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國家商務部部長陳德銘2012年3月18日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2”年會上的演講

共同目標，一致行動——追求內外均衡的增長

——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2”年會上的演講

國家商務部部長陳德銘

（2012年3月18日）

我感謝多年來主辦方邀請我參加中國發展高層論壇，感謝邀請我圍繞“追求內外均衡增長”的主題發言，這是一個十分具有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的題目。

長期以來，經濟理論界就均衡、非均衡增長進行著廣泛而深入的討論，形成多種派別，并隨著實踐的深入對這一理論不斷進行修正和完善。從現實來看，近百年來，正是人類社會的發展失衡導致了經濟危機頻發。所以我們在討論均衡、非均衡發展問題時，不能不想到目前我們正在經受著金融危機的考驗，歐洲主權債務問題還在發酵，世界經濟正處在艱難的復蘇之中，非洲還有很多飽受饑荒的人們，全球能源資源爭奪激烈，不排除觸發戰爭的可能。因此說，內外均衡增長這個主題也很有現實意義。

均衡增長是相對的，不均衡是絕對的首先我談談對這個主題的認識。論壇的主題是：追求內外均衡的增長。在中國的語言文字中，所謂“追求”的，往往是一種比較完美、可望而又難以企及的目標，比如崇高的理想等。從哲學的觀點看，追求均衡就是實現矛盾的對立和統一。辯證法告訴我們：矛盾的統一是相對的、暫時的，而對立是絕對的、永恒的。矛盾是事物發展的動力，矛盾雙方不統一，相互排斥和斗爭，從而推動事物向前發展。經濟發展的規律亦如此。經濟均衡增長是相對的、短暫的，非均衡增長是絕對的、長期的。非均衡始終圍繞均衡的中心線上下波動，推動經濟不斷向前發展，無限接近均衡增長的目標。

內外均衡應具有更廣泛的涵義

關于內外的均衡增長。我認為，當前國際社會的行為主體主要是以國家的形式出現的。因此，所謂“內外”的概念應該是以國界劃分，“內”指國內，“外”指國外，另外也有一些國家聯合體、區域經濟共同體等“內”的形式。從這個角度講，從狹義的定義上，內外均衡或非均衡增長是指各國或國家聯合體的國際貿易、跨國投資、自然人移動等要素是否均衡，以及在這些要素流動基礎上的國際貨幣收支均衡與否等。從廣義的角度看，我們應當看到，考量一國的經濟均衡與非均衡不僅應當包括傳統意義上的國際貿易、跨國投資、自然人移動等，還應包括資源所有、財富分配、消費能力以及教育、養老、醫保等方面是否均衡。這些要素均衡與否決定著一個國家老百姓的人權，不僅是言論自由權，首先而且更重要的是生存和發展權。因此，衡量經濟增長均衡與否，還要綜合、全面地分析多種要素。

全球化下經濟均衡增長在發展中實現

經濟全球化無疑是當前世界的一個主要特征。世界經濟原有的均衡不斷被全球化、被經濟發展打破，但全球化又不斷創造出新的、更大范圍的、發展中的均衡。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源于世界生產力的發展近而推動全球生產關系的調整，如科技的進步，特別是信息技術發展和海運成本的大幅降低。全球化已不僅僅是貨物貿易的全球化，跨國公司大規模地到境外投資，其生產要素稟賦在全球實現最佳組合布局，資本全球化發展迅速。一些新興國家其經濟的起飛得益于跨國公司全球化投資，同時也催生了這些國家本國工業的發展，及隨后的大規模工業化、城鎮化的進程。

以占世界人口19%以上的中國為例。30多年前中國對外貿易占世界貿易的比重不及1%，而2010年這一數字已超過10%。中國這30多年的發展打破了30多年前世界貿易的均衡，然而中國同時也在創造著新的增長，新的均衡。30年間，中國的進出口基本是平衡的，前

期逆差較大，后又出現順差，近幾年的趨勢是越來越平衡。2011年，中國的對外貿易順差占GDP的比重約2%左右，即使加上資本收益項目，中國經常賬戶盈余只占GDP的2.8%左右。

西方一些人經常批評中國不顧全球經濟平衡，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但是他們從來不提中國同時是世界第二大進口國，而且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幾年內，中國進口將成為世界第一，中國將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費市場。中國不僅給全球生產了物美價廉的生活必需品，而且也吸納了世界各地的消費品。在北京及一些大城市的商場里，全世界的各種品牌、高檔消費品都可以找到。最近幾年，中國國內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以年均15%-18%的速度增長，這一速度高于中國GDP的增幅。這就是中國在發展中創造出的新的均衡，如果沒有這個新的均衡，世界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難度可能會大得多。

共同努力才能實現內外均衡增長目標

追求均衡增長是各國的共同目標，盡管增長總是表現出非均衡的特性。各國應該共同圍繞均衡增長的目標采取一致行動。為此，我提三點建議：

一是確保非均衡增長的有限度和可控性。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一國的非均衡增長一旦不能控制，超出限度，不僅會影響本國經濟，也會給其他國家甚至世界經濟帶來負面甚至災難性影響，反過來又加重本國經濟的受損程度。我們從至今仍然在蔓延的金融危機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這一點。因此，我十分贊成G20對全球經濟治理的參考性指南的研究和監測。我們需要加深對這個問題的探討，求得共識。

二是要以開放包容的心態對待新興國家的崛起。新興國家的發展是全球化的結果，是不可阻擋的歷史必然。對發達國家而言，新興國家的崛起既是一種挑戰，更是一種機遇，而且機遇將遠大于挑戰。但是，一些發達國家應對新興國家崛起，采取的是限制出口、阻止投資

入境，甚至大搞貿易保護主義。這是非常不可取的，既對他國不公，也對本國公民和企業不公，效果也將是負面的。

三要共同努力開放市場，擴大本國消費。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中的新興國家，都要從本國國情出發，擴大市場開放，促進貿易便利化，把擴大內需、尤其是最終消費作為實現內部均衡增長的基本立足點。中國正在這樣做，愿意和各國交流合作，為實現均衡增長共同努力。

今天雖不能就均衡增長中的貨幣與貿易關系，尤其是匯率與貿易平衡的關系詳作論述，但需要強調的是，要從宏觀總量上來分析和考量貨幣與貿易的關系，要實現二者在市場運行基礎上的平衡，不能混淆貨幣政策和貿易政策。

第二篇：【中英】陳德銘在2010年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發表的演講

陳德銘在2010年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發表的演講【中英】

Chen Deming in 2010 China Development Forum，delivered a speech

3月21日，商務部長陳德銘出席在釣魚臺國賓館舉行的“2010年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并發表演講。演講主要內容如下：

一、開放的貿易是促進全球經濟復蘇的重要力量

過去一年，受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世界經濟經受了上世紀大蕭條以來最為嚴峻的挑戰。在各國宏觀經濟政策的激勵下，國際經濟形勢出現一些積極變化。全球貿易額在2009年經歷約22%的降幅之后，近期也逐步呈現回升勢頭。例如，2009年四季度德國出口額環比強勁上漲3%，貿易凈值為GDP貢獻了兩個百分點。2010年1月，日本出口同比增加40.9%，其中對亞洲勁增68.1%，當月實現貿易順差852億日元。韓國1月份出口同比增長47.1%，創上世紀90年代以來最大單月增幅。這一輪全球貿易復蘇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內需大幅增加，拉動了相關經濟體的投資品和中間品出口率先回升。今年前兩個月，中國進口同比增長64%，其中來自美國、歐盟和日本的進口分別增長37%、35%和48%，來自俄羅斯、馬來西亞等國的進口還翻了一番，對促進相關國家的經濟增長發揮出積極效應。這些事實說明，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各國經濟相互依存、相互影響，開放的貿易對于促進全球經濟復蘇具有重要作用。

我們注意到，隨著世界經濟逐步走出危機底部，各國對國際貿易表示出更大關注。不僅發展中國家重視，發達國家也展現很高的雄心水平。與80年前的大蕭條相比，目前全球貿易、投資和金融相互關聯的程度之深、影響之大，遠遠超過上一次，沒有一個國家能夠脫離全球經濟單靠自身實現復蘇。如果我們堅持奉行公平、自由、開放的貿易理念，既積極鼓勵國內產業發展、做大全球市場“蛋糕”，又最大限度地參與國際分工，保持國際貿易渠道的便捷和暢通，公平合理地分配“蛋糕”，將有助于促進全球經濟的復蘇進程，推動世界經濟走上全面、持續、平衡發展的軌道。反之，如果一國堅持零和博弈的觀點，忽視全球化條件下的相互依存，就會出現一損俱損的局面。如果借此大搞形形色色的貿易保護，搞不好會重蹈上世紀30年代保護主義泛濫的覆轍，使全球經濟面臨“二次觸底”的危險。

二、理性看待危機和全球經濟失衡的關系

此次金融危機的影響如此廣泛和深刻，促使我們每個人都必須認真思考：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這次危機？我認為可以從三個層面去認識。首先，這是世界經濟運行周期性調整的結果。根據康德拉季耶夫、熊彼特等學者的經濟長周期理論，由產業革命和技術創新引發的經濟長周期波動，大致是40－50年時間。到本世紀初，隨著全球化制度紅利和信息技術革命效應不斷遞減，世界經濟已經到了下行階段。其次，全球治理結構不完善加劇了經濟波動的幅度。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在信息網絡技術革命推動下，國際分工快速發展，商品交換半徑越趨擴大，逐漸形成了全球范圍的生產和交換網絡。在全球治理缺少有效機制的情況下，生產和消費不均衡的矛盾加劇了經濟周期的波動幅度。第三，金融監管缺失成為誘發金融危機的直接原因。近年來，在金融創新和投機因素的雙重推動下，虛擬經濟過度發展，這雖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加快資金流動，促進資源有效配置，但更因高杠桿化率而孕育著極大的風險。隨著市場內部風險不斷累積，爆發系統性危機也就成為必然的事件。

國際上，有輿論將此次危機歸結為以貿易收支不平衡為主的全球失衡問題。這是一個相對片面、十分狹義的理解。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失衡不僅表現為部分國家儲蓄消費失衡、貿易收支失衡，更表現為世界財富分配失衡、資源擁有和消耗失衡、國際貨幣體系失衡等一系列深層次、結構性的問題。導致失衡的原因是復雜的、多方面的，其根源是南北發展的嚴重不平衡。即使從單一的國際收支角度來分析，按照現代市場經濟中企業以銷定產、消費在一定意義上決定生產的理論，如果主要消費國政府不能有效保持貨幣的持續穩定，任由泡沫無節制發展，最終也會導致經濟失衡和危機的發生。

這段時間，個別國家總是把眼光盯著中國的貿易，并寄希望于人民幣匯率大幅升值來實現“全球經濟再平衡”。這個論調忽略了兩個基本事實：第一，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都表明，一國本幣升值對調節貿易收支的作用有限。2005年至2008年，人民幣匯率升值約20%，中國貿易順差不降反升；2009年以來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中國貿易順差反而大幅下降了34.2%；今年1－2月，中國貿易順差下降了50%，我個人預計今年3月份中國的貿易甚至可能會出現逆差。在這方面，我們還可以看看歷史上德國馬克和日元升值后的情況。第二，中國的經濟發展一直是與各國分工協作、利益共享的過程。在以中國為節點的國際分工鏈條上，中國通過初級原材料進口帶動相關國家的產業發展；通過大量的中間品進口為周邊國家和地區創造了貿易順差；通過資本品、奢侈品和服務貿易進口為發達國家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中國還在加工貿易、跨國投資等各個層面，與各國分享著發展與合作的空間。2009年，全球貿易額下降22%、中國出口下降16%、進口下降11.2%。但是，從有關經濟體海關數據來看，澳大利亞、南非、巴西、土耳其等國對華出口仍保持了兩位數以上的正增長；歐盟、美國對華出口也僅分別下降1.53%和0.22%。當前，全球經濟不確定因素仍然較多，中國經濟回升基礎仍不牢固，強壓一國貨幣升值對彼此都沒有好處，是非理性的選擇。

三、全球經濟協調發展需要國際社會的共同努力

回首世界經濟的發展史，歷次危機都是進行理論反思、政策調整和實施變革的良機。當前，各國紛紛著眼于解決制約經濟發展的體制性、結構性矛盾，加快推進新產業革命的步伐，努力尋求技術創新和經濟結構升級的有效突破口，更加注重擴大內需，增強發展的內生動力。

作為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中國也在加快推進經濟結構調整。2009年，中國實現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12.53萬億元人民幣，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6.9%，創1986年以來的最高實際增速，對GDP貢獻率達到52.5%。預計今年國內市場規模將達到2萬億美元，遠遠高于中國的出口總額。今后，中國將進一步擴大開放的廣度和深度，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和水平，不斷擴大先進技術設備、關鍵零部件和國內緊缺物資的進口，積極促進國際收支平衡；通過擴大服務領域的進一步開放、推動企業“走出去”等途徑，與各國加強互利合作。隨著中國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的加快推進，將為經濟增長釋放出一個長期而龐大的內需市場。在華投資的跨國企業是中國的企業法人，它們的產品是“中國制造”產品，將與其他企業共同分享這一巨大的市場機遇。

實現全球經濟更加平衡、協調的發展，需要國際社會的共同努力。借此機會，我想提出三點建議：

第一，秉持自由、開放的發展理念。“開放”，既是指一個國家對國際交往和經濟合作采取積極推進的態度，也是指政府放寬管制，注重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過去半個多世紀尤其是近二十年的全球化浪潮，使各國的受益總體大于損失。今后一個時期，各國更應堅定開放信念，積極推動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進程，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保護主義，共同鞏固全球經濟復蘇的良好勢頭。

第二，加快推動多哈回合談判。多哈談判早日取得公正、平衡的結果，既是建立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的客觀要求，也是促進全球經濟平衡發展的根本路徑。無論是發達經濟體還是發展中經濟體，均應著眼長遠，拿出更大的誠意和決心，推動實現商品、資本在國際間有規則的自由流動，不斷提高全球協調與治理水平，從根本上提高各國國際競爭力及全球經濟的抗風險能力。

第三，各國共享轉變發展方式的機遇。當前，各國正在加快推進新產業革命，開發清潔能源和低碳技術，實施互聯網、物聯網融合和“云計算”戰略，全球正處于新一輪技術革命的前夜。國際社會應共享合作發展機遇，同時警惕形形色色變相的保護主義。中國愿與各國產業界、企業界和專家學者開展交流、共享機遇，共同為推動世界經濟的健康發展做出努力。

演講結束后，陳德銘還就多哈回合談判、人民幣匯率等問題回答了摩根士丹利亞洲區主席史蒂芬·羅奇等與會人士的提問。

March 21, Minister of Commerce Chen Deming attended the Diaoyutai State Guesthouse at the “2010 China Development Forum,” and make a speech.Speech following major elements:

1, open trade is an important force for global economic recovery

Over the past year by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the world economy has withstood the last century since the Great Depression of the most serious challenges.Macroeconomic policy incentives in various countries,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ituation, some positive changes.Of world trade experienced in 2009, after about 22% of the decline, the recent upward trend gradually presented.For example, the fourth quarter of 2009, German exports rose 3% in a strong chain, the net trade contribution to GDP by two percentage points.In January 2010, Japan's exports increased 40.9% year on year, which surged 68.1% to Asia, the month trade surplus of ￥ 85,200,000,000.South Korea's exports in January increased by 47.1%, the highest since the 90s last century, the biggest one-month increase.This round of global trade,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the recovery is in emerging markets including China, a substantial increase in domestic demand, boosting the economy's investment-related goods and intermediate goods, export-led recovery.The first two months of this year, China's imports grew 64%, including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he European Union and Japan, imports were up 37%, 35% and 48%, from Russia, Malaysia and other countries, the import has also doubled, to to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in the countries concerned to play a positive effect.These facts suggest that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oday, the level of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mutual influence, and open trade for the promotion of global economic recovery has an important role.We note that, with the bottom of the world economy has been gradually emerging from the crisis, countries expressed greater attention to international trade.Not only attach importance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developed countries also show a high level of ambition.With the Great Depression 80 years ago compared to the current global trade, investment and finance associated with the extent of deep mutual influence of the large, far more than the last time, no one country can rely on the global economy out of its own to achieve recovery.If we adhere to fair, free and open trade philosophy, not only to encourage th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industries, bigger global market, “cake”, but also to maximize particip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to keep channel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convenience and smooth, fair and equitable distribution “ cake ”, will help to promote global economic recovery process, the promotion of world economy into a comprehensive, sustained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track.Conversely, if a country adhere to a zero-sum game perspective, ignoring the interdependence of the conditions of globalization, there will be a loss for both sides of the situation.If vigorously to all kinds of trade protection, they might will repeat the last century, 30 years of the disastrous spread of protectionism, so that the global economy is facing a “second bottom,” risk.Second, rational view of the crisis and global economic imbalanc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crisis is so broad and deep, prompting each of us must seriously consider: What is causing this crisis? I think we can get to know from the three levels.First, it is the world's economic operations cyclical adjustment results.According to Kondratieff, Schumpeter and other scholars of the economic long-cycle theory, b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duced by the long-period fluctuations, is roughly 40-50 years.To the beginning of this century, with the dividends of globaliz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volution in the system effects of diminishing, the world economy has reached a stage downstream.Secondly, the imperfect structure of global governance exacerbated the economic volatility.Since the 90s of last century, in the information network technology revolution driven by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commodity exchange radius increasingly expanded the scope of the gradual formation of a global network of production and exchange.In the absence of effective mechanisms for global governance situation,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is not balanced contradiction has intensified the volatility of the economic cycle.Third, the financial supervision and lack of a direct cause-induced financial crisis.In recent years,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speculative factors, the double promotion, virtual economy over-development, which although a certain extent, help accelerate financial flows and promoting effectiv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but more because of the high rate of leveraged risk pregnant with great.Internal risk as the market continue to accumulate, the outbreak of a systemic crisis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event.Internationally, there are public opinion is attributed to the crisis in order to trade imbalances-based global imbalances.This is a relatively one-sided, very narrow understanding.In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oday, the imbalance between national savings not only as a part of the imbalance between consumption, trade imbalances, but also the performance of the world's imbalance in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resources, ownership and consumption imbalances,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and imbalance in a series of deep-seated, structural problems.Leading causes of imbalance are complex, multifaceted, and its root cause is a serious imbalance in the North-South development.Even if the international balance of payments from a single perspective, according to the modern market economy enterprises to sell production quotas, consumption decisions in a certain sense, the theory of production, if the major consumer of government can not effectively maintain the currency steady and let the bubble excesses development, and will eventually lead to economic imbalances and crises.During this time, individual countries always looks at China's trade, and to rely on a substantial appreciation of the RMB exchange rate to achieve the “global economic rebalancing.” This argument ignores two basic facts: first, whether it is theory and practice have shown that a country's currency appreciation of the role of regulating the trade balance is limited.From 2005 to 2008, the RMB exchange rate appreciated by about 20%, China's trade surplus rise, not fall;in 2009 has been the basic stability of RMB exchange rate, China's trade surplus fell by 34.2% but significantly;from January to February of this year, China's trade surplus fell by 50%, I expect China's trade in March this year, and may even run deficits.In this context, we can also take a look at the history of the German mark and the yen after the situation.Second,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been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collaboration with countries, benefit-sharing process.With China as the node in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chain, China's imports of raw materials driven by the primary industries related to national development;through a large number of intermediate goods imports for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regions to create a trade surplus;through capital goods, luxury goods and trade in services imports developed countries, created a large number of job opportunities.China is still processing trade, cross-border investment, at all levels, with countries to share the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in space.In 2009, world trade declined 22%, China's exports fell 16%, imports fell 11.2%.However, from the economies of customs data, Australia, South Africa, Brazil, Turkey and other countries exports to China are still maintained two-digit positive growth;the European Union, the United States exports to China have also decreased by only 1.53% and 0.22%.At present, the global economic uncertainties are still large, the basis of China's economic rebound is still strong, extreme pressure a currency appreciation of each other no good, non-rational choice.Third, the global economy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joint effort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Looking back at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economy, the successive crises are theoretical reflection, policy adjust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change in opportunities.At present, countries have to address the constraints to focu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stitutional,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and accelerating the pace of the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strive for technical innovation and upgrading the economic structure and effective breakthrough, more emphasis on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boost the development of endogenous motivation.As a big developing country with 1.3 billion people, China is also speeding up economic restructuring.In 2009, China's total retail sales of social consumer goods, 12.53 trillion yuan, a real growth after deducting price factors, 16.9%, the highest since 1986, the highest real growth rate,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GDP reached 52.5%.The size of the domestic market this year is expected to reach 2 trillion U.S.dollars, far higher than China's total exports.In the future, China will further expand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opening up,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level of utilizing foreign investment and expanded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key parts and components imported and domestic goods in short supply, and actively promote international balance of payments;by expanding the service sector to further open to promote enterprises to “go” and other ways to strengthen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 with other countries.As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process, speeding up, will release a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and huge domestic market.Multinationals investing in China is China's enterprise legal person, their products are “Made in China” products, will work with other companies to share in this huge market opportunity.To achieve a more balanced global economy,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requires the joint effort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I would like to make three suggestions:

First, uphold the free and open development concept.“Openness” not only refers to a state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adopt a positive attitude to promote, but also refers to the Government to relax control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market's basic role in resource allocation.Over the past half-century especially in the last two decades of globalization, so that all countries benefit from the whole greater than the losses.The future, all countries should open a firm conviction, and actively promote trade and investment liberalization and facilitation, firmly opposed to any form of protectionism, to fortify the good momentum of global economic recovery.Second, speed up the Doha Round negotiations.The Doha negotiations as soon as possible to achieve a fair and balanced results, both to establish a rational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and the objective requirements, but also to promote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global economy, the fundamental path.Whether developed or developing economies, economies, should be long-term perspective, demonstrate greater sincerity and determination to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goods, capital, and there are rules in the international free flow of, and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level of global coordination and governance, from the fundamental enhance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countries and the global economy, ability to resist risks.Third, the countries to share changes in mode of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At present, countries are speeding up a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development of clean energy and low-carbon technologi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ternet, material integration and networking “cloud computing” strategy, the world is at the eve of a new round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hould share the co-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while cautioning against all kinds of disguised protectionism.China ready to work with countries in industry, business and experts and scholars to conduct exchanges, share opportunities and work together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economy to make efforts.After his speech, Chen Deming also on the Doha Round negotiations, the RMB exchange rate and other issues of Morgan Stanley Asia Chairman Stephen Roach and other participants questions.

第三篇：國家商務部部長陳德銘2011年9月8日在“中國—非洲投資合作高級別研討會”開幕式上的演講

加快對非投資促進共同發展

——在“中國—非洲投資合作高級別研討會”開幕式上的演講

國家商務部部長陳德銘

（2011年9月8日）

尊敬的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總干事尤姆凱拉先生，尊敬的各位部長、各位來賓，女士們、先生們：

大家下午好！

首先，我謹代表中國商務部，向出席本次研討會的各位嘉賓表示熱烈的歡迎！這次研討會是中國商務部和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共同主辦的。長期以來，工發組織為包括中國和非洲國家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大量寶貴的援助和支持。在此，我對尤姆凱拉先生及其領導的工發組織表示衷心感謝！中國能夠成為經濟總量第二的國家，我們不會忘記三十多年來改革開放所走過的歷程，不會忘記世界各國和國際組織對我們的幫助。我也想感謝來華參加非洲投資促進研討班的各位部長和高官專程來廈門出席本次研討會，很高興與大家在此討論在非投資問題。

當前，一些國家的主權債務風險還在增大，國際金融市場的動蕩還在加劇，世界各國通貨膨脹的壓力都在加大，糧食安全問題十分突出，世界經濟復蘇面臨著不確定、不穩定的因素。在這樣的形勢下，同屬于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和非洲國家，既面臨著加快發展的難得的歷史機遇，又面臨著紛繁復雜的全球性挑戰。雙方進一步加強合作，有利于發揮各自優勢，實現共同發展。我希望通過本次高級別研討會，交流對非投資情況和經驗，促進更多投資“到非洲去”，與非洲各國實現互利共贏的目標。

女士們、先生們，近年來，中非關系不斷深化，中非的經貿合作也在快速發展。在貿易方面，中非雙邊貿易額大幅增長，從1950年的1214萬美元，躍增到2010年的1296億美元。同時，為幫助非洲國家增強發展能力和貿易能力，減緩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中國承諾逐步給予所有同中國建交的最不發達國家95%的輸華產品零關稅待遇，目前正在逐步加快落實。在投資方面，截至2010年底，中國累計實現對非各類投資近400億美元，其中直接投資130.4億美元。2011年上半年，中國

1對非洲非金融類直接投資額8.2億美元，增長46.7%，呈現出投資總量快速增加、合作領域不斷擴大、投資方式靈活多樣的態勢。此外，中國還在非洲設立了6個經貿合作區，積極鼓勵中國的中小企業對外投資，為當地提供了上萬個就業崗位，有效帶動了當地工業發展和稅收增長。

與此同時，中國還通過各種方式幫助非洲國家增強自主發展能力，實現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一是向非洲提供不附帶任何政治條件的援助。截至2010年底，中國在非洲援建了近1000個成套項目，免除35個非洲重債窮國和最不發達國家無息貸款債務333筆。近期，中國向遭受嚴重旱災和饑荒的非洲之角國家，先后提供4.432億元人民幣的緊急糧源。二是深化與非洲的金融合作。1996-2010年，中國向39個非洲國家的180多個項目提供了大量具有優惠性質的貸款。為幫助非洲國家應對金融危機，中國承諾在2010至2012年向非洲國家提供100億美元優惠性質的貸款，還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增資500億美元，明確要求將資金重點用于最不發達國家。三是為非洲培養本土人才。自上世紀80年代中國開展大規模援外培訓以來，已累計為非洲培訓了超過3萬名各類人才，其中包括來自非洲各國政府部門的領導和高官。此次研討會，我們還特邀了非洲各國投資促進高級官員來華參加研討班，切磋交流發展經驗。

事實證明，中非關系能夠經受住國際風云變幻的考驗，始終保持著蓬勃發展的勢頭。中非經貿合作是互利共贏的合作，是開放透明的合作，是旨在增強非洲國家自主發展能力、早日實現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的合作。

今天上午，聽了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總干事尤姆凱拉在國際投資論壇上激動人心的發言后，我也有很多感觸。他提出，現在非洲國家總體的發展狀態離實現千年發展目標還相距甚遠。我們知道，現在在非洲之角每六分鐘左右就有一個嬰兒因饑餓而死亡；我們也知道，現在非洲發展更多的還是依靠出口原料和初級產品，非洲的可可豆還沒有變成巧克力出口到其他國家，非洲的鐵礦也沒有變成高質量的成型鋼鐵向世界各地輸送。非洲還有很多國家飽受瘧疾等疾病的困擾。

中國一直都在推動與非洲各國的共同發展。每年我都會親自率團訪問五、六個非洲國家，感觸頗多。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新興國家，抑或其他發展中國家，都應責無旁貸地在自身發展的同時要幫助非洲共同發展。非洲面積達3000多萬平方公里，人口超過10億，擁有豐富的資源，勤勞的人民，廣袤的土地，從長遠的角度看，極具發展潛力，但目前仍處在比較緩慢的發展階段。

如何幫助非洲國家把可可豆變成巧克力，這是包括中國政府在內的國際社會需要經常深思的問題。現在，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世界排名仍在100位

左右。中國還有許多貧困人口，進一步發展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但我們一定會在自身發展的同時，逐步幫助非洲的兄弟姐妹，讓他們發展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

中非合作論壇部長級會議每三年舉行一次，明年我們將舉行第五屆會議。會議將討論如何在新形勢下與非洲共同發展。我認為，非洲發展還需要解決幾個關鍵問題。

首先是農業特別是糧食問題。非洲擁有大量土地，但是饑餓問題始終沒有得到根本解決。近年來，中國對非援助政策進行了戰略調整，從過去重點幫助建設標志性建筑項目更多地轉向民生領域，發展農業、衛生和教育事業，首先是解決糧食問題。我們的初步做法是在一些適合發展農業的國家投資建設農業示范中心。通過這些示范中心，將種子、技術等推廣到周邊國家。今后中國將繼續開展此類項目。我們在開展項目時要注意選擇合適的品種，解決好糧食短缺問題，同時還能通過深加工有所增值。

在多哈回合談判中，我們同發展中國家一起堅決要求發達國家減少農產品補貼。如果他們不減少對本國的補貼，那么非洲的農業也很難發展起來。與糧食相關的還有以農產品為原料的工業，比如非洲有四個產棉國，因為受發達國家農業補貼的影響，競爭力較弱。我們也想為他們建立以棉花品種為主的示范中心，將棉花加工、紡紗、織布直至成衣的技術轉移到非洲國家，使得這些國家的棉花不僅能順利出售，而且還能增加附加值，增加稅收，創造更多就業，改善人民生活。即使在不與多哈回合談判掛鉤的情況下，我們也愿主動為非洲解決棉花生產和深加工問題。非洲農業產出低，還有一個原因是缺乏必要的農業灌溉系統。非洲的農業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除了通過建立農業示范中心推廣技術外，還要調動從事農業人員的積極性以及對水利灌溉系統進行必要的投資。這需要更多國家和國際組織的共同努力，中國愿意在其中發揮積極作用。

其次，是有關非洲能源礦產資源的開發問題。前不久，我看到有一個大國的國務卿指責中國到非洲去掠奪，去進行新的殖民主義。我不想進行辯論，但這些指責是毫無根據的，也得不到多數非洲國家和人民的認同。我覺得尤姆凱拉總干事提出的問題的確值得思考，如何把非洲的礦產變成產品，為非洲增加更多的就業和稅收。事實上，非洲國家向我們的企業推薦資源類項目時，也要求把更多的產品加工工序，特別是初級加工留在非洲，增加產品附加值，解決當地人民的就業。我們很多企業已經這樣做了。我訪問贊比亞時了解到，此次金融危機發生后，一些國家的企業因國際資源價格過低而放棄了當地兩家銅礦的生產，只有一家中國有色金屬企業堅持生產。贊方希望中國企業收購那兩家

企業放棄的銅礦，為當地幾千名工人解決就業問題。這家中國企業還在當地收購了一家醫院專門為礦上的工人看病，同時發展副業，解決礦工家屬就業。我相信，這不是唯一這樣做的中國企業。我希望今天在座的企業家也能夠這樣做。當我們去非洲從事資源開發時，應注意保護環境和生態，同時應把更多初級產品的加工環節留在非洲，創造就業機會，加強培訓，改善醫療條件。所以，這家中國有色金屬企業值得其他企業學習。

再次，需要重視改善投資環境問題。我問過中國從事鞋、服裝、箱包等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企業家為什么不到非洲進行投資，他們反映，到非洲投資較少的主要原因是對非洲不了解，對市場環境和基礎設施條件不滿意。從總體上來看，非洲目前的投資環境與歐洲、美洲、亞洲相比確實存在差距。這些差距是非洲長期遭受殖民統治造成的。現在，全人類都有責任共同努力幫助非洲縮小這些差距。非洲的電力供應不穩、交通運輸條件落后，要改善現有的基礎設施，可以考慮支持建設區域性的供電系統和交通運輸網絡，打破國與國的界限，形成互聯互通的區域系統。這樣市場大了，基礎設施條件也會好了。如果需要的話，中國愿意考慮幫助非洲搞好相關規劃，可先從某一個領域開始入手。

另外，非洲國家缺乏實用技術人才和相關的職業技術教育。我們愿意在教育領域，特別是在職業技術教育方面與非洲國家合作，提高人的技能和素質。在座的有來自30個非洲國家的50多名高級官員在中國學習考察，我們愿意分享中國在三十多年改革開放進程中的經驗教訓。中國剛剛改革開放的時候投資環境較差，我們采取了逐步開放的措施。先是建立了四個經濟特區，廈門是當年四個經濟特區之一，如今廈門建立經濟特區已經三十年了。設立特區的目的是，在當時總體的投資環境、人力資源、基礎設施還不盡人意的時候，把特區的投資貿易環境搞得更好一點，使這些地方像試驗田和孵化器一樣創造好的環境，企業先能站住腳再逐步地擴大。四個經濟特區再加上一個海南島的開放，后來就形成了五個特區，以后我們又有了沿海14個城市的開發開放，發展到現在，全國國家級的技術開發區已經有128個，他們引領著中國的工業化新的潮流，新的產業，新的創新。

我想我們的非洲兄弟是不是也可以考慮，在總體環境還不盡人意的時候，在某一個地方，比如說在一個城市的衛星城作為未來工業化的一部分，做一些特殊的政策安排，使得這些地方擁有與亞洲、美洲、歐洲相當的投資環境，使得這些地方能夠吸引非常優秀的人才。我們要共同播撒非洲工業化的種子，我相信它會生根、發芽、開花、結果的。我們愿意向你們介紹中國的開發區的做法，包括行政體制、財政制度、人員培訓和國際合作等方方面面。我們也有早

期與新加坡合作的工業園區。我們很希望非洲也能有這樣一些特別吸引中國企業去投資的園區，在那里能夠享受一流的服務。我相信，中國的企業中有很多想到國外去發展，如能有這樣的沃土是他們所愿意選擇的。

這是我近幾年訪問非洲后形成的幾條不成熟的想法。我相信未來的非洲具有光明的前景，但要走向光明的彼岸需要我們付出艱辛的勞動。應該指出的是，我們的發展經驗不一定完全適合你們。你們需要從自身國情出發，來設計制定你們的發展計劃。中國人民和非洲人民有著非常深厚的感情，我們始終是你們的兄弟，朋友。我們愿意毫無保留地向你們分享經驗，提供支持。我們希望采取以下措施支持非洲的發展：

第一，鼓勵和支持中國企業擴大對非洲投資，并積極引導投資向農業、制造業、金融、商貿、環保等領域拓展。

第二，幫助非洲制定區域電力、交通、通訊等項目的規劃，不斷改善基礎設施條件，支持非洲區域的一體化進程。

第三，加快已有經貿合作區建設，鼓勵中國企業向非洲員工傳授技術，增加當地民眾就業。

第四，加大對非洲國家重大建設項目的融資力度，充分利用中非發展基金、非洲中小企業發展專項貸款等融資平臺，支持非洲經濟多元化發展。

第五，繼續積極落實2009年中非合作論壇第四屆部長級會議的成果，以及2010年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高級別會議的承諾，進一步深化南南合作，真心誠意幫助非洲國家提高自主發展能力。

第六，支持非洲國家在多哈回合談判中爭取自身利益的主張。中方期待，多哈回合至少能在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最不發達國家最為關切的領域取得實質性成果，實現早期收獲。為此，我們希望所有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能付出最大的努力，我們也愿意在這方面表示我們自己的決心和雄心。

非洲人口占了世界人口的1/7，非洲的發展是世界可持續發展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作為非洲最真誠可靠的朋友，中國愿意與非洲各國一道。共同營造穩定、公平、開放的貿易與投資環境，深入探討雙方合作的新領域和新途徑，積極推動中非經貿關系不斷向前發展。

預祝中非投資合作高級別研討會圓滿成功，也希望30個國家50多位部長和高官在中國生活愉快。中國傳統的中秋節快到了，祝大家節日快樂！

第四篇：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的開幕致辭

Opening Remarks at the 2015 China Development Forum 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的開幕致辭

Christine Lagarde, Managing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國際基金組織總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

Beijing, March 22, 2015 中國北京，2015 年3 月22 日

Your Excellence, Vice Premier ZHANG Gaoli, Distinguished Guests, Ladies and Gentlemen;good morning!Zao Shang Hao!

張高麗副總理閣下，尊貴的來賓，女士們，先生們，早上好！

I am absolutely delighted to be back in Beijing.I would like to thank Mr.LI Wei and his colleagues at the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for inviting me here today.我非常高興重返北京。感謝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李偉主任及其同事邀請我參加今年的發展高層論壇。

Of course, it is no coincidence that the prestigious China Development Forum is held at this particular time of the year.As it is often said here in China, “a good year is determined by its spring”.當然，負有盛名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在一年中的這個特定時間舉辦，并非巧合。中國有句俗話：“一年之計在于春”。

Over the next two days, policymakers, business executives, and thought leaders will discuss the defining issues that will determine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year and beyond.Our discussion about China’s Economy in the “New Normal” comes at a pivotal moment for both China and the world.在接下來的兩天里，政策制定者、企業高管和思想領袖將探討一些具有決定意義的問題，這些問題將決定中國今年及以后的經濟發展走向。我們對中國經濟“新常態”的討論對中國和整個世界而言都處于一個關鍵時刻。

If I had to choose only two words that unite China and the world at this moment, it would be “structural reforms”.Of course, these comprise many challenges, but I want to highlight three key areas where impressive efforts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re underway:

如果此刻讓我只用兩個詞將中國與世界聯系在一起，那就是“結構改革”。當然，在這一過程中我們將面臨諸多挑戰。但在三個關鍵的領域，中國政府正在采取令人印象深刻的措施：

? One, cleaning up the house – by promoting good governance through the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一是打掃房間——通過反腐敗來推動建立好的治理方式

? Two, cleaning up the air – by curbing pollution and preserving the environment,? 二是凈化空氣——這主要是通過抑制污染和保護環境

? And three, clearing the path to further engagement with the world – through further participation in the multilateral dialogue and through mor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trade.? 三是整理路徑——通過深入參與多邊對話和投資與貿易加強與整個世界的接觸和聯系

These reforms will lead to slower, safer, more sustainable growth.This is good for China and good for the world.Their fates are intertwined.這些改革將會導致中國的經濟增速有所放緩，但更安全和更可持續。這既有利于中國，也有利于世界。中國與世界的命運相互交織。

Indeed, as China navigates the “new normal” of its own economy, it also contributes more to the global common good – to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to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and to a multilateral approach that is equal to the pressing global challenges facing us today.中國在駕馭本國經濟適應“新常態”的過程中，也會在更大程度上增進全球共同福祉——無論是對于全球經濟和金融穩定、環境可持續性，還是對于應對我們當前面臨的緊迫全球挑戰所需采取的多邊方法都如此。

China knows that no-one can succeed alone.This is why the IMF is proud to be a partner in China’s economic endeavors here at home and on the global stage.I look forward to fruitful discussions here at the CDF.中國知道，單槍匹馬不能取勝。這就是為什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作為中國在本國和全球舞臺上的經濟發展伙伴而感到自豪。我期待著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的討論富有成效。

Thank you.Xièxiè.謝謝。

第五篇：財政部樓繼偉部長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的演講實錄

財政部樓繼偉部長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的演講實錄

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辦、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承辦的主題為“中國：改革開放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3年會23日-25日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舉行。中國經濟網全程直播報道。圖為財政部部長樓繼偉發表演講。

以下為文字實錄：

主持人：各位來賓，女士們，先生們，大家上午好！現在開始第三節討論，這節的主題是“促進包容性增長的財稅體制改革”，今天我們非常榮幸的邀請了三位非常重要的發言嘉賓，他們是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先生；OECD秘書長古利亞先生；亞洲開發銀行副行長史蒂芬·格羅夫先生。第一位演講的是樓繼偉先生，樓繼偉先生上世紀80年代就參與了中國經濟改革規劃的總體設計，他曾經擔任財政部副部長長達九年的時間，曾經執掌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五年多的時間。據我所知，這是他擔任財政部部長以后第一次公開發表演講，對此我們也感到非常榮幸，下面有請樓繼偉先生！大家歡迎！

樓繼偉：謝謝韓主任的介紹，第一次演講確實有點誠惶誠恐，在中投公司做董事長期間，我的講話比較直率，現在官方身份，我試圖做一點調整。今天的題目有點難調整，題目是“包容性增長中的財稅改革”，這個題目本身就是很不容易做出解釋，“包容性增長”inclusive growth，大家的理解不一樣，中國政府已經表達的增長方式，要求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環境統籌的發展，其實也是包容性增長，說起來就太多了，我還是覺得把這個概念說得稍微小一點。所謂包容性增長就是讓經濟發展的成果惠及所有的地區，惠及所有的人群，在可持續發展中實現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并不是我認為就這樣定義，而是今天把這個范圍收得稍微小一點，不至于說得太發散。

大家對兩個惠及，各個人群，各個地區，以及可持續增長上沒有什么異議，最重要的，每個人心目中不同的，是如何實現包容性增長的途徑，大家有不同的理解。關鍵是市場和政府應該扮演什么角色，政府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財政稅收，政府需要資源，這種資源來自于納稅人的貢獻，來自于政府預算的安排。因此實現途徑的方式如果不解決的話，就很難談到如何進行財稅方面的改革。對于實現途徑大家的理解多種多樣，我想了想，可能有三種比較有代表性。

第一種理解，特別關注發展成果的再分配，特別是要發揮政府的作用，國家要提取更大比例的財政收入，通過大規模的再分配關注結果的公平。這種途徑壓縮了市場的作用，可能就業不足，如果有很多靠國家的福利，而不是靠自己的奮斗，幸福感并不見得很高。而且經濟增長率可能比較低，這種模式不大可持續。

第二種理解，關注發展機會的創造，而不僅僅關注于結果。爭取使每個人都能根據自身的條件獲得發展的機會，通過自身的努力得到發展，享受發展的成果，國家適當的提取財政收入，實施適當的再分配政策，主要是創造公平的發展機會，讓市場發揮資源配置的基礎作用。通過這種辦法、這種途徑就業充分，人民的幸福感才會強，經濟增長率才會是增高的、是可持續的。

第三種理解，但是這種途徑是不平衡的，國家大力擴大開支，進行比較大規模的再分配，但提取的財政收入比較少，財政長期赤字，個人付出較少的努力享受更多的福利，結果就是國際收支赤字也會越來越大。但是天上沒有掉餡餅，也沒有免費的午餐，這樣一種方式最后要靠通貨膨脹來平衡，結果就是低收入人群和地區會更為困難，陷入一種惡性循環。我們可以看到，一些拉美國家在歷史上就有這樣的例子，也就是所謂的中等收入國家陷阱。

我們也可以看到，其中有的拉美國家經過近十年的政策調整，已經走出了這個陷阱，但是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我們也可以看到個別南歐的邊緣國家，其實本來屬于中等收入國家，實際走的是第三種模式，第三種途徑。但是由于在歐元區，有強有力的貨幣，單一國家的國際收支平衡，有歐元保護傘，所以并不見得馬上表現為危機。但是現在保護傘已經撐不住了，我們會發現，這些國家原來沒有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可能還好回去。

因此第二種理解是實現包容式增長的正確道路，尊重和保護市場機制，政府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務，是可持續的。遺憾的是第一種和第三種理解總是很有市場，原因多種多樣。部分政府部門過分相信自身干預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能力，對微觀經濟活動的不平衡反映極為迅速，不太相信市場自身的修復能力，馬上出干預措施，我們看到往往適得其反，制造波動。同時在社會方面，我們也不能指望大多數人民都可以從可持續性的長遠觀點來思考問題，以多貢獻、少獲取的理念來指導行動，大多數人是愿意在機會公平、公正的環境之下，通過自身的努力贏得更好的生活。但是，在政策環境不友好，特別是機會很不均等的時候，想少付出，多享受福利人的比重就會越來越多，而且輿論環境也會惡化。

第一和第三是不歸之路，我們并不是沒有滑向這些歧途的可能性。第二條是艱巨的改革之路，也是走向包容式增長之路，中國正在力爭擺脫滑向第一、第三的可能，力爭走第二條路。我們看到習主席在講到中國夢的時候，他講要“保證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的權利，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要讓人民共同享有出彩的機會，共同享有夢想成真的機會”。全國人大剛剛通過的《政府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提出這樣的要求，“必須處理好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中央與地方的關系，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減少對微觀事務的管理，完善和加強宏觀管理，真正做到該管的管住，管好，不該管的不去干預，真正讓市場起作用。”

這些方案還提出一些具體的任務，比如說大幅度減少合并，中央對地方的一般轉移支付，專項轉移支付，增加一般轉移支付，取消不合理不合法的行政事業收費，公平對待社會力量提供醫療、衛生、教育等等公共服務，同時加大政府購買服務的力度，其實背后都是財政問題。去年年底的經濟工作會議還指出，要按照守住底線、突出重點、完善制度、引導輿論的原則做好民生工作，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守住底線、突出重點”，政府不能只要碰到民生問題都要去做。底線是什么？什么是基本的需要。底線是什么？財政能不能可持續，承諾過多而收入不夠，我們會走向第三種模式那是不歸之路。“完善制度、引導輿論”也很重要，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民生政策，制度是不完善的，往往是沒有約束的，我們應該幫助窮人，而不應該幫助懶人，我們制度中有很多這樣的問題。當然還要“引導輿論”，輿論上常常是提到民生就好象站在道德高地上一樣，實際上我們看到這是一個綜合的問題，要“守住底線、突出重點、完善制度”。

人大通過的改革方案還提出一些方向性的要求，其中財政稅收的改革是專門強調的重點改革，包容性發展要求把創造機會均等，平等發展，維護社會正義放在最為突出的位置，在這些方面涉及非常廣泛。而且往往又同財政制度相聯系，所以財政既要加快自身的改革，完善財稅制度，也要積極支持配合相關的改革，著重于建立機制，促進包容。改革開放以來，歷屆中共三中全會都對改革做出了部署，我想十八屆三中全會如果是慣例的話，也應該大致是這個內容。

財稅改革是其中的重要內容，需要加強調查研究，理清改革思路，提出發展建議。改革是當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不竭動力，過去30多年來，中國堅持市場取向，進行了持續不斷的改革，在此過程中，財稅體制作為改革的突破口和先行軍，進行了多次重大的變革，與各方面的改革相配合，推動了經濟、社會的根本性變革，國家的財政實力也不斷的壯大，財政的狀況總體健康，盡管改革和政策調整任務非常艱巨，我仍舊相信，我們已經站在新的起點之上。方向是明確的，也有一定的經驗和理論的準備，新一輪的財稅改革會取得更為長足的進展，謝謝！

主持人：下面進入提問討論環節，請大家提出問題。

馬丁：我基本上是評論，而不是一個問題，在我與中國結緣30年的時間，我們可能在增長和貧困減貧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們也談到了中國稅收體系，剛才談到如何去給社會提供更好的激勵，同時避免財政方面過多的赤字。在歐洲、美國我們看到，他們一方面經濟增長很疲弱，另一方面政府的領域有比較高的稅負負擔，赤字也比較高，好象和中國的情況是完全不一樣的，比不上中國。

古利亞：你剛才談的這一點是沒錯的，但是其他沒談的也是有細微的差別，比如說在法國，有8000億歐元已經進入我們的養老體系，其中已經有1500億歐元的養老金予以了給付，在短期來看，很多人還是受益。另外一方面，基本上非常普遍的覆蓋廣泛的醫保體系。但是在老齡化社會當中，財政鏈方面始終要留有這樣的余量，可以應對不斷的因為人口結構變化所帶來的挑戰。同時，還有巨大的未被滿足的需要，或者需求，因為財政責任的問題，財政負責的問題，中國有非常低的債務占GDP的比例，財政紀律方面也做得很好，看中國各個地方，不管是城市還是這些省份，你看他們不同的多元化的財政狀況，還有一些未放入中國政府收支表當中隱性的債務，問題就更復雜一些，可能我們需要比較強有力的稅基，稅基的改革也很重要。世界上很多國家都面臨政府債務和赤字的問題，但是并不是因為稅制體系直接帶來的，也許是因為其他的機制帶來的。

史蒂芬-格羅夫：再補充一點，我完全同意馬丁教授的觀點和古利亞的補充，現在不公平的水平是自我反饋的循環，可能在未來會阻礙持續增長。如果我們要繼續增長的曲線，就需要解決日益擴大的不公平問題，并不是說借鑒美國或者歐洲現有的做法，同時也要關注這個問題本身，因為它也是中國未來發展非常重要的因素。

樓繼偉：斯特恩是我20多年的朋友，他講到大連的會議，那是93年6月13號到6月15號，在大連，我們開了三天，我們討論了廣泛的問題，面對通貨膨脹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政策，建立起什么樣的改革，對中國帶來中期的穩定，和經濟長久發展的基礎，那次會議非常重要，很多那次會議提出的建議，都是被93年經濟改革方案所吸納的，我記得您在那次會議的貢獻。你現在又提出了重要的問題，如何通過稅收的制度促進環境友好，我會考慮這個問題，實際最重要的是價格，價格決定資源的配制。不管怎么樣，中國在能源方面的價格還是太低了，使得能源的浪費方面動力比較大，或者說節能的動力不足，通過一些碳稅，一些做法，實際是在干預價格，但是我覺得這種干預倒是一個提供正能量的干預，我們會認真考慮的。

主持人：剛才樓部長傳達的最重要的信息是會考慮你的建議，會認真考慮。

陸百甫：我向樓繼偉部長提一個問題，如何建構一個平衡的、穩固的財政指標，十幾年前，一次高層會議上，樓繼偉部長向江澤民主席匯報財政性或有債務的時候，對巨額的或有債務提出了擔憂。十幾年過去了，中國預算財政赤字有三千多億，現在已經是一萬三千億，或有債務不但沒有減少，而且還在增加。所以我想請樓繼偉部長就這兩個問題談談看法，因為在你任期內能做些什么努力，中國很多群眾對你還是寄予希望的。

樓繼偉：謝謝陸百甫教授，我們也是老朋友，我們是應該建立穩定平衡的強大的財政，現在赤字規模還是比較大的，應該說還主要是為了應對外部環境一些不利的沖擊，今后我們希望不太長，可能也是好幾年，外部環境能夠改善，減少對中國財政赤字增加的壓力。第二個原因是在內部，現在財政支出增長非常快，收入今后我估計就是一位數的增長，不太可能出現超規模的增長。這方面國內的壓力真是實質性的壓力，沒有什么好辦法。

第一是壓縮支出。李克強總理已經在全國人大之后的記者見面會上講到了，行政經費方面的開支只能減不能增，人員編制只能減不能增，這方面我們應該做出很大的努力。難的是政府已經做出了很多的承諾，特別是在民生方面的承諾，這個承諾是中長期的，這些支出壓力怎么解決。我剛才講到了，經濟工作會議上有一條重要的原則，“守住底線、突出重點、完善制度、引導輿論”，要按照這樣的原則該合并的合并，該完善制度的完善制度，特別是每一項制度應當有自身的約束，不然這種支出的壓力會不斷的發散。我們期望通過幾年的改革，在外部環境改善的時候，我們能回到財政的平衡。我對歐洲確實是非常擔心，我對他十年能不能走出困境都很擔心。

另外債務規模問題，我剛來，因此我正在布置做一些調查，先拿審計署說的數字，大約11萬億，要分析或有風險，哪些是顯性的，哪些是隱性的，哪些是直接的，哪些是或有的。分門別類，先采取一些政策，制止住地方政府債務擴張的趨勢，再研究什么樣的制度，給人家開一條正道，堵住那些歪門，謝謝！

羅奇：我想問樓部長一個問題，我們這節的講話主要是關注建立一個社會保障網，在中國這是一個支柱之一，這也是向消費社會轉型的關鍵，之前您作為中投公司一把手的時候，我們獲得中國外匯儲備資金的注入，建立了中國第一支主權基金。作為新的財政部長，您是同樣的傾向于將外匯儲備資金注入到我們國家的社保基金當中嗎，這個資金現在總體還不到一萬億人民幣，可能和中國整體在退休、人口老齡化養老方面需要的規模方面還是比較小的，您是傾向于這么做嗎？ [03-24 12:30]

樓繼偉：首先我不太傾向把外匯儲備的資金用于社會保險資金，外匯儲備資金是有成本的，央行資產負債表一方作為資產，同時對應的負債是有成本的，如果交給社保基金去投資，社保基金投資的收益必須覆蓋成本。假定做不到呢，我們可能還要在全國社保基金里面補貼，我們覺得這個風險太大了。另外增加社保基金的資源是很重要的，當然我剛才說過了，我們各方面的制度漏洞太多，社會保險方面的制度漏洞太多，如果我們不把這些制度的漏洞堵上，提供一些有約束，有激勵的機制的安排，包括管理的方式，給多少錢也會吃光。

博斯金：我有一個問題，也有一個評論，也是問樓部長的，我的觀點是中國人口快速的老齡化，再過25年就要比美國的老齡化還要高了，今天各位講話當中談到如何把社保體制做大，做廣，做深，當然這是很重要的。我個人認為，看過去歷史經驗表明，中國有未富先老的問題，這個過程需要關注收入再分配的問題，之前聽到了斯特思教授談到公司和產業既得利益者，他們不愿意變革，不愿意改革的問題，如何從中等收入向高等收入國家跳出來，走向過渡，更多的依靠相關產業政策，相關其他的看法，我們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都是需要增加它的消費，減少它的儲蓄率，但是怎么做呢？在這個過程當中，國有企業所占的比例仍然是非常高，在這個過程當中，是不是需要把國企的分紅，他們也是儲蓄的重要組成部分，考慮設計出一些新的政策，把這些分紅用于新處，或者有新的處置，謝謝！

樓繼偉：現在國有企業的利潤分紅是作為國有資本金資本經營預算的收入來源，集中到資本金收入預算的比例還不是很高，留給國有企業的利潤比較多。目前的做法是逐步在提高交給公共財政的比例，主要是考慮到這些國有企業有些歷史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特別是在職工方面，而且他們這些多余的職工，不管怎么樣，國有企業有一些社會責任，也不能把它推向市場。留下一部分本應該上交的利潤，留給他們處理這些問題。這些問題經過差不多十年了，應該解決的問題越來越多，留下的問題越來越少，我們就會不斷的提高國有企業利潤交到公共預算中的比例。

主持人：謝謝樓部長，我們的時間也快到了，請問古利亞先生和史蒂芬·格羅夫行長還有沒有簡短的回應。

古利亞：樓部長說定價還是有問題的，定價還是要進一步改，如果取消補貼的話，就要用稅收做合理的代替，我們這個工具應用得還是不夠。我們看了歐洲的城市，七個交易所做的碳排放交易的安排，這個技術上設計可能過于復雜了，對于我們來說，更傾向于采用扁平化的手段來做環境方面支出的安排或者是收入來源征集的安排，這也是我們在美國和OECD其他國家探討的，我們希望能有一個更加透明，更加簡單的解決方案，更多的是稅收方面的解決方法，因為這是非常直接的方式。當然也有其他的辦法來彌補，比如說個人收入，企業所得稅方面進行降低，但是有三個方面要進行增加，第一是增值稅增加，還有房產稅，還有環境的征稅，這三個方面可能需要增加。所以我也非常同意斯特恩教授剛才的說法，就是如何設計一個新的稅收架構。我們要做的工作，并不是完全創新的，實際上它也是有一定的歷史借鑒，當然要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

史蒂芬-格羅夫：回應剛才博斯金教授的觀點，我們必須要小心，增長和社會保障之間的此消彼漲可能的關系，同時也不應該把它看作是臨河博弈，相關決策是很重要的，我們也知道對于醫療、衛生、教育其他方面支出的增加，同時也能刺激更多的家庭減少他們的儲蓄，增加他們的消費，這樣對整個實體經濟刺激作用還是比較明顯的，所以我們也會鼓勵政府，除了關注社保本身的問題之外，同時還要關注稅收政策和長期經濟發展的聯動關系。所以我也同意您的看法，必須有增長才能提高我們的能力。

主持人：我們這一節的討論非常坦率，一個小時的時間，討論也非常富有成效，對今后實現包容性增長的財稅體制改革方向和重點領域有了一些重要的共識，我建議以熱烈的掌聲對三位嘉賓的精彩演講表示感謝，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