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TM-11全域城市化背景下的婦聯維權工作M...

關于全域城市化背景下婦聯維權工作新模式的探索

全域城市化是我區“十二五”發展的重要目標，其實質就是農民職業非農化、農村服務社區化。作為促進城鄉均衡發展的最佳模式，婦聯的維權工作也必須在此大背景下創新自身的工作方式。

一、全域城市化帶來的婦女生活、學習、工作和婦聯工作等一系列變化

1、基層婦女組織將重新組閣。（按照我區十二五發展規劃）計劃將由現有的63個村整合３６個農村新社區，包括２０個農村新型居住區，保留1６個中心村。屆時，沿習了幾十年的村婦代會組織將明顯發生結構性的調整，村居對接成為必須。

2、婦女的身份、就業、生活方式等均將發生變化。身份來講，農民變為市民；就業而言，從事傳統的農業生產轉為現代都市農業或其他就業模式；居住模式，由一家一戶的單門獨院到群居式的高樓大廈。

二、全域城市化進程中婦聯維權將工作面臨的問題

由于基層婦女組織結構的變化，婦女人口的流動、身份的轉變、從業狀況的變更，使得婦女的訴求得不到及時解決，婦女的權益保障顯現新的動向。

1、婦聯的管理和服務職能得不到有效實施。一種情況是：作為村民，她的戶籍、集體經濟利益關系均在村里；作為居民，她的日常生活起居都在新的居住社區。另一種情況是：部分村戶籍制度改革后，戶籍在新的社區，居民仍分散居住在各村，由此，呈現雙重身份多頭管理與無人管理的現象。使得村婦代會和社區婦聯分別出現能管而管不著，想管又管不了。如婦女集體經濟利益的分配和作為社員待遇的享受。

2、婦聯的宣傳教育職能得不到盡情發揮。村級經濟相對雄厚而無法對已離開村落的分散的婦女組織學習、培訓和活動，而經濟狀況相對較弱的社區又無力開展類似活動。基層婦女工作難度加大，婦女整體素質的提升和婦女權益的維護也受到影響。

3、婦女訴求得不到及時維護：一些婦女由居住方式改變而使生活方式改變，高樓大廈的群居生活使業余生活空乏。離開了賴以生存的土地，再就業難成了婦女自立的瓶頸，一邊是企業用工荒，一邊是婦女就業難的問題已然存在。特

別是對一些文化程度低、缺乏技術能力、又到了一定年齡的婦女，由此也可能引發沉眠賭博等不利于家庭和諧的劣習。

三、全域城市化背景下的婦聯維權工作新模式的探索。十七屆五中全會進一步明確了城鄉統籌，基層公共資源均等化。隨著農村社區建設的推進，公共服務和城市文明必然向農村延伸、輻射，對農村實行社區管理和服務的要求，使得婦聯的工作模式必須適應新的變化。

1、健全組織，夯實基層基礎，解決有人做事。

一是結合基層黨組織“雙覆蓋”，著力推進基層婦女組織建設。

二是成立“大阿姐調解工作室”，選擇城鄉結合部、流動人口相對較多、基層矛盾和問題相對突出的11村先行試點，由村婦代會主任、委員、在本村群眾基礎好的老村干部、婦女干部等富有熱情的志愿者隊伍。

三是延伸文明樓創建工作，把城區較為成熟的文明樓群創建工作方法和經驗延伸到正在建設的農村新社區和農村新型居住區，物色一批熱心、熱情的志愿者擔任樓長，建立樓管會組織。

2、創新模式，完善工作機制，探索婦聯參與社會管理和創新路子。

一是村社結對聯合行動，對目前組織機構已經完善的相鄰村和社區，社區中的居民本身來自村民，采取村社對接，實行工作聯動資源聯享。

二是將婦聯維權工作納入全區大調解范疇。將“大阿姐”調解工作室列入我區社會矛盾糾紛聯合解決機制。調解工作室立足基層婦女維權需求，在區聯合人民調解委員會的統一領導及區法律調解專家團的業務指導下開展工作。在區婦聯婦女維權窗口建立由婦聯、司法、法院、心理咨詢協會等組成的專業調解咨詢團隊，為處理婦女權益相關事宜提供最直接最快捷的服務。

經過前期的調查摸底，逐村落實人員、場地、設備、經費，目前，已建立調解工作室工作制度、調解形式和調解程序、調解人員工作職責和工作紀律、回避制度。

今年“三八”維權周舉行授牌儀式。

四月份，我們又組織召開了專題會議并作業務培訓輔導。

運行幾個月來，情況良好，如棉豐村從成立“大阿姐”調解室以來，先后調解近60起家庭糾紛。（以上紅字部分，分別用四張照片體現）

三是實行基層矛盾糾紛考核獎勵，凡“大阿姐”調解工室試點單位的調解案件，一律享受區基層調解糾紛“以獎代補”政策，按照矛盾糾紛難易程度分簡易、一般、復雜、重大糾紛和糾紛預警信息，分別給予10—500元的獎勵，鼓勵主動調處矛盾、解決訴求，及時上報預警信息。

以上只是基層婦女組織建設和基層維穩調解工作方面的一些探索，拋轉引玉。全域城市化背景下婦聯維權工作任務艱巨，比如婦女素質的全域提升，婦女重新就業創新的載體，外來流動婦女的權益保障等等，需要我不斷探索和創新。

第二篇：城市化背景下的法制建設

試論城市化背景下的法制建設

上世紀80年代以來，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城市化建設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績，成為了亞洲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隨之而來，很多地區也逐漸出現了一些因拆遷補償、人員安臵、勞動就業等原因而引發的上訪、靜坐等群體性事件，造成了嚴重的不良后果，成為該地區構建和諧社會進程中的不利因素。城市化進程，站在社會型態的角度來說，是從農村向城市的轉變；站在人的角度來看，是從“農民”向“市民”的轉變。鑒于城市化進程中的諸多法律問題，對于在法治軌道上推進城市化建設進程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筆者試從房屋拆遷、城管執法、社區法制三個方面進行分析研究，現綜述如下：

一、關于房屋拆遷問題

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城市規模的不斷擴大，不可避免地要對房屋進行拆遷。

（一）公共利益是否需要明確界定

筆者認為，《憲法》、《物權法》等法律在明確規定公共利益是征收的前提的同時，未對公共利益概念作出界定，此即實踐中普遍存在“以公共利益為名，大行商業利益之實”情形的法律根源，為此主張法律應明確界定公共利益的概念，以便在確保公益拆遷能更好地得到貫徹和實施的同時，最大限度地保護被拆遷人的權益。但也有些學者如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陳信勇教授，認為法律之所以不對公共利益進行明確界定，并非如有些學者所說的是出于“官商勾結”的方便，而是因為如果法律明確界定了公共利益，嚴格區分了基于公共利益的拆遷（公益拆遷）和非基于公共利益的拆遷（商業拆遷），則由于公益拆遷的拆遷補償費用明顯低于商業拆遷的拆遷補償費用，就會導致大量的被拆遷戶更愿意選擇商業拆遷，進而在實施公益拆遷時產生更多的矛盾和沖突，他同時基于公共利益范疇內涵本身具有不確定性等理由，主張不明確界定公共利益的概念。

（二）房屋拆遷的性質問題

國內法學專家學者對房屋拆遷的性質進行了闡釋，表達了各自的觀點，但分歧較大。第一種觀點認為，房屋拆遷是民事法律關系。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同時認為：拆遷人與被拆遷人是平等的民事主體，拆遷關系是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房屋拆遷糾紛僅僅是作為平等民事主體雙方的拆遷人與被拆遷人之間的糾紛，政府并不應直接參與，而只能在糾紛發生之后中立地進行裁決。第二種觀點認為，房屋拆遷是行政法律關系，具體又分為行政合同說和行政征收說兩種。持行政合同說的學者認為，在拆遷關系中，拆遷人是受法律法規（如《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等）授權的授權性行政主體，在拆遷時運用行政權力，負責處理拆遷安臵補償事宜，并獨立承擔由此所產生的法律責任；在此，拆遷人與被拆遷人雖然通過合同的方式簽訂拆遷補償協議，但拆遷雙方地位不對等：拆遷人對被拆遷人不履行、不完全履行以及毀約行為有制裁權，并享有強制執行權。而持行政征收說的學者則認為拆遷是行政主體依據行政法律、法規的規定，為了執行特定的公共任務，全部或部分剝奪行政相對人財產并給予全部或部分補償的行政行為。另有學者認為，房屋拆遷的性質，當依是公益拆遷還是商業拆遷而定。鑒于公益拆遷是政府做出的行政決定，拆遷人只是受政府委托具體從事拆遷事宜的組織，并不與被拆遷人發生直接的關系，因此本質上是一種行政法律關系。而在商業拆遷中，拆遷人與被拆遷人是平等的民事主體，他們通過合同的方式自愿、平等地具體協商補償標準、拆遷相關事宜等。其拆遷關系屬于平等主體之間的民事財產關系。

（三）房屋拆遷的補償標準問題

房屋拆遷的補償標準問題是拆遷中的核心問題，有學者就此進行了深入探討。大家普遍認為，當前的房屋補償標準過低，不利于被拆遷戶利益的保護，因此，建議應引入市場機制，通過市場評估機構進行評估來確定補償標準。個別學者甚至提出拆遷補償應高于市場標準。

（四）強制拆遷問題

從網絡、報刊中，國內有些學者們列舉了“重慶、深圳最牛釘子戶”等實例，具體探討了強制拆遷在現實中的適用情況。有學者認為，首先應明確強制拆遷只應該存在于公益拆遷中，因為商業拆遷實質上是平等主體間的民事法律關系，主體地位的平等性決定了拆遷方不能對被拆遷方實施強制拆遷。其次應統一強制拆遷的主體，目前各地做法不一，有的地方是行政強制拆遷，即由行政主體直接實施強制拆遷，有的是司法強制拆遷，只能由司法機關實施強制拆遷。還有學者提出，應停止行政強制拆遷，而全部交給司法機關實施強制拆遷，但這又會引入新的問題，比如司法機關有無能力判定公共利益，司法機關是否有足夠的人力和財力實施強制拆遷等。

除上述問題外，針對現實生活中拆遷雙方信息嚴重不對稱，拆遷方的信息不夠公開，以至被拆遷方不能有效地參與到拆遷程序中，不能很好地保護被拆遷方的權益的情形，有學者建議在拆遷過程中應加強信息的公開化、透明化，主張廣泛地引入聽證程序，讓拆遷戶更多地參與到拆遷過程中來。

二、關于城管執法問題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第16條規定“國務院授權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可以決定一個行政機關行使有關行政機關的行政處罰權”以來，諸多地方探索設立城管執法機構，將原來分屬于環保、環衛、規劃、工商等職能部門的行政處罰權全部或部分攬于其身。學者們專門分析和探討了城管執法體制所存在的弊端：

一是城管執法機構職權劃分不明。有學者列舉了現實生活中城管執法單位的各種表現形式：有的地方城管是獨立的單位，具體名稱有市容辦、城管辦、執法局、聯合管理辦等；有的地方城管并非獨立單位，而是掛靠在城鄉建委或城建局下、還有的掛靠在環衛局或由環衛負責監管等。另有學者對部分城管與相關單位的職權劃分進行總結，指出：侵占道路的處罰權劃歸城管執法部門，而公安交警部門繼續行使其他的公安交通行政處罰權；對于環境噪聲管理權，社區里的噪音由城市管理執法局監管，建筑工地的噪音由則由環境保護部門監管，噪音的技術檢測則又要由環境保護部門完成；對無照商販的占道經營由城管執法部門管理，而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則繼續行使其他方面工商管理行政處罰權。這種劃分方式不夠科學也不夠明確，導致實踐中有時會出現幾個單位的交叉管理，而有時又會出現無人管理的情況。

二是執法依據不統一。學者們認為，城管的職責范圍包括市容、環衛、交通、規劃、工商等，囊括了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執法依據主要有《城市規劃法》、《城市綠化條例》和《城市市容和環境衛生管理條例》等，執法依據的不統一給執法工作帶來了許多困難。為此，許多學者呼吁盡快出臺一部《城市管理法》，對城管的地位、職責、執法程序和監管機構等進行明確規定。

三是城管執法方式落后。有學者以“六八加一”歸納城管執法工作的現狀，即：對于城管執法一方，80％精力集中在常年的攤販整治，80％的查處案件歸為違法設攤，其中又有80％屬于屢教不改，80％的攤販整治遭遇程度不同的執法對抗沖突，80％以上攤販處罰難以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80％以上的攤販整治實際效果不盡人意；只要稍有機會，攤販100％會卷土重來。而對設攤人員一方，每個游動攤點背后，往往維系著一張嘴甚至整個家庭的基本生計來源。80％的人來自非本地區，80％屬于以此為生養家糊口的職業流販，80％的人不止一次被城管執法查處，80％認為即使被罰仍有獲利空間值得繼續設攤，80％反映城管執法粗放野蠻不文明，在觸犯人格尊嚴或可承受底線時80％的人會選擇抗拒執法，只要有可能100％會將設攤進行到底。這一總結形象地說明，實踐中城管工作的重心大部分放在了整治流動攤販上，隨著攤販的流動而流動，執法方式單一且被動。這種執法方式在社會上產生了極其不良的影響，直接導致了群眾對城管地位和工作性質在認識上的誤區。

經過討論，學者們對于今后的城管體制和機制改革重點達成了如下共識：首先，要理順城管體制，統一執法機構的名稱和職權，科學、明確地劃分城管與相關單位的職能界限；其次，抓緊制定《城市管理法》，規定城管的地位、執法權限、執法程序等，作為執法的統一依據；再次，改變被動執法的方式，今后城管工作不應局限于整治流動攤販，而是應廣泛行使法律所賦予的其他職能；最后，在執法過程中，要改進執法方法，執法人員一方面要避免暴力執法的形式，另一方面執法人員也應維護自身的人身安全。

三、關于社區法制建設

沿海發達地區農村在實踐中的探索有許多成功經驗可以借鑒：在現階段，城市化的方式基本是農村人口進入城市，被動地實現城市化，今后可借鑒浙江舟山經驗，在農村建社區，主動地實現城市化，在農村建社區時，舟山漁農村所探索出來的單村建社區、聯村建社區以及并村建社區的模式具有很好的借鑒意義。

對于城市社區法制建設，學者們分別從社區法制教育和社區矯正制度等角度展開了討論。關于社區法制教育，有學者指出，目前社區法制教育存在著工作者素質不高，缺少專門機構，工作流于形式，發展失衡的問題。針對這些問題，有學者提出要構建三位一體的社區法制教育體系，即以社區工作者為切入點，以社區居民為支撐點，以社區住民為突破點，使社區在街道辦事處綜治中心指導下，通過開展一個活動、建立兩個平臺、落實三項措施、采取四種形式的這種“1234”工程來確保“三位一體”的教育體系落到實處。關于社區矯正制度，有學者重點介紹了社區矯正的理論基礎——差別交往理論的犯罪觀，認為：犯罪是習得的，因而是可以矯正的，通過擺脫越軌文化的束縛，是矯正的有效途徑，社區具備這種矯正環境，因此應予推廣。還有不少學者強調社區矯正的重要作用，主張將犯罪情節輕微、主觀惡性不大的罪犯廣泛地納入到社區矯正的體系中。

房屋拆遷、城管執法和社區法制工作是城市化進程中最典型、最突出，也是暴露問題最多的三大塊，但城市化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在城市化過程中還會引發許多其他的問題。因此，筆者認為應從以下幾方面入手，進行解決：

一要繼續推進基層普法教育，切實增強干部群眾依法辦事的意識。要繼續堅持不懈地開展全民普法教育，重點放在增強法制觀念上。普法教育的內容和形式要力求貼近實際，易于為群眾理解和接受。深化普法教育，是預防和減少不安定因素的有效措施之一。

二要堅持依法行政、依法管理，各項工作嚴格依法按章運行。一方面要堅持政府依法行政，把政府對社會生活的管理納入依法運行的軌道，既要加強管理、嚴格執法，又要防止和減少公務人員違法或不當行政造成對公民、法人合法權益的侵害；另一方面基層各單位也要做到依法和規范化管理，依據國家法律制定和完善單位內部的各項規章制度，使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明確各自的權利和義務，并自覺履行。

三要強化司法工作，把矛盾糾紛的處理納入法制的軌道。我國已經制定出《民事訴訟法》、《行政復議法》、《仲裁法》等一系列解決民事、經濟、行政爭議的法律法規。這些年來，法院受理的民事、行政案件數量雖然不斷增長，但人們仍然習慣于有了問題找政府，這種狀況不利于糾紛的及時有效處理。因此在調處矛盾的過程中，對于因合同爭議、債權債務、政府不當行政等引發的糾紛，在調解無效時，要積極引導當事人依法申請裁決、復議或仲裁、訴訟。司法機關對符合條件的要及時受理，特別是對一些涉及面廣、社會影響大的群體性案件，審理和裁決時力求公開、公正、及時，在全社會逐步形成一種服從法律、信賴法律、愿意通過法律途徑解決矛盾糾紛的氛圍。

四要建立健全矛盾糾紛調解隊伍和信息網絡。一是堅持把加強基層基礎建設和增強基層調委會的整體功能放在重要位臵上，不斷加強組織網絡建設。二是要大力加強對從事不安定因素調解人員的業務培訓，提高他們對各類社會矛盾和糾紛的調處能力。三是要繼續完善行之有效的不安定因素調處制度，定期開展各類糾紛排查活動，層層梳理轄區內的糾紛苗頭和隱患，把糾紛解決在基層。集中時間和力量，有計劃、分步驟地對常見、多發、帶有傾向性的糾紛進行專項治理。

總之，城市化進程中的法制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并非朝夕而就，并且，由于我國國情和城市化問題成因的特殊性，因而從國外的治理舉措中（相對于我國現實問題的解決）并沒有多少可以值得借鑒的經驗。我們只有立足于本國的實際情況，去探索出一條適合我國的切實可行的法治化的道路。這應該說是一個長期而又艱難的過程，而泱泱大國，法治先行，時代賦予我們的重任，我們也必將沿著這條路一直向前。

第三篇：淺論全域旅游背景下鄉村旅游規劃創新

淺論全域旅游背景下鄉村旅游規劃創新

北京綠維創景規劃設計院

綠維創景認為，全域旅游已成為推動我國旅游產業轉型升級的核心戰略，將對未來旅游發展過程中的資源保護、規劃設計、投資建設、運營管理等方面產生積極而深遠的影響。越來越多的業界人士對“全域旅游”戰略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并就此進行了越來越深入的各種探索。

作為當前及未來最大的旅游熱點之一，鄉村旅游是全域旅游發展的重要方面，搞好鄉村旅游的規劃，對于成功落實全域旅游戰略有著極為突出的作用。本期微信將從“戰略地位、重點區域、核心理念、規劃任務、主題構建、空間布局、產品體系和政府工程”八個方面，來簡要提出全域旅游背景下鄉村旅游規劃的創新要領。

一、戰略地位

在“全域旅游”的架構下，鄉村旅游的戰略地位如何？綠維創景泛旅游分院羅紅寶院長認為，全域旅游中的“全域”，主要包含 “城市區域”、“鄉村區域”及“城鄉連接區域”三部分，其中，“鄉村區域”又是全域的“根本基礎、核心構成與重點片區”。可以認為，如果鄉村旅游做不好，那么全域旅游也將無法實現真正的落實。究其深層次的原因，是因為鄉村旅游業已成為旅游發展的重要力量，其主要體現在下述兩方面：

一方面，在中產階級壯大、城鄉交通升級、假日供給增加、出行服務升級、政策資本推動等因素的綜合作用下，鄉村旅游已經從簡單的農家樂發展成為一種追求鄉村生活方式的潮流勢，在逐漸形成一個新的大產業（鄉村旅游（農家樂）－鄉村觀光－鄉村休閑－鄉村度假－鄉村生活）。

?30余年發展歷程 ?200萬家發展主體

?12億人次接待量 ?占到旅游接待總人次30% ?3200億元營業收入 ?帶動3300萬人就業

另一方面，由于契合城市人群逃離都市、回歸自然、追憶鄉愁、休閑養生等方面的需求，引發了“新上山下鄉”熱潮并將進一步擴大，最終創造鄉村經濟發展源動力（如下圖所示）并有效解決政府及百姓最為關注的扶貧攻堅問題。

二、重點區域

站在全域旅游的視角，鄉村旅游規劃的重點區域應如何把握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呢？羅院長認為，全域旅游架構下鄉村旅游發展與規劃的重點區域既不是城市中心區，也不是工業開發區，還不是成熟型景區，而應當是：

?城郊地帶 ?景區外圍

?鄉村山區 ?沿路區域 ?濱水片區

因此，在進行鄉村旅游規劃研究時，我們需要很精準地把上述地區作為重點，才能抓住鄉村旅游發展的重點。

三、核心理念

全域旅游背景下，鄉村旅游規劃的核心理念是什么？羅院長認為主要包括下述四大理念：

?鄉村全域游理念——從景點旅游走向全域旅游；多規合一；系統推進旅游與精準扶貧、環境治理、產業發展、美麗鄉村及生態修復的深度融合。

?鄉村旅游＋理念——主要是“產業融合、業態創新和互聯網＋”。產業融合：旅游和其他產業的融合，形成一種泛旅游產業的架構；

業態創新：以“旅游+其他業態與產品”的方式，形成鄉村旅游業態創新； 互聯網+：運用“鄉村旅游”+“互聯網”的概念，形成全新的商業模式-鄉村電商、鄉村旅游“智慧”服務。

?供給側改革理念——主要是產品系統升級、公共工程完善和體制機制創新。產品系統升級：通過對照市場需求的變化，對鄉村旅游產品進行系統升級； 公共工程：該部分是政府工作過程中的短板，我們在做鄉村旅游規劃開發工作中，要注意抓住該短板，形成公共工程的專項規劃。

體制機制創新：在做鄉村旅游規劃開發工作中，需要與林業、農業、水產等各政府部門進行溝通，所以在體制機制上要不斷創新，以求突破限制。

?科學發展觀理念——是指突出六個相結合：謀劃策劃與規劃計劃相結合、普遍性與特殊性相結合、整體推進與重點突破相結合、創新引領與落地運營相結合、環境保護與旅游開發的結合、政府帶動與民眾響應相結合。

四、規劃任務

傳統的鄉村旅游發展規劃僅僅是圍繞著“發展規劃”兩字在做規劃，在全域旅游的背景下，鄉村旅游規劃任務應該是按照“1+3”的模式來進行，才能夠實現既有頂層設計又有落地抓手的系統規劃：

?1=基于全域旅游建設的鄉村旅游頂層設計

?3=重點鎮／村／帶策劃與設計＋鄉村旅游公共工程規劃＋鄉村旅游近三年行動計劃與實施方案

五、主題構建

從各地全域旅游發展經驗來看，鄉村旅游構成了全域旅游的主要基礎，但是其主題定位卻是不同于全域旅游的，它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來把握要點：

?把握市場需求：休閑、養生、度假是潮流

目前鄉村旅游市場需求已經不再是農家樂、鄉村觀光游這么簡單的需求，而是越來越傾向于鄉村休閑、養生、度假，甚至是鄉村旅居生活。所以在做鄉村旅游規劃時，應順應時代潮流，把握住時代潮流，這樣才能打造出受市場歡迎的旅游產品。

?發揮比較優勢：生態、民俗

鄉村旅游不同于城市旅游的顯著特點則是鄉村有著自身特有的民俗風情、生態自然，所以在打造鄉村旅游的過程中，要揚長避短，充分發揮其自身優勢。

?突出地域特色：區別于其他鄉村

挖掘不同鄉村的不同地域特色，目的在于避免簡單地復制、模仿和照搬，造成千村一面的后果。

六、空間布局

下面我們以“十堰市鄉村旅游規劃項目”為例，簡單談一談全域旅游背景下鄉村旅游的空間布局模式。我們將十堰市鄉村旅游發展的空間布局提煉為“一核兩帶三區多廊道”：

（1）一核： 離城市最近，開發的條件最完善 ?環城鄉村游憩帶

（2）兩帶：沿主要有風景基礎的道路 ?北部漢江流域鄉村旅游發展帶 ?南部竹房城鎮鄉村旅游發展帶

（3）三區：當地已形成武當山景區、丹江口景區和神農架景區 ?環武當山鄉村旅游片區 ?環丹江口鄉村旅游片區

?環神農架鄉村旅游片區

（4）多廊道：沿風景優美、獨具特色的多條次干道，打造景觀道。?209國道鄉村休閑旅游風景道/武神公路鄉村生態旅游風景道 ?大川鄉村旅游風景道 ?西溝鄉村旅游風景道 ?堵河鄉村水韻旅游風景道 ?236省道鄉村休閑旅游風景道 ?229省道鄉村休閑旅游風景道 小結：

通過十堰案例，我們可以看出，全域旅游背景下的鄉村旅游空間布局，可從以下三方面去梳理：

?核心：環城游憩帶

?重點：沿主路、順大水、親山地、臨城鎮、環核心景區 ?支撐：鄉村風景道群、重點旅游村、重點景區或鄉村度假項目

七、產品體系

日益壯大的鄉村旅游產業規模需要自身不斷的調整內部結構，形成多元化產品體系。羅院長認為全域旅游背景下的鄉村旅游產品體系應采用以下方法論來進行設計：

?核心：環城游憩帶、鄉村風景道集群、示范發展帶（區）

?重點：特色旅游村鎮集群、鄉村休閑度假體系（以營地、民宿、溫泉、運動等作為核心構成）

?基礎：城鎮旅游綜合服務體系、鄉村旅游景區景點體系

?延伸：特色鄉村旅游節慶、鄉村旅游商品（工藝品、農產品、深加工）

八、政府工程

羅院長認為，政府鄉村旅游發展的主體力量，應當抓住下述核心工程與支撐工程： ?核心工程：示范樣板區域打造工程、鄉村旅游公共工程、管理體制改革創新工程、資源導入與投資引導工程。

?支撐工程：人才引進與農民培訓工程、區域協作工程、營銷推廣工程。

綜上所述，在“全域旅游”成為全新旅游發展觀的階段，要做好鄉村旅游規劃，應當對鄉村旅游的 “戰略地位、重點區域、核心理念、規劃任務、主題構建、空間布局、產品體系和政府工程”八個方面形成創新的認識，才能夠制定出更符合時代背景的規劃成果，最終推動鄉村旅游的突破升級與全域旅游戰略的真正落地。

第四篇：婦聯關于維權工作調研報告

為進一步做好基層婦聯的維權服務和工作，最大限度發揮婦聯維護婦女兒童權益的作用，我會對基層婦聯維權工作做了一個調研，情況如下：

一、基層婦聯的維權職能定位和工作任務

婦聯的基本職能是，代表和維護婦女合法權益，促進男女平等。在基層，婦聯的維權職能主要是發揮宣傳、教育、溝通協調的作用，當婦女權益受到侵害時，迅速分清侵害的類別和程度，如果受害婦女人身安全受到威脅，基層婦聯首先要設法保護她們的人身安全，要對受害婦女進行心理安撫和情緒疏導，防止二次傷害的發生，還要對侵害者進行批評教育和譴責，視侵害的程度與公安、司法、民政、法院、檢察院、當地政府等部門做好溝通協調，與相關部門共同切實地維護婦女權益，對受害婦女如何維權進行有效地指導和溝通、協調和幫助。而在平時，基層婦聯要常態化地做好婦女權益保障的宣傳和教育工作，把宣傳和教育工作浸入到婦女工作的基本日常中，保證宣傳和教育的廣泛性、有效性、深入性。

二、基層婦聯組織及干部、執委在維護婦女兒童權益方面的有效方法和有益經驗

在基層，婦聯組織及干部、執委在維護婦女兒童權益方面的做得比較有效和成功的經驗是：1.維護婦女兒童權益時高度重視并且高度負責；2.本身對婦女兒童維權業務比較熟悉或者肯用心去學習和請教的；3.關鍵是能根據案件的輕重、簡單或復雜的情況，努力和案件涉及的村委或當地政府甚至是公安、司法、民政、法院、檢察院等溝通，積極協調，做好中間人的作用，能夠想辦法引起相關部門負責人的重視，從中協調和推動婦女兒童維權；4.最重要的是幫助婦女兒童維權時自己不是孤立的，能夠形成針對性的維權聯盟和共同體，作為一個整體與幫助婦女和兒童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二、基層婦聯維權工作中存在的困難和問題

（一）基層婦聯干部本身的能力素養和業務素質欠缺

基層婦聯干部的能力素養還有待提升，關于婦女兒童維權的業務知識也還有待加強，在開展婦女兒童維權工作中很多基層婦聯干部會不知所措，一個是她們缺少相應的培訓，另外一個是真正參與到婦女兒童維權案件中的情況比較少，處理這方面事務的經驗不足。

（二）基層婦聯干部身兼多職的問題

從縣（區）層面講，婦聯一般存在職數少、承接跟婦聯不太相關的其他工作繁多的情況，本身婦聯編制和人數就很少，但婦聯干部往往都要承接很多政府的其他工作，面臨的績效考評內容很多，又有被抽調人員的情況，所以在做婦聯主要業務上往往會顯得力不從心。而鄉鎮（街道）一級更顯得困難，鄉鎮（街道）工作任務巨多，“上面千根線，下面一根針”的問題仍然很突出，鄉鎮（街道）婦聯主席幾乎都是身兼數職，極少能有專門的時間和精力去做婦聯的工作，做也只是停留在完成任務這一層面，更別說去鉆研和學習如何維護婦女兒童權益的問題了。遇到身兼的其他工作任務緊工期，婦聯工作往往會被迫地被排到后面，這也跟當地黨委政府對婦聯工作的重視程度有關，婦聯主席們對婦聯的工作經常會感到力不從心和捉襟見肘。村（社區）一級的婦聯干部更不用說，實際上也往往都是村（社區）婦聯主席在承擔全村（社區）的婦女兒童工作，但是在村“兩委”隊伍中她們要做的工作不僅僅是婦女兒童工作，而婦聯執委們雖然在全村的婦女兒童工作中能發揮一定的作用，但由于缺乏帶動和引導等原因，執委們發揮作用的空間還很有限。

（三）基層缺乏有效的聯動維權機制

維護婦女兒童權益時基層婦聯往往顯得比較勢單力薄，在與其他相關的部門形成合力維權時困難重重，或因不同的部門對案件的重視度不同，或因責任分工不明晰存在推諉的問題，甚至或因不作為的問題，等等。婦聯的力量本身確實也有限，要能從根本上解決婦女兒童權益問題，能夠切實維護他們的合法權益是需要涉及到的相關部門一起完成，但目前基層缺乏一種有效的部門聯動維護婦女兒童合法權益的協同機制。

第五篇：縣婦聯維權工作情況匯報

**縣婦聯維權工作情況匯報

2005年以來，**縣婦聯維權工作始終堅持“一手抓發展，一手抓維權”的工作方針，以為婦女群眾排憂解難，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穩定為目標，堅持做到日常工作與重點工作、特色工作相結合，著力構建社會化維權工作大格局。現將婦女兒童維權方面的落實情況總結如下：

一、日常工作常抓不懈。在縣婦聯和各鄉鎮分別成立了“婦女兒童維權中心”和婦女兒童維權熱線，針對信訪接待和來電咨詢等日常工作，我們持之以恒，常抓不懈，熱情接待，切實為婦女群眾排憂解難。一是把信訪接待工作作為一個窗口，對來訪者進行政策法律法規知識的宣傳教育和“四自”精神的引導教育，把法律知識的傳播與耐心細致的思想工作融為一體，使來訪者在問題得到解決的同時，法制觀念和自立自強意識不斷得到增強。二是對來信來訪案件進行定期、定量、定性分析，特別是發現集體上訪的苗頭，及時向領導匯報，采取措施，做到早發現、早化解，防患于未然，把問題解決在萌芽狀態。2004年以來，縣婦聯共接待來信來訪來電1161件，其中勞動保障類26件，占2.24%；財產權益類53件，占4.57%，人身權利類386件，占33.25%，婚姻家庭權益類630件，占54.26%，綜合類66件，占5.68%。婦聯協調解決的信訪案件主要集中在家庭暴力、婚姻家庭權益、農村婦代會主任退休生活問題等方面，結案率在95%以上。三是狠抓案件的協查。2004年以來，各級婦聯共協查較大侵權案件2起，涉及家庭暴力、子女撫養等類型，通過我們的積極協調，這些案件都在照顧婦女兒童合法權益的原則下，得以圓滿解決。如2004年3月8日**商報刊登一篇精神病院發出一封求救信——21歲女孩從寄人籬下到尼姑庵再到精神病院，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縣婦聯正副主席一行4人馬上到**鎮該女孩生父母家及金鄉外公家開展調查核實，在當地政府積極配合下，該女孩父母從**精神病醫院接回自己的孩子，還給女孩一個本屬于她的自由空間。

二、重點工作主抓不放。一是《婦女權益保障法》修正案出臺后，各級婦聯將學習、宣傳《婦女權益保障法》作為當前乃至今后一段時期的一項重點工作，采取多種形式，制訂得力措施，選準有效載體，強力推進。一是抓學習材料的準備。我們翻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征訂了《婦女權益保障法宣傳提綱》等學習材料10000多冊，發到鄉鎮婦聯和廣大婦女手中；二是抓宣傳骨干培訓。我們在積極參加省、市組織的《婦女權益保障法》學習培訓的同時，組織開辦鄉鎮、村婦女干部培訓班，針對《婦女權益保障法》和婦女兒童維權工作進行了系統的培訓，共培訓婦女干部1000余人。三是找準載體。首先，我們借助新聞媒體，在廣播電視上進行《婦女權益保障法》和男女平等基本國策標語宣傳；其次，我們以“創建反家暴社區”、“不讓毒品進我家”、“防治愛滋”和普法宣傳活動為主線，開展了聲勢浩大的現場維權咨詢和宣傳活動，共分發《新婚姻法》等各類宣傳資料3000多份；第三，層層組織宣傳婦女法，各鄉鎮婦聯積極宣傳婦女法，通過張貼標語、宣傳車、咨詢會、發放宣傳資料等形式向廣大婦女群眾作宣傳；第四，通過對**縣農村婦女的維權現狀進行了詳細深入的調查，撰寫《對創建“和諧蒼南”中農村婦女維權問題的幾點思考》一文，對今后更好的實施婦女法奠定基礎。

三、特色工作力求創新。新形式下的婦女兒童維權工作需要大膽創新，針對**縣的實際，我們著力在工作方式方法上創新。一是成立了“110”反家暴中心。為切實維護婦女兒童的合法權益，縣婦聯和縣公安局在2004年及時成立了“110”反家暴中心，加大了對家庭暴力違法犯罪行為的懲治力度，并擬成立“家庭暴力傷情鑒定中心”，結束取證難的情況，有效維護家庭和社會的穩定；二是設立婦女兒童法律援助信訪接待日。我們以每月1日和15日為信訪接待日時間，由兩位資深女律師提供法律咨詢服務，為受害婦女兒童、單親家庭等弱勢群體提供法律咨詢、法律幫助，同時，使更多的婦女知法、懂法，有能力運用法律手段來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三是充分發揮婦女特邀陪審員和人民陪審員的作用。積極主動參與法院涉及婦女和兒童的案件的一審判決，在陪審和監督的過程中，充分發揮婦聯特邀陪審員和人民陪審員在處理婚姻家庭等民事案件調解中的作用，使婦聯特邀陪審員和人民陪審員得到社會各方面的承認，樹立了婦聯維權的權威性，同時更有效地維護婦女兒童的合法權益。四是設立維護婦女合法權益合議庭。為加強對婦女群眾的法律教育，更好地維護婦女合法權益，我們設立了“婦女維權合議庭”。對涉及侵害婦女兒童合法權益的各類案件采取“三優先”，即優先立案、優先審理、優先執行，依法保障婦女平等的財產權、繼承權、撫養權以及獲得賠償的權利，依法從重從快地懲處家庭暴力、q####j婦女、J##Y幼女以及虐待、遺棄等侵害婦女合法人身權利、財產的犯罪。五是開展特殊婦女群體的幫教轉化工作。每年“三八”節，婦聯、“維權合議庭”成員到縣看守所、戒毒所，對在押的女嫌疑犯和吸毒人員進行法制教育、“四自”教育、道德教育和愛心教育，有效預防和減少重新違法犯罪。

總之，兩年來，我們以為婦女兒童排憂解難，切實依法維護婦女兒童合法權益的高度責任感，有效化解了社會矛盾，促進了社會穩定與發展，為推進“平安**”建設和我縣跨越式發展、構建和諧社會作出了積極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