青年始終是我們社會中最積極、最活躍、最有生氣的一部分力量，青年運動的發展始終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不懈奮斗的歷史進程緊密相連，我們的事業取得的全部成就始終與一代又一代青年的英勇奮斗分不開。黨離不開青年，青年更離不開黨。青年運動的正確方向，就是堅持黨的領導，堅持同人民群眾的偉大實踐一道前進。在歷史進程中，每個人都不可避免地要經受各種考驗。革命隊伍中的絕大多數人昂首闊步地向前邁進，他們中涌現出的英雄模范永遠受到人民的尊敬。但是，也有人在歷史進步的洪流中被淘汰。青年要堅持正確的人生之路，不斷為人民建功立業，就要把個人的理想融入廣大人民的共同理想之中，把個人的奮斗融入廣大人民的集體奮斗之中，不斷從人民群眾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永遠保持朝氣蓬勃、奮發向上的青春活力。

第二篇：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本是梁啟超任教于清華大學、南開大學等校所編的講義，約撰于1923 年至1929 年之間。這本書被人們視為關于清代學術發展史的名著，突破了學案體的學術史著述模式，為學術史的撰著體例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全書共有16 個章節，可以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到第四章，綜合敘述明末清初的學術變遷及其對政治的影響。第二部分包括第五到第十二章，這八章主要介紹對清學做出了突出貢獻的名家巨匠的學術思想。總體來說，前兩部分可被視為一個有機整體，分別從引論、總論、心學余波、經學建設、哲學、史學建設、程朱學派、顏李學派、自然科學等方面論述“清學”，以人物為中心，分析介紹其思想要點。剩下的第十三到第十六章曾被梁啟超于1924 年6 月至9 月發表于《東方雜志》，并先后于1929 年、1936 年由上海民智書局、中華書局出版單行本，至1932 年被作者收入《飲冰室合集》中。這四章被人們視為梁啟超一直從事的中國通史或中國文化史研究中的清代部分。此書是一本有著百科全書色彩的清代學術史，對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具有開拓創新的作用，對我們今天的研究也有可借鑒 之處。

第三篇：回顧我們黨近90年的奮斗歷程

回顧我們黨近90年的奮斗歷程，革命戰爭年代，無數革命先輩甘愿拋顱、灑熱血，就是因為有堅定的理想信念;建設和改革年代，一代又一代共產黨人獻身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夙興夜寐、開拓進取，同樣是因為有堅定的理想信念。

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揭開了中國歷史的新篇章。90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英勇奮斗，前赴后繼，取得了人民革命的偉大勝利，為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帶來了光明和希望。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改革開放30多年的巨大發展，在中國歷史上是史無前例的，是可以大書特書的，在人類歷史上也是具有史詩般意義的。令人鼓舞的是，經過新中國成立以來60多年的不懈奮斗，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的快速發展，我國生產力水平已有很大提高，經濟總量達到34萬億元，人均 gdp達到3000多美元，社會各個領域都發生了深刻變化。我國現代化戰略的前兩步目標已經實現，正在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第三步戰略目標而奮斗。實踐證明，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普通中國百姓今天富裕安定的幸福生活。

90年的歷程，見證著您奮斗的足跡，90年的滄桑，留下您堅韌的身影，您領導廣大人民，用生命譜寫了一曲曲青春的贊歌，用鮮血迎來了黎明的曙光。終于還了人民溫馨家園，還了祖國錦繡河山，東方睡獅終于在人民的吶喊中醒來。

獨立自主是您的崇高氣節，和平外交是您的和平與善良。在國際紛繁多變的舞臺上，您經受了國際風云的考驗，以高瞻遠矚的目光找到了神州通往繁榮富強的康莊大道，于是就有了大刀闊斧的經濟改革。您以無與倫比的勇氣，撕破了中國固步自封的枷鎖提出了對外開放，以過人的膽識提出了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以光輝莊嚴的形象不戰而屈人之兵，洗去了神州大地百年的恥辱，告慰了香江遺憾百年的靈魂。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建立起初具規模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從確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到全民奔小康，您領導人民以奇跡般的業績讓中華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一位航天員寫的一首詩在我心里產生了共鳴：我是高山一座/在風雨中默默思索/我是紅柳一棵/深深扎根在戈壁大漠/我很渺小/在星河里找不到自己的星座/我很偉大/在燃燒中溶入了天光地火/我很驕傲/為共合國架起了登天云梯/我很自豪/為祖國的航天事業再奏凱歌!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潤了一寸土地?如果你是一線陽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如果你是一顆糧食，你是否哺育了有用的生命?如果你是一顆最小的螺絲釘，你是否永遠守在你生活的崗位上?如果你要告訴我們什么思想，你是否在日夜宣揚那最美麗的理想?你既然活著，你又是否為了未來的人類生活付出你的勞動，使世界一天天變得更美麗?我想問你，為未來帶來了什么?在生活的倉庫里，我們不應該只是個無窮盡的攫取者。——《雷鋒語錄選》

相信大家清楚地記得2011年那場史無前例的國際金融危機吧。2011年上半年，隨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行駛在快車道上的中國經濟突然減速。伴隨經濟下滑，一些行業、企業經營困難、效益下降，財政減收，就業壓力增大，民生問題突出。面對國際金融危機的驚濤駭浪，黨中央、國務院果斷出手，沉著應對。2011年，中國經濟依然輝煌。國內生產總值達到33.5萬億元，比上年增長8.7%;財政收入6.85萬億元，增長11.7%;糧食產量5.31億噸，實現連續6年增產;城鎮新增就業1102萬人;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75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5153元，實際增長9.8%和8.5%。2011年，中國經濟再創歷史新高。國內生產總值達到39.7983萬億元，比上年增長10.3%;財政收入8.308萬億元，比上年增增長21.3%。其中個人所得稅4837億元，比上年增加888億元，增長22.5%。車輛購置稅1792億元，比上年增加628億元，增長54%。國內消費稅6072億元，比上年增加1310億元，增長27.5%。作為銀行人，我體會更深。我們的祖國從一個人口眾多、生產力低下、貧窮落后的農業國，變成了初步繁榮昌盛、世人矚目的偉大社會主義國家。其中，中國財政60多年取得的舉世矚目的成就，已經彪炳青史。

難怪世界這樣贊揚中國：美國合眾社說，中國30年的經濟增長已經迅速推動其登上了全球影響力之巔。德國《星期日時事》說，“美國夢”已移向中國。英國前首相布萊爾說，在21世紀的今天，如果沒有中國的充分參與，全球的任何事情都無法得到解決。美國《紐約時報》說：我們想要中國來領導。菲律賓施氏國際投資集團董事長施乃康先生說，憑借中國國家領導人能讓占世界總人口六分之一的人類，過上穩定與安居樂業幸福和諧的生活事例，足以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確，跟共產黨走，是我們的福祉，更是我們的行動。跟共產黨走，就要像劉胡蘭那樣“生的偉大，死的光榮”，在威逼利誘面前不為所動，以自己青春的熱血，書寫一個共產黨員的高尚氣節。跟共產黨走，就要像朱自清那樣，一身重病，寧可餓死，不領美國的救濟糧，即使清貧，也要彰顯中國人的骨氣，用洗煉的語言和清麗的文筆，告訴世界什么是人間真情。跟共產黨走，就要像焦裕祿那樣，身患肝癌，依舊忍著劇痛，同全縣干部和群眾一起，與深重的自然災害進行頑強斗爭，努力改變蘭考面貌，用自己的實際行動，鑄就親民愛民、艱苦奮斗、科學求實、迎難而上、無私奉獻的黨員精神。跟共產黨走，就要像飛人劉翔那樣，以世界第一的速度，扯掉“東亞病夫”不光彩的封號，讓奧運走進鳥巢，讓國旗在世界各地的領獎臺上冉冉升起。跟共產黨走，就要像錢學森那樣，沖破種種阻力，回歸祖國，用自己的知識和智慧，讓中國火箭飛向太空，讓中華民族備受帝國主義欺凌的標志性牌子“華人與狗不準入內”只出現在教科書里。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正處于關鍵時期。我們銀行人，應站在更高的戰略高度，堅定不移地跟共產黨走。不管你身居何職，身處何地，請你一如既往，腳踏實地地管好財、理好財、用好財。即使普通，即使渺小，也任勞任怨、無怨無悔。

展望未來，豪情滿懷。2011年是我國“十二五”開局之年，作為金融業工作者，我們應該堅定信心，繼續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斷前進，肩負起維護社會和諧穩定、服務人民的神圣使命。

我雖然沒有才旦卓瑪高亢嘹亮、悠揚婉轉的嗓音，雖然沒有陸游學富五車、出口成章的才華，雖然沒有馬援心系國家、馬革裹尸的豪情;但我仍然執著而熱情地邀請你——請用你的山里話，請用你的江北話，請用你的漢腔，請用你的蒙語，請用你優美而豐富的手語，請用你鮮艷而友好的旗語，請用你古老而深刻的中文，請用你地道而流暢的英語——和我一起高呼：跟共產黨走，永遠不回頭!

第四篇：1.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學術與文化：變遷、整理與再造

——讀梁啟超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札記

杭州師范大學人文學院人教091陸琦楊0901081017

一

梁啟超所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將目光投注到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即明清之際到民國初年的知識界，洞察學術演變中的潮涌和暗流，捕捉文化發展的大端與細節。

任公這一部講義的第一節《反動與先驅》中開宗明義，指出其目的在于“說明清朝一代學術變遷之大勢及其在文化上所貢獻的分量和價值。”全書的結構就是在這一寫作和講演總目標的設定下組織、展開的。從“縱”的時間流動來說，清朝三百年“學術變遷之大勢”主要勾畫的是前近代星空下中國知識思想界亦即“學者社會”翻涌著的內在思潮和鮮活著的外向特征；以“橫”的共同時空的角度著眼，清儒之學術并非宋明時期朱子、王學的自然承緒和單純膜拜，而因明清易代、儒林分化、西學輸入和人心思變等因素綜合作用發酵，以致破除舊障、別創新境，以新的學者、新的方法、新的眼光、新的精神開有清一代學術風氣，導三百年文化發展之主流，終如偉大漫長的地質造山運動，于戰火焚天、兵燹屠城的時代荒虛之中隆起一座座奇崛瑰麗之文化巨峰——其于中華數千年文化史之“貢獻的分量和價值”重逾泰岳，殊具特色。梁任公這部大書正是以這三百年的學術風云為線索，以明清至民初之學林諸巨擘大師為主體，縱論數百幾至千種學者論著，為當時學生、后輩小子公允評述了清代學術各門類的成就，清晰勾劃出清儒苦心孤詣用力之諸學科概貌。

二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書分十六節，計二十余萬字。通觀全書，可以明顯看出梁氏將十六節內容劃分為相互聯系的三大部分，著重論述了以下內容：

第一部分，包括第一講至第四講，凡四節。在這幾節中，任公擎筆指向清代學術變遷與當時政治環境、社會條件變化之影響（側重于政治方面），將三百年間的學術流變總趨勢提挈明。他指出“這個時代的學術主潮是：厭倦主觀的冥想

2而傾向于客觀的考察”1以及還有一個較為特殊的支流“排斥理論，提倡實踐”，認為其有著“再開出一個更切實更偉大時代的先驅”之重要意義。第一節《反動與先驅》作為“楔子”，首先回溯宋明理學“明心見性”思潮對知識界思想圈的統治，繼而論及王陽明學說末流積弊損害學術、戕害國是，造成明亡悲劇。厭倦王學末流、憎惡空談心性儼然是新時代學術“大反動”的總根源，回歸實際、注重客觀考察自然成為學術界對時代要求的一種動態回應。于是，在“晚明最末的二三十年”中，初露了新學術時代的幾大征兆：一）、王學自身的反動，劉宗周以“慎獨”入手，舍空談趨實踐二）、自然界探索的反動，徐霞客、宋應星的著作代表了一種踏實精神，也是中國自古以來少有的自然科學成果三）、歐洲歷算學之輸入，西方新學的輸入為當時閉鎖于世界之外的中國學術界帶來了新鮮空氣，促進了經世致用思想的傳布和傳續四）、藏書及刻書的風氣漸盛，藏書刻書風氣的盛行，是對當時空言講學的反動，為后世學者提供了有益工具五）、佛教方1 任公對這一學術主潮的不足之處也看得分明：“可惜客觀考察多半仍限于紙片上事物，所以它的效用尚未能盡量發揮。”參見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國畫報出版社2010年版），第1頁。2 “排斥理論，提倡實踐”最極致者當屬被梁氏概括為“實踐實用主義”的顏（元）李（塨）學派。

面的凈土宗反動。宋明理學與禪宗關系深厚，凈土宗的昌行，亦“從極平實的地方立定，做極嚴肅的踐履功夫”并回過頭來研究學理，在佛教領域扭轉了禪宗“束書不觀”之舊習。這對清代學術潮流的發展有著導向性和交互性的影響。

第二節至第四節為“清代學術變遷與政治的影響”之（上）（中）（下），其主要內容大抵是明末清初至于清末這一段歷史時期的學術流變大勢。梁氏本人從政十余年，于政治現象對學術界之影響頗為重視，以至于用了三節的篇幅來分別說明清代順康轉軌、于學術界極有關系者，就是順治、康熙兩朝對待士大夫政策的轉變乾嘉盛世、嘉道以降三個時期的學術界概況。任公看到明亡對學界的莫大刺激：異族征服激發士林志氣和學者對現實的關注，如顧、黃、王、顏等諸先生高擎“經世致用”的大旗幟，以絕大氣魄對王學實行修正乃至革命，共同學術潮流的形成奔涌造成了清初時代學界的波瀾壯闊。但這些前明遺老“大刀闊斧打開局面，但條理不免疏闊”。而康熙親政后對漢族士子漸變高壓政策為懷柔手段，皇帝本人亦向慕文化，倡導求學；兼之在清皇朝對全國的統治趨于穩固、社會日漸安定這一大背景下，以傳入的歐洲歷算學知識為重要推動力，開發出本土自然科學“新興的機運”，推進了對人文學科知識（盡管還只是古典文獻方面）的分析整理——由此，康熙二十年之后的傳統學術界“日趨于健實有條理”，仿佛處在科學黎明的前夜。

然而隨著康乾盛世的到來，清初眾多的學派潮流逐漸衰熄，按照梁氏的劃分，清初學術重要潮流約有四支：閻百詩、胡東樵之經學，開后來之乾嘉學派；梅定

九、王寅旭之歷算書；陸桴亭、陸稼書之程朱學；顏元、李塨一派的實踐學自然科學的火花乍燃瞬滅，經世致用之學淪為紙上功夫；而考據學獨盛，百余年間名家輩出，以至成為清代學術文化的代名詞。針對科學萌芽的衰滅，任公專重于政治原因的考察，也抓住了不同文化間的沖突，認為：一）、清朝襲用明代的八股取士，以科舉制度扼殺了近代科學的萌芽；二）、耶穌會內部的分裂牽累了西洋學問的地位和輸入。而對于“古典考證學獨盛”問題的理解，除去“把科學媒介人的失掉了”和傳統學者不尚“奇技淫巧”的習氣，梁啟超“拿政治現象來說明”：雍正、乾隆兩朝君主專制空前強化，雍正帝、乾隆帝父子大興數十起文字獄、禁毀書籍，實現了專制君主對知識界的鉗制，并將學者的思想自由剝奪殆盡。在專制政治的重壓下，學者們的聰敏才智“只有全部用去注釋古典”，雖然“在文獻上有意外的收獲和貢獻”，然整個學界的力量被長久消耗在幾部古典著作上卻是令人可惜扼腕。在學術史上，這股專務注釋古典、忠實研究經籍的思潮被標識為“漢學”，在乾隆、嘉慶兩朝全面占領了學術界，乾隆朝開四庫館，漢學派占據四庫館，壓倒宋學，取得全面勝利，標志著乾嘉漢學的頂峰涌現出為后世學者津津樂道的“乾嘉諸老”漢學派中又可以分為兩個支派：一是以惠棟為中心的吳派，標榜“信古”；一是戴震領軍之皖派，追逐“求是”。此外尚有揚州、浙東二派，前者研究廣博，后者最大貢獻在史學上。乾嘉學者的學風近似于近世科學的研究方法，梁任公名之曰“科學的古典學派”，其對中國傳統典籍的整理闡發之全面、之成就可謂空前絕后。按照梁氏舉列的乾嘉學派工作的大概內容，有經書箋釋、史料搜補鑒別、辨偽書、輯佚書、校勘等十三項，可謂精細而宏大。“總而言之，乾、嘉間考證學，可以說是，清代三百年文化的結晶體，合全國人的力量所構成。”

古語云：盛極必衰。古典考證學在經歷了乾嘉時期的全盛之后就“漸漸蛻變，而且大部分趨于衰落了”。就政治形勢與學術界的互動而言，嘉、道以降，文字獄漸趨平息，君主編織的網羅大為疏闊，對士大夫的思想控制稍稍放松，這為有識之士走出書齋，邁進社會提供了條件；乾隆盛世之后的清王朝面臨著深刻的統治危機，社會矛盾尖銳、積弊叢生，引發了朝野普遍的“衰世”、“末世”之憂，令人不安的政治社會現實催促了清初經世致用精神的復蘇，常州學派的新興正是

這一新時期經世思潮之代表。龔自珍和魏源是這一新精神的杰出代言人“經世致用”的再生對統治著嘉、道年間學界的考據學造成了不小的沖擊，預言著新時代的來臨。咸豐、同治年間，全國或局部地區陷入長達二十多年的戰爭狀態，內外交困，特別是太平天國農民戰爭，其不僅沉重打擊了清王朝的統治，也令學術界受到波及，作為文化中心的江浙皖地區遭受戰火洗劫，公私藏書蕩然無存，未刊之著述稿本散亡不少，許多耆宿學者遭難殞身，后輩在應受教育之齡多半失學考據學“本已在落潮的時代，到這會更不絕如縷了。”以考據為本的漢學派又因門戶森嚴、支離破碎而惹起人心厭倦，與之對立的宋學得到復興；從中國與世界之關系看，晚清在列強的堅船利炮下被迫重開國門，洋務運動為發憤圖強之目的而興起，從內外因素上引發了國人學者對于西學的接觸、講求。而對外戰爭的失敗、喪權辱國條約之簽訂對國人精神思想之刺激絕大，“把空氣振蕩得異常劇烈，于是思想界根本動搖起來”——學術界的眼光遂漸從傳統學術中的漢宋之爭，今古文經之辯移向“外來思想之吸受”，進而演至“新”“舊”之論戰，竟而牽涉政局變革、影響社會風氣。

以上所叨叨絮絮之三百年學術流變，用第十節《實踐實用主義》的開頭第一句來概括就是：“有清一代學術，初期為程朱陸王之爭，次期為漢宋之爭，末期為新舊之爭。”可謂簡明至矣。

三

本書第二部分，包括第五節至第十二節，凡八節。第二部分篇幅最多，占全書十六節的一半。其分量亦十分重要，試圖包舉清初學界紛呈迭出之學術潮流及其代表人物，描繪出前現代時期波瀾壯闊之學術黎明期氣象。梁氏本人在第五節《陽明學派之余波及其修正》主講黃宗羲，先導以孫奇逢、李颙，附之以浙東諸儒、李紱論及黃梨洲的《明儒學案》提出了著述學術史的“四個必要條件”：第一，全面性；“敘一個時代的學術，須把那時代重要各學派全數網羅，不可以愛憎為去取。”第二，概括性；“敘某家學說，須將其特點提挈出來，令讀者有很明晰的觀念。”第三，客觀性；“要忠實傳寫各家真相，勿以主觀上下其手。”第四，人格呈現性。“要把個人的時代和他一生經歷大概敘述，看出那人的全人格。”參照這幾項標準，第二部分的八節內容尚經受得起檢驗——這部分基本上將有清一代重要的學術學派和學者囊括其中，并以鮮活筆調還原其面相行跡，以簡明言辭復刻其思想精神，三言兩語即可令讀者感受到傳主人物的品格。任公著文常帶感情，于《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亦然，但彼對各學派諸儒立論、批評都頗為中肯，其所居之位置甚為公允。試簡述如下：

第五節《陽明學派之余波及其修正》以黃宗羲為中堅展開，簡要敘述了明清之際至于康雍之時的王學之流風余韻。孫夏峰、李二曲等老輩以“倔強堅苦的人格”予“當時學風以一種嚴肅的鞭辟”；黃梨洲則以卓越的創造力在諸多領域奮發了中國十七世紀的學術熱情：將王學的內觀參悟功夫修正為外向實行主張1；寫作具有樸素民主啟蒙思想的《明夷待訪錄》；對《明史》之修成有大貢獻，撰寫兩部學案等，堪稱清代史學開山之祖；涉足經學、歷算、文叢編輯諸多方面樹先驅之旗幟；李紱則是清代王學最后一員健將，品格絕高，結束江右學派。

第六節《清代經學之建設》敘及四人，顧炎武、閻若璩為主角，胡渭、萬斯大為附錄。顧炎武為明清之際大學者，以巨大氣魄破壞晚明空洞學風，高標“經學即理學”之旗幟，梁任公即以此稱其為清學開山之祖。亭林先生學術之最大特色，“在反對向內的主觀的學問，而提倡向外的客觀的學問”，而其一生周游四方，1 黃宗羲將王陽明“致良知”之“致”字解釋為“行”字，足見他厭惡晚明空疏荒廢、清談性命的學風，愛好實踐考察的思維傾向。

踐履實行，用嚴正的規律來規律自己，鼓吹學人的社會責任，擎起經世致用之大旗，將此一份理想人格和學問精神付之實現，真可謂后生小子如我輩者之模范。

除去人格精神上的指標作用，放在清初學術界，亭林的特殊功績尚存三者：一曰開學風，排斥性命玄談，專務客觀研察二曰開治學方法，如勤搜資料，綜合研究，參驗耳聞目見以求實證等三曰開學術門類，如史實考訂、音韻、地理、金石諸學皆由亭林肇端影響了清代學術的百年發展。亭林學問博雜，雖開有清一代經學之風氣，但真正為清代經學第一人遺澤后世者，則閻若璩當之。閻百詩以一部《古文尚書疏證》揭露千年流傳的東晉人梅賾所造之《尚書》證偽，開啟了清代考據學的初生之門，疑古求是成為一時潮流，故而任公要將他視為“近三百年學術解放之第一功臣”。

第七節《兩畸儒》關注的是清初聲光絕無的兩位大師級人物：王夫之與朱舜水。王夫之隱居衡山，朱舜水東渡扶桑，皆在清初學林湮沒無聞，但于后世聲望日隆。任公講清代學術，自然不會放過這兩位隱身在歷史背后的大師。拿顧亭林與王船山比較，二人既能破壞，又能建設。區別在于，“亭林建設方向近于‘科學的’，船山建設方向近于‘哲學的’”。王船山不似顧亭林那樣排斥哲理，“一面極力提倡實行，一面常要研求最高原理”，其在哲學建設、史學評論、經學、佛學諸多領域建樹頗大。而朱舜水人格“光明俊偉”，其學風“主張實踐，排斥談玄”，在日本大昌朱子學，“給日本全國人以莫大感化”，對日本“德川二百余年太平之治”和明治維新產生強力影響。

第八節《清初史學之建設》主要收束浙東史學一派，萬斯同、全祖望為當時史學之翹楚，代表了學術江河之主流，附帶講論了清初其他的一些重要史學家、地理學家顧祖禹、顧棟高，馬骕、吳偉業。萬斯同師出黃梨洲，以為歷史是“建設在正確事實的基礎之上”，其功夫多半消耗在史料的搜集和鑒別上，這樣一種實證的治史精神對后來歷史學者影響不少。全祖望接續黃梨洲、萬季野之學脈，集清代浙東史學之大成，其治史風格既有黃、萬言傳教訓，又有自身峻嚴狷介品格之鍛煉，大端有四：一者，重視史料的搜集鑒別；二者，不作空洞推論、尖巧臆測；三者，公平中立，無門戶之見；四者，反對所謂“春秋筆法”和花哨的批評。以上治史精神與治學方法對于建設健實的史學實有莫大裨益。

第九節《程朱學派及其依附者》中，任公對官方主導之程朱理學不以為意，尤其鄙棄假道學先生們，孫承澤、李光地、方苞之流而對風格高峻，治學嚴謹之朱子學者則頗為欽佩本節即以張履祥、陸桴亭、陸隴其、王懋竑四賢為主線。梁氏點出：程朱學者之特出者，多半是獨善其身的有學者色彩的君子，“對于學術上并沒有什么新發明、新開拓”，論及辦事能力多數亦是平常甚而平庸；同時，梁任公對于程朱學派之價值并未完全貶低：他看到，在“晚明心學已衰之后，盛清考證學未盛之前”的學界空白中，朱子學充當了“中間極有力的樞紐”，對于清初學術大反動的完成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但程朱理學搭配八股科舉，全然扼殺知識界的活力，毒害人心風氣，此令任公不得不下一定語：“清初程朱之盛，只怕不但是學術界的不幸，還是程朱的不幸哩。”

第十節《實踐實用主義》重在敘述極端注重實踐的顏（元）李（塨）學派。顏元習齋以“復古”為旗號，不宗程朱陸王，用一種猛烈的力度革除破壞舊學，摧陷廓清了傳統學術的基礎。顏習齋否認一切紙上學問和明心見性般的講說，痛恨鉆入故紙堆的使人病弱的讀書求學。如此看來，乾嘉考據學派倒是另一層意義上的程朱陸王學，習齋若生在乾嘉間，必憤怒不已。從這個角度出發，顏習齋極端重視實行的作用，重行不重知，鼓吹“凡知識皆得自經驗”，倡導“唯習主義”，以改良習慣、練習實務。這些主張都切中時弊，乃不易之論。只是顏習齋為古代圣王之教束縛住，在精神上已經踏入近世，但內容上還拘泥于上古三代的成法。這不得不說是時代的遺憾。李塨是顏習齋的學生，對師門偏弊之處多有補救，品格高潔而有志趣。

第十一節《科學之曙光》專講清代歷算學家。蓋算術、歷法為古代中國少有受到重視之科學門類，又是科學之基礎。清代里算學大盛，在西洋歷法傳入后，獲得了極大之發展。王錫闡、梅文鼎二人即為個中扛舉大旗人物。其中梅定九以博大之姿開拓歷算研究的新層次新境界新途徑。按梁氏所說，梅定九在學術界之貢獻成績在于：第一，使得歷學脫離占驗獨立；第二，開創對歷學歷史的研究；第三，將歷學建設在數學基礎之上；第四，致力于普及歷算學；第五，嚴格求是，研究古算書，“力求本國學問的獨立”。

第十二節《清初學海波瀾余錄》在前述幾節之外，捕捉歷史中那些匆匆而過的身影，將目光投注到主流思潮之外的角落，介述了方以智、陳確、潘平格、費密、唐甄、胡承諾、劉獻廷、毛奇齡、朱彝尊、何焯、錢謙益、呂留良、戴名世等十余人的經歷、學術，呈現了程朱陸王、顧黃顏李、考據歷算之外的清初學界“方面之多與波瀾之壯闊”景象。

本節最后一句：“乾嘉以后，號稱清學全盛時代，條理和方法雖比初期致密許多，思想界卻已漸漸成為化石了。”將乾嘉學派時期的思想界情況輕輕掠過，宣判了“無足輕重”的罪名。講義就轉而進入下一部分了。

四

本書第三部分，包括第十三講至第十六講，凡四節。此一部分專講清儒乾嘉學派整理舊學典籍、發揮“實事求是”精神之成就。依據學術門類之相近，分為《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之

（一）、（二）、（三）、（四）四節。如果說，第一部分的主題是學術潮流之變化，第二部分的主角是清初學界諸大師，那么，第三部分的主要內容就是乾嘉考據文化的總成績總遺產之一：書籍，四節內容皆介紹各方面各領域的專門著述與經典之作。

第十三節講經學、小學現在所謂的文字學及音韻學方面的清儒著述。

第十四節論校注古籍、辨偽書、輯佚書的成績，兼總結校勘法、辨偽術和鑒定輯佚書優劣之標準。

第十五節談史學、方志學、地理學和譜牒學的發展狀況。

第十六節說及歷算學及其他科學、樂曲學的發展情勢和成就。

一部清代三百年學術史也就在梁任公感嘆楊宗稷研究琴學之價值之后落下最終的句點。而如何繼承清代學者們的求是精神和考據方法，開拓新的學術領域、發揚中西結合的優勢，創造中國學術的又一個春天，卻是梁任公這部學術史向我們提出的世紀之問了。

2012-8-25

第五篇：中國近當代科學家的故事

中國近代科學家的故事

1.詹天佑(1861～1919)近代鐵路工程師

詹天佑，字眷誠，原籍安徽婺源。11歲考取容閎所招出洋留學生習技藝，次年赴美，為中國首批留美官費生。清德宗光緒四年(1878)入耶魯大學工學院土木建筑科，三年后畢業。歸國后，奉派赴福州水師學堂習駕駛，第二年以優異成績調派赴揚武兵艦服務。光緒十年(1884)應兩廣總督張之洞之聘任廣東博學館教席，兩年后完成測繪廣東沿海險要圖。從十四年(1888)起獻身鐵路工程，任工程師，先后主持塘沽天津段、灤河鐵橋、津蘆段、萍鄉至醴陵、潮汕鐵路、京張鐵路等建筑工程。民國8年(1919)奉命至海參崴、哈爾濱參加協約國西伯利亞鐵路監管會。因北方嚴寒，加以公務繁忙，操勞過度而患病，不久逝世于漢口

2.馮如(l883～1912)中國第一個飛機設計師、制造者和飛行員

馮如，廣東恩平人。幼時家貧，12歲赴美國，當童工。工作之余勤于鉆研技術。在旅美華僑支持下，曾在舊金山創辦廣東飛行器公司。溥儀宣統六年(1909)設計并制成飛機，親自駕駛，試飛成功。后造新飛機一架，航程、時速、高度均達當時世界先進水平，在國際飛行協會舉辦的飛行競賽大會上獲獎。宣統三年(1911)，拒絕外國重金聘請，返回廣州，并帶回兩架自制的飛機，辛亥革命爆發，參加廣東革命軍，被孫中山任命為廣東革命軍陸軍飛行隊長。中華民國元年(1912)八月二十五日在廣州作飛行表演時失事犧牲，年僅29歲。

3.李四光(l889～1971)地質學家

原名仲揆，1889年10月26日出生，地質學家。蒙古族。湖北黃岡人。1919年和1927年分別獲英國伯明翰大學碩士和博士學位。1949年以前，長期擔任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所長。1949年10月19日，尚是漂泊國外之時，他已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副院長。歸國后，他長期擔任著政府地質部部長和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主席。中國地質學會創始人之一。早年對蜓科化石及其地層分層意義有精湛的研究。提出了中國東部第四紀冰川的存在。用力學觀點研究地殼運動及其與礦產分布的規律，建立了新的邊緣學科“地質力學”和“構造體系”概念。提出新華夏構造體系三個沉降帶有廣闊找油遠景的認識并為大慶、勝利等油田的發現所證實。開創了活動構造研究與地應力觀測相結合的預報地震途徑。晚年發表的“天文、地質、古生物資料”對我國學科大交叉的倡導產生深刻影響。對中國地質教育、地質科學和地質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4.竺可楨(l890～1974)氣象、地理學家

竺可楨是中國近代氣象事業主要奠基人。1890年3月7日生于浙江紹興東關鎮，1910年赴美，1918年以論文《關于臺風中心的幾個新事實》獲博士學位后回國。在開創中國氣象教育事業，籌劃組建早期的中國氣象觀測網，特別是創設高山、邊遠地區的氣象站，開展中國高空探測和天氣預報業務，組織編印中國氣候資料等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貢獻。20世紀20年代，他創建了氣象研究所。30年代，竺可楨研究中國氣流的運行，特別是東南季風和中國雨量的關系。首

6、被譽為“中國現代火箭之父”的錢學森，是著名的航天工程和空氣動力專家。他早年留學美國，在馮?卡門教授的指導下，在火箭研究中取得了重大進展，為反法西斯的勝利做出了重大貢獻。1947年，剛剛36歲的錢學森被聘請為美國麻省工學院的終身教授。新中國成立的喜訊傳到錢學森那里，他想：“我是一個中國人，我可以放棄這里的一切，但不能放棄祖國。我應早日回到祖國去，為建設新中國貢獻自己的全部力量。”為了報效新生而落后的祖國，錢學森從1950年起在美國向其當局正式提出回國申請。但是，美國當局卻百般阻撓并加以迫害，沒收了錢學森的各種資料和書籍，并誣蔑陷害他為“間諜”，對他進行審訊和監禁，將他關押在一個孤島上，僅半個月，就使他的體重減輕了14公斤。當時美國當局聲稱，只要錢學森放棄了回國念頭，就照常給他提供實驗室和儀器設備。可是，錢學森寧死也要回國，始終沒有屈服。通過五年的艱苦斗爭，在周恩來總理的親切關懷下，錢學森于 1955年9月17日踏上了歸國的路程。回國后，錢學森為新中國的航天事業躍入世界前列立下了不朽的功勛。

7、著名數學家蘇步青早年留學日本，1931年獲得博士學位。日本不少名牌大學以高薪聘請他，但他想到出國留學是為了掌握科學、報效祖國，就一一辭謝，毅然回國。回國后，他在浙江大學執教，竟一連四個月領不到工資，窮得連飯都難以吃飽，而當時日本帝國大學還答應保留他半年的工資。貧賤難移愛國心，蘇步青毫無再去日本之意。抗日戰爭爆發后，日本帝國大學又發來電報，請他前往任教。出于民族大義，他一口回絕道：“我要留在自己的祖國。祖國再窮，我也要為她奮斗，為她服務！”

8、中國核物理學家王淦昌早年為了支持抗日戰爭，把日本侵略者早日趕出去，他就將自己家中積蓄的白銀、首飾全都獻給了祖國。1961年，當國內出現了嚴重的自然災害，錢財十分短缺時，身在蘇聯的王淦昌就將自己省吃儉用節約下來的十四萬盧布（約合人民幣2至3萬元）交給中國駐蘇大使館轉贈給祖國和人民。1982年，王淦昌又將自己榮獲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的獎金三千元全部都捐贈給了小學。

9、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吳文俊

如果不是親眼所見，你也許無法想象眼前這位鶴發童顏、樂觀開朗的老先生，就是年逾8旬的著名數學家：步履矯健，連小伙子有時都趕不上；思維敏捷，稍不留神就跟不上他的思緒。

2001年2月19日，82歲的吳文俊從國家主席江澤民手中接過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證書，這位平時十分低調的科學家頃刻間成為舉世矚目的新聞人物。

10.袁隆平，他是中國雜交水稻育種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被譽為“雜交水稻之父”。經過6年多的時間跑遍了大半個中國，最后在海南島找到了雄性不育植株。然后又因為“十年**”差點斷送了他的全部實驗成果，幸好他的助手幫他藏了4缽稻苗，還可以進行研究，最后研究出了“雜交水稻。報紙上曾引述農民的話說：“我們吃飽飯，靠的是兩?平?，鄧小平和袁隆平。”袁隆平的水稻南優2號，比以前的水稻單產增產20％，于1973年研究成功，1976年開始推廣。八十年代，國際組織給他的獎項多得像米粒一樣。中國有九億農民，他一個人，相當于干了兩億農民的活。有人預估，他的種子共創造效益5600億美元。假設其中分零頭給他，那么他的資產就會大致與世界首富卡洛斯·斯利姆·埃盧590億美元相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