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孫志剛2012年2月11日在中國社會保障30人論壇2012年會上的演講

深入推進醫改保障人民健康

建立公平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

——在中國社會保障30人論壇2012年會上的演講

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國務院醫改辦主任 孫志剛

（2012年2月11日）

各位來賓，朋友們：

很高興參加中國社會保障30人論壇2012年會。本次論壇年會以“城鄉統籌：走向公正的社會保障”為主題，就當前社會關注的重點問題進行交流和探討，非常有針對性和現實意義。

醫療保障是社會保障的重要組成部分。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民生，為了提高城鄉居民的基本醫療保障水平，從根本上解決老百姓看病難、看病貴問題，2009年4月作出了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重大戰略決策。新一輪醫改啟動實施以來，各地各部門認真貫徹落實中央的決策部署，堅持把基本醫療衛生制度作為公共產品向全民提供的基本理念，堅持保基本、強基層、建機制的基本原則，堅持統籌安排、突出重點、循序推進的基本路徑，齊心協力，攻堅克難，統籌推進五項重點改革，取得了階段性成果。特別是基層醫改實現了重大突破，取得了明顯的成效。

一是立足人人病有所醫，全民基本醫療保障水平明顯提高。目前，中國特色的多層次醫保制度體系已經初步建立。到去年底，三項基本醫療保險參保人數13億，覆蓋面超過95%，織起了世界上最大的就醫保障安全網。其中，新農合、城鎮居民醫保參保人數比改革前增加了1.19億人。保障水平大幅提高，新農合、城鎮居民醫保政府補助標準由2009年的每人80元提高到2011年的200元，政策范圍內住院費用報銷比例從2008年的48%、54%，提高到2011年的70%左右，并普遍建立了門診統籌。各地積極探索基本醫保城鄉統籌，共有5個省級區域，40多個地市和160多個縣不同程度地實行了醫保城鄉一體化。二是立足增進人民健康，公共衛生服務均等化水平明顯提高。10大類41項國家基本公共衛生服務、7大類重大公共衛生服務項目，免費或以補助的形式向全體城鄉居民提供，重點向農村傾斜。政府投入標準城鄉統一，人均基本公共

1衛生服務經費標準由2009年的15元增加到2011年的25元。許多居民特別是農村居民健康檔案從無到有。到去年底，全國規范化電子建檔人數已經達到7.49億人，規范化管理了7790多萬名高血壓、糖尿病患者，為1億多名65歲以上老人免費體檢。

三是立足夯實基層基礎，基層醫療衛生服務能力明顯提高。中央三年共投入600多億元，支持了2200多所縣級醫院、3萬多個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和村衛生室建設，基本實現每個村有衛生室、每個鄉有衛生院、每個縣有達標縣級醫院，每個社區有衛生服務中心。同時，增加了基層醫務人員編制，加強了全科醫生培養基地建設，實施了規范化培養、轉崗培訓等多渠道培養全科醫生，為中西部鄉鎮衛生院定向免費培養醫學生，為鄉鎮衛生院招聘執業醫師，加強鄉村醫生隊伍建設。基層群眾獲得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的方便、可及程度得到改善。

四是立足建立長效機制，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服務效率明顯提高。積極推動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管理體制、人事制度、分配制度、藥品制度、經費保障制度等綜合改革，初步建立起維護公益性、調動積極性、保障可持續的新機制。基層醫務人員競爭上崗，全員聘用，合同管理，在此基礎上實行績效工資，基層醫務人員月均工資增加了600元左右，15個省份基層醫務人員收入達到或超過當地公務員水平。一些地方提高獎勵性績效工資比例，初步建立起以服務數量、質量、效果及居民滿意度為核心的績效考核機制，體現了多勞多得，優績優酬。去年還啟動了基層醫療衛生信息化建設，規范醫療衛生服務行為，促進資源優化配置，推動基層進一步提高服務質量和運行效率。

五是立足破除以藥補醫，基本藥物價格明顯下降。國家發布了基本藥物目錄，建立規范的集中采購機制。去年7月底，提前實現了在所有政府辦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全部配備使用基本藥物，實行零差率銷售。基層醫療衛生機構“以藥補醫”機制得到破除，基本藥物實際銷售價比改革前平均下降30%，基層群眾用藥負擔明顯下降，基層醫務人員用藥行為逐步規范，基本用藥的可及性、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保障。

與此同時，公立醫院改革試點穩步推進，17個國家試點城市和37個省級試點城市，按照“四個分開”的要求進行了有益探索。在全國范圍內推開了預約掛號、節假日門診、優質護理、臨床路徑等便民惠民措施，轉變服務模式和服務理念，改善患者就醫感受，讓人民群眾共享改革成果。

總體上看，新一輪醫改注重把滿足人民群眾的基本健康需求作為政府的一項基本職責，有力地促進了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的公平性、可及性、和便利性，在實現人人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的目標上邁出了堅實的步伐。特別是資金投

入向農村和基層傾斜，重點保障中低收入群眾，切實減輕老百姓的看病就醫負擔，讓農民和困難群體優先享受到醫改帶來的實惠，推動了民生保障和改善，推進了城鄉統籌發展，促進了社會公平正義與和諧進步。實踐證明，醫改方向正確，路徑清晰，措施得力，符合人民群眾的愿望和要求，符合我國基本國情和醫療衛生事業發展規律。

在近三年工作中，我們深刻地體會到，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是推動醫改的政治優勢，建立強有力的領導體制是推動醫改的組織保障，總結凝練出符合國情的改革理念和原則是推動醫改凝聚共識的理論基礎，始終堅持從實際出發謀劃頂層設計是推動醫改沿著正確方向前進的重要保證,持續增強的綜合國力是推動醫改的強大物質保障，注重動員人民群眾和社會各界的廣泛參與是推動醫改的重要動力。近三年推進醫改的成功實踐，為進一步深化改革積累了經驗，鍛煉了隊伍，增強了信心。

新一輪醫改已經取得了明顯的成效，但這種成效還是初步的和階段性的，與黨中央、國務院的要求和億萬人民群眾的期盼還有較大的差距。目前，醫改已經步入深水區，難點問題集中顯現，體制性矛盾集中暴露，改革面臨的困難更多、挑戰更大。特別是完善全民醫保制度使其真正發揮對醫療行為、醫療費用的監督制約作用還有待進一步加強；基本藥物制度剛剛建立，新運行機制還不穩固，基層醫改成果還有待進一步鞏固；公立醫院改革還處于試點階段，公立醫院發展的新模式還有待于進一步探索。同時，我們也認識到，我國的醫藥衛生事業經歷了多年的發展，為新一輪醫改奠定了堅實基礎。隨著醫改實踐和認識的不斷豐富深化，改革的方向更加明確，路徑更加清晰，基礎更加扎實，保障更加有力。只要我們堅持不懈，迎難而上，準確把握形勢，搶抓歷史機遇，就一定能夠把醫改持續不斷地推向深入。

“十二五”時期是建立基本醫療衛生制度的關鍵時期，在實現2020年人人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的進程中承前啟后，深化醫改需要抓好三項重點任務和相關配套改革。

第一，加快健全全民醫保制度和體系。這是基本醫療衛生制度的基礎與核心。一是提高保障水平。在穩定參保率的基礎上，繼續提高政府補助標準，逐步提高住院費用醫保支付比例，縮小與實際住院費用支付比例之間的差距，提升大病的保障力度。二是改善管理水平。加快推進基本醫療保險即時結算，完善醫保關系轉移結算政策，推進各項基本醫療保險制度之間的銜接。加強基本醫保基金收支管理，合理使用醫保資金，實現收支平衡。積極推廣醫保就醫一卡通，方便參保人員就醫。三是推進支付方式改革，增強醫保對醫療費用增長的約束作用。促進醫保支付政策進一步向基層傾斜，引導群眾小病到基層，促進分級診療制度形成。四是探索建立重特大疾病保障制度。充分發揮基本醫保、醫療救助、商業健康保險、多種形式補充醫療保險和社會慈善的協同互補作用，切實解決重特大疾病患者因病致貧問題，筑牢醫療保障底線。

第二，鞏固完善基本藥物制度和基層運行新機制。確保基層新體制新機制持續運行是一項長期的艱巨任務，必須進一步鞏固成果、完善制度、深化改革。一是落實好已經出臺的各項政策，包括基本藥物集中采購機制、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補償機制、收入分配和考核激勵機制等，充分調動醫務人員的積極性，確保基本藥物安全有效配送及時，確保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正常運轉。二是將基本藥物制度延伸到村衛生室，對非政府辦基層醫療衛生機構，采取購買服務的方式將其納入實施范圍。按照保持合理數量、優化品種類別的原則，完善基本藥物目錄，提高質量標準，強化質量監管。三是加強基層人才隊伍建設，加快建立全科醫生制度，逐步轉變基層服務模式，促進人才向基層向農村流動。四是提高鄉村醫生待遇，穩定隊伍，筑牢“網底”。

第三，以縣級醫院改革為重點，積極推進公立醫院改革。一是把縣級公立醫院改革放在突出位置，以破除“以藥補醫”為關鍵環節，統籌推進管理體制、補償機制、人事分配、采購機制等方面綜合改革，建立新的體制機制。二是拓展深化城市大醫院改革。按照上下聯動、內增活力、外加推力的原則，繼續推進城市公立醫院改革試點，加快建立現代醫院管理制度，提高服務質量和運行效率。三是以服務為導向、以病人為中心，繼續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便民惠民服務，方便群眾看病就醫。四是大力推動社會辦醫，形成多元辦醫格局。

第四，統籌推進藥品生產流通和醫藥衛生監管體制等配套改革。一是改革藥品價格形成機制，加強進口藥品、高值耗材的價格管理。二是完善醫藥產業發展政策，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整頓、規范流通秩序，壓縮流通環節，降低流通費用。三是切實加強醫療行為和藥品質量監管，不斷提升診療和藥品安全水平。四是繼續推進公共衛生服務均等化，提高經費標準，落實和規范服務內容。五是加強醫療衛生信息化建設，推動信息互通共享。

朋友們，醫改是一項關乎經濟社會發展全局、惠及全民的事業，在擁有13多億人口的大國實現人人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的目標，使命光榮，任重道遠。歡迎社會各界、專家學者繼續關注支持醫改，為醫改出謀劃策，獻計出力，共同為建立中國特色的醫藥衛生體制、增進全民健康做出應有的貢獻。

最后，祝本次論壇取得圓滿成功！謝謝！

第二篇：在學生會干部辦公室副主任競選會上的演講

各位老師，同學：

大家好！

首先，自我介紹一下，我叫***，來自法學091班，現任班體育委員、院辦公室部委、校紀檢部部委一職。我競選的是學生會辦公室副主任。我希望在各位的贊同下成為學生會辦公室副主任以配合好主任，把辦公室工作做得更好，做得更有成就。

也許有的人會想“你為什么不競選辦公室主任一職”，畢竟：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借用管理學老師說的：放錯了位置的人才就等與垃圾。我想告訴大家的是：適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在上一學期的工作中，我嘗試過，發現主任一職并不適合我，而我在一旁卻能很好的把工作搞好。而在這一學期的實踐中，我也很好的證明了這一點！

如果我當選，我將從以下三方面著手工作：

第一，在辦公室與老師方面：在明確老師的指示下，做好上傳下達工作。同時，在第一時間內把校、各學院送來的文件、邀請函等送達老師手上。最后，在老師的指導下，再次明確各部職責，從而提高各部辦事效率。

第二，在辦公室與各部方面：首先，加強辦公室與各部之間的交流互動，從而帶動各部之間的交流互動，以提高信息的傳播效率，爭取把力使在一起。其次，積極配合各部工作，盡力把每一次活動搞好。最后，及時傳達校、各院的活動通知、邀請信等。

第三，在辦公室與各班同學方面：在做好統計放假學生名單及通知領取信件包裹的同時，加強辦公室成員與同學的交流，聽取采納同學的建議批評，吸取經驗教訓，發揮長處，彌補不足，從而更好的為同學服務。

最后，請大家相信我，支持我。我能并且可以把工作干好，謝謝！

第三篇：在中國工程咨詢協會2010年年會上的專題演講

在中國工程咨詢協會2010年年會上的專題演講

發展中國工程咨詢業

——機遇和挑戰

亞洲開發銀行處長 楊丹（2010年12月10日）

亞洲開發銀行（以下簡稱：亞行）成立于1966年，總部位于馬尼拉。亞行是多邊發展銀行，致力于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經濟發展，較世界銀行而言，亞行更關注區域內的經濟發展。中國在亞行總部專門設有獨立董事辦公室。亞行成員國中有48個國家來自亞太地區。在這48個成員國中，中國2009年是第二大借款國。在過去很多年中，印度、印尼、中國是排名位于前三名的借款國。中國加入亞行后，發揮了極大的作用。亞行中國代表處設在北京。2009年，亞行總貸款額130億美元，總贈款額11億美元。

到目前為止，已經有很多公司獲得了亞行技術援助項目。亞行在發展綱要中強調對民營部門的投資。2009年亞行對民營部門的投資總額達到10億美元。在亞行最大的借款國中，2006年是中國，2007年是巴基斯塔，2008年是印度，2009年是印度尼西亞。中國一直在借款國中保持前五名。

亞行不是商業銀行，是一個多邊發展開發銀行，其宗旨是幫助成員國消除貧困，促進經濟發展，提高國民生活水平。亞行主 要資助方向，首要是自然資源和農業，其次是能源，再次是公共交通、供水和垃圾處理等直接關系民生的行業。

進入亞行市場是很多公司的夢想，也是我多年的夢想，希望更多的公司進入亞行市場。需要說明的是，進入亞行咨詢市場不可能為咨詢公司提供最大利潤，但進入亞行咨詢市場可以成為催化劑，等于與國際接軌，有助于了解國內國際的競爭機制、標準和方式。進入亞行咨詢市場就有了更多的機會，就能按照短期、中期、長期發展戰略進入到更多的其他雙邊機構，比如非行、世行。同時，進入亞行咨詢市場說明公司具備進入其他國家雙邊市場的能力，可以與其他國家繼續擴大合作。所以，我一直努力加強與中國公司的合作，爭取使我國公司盡快進入亞行咨詢市場。

據統計，在過去5年中，中國咨詢公司在亞行取得的咨詢合同總額不十分理想，但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在農業、自然資源、能源、公共管理、交通、污水處理和其他公共設施等領域，都取得了一些亞行的合同，盡管這些合同總額在亞行采購金額中是微不足道的。中國在亞行咨詢市場，2007年排名為第15名，2008年排名為12位，2009年排名為17位；2007-2009年排名靠前的是印度，2009年中國取得的亞行咨詢合同甚至落后于孟加拉。

亞行建立了一整套對咨詢公司、咨詢工程師的管理系統，簡稱“CMS”。對關注亞行咨詢市場的公司而言，CMS是一個很熟悉的術語，全稱為Consulting Management System。如果要進入亞行咨詢市場，首先要在CMS中注冊，注冊后即表明具備基本資 格進入短名單。2003年中國有5家工程咨詢公司、5名咨詢工程師在這一系統注冊，2009年達到75家公司、332名個人。但75家公司依然是少數，在此希望更多的公司能在CMS注冊。在CMS系統中，注冊情況最好的是美國，有465家公司，FIDIC主席的公司應該在其中，同時包括1796名個人注冊。其他注冊排名是英國、澳大利亞和加拿大。在本地區的國家中，中國落后于印度。同樣，在過去幾年中，中國在亞行咨詢市場的份額遠遠落后于印度。

中國公司在亞行的采購份額包括亞行貸款項目下的貨物采購、土建采購和咨詢服務采購。2008、2009年我國成績較好。但2008年咨詢服務采購總額僅取得了900萬美元，2009年相差不大。通過累計數據可以看出，亞行成立于1966年，營運期從1967年算起，中國在亞行獲得貨物貸款、工程承包采購總額172億美元，占亞行貸款采購總額的17%；咨詢總額5400萬美元，僅占1.7%。在亞行數額巨大的咨詢服務市場中，咨詢公司占有的份額很少，需要應對的最大挑戰，就是中國具有實力的公司如何走向亞行咨詢市場。

亞行技援項目授予中國公司的情況，與在座的各位很有關系，因為很多公司都在從事項目前期工作。亞行項目前期工作是進行可行性研究。從2005年算起，2005年只有一個國際公司進入到亞行咨詢市場。亞行所有的咨詢項目都需要聯合體，由一個領頭公司聯合國內公司，組成聯合體或者合資公司。目前國內已 有三個公司聯合國外公司從事國際項目。2005年亞行聘任了15名國際咨詢專家、67名國內咨詢專家，具備從事亞行技術援助項目下咨詢服務的資格。2009年進入亞行咨詢市場的局面大為改觀，國際公司增加到5家，國內公司增加到12家，公司和個人分別實現咨詢合同額590萬美元和200萬美元，但比重仍然較低。

亞行市場非常大，2009年貸款總額達到130億美元，不包括贈款和技術援助。在巨大的技術援助項目下，平均10-15%的資金總額屬于咨詢服務范圍。亞行的咨詢服務從項目前期開始，幫助成員國準備可行性研究報告。在貸款項目下，幫助業主進行項目設計、施工監理、實力建設，以至后期評估。

在座的很多公司可能參加了去年在云南舉辦的亞洲商業機會研討會，當時會上探討了很多關于中國公司如何進入亞行咨詢市場的問題，歸結起來如下：

第一，咨詢公司、咨詢工程師要全面地了解國際競爭性招標。國際競爭性招標是招標的一種普遍方式。應盡快引入國際競爭性招標，讓國內的咨詢公司、咨詢工程師了解并掌握參與國際競爭性招標需做何種準備。

第二，要了解亞行的工作程序。

第三，要敢于走出國門。通過競標獲得亞行咨詢合同，要與合同當地政府、市場和業主單位加強聯系。工程咨詢是一項智力活動，應該廣交朋友，與周邊國家的工程咨詢公司、同行、合作 伙伴和行業協會等保持密切聯系，只有這樣才能擴大在亞行咨詢市場中競標和最后中標的機會。

我在與很多的國內朋友和咨詢公司討論問題時，他們講從事國內項目的咨詢經驗非常豐富，也很有信心去競標。但是，因為亞行合同要求國際公司、國內公司聯合完成，與國際公司聯合就要到那個國家，并與項目單位取得聯系、了解情況。因為有時因競標時間所限，準備標書時間很短，這樣使咨詢公司沒有時間、機會和渠道與項目單位溝通，而這一點恰恰非常重要。

為什么亞行要求所有的咨詢合同必須是國際公司和國內公司聯合完成，其重要的目的是通過此舉增強國內咨詢業的發展能力。進入亞行市場初期，國內公司可能需要別人扶持，需要和國際上的大公司、有國際經驗的公司、競標能力強的公司合作。等國內公司長大了，路走穩了，實力增強了，就是國際公司了，可以用自身的經驗和能力，去帶動其他比較落后國家的工程咨詢公司。這是幫、扶、帶的過程，也是亞行扶持工程咨詢業、成員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工程咨詢業很重要的一環。所以，沒有對項目單位所在國的咨詢市場、咨詢業的了解，在競標中就等于缺少了很多的條件。

當中國咨詢公司進入到亞行短名單，準備進入亞行咨詢市場時，咨詢公司的能力，尤其是準備有競爭力標書的能力就需要加強。大家都知道，在國際競爭性招標中，尤其是世行、亞行，在過去的十年中，采用了一種公開的競標方式，就是技術和財務同 時進入評標過程，英語叫做QCBS。在這一問題上，面對FIDIC的同事和朋友，我知道他們非常反對這種競標方式。因為FIDIC堅定地認為，工程投標、工程咨詢應該以技術為主，技術優先，財務可以通過合同談判方式進行解決。現在這個爭執還在繼續。因為亞行、世行和其他多邊金融機構的主要競標方式，均包括技術和財務。咨詢公司準備技術標、財務標的能力，就要大大加強。也就是說，必須有能力準備有競爭力的技術建議書，嚴格的根據任務大綱、亞行招投標方式和對項目所在國的充分了解，結合項目當地和項目實際情況，才能夠準備好有競爭力的技術建議書，而一舉中標。

在準備有競爭力的建議書、標書方面，咨詢公司欠缺的是英語能力。很多公司和我講過，因為缺乏英語能力，準備標書非常困難，即使準備了標書，由于英語水平所限，可能讓亞行官員，或發展中國家評標委員看起來很不漂亮，這是事實。國內公司編寫的很多標書是中文式的英語，有些意思表達不準確。這個問題是可以解決的，相對于十年前，如果是個問題，今天就不是問題了。如果有的公司仍將其作為一個難題，而怯于進入國際市場，可能是不準備進入國際市場。如果咨詢公司打算進入國際市場，解決英語能力首先是加強自身隊伍的英語能力建設，可以吸收有英語能力、有國際工作經驗的人，因為有大量的國外留學人員回國，也可以聘用其它英語國家的人。比如我在北京的大街上看到為數不少的印度和其他南亞國家的人。我想這些人在中國是旅游 還是工作呢？最后發現很多人是在中國工作，并且是在咨詢公司工作。他們是工程師，有很強的英語能力，因為英語是他們的官方語言。所以，吸收這些人進入到咨詢公司，可以提升公司的英語能力，使國內公司的英語水平能夠達到國際競爭性的水平。

眾所周知，現在工程咨詢已呈多元化發展，亞行、世行也是如此。工程咨詢合同在亞行、世行合同中，不單單局限于工程師的咨詢合同，在整個咨詢合同中，還包含其他領域，比如安全保障、搬遷、環境等。另外，還需要金融、經濟以至新能源、氣候變化、公共采購專家等專業人員共同參加某一合同的工作。如果工程咨詢公司只有單一的工程師隊伍，沒有其它專業人員，可以根據合同要求從外面聘用專家，但必須要建立包括這些專家在內的人才庫。不論為公司擴大專業范圍而吸收這些專家加入，還是在個別合同中從外面聘用專家，這個準備工作都要做，不能臨時抱佛腳，更不能在看到亞行任務大綱后，才開始準備。因為亞行任務大綱包括其它方方面面的內容，由于缺乏專業人員，沒有一個現成的人才庫，而放棄競標。比如在亞行現在所有編制可行性報告的合同中，都需要一個公共采購專家，是要幫助公司在項目所在國對項目單位進行采購能力評估，根據采購能力評估報告，來確定這個項目的采購計劃。采購計劃包括貨物、土木工程、咨詢服務和咨詢專家聘用等采購。編制采購計劃必須要基于對這個國家、這個領域和這個項目執行機構，也就是業主的采購能力評估。在采購能力評估的基礎上制定能力建設方案。如果認定其采 購能力較差，缺乏經驗，不了解國際競爭性招標程序，就要提交一份專門報告，提出在整個項目過程中，如何提高項目執行機構的總體采購能力，如何幫助執行機構最快、最好和最有效率的完成采購內容的措施。所以，工程咨詢公司要想方設法在人才庫中儲備公共采購專家，一旦需要就可以成為項目團隊中的一員。

亞行現有67個成員國、48個區域內成員國，中國是獨樹一幟的，中國的發展令世人矚目。但是，很多發展中成員國的發展非常緩慢，項目執行能力非常弱，亞行所有貸款項目在這些國家得不到具體實施，一再延誤，不僅追加了貸款金額，加大了國家的財政負擔，而且對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也產生了巨大的負面影響。所以，現在亞行越來越重視“一條龍服務”，即工程咨詢公司不但要具備編制可行性報告的能力，同時還要具備該項目所涉及的工程監理、項目管理等能力。如果工程咨詢公司能朝著多元化方向發展，就增加了更多的商業機會，就有可能在亞行贏得更多的咨詢合同。

目前國內還有巨大的咨詢市場。在“十二五”規劃中，國內咨詢市場還很大。但是，工程咨詢業要未雨綢繆，提前準備，應該吸取周邊國家的教訓，在國內市場飽和之后，現有的巨大咨詢隊伍，都要到國外去爭取市場，才發現本國能力不夠，對國際競爭性招標程序不了解，對國際市場不了解，就要付出數倍的努力，需要很長時間、很痛苦的過程，才能夠進入國際市場。在這一問題上，我與很多公司、很多朋友進行了交流，國內工程咨詢公司 應該提前做好準備。雖然國內市場在繼續擴大，一旦國內市場趨于飽和，咨詢公司是關門還是繼續發展？如果繼續發展，就要走出國門，走向國際，進入亞行、世行、其他多邊和雙邊市場。咨詢公司要立刻行動起來，最重要的是要進行能力和實力建設。沒有能力和實力，就沒有機會。建議，咨詢公司著手制定本公司短期、中期和長期國際業務發展戰略計劃，考慮如何增強實力和能力建設，如何加大在這方面的資源投入，要建立海外網絡，加強與海外行業協會、咨詢公司同行的聯絡，對咨詢專家的吸引，以及與亞行其他成員國項目單位、業主和有關政府的聯絡。中咨協會、省行業協會應該對成員公司給予幫助。

咨詢公司要和國際公司形成聯合體，中咨協會可以作為橋梁，為會員公司提供方便，幫助會員走出去；在短期內，增加在亞行競標、中標的機會；從長遠看，待公司強大后可以幫助其他弱小國家和同行發展。

咨詢公司在亞行中標，加強合同管理將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在雙邊咨詢合同中，出現過很多問題，比如中標后許多公司疏于合同管理，著重于分包、分標，把管理重任放在分合同、分標上，導致合同工期拖延、咨詢質量不高和項目單位不滿意。亞行建立了嚴格的管理系統，對亞行咨詢合同特別是亞行技術援助項目咨詢合同，進行咨詢合同質量評定。咨詢公司如期完成亞行技援項目咨詢合同，亞行即付清合同款額，應不再有任何信息。如果在此后的1—5個月內收到亞行信息，這是個壞消息，說明亞行在 評定審查中發現問題，通知咨詢公司限期做出答復。在咨詢公司答復后，亞行按照規范的審查評價制度，對該公司做出完全滿意、基本合格和不合格的三種評價。經評價，不合格的咨詢公司，一是進入亞行黑名單，受到處罰；二是在下次投標進入短名單時，將在亞行管理系統中出現一面紅旗，在國際市場中紅旗就是警告。亞行評審委員會將仔細研究這家公司上次合同失敗的原因，這是一個很艱苦的過程，對公司發展沒有任何益處。

特別需要強調的是，咨詢公司在執行亞行咨詢合同中，主要在兩個方面加強咨詢合同管理，公司管理層要加強對國內項目團隊的管理，更要加強對國外項目團隊的管理。

在能力建設上，亞行非常重視對發展中成員國咨詢能力建設，在各國定期舉辦國內咨詢行業研討會，還在亞行網站建立了網上培訓，咨詢公司可以直接在網上學習。比如在中國和其他比較大的發展中成員國以及出資國，每年都要舉辦商業機會研討會。在研討會上，由亞行官員介紹亞行商業機會，并和與會代表直面交流，具體討論如何提高公司的競爭能力。從2009年開始，亞行采取的新舉措是在亞行總部舉辦商機大會。2009年亞行商機大會有很多公司到會，既得到了很多商機信息，又廣交了朋友。下次亞行商機大會，是在2011年3月2日—3日，希望在這次會上能看到更多在座的朋友。

此外，亞行通過提供各種各樣的技術援助項目，幫助成員國完善其法律、市場機制、職業道德規范、收費市場等，中國政府 已經獲得了3個技術援助項目，以幫助中國咨詢業進一步發展和壯大。

由于時間關系，僅簡單介紹了亞行的背景、中國作為成員國和第三大股東國在亞行咨詢市場的基本情況。同時，希望更多的朋友、咨詢公司能夠關注亞行，并與亞行保持更多的聯系。

謝謝!（根據錄音整理，未經本人審閱）

第四篇：2010.9.22在中國歐盟商會晚餐會上的演講（本站推薦）

在中國歐盟商會晚餐會上的演講 中國駐歐盟使團團長 宋哲大使

Remarks by H.E.Ambassador Song Zhe at the EUCCC Dinner 尊敬的戴杰會長，女士們，先生們： President Jacques de Boisséson,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家晚上好！Good evening.很高興再次參加中國歐盟商會在布魯塞爾組織的活動，與企業家朋友們見面。此次是戴杰先生首次作為會長，代表中國歐盟商會，向中歐有關機構提交《歐盟企業在華建議書》。我代表中國駐歐盟使團，對戴杰會長和中國歐盟商會表示衷心的感謝，并向長期以來為促進中歐友好做出重要貢獻的歐洲企業家們，表示誠摯的問候和良好的祝愿！

I am very happy to once again meet our friends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EUCCC).Today is the first time for Mr.Boisséson to submit the Position Paper to relevant authorities both in China and the EU in the capacity as the Chamber President.On behalf of the China Mission, I wish to express my heartfelt appreciation to President Boisséson and the Chamber.I would also like to express my sincere greetings and best wishes to European entrepreneurs for your long standing contribution to China-EU friendship.再過十多天，布魯塞爾將迎來第13次中歐領導人會晤和第6屆中歐工商峰會。這是近期雙邊關系發展的高潮，將延續近年來中歐戰略互信增強、互利合作擴大的良好態勢，并為今后一個時期中歐全面戰略伙伴關系發展指明方向。經貿合作一直是中歐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歷次領導人會晤討論的重要議題之一。

The 13th China-EU Summit and the 6th China-EU Business Summit will be held here in Brussels in a few days.As major highlights of our recent bilateral relations, these events will help us boost strategic mutual trust, expand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 and point out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our relations.Business cooperation, as an all-time integral part of China-EU ties, has always received constant attention during previous China-EU Summit discussions.近年來，中歐經貿關系取得長足發展，即便是在國際金融危機最嚴重的去年，中歐貿易和投資仍然保持了基本穩定，沒有出現大幅下滑，體現出很強的抗風險能力。今年以來，中歐經貿合作保持強勁發展勢頭，實現了恢復性增長。據中方統計，今年1-8月，中歐雙邊貿易總值同比增長36.2%，歐盟對華投資增長18.9%，雙雙超過危機前水平。歐盟是中國最大貿易伙伴、出口市場和技術引進來源地；中國也是歐盟第二大貿易伙伴，并上升為歐第二大出口市場。

In recent years, we have witnessed huge progress in China-EU business ties.Our trade and investment cooperation has shown strong resilience against the financial crisis even in the most difficult moments of year 2009.There was no major tumbling falls.This year, with the recovery growth in place, our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has maintained a strong momentum of growth.Chinese statistics shows that our bilateral trade grew by 36.2% in the first eight months this year, and EU investment in China increased by 21.8%, both exceeding the pre-crisis level.The EU is China’s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export market, and source of technology transfer.China is EU’s second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and export market.在全球貿易投資緩慢復蘇的背景下，中歐經貿合作之所以能顯示出如此強勁回升、高速增長的喜人形勢，我認為應歸功于以下幾點：

The strong and rapid growth in China-EU business cooperation against the slow world recovery is attributable to three factors.一是中歐經濟的互補性奠定了堅實基礎。歐盟科技發達，資金雄厚，國際營銷經驗豐富，高科技制造、高檔品牌、節能環保等產業具有明顯的優勢。而中國勞動力資源豐富，生產成本低，日用消費品等勞動密集型工業具有較強競爭力。目前，歐盟經濟已進入了主要依靠知識創新拉動的“后工業時代”，而中國還處在工業化、城市化加速發展的進程中，雙方這種互補的經濟結構為經貿合作提供了廣闊空間。

First, economic complementarity constitutes a solid basis for China-EU business ties.Europe enjoys remarkable advantage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pital market,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hi-tech manufacturing, exclusive brands,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 protection.In China, the abundant labor resource and low production cost make us competitive in consumer goods manufacturing and other labor intensive industries.While the EU is already in the period of post-industrialization, featuring innovation-driven economy, China is still in the process of speedy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Such structural complementarity provides a huge room for the growth of our business cooperation.二是中歐合作的互利性提供了強勁動力。歐盟企業通過資金、技術的投入，推進了中國工業化進程，拉動了經濟增長和就業，加快了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國際競爭力提升，同時自身也獲得了巨大發展。中國出口物美價廉的商品，為歐洲消費者節省了大量開支，幫助歐洲企業降低了生產成本，歐盟市場也成為不少中國企業發展壯大的重要依托。互利互惠的合作激勵著雙方企業進一步開拓對方市場，成為中歐經貿關系不斷向前發展的最主要推動力量。據6月份中國歐盟商會的調查，64%的歐盟在華企業將中國列為未來首選或前三位投資目的地，如巴斯夫計劃4年內對華投資20億歐元。

Second, mutual benefit provides a strong driving force for the China-EU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Capital and technology investment from Europe, while making corporate profits for European companies, has also benefited China’s competitiveness, industrialization, economic and job growth, and the upgrade of economic growth pattern.With the low-price quality goods from China, European households are able to make huge savings on consumer goods, and businesses could cut a bulk of their production cost, creating a favorable market for Chinese business growth.Such mutual benefit, acting like a strong driving force, encourages businesses from the two sides to further expand each other’s market.BASF plans to make 2 billion Euros investment in China over the next four years.In fact, as the survey released by the EUCCC in June suggested, 64% of European companies in China ranked China as their first or among top three destinations for future investment.三是中歐政策的協調性創造了重要條件。全球化加深了世界經濟的融合程度，各國經濟組成了一個相互之間聯系緊密的鏈條，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在維護世界經濟穩定方面，各國尤其是主要經濟體有著越來越多的共同利益，也需擔負著越來越大的共同責任。在過去的兩年時間里，中歐雙方無論在雙邊場合，還是在G20等多邊場合，都堅持密切協調合作，共同應對危機，確保市場開放，反對保護主義，促進了雙方乃至世界經濟的復蘇與增長，從而為中歐經貿合作營造了穩定的大環境。

Third, coordinated policy creates favorable environment for China-EU business cooperation.Globalization has lead to a huge and complicated web of economic ties among different countries, where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factors could produce systematic impact.Today, major economies have greater common interests and shared responsibilities to maintain world economic stability.Over the last two years, China and Europe have maintained close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in joint response to the financial crisis both at bilateral level and on such multilateral occasions as the G20.Our maintenance of open market and opposition to protectionism helped promote economic recovery and growth not only in China and Europe, but also in the world at large, creating a stable and enabling environment for our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女士們，先生們： Ladies and Gentlemen, 經貿合作離不開宏觀經濟環境和宏觀經濟政策的支撐。當前，中國政府正在著手編制“十二五”規劃，描繪未來5年的發展藍圖。總的方向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將為包括歐盟企業在內的各國企業創造大量新的商機。我認為，至少有以下四方面的機遇。Macroeconomic environment and policy support are essential for China-EU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Althoug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still trimming the final text of the 12th Five Year Plan, which will determine China’s development landscape over the next five years, it is safe to conclude that we will accelerate the pace to modify our growth pattern and economic structure.These changes will provide hug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for European and other foreign enterprises in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一、消費市場擴大帶來的機遇。中國是全球消費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1978年以來年均增長14.4%，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2009年中國已成為僅次于美國、日本和德國的第四大消費國，并成為世界最大汽車市場。“十二五”期間，中國將著力形成以內需，特別是最終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格局，推動消費市場進一步趨向繁榮，消費結構升級有望帶動更大的高檔消費熱潮。有專家預計，2015年中國最終消費將達到5萬億美元，位居全球第二，奢侈品消費將位居全球第一。希望歐盟企業在滿足中國需求的同時實現自身的發展。

First, consumer market.Averaging a 14.4% growth rate since 1978, China is among the world’s fastest growing consumer countries—three times the world’s average speed.Last year, China became the world’s largest auto market and the fourth largest consumer market, only behind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Germany.Over the next five years, we will work hard to boost domestic demand, and make economic growth more driven by the increase in end consumption.The boom in the consumer market and the upgrade in the consumption structure will stimulate greater high-end consumption.Some experts forecasted that China will have the world’s second biggest end consumption volume of 5 trillion US dollars and become the word’s largest consumer of luxury goods by 2015.We wish that European businesses will find growth out of the huge demand of the Chinese market.二、產業結構調整帶來的機遇。“十二五”期間，中國將進一步優化產業結構比例關系，逐步形成以農業為基礎,高技術產業為先導，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為支撐，基礎產業、傳統產業和服務業全面發展的產業格局。金融、醫療衛生、物流等現代服務業和生物醫藥、信息產業等先進制造業將是政策支持的優先重點，發展前景非常看好。歐盟在這些產業領域擁有一批世界領先的企業，技術先進，經驗豐富。中國政府愿積極幫助中歐企業通過合資、技術合作、服務外包等方式，在上述領域開展合作，促進雙方企業共同提升國際競爭力。Second, industrial structural change.We will optimize our industrial mix over the next five years.We will, in a phased manner, put in place an industrial structure featuring comprehensive growth in heavy, traditional, and service sectors.With hi-tech industries as forerunners for growth, such industrial mix will be built on the basis of agriculture and underpinned by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nd modern service industries.Priority areas for policy support will cover modern service industries such as financial, logistics, medical and health services and advanced manufacturing businesses like biomedicine and information industry.It is therefore conceivable that these sectors are most likely to enjoy a stronger prospect for growth.There are a number of world class enterprises in Europe that has both the technology and experience to make full use of such opportunity.With the purpose to boost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Chinese and European compani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willing to actively support China-EU business cooperation through joint venture, technology cooperation, and service outsourcing.三、綠色經濟發展帶來的機遇。“十二五”期間，中國將加快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的增長方式和消費模式，大力發展綠色經濟。專家估算，今后五年間，中國環保投資額將超過3萬億元，占GDP的1.5%。歐盟在清潔能源和節能環保產業，如潔凈煤和碳捕捉及封存、智能電網、建筑能效、新能源汽車等領域擁有較大優勢。我們欣喜地看到，今年7月，德國戴姆勒公司已在華設立合資企業，開發新一代電動汽車，這既有利于中國汽車產業的革新，也有利于戴姆勒公司自己的發展。希望更多歐盟企業充分發揮自身優勢，積極參與中國綠色經濟發展的進程。

Third, green technology.During the 12th Five Year Plan period, we will move faster in developing green economy and putting in place the growth and consumption pattern of energy and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 protection.Experts forecasted that China will invest 1.5% of the GDP, equivalent to more than 3 trillion RMB Yuan in environment protection between 2011 and 2015.The EU has moved ahead of China in clean energy,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 protection.Examples in these areas include clean coal,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smart grid, energy efficient architecture, and alternative energy automobiles.We are very happy to see that this July, German company Daimler has established a joint venture in China to develop a new generation of electric vehicles.This initiative will not only help promote innovation in the Chinese auto industry, but will also benefit the growth of Daimler itself.We hope that more European companies will make better use of their advantages an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economy in China.四、區域協調發展帶來的機遇。“十二五”期間，中國將加大統籌城鄉區域協調發展力度，深入實施西部大開發和中部崛起戰略，加快中西部地區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為配合這一戰略，中國政府正在研究通過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技術資金配套支持等措施，鼓勵外商到中西部投資。近來，已有一些歐盟企業將工廠從沿海遷到了中西部，有效降低了土地、勞動力等綜合成本。今后，隨著中西部交通基礎設施等投資環境進一步改善，相信更多歐盟企業可以在那里找到新的發展空間。

Fourth, coordinated regional growth.When we follow through with the new Five Year Plan, we will work for stronger coordination in the growth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among different regions.We will continue with the strategy to develop the west, work for the rise of the central part of China, and accelerate the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part of country.To support this strateg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now studying the options of using income tax rebates and technology and capital support measures to encourage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se regions.Recently, some European enterprises have moved their factories away from the coastal regions to the hinterland, effectively cutting down land, labor and other production costs.I believe that with the further improvement in transportation systems and other infrastructural facilities, more European companies will be able to make profit in these regions.女士們，先生們： Ladies and Gentlemen, 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堅定不移地發展開放型經濟，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一條重要經驗。金融危機期間，中國堅持對外開放，擴大市場準入，不斷推進貿易自由化和投資便利化工作。2009年，中國吸收外資達到900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世界銀行調查顯示，外資企業在華投資的回報率達22%，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隨著中國開放型經濟不斷發展，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正把中國作為全球發展戰略的重點。

Opening up is China’s basic national policy.The firm commitment to an open economy and the pursuit of opening up strategy of mutual benefit and win-win progres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that we have learned from our sustained and fast economic growth over the last three decades.During the financial crisis, we have maintained opening up, expanded our market access, and continued to promote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investment facilitation.In 2009, with 90 billion US dollar foreign investment in-flow, China was ranked as the second largest recipient for foreign investment.According to the World Bank,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makes a 22% profit, far outstepping the world’s average.With the continued development of China’s open economy,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multinationals are taking China as the priority in their global development strategy.同時，我們也注意到，最近一段時間，不少外國投資企業，包括歐盟企業，對中國投資環境表達了多種關注。今年的《歐盟企業在華建議書》綜合了1400余家會員公司的意見，針對34項議題，向中國與歐洲的政策制定者提出了380余條建議。對《建議書》中提出的問題，如進一步擴大開放、營造公平競爭環境、立法和執法透明度以及知識產權保護等，我們已經并將繼續通過各個途徑轉告國內相關主管部門，請他們積極研究處理。

Recently, we have noticed that many foreign businesses, including those from Europe, had expressed their concerns over China’s investment environment.After interviewing more than 1,400 member companies, this year’s Position Paper includes some 380 key recommendations to policy makers in China and Europe over 34 items.At this point, we have already forwarded to corresponding departments and agencies in China your suggestions that are related to greater opening up, fair competition, transparency in legislation and law enforcement, and IPR protection.We will continue to talk to them and ask them to actively study and resolve these matters.在此，我想引述溫家寶總理今年4月會見歐盟企業家代表時所說的話，“我們在對外開放中，在某些領域和過程中存在一些缺點和不足，但這絲毫不意味著我們改變對外開放政策。恰恰相反，我們將堅定不移地對外開放。”事實上，招商引資、擇優選資，促進“引資”與“引智”相結合，是中國對外開放的重要內容。中國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把利用好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把引進外資和對外投資作為對內促進科學發展、和諧發展，對外堅持和平發展、合作發展的長期戰略方針。今年4月，中國政府出臺《關于進一步做好利用外資工作的若干意見》，明確指出要加大改革創新力度，營造更加開放、更加優化的投資環境。下一步，中國在利用外資方面將著力做好以下工作：

Here I wish to quote a few remarks made by Premier Wen Jiabao this April when he met with European business representatives.He said, “The shortfalls and drawbacks we have in opening up should by no means be interpreted as a change of our opening up policy.On the contrary, we will remain committed to our opening up policy.” In fact, being selective on attracting foreign investment and combing attracting capital and technology investment are integral parts of China’s opening up strategy.In order to attain scientific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at home and to promote peaceful and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abroad, we will, as we have always been, make good use of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s and capital resources.The bottom line is to make effective use of both the foreign investment we receive and the investment we make overseas.The Opinions of the State Council Concerning Further Improving the Work of Utilizing Foreign Investment released in April clearly pointed out that there should be stronger efforts to intensify reform and innovation to create a more open and favorable investment environment.We will focus our efforts in the following four areas to ensure effective delivery of this goal.第一，進一步擴大開放。中國政府將綜合考慮穩定利用外資和促進國內發展的需要，擴大對外資開放領域，促進利用外資方式多樣化。中國政府鼓勵外資投向高端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現代服務業、新能源和節能環保等產業，鼓勵外資以參股、并購等方式參與中國國內企業改組改造和兼并重組，拓寬外商投資企業境內融資渠道。

First, we will further open up our economy.We will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sta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in using foreign investment.We will open up more sectors for foreign investment to diverse our portfolio.The Chinese government encourages foreign investment in high-end manufacturing businesses, hi-tech industries, modern service industries, new energy,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 protection.We encourage foreign investment to participate in the reorganization, restructuring, annexation, and reorganization of Chinese companies through share-holding or merger and acquisition.Efforts will also be made to expand financing resources for the foreign invested enterprises(FIEs)in China.第二，營造公平競爭環境。外商投資企業是“中國制造”的組成部分，同中國本土資本投資企業適用同樣的原產地規則，享受一視同仁的平等國民待遇。中國政府鼓勵自主創新的政策適用于依法在華設立的一切外商投資企業，是廣泛開展國際合作條件下的開放式創新。同時中國正在爭取盡快加入WTO政府采購協議，并將努力避免強制認證等行政行為對貿易投資造成不合理的技術壁壘。

Second, we will create a fair competition environment.The FIEs represent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group of “Made in China”.They receive equal national treatment as locally invested enterprises and enjoy the same rule of origin.The government’s policies to encourage innovation extend to all FIEs in China.What we pursue is open environment for innovation which includes extensiv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China is moving fast in the accession to the WTO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greement and is working hard to remove unreasonable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and investment resulting from mandatory certification and other administrative activities.第三，完善法律和政策體系。中國將進一步增加立法和決策透明度，充分聽取包括外資企業在內的各界意見。及時發布發展規劃、產業政策、準入標準、行業動態等信息，同時規范執法和行政行為，確保與外資相關的法律與政策得到統一、有效執行，提高投資便利化程度。Third, we will improve our legal and policy system.We will work for greater transparency in legislation and decision making, and fully heed the views from all sectors of society, including that of the FIEs.Development plans, industrial policies, market access standards, and industrial updates will be released in a timely manner.There will also be stronger efforts to regulate law enforcement and administrative conducts so as to facilitate investment and to ensure standardized and effective enforcement of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第四，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中國一貫高度重視知識產權保護，把保護知識產權提升為國家戰略，堅決打擊各種違法侵權行為。今后我們將進一步健全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嚴格執法，保護投資者權益。歡迎歐盟投資者對中國查處侵犯知識產權的行動繼續予以配合和監督。Fourth, we will give stronger protection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As a part of our national strategy, China always takes the IPR protection seriously and has resolutely fought against illegal infringements.In the future, we will further shore up our IPR protection regime and work for strict law enforcement to protect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investors.We welcome continued coordination and supervision from European investors in our investigation.女士們，先生們： Ladies and Gentlemen, 當前，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中歐相互依存更加緊密。中國歐盟商會成立10年來，為促進歐盟企業對華投資做了大量工作。希望中國歐盟商會今后繼續積極推動中歐企業間合作，引導歐盟企業擴大對華投資。同時，也希望中國歐盟商會推動歐委會和相關成員國解決中方關注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貿易救濟措施、商務人員簽證難等問題，為雙邊經貿合作深入發展創造公平、便捷、穩定的環境。

Stronger economic globalization means stronger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Since its inception ten years ago, the EUCCC has done a great deal to promote European investment in China.I hope that the Chamber will continue to engage in facilitating China-EU business cooperation, and bring more European companies to make investment in China.For China, the MES, trade remedy measures, visa facilitation for Chinese business people have long stayed on our list of concern.Speaking of such, it is also my sincere wish that the Chamber will be a positive force in talking to the EU institutions and relevant member states for the early resolution of those problems in pursuit of a fair, convenient, and stable environment for our business growth.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歐盟企業界的領軍人物，對中歐經貿合作的發展有著重要影響。我深信，只要大家在新的發展起點上把握機遇，凝聚共識，務實行動，中歐經貿合作一定能夠迎來更加美好的明天！

Business leaders like all of you have a strong influence over the future landscape of China-EU business ties.I firmly believe that with our concerted efforts and best wishes, the China-EU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will enjoy an even brighter future.祝愿大家在中國的投資活動取得更大成功！

To conclude, I wish all of you greater success in China!謝謝大家！

第五篇：在中國法學會2011刑辯峰會上的演講

在中國法學會2011刑辯峰會上的演講

陳有西

時間： 2011年1月16日（上午）（根據錄音整理，演講人已經校閱）

尊敬的各位同行，各位專家學者：

非常感謝這次高峰論壇給我機會認識大家。接到這個邀請以后，我確實對這次論壇的發言主題做了比較認真的準備。這段時間，我有很多的思考，確實也可以跟各位同行交流。在座的各位，我看了名單，昨天接觸了很多朋友，都是非常資深的律師，不敢說最優秀的，但應該說集中了全國最有思想、最有追求的一些刑事律師和專家學者，很多人執業時間比我長。昨天的演講人都是理論和實踐上都很有建樹的大家，我聽了一天非常有收獲。今天是一個學術論壇會，我會講得放開一點。講的內容，有些不一定準確，希望大家指正。我的觀點只是我個人的觀點，都是同行，不對的地方可以批評探討。今天談的，跟昨天高法、高檢的專家們談的有一些不一樣，主要是從宏觀上，談一些思路和想法。昨天聽了高法、高檢、北大、法大的七位專家學者的主題演講，他們談的已經夠宏觀，但是我今天準備講的可能還要更宏觀一些，探討的是一些基礎性的大問題。今天作為開頭，我就從昨天的感受談起。

三句古詩描述中國律師環境

我想引用三句古詩，來概括一下我昨天聽了一天的感悟。

第一句，“妝罷低眉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為什么這么說？昨天我聽了陳瑞華教授，聽了顧永忠教授，聽了李肖霖的主題演講，關于在現在這樣的刑辯環境下，中國律師怎么干？基本上意思就是，要能夠揣摩我們現在法院的心態，揣摩現在檢察院的心態，如何去適應他，迎合他。也難怪。我們不能要求一個社會來適應我個人，我們只能自己去適應這個社會。對于中國律師來講，我們不能期望以后中國法制環境一下變得非常好，來適應我們律師的要求，而是我們律師怎么樣去適應環境。適應這樣的法庭，這樣的公安，這樣的檢察，這樣的紀委。我覺得昨天專家的觀點，有一些講得非常好。如操作性的東西，提醒全體律師要注意的東西，包括有罪辯護和無罪辯護戰略方法上的選擇，有罪辯中如何做好量刑辯護。但是，好多的基點，都是在揣摩。為了實現當事人利益的最大化，有些應當堅持的原則也不堅持了。這體現了我們刑辯界的一種心態，一種無奈，一種想適應，一種想迎合。有一些是明明無罪的案子，實事求是辯結果不好，只有進行有罪辯，從輕辯，怎么樣達到當事人效益最大化。因此是“妝罷低眉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我這個新娘子嫁到你家了，公公婆婆喜歡我嗎？我這樣化妝好不好看？你喜歡不喜歡？這樣的心態，小媳婦的心態。這就是中國刑事律師的第一種境況。

第二句詩，“云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就整個中國的司法改革，現在整個刑辯的環境，大家感覺到一種阻力，不知道路在何方。不單單律師界有這樣的危機的感覺，實際上我們整個的法學界，教授、新聞界都是這樣的一種看法，法制在倒退。基本上在法學界已經是一種共識。前路多艱，冰封雪擁。司法改革這匹瘦馬總是沖不過去。這里有很多深層的原因，我等下展開講。今天時間關系，大家也可以看我的學術網上已經公布的演講提綱。

第三句話，是我的心態：“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我的期望，不管前路多么艱難，我們還是要往前走，還是要引進新的思維理念，對國家的法制建設始終抱有信心，為我們的司法改革、刑辯環境，提供新的源泉，讓我們的司法，能夠更加公正理性。

司法改革的活水在哪里？

我今天想說的，就是活水在哪里？我講的課題就是司法改革一些新的思路。昨天來的領導，層次都非常高，最高法院的，最高檢察院的，都是智囊團人物，他們是考慮國家大事，而且是最有權威性，最有發言權的，他們對我們的國情很了解，對我們理論界思考很了解，實務界的困惑很了解，因此應該說講的已經是宏觀的內容了。但是，我今天要談的，可能是更大的題目。不是我地位有多高，或者是我的學術水平有多高，我只是一個沒有任何權勢的普通律師，而是我自己深深感覺到，我們中國現在，如果完全憑現在的框架范圍內進行構思，司法改革可能還沒有辦法進行實質性的突破。大家有一些人知道我的經歷，我做過警察，在公安廳呆過兩年，在省委政法委書記身邊做過助手，搞過政法委的一些工作，同時到高級法院當了8年的秘書和法官，所以對公檢法有一定的了解。從北大高級法官班進修回去以后，當過法學所、法律系負責人，辭職出來專職做律師。這是我自己的人生選擇，另外一條路走過去，體制內、外我有很多的比較和思考。因此有一些發言權。

體制內的學者和草根學者

三年前，我代表浙江省法學會，曾經寫過一個比較深層次的報告，中國司法改革的一些問題，中國法學會專門搞了要報，報給中政委，認為我的一些思路很值得參考。我的《變革時代的法律秩序》的書里面，出版社刪掉了三篇論文，其中有一篇就是這個報告，還有一個是關于中紀委的黨紀審查代替司法偵查的問題。有很多體制內外共同的思考。雖然我現在不在堂，在于野了，山野之間，我們傳統知識分子，處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山野之遠則憂其君，這個君，現在是指國家大事，不是君王了。我們作為普通老百姓，沒有任何職務，沒有任何依托，原來在省委工作時，最核心的資料都能夠看到，現在這些我們拿不到。有的名教授以一個學者的身份，包括北大、清華教授掛職檢察院法院的身份，他們還能拿到一些，中國普通的學者往往連資料也拿不到，研究就沒有說服力。因為不了解國情內幕，數據往往道聽途說。所以有的時候我們對高法、高檢的專家學者要抱有一種敬畏，不要像大學生在網上亂罵，這個不對，那個不對，其實他們是有些話不好說，內情比我們要了解得多。最近的樂清事件，我接受南都的采訪，說了一些中性的分析，個別網民就說我為官方做托。幫助公安，幫助政府，這樣來評價我。其實我只是支持有官方組織的進一步的深查鑒定。但是網民情緒已經聽不得理性一點的聲音。實際上，我們對一些體制內的權威的專家學者，確實要抱有一種敬畏，他們的信息比我們了解，天天能夠看見內參要件，知道全國社會治安的動態，我們一般學者往往信息不對稱，對一些情況不了解。所以我很珍惜這次機會，昨天扎扎實實的聽了一天。

建設和諧社會是官民共識

下面，我就開始講我的專題，《和諧司法背景下的中國刑事辯護》。第一個問題，和諧司法和中國的刑辯環境。我昨天事先在我的學術網上公布了今天的演講大綱，便于大家了解。因為大會沒有印發論文。有網民看了留評論說，為什么一定要掛上“和諧”兩個字？是不是討巧？ 我們國家的經濟方面已經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我們的很多經濟領域的成就已經沒有人敢否定我們了，國際社會對我們非常肯定。世界經濟總量我們成了第二位，甚至有的說到2050年或者2020年經濟總量會超過美國成為第一。當然，人均收入我們還是很低的，還是中下水平。我們經濟領域的成就，從自己歷史比，自己比自己，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能夠證明中國的改革開放是成功的。鄧小平在1978年確定的、我們拋棄原來的經濟模式道路，走向市場經濟是正確的。但是，由于我們經濟改革不斷前進，政治改革一直不敢啟動，有各種各樣的恐懼，害怕思想開放、害怕政治松動帶來國家的**，所以胡錦濤總書記提出和諧社會理論，我覺得非常有意義。這個和諧不單單是為了加強和改進統治，這個和諧也是為了國泰民安，更主要的是期望讓老百姓過安定、穩定的生活。有一首明小令《山坡羊》說：“峰巒如聚，波濤如怒，山河表里潼關路，望西都，意踟躕。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間都做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天下**，老百姓沒有好處。當官的、有錢的，護照一拿，天下大亂，已經到國外，一飛就走了，真正的天下大亂，兩派斗起來，軍閥混戰，為各方當炮灰的，都是普通老百姓。所以我們不希望國家亂，所以講和諧社會。這不單單是為了統治階級的利益，也是為了老百姓的利益，所以“和諧”的共識大家是有的。關鍵是用什么樣的途徑實現和諧。

司法改革落實法治任重道遠

在這樣的一種概念下面，我們考慮治國思路。為什么我們國家經濟這么興旺、人民生活都富起來了，為什么社會還會有那么多的不滿和矛盾，原因在那里？這里面，就是兩條腿走路，一條腿很長，一條腿很短，所以走路是瘸子，國家始終不穩定。問題就是出在我們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已經嚴重脫節，嚴重不相稱，司法體制作為政治體制的一部分，也已經同經濟基礎嚴重不相適應，司法的控制社會功能已經嚴重弱化，維穩靠高壓，靠警察和行政強權，已經進入越維越不穩的狀態，社會病灶綜合癥已經總爆發。

我們作為理性的知識分子，我們作為法律人，我們要為國家憂慮和考慮。所以我們現在發出“法治倒退”的憂慮和吶喊，不單單是抱怨黨的政策，我們是為國家憂慮。我們國家光是經濟體制越先進、越開放越好，政治體制越落后、越保守越好，是早晚要出事的，這個國家是沒有希望的。我們現在采取了簡單化的、高壓維穩的方式，最后付出了重大的代價。很多體制內的人，將來是第一個會付出代價的。因為縱觀歷史，一旦天下大亂，當政者是首先會倒霉的，第二個倒霉的是有產階級，財產會被瓜分，人會被搶被殺，有可能1000萬的房產200萬也沒有人要，人民幣可能貶值得一塌糊涂。這些都會讓大家付出重大的代價。中國建立穩定的社會、法制的社會，我始終想還是要看到積極的一面。很多人說我是“保皇黨”，盲目樂觀，都現在這個樣子了還在說好。他們說的“皇”當然不是皇帝，中國“皇帝”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但是中國的“皇帝意識”還是無處不在，包括老百姓也還是希望有皇帝，有明君，有清官，好下跪。但我始終抱著國家會進步的信念，我們國家有希望，高層政治家是清醒的，《人民日報》、新華社有內參，公安部有要報，他們天天看，比我們都明白。現在關于法治，有一個悲觀主義和樂觀主義的看法，是從大局看還是從個別看的看法。有時一兩個案子會被無限放大，像樂清事件，現在放的這么大，到底是交通事故案還是被謀殺？現在成為一個多月經久不息的網絡事件，全國13億人民，那么多的交通事故，那么多的謀殺，為什么大家都去關注這一件？因為這體現了一種公信力危機，公權已經不被信任，百姓希望獨立作出自己的判斷。網絡社會有一些信息是畸形的，有些是被盲目放大的，因為這里面蘊含了一些深層次的問題，一種社會的共鳴性的情緒。樂觀主義看社會問題，還是悲觀主義看社會問題？我覺得始終要用一種積極的眼光，看中國的法治環境，中國的政治環境。特別是十八大以后，一定會向有利于法治國家的方向發展，相信新領導層會有一套新的思想理念出來。昨天聽周副會長講，今年中央要宣布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基本建成，最高法院也要宣布社會主義司法體制已經基本建成。我理解這是對中國改革開放30年法制范疇的一個總的總結，在十八大以前有一個交代，胡錦濤總書記上任的時候，說過依憲治國，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已經寫進《憲法》，應當要有一個交代。但是，這基本上還是立法層面的。中國法律實施方面的問題，更加任重道遠。

律師界應當悲觀還是樂觀

中國現在的律師界不需要悲觀。我們是從2000多律師恢復的，上世紀80年代恢復律師制度，現在30來年，已經有17萬律師，每個月都有新的律師加入，這支力量已經非常龐大。從這次中央文件關于加強和改進律師工作的意見來看，中央已經開始重視律師業的現狀。這個文件內涵很豐富，可以有各種各樣的解讀。

這個文件現在面臨的，也是中國特色。研究布置中國律師問題的文件，竟然中國律師不能看，看不到，只讓司法局看，還打了一個秘密級，很荒唐。律師當到副會長、會長才能看到這個文件，我看到的都是復印件。我們國家現在政治管理當中有一些思路很糟糕，沒有多少是需要保密的，就是搞得神秘化。不要把律師當做異己分子，發的律師文件，律師卻不能看，有這個必要嗎？回到這個文件總體的思路，我認為是積極的。很多律師理解，這個文件是為了緊縮律師，整頓律師，控制律師。而我理解為三句話，有兩句是對律師有利的。

一句是“關注律師的生存狀況”。中央從來沒有這樣專門為律師發文件，有過中央政治局五個常委的批示，這是有的，但是從來沒有正式發文件。對中國律師的生存狀況，中央開始明白了，關注了，這要感謝司法部向中央的報告。

第二句話，“重視律師的權益保障”，中央文件里有很多這方面的內容。比如一些律師的執業權利、法律權利、政治權利，還有關心律師經濟環境，近期其他措施中已經有提出政府購買法律服務，政府預算有這一塊，政府不會讓你總免費當顧問，要付費，政府的預算有購買法律服務的費用，這是很重要的一個概念，還有律師的生存環境，一個政策環境，一個經濟環境，經濟環境包括律師的稅收，像今年我們京衡律師集團納了470多萬的稅，律師是法律人里面，唯一國家不給錢，還要交很重的稅的行業，如果中央真能重視了，讓我們中介服務業放開發展，給你退稅補償，給你返還，就會有力地支持律師業的發展。不能把律師完全當成個體戶，因為律師定位為社會主義法律工作者，他還有一個社會功能，社會維穩的功能，不單單是個體工商戶為了賺錢，這個群體的社會功能定位是不一樣的。律師其實是法律共同體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治理國家的一支力量。中國的律師從國辦轉到民辦，從官方法律顧問處到私人合伙組織個體戶，現在又想重新納入官方體制管理，中央已經把我們納入社會主義的法律工作者，但國家對這個行業不補貼一分錢，那么減輕點稅負嗎？現在平均稅負是15%，100萬賺來15萬國家拿走，你能不能變成7.5％？中國律師的生存環境，中央已經原則上在關注，下步會有一個如何貫徹，貫徹到哪一步的問題。

還有一個，就是律師政治參與的問題。中央文件已經明確從律師中選合格的法官、檢察官。將來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律師入黨，考檢察官，考法官，這是必然要走的一條路，任何人都擋不住的。現在我們鼓勵年輕律師入黨，你要進入體制內，學習黨的成功的管理模式，進入治理國家的司法機構。律師業要成為國家司法官的搖籃。我們京衡所近幾年中，考進檢察官三個，考進法官的兩個，考取省政府派WTO到美國、比利時公費培訓的5個，這就是律師體制內政治參與的一個啟動。同中央現在的要求是相一致的。將來十八大以后的趨勢，肯定會在律師里面產生政治家，律師里面產生好的法官和檢察官，不要光看現在的感覺，我們的馬肯定是能夠前行的，這個藍關關口是一定能夠闖過去的，總有這么一天。因為這是人類社會的共同規律，文明理性的社會離不開法律人的參與治理。

第三句話，“是加強律師體制管理”。這可以從兩方面看。好的必要的一面，壞的有誤區的一面。

從壞的方面看，官方覺得近年來中國律師越來越不聽話，有很多的敏感性的案件，黨委政府打招呼了，你還要來插手，還要來管，還要代理群眾跟政府叫板，所以覺得律師有異心，是公權力的敵人，非把他治理聽話了不可。想把律師培養成“馴服工具”。對于這一點，我有不同的看法。我認為律師是整個法律人框架中，唯一站在公共權力的對面，制約司法專橫，防止公權濫用，監督冤假錯案，維護基本民權的重要法制力量。有的高層人物不知道，把律師訓練成馴服工具，會從根本上扼殺律師業。同人類設立律師制度的根本目的相違背。律師叫板公權是必然的，這是另一個角度的忠誠，為了國家好，為了我們整個黨好，為了我們整個政權好，不是想對我們黨構成什么威脅，是為了讓社會矛盾以理性法律的方式釋放出來，讓人民群眾在公開公平的法庭上討回公道，是從另外一個角度維護這個政權的統治。所以我們說加強律師體制管理，有一些不正確的思考，始終對律師不放心。認為律師是中國民間力量崛起當中最危險的一支力量，因為他能夠把群體凝聚起來，把各種很亂的思路，通過律師的代理行為，凝聚成一種法律的觀點，非常有力量的觀點，所以有的統治者，我們從政的政治家，覺得最討厭的是律師，所以老是警惕律師，不知道律師把老百姓非理性的情況變成理性的行為，帶上法庭，到法庭解決，這是國家穩定的最好的途徑，把老百姓的非理性帶回到理性。

從好的方面看，中國律師也確實需要管理。有很多不良風氣，有不少害群之馬。每次人代會，對律師業的意見和批評，并不比其他社會群體少。中央發文件加強管理，對律師隊伍提出優勝劣汰，是完全有必要的。中國律師業需要加強管理，歡迎司法局對我們加強管理。因為確實律師隊伍有一些害群之馬。北京有一個律師，一個溫州老板告訴我說被他騙了2200萬，200萬進所，2000萬進卡，然后關機跑了，再也找不到。我親眼看到了這個律師給這個老板的“最高法院調巻函”，一個墓地案的申訴，說最高法院指令上海高院再審。我一看就是假的。把最高法院的大印偽造的這么大，上面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的的頭簽，下面又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調卷函，不用研究案子，我就告訴他被騙了。他說是有律師所合同的，怎么可能騙我？我說向上海高院調卷，不涉外，不會寫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且寫兩次，最高法院的印鑒我見過，這個印比他大三分之一，這個印也是假的，他說那怎么辦？我說趕快找他要回錢，最高法院的印章也偽造，還騙你2000多萬，你一舉報馬上會立案抓他。他說我不報案，報案我這個案也完了，我找總參，是總參的朋友介紹我認識這個律師的。我說你這樣，還會再被騙2000萬。他說我沒有錢了，這個官司他們不幫我扳回來，我告狀的錢也沒有了。我們隊伍里的害群之馬不是沒有，北京的2萬多律師里面，全國最優秀、最有水平的集中在北京，很多騙子律師打著旗號騙錢的也是在北京，所以對這些人怎么能不管？不管只會讓律師界越來越亂。因此加強對律師的體制管理，不要完全做負面的解讀，律師本來就是獨立自由的力量，容易散漫。加強管理是有利的，按照我在杭州當副會長的經歷，絕大多數司法局的管理是對的、必要的，只有有一些可能是出于政治因素的控制，可能不是很妥當，我們能夠一概否定嗎？

因此，中央文件三句話，我解讀出來，兩句有利，關注律師生存狀況，重視律師權益保障對我們有利，第三句，加強律師體制管理，一半有利，一半不利，對中央的文件也需要好好地作正面的解讀，要感謝中央重視我們律師事業。

中國律師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受關注

社會各界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關注中國律師。2010年多少媒體在密集報道律師業和律師事件？企業家也是越來越看重我們，我到廣州為粵商菁英俱樂部作講座，參加的四十多位企業家都是有相當實力的，對中國法律如何保護民營企業、中國律師業如何保護民營經濟的發展，都非常關注。他們對中國法治環境、國情非常了解。學界這么多專家教授，也為我們呼吁。全國政協、人大一些人士，很多雖然沒有公開表態，但對我們律師業生存環境很關注，從國家法制的宏觀層面在關注。為李莊案子，他們都明白，但是我們司法部已經通報了，他們也不便進行相反的表態，但真相已經完全清楚。另外我們海外的人士也很關注。去年我去了日本，去了英國，一聽說我到了，一些媒體都要采訪我。國外媒體，我比較謹慎，有些比較敏感媒體，沒有接受釆訪。只接受了新加坡《聯合早報》的采訪，記者是長駐大陸的，作了一個影響很大的報道，《我是為中國法制體系辯護》，正面肯定中國法治環境的好的一面，大于負的一面。不接受采訪，不是我保守，是國內的環境不允許。國外影響一大，容易使自己成為敏感人物。海外采訪，記者不讓你審稿子，就給你都報道出來了，就沒有辦法控制了，國內怎么講無所謂，到海外講，會成為國際性問題，可能成為要審查的對象，所以必須很小心。

中國法治環境兩面觀

通過媒介的報道，中國的官方和民間開始理解我們中國律師的真實生存境況，環境有了一定的改善。以我為例，司法部通報李莊案以后，2010年上半年是民間媒體推崇我，官方謹慎地觀察我。最典型的是廣東的《時代周報》12月評我為時代人物，100個影響時代進程的中國公共知識分子，律師界的十個人，我被評為“時代人物”。香港的《亞洲周刊》把我和日本首相菅直人一起做了一期封面人物。這是上半年，民間肯定我，官方不肯定我。下半年不一樣，經過一年的觀察，12月27日《人民法院報》大版面報道我們全國律協憲法人權委的會議，重點報道了會上專家對我的評價，《李莊進去了，有西起來了》，講我有擔當、有骨氣、有才華，這是很高很高的評價，我其實是擔當不起的。最高法院機關報像這樣的正面評價一個敏感事件中的中國律師，是沒有的。高子程律師同我辦的李莊案還被最高法院評為2010全國法院十大名案第一案。然后是三天以后，《中國律師》雜志和《中國律師網》，評出12個中國律師新聞人物，我又是居首。這些已經是官方媒體評價了。當然還有浙江官方評我為省模范黨員、突出貢獻律師、《都市快報》評為“人物”等一些榮譽。我不是在沾沾自喜。對我而言，自從四十歲前下決心從省機關辭職，這些都已經看得得淡。我是把這些跡象，放到中國律師業的生存環境角度來觀察的。也就是說，下半年開始，官方媒體也肯定我，上半年是民間，官方觀察一年，覺得陳有西不會出問題，這個人還是比較聽黨的話的。處理事情出發點都是好的。這說明，只要我們真誠地為民服務、為國建言、善意提醒，合法努力，對話渠道是暢通的。我們的體制內不缺明白人。

所以我覺得中國的法治環境要兩面觀察。中國的律師作為獨立的力量已經開始顯示作用，民營企業家開始真正重視律師功能，特別現在一些網絡重大事件，真正權威性的點評，不是教授，學者，而是律師。律師有實務操作的東西，我們有一些點評的觀點社會關注度已經超過學者，那么多的民營企業，政府的國有大企業，“三重一大”企業，國務院明確要求大型企業必須請律師，要設首席法律顧問，要購買律師的法律服務，政府列出預算購買服務。象昨天“兩高”的專家學者們說的，每一個新法律和解釋出臺，都是給律師創造機會，提供發揮的新舞臺。象證據規則問題、量刑建議問題，提供了很多律師服務業當中新的領域。包括《公司法》、《破產法》的司法解釋，為律師開展新的業務，提供了全新的領域。以前是上市業務很高端，現在是破產重整業務空間非常大。我們辦的一個破產重整案，涉及債務34億，辦了快二年，重整成功了，為政府企業解了危，律師的效益也比較可觀。上市業務，企業1000家上市不了一家，破產清算業務，100家企業100家都要清算，因為按《公司法》解釋不清算股東永遠有連帶責任，最高法院三個破產法的解釋，給律師帶來非常大的業務空間。很多的機遇是人大立法、政府立法給我們提供的。

刑事律師生存環境也非一片灰暗

還有刑事律師就是一片黑暗嗎？也不是的，我們律師生存環境有一些改善。律師的會見權，像上海，像浙江有一些地方落實了，不需要陪同。閱卷權，我們杭州檢察院，去了以后有介紹信，檢察官還沒有看，先給你看。證人出庭，全國都已經有警察證人出庭。量刑制度改革，量刑更加透明了，限制了法官自由裁量權，我們將來可以更有針對性地抗辯了。包括刑事司法調解，律師的主動性更大了。律師參政議政，現在全國律師中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有20多個，當然這些都不是律師界別上去的，都是民主黨派，在政協領域，律師比較會說話，吸收進去了，進法制委，進全國人大代表，不是共產黨界別。那個界別輪不到律師，從民主黨派界別進去，黨內代表留給體制內的人了。我預測下一屆會不一樣，十八大以后，按中央現在的文件精神，律師參政議政的大門更加打開了。還有國家大型企業的法律顧問制度，也為律師回到體制內打開了大門。北京有一個博士律師，考到了某省建工集團當首席法律顧問，一年年薪幾十萬，享受副廳待遇。我說你沒有出息，北京一個成功律師年入幾百萬，去那做幾十萬的官干嘛，他說安定，崗位重要，而且有副廳級待遇，這老兄很看重政治待遇。現在我們政府公職面向律師招，招法官、檢察官，各種領域都有。因此，律師以對話合作的方式，促進社會民主與法制建設，是有可能的。律師既不是工具，也不是敵人，律師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能夠起一些正面的作用。

中國現在的維穩思路出了問題

第三個問題，和諧司法：政治標準和法制標準。我們維護國家穩定，有一個思路選擇。不用含蓄，我認為現在維穩的基本思路出了問題。一直選擇高壓、屏蔽，網上刪貼，限制老百姓上法庭，敵視律師，打壓律師，用行政手段壓服一切。基本的思路，就是淡化國家司法的作用，加強行政權的作用，希望通過行政權壓服老百姓。法院只是聽命于黨、聽命于行政權力的辦個后續手續讓其“合法化”的丫環。這個思路完全錯誤，只會越壓越不服。

當前中國律師生存環境差，跟我們現在的維穩思路是直接相關的。因為在一個不需要法庭，不需要司法的環境下面，律師是可以作廢的。你要把矛盾攬過來，千方百計要把他弄上法庭，最后政府就很討厭你、擠壓你。

維穩思路出了問題，就會造成非常嚴重的后果。我們來考察一下路線圖。由于行政的高壓，不準律師介入，大量的老百姓找行政權，求權力人。行政不公平，上訪，找清官，找溫家寶總理，四川農婦熊德明為丈夫2200塊錢工資，打官司一年一分錢見不著，總理去一句話，第二天一早，縣委書記拿了2000多元錢送上門。這個案例，非常典型地說明，中國的基層政權是沒有用的，中國的法庭是沒有用的，中國的律師是沒有用的，只有權力有用，關系有用。遇上貴人就一切都解決了。于是大家都希望見到貴人，見到清官，見到有權人，于是都去上訪，去北京見貴人，找清官。于是農家婦女成了維權的英雄人物：你認識溫總理，你幫幫我。于是她就背了包到浙江溫州討薪去了，沒有文化不知法律的人，比律師更受歡迎。這是人治社會的最好的西洋鏡。最后沒有人理她，又回去了，這就是中國的法制現狀。中國有那么多律師，那么多法律工作者，有那么多法庭司法的情況下，讓一個文盲農村婦女跨省做維權的討工資的法律工作者，原因在哪里？因為當地的法庭、律師都被作廢了，沒有總理去，2200塊錢確實拿不回來，總理一句話比打官司一年有用。

一滴水見太陽，從一個小案例可以看出，我們中國現在整個環境就是相信權力，相信明君，相信清官，不相信法制。找法庭、律師沒有用。我打什么官司，我找什么律師，我花什么律師費，我就是去上訪，我一定要見溫總理。總理說句話律師也不用請，錢也不用化，庭也不用開，法律白條也不用打，第二天錢就到手了，多好！所以中辦、國辦的信訪局，天天排隊，多少人一個號都領不著，為什么？領導家的電話，50元錢一個，地址，100塊錢一個，賣給上訪戶，你們找去。找清官這個路子多好。不是老百姓愚蠢，不是老百姓愿意下跪，而是你逼的，因為你把全國各地的法庭，全國各地的法官、全國各地的律師作廢了，和諧了，很多案子告不進去，不讓律師插手，要律師“講政治”幫政府，政府法院一鼻孔出氣，法院不聽法律的，只聽權力的，我只好找更大的權力。好多案子法院就聽政府的，我找法庭沒有用啊！讓老百姓覺得只要找到總理，就可以解決問題，這是非理性的國家、人治的國家才會有的做法。我們維穩的路線圖就是這樣。上訪，奧運會開始了，國慶節了，兩會了，明天要讓天安門沒人，一定要弄回去，北京公安局壓力大，于是責任制，中辦國辦的信訪局壓任務，各省公安廳、檢察院、政府都來、信訪局長也來，來了以后勸回去，哪有那么多時間勸啊，于是直接“強勸”遣送回去，各省分流。人太多，最后“接訪”變“截訪”。各省截訪干部老呆北京也不行啊，北京消費那么高，成本太大了，我們老是住在北京，沒有那么多錢，于是就有了大大小小的“安元鼎”公司。養一批保安專干截訪的活。關上訪人，就成了變相的監獄。還不能給你白干，白關。送一個人給我一萬塊錢，多關一天多收500塊錢，把人關在這里，多關幾天，等到奧運會、兩會結束才放。否則你今天送回來，他明天又上京了。我還得再化幾萬把他弄回來。于是全國維穩經費超過國防經費，怎么來的？納稅人的錢就在這么花。最后曝光一下，還是沒有辦法查，因為背景就是公共權力機關讓他這么做的，查的人自己的責任，巴掌打回來了，怎么查？如果拉到法庭上審判，把所有的內幕抖出來，“安元鼎”說就是國家機器讓我這么干的，我們國家形象好得了嗎？所以，上訪必然造成截訪，老百姓就跪求，跪求不成然后就跳樓、就自焚，自焚也沒有用，冷血的說你活該，你自焚也是暴力抗法，抓起來，火車上截回來，最后老百姓不自焚了，不跪了，我殺你。說自焚沒用了，跪求也沒有用了，命都不要了，我還怕什么？我要制造事件，殺幼兒園的孩子，殺小學生，路線圖就這么來的。然后就是爆炸稅務局，然后就是槍擊法官，殺警察，燒派出所。這就是正常的、法制的、理性的渠道堵死后，法庭的路堵死后，必然的結果。我們整個社會矛盾沒有地方合法地發泄，就從這些方面走了。所以，我們這幾年為什么暴力事件會產生？群體性事件那么多？這樣嚴重的事情，高層還沒有認識到，還不知道問題到底出在哪里，還以為是警察不夠多，武警不夠強，強制力不夠狠，還以為是律師維權維出的不穩定。這是非常愚蠢的治國思路。把老百姓帶上法庭，讓他有理性的發泄的渠道，法庭上討到公正，我們的國家才能安定，才能和諧。

“三個至上”很多情況下有同一性 產生沖突時必須堅持“法律至上”

現在我們法學界爭論很多的，就是三個至上的問題。我覺得法學界現在也有點反應過度。這“三個至上”，大家都批判，我覺得也不對。我覺得三個至上有很大的合理性，有它的道理。黨的事業至上，人民利益至上，憲法法律至上，這是2007年12月胡錦濤總書記講的話，三個至上不是錯誤的，是有道理的。確實，中國的《憲法》寫進了黨的領導，你當然要為黨服務，人民利益，我們黨建立時就是把為人民服務作為我們建國的宗旨的。憲法法律至上，我們執法機關當然要堅持法律標準，一定要法律至上。黨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公平正義的法律原則，其實很多情況下是完全一致的，可以一起“至上”，這在法律邏輯上沒有矛盾，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因此，作為國家機器的司法機關，堅持“三個至上”沒有錯。根據我的觀察，95%以上的法律案件的處理，法律事務的價值判斷，三個至上利益是能夠一致起來的。黨也希望人民的利益好，人民希望你按照法律辦事，三個至上是一致的。問題是現實生活中，很多司法人員不是三個至上，而是把“黨的事業至上”庸俗化，變成了權力至上，變成了唯權是從，閹割了法律原則，公開歪曲法律去討好權力。這種人根本不是在堅持三個至上，而是他自己的“烏紗帽至上，溜須拍馬至上，自己的個人利益至上”。權力和法律的矛盾被極端化了，三個至上當中內部矛盾就產生了。案件處理中，這種矛盾產生大概只在5%左右。當然不是能夠這樣精確的量化分析的，什么意思？比如一個省委書記批示過來了，老百姓也鬧事了，法律規定又擺在那里，三種價值判斷產生了不一致，產生沖突的時候，我聽誰的？聽省委書記的批示還是聽已經立法的法律原則？這個時候就必須堅持法律至上，這是關鍵的。產生沖突以后，不能閉著眼睛瞎判。中國的現狀是，絕大多數情況下我們的法院會聽省委書記的。一定會按他的意見辦，老百姓意思不管了，法律原則也不管了，我就瞎判，服從權力，因為我的烏紗帽是他給的。我不聽話位置都沒了，還講什么堅持法律原則？大量的中國法院現在就這么干，只要有領導的批示，管你黑的白的，就是這樣判了，這是最大的問題，大量的冤假錯案，大量的民情鼎沸的事件，都是不按法而按權惹出來的。

三個至上的沖突，實質是權力至上還是法律至上的沖突，人治還是法治的沖突。這兩個沖突確實經常在發生，就是指5%左右的有干預的案子當中，法官怎么判斷。我們這個時候，必須確立法律至上的概念，要敢于“抗命”，拼卻烏紗，甚至“舍身護法”。

問題是在一個“官由上授、層層培養”的體制內，半個多世紀的劣化選擇，只有聽話的服從的人，才有可能爬到高位，有骨氣的人都當不了庭長、院長，剛正不阿的法官，早就被逆淘汰了，舍身護法的人基本上已經沒有了。為什么很多法院，明知冤案也會閉著眼睛瞎判下去？因為在權力和自己的安全面前，在一些庸碌的沒有骨氣的人眼里，公平正義已經如浮云，他已經連良心的譴責都不大有了。只要這個體制暫時不垮，自己的位子和好處還在，哪管你明天洪水滔天？

沒有法律之上，這個國家就沒有法律標準，法律隨時可以被權利人推翻，被他擱置，皇帝令出法隨，只要是大大小小的皇帝講出來的話，就是法律，很像封建社會，這個時候，就需要理性的官，需要獨立的堅守法律公平正義的良知。

人治和法治的三大區別

人治和法治最大的區別是什么？有三大特征。

第一個特征，法治是多數人之治，法律是大家合意的表示，全民意志的表示；而人治是一個人的意志，憑批示，我這個領導要這么辦就得辦，這就是人治。多數人之治和個人之治，都是治理，但意志來源和代表性不一樣。這是法治和人治的區別，這是第一個特點。

第二個特點是事先之治還是事后之治，法治是按照事先建立的法律規則進行適用，十二銅表法，商鞅立信，提一個建議會給你獎勵，事先立了規矩，令出必行，包括立法者自己也要堅決遵守，都是事先立法。而人治是事后，發生事件之后，再隨機出臺處理原則，政策治國，跟著社會狀況，隨時變化。第三個區別是理性之治，還是運動之治。法治是帶上法庭理性管理國家，讓國家按照秩序，以法治的渠道來解決，穩妥而衡定。而人治是搞運動，像到處游行，把嫌疑人拉到廣場上宣判，公開處理大會，一下子從重打擊，一下子從輕放過。像現在檢察法院在提倡什么《刑法》上的和諧司法，刑事和解，花錢買頭，出高額補償金，被害人諒解了，就可以不槍斃，這必然導致金錢司法，有錢人免死，窮人以錢換命，法律原則將被破壞得蕩然無存。兒子已經死了，我老頭老太沒有人養老，你給我一百萬，我肯定寫諒解書。這樣的殺人犯就可以不槍斃嗎？那這個國家的司法公信力何在啊？如果我是一個窮人，兩個老人補償費一千元也出不起，我的兒子就只好上刑場。那這個國家成了一個什么樣的國家？是有錢人的國家？窮人的地獄？我們有些官員根本不知道如何治國，這是所謂的“和諧司法”下的惡劣變種，是對國家法度的嚴重破壞。刑罰可以調解，現在很多高層人士常鼓勵這樣的思路，這就是和諧司法帶來的后果，不講原則，不講法度，和稀泥，看眼前利益。擺平就是水平，沒事就是本事，搞定就是穩定。這種庸俗管理學大行其道。公共權力，是不能調解、不能讓度的的，給1000萬，惡貫滿盈的人，該殺的也必須殺，除非中國廢除死刑。如果被害人方拿出一個諒解書就可以不殺，“花錢買命”會迅速在中國成為一道司法風景。現在很多的執法機關，由于總體上的宏觀思路出問題了，凈出餿點子，會做非常差的參謀。理性之治沒有了，只有實用主義。

司法模式與中國律師功能

和諧司法是這兩年最高法院一直鼓勵的，我一直既肯定他，又質疑他。和諧司法導致法院無原則的辦案，很多應該受理的不受理，司法大面積失效，放棄司法審查制約，讓行政權橫行，不敢干預市場經濟的重大問題。最典型的陜西煤礦國有化，浙商投資了500多個億，市場經濟模式進去，計劃經濟模式出來，艱苦談判買來的，政府定價就收走了。投資商不服，省政府和高級法院一個命令不準法院受理，全省法院就告不進去，司法全部失效，這種事只有中國會發生。溫州的民營企業家花3個億買來的煤礦，都是市場經濟，協商談判買到的，現在政府收回國有，說給你1個億，必須還給我，再不行就是五千萬，還不給，把采礦許可證吊銷，關掉你的礦。理由是控制礦難。但是國有的照樣礦難。采取這種辦法，老百姓覺得你不公平，到法院告你去，告吧，法院不受理，這就是現在一些地方處理社會矛盾的辦法。逼你去求行政權，司法自動閹割去功能。

市場經濟的獲得，計劃經濟的失去，等于國家變相的剝奪和征收，和諧司法就是這樣來的，司法功能失效，可以作廢，花錢買平安。像杭州胡斌飆車案，浙江以前交通事故賠償沒有超過36萬的，胡斌案網上一哄，大家沒有法律標準原則了，最后賠了110多萬。從此浙江省交通事故案子法院沒有辦法審了，因為有一個標桿在那里，你再判賠償30多萬，按照上一個每個月的平均收入，國民收入來算，賠償額30幾萬，受害人都不會滿意。所以他也不想上法院，也不用請律師，大家到網上鬧，罵得越兇，會哭的孩子有奶吃。這樣大家都到網上制造輿論，聘個網絡水軍，制造一個事件，一下子點擊上百萬，中政委都重視了，最高法院也重視了，這個問題就有希望解決了。

最典型的就是那個“被神經病”事件，父親被關精神病院14年，女兒守身如玉24歲，如果誰把我爸爸救了，我就嫁給你，如果有老婆我就給你做丫環。一夜暴紅，三天爸爸出來了。這個救美的不是一個人，是幾百萬網民。其實這個美女也沒法嫁，因為他其實是個爺們，根本沒有“張寒韻”這個守身如玉的美女。他把全體網民玩了一把，但把爸玩出來了。這是對整個中國司法機器的莫大諷刺。

新華社發表署名文章說，應該追究這種不誠實的網絡騙子。但是他沒有想到，騙子做成了中國法院、中國警察、中國律師十四年沒有做的正義事件。一個中國公民，沒有家屬同意，沒有審判，你公安局憑什么以精神病為名關人家14年？這是濫用職權，還是非法拘禁？這樣可怕的事在中國還有多少？

這就是當前中國的法治，西洋鏡層出不窮。如果我是一個高層的人，看到這樣的事情，會召集全國的公安機關好好治理，為什么這樣的西洋鏡的事情能夠解決我們的司法機關14年解決不了的事情？我們的公共權力做什么吃的？網絡這么一搞就放出去了，對于一個公民非法拘禁14年，公安局長還不撤職？所以這個里面和諧司法，很多東西導致我們的司法機關無原則的辦案，無原則的從眾，網民來控制司法，國家公信力一塌糊涂。

還有一個能動司法，法院管了不該管的事情，拆遷法院也去，計劃生育也去，你能動別人，人家也能動你。到最后反過來人家干預你，干預同被干預是矛盾的對立體，你干預人家，人家肯定也干預你，能動司法現在導致了非常嚴重的后果。本來法院不告不理，是穩定的，像美國，是九個人統治的國家，美國九個大法官管理一個穩穩的國家，從來不會出頭露面，有什么事件，我來判，裁決。做社會的穩壓器。中國的法官有多少？不是九個，至今沒有公布準確的數字，因為中國法官是全球之最，中國法官最多了，沒有一個國家有這么多法官，但是那么多法官，卻到處出現冤假錯案。

第三個是“大調解”。法院逃避責任。調解是什么意思？雙方當事人愿意，法院沒有責任。你不同意調是吧，我就不判，半年一年，拖死你，逼你調。很多案子明明能判，為什么不判？這樣判，這邊是省委書記批示，那邊是省人大批示，這邊是親友托過來，那邊是老上級托過來，兩邊都得罪不得，沒有辦法判，怎么判都會得罪一方，于是只有調。這樣調以后，當事人你們自己愿意這樣搞的，不要怪我，兩邊都好交代。哪里敢公開判。大調解，表面是為了和諧，說到底就是放棄法律原則和稀泥，責任分攤，很多案子當判不判，司法效能低下，成為豆腐法院，法院和村委會差不多了。既無法定紛，也無法止爭。

要求律師也要講政治，講和諧，參與大調解，放棄堅持法律原則辦案，和稀泥解決問題為最高目的。所以我們很多的司法理念，這兩年美麗的口號下面，隱藏很多完全違背法制哲理的謬誤，堅持原則認真辦案的律師反而被打壓。導致律師隊伍的劣化選擇。律師于是去迎合，去搞勾兌司法，大家都是鉆到錢眼里面去。不講法律，不講原則，不再真正的為民請命，匡扶正義，堅守法律良知的沒有了，坑蒙拐騙，撈到錢再說，和公檢法勾兌，陪他們喝酒，賺了律師費一起分，這樣的律師如魚得水。和諧嗎？大家和諧在一起了。

為什么要讓法院說了算？

所以一個公平、獨立、透明的司法，是國家穩定的基石，我們以什么手段實現穩定和諧？不是靠高壓，而是合法，靠把矛盾帶到法庭上。

為什么要讓法院說了算？法院也不是神仙，現在全國法院的腐敗也很厲害，但是我們還是要明白，一個文明理性的國家，必須依靠法院。法院腐敗，不能成為我們去法院化的理由。法院也是人組成的，他當然不可能比行政權力人高明。那么為什么要把最終裁決權交給他們？因為法院有一套制度來保障他的公平正義。這是制度保障的公平。只要嚴格守法，能夠實現人治無法實現的公平。

公開審判，程序嚴密，雙方質證，雙方抗辯，信息透明，兼聽而明，上訴權，程序權利的保障，民主的合議，公開監督，還有司法的終審權利，法院判了以后，大家就要認可。有一系列的程序，保障了司法不會產生偏聽偏信和暗箱操作。司法的丑聞通過公開審判，會曝于陽光下，社會會監督它回到正確的軌道。我們必須要讓人民從法庭上實現公平正義，鼓動把權利交給法院。現在法院法官這個樣子了。像阜陽法院連續三任院長出問題，武漢、深圳中院法官成批出問題，最高法院副院長也出問題，高級法院院長級的被判刑也十多個了，法院能信嗎？我們還是要信，這不是信人，而是信制度。人類社會發明了法庭，只有法庭這個機制能夠最科學地保障公平正義的實現。暗箱操作的權力只能帶來獨裁，帶來災難。哪怕法院都是這樣的糊涂蛋，我們也要信，通過人民選舉，我們換上好的法官就是，改造法官選任制度就是，不能由此而想作廢法院，靠紀委來守護正義。紀委這種封閉的機制守護不了正義。正因為中國法院沒有地位，把他當小媳婦，對權力言聽計從，好的有骨氣的法官才無法產生，庸官、貪官才會不斷占據高位，中國的法院才會這樣沒有骨氣，才會出現這么多的昏官和貪官。如果中國法院和美國法院一樣，樹得這么高，職業的自尊心、自豪感來了，真正的法官是會出現的。因為我們現在選擇的法官的標準是什么？不是剛正不阿，是選擇聽話的庸才。聽話的，可以當院長，不聽話馬上撤掉。這樣公平正義的法官能選出來嗎？我們的選人標準早就出問題了，這樣選出來的只能是庸才和奴才。庸才要當官，只有靠送，送錢沒有，只有靠收。我們法官為什么那么多人出問題，跟我們選擇標準直接有關，跟我們的人才底線相關，出了根本性的問題。不是法院這個制度設計本身的問題。

我們必須要樹立中國公民對國家司法的信心，把老百姓帶上法庭，把矛盾交給法庭，把社會的信心交給法庭。讓人覺得這個法院判過了，不能上訪了，法院判的絕對是對的，這個法官是可以相信的，法院判的是大家必須遵守的。所以，公平獨立透明的司法，是國家穩定的基石。

而法庭的權威一旦樹立了，中國律師的地位也就起來了。我們律師干嘛用的？就是說服法官用的，在公開的法庭上依法說服法官，讓他兼聽則明，擇善而從。昨天很多教授講了，我很贊成。律師在法庭上發表意見，我們不是在發動群眾，讓旁邊的人聽熱鬧，我們是要讓法官能夠接受我們的觀點。如果法官是沒有地位的，自己沒有決定權的，是聽幕后的權力的，我們律師講三天三夜也沒有用，他還討厭你。因為權力人可能早已經告訴他應當怎么寫判決書了，他只想早點順利點完成這個表面的形式。你講了三天三夜，不如檢察院、紀委一個電話，不如領導一個批示。因此，沒有法院的地位，就沒有律師的地位。只有讓法院象個法院，中國的律師才有可能象個律師。

我們需要反思和清理蘇聯司法遺產

我們國家的司法改革，總體來講，有很深的蘇聯遺產的影響。蘇聯現在已經瓦解了，成為俄羅斯和獨聯體。蘇聯的法律制度我們中國繼承得最好最全面。戈爾巴喬夫之后的蘇共中央總書記久加諾夫，總結了蘇聯滅亡的教訓，總結出前蘇聯的三個特征，一個是壟斷權力的政治法制制度，二是壟斷經濟利益的封建特權制度，三是壟斷真理的意識形態管理制度。

現在中國把第二條，壟斷中國經濟利益的封建特權制度，特別是計劃經濟這種運營模式，我們把他打破了。這30年我們經濟突飛猛進，是因為搞了市場經濟，自由經濟，完全按照資本主義國家的做法。我們現在成功了，30年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超過日本、德國。但是，另外兩個遺產，我們還是繼承得好好的。政治法律制度繼承的好不好？意識形態控制得牢不牢？我前天轉帖了一個鳳凰網的東西，香港立法會否決香港特區政府60億辦亞運會的申請，加了個按語說，中國的人大代表，什么時候也能夠這樣管理國家的預算就好了。這個帖有什么問題？讓人民選擇60個億該不該花，有什么錯誤？我們的奧運會，世博會，花錢從來沒有到人大去審批，代表們根本不知道。誰才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但我的學術網馬上被屏蔽打不開了。刪了微博鏈接，半天后才又能打開了。現在的網絡審查，不懂政治，也不懂經濟，更不懂法律，他更不遵守法度。因為中國沒有《新聞法》，他就躲在暗處瞎搞。這不是公權力的管理社會的方法，是一種“下三爛”的辦法，黑客犯罪的方法。我們不知道是誰把我屏蔽掉的，我們的新聞審查，是在陰暗角落里干這個事，這是一個什么國家？有問題你可以明確提出來，你可以依法追究違法煽動的人，但是你是國家公權力，是堂堂正正的，你不能用黑社會暗搞的辦法。講民主與法制的國家，怎么能容忍這種手段控制輿論？

現在蘇聯的三大遺產，經濟制度的遺產我們扔了，法律制度的遺產、意識形態控制的遺產，我們死抱住不放，完全的繼承。人家自己都已經扔了，檢驗失敗了，亡國了，解體了，我們還奉為寶貝。所以我們必須要清醒地認識到，中國的改革開放，必須是兩條腿走路，經濟體制改革了，政治體制必須跟上。政治體制里面，很重要的內容，就是司法體制改革，可以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代價最小、不會導致混亂的突破口。律師制度改革、刑事訴訟制度改革，只是司法體制改革的一小部分而已。

刑訴的角度，前蘇聯的遺產有什么東西？刑事訴訟，蘇聯就是檢察院、特情組織、契卡，可以控制法院，可以決定案件的結果，法院只是過個形式。以黨內斗爭、黨內清洗代替國家法律，代替法庭審判。蘇共中央清洗的時候，大批中央委員被直接軍法槍斃，偵查機關的權力超過法院，凌駕于法律之上。斯大林殺人很方便，法院根本沒有用，法院審判的形式都不用走。我們文化大革命就是學了這個，把法院作廢，公檢法作廢，工人組織可以殺人，劉少奇不用審判就是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也不是刑法罪名，刑法上沒有這些罪，那時也沒有刑法，只有鎮反條例，都是政治罪名。不用開庭，不用辯護，那時律師早在反右時就已經滅了。這就是繼承蘇聯那一套。所以我為什么說，高檢高法專家們昨天講的思路，關于刑事訴訟法的修改，沒有我的宏觀。因為他們是在現有的籠子里，想進行一些修修補補，根本沒有考慮60年了，需要認真反思清理前蘇聯送給我們的惡劣遺產。《刑事訴訟法》在這個根本問題上不解決，下面的量刑制度改變，都是枝節性的問題。樹根爛了，樹葉不可能茂盛。《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必須要有大思路，必須樹立法院的權威，建立法庭為中心的刑訴模式，讓偵、訴指揮法庭的現象杜絕。現在的理論說，讓法院密切配合紀委、公安、檢察，胡扯！如果這樣配合，法院聽偵查的，抓起來就是罪犯，不需要審判，偵查機關的觀念沒有人去審查他，沒有后續的抗辯和質疑，冤假錯案就會大量發生。律師有什么用？公、檢的地位不但比律師高，其實比法院還高。法院現在怕紀委、怕檢察。為什么？因為很多法官屁股后面有屎。如果這個案子支持律師的觀點，不按照我紀委、檢察院的觀點、要求把他判掉，那么你法官等著被抓吧。紀委的抽屜里面有一堆檢舉信，隨便找一個就可以立案抓人，而且往往一抓一個準。這樣的環境里面，檢察院有抓人權，紀委有抓人權，他們在向法院提起指控，法官他怎么會支持律師對反腐敗案的無罪辯護呢？明明冤也要判掉。這樣我法官自己安全了。冤案是紀、檢要求判的，要追究大家一起死，要抗著大家一塊抗。很多東西，就是按蘇聯模式進行司法設計的，我們的檢察權非常強勢。有偵查權、拘留權、批捕權、鑒定權、退查權、延期權、公訴權、列席權、抗訴權、司法建議權、法庭監督權、監所監督權、同公安聯合的偽證偵查權，抓律師權。每一個訴訟環節，他都占全了。公訴權和偵查權混在一起，一個案件審理，律師不知道，法官什么思路，這個審判機密不能告訴你，告訴是泄密，法官可以撤職、調離，律師可以處分。而檢察院不但可以打聽，還可以聽你的核心，到審判委員會來聽。聽了不好，回去一個司法建議書過來了，而你律師是絕對不行的。“抗辯平衡”，在中國是形式上的。哪有法庭公平審判，表面的平衡，回到審委會，絕對不平衡，控方是強勢的，辯方沒有地位，很多案宣判的時候，檢察都不來，因為他早知道結果了。只有律師在那樹起耳朵聽，這個案子有罪還是無罪。這就是中國法庭的現狀，這些個東西哪里來的？蘇聯繼承來的，就是契卡、檢察院遠遠高于法庭，他殺人不需要審判，軍法就解決掉了，法庭算什么？律師則根本不需要。所以，這個就是刑事訴訟第一個要清理的東西，就是法庭的地位問題。

應當取消檢察院的偵查權，偵訴分離

律師地位必須與控方平等。《刑事訴訟法》的修改，不是小補小修，而是要從根本訴訟架構模式上，進行重新構建。必須取消檢察院列席審委會的權利，律師不知道，檢察院也不能知道，讓法院獨立討論。取消法庭監督權。昨天王軍廳長講了，加強司法監督權，檢察院的叫量刑建議，律師的叫量刑意見。建議有監督的意思。這從骨子里就可以看出，檢察院是認為法庭根本就沒有什么平等抗辯的，不但同你律師不是一個級別的，連審判的法官，我都是有權監督的。我的量刑建議，你法院必須當回事。而律師的嘛，說過就是，參考而已。量刑建議提交給法庭，應當照辦，建議必須尊重。而律師意見，可聽可不聽。

這不是他保守，而是我們中國現在的刑訴法，權力架構的設計就是這樣的。在現在的這個法的基礎上改革，高檢就有理由這樣構想。這體現了蘇聯舊法思想對他們的影響。我是公共權力，代表國家公訴，維護國家安全；而你律師是給殺人犯、強奸犯辯護，你跟殺人犯、強奸犯差不多。你的意見不能同我的平起平坐。60年蘇聯舊法思想教育影響下來，我們很多的檢察機關的同志，包括高層的同志，受了蘇聯遺毒的很深影響而不自知，還以為有堅定的法理基礎。

很多學術場合，特別是一些國際范圍的刑事論壇，我們檢察系統同志，同律師、學者總說不到一塊，經常爭起來。前幾天陳光中教授就同檢察院的當場爭起來，他們說《刑訴法》高于《律師法》，一個是人大全會通過的，一個是人大常委會立的。律師會見權就是要限制。說新立的律師法效力不如刑訴法高。

同一法律淵源的法律等級的常識、新法優于舊法的基本常識，這樣的高層的會上，他都會講出這種外行話。其實他不是外行，根本原因就是前蘇聯法學思想的根深蒂固。他不是客觀地探討中國的法治如何進步，而是門戶之見極深，本位觀念極重，為自己的系統爭權利。不是我們高法、高檢的領導個人有什么問題，是潛意識的影響，他們的思維模式早已經固定了。他們的法律水平，他們對社會的觀察了解，比我們深很多。但由于我們整個司法思想是受蘇聯余毒影響的，這些現象就產生了。

所以我的建議是，取消檢察院的偵查權，反貪、反瀆都并入公安系列的反貪局；取消法庭監督權，列席審委會權，退查重訴權。公訴權必須同律師辯護權均衡，而不能高于律師，更不能高于法庭。類似于英美法系的國家律師公訴。更不能限制證人，抓證人。現在反貪局和公訴處聯合抓證人、威脅證人、限制證人人身自由的現象非常嚴重。

退查重訴問題，昨天很多律師互動中提問，我這里回應一下。《刑事訴訟法》沒有這個規定，是最高檢察院自己搞了一個刑訴法的實施意見的解釋里面，講到可以撤訴，但是也嚴格限定“沒有新的事實，沒有新的證據，不得重新起訴”。最高法院的刑訴法實施解釋，也規定“沒有新的事實，沒有新的證據，不得重新受理”。因此，嚴格規定不是沒有，是有的。在立法層面，他們已經把《刑事訴訟法》限制的權利，高檢、高法用司法解釋擴大解釋了，在司法實踐中，又進一步擴張，沒有新的證據，新的事實，他照樣起訴，法院照樣受理，我們的法律權利就被這樣擴散了。我為這個東西，在浙江麗水的法庭上同檢察院斗，開了兩次庭，我的無罪意見他無法反駁，法院判不了，檢察撤訴了。一個月又訴過來。我說這是違法的，是你們檢察機關自己搞的地方糧票，高檢自己的解釋，翻翻《刑事訴訟法》，有沒有退查重訴權？即使按照最高檢的規定，你也沒有新的事實和證據，你也無權再起訴。他們說，我有新證據，于是從一組證據里面拿出一頁復印件，這是當時起訴復印的時候漏掉的，這是新證據嗎？

公訴權和辯護權必須平等

所以，中國的法庭，律師和檢察官的地位不平等。西方很多的抗辯制的法庭，公訴人就是律師，香港很多律師，檢察公訴職能就是律師進行的，雙方都是律師。而我們中國大陸，檢察官是官，同法院平等，共同對付罪犯和律師。比如偽證罪，其實我們都知道，法庭上的大量偽證、不實證據，是公權機關公安局、檢察院提供的。法庭的虛假證據最多的是控方提供的。刑訊逼供的證據，就是最大的偽證。但是有沒有警察、檢察官偽證罪？沒有。只有律師偽證罪。公權只有刑訊逼供罪。把人搞死、搞殘才算犯罪，弄出偽證提供給法庭沒有罪。如果平等的追究訴訟當事人，控方、偵查方都是當事人，追究他們的偽證罪，很多警察、反貪局的人，很多紀委的人都可以判。為什么偽證罪專門只對律師來？

還有一個反瀆職偵查，反貪偵查，又有偵查權，又有批捕權，又有監督權，還有聯合公安的抓律師權（偽證罪），抓證人權（行賄罪），這樣的情況下面，控辯怎么平衡？但我們的刑訴法表面上又寫著控辯平衡。這些個法律笑話，已經在中國存在了六十年，這就是蘇聯的遺產，我們從他那學來的、繼承來的。

另外一個問題，黨內清洗代替司法的問題，在當前中國有擴大的趨勢。《憲法》規定，除了公安、安全、檢察機關，任何其他個人和單位、組織，不得限制人身自由，不得進行刑事偵查活動。但是我們長期地、公開地在違反。以黨紀代行國法，規避嚴格的辦案時限規定和會見律師的規定。我們要建立嚴格文明的司法，必須限制黨紀審查司法化，以黨的紀律審查代替刑事偵查，限制人身自由，一定要堅決禁止。前蘇聯的司法遺產對我們中國今日的影響，必須清除。

律師刑事辯護的功能

律師刑辯的功能是干嘛用的？制約公權的濫用，防止司法的失誤，在合法對抗中發現真相，防止冤假錯案，防止錯殺，防止30%的冤案。在反腐敗案子當中，至少30%的冤案。這個數據很難讓人相信，但是我是絕對有把握的。不是指完全無罪的冤，而是指導致冤判的虛假情節，至少30%案件是有的。這個嚴重性，很多公權人士是不知道的，或者說是知道而不愿公開承認的。很多從檢察院出來的律師，他們都會承認這一點，有的認為還不止。根據我自己辦案的實踐經驗，這個數據還是保守的。當然，這個說法，檢察院、紀委是不會承認的，在座很多律師如果辦過職務犯罪的辯護，我相信你們清楚。信訪當中發現的冤假錯案遠遠不止這個比例。

有的冤案不是無罪冤案，有一些官員是有罪的，但是每一個案子里面都有水份，大部情節的冤案。個別情節的冤案、是普遍發生的，至少90%以上，100萬里面有可能50萬是假的，甚至有可能80萬是假的。我二審辯護的杭州蕭山一個冤案，指控58萬，一審排除了52萬，另外6萬多是叫辦公室整理上交還沒有及時交掉的，照樣判他5年半。數字總數下來了，量刑上去了，他要報復你，你說他刑訊逼供搞假證，就認定你不老實，態度不好，6萬多也可以判你5年半。你當庭喴冤，揭露逼供，態度極端惡劣，重判你。52萬假口供怎么來的？法院不管，他要保護檢察院，視而不見。喊冤就是態度惡劣嗎？

現在我們律師的作用，是要能夠在法庭上，讓弱勢的被告講出真話，律師還要幫助失去自由的被告進行調查取證。昨天顧教授說，不主張律師調查，不要律師舉證，只要駁論控方證據進行辯護就夠了。這在中國做不到。你不調查，不進行反證據舉證，證明被告無罪或者是罪輕，有時根本組織不起嚴密的辯護體系。律師要保障普眾的人權，要防止社會非理性的渲泄，防止司法的強權，讓老百姓在法庭上能夠實現公平正義。這一切，很大程度上是靠律師實現。像趙作海案，我們律師都提了，不是沒提，但是提的不夠強有力，當時沒有網絡社會。李莊案我全程公開，所有證據目錄都公開，判決書也公開，后來搞得當地很緊張了，這是對他們的一個重大的制約，司法的公開化是最大的力量。要讓全社會來監督司法的運作，保障公平正義。法庭真相不同于網絡事件，它是對抗的，各方觀點、證據都充分展示的。能夠讓稍有法律基礎的人都看出對錯，知道真相。我們律師，要通過法律服務工作，幫助國家的和諧穩定，把信訪大軍帶回到法庭，讓律師用法律的語言和規則，代言出那些公共權力要治理的人的真實想法，讓法庭做出合理的判決，大量地消除社會的暴力性的群體事件，減少非理性的犯罪，實現真的和諧。

中國律師面對的困境

中國律師目前的生存環境，就象大家知道的，比較糟糕。政治的困境，不被信任，刑辯上的困境，辯護無用。今年我辦了七八個刑案，有三個是冤案，做無罪辯護，法院都作了有罪判決。不是我專門做無罪律師，而是因為老百姓到處打聽，有冤的找上我希望我打硬仗，因為目前的環境下，直接同冤案制造者對抗風險太大了，一般律師都不愿意接這種案。我也不愿接，但是來找的多了，看到冤得實在太離譜，總也接幾個，一接就卷進了旋渦。累得半死，氣得半死，但是結果并不能為民申冤。湖州的一個汶川捐款的冤案，四個被告被冤判十年以上，二審我介入辯護，兩個法庭上300多個人旁聽，至少一半的人在法庭調查時為被告受到的非人折磨流下了眼淚，我發表辯護意見時，專設的同步直播的視頻法庭中二百多人掌聲不斷，庭后整個社會都傳開了，冤案已經真相大白。被告兒子為她媽媽的冤屈，在法院臺階下對律師長跪不起，拉都拉不起來，全場哭得稀里嘩啦。但二審開庭后拖了一個多月，內部反復協調、請示，照樣維持原判。因為這個案一旦判無罪，一手制造冤案搞刑訊的這些人，沒有辦法收場。我原來也一直認為，冤案都是由于客觀原因，出于法官過失才導致的，現在我已經完全相信，很多冤案是故意造成的。他們明知冤案，為了某種目的，也要硬判掉。中國的司法公信力，其實就是這樣喪失的。很多老上訪的冤案，就是這樣造成的。為了掩蓋一個錯誤，只有制造更多的錯誤，為了一個小錯誤，只有制造一個更大的錯誤。

行政訴訟上的困境，律師同公權對立，處境艱難；民商代理中也有困境，司法風氣不良，法官腐敗，律師參與勾兌司法。比刑事案更嚴重。因為民法的概念比刑法更模糊，法官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多判了一千萬也對，少判一千萬也對。

中國律師業當前困境的成因，有歷史傳統的因素，中國歷來的5000年文化傳承，少數人的權利決定多數人的命運，律師作為絕大多數人的命運的代言者，想平等地同權力人對話，本身就會導致打壓。

當然律師的環境好不好，也同政治架構因素相關。中國的律師遠遠沒有成為獨立自由的力量，整個司法權力的設計，司法局是公檢法司里最弱勢的機關，我們律師則是最弱勢的司法局下面管理的小律師。在法律人當中，律師是最弱勢的草根，公安局強勢，檢察院法院很強勢，大學教授有國家的工資可以拿，我們律師有什么？國家不給你一分錢，還要交很重的稅。

再一個是律師素質因素，很多律師在全國人大開會時，都是負面議題的對象，被人家講不起。

經濟地位的因素，自謀職業，競爭激烈。像李莊案件，有很多律師支持他，但也有不少律師譏笑他，說他終于出問題了。有的人是幸災樂禍，因為是業務競爭對手，終于這家伙被抓了，我們的業務機會來了，經濟競爭造成了這樣的一種心態。

還有就是法律倫理的因素，認為律師總是為壞人說話。律師天生就是壞的，為了賺錢是沒有正義立場的。法律倫理上不同情律師。

刑事律師的風險來源

律師的風險來自哪里？第一個來自于公權力的風險，得罪了紀委，得罪了檢察院，得罪了公安局，輕則沒有業務。你請了這個律師？糟糕了。你請他，我們判的更重一點。明明五年，判你八年，公檢法的辦案人這么一說，業務自然沒了。嚴重一點，就是抓起來了，會見中的沖突，公安、反貪不高興了，他可以找理由抓你、投訴你。去看守所，專門裝了攝像頭，就是監督律師。

還有來自于委托人的風險，可能投訴你。請你時，律師費多少無所謂，只要能接。一旦判了以后沒有實現目的，有個別的當事人就倒過來投訴你。當然絕大多數有層次的當事人不會這樣，但是經濟很困難的人，文化不高的人，他就看結果，對你的工作視而不見，目的達不到就投訴你。

還有來自被害人的風險，你為兇手辯護，一家人女兒被殺，辯好后法院的門你出不去，要打你。

來自于證人的風險，很容易搞成律師偽證罪，明明是刑訊逼供的假證言，律師取到真相證言，檢察院就把證人抓進去，再固定假證言，證人就說我翻供，是這個律師教的，然后就來弄律師。很多年輕律師出事，沒有經驗不老練，自己不知道闖禍在哪里？一旦可以抓證人，是很容易固定出對檢察院有利的證言的。假供就變成真供，律師取到的真證，反而變成了偽證，律師就可能被抓。

還有來自收費的風險，像李莊案，商業律師做一個上市業務，收250萬，并購項目十多億，他收1000萬，都可以，沒有人說他不正常。但李莊刑事辯護帶民事顧問，收龔家150萬，就成了最大的罪惡。為什么？比較。中國各地、各階層的人千差萬別，全國有的地方，大學生畢業一個月1500塊錢，有的窮困鄉村，全家一年收入1000元不到，就這點錢，在他們眼里，李莊一個案子就收150萬，在這樣的經濟對比下，這不是黑律師是什么？有的相對不發達地區，象云貴川山區，出來打工不成，淪為流竄殺人犯，搶劫殺害出租車司機，死刑以后，家屬收骨灰都來不了，因為沒有錢，沒有路費。電話中說，政府你行行好，幫助我們埋了吧。像這樣的當事人，100、200元都是大錢，你一個案收150萬，他們的驚訝、憤怒是可想而知的。

從這個立場看過來，律師當然很黑。但是，象黃光裕案，力拓案，你如果按標準只收3萬辯護費，他一定覺得請錯了律師，開出這個價，這個律師有毛病。他是不會請你這個檔次的律師的，這太掉他的身份了。他肯定不要。億萬富豪拿出150萬是小錢。

我為一個證券公司董事長辯護，公安部辦公廳、證監會辦公廳、銀監會辦公廳一起答復，說這個證券公司非法吸收公眾存款32億，可以認定構成犯罪。當地公安機關按照這個答復立案偵查，檢察院按這個依據起訴。實際上就是一個保底回報理財的違規行為，因為這個公司經過了證監會的審批，可以接受公眾存款委托理財，是“合法”吸收公眾存款，而不是“非法”。只是用保底吸存的方法，違反了證監會的行政規定。如果按“非吸罪”，五任董事長都可以判十年到無期。我為負責28億的指控最重的一位董事長作無罪辯護，指出三個辦公廳的答復是違法無效的，混淆了刑事違法和行政違法的界線，三個辦公廳沒有司法解釋權，他不是高法、高檢，無權對犯罪構成進行擴大解釋。因此這份最重要的定罪依據不能被法庭適用。五被告都不構成犯罪。法院覺得律師的意見完全成立，但是公安已經搞了兩年，也沒有辦法不買帳。于是搞“和諧”，32億的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判罪名成立，但四個被告，包括我這個，判免予刑事處罰，一個董事長判二緩三。辯護實質上完全成功。一個形勢嚴竣的死案、三大辦公廳批復的案，打活了，連帶其他四位被告，一起解脫，沒有關。當時我接這個案時，報了個辯護費用標準，董事長說，你看不起我。你這樣的律師，收這點費怎么夠？主動加一倍，說這還是低的，多包涵，拜托你盡量幫我盡職辯護。他說我怎么會去請幾萬的律師？大家說，對這樣的刑案，是不是比一個公司上市要重要得多？是不是涉及一個企業的存亡、五個人的后半輩子？如果我收他一個公司上市的律師費用，高不高？根本不高。但是中國刑事律師收不了。我們有刑事律師收費標準。如果我是在美國、香港，這個案子收一千萬律師都不高。因此，律師面對的是各種各樣的當事人，上至部長、省長，下至乞丐、游民，都是你的法律服務對象。法律服務市場是一個差異性市場，律師面對的有億萬富豪，也有一貧如洗賣血打工的，收費標準肯定不一樣。沒有辦法按個案放大來進行極端化的對比。但是，律師的品牌是極難樹立的，沒有真才實學，沒有真正的水平，沒有大風大浪中出來的經典名案，你進不了大律師的行列，沒有人會通過吹牛就相信你。當事人，特別是一些實業家，他是會判斷的。一個律師可以騙人家一個案子，但是不可能騙一輩子，不可能靠吹牛建立長期的信譽。億萬富豪不會請沒有水平的、不敢依法抗爭的、沒有處理大案經驗的、沒有一點名望的律師。因為他的身家性命交給你了。他要求的法律服務標準也是不同的。一萬個律師讓他看中，選為辯護人、代理人的，沒有幾個。因此沒有什么好妒嫉的。這是市場選擇，也是一分錢一分貨。對于沒有錢的窮人，我們干脆免費，法律援助，我們京衡集團去年做了四十多件法律援助，國家貼一半律師費，我所里加一半給主辦律師，當事人一分錢不收。國家建立了法律援助制度，由政府購買服務，為弱勢群體購買法律消費。律師自己如果愿意免費，這是他道德高尚，但是不能強迫律師免費。這同不能要公務員上班不要工資、不能要工人上班不發工資是一樣的。因為律師國家不給一分錢，他是靠自己的勞動生存。他的勞動就是法律服務，憑什么要他免費？！但是我們的政策制訂者，沒有看到這種差異性。現在網絡上的輿論不了解中國法律服務業，很容易跟風，形成一種極端化的言語霸權。不是各種立場的客觀比較思考。

還有來自于同行的風險，也很多，律師同行之間互相拆臺，互相檢舉。

中國是一條老舊的大船，我們是他上面的水手

時間關系，最后講一個問題，中國法治走向和律師前途。中國律師業的未來，有賴于國家司法改革的推進。我們只有寄希望于文明理性的國家司法體制改革，中國的法院確實樹立了它的權威，才有我們律師的地位。只有法庭是獨立理性的，我們律師的辯護、代理才是有用的。律師是國家穩定的重要力量，不是異己力量，要改變擔心律師的觀念，打壓律師的做法。同時，律師需要冷靜反思，同官方要互相讀懂語言，不要老是抱怨。

我在多種場合這樣講：中國是一艘慢騰騰的大船，我們是船上的水手，只能幫助劃槳，讓他開得快一點。你不要一個人脫離他的速度老往前面跑，你會從船頭掉到大海里，要淹死的，現在中國的一些很有社會責任感的維權律師，就是吃了這個苦頭，沒有分析上下左右的環境，一個人孤軍奮戰，偉大抱負沒有實現，把自己先毀掉了。當然每個時代都會有一些人要犧牲，會有一些先行者付出代價，但我還是希望真正有思想的人都不要遭遇厄運。我們希望做一個水手，盡快幫助這艘大船往前走，這是我自己的一些人生感悟。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