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簡述北宋古文的發展

簡述北宋古文的發展

宋初文人多數是從五代十國入宋，如李昉、陶谷、徐鉉等，他們入宋以后的散文與五代時相同，仍多為駢體，風格浮艷。

然而北宋作為一個新興的權力高度集中的王朝，統一的思想意識形態的建設便顯得必不可少。這種需要反應于文字，就首先在最具有實用性的散文領域表現出來。因此北宋初期出現了古文運動的復興。其中存在兩種兩種略有分歧的派別，一是以柳開、穆修為代表，另一派以王禹偁為代表。

柳開、穆修等是純粹把復興古文作為復興儒道的手段。柳開提出了把道統和文統合為一談的觀點，推重韓愈柳宗元，對后來的古文家有深刻的影響；他還把文看作是明道的工具，因此反對文體華艷，這種過于強調道的重要性而忽視文采的主張容易使文學成為道統的附庸，加上柳開為人狂誕，文字艱澀，因此響應者很少，沒有對文壇產生實際影響。之后的穆修等人繼續倡導韓、柳的古文，以繼承韓柳文道合一的古文傳統為己任。穆修刊刻了韓、柳文集來與當時西昆派駢體的風行對抗；而姚鉉則編選《唐文粹》，其文章部分摒棄駢體，專錄古文。柳開、穆修都曾尖銳批判晚唐五代以來流行的駢文，但他們所引導的方向卻是另一個嚴重地束縛文學生機的極端。他們崇道、尊韓的主張完全限制在宣揚封建政治與道德準則的范圍，所寫的議論說理之文只是些枯燥的說教。因此他們的主張當時并不受歡迎。但穆修成功地培養了一些寫作古文的弟子，如尹洙、蘇瞬欽等人后來都成了古文運動的中堅人物。而王禹偁的情況有所不同，他也強調文與道的關系，但他并不把道當作純粹是外在的教條理念，而是與自己內在的追求、個人的性情聯系在一起，這樣文的應用范圍就比柳開等所主張的廣泛。他不滿于晚唐五代的浮靡文風，在散文寫作上做了有益嘗試，散文言之有物，清麗疏朗，又有意吸收了駢文整齊而具聲韻之美的優點，形成了既自由流暢又有一定音樂節奏的新風格。王禹偁的文章既重視表現理念又具有抒情性的特點，后來的散文主要是沿著他的方向發展的，他的文字風格再歐陽修、蘇軾等散文家那里都得到了繼承。

另外，宋初西昆派的文學有相當的缺陷，采用駢體，且在反應現實上過于狹窄。而曾任國子監直講的石介要在整個文學領域中建立“道”的統治，便將西昆派提出來做靶子，將他們從世道人心的意義上徹底打倒，以維護“道統”的神圣性。他的觀念是要以道代文，甚至廢棄詩文的藝術形式，使文章成為儒家經典、封建倫理的衍生物。

到了北宋中期，在宋代文學總體上處于衰退的情況下，歐陽修開始提倡詩文革新。對于宋初西昆體，歐陽修提出了較為公正的批評，認為西昆體反應的現實比較狹窄，但也有一些好評。對于駢體文，其持論也較公允，認為“其為功亦不易也”，而其缺點是在形式的嚴格限制下造成說理和敘述的不清晰、不暢通。在反對西昆體的同時他也反對石介的“太學體”，因為“太學體”對西昆體矯枉過正，文學修養不高，寫古文走到極端，走上了險怪艱澀的道路。在對待文與道的關系上，他一方面承認道對文的決定作用，另一方面也反對過分偏激的主張。首先他認為儒家之道是與現實生活密切相關的，其次他文道并重，且認為文具有獨立的性質，他把文學看得與道同樣重要，又把文學的藝術形式看得與思想內容同樣重要，因此而大大提高了文學的地位。柳開等主要著眼于韓愈的道統，而歐陽修卻重于繼承韓愈的文學傳統。在對待韓柳古文上，歐陽修寫古文也以他們為學習典范，但他也并不盲目崇古，他主要著眼于發揚韓愈的文學主張，所取法的是韓文文從字順的一面，對韓柳古文的奇險深奧傾向則棄而不取，從而抵制了尊崇和效仿韓愈走向辟怪險澀的文學風氣。這樣，歐陽修在理論

上既糾正了柳開、石介的偏頗，又矯正了韓柳古文的某些缺點，從而為北宋詩文革新建立了正確的指導思想，為宋代古文開辟了廣闊前景。

而歐陽修本人的詩文創作在當時也具有典范意義。他的散文內容充實，形式多樣，無論議論還是敘事都是有為而作、有感而發，而且有很強的感情色彩。他對散文文體的發展也有很大貢獻，其作品體裁多樣，除古文外，還擅長辭賦和四六。他對前代的駢賦、律賦進行改造創造了文賦，對四六體也進行了革新，常用散體單行的古文筆法，且不求對偶工切，給該文體注入了新的活力。另外他的語言簡潔流暢，文氣紆徐委婉，創造了一種平易自然的新風格。這種文風更容易為讀者接受，所以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

歐陽修散文創作的高度成就與其正確的古文理論相輔相成，開創了一代文風。

《瀧岡阡表》與《先君墓表》的主要不同

《瀧岡阡表》是歐陽修依據《先君墓表》加以修訂而改寫成的。經過改寫，文章在文字上有所增減改變。既有大段的增減，也有小處的改動。

先看幾處較大的刪改。

首先，由于《瀧岡阡表》寫于1070年，而《先君墓表》寫于1053年，因此在《瀧岡阡表》中必然增添了從1053年到1070年之間所發生的事的記載。如《先君墓表》是在歐陽修之母去世后一年寫的，因此在寫自己的身世時只寫到“太夫人以疾卒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而《瀧岡阡表》在這之后又增添了一段自己的事跡以及先人受封賞的情況，從“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到“太夫人進號魏國”。這些事件都是在寫《先君墓表》時沒有發生的，因此在寫《瀧岡阡表》時要有所增加。

第二就是“于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到“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一段的增加。由于歐陽修寫《瀧岡阡表》時已到了晚年，是他去世前的兩年。與他寫《先君墓表》時他還潁州任較低官職不同，這個時候，歐陽修已算是功成名就，并且使其先人受到封賞，因此他可以發出對善有善報的感嘆，并且對自己的一生有所感慨。這是由于所處境況不同，而且因年齡和經歷上的差距，因此會有這樣一段增添內容。

第三處就是兩篇文章的結尾有所增減。在《先君墓表》最后有一段“修竊自念：為人子而不能識其父，幸而得聞吾母之言”被刪去了，這可能是因為在寫《先君墓表》時正是其母去世后歐陽修護母喪南歸之時，因此文章最后提到了母親，表現出他對母親的懷念，而《瀧岡阡表》是為了刻在父親墓上的，因此最后這幾句會與主題有所偏離。另外作為墓表的格式，文章最后作者的官銜和具名也更加詳細且有所不同，這也是必然的。

以上這些不同主要是由于時隔十幾年，世事有所變化的緣故。

然后就是文章一些較小的改動。

首先，有些改動是出于表現人物的目的。比如“太夫人告之曰”一段中，《瀧岡阡表》增加了這樣一段：“自吾為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后也。”這一段話增添上去之后，就更能體現出歐陽修父親的品德高尚，因而能更好地表現出父親的形象。而后面還有一處寫自己被貶夷陵之后母親說話的增加。《先君墓表》中母親只說了一句“汝家固貧賤也”，然后是作者對母親安然處之之志的揣摩，而在《瀧岡阡表》中改為由母親說：“汝家固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從而更加直接的表現了母親的襟懷與品格。除這兩處外，還有一些為了更好地

表現人物而做的改動，就不一一舉例了。

其次，就是對一些不必要的句子作了刪節或簡化。比如《先君墓表》中“間居而御酒食”便改為了“間御酒食”，還有《先》中“其施于外事，接于賓客，或有矜飾，吾不能知”，后來就把其中的“接于賓客，或有矜飾”刪去了，這都是刪除了一些不必要的陳述，因此使文章更加簡潔清晰。

第三，在文章的感情上也有所增強，如在母親講述父親為人時，比《先君墓表》加了“嗚呼”這一語氣詞，可見《瀧岡阡表》的感情更加強烈。另外，文章還有一些細小處的如連接詞、虛詞，以及一些詞序的改動，都使文章能更加流暢清晰。

以上這些較小的改動都是處于文學上的目的，使文章表現的人物更加生動，語句更加舒暢，也更有利于體現文章的主題。

第二篇：北宋鎮農業產業發展現狀

北宋鎮農業產業發展現狀

總體情況：我鎮根據土壤肥力條件及土壤鹽堿化程度，可以大體分為南、中、北三個區域，南部為店南路以南包括黃河灘區，土壤肥沃，土層深厚，適合種植蔬菜，西瓜，及糧食作物；中部為濱港路店南路以北，濱港路以南，土壤肥力中等，鹽堿化程度較輕，適合種植棉花，蘆筍，園藝花卉等作物；北部為濱港路以北的區域，土壤肥力較差，鹽堿化程度較重，適應棉花生長，適合發展，食用菌，畜牧養殖等

一、大田作物：

1、棉花，面積51139.9畝，2010年平均畝產籽棉300斤，平均售價6.2元/斤左右。主要品種有7886、魯棉研

28、魯棉研

36、邯鄲284、109等，主要特點為抗病、抗蟲、大桃、易采摘。

2、小麥，面積34524.8畝，2010年平均畝產850斤，平均售價1.1元/斤。主要品種有濟麥

22、魯麥23，前者豐產性好，屬于優質強筋小麥，后者適應性強，對水肥土壤鹽分要求不高，屬于中筋小麥。

3、玉米，面積42679.4畝，其中春玉米5154.6畝，2010年平均畝產，春玉米1100斤、夏玉米900斤，平均售價1.06元/斤。主要品種有鄭單958、浚單20、金海5號。

二、瓜菜：瓜菜總面積15320畝

（一）露地瓜菜總面積14120畝，其中：

1、西瓜面積3500畝，平均畝產7000斤主要集中在五莊村、四圖、雙河、南宋、張潘馬等村，五莊村成立有西瓜專業合作社。

2、大蔥面積1900畝，平均畝產9000斤，主要集中在三岔、高家、南宋等村。

3、茄子面積600畝，平均畝產8000斤，主要集中在董王、南單家、丁家等村。其中董王村注冊有“大紅袍”茄子商標。

4、韭菜500畝，平均畝產8800斤，主要集中在洼張、董王、翟家等村。

5、蘆筍面積1000畝，平均畝產1500斤，主要集中在大蓋、坡韓、南賈家等村。

6、大白菜1680畝，平均畝產8000斤，白菜的種植比較分散，主要集中在南部區域，北四村及戴家村也比較集中。

7、黃瓜面積700畝，平均畝產15000斤，主要集中在張潘馬村、大蓋村。

（二）設施蔬菜1220畝，其中：

1、日光溫室14個，面積20畝，大蓋9個、褚管2個、吳家2個、大王1個。

2、大拱棚270個，面積270畝，五莊198個、張潘馬60個、四圖10個、戴家1個、鑒劉1個。

3、中小拱棚面積930畝，五莊500畝、雙河300畝、張潘馬100畝、四圖30畝。

三、食用菌：

種植面積30300平方米，其中平菇26400平方米，產量100斤/平方米；雙孢菇3000平方米，產量20-25斤/平方米；雞腿菇900平方米，產量100斤/平方米。主要集中在翟家、張家、洼張、大蓋等村。

第三篇：詩詞發展簡述

1.詩詞發展簡述

詩歌在中國源遠流長，綿延數千年，取得了光輝燦爛的成就。

早在西周至春秋時代，我國詩歌就已產生了大批輝煌篇章。

其標志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的出現。

《詩經》收詩305篇，分“風”、“雅”、“頌”3部分，都是可以配樂演唱的。

《詩經》的篇章大都具有鮮明的時代感和人民性，善用賦、比、興的表現手法，句式以四言為主，多用重章疊句，為后世文學創作奠定了深厚的人文基礎和藝術底蘊。

戰國后期，在南方的楚國產生了一種具有楚文化獨特風采的新詩體——楚辭(騷體)。

楚辭句式長短參差，以六言、七言為主，多用“兮”字。

楚辭的奠基人和主要作者屈原，運用這種形式創作了《離騷》、《九歌》、《九章》等不朽詩篇，成為我國文學史上第一位偉大詩人。

其代表作《離騷》，是我國古代文學史上最為宏偉瑰麗的長篇抒情詩。

屈原之后有宋玉、唐勒、景差等楚辭作家。楚辭的出現，標志著中國詩歌從民間集體歌唱發展到詩人獨立創作的更高階段。

《 詩經》和楚辭，是后世詩歌發展的兩大源頭，在文學史上并稱“風騷”，共同開創了我國古代詩歌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并駕齊驅、融會發展的優秀傳統，并垂范于后世。

漢代前期，文人詩壇相對寂寥，民間樂府頗為活躍。

“樂府”原指國家音樂機構，后代將樂府所收集與編輯的可以配樂演唱的歌辭也稱為“樂府”。漢樂府民歌是漢樂府的精華。漢樂府民歌繼承《詩經》民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的現實主義傳統，多“感于哀樂，緣事而發”，通俗易懂，長于敘事，富有生活氣息，句式以雜言和五言為主，體現了詩歌藝術的新發展。

《陌上桑》與《孔雀東南飛》是漢樂府民歌中最優秀的作品，也是敘事詩的代表作。《孔雀東南飛》是我國詩歌史上第一篇思想性和藝術性高度統一的長篇敘事詩，凡353句，1 765字，被稱為“長詩之圣”、“古今第一首長詩”。

在漢樂府的影響下，文人五言詩逐漸發展成熟，其標志是東漢末年出現的《古詩十九首》。這是—組由寒門文人創作的抒情短詩，情調感傷，言短情長，委婉含蓄，質樸精練，被譽為“一字千金”、“實五言之冠冕”。

漢末魏晉時期，文學進入自覺時代：建安時代。

“世積亂離，風衰俗怨”，文人詩歌卻呈現了“五言騰踴”的大發展局面，以“三曹”父子和王粲等“建安七子”為中心組成鄴下文人集團。他們的詩作大多反映時代**和人民疾苦，抒寫個人理想抱負，具有“慷慨以任氣”、“志深而筆長”的風格，此即后世稱道的“建安風骨”。

建安詩歌以曹植和王粲的成就最為杰出。

魏晉之交，世風變易，“竹林七賢”是正始時期的代表詩人群體，其中阮籍、嵇康名聲最著，成就最高。

阮籍的82 首《詠懷詩》是我國第一部規模較大、內容豐富的個人抒情五言組詩，嵇康則開拓了四言詩的新境界。

西晉太康年間，詩壇上有“三張二陸兩潘一左”之稱。

陸機、張協、潘岳等人的作品追求麗辭縟采，開中國詩歌雕琢堆砌的流風；左思則獨樹一幟，繼承建安文學傳統，其《詠史》8首借詠史來抒懷，情調高亢，筆力矯健，有 “左思風力”之稱。東晉玄言詩泛濫一時，直到東晉末年陶淵明的出現，才使詩壇驟添異彩。陶詩多寫田園生活，風格自然沖淡，“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蘇軾語)，對唐代山水田園詩派有直接影響。

南北朝時期，南方的代表詩人有謝靈運、謝、鮑照等。

謝靈運開創了山水詩，實現了玄言詩向山水詩的轉變。謝受

其影響，正于描寫山水，與謝靈運合稱為 “大小謝”。鮑照擅用七言古體抒發憤世嫉俗之情，風格俊逸豪放，為唐代七言歌行的發展鋪平了道路。

北方最有成就的詩人是由南入北的庾信，他以剛健之筆寫鄉關之思，融合南北詩風，成為六朝詩歌的集大成者。南北朝樂府民歌足與漢樂府前后輝映。南朝民歌清麗婉轉，代表作是《西洲曲》；北朝民歌粗獷剛健，代表作是《木蘭詩》。

唐代是中國詩歌史上的黃金時代，詩體完備，流派各異，名家輩出，成就卓著。

“初唐四杰”(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和稍后的陳子昂，上承漢魏風骨，力掃齊梁宮體頹靡詩風，發出清新健康的歌唱，為唐詩的發展鋪平了道路。

盛唐時期首先出現兩大詩歌流派：

一是以王維、孟浩然等為代表的山水田園詩派，多摩山范水，抒寫閑情逸致，風格清新自然；

二是以高適、岑參、王昌齡等為代表的邊塞詩派，多寫邊塞風光和軍旅生活，或慷慨悲壯，或雄奇瑰麗。接著李白、杜甫橫空出世，被稱為我國詩歌史上雄視古今的“雙子星座”。

“詩仙”李白繼承和發揚中國詩歌的浪漫主義傳統，歌頌祖國大好河山，表現理想與現實的矛盾，感情奔放熾烈，風格豪放飄逸。

“詩圣”杜甫繼承和發揚傳統的現實主義精神，其詩廣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轉衰的時代風貌，被譽為“詩史”，感情內在深沉，風格沉郁頓挫。李、杜分別以其獨特的風格和極高的成就而成為澤被百代、彪炳千秋的偉大詩人。

安史之亂后，進人中唐時期，經過短期的過渡，唐詩呈現第二次繁榮。以白居易、元稹為代表，倡導了一場新樂府運動。他們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創作了《新樂府》、《秦中吟》等針砭時弊的諷喻詩。白居易的《長恨歌》、《琵琶行》是古代長篇歌行名篇，扣人心弦，傳誦至今。

與元白詩派追求平易通俗不同，以韓愈、孟郊為代表的韓孟詩派崇尚險怪，以散文手法作詩。此外各具藝術個性的詩人還有劉禹錫、柳宗元等。

中晚唐之交出現的“詩鬼”李賀，其詩冷艷深幽，恢奇詭譎，富有浪漫主義色彩。

晚唐之世，詩風趨于卑弱，感傷色彩較濃，惟杜牧、李商隱成就最高，有“小李杜”之譽。杜牧擅七絕，詠史懷古、抒情寫景，無不清新俊逸，風姿絕代。李商隱工七律，風格深情綿邈，綺麗婉曲，尤其是“無題”詩，更是意蘊雋永，興寄深微，沉博絕麗，獨擅勝場。

宋詩總體成就不如唐詩，但別開天地，自有特色。

對比而言，唐詩主情韻，開朗俊健，以境取勝；宋詩主理致，深幽曲折，以意勝。宋初詩人楊億、錢惟演等學李商隱，號西昆體。王禹俘、梅堯臣、蘇舜欽等反對西昆體，反對只講聲律辭藻與缺乏社會內容的流弊，奠定了宋詩健康發展的基礎.歐陽修倡導詩文革新運動，恢復關注現實的傳統，宋詩注重氣骨、長于思理的傾向愈益明顯。

北宋詩壇影響最大的是“蘇黃”。蘇軾是宋代文藝創作成就最為全面的作家，其詩說理抒情，自由奔放，發展了宋詩好議論、散文化的傾向。黃庭堅是江西詩派的宗主，注重詩歌語言的借鑒和創造，主張“點鐵成金”、“奪胎換骨”、“無一字無來處”，其詩宗尚杜甫，瘦硬生新，屬于江西詩派的還有陳師道、陳與義等人。

南宋詩人的杰出代表是“中興四大詩人”(陸游、尤袤、楊萬里、范成大)，他們都出于江西詩派，而終能自成一家。陸游是宋代偉大的愛國詩人，存詩近萬首，唱出了時代的最強音。南宋后期出現了“永嘉四靈”和江湖詩派，他們的作品現實感不強，詩格比較浮弱。到宋末，文天祥、汪元量等人的愛國詩篇，為宋代詩壇添上了最后一抹光彩。金代最杰出的詩人是元好問，其詩內容豐富，“沉摯悲涼，自成聲調”(趙翼語)。

由于北方少數民族樂曲傳人中原地區，元代出現了一種配合當時流行曲調清唱的抒情詩飼——散曲。與傳統詩詞相比，它大大擴展了表現范圍，形式更自由，語言更活潑，具有濃厚的市民色彩，給詩壇注入了一股清新空氣。

散曲包括小令和套數(套曲)兩種形式：小令是單支曲子，套數是由兩支以上屬同一宮調的曲子依次連綴而成。前期代表作家是關漢卿、馬致遠，其作品通俗平易，詼諧潑辣；

后期代表作家是張可久、喬吉，他們一改前期散曲的本色，趨于雅正典麗。

馬致遠的小令《天凈沙，秋思》、睢景臣的套曲《般涉調·哨遍·高祖還鄉》，是元散曲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明初，高啟、劉基等人的詩歌較有社會現實內容，但接著興起以朝廷輔弼大臣為首的“臺閣體”詩派，歌功頌德，空廓浮泛。

明中葉以后，以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 “前七子”和以李攀龍、王世貞為首的“后七子”，先后發起復古運動，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但他們盲目尊古，一味模擬，受到有識者的批評。

先有以歸有光為代表的“唐宋派”起而矯之，繼有以袁宏道為代表的“公安派”，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極大地沖擊了前后七子的復古主張。稍后的“竟陵派”鐘惺、譚元春等人，主張與“公安派”相仿，但追求幽深孤峭的詩風。

清初，遺民詩人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人的詩歌具有強烈的民族感情和愛國思想。

錢謙益、吳偉業等在清初詩壇影響很大。王士禎提倡“神韻”說，成為當時詩壇領袖。

清中葉以后，考據學風盛極一時，影響到詩壇，遠離現實、重視形式和以學問為詩之風大熾，唯鄭燮反映民情之作、袁枚直抒性情之作、黃景仁獨寫哀怨之作較有特色。道光、咸豐年間，內憂外患日益嚴重，龔自珍以詩為武器，揭露社會黑暗，抒發報國大志，成為近代詩歌史上開一代風氣的第一位大詩人，贏得了“三百年來第一流”的稱譽。

詞是配合燕樂演唱的新詩體，起源于民間，敦煌曲子詞是現存最早的民間詞。

中唐之后文人填詞者漸多，張志和、韋應物、白居易、劉禹錫等在作詩之余間或作詞。

晚唐溫庭筠是文學史上第一個大力作詞的人，他確立了詞體規范，開花間詞風，被稱為“花間鼻祖”。

五代時，西蜀和南唐成為詞的創作中心，第一部文人詞集《花間集》問世。西蜀韋莊名列花間，詞與溫庭筠齊名，并稱“溫韋”，以清麗疏朗見長。南唐馮延巳注重刻畫人物內心世界，抒寫個人生活感受，“開北宋一代風氣”(王國維語)。五代詞人中成就最高的是南唐后主李煜，他以詞寫自己的人

生際遇和真實性情，寫故國之思和亡國之痛，不事雕飾，緣情而行，語言樸素自然而又流轉如珠，王國維評云：“詞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為土大夫之詞。”

詞在宋代發展到了鼎盛時期，成為一代文學的主要標志。宋初詞家如晏殊、歐陽修等，主要還是沿襲晚唐五代詞風，寫的多半是個人的離愁別緒。范仲淹詞中的某些詞作開始呈現境界開闊、格調蒼涼的風格，給宋初時期的詞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時期的柳永對宋詞進行了第一次革新，創制并寫作了大量的慢詞，以寫相思旅愁見長，多用鋪敘和白描的手法，語言俚俗，富于平民色彩，產生了“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的廣泛影響。詞至蘇軾而又一變，蘇軾打破詩詞界限，擴大了詞的題材，提高了詞的意境，豐富了詞的表現手法，開創了豪放詞派，使詞擺脫了音律的束縛而成為獨立的抒情詩體。

北宋后期詞壇主流又復歸婉約，代表人物為秦觀、賀鑄、周邦彥。秦詞柔婉清麗，情辭兼勝，被奉為婉約派正宗，與黃庭堅并稱“秦七黃九”。賀詞筆調多變，剛柔相濟。詞至周邦彥再一變，體現了宋詞的深化與成熟。周邦彥精通音律，善作慢詞，以思力取勝，詞風典麗精工，對南宋格律派、風雅派詞人影響極大。

南北宋之交出現我國古代最優秀的女詞人李清照，創言淺意深、本色當行的“易安體”。她善于煉字煉意，擅長白描，令慢均工。前期詞多寫閨情相思，清俊曠逸；后期詞抒身世之感、家國之思，蒼涼沉郁。

南宋初期詞人如張元干、張孝祥、朱敦儒等，多親歷靖康之變，故以詞為武器，抒發愛國情懷，上承蘇軾，下啟辛派。辛棄疾是南宋最偉大的愛國詞人，主承蘇軾但取徑更廣，使宋詞的思想境界和精神面貌達到了光輝的高度，在詞的藝術表現手法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和發展。辛詞風格多樣，或壯懷激烈、豪氣逼人，或纏綿哀怨、清新活潑，尤能寓剛柔為一體。在辛棄疾的影響下，陳亮、劉過和稍后的劉克莊、劉辰翁等人形成了一個陣容強大的辛派愛國詞人群體。

在宋金對峙、政局相對穩定的南宋后期，出現了以姜夔、吳文英、史達祖、張炎、王沂孫等為代表的格律詞派。其中突出者要數姜夔、吳文英，他們同是宗法周邦彥，但姜詞清空騷雅，吳詞工致密麗。

詞至元明走向衰落，在清代呈中興氣象。清初，陳維崧效法蘇、辛之豪放，開“陽羨詞派”；朱彝尊推崇姜、張之清空，開“浙西詞派”；納蘭性德善作小令，長于白描，以情取勝，風調酷似后主李煜。清中葉后，以張惠言、周濟為代表 的“常州詞派”糾浙派之偏，論詞主比興寄托，重視詞的社會作用，其影響直達近代。

第四篇：北宋理學的建立與發展

第一章 北宋理學的建立與發展

第一節 周敦頤

一、周敦頤生平與著作

周敦頤，字茂叔，生于1017年，卒于1073年。道州營道人（今湖南道縣）。少而孤，養于其舅父龍圖閣學士鄭向家。景祐三年（1036年），二十歲，以其舅父鄭向“序例應蔭子，乃奏補，康定元年（1040年）母喪除服，為洪州分寧縣主簿，后長期任州縣小吏，善斷獄，作風精細嚴謹。《宋史·道學傳》：

為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薦之，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眾莫敢爭，敦頤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悟，囚得免。

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遷國子博士，通判虔州，道經廬山，愛其山水之勝。“因家廬山蓮花峰下。前有溪，合于溢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宋史·道學傳》）于溪上建濂溪書堂。故學者習稱他為濂溪先生，其學稱之為濂溪之學或濂學。

《宋史·道學傳》稱周敦頤： 博學行力，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

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序者謂“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于學者也。”

二、濂溪先生之人格風貌與思想地位

（1）尋孔顏樂處

《宋史·道學傳》曰：

掾南安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為學知道，因與為友，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矣。故顥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后，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通書·顏子第二十三》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

夫富貴，人之所愛者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 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亡其小焉爾。

見其大則心泰，心泰者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言子亞圣。

（2）窗前草不除——生生之德與自然情懷

《宋元學案·卷十二》：

周茂書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佛法金湯編》：

佛印住鸞溪，敦頤謁見，相與講道。問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禪門何謂無心是道？”師曰：“疑則別參。”公曰：“參則不無，畢竟以何為道？”師曰：“滿目青山一任看。”公有省，一日忽見窗前草生，乃曰：“與自家意思一般。”

黃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

（3）思想地位

《宋史·道學傳》

文王、周公既沒，孔子有德無位，既不能使是道之用漸被斯世，退而與其徒定禮樂，明憲章，刪《詩》，修《春秋》，贊《易象》，討論《墳》、《典》，期使五三圣人之道昭明于無窮。故曰：“夫子賢于堯、舜遠矣。”孔子沒，曾子獨得其傳，傳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沒而無傳。

兩漢而下，儒者之論大道，察焉而弗精，語焉而弗詳，異端邪說起而乘之，幾至大壞。千有余載，至宋中葉，周敦頤出于舂陵，乃得圣賢不傳之學，作《太極圖說》、《通書》，推明陰陽五行之理，命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

朱熹《像贊》曰：

道喪千載，圣遠言湮，不有生覺，孰開后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二、《太極圖說》“無極而太極”的宇宙論

（1）《太極圖》之淵源

朱震曾說：“濮上陳摶以《先天圖》授種放，放傳穆修，??修以《太極圖》傳周敦頤，敦頤穿程顥、程頤。”（《宋史·儒林傳·朱震》）

一般認為，《太極圖》源于道教系統的《無極圖》或《太極先天圖》。

（2）《太極圖說》的內容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自注：圣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靜（自注：無欲故靜），立人極焉。故圣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兇。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兇。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 至矣。

（3）周敦頤的宇宙發展圖示：無極而太極——陰陽——五行——人與萬物

“無極”是其宇宙論的出發點，它自身寂然不動，獨一無二，但它派生“太極”，“太極”生陰陽，由陰陽而生五行，由五行而生人與萬物。

（4）太極動靜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首先，太極之運動是陰陽產生的根源。

其次，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互為其根，動靜之間對立統一，循環往復。再次，動而不失其靜，用而不離乎體也。

（5）主靜立人極

圣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

所謂“人極“，即道德的極致，即中正仁義。主靜：無欲故靜。

無欲主靜，乃濂溪之學的功夫論。

三、《通書》論誠體

朱熹：“蓋先生之學，其妙懸于《太極》一圖，《通書》之言，乃其綱領也。《通書》共二十九章。

《誠上·第一章》：

誠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這是以《中庸》之“誠”合釋《易傳》之《乾彖》。

《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天之道以誠為體，人之道以誠為本，為工夫。

周敦頤認為，乾道變化及宇宙的變化流行不過是一誠體之流行。

（1）“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

萬物的創生，乃誠體之發用，為其開始。

（2）“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

萬物成始成終的過程，為誠體之實現。

（3）“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由“元亨”說誠之通達萬物，由“利貞”說誠之成就萬物，誠體貫徹始終，無間朗現。

周敦頤以“誠”為本的理論，將“誠”作為“天道”本體，將儒家倫理天道化、本體化，開宋明理學的先河。

第五篇：石油化學工業的發展簡述

石油化學工業的發展簡述

石油化工的發展與石油煉制工業、以煤為基本原料生產化工產品和三大合成材料的發展有關。石油煉制起源于19 世紀20年代。20世紀20年代汽車工業飛速發展，帶動了汽油生產。為擴大汽油產量，以生產汽油為目的熱裂化工藝開發成功，隨后，40年代催化裂化工藝開發成功，加上其他加工工藝的開發，形成了現代石油煉制工藝。為了利用石油煉制副產品的氣體，1920年開始以丙烯生產異丙醇，這被認為是第一個石油化工產品。

20世紀50年代，在裂化技術基礎上開發了以制取乙烯為主要目的的烴類水蒸汽高溫裂解 簡稱裂解）技術，裂解工藝的發展為發展石油化工提供了大量原料。同時，一些原來以煤為基本原料（通過電石、煤焦油）生產的產品陸續改由石油為基本原料，如氯乙烯等。

在20世紀30年代，高分子合成材料大量問世。按工業生產時間排序為：1931年為氯丁橡膠和聚氯乙烯，1933年為高壓法聚乙烯，1935年為丁腈橡膠和聚苯乙烯，1937年為丁苯橡膠，1939年為尼龍66。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石油化工技術繼續快速發展，1950年開發了腈綸，1953年開發了滌綸，1957年開發了聚丙烯。

石油化工高速發展的原因是：有大量廉價的原料供應（50-60年代，原油每噸約15美元）；有可靠的、有發展潛力的生產技術；產品應用廣泛，開拓了新的應用領域。原料、技術、應用三個因素的綜合，實現了由煤化工向石油化工的轉換，完成了化學工業發展史上的一次飛躍。20世紀70年代以后，原油價格上漲（1996年每噸約170美元），石油化工發展速度下降，新工藝開發趨緩，并向著采用新技術，節能，優化生產操作，綜合利用原料，向下游產品延伸等方向發展。一些發展中國家大力建立石化工業，使發達國家所占比重下降。1996年，全世界原油加工能力為38億噸，生產化工產品用油約占總量的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