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取消農業稅不如“稅轉租” 三農問題再進言

土地產權矛盾為何重現

今年以來，全國有8個省市自治區基本取消了農業稅，全國大多數省農業稅率一般都減到5%以下了，農民種地的負擔相對2000年減少了70%；而另一方面，糧食等農產品又大

一是大量的農民工返鄉種地，一時間廣東、福建出現了招工難。這既不利于城市經濟發展，也不利于農村經濟發展；

二是過去的拋荒地，由村委會轉包給其他農戶承包，現在外出打工的人回來要自己的土地，而占用地的人以合同沒有到期為由不同意給地；

四是隨著農業稅的取消，農民種地不交錢了。那么，村民自治的財政基礎在哪里？村集體作為土地的所有者其權益如何體現？土地是村民共同所有的生產資料，村民作為集體成員，在處置共同產權方面如何體現權利？土地實際上還承擔著農民的社會保障，在國家沒有提供失地農民社會保障的情況下，集體的土地有無必要承擔社會保障功能，該如何實現？農村內部的公益事業和農業基礎設施怎么辦？這些問題都不能回避。

取消農業稅不如“稅轉租”

政府不要種地的農民交錢了，村委會和村民可不可以說不呢？

農民種地再不要交任何負擔，這似乎成為學者專家的共識了。筆者最近到貴州、江西、江蘇、安徽、湖北、河北等地，接觸了很多鄉村干部和農民，他們對取消農業稅是贊同的，對種地不交錢一說是非常不贊同的。筆者認為基層的不同聲音是很有道理的，農民種地一定要交費。第一，土地承包一定30年或50年不變的政策，導致農民占用土地極不平衡，不收費就無法體現公平。特別是貧困的地方，土地依然是生存的唯一資料，不占用土地的農民如果得不到相應的補償，就等于他們的基本生存權被剝奪了，這是違反憲法的（《土地承包法》必須盡快修改）；第二，土地屬于村民集體所有，不收費就無法體現所有者的權益；第三，村委會作為村民自治組織，必須要有自治的財政基礎和財產權基礎；第四，村集體經濟組織要為村民提供公共服務—水利、道路、技術服務、合作互助、發展基金、五保照顧等，必須擁有一定的資源；第五，農民放棄土地的權益進城發展，必須要拿一筆錢加入城市社會保障體系，這筆錢從哪里來，應該由村集體經濟組織轉移支付—從地租或承包費中支付。

時下在減農業稅的同時，要研究“稅轉費”或“稅轉租”的相關政策。種地的農民一定要向村集體交納承包費或地租，租金或承包費收多少、怎么收、怎么管、怎么分配，以及未來的農村養老制度、合作醫療制度、義務教育制度、村民自治制度、合作互助制度、農村人口轉移制度等等，都必須加緊研究、統籌安排。

稅轉租后，民間會獲得很大的一塊經濟資源—每年至少500億以上。用好這500億就能解決以前想解決而又沒有解決的問題。如果沒有這500億，農村也許會派生更多的問題，更難以治理。

還土地權益于民

對絕大多數中西部農村來說，土地是村民自治組織的唯一公共財產。如果村民自治組織對土地沒有任何的掌控權利，其自治功能就無法實現了。國家規定土地承包必須30年不變，像貴州等地本來就有20年沒有變了，再來一個30年不變就是50年不變了。貴州好多的村子現在就出現了這樣的情況，20％的家庭基本沒有地，20％有地的家庭進了城，沒地的村民成了城里人（進城村民）的佃戶（一般每畝交300斤租子），城里“地主”有些還是國家干部。進了城的“地主”既不參加村內的公共事業建設，也不參與村民自治范圍內的一切事務；20％的佃戶名義上是村民，但實際上不是村民—既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也不是法定的承包人；村委會根本沒有任何自治功能，只是承擔一點政府管制村民的職能（如計劃生育）。

問題就出在《土地承包法》，它剝奪了村集體的村民土地所有者的權利，也剝奪了村民組織的自治權利，《憲法》、《村組法》和《土地承包法》必須統一到“土地集體所有—村民共同共有”和“自治組織成員是土地的主人”的原則上來。任何人一旦不履行村民義務，不再是村集體成員，其土地所有權應有條件歸還村集體（可補償3～5年的土地收益）。要修改《土地承包法》，還權于民。

信用社：官辦不如村辦

農村信用社對農村經濟發展作用重大，國家很重視農村信用社的改革。但現在官辦的農村信用社缺乏農民的參與，怎么改都難以解決信用服務遠離小農（所謂的信用低）的本性。讓農民的土地成為信用資本，是增加農村投入、活躍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的最現實的選擇。國家應該成立土地銀行，村一級應該成立土地信用社。村級信用社可以以村民的土地作抵押在國家土地銀行貸款，村民可以用自己的份額土地作抵押在村土地信用社貸款。村級土地信用社由村民民主管理，利息收益用于村內公共事業和補貼社會保障，村民進城放棄土地所有權，村土地信用社可以墊付資金。

讓土地產權實現

社會保障功能

農民的土地是當今中國價值最大的財產，其顯性和隱性的巨大產權收益如果被社會強勢瓜分，中國改革開放的事業就將壽終正寢；如果用來建立農民的社會保障制度，中國改革開放的事業還會揚帆遠行。

慎言私有化

現在農村公共服務的提供主要有兩個主體。一個是國家，如六小建設、教育和合作醫療補貼等；另一個是農民集資—所謂的一事一議。國家增加對農村基礎設施和基本教育醫療的投入是必要的，但村內的公共服務（道路、水利、文化、體育等建設及其維護），國家短期內難以提供，必須依靠村民自己解決。如何解決呢？對絕大多數村莊而言，現實的選擇當然是用村民共同共有的土地產權收益解決，國家可以適當補貼。

如果土地承包費按5%收取，每年是500億，可以從中拿100～150億做村內的公共服務（取消一事一議），國家可以拿出50億進行補貼。

現在主流的改革思想就是私有化，就像國有企業和鄉鎮企業改革一樣——一賣了之。用這樣的改革思路指導農村改革是非常危險的。企業改革將數千萬的人推向社會（實際上交給政府），企業家倒是輕裝上陣了，可是累死了政府。如果再將數億的農民推向社會，那就是將中國推向危險的深淵。

第二篇：三農問題再進言

三農問題再進言

土地產權矛盾為何重現

今年以來，全國有8個省市自治區基本取消了農業稅，全國大多數省農業稅率一般都減到5以下了，農民種地的負擔相對2000年減少了70；而另一方面，糧食等農產品又大幅漲價。以稻谷為例，每公斤由1元漲到了1.7元，漲幅70。而農業生產資料的漲價幅度只有20～30。這樣一來，種1畝地的收入

相對2000年增加了500元以上。由此誘發了一系列潛在的矛盾：

一是大量的農民工返鄉種地，一時間廣東、福建出現了招工難。這既不利于城市經濟發展，也不利于農村經濟發展；

二是過去的拋荒地，由村委會轉包給其他農戶承包，現在外出打工的人回來要自己的土地，而占用地的人以合同沒有到期為由不同意給地；

三是1997年第二輪承包時，由于當時種地收益微小，所以很多地方沒有按照中央規定調整土地。20多年沒有調地的地方出現了土地占用嚴重不平衡的現象。占地少的農民要求重新分配土地或分享土地收益，理由是土地集體所有，我是集體成員；占地多的農民認為，農民負擔政策中央有規定，調整土地必須遵守30年不變的政策，雙方矛盾日益尖銳化。在貧困地區，占地越多的人，越有能力進城，越是占地少的人越沒有能力進城，這樣就出現了地主與佃戶的關系。佃戶是村集體成員，卻沒有集體土地；而進城人不是集體成員（有的成了國家干部），不盡村民義務，卻擁有集體土地，還成為村里的“地主”。《土地承包法》無法解釋和處置農村發生的社會實踐；

四是隨著農業稅的取消，農民種地不交錢了。那么，村民自治的財政基礎在哪里？村集體作為土地的所有者其權益如何體現？土地是村民共同所有的生產資料，村民作為集體成員，在處置共同產權方面如何體現權利？土地實際上還承擔著農民的社會保障，在國家沒有提供失地農民社會保障的情況下，集體的土地有無必要承擔社會保障功能，該如何實現？農村內部的公益事業和農業基礎設施怎么辦？這些問題都不能回避。

取消農業稅不如“稅轉租”

政府不要種地的農民交錢了，村委會和村民可不可以說不呢？

農民種地再不要交任何負擔，這似乎成為學者專家的共識了。筆者最近到貴州、江西、江蘇、安徽、湖北、河北等地，接觸了很多鄉村干部和農民，他們對取消農業稅是贊同的，對種地不交錢一說是非常不贊同的。筆者認為基層的不同聲音是很有道理的，農民種地一定要交費。第一，土地承包一定30年或50年不變的政策，導致農民占用土地極不平衡，不收費就無法體現公平。特別是貧困的地方，土地依然是生存的唯一資料，不占用土地的農民如果得不到相應的補償，就等于他們的基本生存權被剝奪了，這是違反憲法的（《土地承包法》必須盡快修改）；第二，土地屬于村民集體所有，不收費就無法體現所有者的權益；第三，村委會作為村民自治組織，必須要有自治的財政基礎和財產權基礎；第四，村集體經濟組織要為村民提供公共服務—水利、道路、技術服務、合作互助、發展基金、五保照顧等，必須擁有一定的資源；第五，農民放棄土地的權益進城發展，必須要拿一筆錢加入城市社會保障體系，這筆錢從哪里來，應該由村集體經濟組織轉移支付—從地租或承包費中支付。

時下在減農業稅的同時，要研究“稅轉費”或“稅轉租”的相關政策。種地的農民一定要向村集體交納承包費或地租，租金或承包費收多少、怎么收、怎么管、怎么分配，以及未來的農村養老制度、合作醫療制度、義務教育制度、村民自治制度、合作互助制度、農村人口轉移制度等等，都必須加緊研究、統籌安排。

稅轉租后，民間會獲得很大的一塊經濟資源—每年至少500億以上。用好這500億就能解決以前想解決而又沒有解決的問題。如果沒有這500億，農村也許會派生更多的問題，更難以治理。

還土地權益于民

對絕大多數中西部農村來說，土地是村民自治組織的唯一公共財產。如果村民自治組織對土地沒有任何的掌控權利，其自治功能就無法實現了。國家規定土地承包必須30年不變，像貴州等地本來就有20年沒有變了，再來一個30年不變就是50年不變了。貴州好多的村子現在就出現了這樣的情況，20％的家庭基本沒有地，20％有地的家庭進了城，沒地的村民成了城里人（進城村民）的佃戶（一般每畝交300斤租子），城里“地主”有些還是國家干部。進了城的“地主”既不參加村內的公共事業建設，也不參與村民自治范圍內的一切事務；20％的佃戶名義上是村民，但實際上不是村民—既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也不是法定的承包人；村委會根本沒有任何自治功能，只是承擔一點政府管制村民的職能（如計劃生育）。

問題就出在《土地承包法》，它剝奪了村集體的村民土地所有者的權利，也剝奪了村民組織的自治權利，《憲法》、《村組法》和《土地承包法》必須統一到“土地集體所有—村民共同共有”和“自治組織成員是土地的主人”的原則上來。任何

人一旦不履行村民義務，不再是村集體成員，其土地所有權應有條件歸還村集體（可補償3～5年的土地收益）。要修改《土地承包法》，還權于民。

信用社：官辦不如村辦

農村信用社對農村經濟發展作用重大，國家很重視農村信用社的改革。但現在官辦的農村信用社缺乏農民的參與，怎么改都難以解決信用服務遠離小農（所謂的信用低）的本性。

讓農民的土地成為信用資本，是增加農村投入、活躍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的最現實的選擇。國家應該成立土地銀行，村一級應該成立土地信用社。村級信用社可以以村民的土地作抵押在國家土地銀行貸款，村民可以用自己的份額土地作抵押在村土地信用社貸款。村級土地信用社由村民民主管理，利息收益用于村內公共事業和補貼社會保障，村民進城放棄土地所有權，村土地信用社可以墊付資金。

讓土地產權實現社會保障功能

隨著國家財政對三農的傾斜，農民的社會保障開始納入議事日程。這當然是好事，但靠政府財政建立覆蓋全體農民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似乎也是難以實現的。比較現實的選擇是：主要靠農民土地的產權收益建立覆蓋全體農民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同時輔之以國家財政補貼。土地產權的三大塊收益完全可以建立起覆蓋全體農民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一是農業用地改為非農業用地的增值收益（每年不少于1000億，拿出500億搞農村社會保障）；二是農村土地承包收益（5％每年也有500億以上，拿出200億搞農村社會保障）；三是土地銀行和土地信用社的經營收益（每年不少于500億，拿出200億搞農民社會保障應該不成問題）。這三筆加起來，每年是900億，如果國家每年補貼500億，那就是1400億。相當于每個農民每年約200元。如果重點解決養老保障問題，人均年可用資金在600元以上。應該說用農民的土地產權實現農民的社會保障功能是完全可以操作起來的。

農民的土地是當今中國價值最大的財產，其顯性和隱性的巨大產權收益如果被社會強勢瓜分，中國改革開放的事業就將壽終正寢；如果用來建立農民的社會保障制度，中國改革開放的事業還會揚帆遠行。

慎言私有化

現在農村公共服務的提供主要有兩個主體。一個是國家，如六小建設、教育和合作醫療補貼等；另一個是農民集資—所謂的一事一議。國家增加對農村基礎設施和基本教育醫療的投入是必要的，但村內的公共服務（道路、水利、文化、體育等建設及其維護），國家短期內難以提供，必須依靠村民自己解決。如何解決呢？對絕大多數村莊而言，現實的選擇當然是用村民共同共有的土地產權收益解決，國家可以適當補貼。

如果土地承包費按5收取，每年是500億，可以從中拿100～150億做村內的公共服務（取消一事一議），國家可以拿出50億進行補貼。

現在主流的改革思想就是私有化，就像國有企業和鄉鎮企業改革一樣——一賣了之。用這樣的改革思路指導農村改革是非常危險的。企業改革將數千萬的人推向社會（實際上交給政府），企業家倒是輕裝上陣了，可是累死了政府。如果再將數億的農民推向社會，那就是將中國推向危險的深淵。

第三篇：取消農業稅(參考)

取消農業稅后農村面臨的新問題及對策 ? 取消農業稅、增加糧食直補，加大農業投入，是中央的一項惠農工程；也是一項德政工程。全國農民無不拍手稱快。這一政策的出臺，對徹底根治農民負擔過重，加快農村發展步伐，緩解農村矛盾，有著非常重大的意義。但在舉國上下一片歡呼的同時，我們也應該很清醒地看到，取消了農業稅，不等于就解決了農村所有的矛盾，反之，伴隨著也出現一些新的問題。譬如一味良藥，雖有好的藥效，但也必有一定的負面效應，如果沒有一些好的藥物配伍，難以起到更好的作用。取消農業稅后，農村出現了一些新的問題：一．稅費尾欠越來越難征收。稅費尾欠一直是鄉村干部感到非常頭疼的問題，也是鄉村負債、農民負擔過重的主要因素。在農村，幾乎每個村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農民拖欠稅費的現象，一個人口不到上千人的村，甚至可以欠稅費近40萬！可見，這些農民多年就根本沒交任何稅費，長期喊的農民負擔過重，其實對他們并無大礙。稅費尾欠收不上來，基層政府不得不組織龐大的力量來征收，增大了行政成本，也更加重了農民負擔，形成惡性循環。事實上，真正的鄉村負債，并沒有包含農民所欠的稅費往來，一旦這些往來不收或收不上來，鄉村負債的數目是相當驚人的。取消各種稅費后，中央規定，稅費改革前的上繳尾欠暫停清收，只是緩解了一部分真正困難群眾的矛盾。其實欠稅的不完全是困難群體，是這樣四種人：一是富裕戶，這些人長期舉家外出，靠在外面打工或經商賺了錢，在外定居或長時間不回，鄉村干部根本無法收到他們的稅費；二是刁難戶。用鄉村干部的話說，就是“釘子”戶。這些人無理取鬧，惡意拖欠，把政府對干部稅費征收規定的“幾不準”看成是自己的保護傘，鄉村干部對這些人總是束手無策；三是攀比戶。稅費征收過程中總會有種怪現象：沒欠的向欠得少的看齊，欠得少的向欠得多的看齊。這些人惟恐自己吃虧，相互攀比；四是困難戶。主要是經濟收入不高的農戶，五保戶，受災戶等，這部分人一般在農村占的比重并不大。稅改前稅費的緩收，使稅改后的農業稅更難征收，在群眾的潛意識中，好象是以前的尾欠不準收了或根本不收了，大大挫傷了以前踴交稅費的部分群眾的積極性。現在農村的公益事業籌資就遇到了很大的困難：以前沒欠稅費的，他們根本就不交了，用他們的話說，別人欠那么多都沒問題，我們自然用不著再犯傻了。而欠得多的呢？也就干脆破罐子破摔，反正是還不完債，干脆也拒交。稅費尾欠，是寄生在鄉村基層的惡性腫瘤，不及時醫治或徹底根治，必將引起一系列的并發癥。

二．公益事業越來越難組織。近兩年，政府雖然加大了農業投入，但要真正搞好農村公益事業，目前靠的主要還是農民自己。各種稅費取消后，農村允許收的就只有“一事一議”。有些地方規定，一事一議收費的原則是“有事就議，無事不議”，必須征得大多數人同意，而且最高不超過人平15元。這個規定看起來很簡單，其實鄉村干部很難操作。矛盾主要有三：一是程序有矛盾，必須要大多數人同意才行，這“大多數”人怎么界定？一個組的“一事一議”商定，“大多數人”是指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人呢？還是指實際人口數？或者到會人數？個別人為了個人利益不同意又怎么辦？實際上在農村只要有個別人不出錢，事情就很難辦成，所謂的議事其實也是一紙空文。筆者所在的村民小組，準備硬化公路，僅僅只有幾戶不同意，至今只好擱淺；二是方案有矛盾，比如農村的許多機耕路，是為農田服務的，修路籌資自然按田分攤。如果按人分擔，那些人多田少的自然不干，本來30年不變的農田承包政策使許多人及時分不到田，這部分人本身就吃了虧，再加重其負擔也不合情理，何況有些地方按田分擔根本沒有矛盾，政府又何必去強加一個按人收取，強行扣上一個“負擔不合理”的帽子？三是數目有矛盾，比如筆者所在的村，經村民代表會議決定硬化村主干道3.8公里，共需資金53.2萬元，政府撥款34.2萬元，尚差19萬元。我村共有人口850人，按人平收取15元計算，共可收1.275萬元，如果按此速度收取，共需15年。而實際上，村里居民的生活水平兩年要籌集這筆錢根本沒問題，但是于法不容。

三．土地糾紛越來越難處理。前幾年，為了調動農民種糧積極性，政府提倡土地延包30年不變。其實那時侯由于各種負擔太重，農民根本就不愿意要田地，大多數農民都拒簽合同。為了響應上面的政策，鄉村干部只好造假合同應付上面的檢查。田土多的農戶紛紛擱荒，欠下一大筆稅費。而田土少的農戶，更不愿攬個包袱。人地分配相當不均衡。農業稅取消后，什么負擔幾乎沒有了，中央還有一系列的補助，各地開始出現爭地現象。人多地少的要求分地，人少地多不愿意拿出來，這時候他們拿出政策來保護自己：30年不變啊。特別是一些農村的新生兒，如果說以前人多地少的農戶是自違的話，那么這些新生兒，是誰剝奪了他們半生享有土地的權利？還有征地矛盾，以前農民覺得土地是種累贅，只要減免他們的負擔，地價都沒有過高的要求，現在他們覺得土地艱貴了，不再輕易轉讓土地。一些地方必要的建設征地，就成了難題。比如某鄉某村有兩個組，一個組稅改前農民征收的土地價是水田5000元/畝。據說依據是按每年農業稅及附加稅最高100元/畝估計，50年政府應該收5000元。本來農民要交稅的，這下不但不交，還有收益，皆大歡喜。另一個組是免稅后征地的，農民都知道打算盤了：現在糧價翻倍了，每畝包括政府的各種補助至少收益900元左右。50年就要4.5萬元哦，并且還意味著永遠失去田地。所以他們索要高價！而前一個組的群眾想不通啊，只相差一年時間，他們感覺自己太吃虧了，又紛紛去強行奪回自己的田地。現在許多地方都出現已被征地農民索要田地現象，基層政府很難應付。

四．基層組織越來越難運轉。很長一段時間，稅費收入一直是鄉村基層組織經費的重要保證。取消各種收費后，鄉村組織已是舉步為艱。鄉鎮干部以前的待遇主要靠工資收入和鄉鎮補貼。現在大部分鄉鎮沒有了經濟收入，干部也就不可能發多少補貼。光靠工資收入的鄉鎮干部自然成了困難戶。就拿我鄉來說，干部工資最高的也就1500多元，最低的只有700多。而當地農民在外打工的平均工價是1800元/月。造成鄉鎮干部大多不安心于本職工作。特別是鄉村債務，已成為基層政府極不穩定的隱患。現在幾乎所有的鄉鎮都有債務，一般的都有好幾百萬！不要談償還債務，正常的辦公都已無法運轉。個別鄉鎮，已到了干部食堂都無法保證的地步。雖然上級政府在極力想辦法化解鄉村債務，問題是這樣的體制下去，繼續增長的債務又怎么辦？如果不能對癥下藥，恐怕永遠會有化解不完的鄉村債務。另外，公益事業也成為鄉鎮一個極為頭疼的問題，在村里，還可以搞一事一議多少籌點，但鄉鎮又上哪里去籌？以前在鄉鎮，暗地里都有一個這樣的規矩：鄉鎮每年在上繳的費用中，要拿出一部分獎勵村干部，村干部倒是尚能聽命于鄉鎮政府。沒有了這些費用，鄉村矛盾也逐步顯露出來。實行村民自治后，鄉鎮對村干部沒有任免權，沒有了經濟往來，許多村干部有了占山為王的思想。有人把一些資力較老的村支書叫做“土皇帝”。凡事他不聽上級指揮。而你又無可奈何。現在鄉鎮布置村干部工作任務，幾乎沒人聽。就連農民負擔卡，包村干部都只好自己幫村干部填寫、發送、張貼。

筆者通過對鄰近幾個鄉鎮的調查，發現這些矛盾比較尖銳。怎樣來解決？個人認為要做好以下幾點：

一．稅費尾欠要合理征收。稅費尾欠的成因比較復雜，各地差異不同，實際情況不盡相同，只能因地而異。“收”、“消”、“減”、“免”。“收”就是對有償還能力、惡意拖欠的農戶依法清收；“消”就是鼓勵有勞力剩余的農戶以勞代資，既減輕了農戶負擔，又增加了集體收益，第一年共用這種形式鼓勵村民荒山造林200多畝，不僅收回上繳2萬多元，而且10年之后集體可創收200多萬元；“減”就是召開村民代表會，討論減免部分受災戶的稅費；“免”就是用同樣的方式免去個別特困戶的稅費；

二．公益事業要合理規范。由于鄉村債務沒有化解到位，各種稅費又不準收，許多村只好在“一事一議”上開口子。而上面往往只強調標準，只要不觸“高壓線”，而忽略監督。許多村干部按照上面的要求，造假會議記錄，假村民代表簽名以達到其目的。“一事一議”的征收應該法制化，讓執行者有法可依。在人地矛盾沒有解決的前提下，征收的方案必須因地而異，否則不但不能解決矛盾，反之會激發矛盾。對于一些經濟條件較好的地方，經過村民代表的同意，和上級組織的審核，要允許特例存在，否則會制約一些地方的發展。

三．土地矛盾要合理完善。政府應該逐步探索新的形式下新的土地政策。雖然農民對土地只有使用權，但實際上農民擁有了所有權。如果農民不同意，誰敢強行征地？農民的宅地基誰敢侵占？承包期滿后外地居民誰敢來承包？城里的一些無業居民，同是國家公民，為什么就不能享受這一優越的國家資源？還有一些矛盾，比如一些企業征了農民的地，經營期限是50年。50年后怎么辦？如果企業不再續征了，農民面對那些鋼筋水泥如何耕種？假如企業續征，農民有意天價又怎么辦？要解決這些問題，政府必須逐步探索實行農村土地私有化，讓土地可以流轉。會經營的農民可以進城定居，城里的失業者可以到農村買地耕種。同時，農民還可以根據自己的特長相互流動。這樣可以有效緩解城鎮的失業壓力，可以有效利用自然資源，減少土地閑置。同時可以避免農村長期存在的人地矛盾。

四．基層組織要合理設置。現在鄉鎮隊伍的龐大，與早些年農民負擔過重有很大的關系，稅費收不上來，鄉鎮就不得不增加人手。以前鄉鎮干部的工作主要以稅費收繳為主，取消稅費后，鄉鎮人員明顯多余。許多鄉鎮干部面臨失業。許多地方在喊鄉鎮政府由“命令型”向“服務型”轉變，實際上是一種害怕失業的恐慌的托辭。鄉鎮干部大多來自于高等院校，許多人根本沒種過田，又怎樣去指導種田？許多人根本就沒經過商，又怎么能去指導農民發家致富？與其讓許多人都坐在一起吃不飽，不如分一部分人出去另尋門路。村干部人員同樣過剩，鄉鎮、村組合并迫在眉睫，鄉村干部職數精簡迫在眉睫。另外，還應該改變村干部的任免方式，和村干部薪酬的發放形式，其他村干部必須按績論酬，以確保政令通暢。

第四篇：取消農業稅

取消農業稅，中國歷史上的壯舉

溫家寶總理3月5日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關于“五年內取消農業稅”的鄭重宣布，像一聲響徹云天的春雷，在遼闊的中國農村、牧區的每個角落回蕩。對9億中國農民來說，再沒有比這條消息更令他們激動和感動的了。他們將永遠記住這一天，歷史將記載這一天。

在漫長的中國農業社會歷史上，政府收繳農業稅、農民交納農業稅從來都是天經地義的。各朝各代，只有過局部減輕包括農業稅在內的稅賦的舉措，從來沒有在全國范圍內取消農業稅的先例。共和國成立后50多年里，特別是最近十幾年為減輕農民負擔做了許多努力，但農業稅政府還是得收，農民也還是得交。溫總理這一宣布，五年后中國農民將告別交農業稅的歷史，這是本屆政府做的一件前無古人的事，是天大的德政。

我國多年來農業稅穩定在500億元左右，2002年僅占全國稅收的2.6%，每個農業人口不到60元，對政府、對農民似乎都不是一個不堪重負的大數目。但政府保留還是取消這項稅收，其影響卻遠遠超過這個數字本身。

取消農業稅，是項使每個農戶都受益的根本性舉措。“60”塊錢，對城里人，對有錢人來說，是不值一提的區區小數。但在當今中國的不少農民眼里，每個人口交60元也不是一件簡單事。五口之家一年要交300元，他種那幾畝地去掉化肥、種子、農藥、水費等各項開支，又能掙幾個300元呢？再說，300元可能維持一家兩三個月的最低生活呢。問題還不在這里。因為有農業稅，就給其他五花八門的費稅“搭車”提供了平臺，這樣幾倍于農業稅的負擔就會落到農民肩上。五年后取消農業稅，其他費稅“搭車”的平臺也隨之失去，農民將從一反一正中大大獲益，黨和政府減輕農民負擔的政策也因此才能真正落到實處。

取消農業稅，體現了黨和政府執政為民，扶持社會弱勢群體的施政理念。9億農民是中國人口的大多數，又是收入增長最緩慢、生活最艱難的社會弱勢群體。目前，農業發展滯后，城鄉差距擴大。農業、農村、農民的狀況，直接關系到全國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加入WTO后，我國農民又多了一層國外優勢農業競爭的強大壓力，處境更為艱難。西方發達國家平均每個農業工人擁有1000畝耕地，還從政府那里獲得補貼。相比之下，我國小規模的、分散的農業處于十分不利的地位。新一屆中國政府充分體察農民的境況，毅然取消農業稅，可以說是現

實條件下對“三農”最強有力的扶持。這項政策必將激發農民積極性的提高，推動農村經濟的新一輪發展。農業這個國民經濟基礎發展了，穩固了，也必將有利于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穩定。

取消農業稅，實行鄉鎮財政與稅收脫鉤，將緩和和改善多年來因收農業稅以及其他攤派費用而造成的不少地方農民與基層組織、基層干部關系的緊張，有利于基層干部集中精力帶領農民致富，有利于重建基層干部和農民的和諧關系，有利于農村的穩定。

取消農業稅，必將推動農村改革的進一步深化。五年后，鄉鎮的財政負擔將通過國家財政支付轉移來解決，這必然要求縣鄉鎮要精簡機構、裁減“臃腫”人員，有些地方也可能根據情況對鄉鎮做必要的合并調整。農村基層干部的素質將得到優化和提高。

取消農業稅，是改革開放帶來的一項巨大成果。現在農業稅雖然只占國家稅收總額百分之二點幾，但五年后這筆稅收不但沒有了，國家還要從財政中拿出一筆錢來支付農村基層的財政開支，這一反一正給國家增加了不小的負擔。取消農業稅，在以前即使想做也是難以做到的。但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經濟迅猛發展，國力明顯增強，財政收入大幅度增加，使國家完全具備了取消農業稅而不至于影響國家全局發展的能力。

第五篇：取消農業稅

對取消農業稅的理論思考

周東明

【摘要】取消農業稅，對于提高農民的勞動積極性，鞏固農業的基礎地位，提高我國的綜合國力，意義非常重大。本文從經濟常識、哲學常識、政治常識三個方面，說明了取消農業稅的意義。

【關鍵詞】取消；農業稅；思考

2005年12月29日全國人大第19次常委會會議，以高票通過廢止《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征收條例》。這是自1958年實行農業稅以來，我國首次廢止。從2006年開始，歷經2600年的皇糧國稅被廢除。農業稅的廢除，9億農民舉天同慶，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有利于增加農民收入，鞏固農業的基礎地位，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作以下思考：

從經濟常識看：

（1）市場經濟具有弱點和缺陷，必須進行國家宏觀調控。市場能夠有效的配置資源，但造成資源的浪費。為了避免這種浪費，國家進行宏觀調控。取消農業稅，就是國家運用經濟手段進行調控，保護農民的經濟利益的一種措施。

（2）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以實現共同富裕為根本目標。我國是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國家，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是結合在一起的。取消農業稅，有利于增加農民收入，減少支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實現共同富裕。

（3）我國的分配制度是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實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在我國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實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調動了勞動積極性，增加了收入。但造成了過大的貧富差距。因此，我國及時取消農業稅，可以減少農民的支出，有利于實現公平，維護廣大低收入人群的利益。

（4）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農業的基礎地位是否牢固，關系到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關系到全面小康社會的實現，關系到國家的長治久安。因此，國家高度重視農業、農民、農村問題。取消農業稅，增加了農民的收入，可以促進農民增加對農業的投入，調動農民的勞動積極性，鞏固農業的基礎地位，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

（5）我國稅收的性質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新型稅收。稅收是國家調節經濟的重要杠桿。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對經濟的調節是通過稅收來進行的。通過對納稅人、納稅對象、稅率的確定和具體的稅收征管，可以促進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取消農業稅，這是國家運用稅收杠桿，來增加農民的收入，調節農村和城市的收入，促進農業、農村的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