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讀書筆記 舊制度與大革命

讀《舊制度與大革命》有感

班級：0231111 學號：023111123 姓名：姜超 引用“哲學家和政治學家們一定要注意，與法國大革命史相比，再也沒有其他的事情，更能警醒你們。這是因為，與它的偉大，悠久歷史起源，以及突發性相比，沒有任歷史事件可以相媲美。

在法國之外的各國人民心中，大革命帶來了一種新的觀念和一絲新的希望。這種觀念讓人們隱約感受到，一種新的時代即將來臨。在朦朧的希望里，人們期待著變革與改良。雖然大革命已經成為備受矚目的焦點，但是沒有一個人可以猜出，它應該是個什么樣子。在各個國家的君王和大臣身上，那種模糊不清的預感不著痕跡。而恰恰是這種預感，在人民身上一旦引發，就會立刻讓他們感到不安。”

——托克維爾

這是關于法國大革命的經典研究著述。托克維爾在書中對法國革命的前因后果進行了精辟的分析，由此開辟了研究舊制度的新途徑，揭露了舊制度與大革命的內在聯系，而且接觸到了法蘭西民族命運的根本問題。托克維爾不愧是是個大家，托克維爾猶如一位飽經世故飽讀史書的老人講故事拉家常般娓娓道來如數家珍，既生動有趣又別開生面。新時代的新意遠不止于此，自由主義政府的技術——權力分立制衡、政教分離、商業自由等等——并不足以應對人類此前聞所未聞的問題。這個世界“需要一門新政治科學”。從大革命后法國的動蕩可以看出很多法國人并不真正熱愛自由；或者說，他們熱愛自由，“其實只是痛恨主子”。只要一個強大能干的主子能讓他們安心掙錢享樂，他們便會俯首帖耳，因為他們習慣于讓國家和統治者替他們操心一切，從而讓他們在自己的安樂窩里自在逍遙。如果這個主子無能，不能滿足他們的私人欲望，他們便會吵吵嚷嚷，甚至把他打翻在地，直到找到一個新的主子取而代之。這種逆歷史潮流的想法，并不適合一個民主時代的到來。

他是一個社會學家，同孔德與馬克思一樣，傾向于突出社會狀況而否定政治的重要性。他把現代社會界定為民主社會，托克維爾把身份平等視為對社會發展

具有全面影響的“源發性事實”。但是他卻沒有正確的定義出何為“民主”，而是以令人驚嘆的廣博與細微的向我們展示了民主是如何改變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全書有一個基本的論調，整個歐洲大陸一直有不曾變化的趨勢就是身份的平等化。法國的大革命推翻了舊制度，平等正在成為事實。

同樣，民主的社會也有與眾不同的兩種：一種是通常意義的民主政體，另一種則是民主面目的全新專政政體。換句話說，平等在政治領域中有兩種統治形式：每個公民都有權利或者每個公民都沒有權利。這是現代社會的兩種民主的內涵。比如大革命后的法國是行政集權，權力急劇更替，自由無法保障；美國卻是行政分權，有周期性的選舉，自由受到保障。所以，大革命后的人就有從民主社會兩種可能的政體中選擇的責任。

舊制度終將崩壞，民主是大勢所趨??

第二篇：舊制度與大革命讀書筆記

：《舊制度與大革命》讀書筆記

一、從舊制度到法國大革命：起源與原因 1.主旨

總的來說，在托克維爾看來，法國大革命的爆發是自路易十四以來，中央集權化的結果。這樣的改革使得它“完全地丟掉了能對封建制度保護作用或為它服務的一切”（240），包括貴族、宗教、法律等社會機制，在平等、自由的口號下，大革命徹底的打碎了舊有的國家機器與傳統規章，建立起來看似人人平等的脆弱的政治制度卻為中央集權制的恢復提供了廣闊的空間。2.中央的集權化

在農村地區，不同于英德，自13世紀始，法國就開始了廢除農奴制，農民成為了土地的所有者，從而使得農民對于土地的徭役、租金直接敏感。另一方面，法國農民擺脫了領主的統治，從而使得農民對于這種體制的不滿直接等同于對于國家政權的不滿。（72-73）古老的教區制度同樣受到了中央權力的扭曲。（92）

在地方管理上，國王政府通過御前會議取代了全省四分之三的地方權力，控制稅收、征兵以及公共工程乃至司法制定。當領主的權力被剝奪以后，他的責任例如賑災等交由國家負責，國家成為事無巨細的統攬者。（79-81）

在城市的管理上，1692年普遍取消選舉制度，城市各種職務開放買賣，城市的政府會議和公民大會逐漸退化，到了18世紀，人民已不再作為一個整體構成全體會議。特權顯貴成為全民大會的主體，人民日益不再關心市鎮事務。“因此在18世紀，各城市的政府便到處蛻化為小寡頭政治。”（87）擺脫這樣的弊端的結果即是使地方權力越來越隸屬于中央政府。

巴黎的地位同樣可以體現這一趨勢。“首都之所以對帝國其他部分具有政治優勢，既非由于??，而是由于政府的性質。”巴黎的自18世紀初規模就不斷擴大。與各地不同的面貌特征逐漸消失不同，巴黎成為國家的原動力。（115）強大的汲取資源的能力使得巴黎的中心化于行政上的中央集權化一起，成為政府迅速垮臺的重要原因。3.貴族的衰微化

不同于英國和普魯士，18世紀的法國貴族無論在國家管理乃至農村事務上，都喪失了其政治權力，已不再治理和領導居民，“然而他們卻不僅保留而且還大大增加貴族成員個人所享有的金錢上的豁免權和利益；他們已經變成一個從屬階級，但同時仍舊上個享有特權的封閉階級”（不是貴族而更像種姓），“他們的特權如此不可理解，如此令法國人厭惡”（240）。

封閉的貴族階級一方面在內部排除中產階級（新興的資產者）加入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對人民漠不關心。這也就使得貴族們理所當然地成為了日后革命的靶子。4.非宗教傾向

在此之前，人們攻擊宗教時顯示出的熱忱總是產生于新宗教喚起的虔誠。然而，在18世紀的法國，知識分子乃至民眾之中普遍彌漫著非宗教乃至反宗教的傾向。事實上，就教會本身而言，當時的流弊相較于過去、其他國家，法國的教會寬容得多。（190-191）

在托克維爾看來，“治反對精神由于不能在公共場合表現出來，就只能潛藏于文學之中，而作家已成為旨在推翻國家全部社會政治制度的強大政黨的真正首領。”（191）

因為教會主張尊重傳統，承認高于個人理性的權威，承認等級制作為社會基礎，而這與啟蒙運動弘揚的平等、理性格格不入。同時，由于宗教權力是所有政治權力中最直接面對私人的，因此首先從教會開刀。

與此相反，在美國和英國，“尊重宗教是國家穩定與個人安全的最重要的保障。”（195）失去了宗教的依附，使得革命中的人類精神失去了常態。

5.知識分子 “由于不存在自由制度，因而不再存在政治階級，不再存在活躍的政治團體，不再存在有組織、有領導的政黨，由于沒有所有這些正規的力量，當公眾輿論復活時，它的領導便單獨落在哲學家手中”，從而普遍而抽象的理論代替具體事件的指導，使得一切法律體系都在攻擊之下，理想中的政治制度與現實的不滿完全對立。（241）

“理論的和善與行為的強暴形成對比，這是法國革命最奇怪的特征之一，如果人們注意到這場革命史由民族中最有教養的階級準備，由最沒有教養、最粗野的階級進行的，就不會感到驚奇。”（243）

二、超越時代的意義：核心的思考： 1.權力的邊界

在書中，托克維爾蘊含著自由主義的權力觀念，即“有限權力比無限權力更有效”。反自由主義者跟隨著梅斯特爾抱怨自由主義不加鑒別地“對權威的憎恨”是現代最主要的、也是最可悲的特性之一。在施密特那里，自由主義作為現代反權力思潮的完美表述，只不過是“削弱國家的一套高明的方法”。法國大革命似乎印證了這樣的批評。

然而，在托克維爾看來，正是王權政府肆意擴張的政治權力、經濟權力從而帶來了權力的危機。從洛克、休謨到康德，自由主義者并不反對權力自身，而是反對非法的、無限制和不負責任的權力。權力只有限制在法律的范圍內，才能得到更有效的行使，才能更有效的維護權威。2.自由與平等

托克維爾發現了自由與平等的張力。對于大眾而言，他們更容易滿足于個體的平等，究竟是在奴役下的人人平等還是個體自由下的人人平等，他們不甚關心。

對于自由的闡述，則更為經典。“人們似乎熱愛自由，其實只是痛恨主子。為自由而生的民族，他們所憎恨的是依附性的惡果本身。”（207）

因此，“我也不相信真正的對自由的熱愛是由于人們只見到自由帶來的物質利益，”“在自由中只欣賞這些好處的人，從未長久保持自由。”“誰在自由中尋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東西，誰就只配受奴役。”（208）在他看來，真正的熱愛自由應當“依戀的是自由的誘惑力、自由本身的魅力，與自由的物質利益無關；這就是在上帝和法律的唯一統治下，能無拘無束地言論、行動、呼吸的快樂。” 3.文學與政治

托克維爾將大革命的爆發于文學指導政治實踐緊密聯系起來。作家們對于社會的起源、政府的本質和人類的原始權利的思考控制了輿論的導向，政治生活被強烈地推入文學之中。偉大人民的政治教育交到了作家的手中，從而帶來了不可避免的災難。奇怪的是，“我們取自文學的習氣，卻幾乎喪失了對文學的年深日久的愛。”（188）

當然，對于文學與政治、公共生活的關系，在當代社會也需要多一種角度。在工具理性至上的現代性面前，一種如Martha Nussbaum 所提倡的“詩性正義”，更多的情感參與到公共生活的空間中，似乎也有裨益。因此，如何劃定文學與政治的邊界，思考二者的關系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4.革命的悖論

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對苛政感受最輕的地方發生的，在這些制度的桎梏實際上不太重的地方，它反而顯得最難以忍受。（65）“革命的發生并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更好”，“對于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215）

政治實踐應當需要馬基雅維利式的藝術，一方面，政治權力斗爭的公開化會引來人民的不信任，從而帶來革命的危機；另一方面，不注重個體權利，崇尚為偉大理想、為公益犧牲自我利益的革命式的教育，也孕育了革命的種子。

第三篇：《舊制度與大革命》讀書筆記

《舊制度與大革命》讀書筆記

《舊制度與大革命》寫于1851年到1856年之間，作者托里維爾出生在貴族家庭，但他在政治上傾向于自由主義，曾拒絕繼承貴族頭銜。他目睹七月革命推翻波旁王朝，二月革命又推翻七月王朝；1839年起托里維爾任眾議院議員，二月革命后參與第二共和國憲法的制訂，并一度在秩序黨內閣中任外交部長。1849年10月被路易〃拿破侖解職。他也因反對1851年12月的路易〃拿破侖政變而一度入獄。路易〃波拿巴的1851年12月政變和第二帝國專制政府的建立令他悲觀失望，迫使他成為“國內流亡者”。《舊制度與大革命》就是在這段政治大變動時期醞釀成熟的，這部著作浸透著他對拿破侖第三專制制度的仇恨。

“一本老書，洛陽紙貴”這是鳳凰網的評論文章的標題。為何100多年前的一本成了中國共產黨員干部炙手可熱的必讀書籍。2012年11月30日，在與專家學者的座談會上，新任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向與會的學者推薦了《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在人們的記憶里，領導推薦書目并不是罕見的情況，但是王岐山的推薦一出，卻在網上引起了熱議。會上王岐山有兩句比較重要的話，一句是 “我們現在很多的學者看的是后資本主義時期的書，應該看一下前期的東西，希望大家看一下《舊制度與大革命》。”第二句是總結時候說的，“你們說新官上任三把火，我們更希望的是潤物細無聲，不大搞動靜，但是也不能有困難就不做”。這兩句話已經傳遞出了中國現階段改革進入深水區時發出的信號，究竟是什么樣的信號？它會帶中國去向哪里？我們可以從書里窺視一斑。

一、中國的現狀是不是和當時法國的非常類似。

很多人認為，托克維爾所描述的200多年前的法國，與今天的中國有幾分相似，社會處于轉型時期，經濟空前繁榮，舊的政治體制仿佛已經過了使用壽命。“人們對于變革的渴望日益濃烈。不管你是富有的商人、中產階級、還是農民、剛剛畢業的青年，都對現狀深感焦慮。在互聯網空間上，一種越來越激烈的情緒開始主導人們，人們渴望變化，而且立刻。人們得到的越多，就希望得到更多。但同時，人們又被某種憂慮所占據。一個多世紀來的中國充滿了變革的悲劇，人們發現總是在播種龍牙，收獲跳蚤。”（摘自王小二過年的博文《榮劍：中國能否“告別革命”？》）如果用一個比較流行的詞總結上面的觀點，中國現狀就是兩個字“浮躁”。這個問題中國的文人已經很早已經發現了。賈平凹的一本小說就叫《浮躁》，小說里的主人公金狗，歷經了務農、參軍、復員回鄉、州報記者、辭職跑河上運輸幾個人生的大起落，商州的蕓蕓具象便隨著他的生活際遇而漸次展開。那是上個世紀最后10多年間一幅真實的社會畫卷。當時改革作為一個關鍵詞，無時不在牽動著中國政治高層和普通百姓的思維與心態。各種探索正處在起步期，各種機遇正在給人們帶來希望。如同大河響起了冰凌碎裂的聲音，人們敏感到新生活的浪潮已撲面而來。從金狗最初出發點的那個小村仙游川，到兩岔鄉，到白石寨縣，乃至整個商州，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打破封閉后的亢奮與躁動。該小說是寫于改革開放的初期，現在是進入了改革的深水區，對于浮躁的人來說，中國人已經浮躁得很成熟了。

二、中國的階級問題的淡化成為改革的雙刃劍。

中國是一個很講階級的國家，這是由我們的黨章決定的。那么中國的階級狀況怎么樣呢？法國有貴族，中國沒有貴族，沒有第三階級，只有暴發戶。這些暴發戶因為在經濟上的成功兜售著自以為是的理論，因為他們沒有窺視過，沒有這樣的思維去窺視政治運行。但當今中國這個種群正在慢慢形成一個階層，這就是當代中國后備式的貴族。作為貴族傳統底蘊深厚的法國貴族，“法國的貴族精神自豪，他們是對這個國家又愛又恨的，感情深厚的一批人，正是他們毀滅這個國家”作者明確指出了這個問題。而現在中國在一個階級意識比較淡薄的現狀下，那么這些有底蘊的愛國人士，經濟上獲得成功的經濟界人士可能就要充當這樣的角色——“改革的急先鋒”或是“革命的急先鋒”。這些人的崛起對于推進中國改革肯定是有助推作用，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他們的改革不能代表廣大平民的意志，當利益發生沖突的時候，處于優勢地位的那些精英人士就會陷入危險的境地。

三、中國的政治體制是不是真的過了保質期。“貧民崛起，貴族沒落。” “總督就是行政工作者，即使最貧窮的貴族都不愿意當行政工作者，行政工作者都是由一批鼠輩擔任，是一批篡權者。”

“官吏問題，當時法國較小職位沒有窮盡，現在我們的臨時工也沒有窮盡。”

“對人民漠不關心，脫離人民，在民族中陷于孤立，這就是貴族存在了上千年而在一夜之間就被推翻的原因。這是中國革命的信條。”

“18世紀大臣和總督的信中，政府在百姓百依百順的情況下橫征暴斂，遇到一丁點反抗就惶惶不安。”

“長期被奴役的人們，只要無人反抗，只要一根絲線就能牽走，一旦出現反抗的榜樣，它就再也無法控制。”

“階級就是現在的種姓，團隊隔離，互相毫不關心。” “法國市政大會的代議會不代表人民意志。” 這些僅僅是一些細節的描寫，這些現象，在中國的政治體制運行過程中也不同程度出現。還有一些已經令人驚奇，世界是如此大同。

“樞密院知道救濟百姓，但由于救濟工作要地方來做，太遙遠了，常常是鞭長莫及。”“中央集權讓城市走向滅亡。” “巴黎壓倒性地吸取全國精華。” 無論巨細，可以看到我們現在從施政上已經蘊含了很大的危機，這個危機中最關鍵的是人民。人民這個概念在中國已經非常含糊，其實在托里維爾的書里寫得很清楚，就是在社會底層的平民，他們可以是工人、可以是農民、可以是落地書生、可以是破落貴族，可以是軍閥中的軍官、他們是向往國家結束戰爭，獲得自由的一切人群。中國有著非常成功的革命史，將這些帶領他們革命，誕生了一個新的共和國。但是想回到戰爭時期團結大眾已經是不可能的，那么1949年前的做法可能不能照搬照抄，舊的政體已經過了保質期。那么新的做法呢？現在還沒有得到認可。

四、托里維爾給的啟示。

托氏在書里引用了魁奈的依據話：“問題不是摧毀這個專制，而是在于使它改變。讓國家確切明了它的職責，然后給他行動自由。”看似給了一個非常明確的答案。這句話與王岐山書記在會上的第二句話如此相似。

那么我們看到的高層發出的信號肯定是自上而下的改革。但是這樣的改革已經進行了30多年，再有耐心的人也會著急。這個著急的信號已經在社會上凸顯，胡溫十年是現在熱議的十年，但這十年社會發出的信號就如樹立所說的：“太遙遠了，常常是鞭長莫及”。這樣的矛盾累積爆發出來的能量就是書里第一章的描寫，當政者是最不愿意接受的。

總結：書看完了，問題沒有解決，這是很多人不愿意看到的結果，但是這樣的結果是正常的，我們不能拿一本書當靈丹妙藥。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要在現階段開始重視政治學理論的研究和培養，重視培養有實踐經驗的人員到大學中去專門學習，這對避免不必要的政治失誤大有益處。

私募。。。

第四篇：舊制度與大革命讀書筆記

《舊制度與大革命》讀后感

——兼法國大革命對中國革命與改革的思考

托克維爾出版此書的時間是1856年，距離法國大革命爆發（1789年）僅67年，他盛贊1789年法國革命是迄今為止最偉大、最激烈的革命，它代表法國的“青春、熱情、自豪、慷慨、真誠的年代”。誠如他所言，仔細閱讀1789—1830的法國歷史充滿了改革的疾風暴雨，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獄、君主立憲而后登場、吉倫特派上場沒多久就被雅各賓派替換，然后熱月黨人坐不住了，成立了新政府，直到拿破侖發動霧月政變，成立法蘭西第一帝國，那之后呢，波旁復辟王朝、七月王朝、法蘭西第二共和國、法蘭西第二帝國輪番登場。真是一場波瀾壯闊的革命史詩。

托克維爾在他的短短的一生中經歷了五個朝代（法蘭西第一帝國、波旁復辟王朝、七月王朝、法蘭西第二共和國、法蘭西第二帝國），寫作本書的時間，用他的話說就是“不早不晚”——不至于太早讓人身處迷霧中看不清，不至于太晚讓一些史料無所蹤跡。托克維爾本人出身于貴族，家族的烙印深深地刻在他的身上，但是他又具有敏銳的洞察力，力圖跳出階級的狹隘和局限，寫一部“關于法國革命的研究，而不是另一部大革命史”，從各章題目就可以知道作者要解決的是什么問題，例如，作者試圖解釋：何以全歐洲幾乎都有同樣的政體，它們如何到處都陷入崩潰？何以封建特權對法國人民比在其他地方變得更加可憎？何以中央集權行政體制是舊制度的體制，而不是大革命或者是帝國的創造？為什么18世紀的法國人比其他國家人民更彼此相似，同時又彼此分離、漠不關心甚至父相傷害？盡管文明不斷進步，但為什么文人或作家會成為國家的主要政治人物？為什么法國人寧遠縣要革命，而后要自由？為什么行政革命先于政治革命？路易十六時期是舊王朝最繁榮的時期，這種繁榮如何加速了革命？這是他拋出的問題，引領讀者帶著這些問題進行閱讀，全文也是按照這個順序來寫作的。

在1789年大革命之前，大部分的歐洲國家的政體都是君主制或農奴制，而法國的農民恰恰是這些國家中境況最好的，受到的壓迫也是最輕的。但是推翻舊制度的革命恰恰是開始于壓榨最輕的法國，而不是從壓迫最深的地方開始的，以法國的鄰居德意志為例，農民完全沒有人身自由，不能隨意離開領主的莊園，基本相當于奴隸，農民的土地不能隨意買賣，死后不能被繼承，種莊家的種類也要領主說了算。可是這種農民自由嚴重受限的制度在法國早就被廢除了，農民可以任意處置自己的土地，農民可以做自己土地的主人。法國這邊是擁有土地的自由農民，德意志那一邊是沒有土地的農民，為什么封建制度和封建特權在壓迫最輕的法國先被推翻呢？托克維爾給出的解釋是：因為法國農民已經變成了土地所有人，完全擺脫了領主的統治。所以他們痛恨強加在土地上的各種負擔。德意志的農民雖然也痛恨領主，但更多的是害怕。他們認為世界本就是如此，農奴從沒想過要推翻整個體制，做自由人。

更加自由的制度確實提高了生產力，但最終卻變成了自己的掘墓人，路易十六（當時的法國國王）的財政總監說道：“原本可以用來維持一家人生計的土地被平均分給5-6個孩子，這些孩子以及他們的家庭此后完全無法依靠土地生存。”這又變成了經典的“馬爾薩斯人口陷阱”，自由的土地政策提高了糧食產量，但更多的糧食也孕育了更多的人口，可是土地卻沒有增加，大量沒飯吃的年輕人最終要走上街頭。大革命將路易十六送上了斷頭臺，但是路易十六統治時期恰恰是君主制最繁榮的時期，路易十六也絕非人們印象中的殘暴統治者。例如，國王的獵物在狩獵區邊緣毀壞了農民的莊稼，國王還表示應該予以賠償。并非是國王自己損毀了農田，而是國王在狩獵區飼養的野獸干的。

路易十六雖然是一國之主，但公眾輿論對國王的影響非常大，據說他自己實際上服從于公眾輿論，不斷地向輿論咨詢，對其表示敬畏。大多數外國人很難想象公眾輿論在法國的權威地位，很難理解這股甚至能對國王發號施令的無形力量到底是什么，但它確實存在。后來的研究發現，當時的法國正在進行飛速的改革，農民的自由、平等和財產，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受到更好的保護。

有趣的是，在這位開明、民主的國王統治下，社會的不滿情緒正在加劇，民眾的仇恨情緒并非只針對國王，而是針對一切舊的制度。以至于有人說：法國人的處境越好就越覺得無法忍受。革命的發生并非總是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差，更有可能是：一向毫無怨言，忍受著難以忍受的法律壓迫的人民，一旦壓力減輕，他們就將其猛力的拋棄。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它之前的政權更好。在法國人看來，路易十六最輕微的專橫舉動，似乎都比路易十四（名言：朕即國家）整個專制制度更難以忍受。

在法國大革命之前，最重要的政治家是誰？不是國王、不是大臣、不是貴族，而是普普通通的文人，或者叫知識分子。看到這里你是不是感覺很吃驚？法國的知識分子同德國的完全不同，德國同行完全不問政治，只埋頭于研究純粹的哲學，但法國的知識分子非常熱心于公共事務，因此你完全可以稱他們為法國的“公知”。

這些法國公知看到社會上特權泛濫，自然而然的覺得特權沒有存在的理由，并延伸出了“人人生而平等”這樣的思想。他們對一切舊事物和傳統感到厭惡，準備用新的藍圖重建整個社會。但是他們沒有一個人擁有從政的經歷，一切僅僅存在于他們的大腦之中。正因為他們脫離實際，因此他們對于自己的這套理論盲目相信，并充滿熱忱的加以傳播。法國公知對于伴隨著革命而來的破壞，連想都沒想過。同樣是因為愚昧，法國民眾對于公知言聽計從，衷心擁戴。

想想看，納稅人深受攤派之苦，聽公知說人人均應平等，當然很是振奮；一個農民，種的莊稼被貴族養的馬吃了，他聽說一切特權都應受到譴責，自然是歡呼雀躍。就這樣，每個老百姓都成了哲學家，政治被植入了強烈的意識形態意味，于是，公知控制了國家的輿論導向，搖身一變成了政治領袖，沒人能夠與公知爭奪這個地位了。

公知不但獲得了底層民眾的認可，還獲得了很多貴族的支持，不少貴族紛紛解囊資助公知的寫作事業。這些貴族們完全忘掉了，一旦這些理論受到普遍承認，就不可避免的轉化為政治激情和行動，最終要打破整個舊制度。于是你就看到很奇怪的一幕，貴族們一邊享受著繳稅豁免權和其他種種特權，一邊又大力的抨擊這些舊制度如何的荒謬，貴族們正在親手埋葬他們自己。作者的評價是“舊制度的上層階級竟然這樣盲目的促進自己的滅亡”，你是怎么也無法相信的。

繼處死路易十六之后，斷頭臺的工作越來越繁忙，不到50天的時間，僅巴黎一地就處死了1376人，平均每周196人，到羅伯斯庇爾被處死的時候，著名的劊子手夏爾桑松已經砍掉了2700個腦袋。斷頭臺的“榮譽”也逐漸從高層走向平民，據勒龐描述，被砍頭的農民和工人就有近萬人。斷頭臺的效率驚人，21名吉倫特派用了30分鐘，31名稅務官用了35分鐘，54名紅衫黨用了28分鐘。

1、“這是一場社會政治革命，符合全歐洲的需要，其效果是廢除若干世紀以來統治歐洲和法國的封建制度。它不僅要改變舊政府，而且要廢除舊的社會形式，因此就需要同時進攻所有現存的權力機構，毀滅所有公認的影響，祛除種種傳統，更新風尚與習慣。”

2、大革命通過一場痙攣似的

第五篇：《舊制度與大革命》讀書筆記

成書于1856年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在歷經百余年后，被中國人確切說是中國精英階層推上了風口浪尖。事件緣起于一條微博：“去海里見老領導，被推薦讀本書。他認為中國這樣在世界上舉足輕重的大國，從歷史上看也好，今天的外部環境也好，現代化轉型不會那么順利。中國人自己的代價也沒有付夠。過去這些年走得順了些，下面難免會有反復。”微博的作者是著名經濟學家華生，而“海里的領導”也躍居黨和國家的最高層。

其實，中國學界對這本書并不陌生。上世紀90年代初，當這本書被譯介到中國時，中國剛剛歷經了一場巨大的**，當民眾思想普遍陷入對社會急邃的變化和激進的政治變革形式的反思之時，本書促使了對整個革命譜系地重新清算和對革命的正當性地拷問。

時至今日，十字路口的國人，似乎很希望從這本一個半世紀前的經典著作中，尋找到某種啟示，那么，在“告別革命論”大行其道的當下，《舊制度與大革命》這樣一部回溯法蘭西大革命源頭，并對大革命原因進行最深刻的分析的著作寫作的切入點是什么？并且能給當下的中國帶來何種新的啟示？

“我將試圖說明：同樣是這些法國人，由于哪些事件，哪些錯誤，哪些失策，終于拋棄了他們的最初目的，忘卻了自由，只想成為世界霸主(拿破侖)的平等的仆役。”——這是托克維爾當年寫作《舊制度與大革命》時的初衷，也是解讀其“法國大革命啟示錄”的切入點。

一、革命往往會在對苛政“感受最輕的地方”爆發

作者在研究法國大革命的時代背景時發現了一個“悖論”：大革命是在人民對苛政“感受最輕的地方爆發的。”作者的解釋是，“革命的發生并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仿佛若無其事地忍受著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將它猛力拋棄。”

二、將某一社會階層推入孤立、失語的困境，很可能就等于把他們推向了革命

農民是法國大革命的主力，也是法國最大的底層社會群體。據作者調查，在革命爆發前夕，法國農民已“不再受那些封建小惡霸的欺凌；來自政府的強暴行為也很少涉及他們，他們享受著公民自由，擁有部分土地”。既如此，按常理推斷，18世紀的法國農民，顯然要比13世紀處于完全封建專制時代的法國農民生活得更好才對。

但事實并非如此。伴隨國家前進的步伐，王權實現了前所未有的中央集權；舊貴族喪失了原有的政治權力，但他們獲得了豐厚的補償，免繳了大部分的公共捐稅；資產階級則獲得了巨大的商業利益。唯獨農民，在新時代沒有得到任何好處，相反，他們被拋棄在死寂的農村，權益無人過問，壓迫則花樣翻新層出不窮。貴族和新資產階級都對農民不感興趣。在大革命爆發的前夜，舊貴族竭力維護自己的既有特權，新資產階級則竭力為自己謀取新特權，沒有人關心喪失了與上層社會的溝通能力的農民，沒有人在意農村的失語，而是任由他們生活在孤苦無助的深淵里。窮人和富人之間幾乎不再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抱怨、共同的事務，其實是一件相當恐怖的事情。后來的結果眾所周知：舊貴族被大革命碾得粉碎；曾一度將革命的錘子遞交到農民手里的新資產階級，則很快被農民用錘子砸碎了腦袋。

三、專制社會里，民眾無法參與公共事務，彼此孤立，最終只會變得越來越自私自利

專制政體與社會道德水準之間的關系，似乎很少有比作者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說得更精辟的了：

“在這種（專制）社會中，人們相互之間再沒有種姓、階級、行會、家庭的任何聯系，他們一心關注的只是自己的個人利益，他們只考慮自己，蜷縮于狹隘的個人主義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專制制度非但不與這種傾向作斗爭，反而使之暢行無阻；因為專制制度奪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處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動的機會，專制制度用一堵墻把人們禁閉在私人生活中。人們原先就傾向于自顧自，專制制度現在使他們彼此孤立；人們原先就彼此凜若秋霜，專制制度現在將他們凍結成冰。”

四、中間勢力難以生存的社會，是“最難擺脫專制政府的社會” 在法國實現完全的中央集權之前，貴族制曾維持了很多年。大革命爆發前夕，法國的中央集權已經達到了一種很高的程度，各種在貴族制下分散的權力已被全部巴黎所吞沒。貴族作為一個連接上層統治者與下層被統治者的中間勢力，被迫退出了政治舞臺。能夠制約中央集權的力量，也隨之消失。從此，“人們相互之間再沒有種姓、階級、行會、家庭的任何聯系”，再沒有任何新的中間組織或階層能夠興起，以代替貴族勢力退出后留下的空檔。在考察了大革命前的集權專制與大革命后的集權專制之后，作者失望地感嘆道：

“長期以來一直最難擺脫專制政府的社會，恰恰正是那些貴族制已不存在和不能再存在下去的社會。”

作者所謂的“貴族制”，其實是“中間勢力”的代名詞。沒有了中間勢力，民眾就陷入了原子化狀態，迫使每個具體的民眾獨自去面對強大的專制國家機器。個體的原子化的最終結局，就是政治生活從民眾當中完全消失——單體的民眾無力對抗龐大的國家機器，最終必然選擇遠離政治生活。

五、在革命過程中，追求自由要比追求平等更加重要

追求自由與平等是法國大革命的兩大終極目標。革命者“不僅想建立民主的制度，而且要建立自由的制度;不僅要摧毀各種特權，而且要確認各種權利，使之神圣化”。盡管《人權宣言》里也將“自由”與“平等”并列，但作者還是相當失望：“在為大革命作準備的所有思想感情中，嚴格意義上的公共自由思想與愛好是最后一個出現，也是第一個消失的。”

在革命的大潮中，“自由”之所以敵不過“平等”，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自由”沒有辦法像“平等”那般，在革命的進程中隨時給跟隨的革命者以物質的鼓勵（譬如均分財產、土地革命），所以，不光是法國大革命，放眼世界史，近代以來絕大多數的革命，都逃不脫“平等”凌駕于“自由”之上，甚至為了“平等”，不惜犧牲“自由”的命運——當革命為了實現“平等”而不得不借助“專制”的力量時，革命往往毫不考慮“自由”的感受，義無反顧地選擇與“專制”結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