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上海法院司法鑒定委托工作規則(試行)發展與協調

公

司訴 訟

理由

是什么？

上海法院司法鑒定委托工作規則(試行)

第一條 本市各級法院涉案司法鑒定的委托工作由高級法院實施統一管理、集中委托。

本規則所稱司法鑒定，僅指法院在案件審理、執行中委托社會專業機構所作的財務審計、工程審價、資產評估和房地產評估。

第二條 涉案司法鑒定委托實行鑒定人名冊制度。各級法院所需司法鑒定均應在鑒定人名冊內確定具體的鑒定機構。

第三條 各級法院在案件審理或執行過程中需要委托司法鑒定的，由相關審判庭或執行庭提出，轉本院立案庭通過電腦系統移送高級法院立案庭。高級法院立案庭定期、公開通過隨機方式(電腦配對)確定鑒定機構并辦理委托手續。

第四條 鑒定機構接受委托事項后應當及時開展工作。如果認為受托事項需適用回避原則的、不能立即實施需要暫停的或者確實無法進行的，均應及時向相關法院提出。相關法院審判庭、執行庭審核后認為情況屬實的，報送高級法院辦理另行委托、暫停或撤銷手續。

第五條 鑒定中出現下列情形之一的，高級法院可以撤銷委托，重新確定鑒定機構：

1、鑒定程序不符合法律規定的;

2、鑒定材料不真實，或鑒定方法有明顯缺陷的;

3、鑒定人員系案件當事人，或者是當事人近親屬的;

4、鑒定人或者近親屬與案件有利害關系的;

5、鑒定人擔任過案件證人、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的;

6、以不正當方式取得鑒定項目的;

7、當事人或有關人員與機構惡意串通的;

8、其他可能影響鑒定公正進行的。

第六條 鑒定機構應當在確定的工作時限內完成受托事項，出具鑒定報告，并根據相關法律規定，履行其證人義務。

第七條 案件當事人申請司法鑒定并經法院審查準許的，相關審判庭、執行庭應當告知其有與對方當事人協商，在法院司法委托鑒定人名冊內選擇鑒定機構的權利，協商選擇事項應由各方當事人和被選擇的鑒定機構共同簽定協議書，在一周內提交相關審判庭或執行庭。相關審判庭、執行庭審查確定后轉立案庭移送高級法院立案庭與鑒定機構辦理委托手續。不要求協商或協商不成及逾期未提交協議書的，相關法院按常規司法鑒定需求報送高級法院進入隨機方式(電腦配對)確定鑒定機構的程序。

第八條 鑒定機構被當事人協議選擇并經法院審查確定的，按其接受委托鑒定標的價值數額，參照委托拍賣工作補充規定適用折抵輪空機制。

第九條 鑒定機構接受委托后，應當按低于社會委托的市場價標準收費。相關法院審判庭或執行庭應落實鑒定費用的收付，在落實鑒定費用后再提出登記。

第十條 執行案件中評估的收費計算基礎，按拍賣成交價或變賣、抵債等方式確定的實際價格為準;如無法實現拍賣、變賣、抵債的，則先前發生的評估費用按案件審理中一般評估收費標準計算。

第十一條 鑒定機構接受高級法院委托并已經開始工作后，因當事人申請中止或暫緩司法鑒定的，由申請中止或暫緩的當事人承擔已經發生的相應鑒定費用。該費用的扣付工作由相關法院審判庭、執行庭負責。

第十二條 高級法院統一建立全市法院司法委托鑒定人名冊。

進入鑒定人名冊的機構，應當在資質等級、服務能力、社會信譽、經營業績等各方面居行業前列。

第十三條 鑒定人名冊管理實行即時與階段相結合的動態考核調整制度。第十四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機構應即調整出名冊，并在3年內不得進入名冊：

1、違法或違紀經營，受到行政處罰的;

2、鑒定質量、效率或服務態度低下的;

3、違反誠信原則進行不正當競爭，經規勸不予及時糾正的;

4、有其他違法違規行為，影響司法工作、侵害當事人合法權益的。

第十五條 鑒定人名冊的考核調整，應當聽取相關行業協會和各級法院意見。

各級法院相關審判庭、執行庭對鑒定機構完成的每一項受托事項，都應當進行質量與效率評估，報高級法院備案，作為機構考核依據。

第十六條 本規則由市高級法院審判委員會負責解釋。

第十七條 本規則2006年1月1日起實施。

第二篇：司法鑒定基礎理論研究五發展與協調

公

司訴 訟

理由

是什么？

司法鑒定基礎理論研究五

第四，鑒于鑒定較強的職權主義色彩及其中立地位，大陸法系國家法律一般規定，鑒定人的報酬及鑒定所需其他費用由國家支付。而英美法系的專家證人由于受聘于一方當事人，故其報酬由該當事人承擔，而且其報酬常常與其所提供專家證言的內容和結果直接掛鉤，這一點自然引來不少非議。

從上述幾個方面看來，鑒定結論與專家證言分別是職權主義與對抗制訴訟模式的必然產物。對他們的研究不能僅僅從表面現象出發進行膚淺的對比和紙上談兵的所謂“互相借鑒”。這樣的研究盡管在學者的筆下會左右逢源，但當付諸實施時卻很可能寸步難行，必須將它們放在作為各自的根源的整個訴訟模式的大背景下加以考慮，才有可能把握其本質和規律，并提出真正有價值的見解。

3.鑒定結論的主要功能在于增強事實裁判者的認識能力。鑒定結論是針對案件所涉及的專門性問題而產生的。盡管我們無法精確界定專門性問題到底專門到何種程度，具體個案中的專門性問題又會有何種區別，但是我們可以確定，這種專門性問題已經對法官的認識能力構成了嚴峻的挑戰。正是在對這種專門性問題進行判斷的問題上，法官陷入了兩難境地。一方面，對案件作出裁判要求法官必須對該問題關涉的事實作出判斷，另一方面，法官自身的知識和經驗對該問題無能為力。也就是說，法官在審理案件過程中需要作出判斷的專門性問題超出了法官根據其知識和經驗可以進行的理性思維的范圍。在這種情況下，法官必須借助于外界的力量來增強自己的認識能力，以保證自己可以對案件事實作出正確的認定。當鑒定結論產生后，由于其包含著專業人員對相關事實的判斷，法官通過對鑒定結論的審查認定，可以有效地彌補其認識能力的欠缺，使得自身對案件的專門性問題認識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提升。

(二)鑒定結論的證據能力和證明力

鑒定結論既然作為一種證據，那么就應當具有證據的兩大特性，即證據能力和證明力。前者是鑒定結論能夠在法庭上當作證據使用所必須具備的條件，后者則是其對于證明對象所具有的證明作用。在一般情況下，證據規則主要對證據能力作出規制，而證明力則交由裁判者以自由心證的方式加以認定。當然，在某些特殊情況下，法律也會就某些證據的證明力作出規定，以之作為自由心證原則的例外。

1.鑒定結論的證據能力。任何一份鑒定結論欲具備證據能力，須具備以下幾個條件：

(1)交付鑒定的事項應屬專門事實領域。

對于鑒定結論來說，如果其要作為證據提交給法庭，首先必須滿足的條件是鑒定所針對的事項必須是事實問題，而且該事實問題只有借助于專門的知識和技能才能認定。只有滿足這個條件，訴訟中進行的鑒定才具有必要性，由此得出的鑒定結論才具備證據能力。

第一，當鑒定結論超出事實問題的范圍，對法律問題發表意見時，便構成了對司法者權力的侵犯。因為無論在何種訴訟模式之下，對有關法律問題作出判斷都是司法者的職責，越俎代皰的鑒定結論當然不具有任何證據能力。但是法律問題與事實問題的區分只是一個理論上的命題，而現實情況常常不象理論命題那樣整齊劃一。實踐中，在法律問題與事實問題的交界處，常常會存在一些模棱兩可的情形，使人們難以將其完全歸入一方，即出現所謂作為法律問題的事實和作為事實問題的法律。訴訟過程中某一外國法律或歷史上曾經存在的法律可能會被作為證據提出，便是這里所說的作為事實問題的法律，鑒定活動一般不會涉及到這些問題;但是，當遇到作為法律問題的事實時，常常會造成混亂。法律對于一定的事實基礎賦予其法律含義，便產生了所謂作為法律問題的事實。就其性質而言，作為法律問題的事實應屬于法律問題的范疇，而非純粹的事實問題。因此，其判斷權歸司法者所有，而鑒定人只能就其基礎事實發表意見。

第二，鑒定結論所針對的必須是借助于專門知識和技能才能認定的事實問題，即有鑒定之必要性的問題。當鑒定人對普通經驗層面的事實問題發表意見時，由于出現兩個方面的侵權，而使其鑒定結論失去了證據能力。一方面，侵犯了事實裁判者的權力。根據一般理性認定案件事實是事實裁判者的職權。因此，通常情況下證人只能就其所感受到的客觀事實進行陳述，而不得加入主觀推測的成份，這一點在英美被稱為意見證據的排除規則。而鑒定結論作為遇到專門性問題時的一項例外舉措，必須嚴格遵守其職責范圍。另一方面，侵犯了當事人舉證的權利。在大陸法系的鑒定人模式之下，存在著鑒定的決定權與當事人舉證權分離的問題。對于那些被列入“專門知識和技能”范圍的事實問題，只能由享有鑒定決定權的主體交付鑒定，而對于此范疇之外的事實問題則屬于控辯雙方有權舉證證明的范圍。因此，對一個本屬于普通經驗層面的問題進行鑒定，則構成對當事人舉證權的侵犯。

但是，如何確定訴訟中的“專門知識和技能”卻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其困難在于無法確立一個相對固定的判斷標準，將所謂“專門知識和技能”與普通知識進行區分，而且更困難的是，“專門的知識和技能”并不具有固定的概念涵蓋范圍，在不同的案件可能具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在英美國家，由于無論普通證人還是專家證人都是由控辯雙方提供的，只要能對陪審團認定事實有幫助，無論何人均可以接受當事人的委托而成為專家證人就法庭審理所涉及的專門問題進行作證。因此，英美法國家的專家范圍較廣，他們并不僅限于接受過嚴格職業訓練的專家，其他具有豐富執業經驗的普通人如磚瓦工、薄板金屬工、測量工、木工和電工等也被歸入專家行列的現象并不存在多少異議。但在大陸法系國家，鑒定決定權與當事人舉證權分離的現狀決定了必須在“專門知識技能”與普通知識之間作出一個非此即彼的明確區分，以劃定鑒定權與舉證權的界限。絕大多數大陸法系國家都把鑒定的決定權交給法院，這實際上即意味著，法院對于是否屬于“專門知識和技能”的問題上享有充分的判斷權。而且各國立法對法官行使這一權力所設定的限制是非常少的，事實上，立法也難以對該權利設定限制。因為案件事實復雜多樣和科學知識不斷發展，使立法者不可能制定一條整齊劃一的標準，而不得不由法官依據具體情況加以個別判斷。

特別應當指出的是，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19條規定：“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決案件中某些專門性問題的時候，應當指派，聘請有專門知識的人進行鑒定。”這一規定表明：我國法律也沒有對何為“專門性問題”給出確定的標準，這一點本無可厚非;但是由于前文所提到的，我國現行的是一套在鑒定決定權上的不平等模式，公訴方與法院共同享有鑒定的決定權，而被告人卻不具有此項權利。這樣的一套模式賦予法院鑒定權固然是職權主義訴訟的應有之義，但同時也給公訴方任意解釋“專門知識和技能”的范圍以剝

奪被告人舉證權提供了可乘之機，從而造成雙方舉證能力的不平等。因此，從這個角度也折射出構建鑒定決定權上的平等模式的必要性。

(2)鑒定人具有鑒定資格。

鑒定人的鑒定資格是鑒定結論具有證據能力的一個當然條件。鑒定資格主要是指鑒定人應當具備鑒定所需的專門知識和技能，可以根據法律的規定開展相應的司法鑒定業務。大陸法系國家采取了鑒定權主義的做法，對鑒定人的資格問題進行事先審查，凡是達到法律規定標準的鑒定人都要統一注冊，形成鑒定人名冊，鑒定活動的開展必須從鑒定名冊中挑選鑒定人。但是，必須注意的是，就像無法對所有需要鑒定的問題作出列舉性規定一樣，由于具體案件情況的復雜多變，其所涉及的鑒定問題也是千差萬別，法律不可能對于具備何種知識程度的人可以在具體案件中擔任鑒定人給出一個確實的標準，此時必須由法官在個案中加以判斷。

在西方國家，即使對于那些被列入鑒定人名冊的人，法律也不排除控辯雙方對其是否具有專門知識和技能提出質疑。但是，在特殊情況下，法律可能會對某些特定的鑒定人資格加以具體規定。我國也有類似的規定，如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20條第2款規定，“對人身傷害的醫學鑒定有爭議需要重新鑒定或者對精神病的醫學鑒定，由省級人民政府指定的醫院進行。”據此，對于本條指出的鑒定，只有省級人民政府指定的醫院才有權進行，其他單位作出的鑒定結論一律不具有證據能力。但是，符合該條規定只是證據能力的一個最基本的條件，僅此并不能使其鑒定結論當然具有證據能力。如果法院認為該省級人民政府指定的醫院不具備鑒定所需的有關專門知識和技能，則其所作出的鑒定結論同樣不能作為證據作用。

(3)鑒定人應當中立。

值得在法律上作更加深入探討的是鑒定人的中立性問題。鑒定結論是一種意見證據，鑒定人作出鑒定結論的過程是一個判斷的過程。因此，為了減少這一判斷過程中外界因素的干擾，盡可能保證鑒定結論的客觀真實性，在大陸法系國家的鑒定模式之下，一般都要求鑒定人像法官那樣，在控辯雙方之間保持中立

性。首先，各大陸法系國家基本都規定了鑒定人回避的條款，當鑒定人與案件有利害關系或者其他關系時應當回避，否則其所作出的鑒定結論不具有證據能力。但是，回避條款所列舉的各種情況就保障鑒定人的中立性而言是不夠的。有時鑒定人即使與雙方當事人均無利害關系，也可能會由于某種不經意間形成的預斷或偏見而喪失中立性。那么，在鑒定人已經產生預斷或偏見的情況下，其鑒定結論是否有證據能力呢?是直接否認其證據能力，還是在承認其有證據能力的同時，對其證明力作出某些限制性規定呢?導致鑒定人對案件產生預斷或偏見的原因多種多樣。其一，過早或過多地了解案情。前面論述鑒定人的權利時已經談到，如果鑒定人對與鑒定無關的事實了解太多，則難免會形成某種預斷，從而影響其鑒定的客觀真實性。其二，我國以及俄羅斯都允許公訴方選任鑒定人，當鑒定人由控方選任時，他與控方之間本身便具有了一種牽連關系，人們完全有理由懷疑其在鑒定過程中會倒向控方而對被告人心存偏見。這一點是不平等的鑒定人制度自身產生的悖論。從目前我國鑒定權分配體制來看，對于這種有預斷和偏見嫌疑的鑒定結論，很難完全否認其證據能力，而只能作為其證明力判斷的一個考慮因素。只有建立起平等的鑒定權分配模式并根據鑒定活動的客觀規律，對其進行科學規制之后，才能將這種缺乏中立性的鑒定結論在證據能力上連根鏟除。

(4)鑒定過程正當。

大陸法系各國法律在鑒定過程正當性對鑒定結論之證據能力的影響問題上大都沒有作出直接的規定。在此，從兩個方面對這一問題加以分析。

第一，在鑒定基礎的材料來源之合法性對鑒定結論證據能力的影響這一點上，美國的做法較有啟發意義。根據美國聯邦證據規則第703條的規定，如果某一事實或資料對于專家作出結論具有合理的必要性，那么，該事實或資料不需要具備作為證據的可采性。但是，這一規定并不意味著專家證言可以完全建立在非法證據的基礎之上。根據美國學曾作出的解釋，盡管該條規定允許專家將其證言建立在雖不具可采性，但事實上可靠的傳聞或其他證據之上，但是，控方的專家證言仍然不得以違反“米蘭達規則”所獲得的證

據為基礎。在此，“毒樹之果規則”依然適用。同樣，當一定的政策性考慮使某些材料不具有可采性時，該材料也不得作為專家意見的基礎。

大陸法系國家在證據可采性問題上限制較少，但基本都在不同程度上規定了非法證據的排除規則。對于某些以非法手段得來的證據，法律禁止其作為證據適用，以此為基礎作出的鑒定結論也當然不具有證據能力。鑒定不能成為某些非法證據之非法性因素的過濾器。

總之，法律雖然不要求作為鑒定結論之基礎的所有事實或材料都具有可采性，[55]但是，當某些基礎性的事實或材料是以非法手段得來或違反某些政策性考慮時(例如違反證人特權的規定及其所產生的救濟措施所得來的資料，以及因辯訴交易中的讓步而獲的材料)，其非法性將殃及以此為基礎的鑒定結論的可采性。

我國法律對于這一問題沒有作出明確規定，長期以來的司法實踐對非法證據一直采取一種遷就態度。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物證、書證由于其具有不可替代性，即使是非法得來的也不予排除，而只排除那些以刑訊逼供或其他非法手段獲得的言詞證據。那么，以非法物證、書證為基礎的鑒定結論在我國自然也就具有證據能力。

第二，就鑒定手段的正當性對鑒定結論證據能力的影響而言，鑒定作為一個運用科學知識的過程，其手段不得違背公序良俗。鑒定人不能為了鑒定而不擇手段。如果鑒定手段違反人類社會基本的道德標準和倫理準則，不論其結論是否正確，也應當排除其作為證據的資格。這一點在各國法律中雖然很少有明確規定，但是，鑒定手段的正當性應當被視為整個訴訟過程正當性的應有之義。

2.鑒定結論的證明力。證據的證明力屬于事實認定的范圍，法律一般不作規定，而交由法官或陪審員依自由心證原則加以判斷。有學者指出，一般情況下，有五個方面的因素會影響到鑒定結論的證明力。即：鑒定人知識水平的高低是鑒定結論證明力的重要衡量因素，在有關專門領域造詣較高的鑒定人，其所作的結論應當具有更高的證明力;鑒定所使用的儀器設備的先進程度是衡量鑒定結論證明力的又一個重要標

志，一般說來，更為先進的科學技術手段，能夠保障鑒定結論具有較高的真實性;用作鑒定之基礎的事實材料的可靠性對鑒定結論的證明力具有決定作用，即使該基礎性事實材料具備證據能力，但如果裁判者對其真實性心存疑慮，則必將影響到其對鑒定結論的證明力的衡量;如前所述，當鑒定人在鑒定過程中受到某些外界因素的影響而形成一定的預斷和偏見時，鑒定結論的證明力也將大打折扣，即使法律仍然承認其作為證據的能力;同案當中的其他證據也是認定鑒定結論的證明力的重要標準，即使鑒定結論在形式上顯得無懈可擊，但它也并不必然具有比其他證據高出一籌的證明力，司法者應當將其與所有證據放在一起綜合考慮。

可以說，上述五個方面的內容基本涵蓋了實踐中可能會對鑒定結論的證明力形成影響的因素的范圍。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各點只是就一般情況而言，具體的判斷需要交給法官根據個案情況進行具體衡量。實際上，因為自由心證原則的存在，法律也不能就證明力的確定制定任何完全確定的標準。但是，鑒定結論畢竟在其科學性、意見性等了了面具有不容忽視的特點，而裁判者作為普通人的知識與經驗，相對而言必然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為防止裁判者在有關專門問題上的恣意擅斷，作為自由心證原則的補充，各國往往“通過一些例外規則限制對其證明力的任意裁量或心證的濫用。” [57]比如，在美國，由于民事案件與刑事案件在證明標準上要求不同，法律規定，當涉及到有關科學上的物理自然現象時，如果普通證人與專家證人的證言存在矛盾，則在民事訴訟中，法官應當指示陪審員不可采信該普通證人的證言;而在刑事訴訟中，法官卻不得為陪審團衡量證據。[58]《俄羅斯聯邦刑事訴訟法典》第80條規定，“鑒定人的意見對于調查人員、偵查員、檢察長和法院，不是必須采納的，但是他們必須說明不同意鑒定意見的理由。”這一規定意味著，法官在不能提出拒絕理由的情況下必須承認該證據的證明力。上述規定是各國根據其對鑒定結論的理解，并結合本國具體情況作出的。通過這些作為特例的規定，鑒定結論的證明力與法官權力之間可以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制約，實現本國訴訟追求的目的。

(三)鑒定結論的效力司法鑒定之“司法”并不是說這種鑒定是由司法機關進行或是帶有司法裁判的性質，它只具有分類學上的意義，表明這種鑒定結論是在司法過程中開展的。所以，司法鑒定只是當事人收集證據的活動，鑒定人的判斷并不是法官的判斷，鑒定結論也只是證據形式的一種，不能作為最終事實

結論成為法院判決的直接依據，“經合法程序形成的鑒定結論與其他形式的證據一樣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都必須經過查證屬實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并不具有優先采信或必須采信的證據地位”。[59]因此，“司法鑒定只具有科學性，沒有所謂權威性，二者不可劃等號”，[60]其科學性只是賦予了其證據能力，究竟能否得到采納以及證明力的大小還是要取決于法官的自由心證。我們不能把“必須加以證明的東西(這是每一個案件中的法律要求)與證明所要依賴的證據混為一談。在法律工作者的心中，必須將這兩者區別得十分清楚。” [61]因此，就鑒定結論而言，其在訴訟中的效力在于為法官在事實認定問題上提供了一個可資參照和借鑒的“范本”，至于這個“范本”所認定的事實是否就是案件的事實，需要法官根據全案的具體情況進行判定。也就是說，鑒定結論對事實問題的分析和判斷對法官并不具有必然的約束力，法官對事實的認定完全可以同鑒定結論所認定的事實不一致，鑒定結論在訴訟中同其他證據一樣，具有同等的地位。但是，在我國法律中卻有規定，因工傷提起的賠償訴訟要求有傷害鑒定和工傷事故鑒定為前提條件，以及醫療事故糾紛必須有醫療事故鑒定委員會的鑒定結論作為進入訴訟的前置條件。這些規定把取得鑒定結論作為進行訴訟的前提條件，實際上賦予了鑒定結論高于其他證據的地位，在理論上是不適當的。

七、司法鑒定之構成要素Ⅲ——鑒定程序的啟動作為一種訴訟活動，司法鑒定的進行在外觀上必須具有一定的嚴肅性，需要按照事先確定的程序逐步開展。雖然司法鑒定本身會經歷一個從啟動到過程再到結果的流程，但由于鑒定過程本身因鑒定事項之不同而千差萬別，因而證據法學應當聚焦于鑒定的啟動程序。從訴訟的角度來說，司法鑒定程序必須經過正式啟動之后，其后續行為及結果才可能產生預期的法律效力。在司法鑒定的制度設計上，如何建立完善的鑒定啟動機制，對于發揮鑒定的功能，實現通過司法鑒定中科學技術的運行發現案件事實，加強對當事人權益的保護，體現訴訟公正的價值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因此，下文將圍繞鑒定程序的啟動問題進行討論。

(一)鑒定程序啟動的被動性

大陸法系國家在設定鑒定制度的時候，往往因為對鑒定人訴訟地位的界定而要求鑒定人在訴訟中保持客觀中立，而且規定鑒定人適用回避制度以防止帶有偏見的鑒定人介入到司法過程中從而產生不公正的鑒

定結論，因此，從維護訴訟公正的角度來說，鑒定人不能主動要求進行鑒定，只有當訴訟中具有開展司法鑒定的需要時，經過法官批準，鑒定人才可以按照規定進行司法鑒定活動。也就是說，鑒定程序必須在外觀上保持一種被動性，需要某種外來因素將其激活，而其背后的理論基礎就在于維護鑒定的中立性和公正性。這是因為，科學活動需要理性的頭腦來操作，鑒定不像證人作證，一般只要陳述自己體驗之事實即可，鑒定是對科學知識的運用，鑒定結論必然包含了鑒定人的主觀判斷。如果鑒定人自身或其利益牽涉于案件之中，人性的弱點就會使他難以客觀地進行事實的鑒別和斷定。因此，鑒定人的中立性能夠保證其冷靜地不偏不倚地作出準確客觀的鑒定結論，從而實現訴訟結果的公正性。這種中立性的要求反映到制度上，首先是要求建立鑒定人回避制，從外觀上確保其中立的：立場，這可參考有關法官回避的規定來要求鑒定人實行回避。其次，中立性還反對在當事人內部設立鑒定機構，因為這種做法會使鑒定人依附于當事人，鑒定結論服從于訴訟目標，其客觀性和準確性就令人懷疑了。最后，保證鑒定的中立和公平最有效的途徑是建立獨立的鑒定體系，鑒定人獨立行使鑒定權，就如同法官獨立行使審判權一樣，不受任何個人或者組織的干擾。

(二)鑒定程序啟動權主體

在大陸法系的模式下，鑒定的啟動權基本上被國家機關所壟斷，法官享有鑒定決定權是司空見慣的事情，在俄羅斯甚至檢察官和偵查人員都可以享有鑒定決定權。[62]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大陸法一直強調職權因素在訴訟進程中的作用，鑒定是司法機關解決專門性問題的一種方法，啟動鑒定的權力是一種公權力，因而只能由國家機關享有。但是為了維護鑒定在形式上的公正性，大陸法國家基本上將鑒定啟動權賦予了法官，允許其在是否進行鑒定的問題上進行裁量，而控辯雙方相應地則只有申請權。但是如果從理論上來說，法官享有的鑒定程序啟動權一旦在具體的案件中得以行使，那么就必然意味著法官主動對案件進行調查取證工作，法官的消極性無法得到維持。而同時法官基于對自己所獲取的鑒定結論的信任，很有可能會在鑒定結論產生后受其影響帶有傾向性地去對待訴訟雙方當事人，從而喪失中立性。就當事人雙方來說，其作為訴訟中對抗的雙方，為了維持訴訟平衡的需要，必須要求雙方享有平等的訴訟地位，可以平等地行使權利，承擔義務，因此僅從理論上分析，控辯雙方應當就鑒定程序的啟動問題享有平等的發

言權。這應當是程序正義的必然要求。而某些傳統上比較典型的大陸法系國家已經認識到這一點，開始拋棄以往僵化的做法，在鑒定程序啟動問題上賦予了當事人雙方平等的權利，法官雖然仍可以決定鑒定程序是否啟動，但是其中職權主義的因素較以往已經大大減少，當事人雙方的程序權利呈現逐步擴大的趨勢。例如，意大利在最近幾年的立法修改中，就規定當事人可以申請進行鑒定，法官決定是否進行鑒定，但同時，當事人可以根據需要自行聘請技術顧問為自己在訴訟中提供支持。這就在鑒定問題上賦予了控辯雙方較多的權利，大大加強了訴訟的對抗性，從而增加了發現真實，實現公正裁判的可能性。而由于當事人訴訟主體地位得到了尊重，其參與訴訟的手段也得到擴大，對程序的依賴性和認同度也有所強化，程序的重要性逐步得到體現。

如果以此來對照我國的相關規定，我們會發現，在我國不僅法院可以決定啟動鑒定程序，而且公安機關、檢察機關都享有鑒定決定權，而被告人不僅沒有鑒定決定權，甚至連鑒定申請權都不享有，只能就鑒定結論提出補充鑒定或重新鑒定的請求。這些規定不僅與英美的司法鑒定體制有較大的區別，也與大陸法系的鑒定制度不相同。它是我國“流水作業式”訴訟構造下的特產，帶有濃厚的職權主義色彩。而且在理論上與訴訟的基本法理相悖，在制度設計上也與我國審判方式向對抗式邁進的思路格格不入，在實踐中引發了諸如暗箱操作、重復鑒定等等許多的問題。它是當下我國鑒定制度備受指責，成為眾矢之的的根源所在，應該在司法改革中加以摒棄，并按照訴訟公正、平等的要求賦予雙方當事人鑒定的啟動權。

第三篇：醫療事故司法鑒定指南發展與協調

公

司訴 訟

理由

是什么？

醫療事故司法鑒定指南

“司法鑒定”是指在訴訟活動中鑒定人運用科學技術或者專門知識對訴訟涉及的專門性問題進行鑒別和判斷并提供鑒定意見的活動。

□◆醫療事故申請司法鑒定程序

根據《司法鑒定程序通則(試行)》規定，申請司法鑒定應遵循以下程序：

一、委托： 司法鑒定機構和社會專業司法鑒定人接受司法機關的委托，從事委托請求事項的司法鑒定;非訴訟案件鑒定的受托從其行業規定。

1、司法鑒定機構接受司法機關、仲裁機構的司法鑒定委托。

2、在訴訟案件中，在當事人負有舉證責任的情況下，司法鑒定機構也可以接受當事人的司法鑒定委托。當事人委托司法鑒定時一般通過律師事務所進行。

二、受理：司法鑒定機構收到委托書后，應對委托人的委托事項進行審核，并作出如下決定：

1、對于符合受理條件的，能夠即時決定受理的，司法鑒定機構應當與委托人簽訂《司法鑒定委托受理合同》;

2、不能即時決定受理的，應當向委托人出具《司法鑒定委托材料收領單》，在收領委托材料之日起7日內對是否受理作出決定;

3、對于不符合受理條件的，決定不予受理的，應當退回鑒定材料并向委托人說明明理由;

4、對于函件委托的，司法鑒定機構應當在收到函件之日起7日內作出是否受理的書面答復。

三、初次鑒定

鑒定機構受理案件后，應當指派具有社會專業司法鑒定資格的人員承擔鑒定工作，同一鑒定事項應當由兩名具有社會專業司法鑒定資格的人員進行。

四、補充鑒定。司法鑒定機構接受委托進行補充鑒定，應當對委托人請求的事項進行審查，不屬《司法鑒定程序通則》第三十條規定的情形，社會專業司法鑒定機構應當向委托人說明情況，并退回委托書。

補充鑒定符合《司法鑒定程序通則》第三十一條規定的情形，社會專業司法鑒定機構可以指定原鑒定人進行，也可以指派其他社會專業司法鑒定人進行，補充鑒定文書是原鑒定文書的組成部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司法鑒定機構可以接受委托，進行補充鑒定：

(1)發現新的相關鑒定材料;

(2)原鑒定項目有遺漏。

五、重新鑒定。對重新鑒定，專業司法鑒定機構應當要求委托人提供與原鑒定材料相同的材料。重新鑒定仍在原社會專業司法鑒定機構進行的，不能由原鑒定人承辦重新鑒定的事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司法鑒定機構可以接受委托，進行重新鑒定：

(1)司法鑒定機構、司法鑒定人超越司法鑒定業務范圍或者執業類別進行鑒定的;

(2)送鑒的材料虛假或者失實的;

(3)原鑒定使用的標準、方法或者儀器設備不當，導致原鑒定結論不科學、不準確的;

(4)原鑒定結論與其他證據有矛盾的;

(5)原司法鑒定人應當回避而沒有回避的;

(6)原司法鑒定人因過錯出具錯誤鑒定結論的;

六、復核鑒定。對鑒定結論有異議需進行復核鑒定的，其他資質較高的司法鑒定機構可以接受委托，進行復核鑒定。復核鑒定除需提交鑒定材料外，還應提交原司法鑒定文書。

七、司法鑒定文書的出具。司法鑒定人完成社會專業司法鑒定工作后，應當出具司法鑒定文書。社會專業司法鑒定文書的制作應當符合《司法鑒定程序通則》第三十九條，第四十條，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二條規定的要求。司法鑒定文書正本一式三份，其中一份交委托人，兩份由司法鑒定機構存檔。

八、出庭

司法鑒定人應當按照司法機關或者仲裁機關的要求按時出庭。司法鑒定人出庭時，應當出示《司法鑒定人執業證書》，依法實事求是的對鑒定結論的依據進行說明，回答與鑒定相關的問題。

□◆醫療糾紛中司法鑒定人的條件

由于司法鑒定人地位的重要性和任務的艱巨性，根據我國司法鑒定實踐的需要，一般地，司法鑒定人應當具備五個方面的條件：

1專業知識條件。鑒定人是較高層次的專家，必須具備與之相應的專業知識，這是司法鑒定人必備的首要條件。司法鑒定人必須是對自己從事的學科的專業知識經過系統的學習，理論基礎扎實，應用技術熟練。一般須具備本專業或相關專業大學以上的學歷，本專業以外的必須經過系統的專業培訓。

2鑒定實踐能力條件。鑒定實踐能力是指司法鑒定人具備獨立解決本學科范圍內有關鑒定問題的能力，是鑒定人開展鑒定活動的基礎。對鑒定人實踐能力的評斷，主要是考察其從事專業技術工作的經歷、成就或辦理本專業案件的數量、質量能夠達到規定的要求。

3法學知識條件。司法鑒定活動是在訴訟活動中進行的，許多鑒定業務與法律聯系密切，鑒定人同時又是訴訟參與人，因此必須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識，所做的鑒定結論才能符合法律要求，才能嚴格履行鑒定人的職責。主要應當掌握訴訟法學、刑法學、民法學、經濟法學、證據法學等與鑒定業務緊密相關的法學知識。

4專業技術職務條件。司法鑒定工作是一項特殊的、高層次的專業技術工作，鑒定人是以專家身份審核與提供證據、參加訴訟活動，必須具備較高的技術職稱，才能與其任務、地位、水平和身份相稱。不同專業的鑒定人職稱標準不同。法醫學、司法精神病學的鑒定人一般應具備高級技術職稱;物證技術學、司法會計學以及行業鑒定人應具備中級以上技術職稱;各個專業的鑒定復核人必須是高級職稱的鑒定人。

同時應當明確，有的鑒定人雖在司法部門工作，但他們是技術干部而非司法干部或公務人員。

5思想品德條件。鑒定人必須具有良好的職業道德和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我國法律中雖然并沒有英美法系中對品格證據的相關規定，但是鑒定人實事求是、尊重科學的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是保證鑒定結論客觀、公正的前提。

由于鑒定工作所涉及的行業和領域不同，司法鑒定人的條件也存在著各自的差異。只有具備以上基本條件的專業技術人員，才可以申請司法鑒定人的職業資格。

□◆司法鑒定的時間規定

1、鑒定機構應當在與委托人簽訂司法鑒定協議書之日起三十個工作日內完成委托事項的鑒定。但是，在實際的鑒定實踐中，往往比這個規定的時間要長，有的到四十五天，或者兩個月。因此，以鑒定會完成后，實際通知的時間為準。

2、如果委托鑒定的內容，涉及復雜、疑難、特殊的技術問題或者檢驗過程需要較長時間的，經鑒定機構負責人批準，完成鑒定的時間可以延長，延長時間一般不得超過三十個工作日。也就是說兩個月應當是延長過的鑒定期限了。如果鑒定機構還要把時間后拖的，如果沒有其他特殊情況，應當屬于超時鑒定的違規行為。患者及其家屬應當積極督促鑒定機構出具鑒定結論。

3、如果司法鑒定機構與委托人，對完成鑒定的時間另有約定的，按照其約定的時間，出具鑒定報告。

4、在鑒定過程中補充或者重新提取鑒定材料所需的時間，是不計入到鑒定時限的。如果是由于當事人的原因沒有按時、充分的提供鑒定材料的，造成鑒定時間的延誤的，應當由延誤的一方承擔法律責任。

□◆司法鑒定不予受理的5種情況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鑒定委托，司法鑒定機構是不予受理的：

(一)委托事項超出本機構司法鑒定業務范圍的;

(二)鑒定材料不真實、不完整、不充分或者取得方式不合法的;

(三)鑒定事項的用途不合法或者違背社會公德的;

(四)鑒定要求不符合司法鑒定執業規則或者相關鑒定技術規范的;3

(五)鑒定要求超出本機構技術條件和鑒定能力的;對不予受理的司法鑒定案件，鑒定機構會向委托人說明不予受理的理由，并退還其提供的鑒定材料。

第四篇：論法院經費保障制度發展與協調

公

司訴 訟

理由

是什么？

論談法院經費保障制度

論法院經費保障制度

作者

吳旭萍

黨的十五大政治報告正式提出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治國方略，在實現依法治國的進程中，法院肩負著行使審判權的神圣使命。

獨立審判，又是行使審判權的一項重要組成部份，而要實現獨立審判，離不開充足的經費保障。孫子兵法云：“大軍未動，糧草先行”，從古到今，充分的物質保障始終是進行一切活動的根本，物質保障也是法院實現審判職能的前提條件。

我國法院系統的經費來源，主要是依靠各級政府財政的撥款及法院自身收入的訴訟費作為補助經費。目前我國財政對于法院收入的訴訟費，實行“收支兩條線”，即法院收繳的訴訟費全額上繳給財政專戶，財政統籌后再以預算外資金的形式，根據其經濟實力與法院的開支預算報告決定撥款數額的多少。

因此，不同地區的法院得到的財政撥款是各不相同的，也因此形成了有的法院經費相對有余，有的法院經費缺口很大。在經濟發達的地區的法院，訴訟費收入多，經費相對較充足，基礎設施建設，硬、軟件建設相對也較先進。

在經濟不發達地區的法院，訴訟費收入少，財政困難，得到的經費也相對不足，人員經費尚無法保證，更何況辦案經費和建設資金？而經費缺乏，已成為困擾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的一個難題。在逐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進程中，社會經濟正在起著翻天覆地的變革，各類案件劇增，法院的審判業務日趨繁重，現有的經費保障制度已難以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

筆者認為，在當前強調司法改革的進程中，經費保障機制也應進行相應的改革，應改變這種法院經費單純依靠地方財政撥款的做法，應當實行全國法院系統的經費由國家計劃單列，財政統一撥款，并立法保障司法經費，建立獨立的司法預算制度。理由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建立獨立的司法預算制度，實行國家單列財政撥款，有其歷史淵源和借鑒。

1985年8月召開的第七屆聯合國預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會通過了《關于司法機關獨立的基本原則》（下稱“基本原則”），“基本原則”第七條規定“向司法機關提供充足的資源，以合之得以適當地履行職責，是每一會員國的義務”，在基本原則的有效執行程序解釋中，“向司法機關履行職能提供充足的資源”包括根據承辦案件數量任免足夠人數的法官，為法院配備必要的支助人員和設備，以及向法官提供適當的人身安全、報酬和津貼。在國外，大多數國家都將法院經費獨立出來，單獨列入國家預算。

日本早在1947年的《裁判所法》中規定“裁判所的經費是獨立的，應計入國家預算內”；美國于1939年設立了聯邦法院行政管理局，專門擔任聯邦司法系統的行政管理職責，由它制定并向國會提出聯邦法院預算，審核并分配各聯邦法院的經費，借鑒外國的有益經驗，針對我國的司法經費財政管理體制中的弊端，我們應該改革這種體制，建立獨立的司法預算體制。

二、建立獨立的司法預算制度，實行國家單列財政撥款，有利于保證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地方政府干涉支配。

我國憲法規定：審判權由人民法院行使，不受任何機關、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但在現行體制下，司法機關的人、財、物，都掌握在同級政府手中，司法機關往往只有與當地黨政機關合作才能正常開展工作，司法權處處受制于行政權，導致司法不公，當遇到跨在區的糾紛時，只能維護本地區利益，形成地方保護主義。

由此可見，如果不對這種體制進行改革，司法獨立、司法公正只能是一紙空談！只有在經費保障制度上能保證法院工作的需要，不存在物質利益的干擾，法院才能夠獨立行使審判權，公正地實現其司法職能。

三、建立獨立的司法預算制度，實行國家單列財政撥款，有利于保障法院有充足的辦案經費，保證審判職能的實現，防止司法腐敗的產生，維護司法公正。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各類案件不斷增長，但地方政府安排給法院的經費增長率卻不能與案件增長率成正比。

在經費短缺的情況下，有些法院為了解決經費困難，干警的住房、福利、辦公用房緊張等問題，千方百計搞“創收”，或是向當事人、律師、企業單位拉贊助，或是私設收費項目，或是提高收費標準等等。司法腐敗，成為妨礙司法公正的最直接敵人，成為最危險的社會公害。在九屆二次全國人大會議上，代表們反應最強烈的問題之一也是司法腐敗。

因此，在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后，特別是確立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基本方略后，再實行人、財、物保障依賴于地方政府的體制，已很難適應社會的客觀需求，只有建立起與之相適應的獨立的司法預算制度，實行國家單列財政撥款，才能保證司法機關擁有充足的辦案經費，保證審判工作的順利進行，維護司法公正。

四、建立獨立的司法預算制度，實行國家單列財政撥款，有利于保障法官們享有應有的物質待遇和福利待遇，提高法官們的社會地位，糾正少數干警的不正之風。

在西方國家，法官的社會地位比一般公務員高，待遇與福利也比普通公務員優厚，一些國家甚至將法官的工資以法律形式規定下來。

而在我國，法官的工資結構與普通公務員相同，雖然《法官法》規定了“法官的工資制度和工資標準，根據審判工作特點由國家另行規定，法官實行定期增資制度，法官享受國家規定的審判津貼、地區津貼、其它津貼以及保險和福利待遇”。

可見我國對于提高法官的待遇福利是重視的，法官作為一個特殊的群體，掌握著對別人財產的裁判權，甚至是對個別人的生殺大權，但同時法官也是一個人，他（她）們在人群中，一樣需要生活，一樣有種種需求，如果法官能享受較高的待遇，所謂的“人情案”、“金錢案”、“權力案”等司法腐敗現象都將大幅度減少直至消失，法官也必將會更珍惜自己所在的位置。只是，要執行這一條法律，如果沒有充足的經費保障，還是無法落實。因此，建立獨立的司法預算制度，實行國家單列財政撥款，保障法官享有優厚的待遇，對于抵制司法腐敗，將是一項積極有效的措施。

五、建立獨立的司法預算制度，實行國家單列財政撥款，有利于保證撥給的經費能得到充分合理的使用，最大限度地發揮作用。

當前，許多法院都面臨著基礎設施建設，辦公現代化建設等更新換代的問題，而進行一切活動，都需要龐大的經費，前文中已從多方面進行分析單純依賴于地方政府撥款的種種不妥，如果能夠實行國家單列撥款，由最高法院統一計劃。

那樣，在資金的利用率方面必定能得到大大提高，從財務的角度來看，也可以節省許多不必要的環節，使資金得到最有效的利用，避免不必要的浪費。

建立獨立的司法預算制度，實行國家單列財政撥款，具體應當如何實行？縱觀我國至今為止，對于法院經費最主要來源之一的訴訟費的收支管理，其管理辦法幾經變更，大體上有三種模式。

一種是完全自收自支，法院收繳的訴訟費一概不上繳給其他部門，留作辦案經費，在這種制度下，地方財政對于法院需負擔的經費較少，但因此失去了宏觀調控，有的法院因此而擅自用訴訟費濫發獎金，提高福利標準，造成了不平衡現象，犯了錯誤；

一種是按比例上繳，即基層法院留下一定比例的訴訟費作為辦案經費，余下的再按一定的比例分別上繳地方財政和上級法院，在這種制度下，法院能夠及時地得到辦案經費，但是有的法院為了多留經費，隱瞞訴訟費的真實收入，或是多設收費項目，或是提高收費標準，也存在不少的問題；

還有一種是目前實行的“收支兩條線”，即法院收取的訴訟費全額上繳財政，由財政統籌后，再以“業務補助經費”撥給法院。

財政在統籌時，將法院上繳的訴訟費按比例分成，大部分回撥給基層法院，再將一定比例的訴訟費作為統籌基金，分配給較不發達的基層法院，這樣，在辦案經費分配上，滿足了發達地區法院的需求，又兼顧了不發達地區的法院。

實行“收支兩條線”，使監督部門能夠發揮監督的作用，根除了法院在收費上存在的種種問題。

但是，實行“收支兩條線”，最大的缺點就是把經費的主動權完全地交到財政部門手中，財政撥款是否及時，是否充足，會直接影響著法院的審判工作，使地方政府有條件對法院的審判工作進行干預、干擾，影響了法院司

法獨立。

因此，實行“收支兩條線”，雖然在目前經濟變革日新月異的時期對于把有限的資金統籌安排，改善法院的基礎建設和硬、軟件建設起到一定作用，但在不久后的將來，會成為司法改革進程的一種阻礙。

因此，筆者認為，只有對“收支兩條線”進一步進行完善，在“收支”的“支”上，建立起獨立的司法預算制度，并立法給予保障，即將經費預算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由最高法院編制全國法院系統（包括普通法院和專門法院）全年的開支預算，而這個收支預算，則建立在各個法院年初預算的基礎上，由各個法院每年所需的建設資金、人員經費組成。

這部分的開支預算，在年初由最高法院交國務院主管部門審核，單列入國家預算，報經全國人大批準，國務院主管部門保證按預算撥款。

另一部分由辦案經費構成，由于辦案經費是隨案件的多少而增減變動，屬于不可預計因素，因此這部分經費由各級法院根據實際情況逐月按需向同級財政提出，同級財政用法院上繳的訴訟費形成專項經費。

專款專用，限時撥給法院使用。專款的年終結余用于統籌，保證下一的經費。

這樣，既有利于充分調動各個法院的工作積極性和主動性，使經費得以充足的保障，又能體現其靈活性，使資金得到最有效的利用。也只有這樣，才能建立起獨立的司法預算保障制度，才能真正實現法院司法獨立與司法公正，真正實現“法治”。

參考書目：

《依法治國與司法改革》 中國法制出版社 信春鷹、李林

《司法公正的價值內涵與制度保障》 嚴軍興

《論司法公正的實現》 劉作翔、雷貴章

《人大法律評論》 2000年卷第一輯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民事訴訟收費考》 方流芳

《獨立審判問題研究》 最高法院研究室 人民法院出版社

第五篇：執行工作與法院其他部門工作的協調

龍源期刊網 http://.cn

執行工作與法院其他部門工作的協調

作者：李敏嘉

來源：《法制博覽》2013年第04期

【摘要】法院的執行工作主要是由審判業務部門負責并執行的，但是在案件的審理過程中要涉及到多個部門的工作內容，如何做好各個部門的溝通，如何協調好業務部門與其他部門的工作顯得異常重要。本文列舉一個民事案件的整個審判過程，指出在審判過程中需要解決的幾個問題，提出了從審理前，審理中，審理結束后等相關問題與其他部門的協調方法。

【關鍵詞】審理；全局；執行

法院的正常工作運行主要由綜合服務部門和業務部門完成，綜合部門主要包括辦公室、政治處、研究室、法警隊等部門，業務部門主要包括審判業務部門即各審判庭室和執行局等。執行工作屬于業務部門工作的范疇是法院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法院其他工作部門的協調關系十分重要，對推動整個法院的系統工作，提升整體工作效能和質量尤為重要。本文將聯系實際案例對執行工作與法院其他部門工作的協調問題進行淺析。

先看一個案例：甲公司將自己擁有產權的房屋出租給乙公司用于經營酒店，乙公司按照雙方簽訂的租賃協議定期向甲公司支付租金。后，因乙公司經營不善，出現拖欠甲公司房租的問題，甲公司多次催要，乙公司一直沒有履行相關付款義務，甲公司遂將乙公司起訴至法院要求解除雙方的租賃合同，并要求乙方按照合同約定遷出租用的房屋。法院在受理了該案件后，經審理作出以下判決：

一、乙公司與甲公司之間的2007年9月25日《房屋租賃合同》于本判決生效后立即解除。

二、乙公司于本判決生效后三十日內將承租的房屋交還給甲公司。

三、乙公司于本判決生效后三十日內向甲公司支付租金2809764元。

四、乙公司于本判決生效后三十日內向甲公司支付違約金900000元。如果被告未按規定的期間履行給付金錢義務，應當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九條之規定，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案件受理費46010元由甲公司負擔11180元，乙公司負擔34830元。判決生效后，甲公司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但在案件審理階段，執行部門對此案相關情況并不了解。執行案件受理后，執行部門向乙公司多次發出履行債務通知無果，乙公司不但不主動履行債務還將營業所得收歸相關負責人個人所有，于是執行部門啟動強制執行程序要求乙公司停止營業強制遷出租用的經營場所。但執行剛結束，執行部門就發現乙公司存在大量拖欠工人工資、貨款、裝潢費用等問題。這些問題一旦集中爆發，必然對執行成果及社會穩定造成不良影響。

在本案執行中發現以下問題：

1、審判部門在案件審理前和審理過程中沒有及時全面地對被執行人乙公司的財產進行有效保全；

2、審判部門在案件受理后沒有就相關情況與執行部門進行溝通協調，從而錯過了規避后續執行風險的最佳時機；

3、執行部門在發現大量工人、供貨商、建筑商提出要求支付欠款的問題后，沒有及時向立案部門反映相關情況，造成相關案件立案起訴處理的不集中和復雜性；

4、在執行部門將乙公司的財產進行評估拍賣所得款項待用于支付相關工人工資、貨款等款項時，部分申請執行人存在虛假訴訟，侵吞執行款的嫌疑；

5、在執行過程中，沒有及時安排宣傳部門做好相關工作進程的宣傳工作，做好輿論引導。以上問題的出現主要原因是在案件的審理、執行及后續階段相關部門沒有做好充分的協調溝通工作。

經過對問題的剖析，我們不妨嘗試另一套工作思路來應對該案的解決：

1、在審理階段，案件受理后，審判庭可建議甲公司申請或依職權對乙公司的財產進行及時有效的保全，為后續的執行工作創造條件。

2、審判庭在掌握案件基本情況后，從審判看執行的角度，向執行部門、立案部門、法警隊等相關部門通報案件相關情況，由各部門提前綜合評估案件在審理執行及后續的問題和風險，并制定統一的工作思路，做到在各環節工作中協同一致，同時提前向相關勞動部門發出司法建議，對乙公司的工人工資發放問題提前介入監督，防止給后續的執行工作帶來隱患。

3、執行庭在辦理執行案件過程中應始終與其他審批庭及綜合部門保持溝通配合，提前通知研究室全程介入宣傳報道，做好隨案采訪和輿論引導。在本案執行結束后，發現大量工人工資、貨款等后續衍生案件后，應及時向立案部門及審判庭發出預警。為及時有效全面處理相關后續案件，執行部門應做好涉案企業員工及供貨商的登記工作并向立案部門提供債權主張申請的線索，必要時可以發出債權主張公告，防止債權人分散起訴，導致可供執行款項分配比例不均勻、無財產可供執行等問題的出現。

4、審判庭在審理后續主張債權案件時，應盡到實質審查義務，防止第三方與乙公司串通，進行虛假惡意訴訟侵吞執行款，必要時執行部門可審查乙公司的出資驗資情況，并追加被執行人乙公司股東為被執行人，從而對其惡意訴訟行為進行制衡。

本文以上分析雖是從一則個案出發，但是反映的卻是我們實際工作中遇到的普遍性問題，究其根本原因是由于我們在工作中沒有樹立起全局工作意識，沒有形成系統工作方法。在執行工作與其他部門工作的關系中，執行工作與審判工作的關系尤為重要，這兩者也是法院工作的核心所在。案件的審理體現的是對當事人的訴訟權利的維護，其獨立性是其權威性的前提，法律文書一旦依法生效就具備法律效力，除經法定的糾錯程序進行改正。而執行部門就是負責執行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權利義務，無權以認為生效法律文書存在錯誤而拒絕執行。正是由于這樣的法律架構的存在，讓執行和審判之間具有了絕對的界限，二則成了“互不干涉內政”的典范。當然這一原則應得到充分的遵守和弘揚，但是在面對具體問題的處理上我們應在堅持這一原則的基礎上，加強審判與執行溝通與互動，從而將法院工作這盤棋走好、走活。

執行庭作為業務庭承擔的工作相對于綜合服務部門具有相對的專業性，綜合服務部門的工作任務是配合審判和執行工作的有序開展。但是，無論是執行工作還是綜合服務部門的工作都不能因缺乏溝通而造成在實際運行過程中缺乏協調性而變得被動。綜合服務部門應發揮主觀能動性為執行工作服務，執行部門也應積極主動為綜合服務部門提供服務明確方向。

總之，執行工作與法院其他部門的工作的協調的問題，還有很多可加以研究，本文只是在基本層面作了簡要分析。我們的以前提出“從執行看審判”和“從審判看執行”的工作理念，這些理念也對我們的工作起到了很大的指導和促進作用，但筆者認為可以將這些理念進行擴大和深化，即變為“從執行看全局”和“從全局看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