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三農問題 再思考

領導人不懂得農民不懂得窮人 就不懂得政治

-----溫家寶

19日晚，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回到自己的母校——中國地質大學（武漢）看望師生，參觀了國家重點實驗室后，他在該校作了長達50分鐘的即興演講。

當晚8時34分，溫家寶走進地大西區教一樓第二階梯教室，200余學子全體起立鼓掌，掌聲和歡呼聲持續約半分鐘。晚上約9時30分，演講結束，溫總理和前排學生握手，所有師生起立鼓掌。溫家寶以祝賀地大登山隊登頂珠峰為演講開場白。溫總理說：“今天的新聞聯播播出了我們中國地質大學登山隊珠峰登頂成功的好消息，我向他們表示祝賀。這告訴我們，不畏艱苦和挫折，一定能到達光輝的頂點；而且，這也是我們的傳統。”

溫家寶說：“我在北京地質學院（中國地質大學前身）學習了近8個年頭，很早就想回學校看看。我本想準備演講稿的，但想著，回家跟家人談話不需要準備演講稿，想到什么就說什么。”

溫家寶說，他在擔任領導工作后，還一直關注地質問題研究。他上大學的時候，就一直很關注二疊紀和三疊紀的界限問題，這是一個古生物的問題。“剛才，參觀了學校的一個實驗室，現在用新的方法解決了這個問題，我感到很高興。”

“2008年，在接受《科學》主編布魯斯-艾伯茨的采訪時，我說過，要是我不從政，很可能成為一名優秀的地質學家。” 溫家寶說，地質學不是一門簡單的科學，是一門深奧博大的科學，需要有志青年為它獻身，需要有志青年利用地質學造福祖國，造福人民。只要有人類存在，只要有地球存在，只要人類發展，只要地球變化，地質學就不會枯竭！溫家寶說，從政后，沒有忘記對科學發展的關注，仍在思考地球發展方向。對于地球科學的發展，在冰島考察火山和地熱時，與學習地熱的學生座談時，講了地質科學發展的六點方向。

一是地球科學應研究地球環境與人類的關系，還應包括天體。二是地質構造，特別是板塊變化對地球帶來的變化。三是礦產資源和能源，特別是需要新的實踐和理論。四是地質災害防治是涉及人類利益的重大問題，應該做到有效預報、預防和治理。五是現代科學在地質學的應用。六是地質科學要開發新領域。

溫總理舉例說，在內蒙古煤田勘探時，發現鉬礦與煤共生，大型煤礦的成長中很少見的。煤層氣的發現和開發，在我國起步較晚，開發實踐比較落后。一次在巴厘島與奧巴馬總統會談時談到，美國的煤層氣開采與使用技術成熟，煤層氣開采已經到了實用的地步。我國具備煤層氣開發條件，對開采技術應用和管道輸送要求很高，我國在礦產和能源方面要不斷探索新的實踐和理論。

他說：“這告訴我們，礦產和能源上不要只局限在書本知識，要不斷探索。”

溫家寶說，“1960年，我在校期間，很熱愛地質課程，除書本外，還曾鉆研過河流走勢變化和力學原理，還有北方磷礦成因。在工作之后，我還自己研究地質力學。作為科學工作者，思維應該是開放的，而不應是禁錮和封閉的，要只承認規律和真理，不屈服于任何權威”。

“一所學校最重要的，是要倡導自由之精神、獨立之思想。青年學生要有自己獨立的思考，這是最寶貴的。”

溫家寶說，“在母校的學習，使我養成了從不迷信權威的習慣，遇事總是要問一個為什么，通過自己，探尋追求真理的腳步。熱愛科學，追求真理，是母校教給我的。現在，許多老師、同學也是這樣的。地球太大、宇宙更大，自然處在變化中，人類和社會存在發展，要不斷地探索，這才是科學精神。” “今天，我們學校登山隊登上珠峰了，相信地質工作也會登上高峰，母校又給了我克服困難的勇氣。”

溫總理講起自己的學生生涯，讀大一時，他一進校就生病了，需要隔離。生病期間，不能去上課，他還是認真鉆研。那一個學期，加上最難的結晶學在內，每門課程仍然得了優秀。

從那以后，他堅持鍛煉，刮風下雨都沒間斷，從開始爭取4小時上課、到后來8小時上課時間，一直到大學畢業，脫掉了病痛這頂帽子。

參加地質工作，就要跋山涉水。在祁連山工作，常常是帶一個饅頭，一路上遇到柴火就撿起來，在山上烤饅頭吃；沒有柴火，晚上回住地，吃一碗面條、一個饅頭。參加工作后，生活條件艱苦，惡劣環境下，他告誡自己，人要有愿意吃苦、而毫無叫苦的精神。只要努力，不畏艱難，不怕挫折，總會進步。

溫總理說，當時他從來沒有測過遙控點，每一次，都是爬到設定地點，做好素描，填好圖，定好點。有時，下山還要背一包石頭回住地，累得不能坐下。在工作的時候，曾經有過幾次危險經歷：在祁連山主峰，夜遇暴雨，深夜搬了三次家，總是先轉移設備和數據資料，之后才是自己的生活用品。

“還有一次是在過疏勒河時，走到水中間，突遇河水暴漲，水流很急，我緊緊抱著牦牛的脖子，半個身子已經浸泡在水里，這樣過河。”

溫總理說：“跟大家講這些，我是想說，吃苦可以鍛煉人，不僅磨練一個人的性格，而且能造就一個人的精神。對于任何工作，能擔起來就勇敢的擔起來，不怕任何困難，甘受任何打擊和委屈，把工作做好，不把困難丟給別人。這種精神也是母校給我的。”

不懂得窮人 就不懂得政治

“上大學后，我開始思考社會、思考人生。除學好專業外，還大量閱讀歷史、哲學、經濟等方面的書，一心想著為人民做點事情。”

溫總理說，作為一個熱血青年，想得最多的，是要和人民在一起。母校給了這樣的環境和條件，1963年、1964年在湖北、河南進行生產實習和畢業實習，經常到農村參加勞動，吃在老鄉家、住在老鄉家。假期到農村去，和農民生活在一起，吃一樣的飯、睡一樣的炕，利用這樣的機會了解群眾，認識他們的思想、感情，學習他們的品質。

在地質隊工作時，交了許多農民和牧民朋友。當時看到他們為了買瓶醬油、買點鹽要跑很遠的山路，拿幾個雞蛋到地質隊換錢，他就下決心把自己的一切獻給人民，這是最根本的，為國家和人民獻身的人生觀也是在母校期間形成的。擔任領導職務后，走遍了全國的農村，特別是貧困山區、礦山、油田，住過山村、下過礦井。工作繁雜時間不多，但在周末還是下鄉視察，覺得和人民在一起非常親切。溫家寶說，這些年，實行了九年免費義務教育，免除了農業稅，結束了推行2000多年的皇糧國稅，建立了覆蓋全社會的社會保障制度。

他說，一個領導人不懂得農民，不懂得占全國大多數的窮人，就不懂得政治，不懂得經濟。一方面推進經濟發展，一方面要努力推進社會公平正義，這是我們的目標。“同學們在學習時，一定不要忘記樹立遠大理想，把今天學習與今后工作結合在一起，練就本領，將來更好地為人民工作。母校培養了我，銘刻在心，牢記‘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用自己的工作成績回報母校。努力做一個永遠讓母校記得的優秀學生！”

過去政府欠農民欠的太多了-----溫家寶

人民網北京3月9日電 據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新聞和報紙摘要》消息，8日下午，溫家寶總理看望政協經濟、農業界委員并參加聯組討論。河南省工商聯副主席、河南綠色中原現代農業集團董事長宋豐強在發言時稱：“實踐和事實證明，黨中央、國務院果然沒有讓農民朋友失望，兩年來農民收入保持了高增長。”宋豐強說，去年兩會，他見到總理時說，當年農民的“九盼”已經變成了“九喜”。

對此，溫家寶說：“這些年，我們在農村實行強農、富農和惠農的政策，農村的面貌、農業確實有了很大的變化。”但對于“九喜”，溫家寶坦言：“我不這樣看，我認為過去政府欠農民欠的太多了。”

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報道稱，今年兩會前，宋豐強根據自己的調研和追蹤發現，在當前農村的好形勢下，農民朋友又有了新愿望、新期盼。他把這些愿望總結為新“九盼”：一盼糧食“九連增”，二盼進城扎下根，三盼土地不強征，四盼收入再提升，五盼技術送上門，六盼有病能看成，七盼養老有保證，八盼校車放心乘，九盼鄉村環境美。溫家寶聽后說，在朝著現代化目標邁進的時候，特別是推進工業化城鎮化的時候，一定不要忘了農業現代化，“三化”不僅在口頭上，而且在實踐上，都要認真完成。

溫家寶特別強調說：“中國經濟出問題，很有可能出在農業上，對于這點不可掉以輕心。我們必須加大對農業的扶植力度，加快農業現代化的進程。在任何時候，都毫不放松的抓好三農。”

鏈接：宋豐強總結的“農民九盼”

2010年3月4日，溫家寶參加全國政協會議經濟界別和農業界別的聯組討論會，聽取八位委員的發言。宋豐強排在第五位，他發言的題目是《農民增收與“九盼”》。具體來說，“農民九盼”就是一盼黨的支農惠農政策保持穩定并繼續下去；二盼農業補貼標準繼續提高；三盼糧食等農產品價格再提高一些；四盼農資價格跌一點；五盼學到實用的農業技術；六盼學到進城務工的一技之長；七盼創業有門路；八盼由農民合作社帶領闖市場；九盼融入農業產業化鏈條。（中新社）

第二篇：三農問題再進言

三農問題再進言

土地產權矛盾為何重現

今年以來，全國有8個省市自治區基本取消了農業稅，全國大多數省農業稅率一般都減到5以下了，農民種地的負擔相對2000年減少了70；而另一方面，糧食等農產品又大幅漲價。以稻谷為例，每公斤由1元漲到了1.7元，漲幅70。而農業生產資料的漲價幅度只有20～30。這樣一來，種1畝地的收入

相對2000年增加了500元以上。由此誘發了一系列潛在的矛盾：

一是大量的農民工返鄉種地，一時間廣東、福建出現了招工難。這既不利于城市經濟發展，也不利于農村經濟發展；

二是過去的拋荒地，由村委會轉包給其他農戶承包，現在外出打工的人回來要自己的土地，而占用地的人以合同沒有到期為由不同意給地；

三是1997年第二輪承包時，由于當時種地收益微小，所以很多地方沒有按照中央規定調整土地。20多年沒有調地的地方出現了土地占用嚴重不平衡的現象。占地少的農民要求重新分配土地或分享土地收益，理由是土地集體所有，我是集體成員；占地多的農民認為，農民負擔政策中央有規定，調整土地必須遵守30年不變的政策，雙方矛盾日益尖銳化。在貧困地區，占地越多的人，越有能力進城，越是占地少的人越沒有能力進城，這樣就出現了地主與佃戶的關系。佃戶是村集體成員，卻沒有集體土地；而進城人不是集體成員（有的成了國家干部），不盡村民義務，卻擁有集體土地，還成為村里的“地主”。《土地承包法》無法解釋和處置農村發生的社會實踐；

四是隨著農業稅的取消，農民種地不交錢了。那么，村民自治的財政基礎在哪里？村集體作為土地的所有者其權益如何體現？土地是村民共同所有的生產資料，村民作為集體成員，在處置共同產權方面如何體現權利？土地實際上還承擔著農民的社會保障，在國家沒有提供失地農民社會保障的情況下，集體的土地有無必要承擔社會保障功能，該如何實現？農村內部的公益事業和農業基礎設施怎么辦？這些問題都不能回避。

取消農業稅不如“稅轉租”

政府不要種地的農民交錢了，村委會和村民可不可以說不呢？

農民種地再不要交任何負擔，這似乎成為學者專家的共識了。筆者最近到貴州、江西、江蘇、安徽、湖北、河北等地，接觸了很多鄉村干部和農民，他們對取消農業稅是贊同的，對種地不交錢一說是非常不贊同的。筆者認為基層的不同聲音是很有道理的，農民種地一定要交費。第一，土地承包一定30年或50年不變的政策，導致農民占用土地極不平衡，不收費就無法體現公平。特別是貧困的地方，土地依然是生存的唯一資料，不占用土地的農民如果得不到相應的補償，就等于他們的基本生存權被剝奪了，這是違反憲法的（《土地承包法》必須盡快修改）；第二，土地屬于村民集體所有，不收費就無法體現所有者的權益；第三，村委會作為村民自治組織，必須要有自治的財政基礎和財產權基礎；第四，村集體經濟組織要為村民提供公共服務—水利、道路、技術服務、合作互助、發展基金、五保照顧等，必須擁有一定的資源；第五，農民放棄土地的權益進城發展，必須要拿一筆錢加入城市社會保障體系，這筆錢從哪里來，應該由村集體經濟組織轉移支付—從地租或承包費中支付。

時下在減農業稅的同時，要研究“稅轉費”或“稅轉租”的相關政策。種地的農民一定要向村集體交納承包費或地租，租金或承包費收多少、怎么收、怎么管、怎么分配，以及未來的農村養老制度、合作醫療制度、義務教育制度、村民自治制度、合作互助制度、農村人口轉移制度等等，都必須加緊研究、統籌安排。

稅轉租后，民間會獲得很大的一塊經濟資源—每年至少500億以上。用好這500億就能解決以前想解決而又沒有解決的問題。如果沒有這500億，農村也許會派生更多的問題，更難以治理。

還土地權益于民

對絕大多數中西部農村來說，土地是村民自治組織的唯一公共財產。如果村民自治組織對土地沒有任何的掌控權利，其自治功能就無法實現了。國家規定土地承包必須30年不變，像貴州等地本來就有20年沒有變了，再來一個30年不變就是50年不變了。貴州好多的村子現在就出現了這樣的情況，20％的家庭基本沒有地，20％有地的家庭進了城，沒地的村民成了城里人（進城村民）的佃戶（一般每畝交300斤租子），城里“地主”有些還是國家干部。進了城的“地主”既不參加村內的公共事業建設，也不參與村民自治范圍內的一切事務；20％的佃戶名義上是村民，但實際上不是村民—既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也不是法定的承包人；村委會根本沒有任何自治功能，只是承擔一點政府管制村民的職能（如計劃生育）。

問題就出在《土地承包法》，它剝奪了村集體的村民土地所有者的權利，也剝奪了村民組織的自治權利，《憲法》、《村組法》和《土地承包法》必須統一到“土地集體所有—村民共同共有”和“自治組織成員是土地的主人”的原則上來。任何

人一旦不履行村民義務，不再是村集體成員，其土地所有權應有條件歸還村集體（可補償3～5年的土地收益）。要修改《土地承包法》，還權于民。

信用社：官辦不如村辦

農村信用社對農村經濟發展作用重大，國家很重視農村信用社的改革。但現在官辦的農村信用社缺乏農民的參與，怎么改都難以解決信用服務遠離小農（所謂的信用低）的本性。

讓農民的土地成為信用資本，是增加農村投入、活躍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的最現實的選擇。國家應該成立土地銀行，村一級應該成立土地信用社。村級信用社可以以村民的土地作抵押在國家土地銀行貸款，村民可以用自己的份額土地作抵押在村土地信用社貸款。村級土地信用社由村民民主管理，利息收益用于村內公共事業和補貼社會保障，村民進城放棄土地所有權，村土地信用社可以墊付資金。

讓土地產權實現社會保障功能

隨著國家財政對三農的傾斜，農民的社會保障開始納入議事日程。這當然是好事，但靠政府財政建立覆蓋全體農民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似乎也是難以實現的。比較現實的選擇是：主要靠農民土地的產權收益建立覆蓋全體農民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同時輔之以國家財政補貼。土地產權的三大塊收益完全可以建立起覆蓋全體農民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一是農業用地改為非農業用地的增值收益（每年不少于1000億，拿出500億搞農村社會保障）；二是農村土地承包收益（5％每年也有500億以上，拿出200億搞農村社會保障）；三是土地銀行和土地信用社的經營收益（每年不少于500億，拿出200億搞農民社會保障應該不成問題）。這三筆加起來，每年是900億，如果國家每年補貼500億，那就是1400億。相當于每個農民每年約200元。如果重點解決養老保障問題，人均年可用資金在600元以上。應該說用農民的土地產權實現農民的社會保障功能是完全可以操作起來的。

農民的土地是當今中國價值最大的財產，其顯性和隱性的巨大產權收益如果被社會強勢瓜分，中國改革開放的事業就將壽終正寢；如果用來建立農民的社會保障制度，中國改革開放的事業還會揚帆遠行。

慎言私有化

現在農村公共服務的提供主要有兩個主體。一個是國家，如六小建設、教育和合作醫療補貼等；另一個是農民集資—所謂的一事一議。國家增加對農村基礎設施和基本教育醫療的投入是必要的，但村內的公共服務（道路、水利、文化、體育等建設及其維護），國家短期內難以提供，必須依靠村民自己解決。如何解決呢？對絕大多數村莊而言，現實的選擇當然是用村民共同共有的土地產權收益解決，國家可以適當補貼。

如果土地承包費按5收取，每年是500億，可以從中拿100～150億做村內的公共服務（取消一事一議），國家可以拿出50億進行補貼。

現在主流的改革思想就是私有化，就像國有企業和鄉鎮企業改革一樣——一賣了之。用這樣的改革思路指導農村改革是非常危險的。企業改革將數千萬的人推向社會（實際上交給政府），企業家倒是輕裝上陣了，可是累死了政府。如果再將數億的農民推向社會，那就是將中國推向危險的深淵。

第三篇：梁兆國:關于三農問題的再思考

2003年最暢銷的新書之一是《中國農民調查》，該書一經出版，幾乎所有關心農民、農村、農業問題的知識分子人手一冊。雖然它是一本文學作品，專業性學術性并不高，內容流于感情化，里面一些數據和評論失實，但它再次引起了全社會對三農問題的關注。

《中國農民調查》偏重于從政治的眼光看待現代中國農村的改革，現在，讓我們從經濟的角度來分析一些問題。

一

農村中的收入差異和貧富分化

根據《中國經濟年鑒》，2000年中國城市居民年可支配收入為6279.98元，農民年純收入為2253.42元。根據這些數據，許多學者估計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為3：1。而根據世界銀行的估計，若把城市居民享有的補貼算進去，城鄉居民收入比例高達5：1。這就是農村存在的收入差異和貧富分化，而這正是一些農村社會問題的根源。我們許多人只停留在表面，高呼農民增收，而極少有人進一步考慮這一點。

我們以山東省為例，2000年山東省農民人均純收入2659元，但達到這一平均線的農戶不足40％，高達60％的農戶人均純收入在平均線以下。下面是我對各層次農村家庭的分析。

在農村中，有一部分農民先富裕起來，他們能夠利用手中的資金購買先進的生產工具，能夠采用先進的農業技術，也可以從事其他非農業的行業，如從事農村的運輸業、服務業。有些人甚至進入城鎮從事勞動和經營，但由于嚴格的戶籍制度，他們仍屬于農民行列。這些家庭一般擁有高于普通農戶的年收入。

而普通家庭缺乏必要的財力，不能采用先進的機械和技術，一般只能靠天吃飯。這些家庭屬于普通收入的家庭。當然，這些家庭也有勞動力進城務工以獲得收入的。

還有一些家庭，他們缺乏勞動力。我們知道勞動力主要是成年男子是農業生產中的最重要的因素，缺乏勞動力，就意味著無法進行正常生產，無法取得正常的收入以維持家庭的支出。這些家庭一般屬于低收入群體。

而且即使在收入均等的情況下，由于農戶日常支出的不同，也會產生巨大的經濟條件差異。

根據持久性收入假說，由于農業的市場風險和氣候因素引起的農民收入的不穩定性，以及農村農民為養老和一些不合理的消費方式（如婚嫁、建房等）的高儲蓄,農民一般保持低消費的傾向。但有兩種在現階段比較特殊的家庭群體，他們的支出較高于普通農戶，造成其經濟狀況的拮據。一種是存在老弱病殘的家庭，一種是有較高教育支出的家庭。

我們知道，由于農村養老制度的嚴重不健全，農民自己承擔著贍養老人和養育子女的巨大負擔；由于農村醫療保障體制的嚴重不健全，農民無法享受正常的醫療衛生保障，自己承擔著絕大部分的醫療費用。因此，那些存在老弱病殘的家庭通常是特別困難的。同時，農村中子女受高等教育的農戶并不占多數。以山東省平均年純收入2659元為例，一個三口之家的年純收入為7977元，而中國人民大學普通本科生一年所繳費用一般在6800元以上,而一年的生活費用最低在3000元以上，這樣僅教育一年支出9800元以上，這已經是入不敷出，家庭還要支付日常的水電等生活費用，以及春節等節日的開支。所以，這種家庭一般是十分困難的。

這兩種家庭往往是經濟狀況比較差的。

以上是關于農村中收入差異和貧富分化問題的分析。由于農村收入差異和貧富分化，按人口同比例征收農業稅的做法顯然是不合理的，這是農業稅的弊端，它不僅沒有給予困難家庭相應的扶持，反而加重了他們的負擔。而且，相對于城市，農村中缺乏調節緩和社會矛盾的機制，所以，農村中的收入差距比城市中更能引發矛盾沖突。《中國農民調查》中發映的很多問題其實都是這一深層原因引起的。

二

戶籍制度對經濟發展利與弊的權衡

我國農村潛在剩余勞動力高達1億多，農業的無利可圖以及城市的高速發展之間的巨大反差，使許多農村剩余勞動力流向城市，形成了一個重要的社會群體——農民工。

首先，讓我們分析一下農民工的處境。

大批的農村青壯年涌入城市，從事勞務，其中很多人，他們長年工作在城市中，甚至已經脫離了農業生產，所以，他們從根本上已不是農民。但由于戶籍制度這一無法逾越的障礙，他們無法得到同城市居民一樣的工作和生活的待遇，得不到城市的認同。這些人的子女本應在城市接受教育，但由于城市無法提供這一條件，他們只能將子女送回農村。這些子女接受了一定教育，又回到城市，從而又開始又一個循環。這種戶籍制度的限制，使同樣生存在城市中的人，無法享有同樣的居住、受教育、醫療衛生等福利待遇，是如此的可笑，不可理解。

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就有人開始反對戶籍制度，而直到今天這個問題依然沒有解決，而且我相信在以后很長一段時期內，戶籍制度依然不會被廢除。原因我將在下文中分析。

上面我們分析了戶籍制度對社會福利的影響，現在我們系統地分析一下其對經濟發展的利與弊。

戶籍制度將農民束縛在土地上，使種田幾乎成為其收入的唯一途徑。家庭為了生存，就必須擁有一個成年男子，從事農業勞動。擁有的成年男子越多，成人后分到的土地就越多，從而得到更多的農業收入。令農村勞動力的邊際成本（即他的成長、撫育等生活費用）為mc，邊際收益（即他所分到的土地創造的收入）為mr，只要mc≤mr農民增加勞動力就是理性的。事實上，這個式子或許不成立，因為很可能是mc＞mr.但由于農民判斷能力的有限以及其主觀的期望，農民往往是增加勞動力供給。這就增加了生育，增加了人口，從而擴大了糧食需求量，政府進一步努力通過行政政策加強對農民種田的控制，農民又開始增加勞動力供給，于是形成了下圖所示的惡性循環。

強化驅使

農民種田

生育

增加勞動力

戶籍制度

人口增加

強化對農民控制

糧食需求量增加

那么我們因此就廢除戶籍制度嗎？現在讓我們來看一看中國的就業形勢。

就中國城鎮而言，最近幾年，每年大約需要為2400萬人安排工作。其中包括800萬的失業人員，600萬的下崗人員（包括國有企業和其他所有制企業），這是1400萬；另外每年新增勞動力1000萬，包括高中畢業生、大學畢業生和轉業軍人。這顯示了城市就業形勢的緊張。

況且，我們現在的失業是結構性失業，普通勞動力嚴重供大于求，而農村勞動力恰恰缺乏必要的知識和技術。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廢除戶籍制度，農村1億多剩余勞動力中即使只有一半流向城市，也會加劇城市本來已經緊張不堪的就業局面。結果只能是增加城市失業人口。我們知道，城市居民一旦失業，就失去了所有收入來源，維持生活都很困難，只能依靠政府救濟。中關村大街街頭許多辦假證件、發票的人都是城市失業人員，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的處境。因此，廢除戶籍制度，使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流向城市，不僅不會增加社會財富，反而加重了社會負擔，造成社會混亂，將嚴重影響經濟發展。而如果使這些勞動力暫時不涌入城市，留在農村，依靠土地和農業，是可以自力更生地維持生活的。

所以，綜合考慮戶籍制度的利弊，在現階段情況下，我不贊成廢除戶籍制度，雖然它是《中國農民調查》的主要矛頭所指之一。當然，當我們有能力解決這一問題時，我們就會毫不猶豫的廢止戶籍制度，因為它的確違背了人的平等、自由和尊嚴的與生俱來的權利。

1億農村剩余勞動力是我們發展經濟的巨大的社會資源，不能讓其白白浪費在農村。我的折衷方案是暫時保留戶籍制度，引導這些剩余勞動力，依靠中小城鎮和鄉鎮企業，就近就業，創造財富，增加收入，推動經濟發展。國家加大對中小城鎮和鄉鎮企業的財政和技術扶持，通過技術教育等手段提高這些勞動力的素質。對于農民工，國家保護其權利，保障其生活條件和福利，安置其子女在城市中享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權利，絕對不允許他們受到任何的歧視待遇。

人生來是平等的。我們的社會所追求的不應是某種統計數字或者某種外在形象，而應是社會福利的最大化，使每個人都能享有與生俱來的平等、自由和尊嚴的權利，無論其身處何地，無論其地位高低。這應是我們的理想。

第四篇：三農問題新思考

三農問題新思考

目前我國三農領域的新問題主要是：新剪刀差、城鄉二元分割和對農民利益保護不夠引起了一些農民的焦慮和不滿；農業投入不足、基礎設施落后和小而分散的經營方式制約了農業健康發展；鄉鎮政府職能扭曲和部分村組織軟弱渙散影響了黨群干群關系等。此文從鞏固黨的執政基礎、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加強黨對農村工作的領導三個方面闡明解決這些問題的路徑，提出了完善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開放城鎮戶籍、完善家庭土地承包等一系列具體建議。關 鍵 詞：三農 問題 工作研究

有幸參加今年河北省委組織的加強基層建設年駐村幫扶活動，這是我繼1977年駐村學大寨和1986年駐村扶貧之后，又一次駐在村里與農民近距離的接觸。在幫扶工作中，我與其他兩名河北省農信聯社的同志堅持與村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同學習。得益于省委重視和省聯社支持，出于對農民的真摯情感，我們為村里辦了修水泥路、電網改造、建村民廣場等十多件實事，受到村民的認可和贊揚，所在工作組被評為省優秀駐村工作組。應當說今年是我近年來最接地氣、最感充實、最有成就感、最難忘的一年。但是，榮譽和贊揚卻加重了我駐村期間一直縈繞心頭揮之不去的擔心和焦慮。這就是，雖然改革開放尤其是2003年起黨中央提出“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全黨工作重中之重”以來，黨和國家高度重視三農工作，扶持力度逐年加大，資金投入逐年增加，三農事業已呈現出良好發展勢頭，但是與上世紀八十年代比，當前農村出現了農民物質生活改善相對緩慢、農業再生產條件惡化、部分基層政權軟弱渙散等新問題。對這些問題形成的原因和解決問題的路徑、辦法，我做了近一年時間的調研，經過了反復思考，現結合學習黨的十八大報告體會，把我的所見、所思整理如下：

一、農民的焦慮與鞏固黨的執政基礎問題

我高興地看到，農民是真心擁護中國共產黨的，他們是我黨執政的依據和堅實基礎。農民感謝黨幫他們翻身解放過上好日子，感謝改革開放和免征農業稅為他們帶來福祉，尤其是年齡大一些的村民，是絕不允許別人說共產黨壞話的，即使現實生活中有一些現象使他們看不慣甚至引起不滿，但他們認為“共產黨的‘經’是好的，只是讓下邊的‘和尚’給念歪了”。這是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和向市場經濟過渡中中國農民的主流意識。

但我也確實看到了在一些農民中目前日益增長的焦慮和不滿，看到了黨的執政基礎面臨削弱的危險：

1.農民的物質生活改善相對緩慢。雖然國家已經和正在采取措施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但城鎮居民和農民之間的收入比仍由1985年的1.53︰1擴大到2011年的3.13︰1(《中國收入差距正迎來縮小的拐點》賴德勝 陳建偉 人民日報 2012年4月10日)。城鎮居民和農民間收入和生活質量差距逐年拉大，日新月異的城市、拔地而起的高架環路、城鎮居民日漸增長的公共服務與日漸冷落、基礎設施落后、較少得到公共服務的農村形成強烈反差。雖然農民收入和生活質量這些年已有很大提高，但是農民由于沒有同步享受到國家經濟快速發展帶來的成果，被遺忘、不平衡的心理普遍存在。

2.新的“剪刀差”客觀存在。這主要表現在農產品價格提升幅度遠遠低于化肥、農藥等工業品漲價幅度和對農民工、勞動派遣用工實行不平等工資福利待遇兩個方面。我國有13億人口，目前的城鎮化率接近50%，但“目前中國城鎮化如果按照戶籍城鎮化口徑來計算，那么會下降1/3”（引自中央農村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在中國城鎮化高層國際論壇上的主題發言 東方網 2012年3月25日），這就是說我國目前仍大約有9億農民。9億農民為4億城鎮居民提供低價農產品和廉價勞動力，促成了城鎮快速發展和居民收入的提高，這就是新的“剪刀差”。由于全國統一的農產品市場尚未形成，目前的農產品最低保護價雖然保護了農民利益，但尚不能反映真實生產成本，加上作為糧食市場主體的國有糧食收購企業很難做到敞開收購，不僅使得國家對流通環節的補貼遠高于對農民的補貼，還富了一批倒買倒賣的中間商。

3.改革和市場化進程中對農民利益關注保護不夠。由于信息渠道不暢,農民的訴求很難直接反映到決策層，使得農村本已薄弱不該撤并的機構撤并了不少，農民享受到的社會公共產品和服務在某些方面比上世紀八十年代更少，出現了農村上學難、看病難、貸款難、買真貨難。在我們與農民的交談中，許多農民表現出了他們對過去村供銷社、信用代辦站、合作醫療點、村小學及當時經常駐村的農業技術服務人員的懷念。我個人認為這些機構的撤并應當講都有其合理因素，但當時畢竟應當聽一下農民的意見且不要操之過急搞一刀切。這些年國家雖然加大了對農民的補貼，但是實惠農民并沒有全部得到，比如對農機具和家電補貼后，不少農民在購買時遇到了質量下降或價格攀升的問題。

4.部分農民對建設新農村信心不足。家庭土地承包的紅利已漸消失，一些村莊隨著農田水利設施失修損毀，小農經濟靠天吃飯、信息不暢、抗風險能力弱的弊端開始顯現，加上種田不掙錢，農民種田積極性不高。尤其是農村年輕一代“務農無地、上班無崗、進城無戶、低保無份”，村里待不住、打工受歧視，大部分已常年不在家，處于農民工或流浪工的狀態。

5.一些農民道德觀念出現滑坡。與上世紀的駐村經歷比，我有一個不好的感覺，就是現在一些農民表現出更多關心自家利益卻很少關心集體或關愛他人，集體主義互幫互助觀念十分淡薄。今年剛駐村時，已看不到過去村民歡迎上面來村干部的熱情，他們普遍認為我們不可能住到村里，不可能為村里辦什么實事，他們說：“十多年了，就沒見過省干部能在村過夜的，鄉干部來也就是待一會兒就走”。農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比上世紀八十年代更為貧乏，除由過去的聽廣播變成看電視外，基本沒有別的文化生活。“從土地承包后，村里就沒開過全體村民會，也沒組織過大家學習”村民如是說。先進思想文化在農村得不到廣泛傳播，封建、迷信、賭博現象趁機抬頭。更為嚴重的是目前個別村民小偷小摸問題突出，玉米和蔬菜尚未完全成熟，村里的農民就搶著收回家，否則很可能全部丟失，為此，我們還專門為村里安裝了11個攝像頭和電子監控系統，這也算駐村期間所辦的實事之一。

黨的十八大報告中關于“ 必須更加自覺地把以人為本作為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核心立場，始終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作為黨和國家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尊重人民首創精神，保障人民各項權益，不斷在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上取得新成效”方面的論述，是我們解決一切農民問題的理論依據和行動指南。依據我個人的思考和理解，提出以下建議：

一是要確立農民是黨和國家執政基礎的地位。我們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毛澤東同志在中共七大口頭報告中指出：“所謂人民大眾，主要的就是農民”，“忘記了農民，就沒有中國的民主革命；沒有中國的民主革命，就沒有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也就沒有一切革命”（《毛澤東農民問題理論對新農村建設的現實意義》張加磊 山東省農業管理干部學院學報 2006年第06期）。我國農民人口數量目前仍遠超過城鎮居民，且城鎮居民大部分為解放后遷入的農民，農民理應成為國家主人，國家意志應體現農民的訴求。我個人不贊成把農民稱作“弱勢群體”，農民作為國家的主人，其基本權利當然包括與城鎮居民一樣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權利，而不是救濟和施舍的對象。確立起農民是黨和國家執政基礎的地位，是我們解決農民問題的立足點、出發點，理念達不到這個程度，就很有可能再次做出損害農民利益的決策或行動。

二是要建立公正合理的農產品價格形成體系。理順農產品價格是解決農民問題的基礎。應當利用當前互聯網已高度發達的條件，盡快建立起全國統一的農產品市場，清除市場壁壘，利用市場來及時發現和校正農產品價格并反過來指導農業生產。國家應制定農產品價格支持政策，通過建立工農業產品間合理的“平價”比例來保護農民的利益。農產品最低保護價應以瘠薄土地農產品生產成本為基礎，否則不能解決土地撂荒問題；最低保護價還應逐步包括通貨膨脹和縮小城鎮與農村間收入差距的因素，否則在基數懸殊的情況下，同樣或者農村略高的增長比例仍會使城鎮居民與農民間生活差距越拉越大。從經濟學角度看，農產品的需求價格彈性大都小于1，農產品單方面提價有利于社會總供給，對社會總需求不會產生抑制作用。此外，國家還應利用好WTO關于農產品的“綠箱”、“籃箱”規定，繼續加大對農民的補貼扶持，從多個方面入手來提高農民種田積極性。三是加快開放城鎮戶籍。農民進城是任何國家工業化進程的必備條件，還沒聽說過哪個國家因為農民進城而對這個國家經濟發展帶來危害的。因為中國農民的情結在于故土難離，所以只要農產品價格能做到隨著工業品和居民收入水平同步提高，就能夠有效抑制農民盲目進城的沖動，就完全可以讓農民自己選擇是否進城，而沒必要做指標、繳稅年限等方面的限制。建成小康社會的難點和重點在于解決好農民問題，最大的內需也在9億農民，盡快打破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加快直至全面放開戶籍限制，并逐步做到進城農民可以享受到與城鎮居民同樣的基本住房、子女就學、養老醫療、社會救助和工資福利等保障權利，將會有力地拉動內需，并為我國工業化提供充足勞動力資源，彌補因進入老齡社會而減少的“人口紅利”，很可能會給我國經濟提供一個長時間較快發展的戰略機遇期。四是要加強農村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政治清明和干部敬業公正清廉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整個社會核心價值觀的形成產生著重要影響。各級黨政機關和涉農部門應當認真貫徹落實“以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為根本，以增強黨和國家活力、調動人民積極性為目標，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發展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引自十八大報告）的要求，做到凡是涉及農民切身利益的決策都要充分聽取農民意見，凡是損害群眾利益的做法都要堅決防止和糾正，多謀農民之利，多解農民之憂，解決好農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主動化解矛盾，密切黨群干群關系。要加強農村思想文化建設，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農村社會思潮。“人總是要有點精神的”（毛澤東八屆二中全會講話），不能干什么只盯著錢、想什么都從自家利益出發，否則農村的和諧穩定、農業產業化、現代化均無從談起。在農村核心價值觀的確立、農民道德素質的提高和豐富農民精神文化生活上，各級黨組織尤其是鄉鎮黨委、村黨支部應當發揮更大作用。

二、農業基礎薄弱與可持續發展問題

這幾年農業向社會提供的商品確實在逐年增多，這主要得益于兩條：一是籽種和種養方式帶來的變化。籽種要感謝袁隆平等科學家，玉米、水稻、小麥等大宗農業作物由于種子革命，產量較上世紀八十年代翻了一番；種養方式變革的效果也十分明顯，過去養一頭豬到出欄需要八、九個月，而現在時間縮短了近一半。二是農民自身消費的減少。由于生活水平提高農民自己吃的比過去要少得多，基于缺少人手和衛生安全等原因庭院養大牲畜及豬羊雞兔已很少，加上外出務工人員吃商品糧菜等原因，農民自身消費部分大幅縮減。

農業提供商品增多并不等于農產品產量有了大幅提升，我國糧食安全和重要農產品有效供給仍然是黨和政府需十分關注的重大問題。我所看到的是，目前農業基礎薄弱和不可持續發展問題在部分農村已表現得比較突出：

1.農田耕作粗放。我所駐的村有163戶、655人，常年在外打工的勞動力近200人。由于農民不希望自己的下一代還當農民，村里絕大多數青年不愿也不會種地，所以在家務農的基本是老人和留守婦女。部分土地撂荒，有些土地不搞初耕復耕，積、送農家肥已很少見，大量使用化肥、除草劑、農藥使得耕作淺層化、土壤毒素化、土地板結化問題已十分突出。如果沒有新一輪種子革命很難想象產量會大幅提升，同時農產品的質量和安全問題也十分令人擔憂。

2.農田水利設施建設嚴重滯后。一些村莊上世紀八十年代前修建的水利設施因使用多年已經或接近報廢，當年的灌渠、林網已大部分平做農田，土地缺乏蓄水保水能力，地下水位連年下降。老本已吃殆盡，新的尚未修建，農田水利基礎設施欠賬太多，已影響到了農業的可持續性發展。

3.土地利用效率不高。因為農民承包的土地同時承擔著農村貧困人口生活保障的作用，所以國家規定家庭土地承包長期穩定不變。但30多年過去后新的矛盾出現了：死亡和遷走戶口的人有地，新出生的一代農民沒地；已外出打工的農民既不種地又不愿把土地轉包出去，想種會種地的人卻沒地或缺地。土地利用率不高還表現在廢棄閑置宅基地使農村空心化的問題上，我所在的村目前廢棄和閑置的宅基地已超過1/3，而且還在呈加速擴大趨勢。從互聯網上查，全國農村宅基地為16.8萬平方公里折合2.52億畝，這還不包括村內道路等占地。我國村莊建設長期缺乏規劃和管理，已建房的地占就占了，新建房還在不斷占用耕地，對農民過多宅基地占用過去曾搞過治理但收效甚微。這個問題不解決，我國確保不低于18億畝耕地的紅線遲早將被突破。

4.農業金融服務缺失。農業貸款存在點多面寬、額度小、頻率高、運營費用高、受自然災害影響大、缺少抵押物等不利因素。出于盈利最大化考慮，國有商業銀行自改革以來已紛紛撤并在農村設立的網點，農村信用社也撤消了村一級代辦機構，取消了鄉一級機構的法人地位。目前金融“脫農”和“抽水機”趨勢十分明顯，使得農業生產較上世紀八十年代更難得到資金支持。

綜合以上在投入勞力、資金、土地及生產條件等農業生產要素方面出現的問題，怎能不引起我們對農業發展前景的擔憂。

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是關系人民溫飽、經濟繁榮、國家安全的根基產業，農業可持續發展的問題始終是黨和政府高度關注的問題。為此，依據我本人的思考提以下建議：

一是要確立現代化農業的發展導向。農業的出路和可持續發展在于實現農業規模經營、機械化和科學種管，也就是要實現農業現代化。而我國目前的家庭承包經營可稱得上是世界最小的規模農業，小且分散的經營方式不支持社會化的大生產，限制了大型農業機械的使用、農業科學技術的推廣、名優品牌產品生產及其價格優勢的形成，更無法應對國際跨國公司的激烈競爭。實現我國農業現代化，我認為需要同時解決好三個相互關聯的難題，即提高農產品價格、放開戶籍限制和實現土地合理流轉。因為，只有提高農產品價格，才能提高農民種糧積極性，實現農村資源的重新整合，防止農民盲目進城；只有放開戶籍限制允許農民進城落戶，才能解除農民生活、養老等后顧之憂，減輕農村土地人口承載量，為農業規模經營奠定基礎；只有實現了土地合理流轉，才能擴大生產規模，實行機械化作業，進而實現農業現代化。這其中，土地流轉包含著政治因素可謂是難題中的難題，畢竟中國歷史上幾次較大規模農民起義都與土地兼并有關，即所謂農民“手中有糧心中不慌”。應當看到，我國現在已整體進入工業可以反哺農業、城市可以大量吸納農民的“工業化中期的后半階段”（《中國進入工業化中后期階段》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局副局長黃群慧 新華社 2012年2月28日），工業經濟發展已經為實現農業現代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在這樣的有利條件下如果仍一味地擔心猶豫，反而會延誤我國現代化的進程。家庭土地承包已延續30多年，我個人認為已到了應完善的時候，在放開戶籍管理和健全社會保障制度基礎上，遷徙、銷戶農民的承包土地和宅基地應當收回，年青一代在村務農的農民應當分到土地。新一輪土地承包應當將農村人口減少而閑出的耕地和宅基地由村集體集中起來，優先有償承包給產業龍頭企業或種田能手。要盡快建立土地流轉市場，讓市場發掘土地的真實價值。要提供優惠政策，引導農戶組織起來以專業合作社的方式互幫互助，實現產、供、銷的有機銜接，加快實現農業機械化和現代化的步伐。二是要加強農業發展的科學規劃。從大的方面看，哪些區域適合發展什么產業、適合種植什么品種、適合打造什么品牌？需要用科學的規劃來引導農民；從小的方面說，灌區、林網、道路、村莊怎么建？都不是一個村自身能解決的，也應當有一個整體的規劃。農業發展規劃一定要做到實事求是、因地制宜，千萬不要搞成一個模式、一刀切，否則很可能出現既勞民傷財又達不到預期效果的問題。比如對人口急劇下降很快就會消失的村，主要應當幫助農民解決面臨的生活、生產困難，而不要幫助修建水泥硬化道路，否則還將增加未來恢復耕地的費用。三是要加大對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由于農業自身存在弱質性，各國政府對農業都給予必要扶持。我國對農業的投入也在逐年增加，但由于欠賬太多投入力度尚顯不足。目前農業投入的體制、機制也存在問題，農民對資金的分配、使用過程知情不多，層層提取管理費、服務費以及屢見不鮮的截留挪用，使得一部分國家的農業投入真正用到村一級已是大打折扣，解決問題時杯水車薪。所以，除了需要增加農業投入，當前更需要盡快解決支農專款的撥付渠道和管理機制方面存在的問題，做到凡是對村的農業投入,能直接與村民見面、能把項目款直接撥付到村、能讓“村兩委”參與選擇施工隊伍或自己組織施工、能接受全體村民和上級主管部門共同監督。為說明這件事情的必要，舉一個我本人遇到的事例：按照省委要求，工作組所駐村今年要建成一個60平方米的合格衛生室，國家和省財政補助4.2萬元，按照當地農民的建房標準基本夠用，這確實是一件好事。但在實施中，有關部門要求要由有資質的單位勘探、設計、預算、組織招投標、衛生部門認可的有資質施工單位組織施工，竣工決算要經權威部門審計，然后財政方予撥款。至于費用，縣衛生局給出一個預算初步需要10萬元，要求工作組或村民出5萬元。幾經反復最終是村自己找施工隊建了衛生室，還壘了院墻、鋪了磚路、建了花壇，共開支5.1萬元。目前衛生室已順利通過了市、縣驗收，財政補助資金尚沒到位。讓人不理解的是蓋幾間平房為什么程序要搞得這么復雜，如果是不如此不能保證質量，那么農村現在的房子還能住人嗎？

四是要加快發展農業信息和農業科技。目前農民獲得信息的來源很不充分，使得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往往陷入價格上升時一哄而起、價格下降時一哄而散的輪回。打開互聯網，推銷致富項目的、兜售生長素之類產品的信息不少，但大多是從企業自身利益出發，其中還不乏虛假誘騙成分。現在有必要成立一個站在農民角度的全國性協會組織，從事農業信息的采集、整理、溝通、發布、反饋工作，及時向農民提供權威公正的農業信息，以減少農民在決策上的失誤。我國耕地有限，多種了蔬菜就要少種糧食，蔬菜多了就會降價，糧食少了就會漲價，所以從根本上看單純的農業種植結構調整并不能為農民增加收入，農業增產增收主要還得靠農業科技發展和現代耕作技術的推廣。與上世紀八十年代相比，縣級農業科技機構一部分由全額開支變為差補或自收自支，鄉鎮好多農業技術人員已改行他業，基層農業科學技術推廣普及的力度有所下降。希望國家能高度關注和解決這方面的問題，加快完善適應農業產品和農業技術的產、學、研、實驗、推廣、普及為有機整體的農業科技體系，以求提高我國農產品產量、內含價值和國際市場競爭力。

五是要成立專門為三農服務的金融機構。既要解決農業欠賬問題，又要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大量的資金需求僅靠財政投入顯然遠遠不夠，絕大部分資金還需要金融部門來提供。西方發達國家農業人口少、農業在國民經濟所占比例不大，卻大都設有不以盈利為目的專門為農民提供貸款的金融機構，而我國嚴格講目前還沒有一家這樣的金融機構。目前的金融改革過多強調金融機構利潤最大化，出現了金融業單一市場化取向和組織結構趨于雷同、經營模式趨于雷同、業績考核趨于雷同的狀況，各金融機構從農村資金市場“抽水”再流向收益有保證的大企業大項目，直接面對農業和農民的貸款普遍都在逐年下降。這個問題如果得不到解決，勢必會制約我國農業現代化的步伐。為解決農村金融服務缺失問題，陳薇同志和我曾經寫文章，呼吁把目前的農村信用社改造成為不以盈利為目的專門為農民、城市低收入者和小微企業提供金融服務的金融機構（詳見《加快推進面向低收入群體的金融服務》人民日報內部參閱第35期『總第1076期』 2011年9月9日），希望能引起關注。

三、農村基層組織渙散與加強黨對農村工作的領導問題

農村基層組織主要指鄉鎮和村兩級黨、政組織，是國家行使權力的末梢，是聯系黨和政府與農民間的橋梁。從整體看，目前農村基層組織是盡職的，好的和比較好的占多數;基層干部工資收入低、工作條件差、分擔事物雜、十分辛苦，總體上應當肯定。但不能否認“一些基層黨組織軟弱渙散，少數黨員干部理想信念動搖，宗旨意識淡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突出，奢侈浪費現象嚴重”（引自十八大報告）的問題，在農村基層組織中的表現還是相對突出的。先說一下鄉鎮政府面臨的問題：

1.鄉鎮政府職能扭曲。與上世紀80年代相比，那時鄉鎮政府的主要職能是組織農業生產和農田水利建設、征收農業稅公糧和“三提五統”、組織和管理本鄉教育衛生等公共事業、推廣農業技術和農業機械、履行計劃生育管理職能等，工作比較“實”。現在這些職能大部分已不存在，僅剩下管理計劃生育一項，但目前大多數農民已不愿多生，計劃生育管理工作難度下降；新增加的職能主要有維護社會穩定和招商引資，但嚴格說維護社會穩定工作應當主要屬于公安派出所等政法部門工作，招商引資屬于市場和企業行為，不能算鄉鎮政府真正應當承擔的職能。《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第六十一條規定鄉鎮政府有七項職權，現在逐條看來真正能履行的不多。“實”的工作雖然少了，但由于縣級機構越分越細，鄉鎮“虛”的工作卻是越來越多，開會、應酬、接待、匯報、數字、報表以及完成各類文字材料已成為鄉鎮的重要工作。2.鄉鎮機構殘缺不全。我國絕大多數法律授予的執法權在縣級及以上單位，鄉鎮政府執法本來就無法可依，所以機構也必然會殘缺不全。從本世紀初開始，鄉鎮有執法收費權的站所已大部分陸續收回縣級主管部門，但實際工作中鄉鎮政府卻在缺少執法權的情況下越來越多地承擔起了越權執法的任務。

3.鄉鎮財政有名無實。鄉鎮財政沒有自己的地方稅種和稅收分成，經費來源全部為縣財政撥款，前幾年為完成上級稅收任務不乏空轉、買稅，又形成了隱性赤字。開支不小，財力不足，根本談不上提供公共服務和履行公共管理職能。依我駐村所在鄉為例，全鄉干部73人，有22人屬于財政全額工資，51人縣財政只給每人每月540元的補助，公用經費少得可憐，但鄉里幾乎每天都需接待各方來客，還養了三輛小車，確實十分困難。

4.個別鄉鎮干部作風散漫。財政全額開支的鄉鎮干部月工資也就一千多元，差額工資的掙得更少，一些鄉鎮干部就自己或讓親屬另謀生計。縣鄉干部謀的生計中又有一部分與農業專款有了聯系，加上縣主管部門和鄉鎮因為經費不足有時也難免在農業專款中做些文章，就使得部分農業專款在使用時無論找有資質的單位企業也好、集中采購公開招標也罷，都只會增加造價而且降低質量。

基于以上四個方面的原因，再加上上級對鄉鎮不切實際的過多要求和數不清“一票否決”高懸利劍，使得個別鄉鎮領導采取欺上壓下的做法，用鄉鎮干部的話叫起到“防火墻”作用。在這面“防火墻”下，下級的真實情況上級了解不到或睜只眼閉只眼；上級的精神和要求也很難貫徹下去。壘“防火墻”的干部工作靠寫、數字靠估、經驗靠編、榮譽靠吹，其危害可謂大焉。再說村級組織存在的問題：

1.村干部得不到應有的保障。村干部補貼不多又基本沒有上升的渠道；當干部時管事就難免會得罪人，得罪了人惹出了事，鄉級一般撐不了腰，尤其是被得罪人上訪到市、縣，如果不是原則問題，村干部一般會“坐蠟”；在職時得罪人多了，退下來后上級不管、本村人責罵。所以一部分村干部認為沒理由和必要去管事。2.村里沒錢辦事。農村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后，絕大多數村的集體財產早已分光賣盡，原有村辦企業或倒閉或賣給了個人，前些年村里辦事主要靠向村民收取提留款。國家“費改稅”取消村級提留后，提留轉變成農業稅附加，因為不再用村干部去收錢了，村財務也就上收到了鄉鎮，實行“村財鄉管”。取消農業稅后，留在鄉鎮的農業稅附加又變為上級財政對村級的轉移支付。這部分錢除給村干部個人補貼外有一部分被鄉鎮截留，多數村干部甚至不知道還有這么一筆應當屬于村使用的資金。一些村莊即便想辦點修路打井方面的實事好事，因為沒錢也無法實施；

3.村級沒有辦事自主權。上級下來的專款很多需要農民“一事一議”自籌資金來進行配套，“一事一議”款從農民手里收齊后要把錢交到鄉鎮或縣主管部門指定賬戶，由鄉鎮或縣主管部門統一管理使用，至于怎么使用村干部和農民一般很少能夠參與，卻要承擔資金使用和報賬主體的責任。且往往交的錢不少辦的事不好、受上累挨上罵、事倍而功半，使得一些村干部也沒什么積極性去辦事； 4.部分村干部沒精力去管事。村干部一般都有承包土地，有的還或搞養殖、或種大棚、或開小賣部，自家活太多的自然沒功夫打理村里工作。這些年又興時企業家兼任村干部，想法是讓其帶領群眾一同致富，而實際上其中一些企業家當村干部無非是為了自己和縣、鄉領導混個臉熟，以利于自己企業的發展，精力并不在村。

由于這四個方面的原因，部分村級組織確實作用發揮得不好，有些村說它癱瘓也不為過。

鄉鎮政府和村級組織目前的現狀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自然不能全怪鄉村干部。但是，目前這種局面也確實成為農民對社會不滿和一些地方黨群干群關系惡化的重要原因，應當引起我們的高度關注并認真加以解決。為此我提出以下建議： 一是要正確把握加強黨對農村工作領導的科學內涵。黨對農村的領導是黨運用自身極高的政治權威配給社會資源，引導農民實現政治目標和社會發展的過程。而黨在農村的極高的政治權威來自于農民的信任和擁護、是農民賦予的。從這個角度理解，我認為加強黨對農村工作的領導實質上是黨不斷在農民群眾中汲取智慧、凝聚力量，進而實現對不適應農村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進行變革和完善，促進生產力發展，實現農民愿望的過程。其遵循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為農民服務。其基本方法，一條是宣傳和發動農民，即通過宣傳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培育農民集體主義和艱苦奮斗精神、弘揚社會主義新風尚來凝聚農村社會力量；另一條是相信和依靠農民，即通過農民當家作主起來負責、監督黨和政府及其工作人員來確保權為民所用。“必須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引自十八大報告）是黨的根本理念，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底線和生命，也是跳出黃炎培所說的“歷史周期律”永葆黨和社會主義國家青春的政治法寶。

二是要理清政府對農村社會管理的邊界。一方面要健全基層群眾自治機制。落實好十八大報告提出的“在城鄉社區治理、基層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中實行群眾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是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權利的重要方式。要健全基層黨組織領導的充滿活力的基層群眾自治機制，以擴大有序參與、推進信息公開、加強議事協商、強化權力監督為重點，拓寬范圍和途徑，豐富內容和形式，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實的民主權利”；另一方面要盡量縮減政府對農村經濟社會的直接管控。充分發揮市場自我調節和農村社會自治機制的作用，重新梳理縣級政府的職責，“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繼續簡政放權，推動政府職能向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轉變。”（引自十八大報告）

三是要把村級組織建成堅強的戰斗堡壘。村級組織穩則農村社會穩，“基礎不牢地動山搖”。我認為改變當前村級組織軟弱渙散現狀需要多措并舉，切實做到村級組織有職、有責、有權、有錢和村干部有理想、有精力、有能力、有保障：“村財鄉管”不符合村民自治原則應交權歸村，國家對村級組織的轉移支付、農業專款補貼應直接撥付到村；實行“一定三有”，在對村級組織和村干部確定任期目標和工作責任的同時，做到村干部在任有待遇、干好有希望、老年有保障；落實《村民委員會自治法》各項規定，實行村務公開，辦事要符合村民意愿，工作要接受村民監督；加強黨員隊伍建設，提高農村黨員的質量和素質，充分發揮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加強農村文化建設，堅持不懈地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理論教育黨員群眾，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熱愛家鄉建設新農村的美好前景鼓舞斗志，用社會主義榮辱觀引領風尚。需特別提出的是，基于當前村級組織面臨的問題，從縣、鄉選派優秀黨員干部脫崗駐村擔任村支部書記，我認為確實是個行之有效辦法，一些地方已經實驗并取得顯著成效，建議有關部門在及時總結完善的基礎上形成制度，普遍推廣；此外，從各級黨委、政府抽調優秀干部組成駐村工作組對落后村幫扶，既是維護發展農民利益之所在、也是密切黨和政府與農民群眾血肉聯系夯實黨的執政基礎的現實需要、還是鍛煉培養干部的育人工程，我認為很有必要，關鍵是要抓實并取得實效。

四是要減少農村的行政管理層次。我本人曾多年在縣政府工作，下村扶貧時兼任過一年鄉黨委副書記，對鄉鎮有著深厚情感。撤銷鄉鎮這一級政府是我最難說出口的一個建議，但是，既然目前鄉鎮政府既沒有多少符合公共行政要求的職能，又不具備履行公共行政職能的能力，那么也就失去了繼續存在的理由。適應信息時代和專業化管理的要求，現代企業已普遍實行扁平化管理，其成功經驗應當引入行政管理之中。現在農村的交通通訊已很發達，縣級政府行政審批服務中心和部門辦公網已普遍建立，現代化辦公已進入機關，將鄉鎮政府承擔的行政職能收歸縣級政府歸口管理、扁平運作，應當不是很困難的事情。況且中國歷史上各朝代都實行“政不下縣”、“王權止于縣政”，外國也大都為三級行政管理，我國由目前的五級行政管理改為四級行政管理，應當說也未嘗不可行。如果鄉鎮政府撤銷，鄉鎮人大、鄉級財政也應同時撤銷；直接為“三農”服務的站所尤其是農業科技人員隊伍應當保留和加強，并歸口縣有關部門管理。從加強農村基層黨建的現實需要看，鄉鎮黨委不僅應當保留、在一定時期內還需加強，并加快實現其向“以服務群眾、做群眾工作為主要內容”（引自十八大報告）的服務型基層黨組織轉變。實行縣級行政扁平化管理，可以縮短決策層與農民之間距離，提高管理快速反應和行政效率，加快上下之間信息流速，增強對“三農”事業的服務和管理能力，抑制因行政繁苛可能帶來的尋租行為，重新找回和增強農民對地方政府的信任，進而促進縣級政府由大政府向強政府的轉變，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發揮出更大的作用。

我是個有36年黨齡的共產黨員，以上對新三農問題的思考出于個人內在黨性要求，且有一種不吐不快的壓力。但由于本人接觸面和能力水平所限，一些觀點建議肯定有不妥之處，還望批評、諒解。最后鳴謝一些縣鄉村干部為此文的形成提供資料和提出的修改意見。

第五篇：申論熱點：三農問題再解析

三農問題再解析

本文主要觀點：

1、在學者和官方眼中，存在著三種分別基于發展概念、穩定概念和權利概念的三農問題；

2、現有的三農解決方案，均表現為每一個具體措施面對數不清的具體困難，無法推行，因而必須尋求全盤解決的方案；

3、應該從捆綁起來的三農問題中剝離出農業和農村問題，農民問題才是三農問題的核心；

4、農村是中國的第三世界，農民問題相當于印度的種姓制度和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農民問題的實質是人權問題；

5、農民民權運動的目標不僅僅是改革戶口管制，而是要實現戶口背后和戶口之外的平等的權利和利益；

6、農民平權已經具有現實的可能性，并將有益于城市的發展和全體中國人的人權回歸。

一、學者和官方眼中不同的三農問題

近幾年來，三農問題受到了學界前所未有的廣泛關注。有學究式的探討、有實證性的研究、有情緒化的吶喊、也有政策性的建言。比較罕見的是，不論是站在農民立場上仗義執言的，還是站在當局立場上忠言極諫的，對三農問題的嚴重性、迫切性、危險性的認識，學者們表現出高度的一致。到上世紀末的最后幾年，即使是一直為農村政策和農業形勢唱頌歌的人，也加入了三農問題的大合唱。這與他們在政治體制問題、腐敗問題、國有資產問題上的巨大分歧是明顯不同的。

梁漱溟先生是新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對農民的處境表示深切同情的學者。梁先生一句“農民處于九天之下”的大實話讓毛澤東勃然大怒，毛用極具侮辱性的語言當眾斥責這位毫無惡意的學者：“你以為你比楊貴妃還美？其實你比臭大便還要臭，你臭不可聞！”梁先生從此厄運連連，沒有救出農民，連自己也跌落到九天之下。中國的知識精英們受此驚嚇，只好把表述農民問題的專利權交還給黨中央，直到八十年代末才重新鼓起勇氣表達對農民和農村的同情。梁漱溟的時代，執政當局正陶醉于“八億農民翻身解放的大救星”的絕妙感受之中，梁面對一個把自己當作農民再生恩人的政黨，面對一個與“朕本農民”的朱元璋一樣自封為農民問題專家的中共領袖，即便梁先生宅心仁厚、忠誠無二，他卻忘記了“圣主之下絕無忠臣”的道理。朱元璋和朱棣的理論是：如果你是忠臣，莫非朕是昏君？所以，在太平盛世，正確的思想只能由領袖親自來發布，錯誤的政策也只能由領袖親自去糾正。

曾經備受摧殘的知識分子階層表現出遲到的正義和良知，對農民之窮、農村之苦、農業之險做出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討。溫鐵軍、秦暉、何清漣、黨國英、胡鞍鋼、張英紅、曹錦清、于建嶸等人對三農問題的研究深度，遠遠超過了當年的梁漱溟先生。不僅如此，以李昌平、桂曉琦、熊國劍、馬銀錄為代表的一些官員身份的準學者，也勇敢地站出來“向總理說實話”、“向農民道歉”，雖然最后一個個從官場上悲情出走，卻贏得全社會的由衷贊賞。但學者終究只能說說而已，憂其民也好、憂其君也好，理性分析也罷、警世危言也罷、泣血陳情也罷，無非盡一點匹夫之責。

誠然，三農問題絕非是學者們“發現”出來的。那些在信訪辦門前下跪的人、趕著黃牛進北京城找“青天大老爺”的人、被“雞頭”組織起來賣身致富的人、扛著鋤頭打砸鄉政府的人，其實他們一直在用另一種語言，向人們敘說同一個問題。他們不懂得“絕大多數與極少數”、“主流與支流”、“暫時陣痛與長遠利益”、“前途光明與道路曲折”的官方辯證法，他們也不懂得產權界定、結構調整、產業升級、國民待遇的學術語言，然而，在中國，常識往往比學理還難得一聞，農民的故事并不亞于學者的宏論。

直到共和國的總理也用“橫征暴斂”、“民怨沸騰”、“官逼民反”來形容農村的狀況，并因為沒有增加農民收入的良策而“頭痛”的時候，三農問題終成鐵案，諱疾忌醫者們也很難再推翻總理的判斷。但是，盡管總理頭痛不止，也還是有口頭上承認但行動上不承認三農問題的人們。各省的高官要員雖然三個代表、執政為民照講不誤，但他們的行蹤卻永遠偏愛發達的異國他鄉和先進的沿海城市，很難走到代表落后生產力的窮鄉僻野去體驗三農情懷。那些親自執行“三鐵政策”（鐵面孔、鐵心腸、鐵手段）的幾千萬基層官員更遲遲不能認同三農問題，他們認定農民除了太懶、太笨、太刁以外并沒有其它的問題。豈止越級上訪的農民要抓要關，編印減負手冊、張貼國務院文件的人都能成為**分子。所以，實屬無奈的中央，只能頒布沒人情愿落實的“好政策”，“歪嘴和尚”們仍然執行“以惡法對刁民、用重典治亂世”的既定方針，因此農民的收入愈增愈少、負擔愈減愈重。

三農的論述已經是汗牛充棟，“三鐵政策”的執行者們并不需要本文來給他們提神醒腦。本文也實無必要再列舉已經盡人皆知、而且無人否認的中國農民收入幾許、人均負擔幾許、自殺比例幾許、基尼系數幾許、鄉村負債幾許、流動人口幾許、民工繳納進城費幾許等數據，也實無必要再列舉欠費農民如何被虐、上訪農民如何受難、離鄉農民如何受欺、無告農民如何反抗的實例。溫鐵軍、李昌平、馬銀錄的著述，足以讓有良知的國人感動到淚流滿面、憂慮到夜不能寐。

但是，必須指出的是，在我看來，朝野各方的認識中有政治層面、經濟層面、文化層面、社會層面的三農問題，主要表現為三種概念上的三農問題：一種是基于發展概念的三農問題，一種是基于穩定概念的三農問題，一種是基于權利概念的三農問題。如果說人們對三農問題存在與否已經形成共識的話，那么，是一個什么性質的問題，要如何解決問題、解決到什么程度，則是大異其趣的。好在不管是關心全面小康的人，還是擔心農民反抗的人，還是主張憲法權利的人，終于有機會走到一起來了。

二、現有解決方案概述

農村是中國共產黨武裝革命的發祥之地，也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發源之地；農民曾經是革命戰爭的主力軍，又是社會主義政權的“次領導階級”；農業一直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從來都是關乎國計民生的重要領域。我們曾言之鑿鑿地聲稱農民和農業生產力被“解放”過“兩次”，那么，為什么還會有三農問題？為什么被兩次“解放”的農民和農業總是趕不上已經被“推翻”的官僚資本主義和一直被窮追猛打的貪官污吏，為什么被遺忘與被拋棄的、被侮辱與被損害的總是他們這一群？

曾幾何時，中共中央固定地以每年“一號文件”的形式象征性地表達對農村政策的重視，也暗示了解決農村問題是中共的強項和優勢；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獲得巨大成功、鄉鎮企業異軍突起以至“三分天下有其一”，國人志得意滿之態，仿佛還在昨天。難道三農問題是剛剛冒出來的所謂“發展中的新問題”？

幾年來，三農問題的藥方已經開出一大堆。對開藥方的御醫和江湖朗中來說，需得三思：藥方是否有效？此其一思；藥鋪里可配得齊藥、買藥的可出得起價？此其二思；即便是濟世良方，當局者可愿采用？此其三思。

李昌平甚至設想如果我是“欽差”將如何如何，大有經世濟國之志、懷才不遇之慨，恐怕正如他在向總理上書時自喻的，顯得“政治上不太成熟”。學者們成熟不了多少，也是熱面孔經常往冷屁股上貼。而幸虧有這些不成熟的言論，否則三農問題將萬劫不復。非官方學者和民間的方案能否進入官方的視野，能否影響到高層決策的思路？大概學者們必須學會講那種官方能夠聽得懂的語言，亦即“講政治”的語言，方有參知政事、行走軍機、言聽計從之效，然而，那些學會了“講政治”的學者，當他們擺弄出“高舉、落實、全面貫徹”、“加強、深化、積極推進”的時候，我們只怕又聽不懂他們成熟到和尚念經般的玄妙策論了。

我們見識過許多出自朝野多方的藥方：增收，到哪去增？減負，誰去減負？裁機構，人往哪安？費改稅，誰補窟窿？結構調整，啟動資金安在？國民待遇，農民冒充老外？農不養政，幾套班子誰養？村民自治，有何實質意義？發展小城鎮，誰來投資建設？向農民還債，九億人的債還得起嗎？廢戶口制度，城市可愿承受？農民社保，保險基金何來？從經濟的視角、從人口與資源的視角、從財政的視角、從城鄉關系的視角，三農問題到底還是個死結。一方面要依*基層官員去安撫農民，一方面又想堵截基層干部的糧米外快；既要給農村以利益，又不想讓城市受拖累；一句“中央財政有難處”，足以讓開藥方的人萬丈豪情立刻煙消云散；一句“下面干部兩頭受氣”，更讓你皇帝反不得貪官也不能反。

如果我們設定這樣的前提：中央和省級財政不打算掏大把鈔票，城市強勢群體不打算為三農買單（而且還想繼續從民工身上揩油），*農村“吃飯財政”養活的大部分官員不打算另找飯碗，最要緊的，如果政治體制不打算徹底改革，農民仍然不能成為平等的公民，國家與農戶的關系、農村政權的組成方式和運作方式沒有徹底的改變，那么，所有的藥方，到了農民農村農業那里，都會水土不服。現時的許多辦法如稅費改革或村官民選，據學界考證，早已有唐朝版本、明朝版本和清朝版本，足證托爾斯泰所謂“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了。至于土地承包和所謂雙層經營體制，不管如何繼續完善，其功用似乎已經發揮到了極限。

把思路局限在諸如土地產權、高效農業、農業規模化產業化、科技興農、公司加農戶、鄉鎮企業、撤鄉并鎮、機構調整、稅費改革、村民選舉等等這些具體方案上，結果總會讓人失望，所有的方案都缺乏可行性和推廣價值。每一個具體措施都會遇到數不清的具體困難，困難之大，足以讓任何措施無功而返，或是上下不同心，或是官民難協調，或是財政要崩潰，或是制度不配套。舉例言之：一個處于國家強權嚴密包圍圈中的村委會，對農村大政方針毫無發言權，根本不可能與黨權政權形成半點分權制衡之勢，即便是真正民主選舉出來的，又何來村民自治？一個負債累累、不盤剝農民不足以維持生存的鄉鎮政府，怎么可能指望它去推行減負政策？一群連基本生活也顧不上、簡單再生產尚且要*打工收入來幫助維持的農民，他們拿什么資金去引進農業科技、發展規模農業？

李昌平和于建嶸關于“替農民說話”和“讓農民自己說話”的區別，實無實質意義。有良知的學者和官員，未必說不出農民想說而未說的心里話，親近農民的官產商學愈多則愈好；另一方面，農民自己說的話，怕也只能在那一畝三分地上有點回音，即便他們用腳投票、用拳頭說話了，只怕又被人誤讀，終不成還得有學者和官員們去翻譯。替農民求情哀告也罷、農民自己說話造反也罷，只是手段而已，其本身自然都還不是解決三農問題的可行方案。

就現狀而論現狀，就三農而論三農，東鱗西爪、小打小鬧、零打碎敲、步步為營的解決方案，必然一步也走不出去。即便走出去了，不見得就不進一而退二。郭飛熊提出，“對于如此嚴重的、全局性的農村危機，需要一攬子解決計劃，需要一步到位，直接抵達大本大源。”這幾句話，實在精辟之至，本人高度認同“一步到位”、“一攬子解決”的全盤解決方案，竊以為沒有這種大徹大悟、大智大勇，便完全沒有三農問題解決的可能。三、三農問題必須剝離開來

鄧小平曾經有兩個預言，其一是：共產黨如果出問題，很可能出在黨內；其二是：中國如果出問題，很可能出在農村。對于第一個預言，本人沒有資格去談它。看這第二個預言，自然，鄧小平所關心的“問題”并非我們所謂的三農問題，而是三農問題惡性發展以后的政治后果。

秦暉教授發出“什么農民？什么問題？”的智者之問，讓人耳目一新，“農民問題是中國問題，中國問題是農民問題”的高論更引導我們放眼歷史的視野、國際的視野來觀照三農問題。找到三農問題的癥結、認清三農問題的性質，才能開出解決問題的藥方。

在我看來，所謂“三農問題”是一個捆綁起來的問題，并不適合于籠統論之。中國的國有企業也有很多問題，效益低下大面積虧損、大批職工下崗失業、工人貧困化和社會保障不到位，但是我們并沒有把國有企業的問題、國企職員的問題和國企人員社區社群的問題合起來稱為“三國問題”；同樣，如果采煤業出問題，不會有“三煤問題”，鋼鐵業出問題，不會有“三鋼問題”，銀行業要是出了問題，更不會有“三銀問題”。

中國有按血統劃分的農民，但沒有世襲罔替的煤民鋼民；有分散隔絕的農村，但沒有人為隔離的煤民社區鋼民社區；有被層層疊疊的國家強權嚴密管制、只抽血不輸血的農業，但其它產業要么自由多一些、要么照顧多一些。這是我們要時刻注意的一個特點。

如果說“三農問題”被捆綁著提出來有其合理性，但要解決它，卻再也不能在三個被捆綁在一起的問題中間兜圈子，那是完全沒出路的。試圖通過農業的結構調整、產業化發展和科教興農來振興農業，從而改善農村的落后狀況和改變農民的命運是天方夜譚。即使中國的農業創造出不可能的人間奇跡，但是很明顯，占總人口70%的國民是不可能通過給另外30%的人生產糧食和果菜來全面小康、共同富裕的。農業是農業，農民是農民，農業振興不一定農民“解放”，反之也是一樣，農民的“解放”也不必與農業的振興扯到一塊。農村問題與另外的“二農問題”的關系亦復如此，毋庸贅述。

如果我們僅僅用經濟學的眼光看待農業，可以說農業確實有問題，但我以為其問題的性質并不比鋼鐵業或銀行業有什么根本的不同，甚至可以肯定農業比銀行業的情況要好得多，所不同的只在于中國的制度和政策。之所以農業的問題呈現出一種特別的面貌，只是因為我們把農業不是當作一個產業來管理，我們用國家的強權構筑了一道道對三農的包圍圈。

農業是一個特殊的產業，特殊在土地有限、小規模分散經營因而不經濟、特殊在*天吃飯、剩余很少因而不能抗御自然風險、特殊在價格彈性低因而增產不增收，特殊在其他大多數國家必須給予農業以大量補貼。而中國對農業生產資料（種子農藥化肥等）的壟斷使農民喪失討價還價權，對農產品尤其是大宗農產品流通渠道的壟斷使農民喪失市場交易權，對農業產出的過度盤剝使農民喪失擴大再生產能力，這些并非農業之特殊，而是中國之特殊。在三農的外圍，有一道類似于邱吉爾所稱的“鐵幕”，以便控制鐵幕內部的一切，以使農民只能種地，而產前產后的事由國家包辦。而構建這個鐵幕，據說是因為民以食為天、農業關系國計民生、要確保糧食安全，所以國家必須把主動權抓在政府手上。

但是，把農業這個產業看得太特殊是沒有什么道理的，把進口糧食看得比進口石油要嚴重十倍更無道理，畢竟現在的世界是一個互通有無的世界，農業的全球化也并不一定就比工業和信息產業的全球化更可怕。說農業關系到中國的國計民生，難道能源、交通、外貿不也都關系到中國的國計民生？而且這句話對所有國家都一樣，卻不至于引發其它國家的三農問題。美國人布朗先生“誰來養活中國”的提問是帶著偏見的，這一問自然可以推及誰來養活日本、養活臺灣、養活新加坡，國家大小并不是中國糧食安全的關鍵，大的中國不也是由一小塊一小塊日本那樣大的地方組成的嗎？何以見得小一點的國家就不必民以食為天？因為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所以就必須是一個農業大國或農民大國的說法是荒謬的。

中國的農業大概比中國的金融業要樂觀得多，也至少不會比國有工商業更讓人擔憂。我們這樣來設想，如果國企也有一半以上的人員剩余必須由企業自己包養，政府也對國企職工開征人頭稅和三提五統，也要求國企下崗失業人員辦理三證、收取再就業費和非國企增容費，也控制國企的外圍領域，那么，國有工商業十之八九趕不上農業。如果政府把農業當作一個普通的產業，以農業占GDP的比例之小，不值得讓人們耿耿于懷，但前提是，不可指望用解決農業問題為突破口來解決全部的三農問題。

不是說農業沒問題，而在于農業的問題并不來自于農業本身。把農業問題從三農問題中剝離出去，有利于我們抵達大本大源。至于農村的問題，作為行政單位的縣、鄉、村，當然有很多問題，在農村教育、環境保護、社區公共服務、農村社會保障方面，官員食民祿而不為民辦事，就是最大的問題。中緬邊境的小學生因學費的差距都跑到貧窮得多的緬甸“留學”去了，還不值得我們深思嗎？但若談到什么基層組織軟弱渙散了、政權根基動搖了，卻不是真正的問題，只是收苛捐雜派不順利者們的抱怨。至于另一種意義上的農村，即作為自然聚落形態的農村和文化風俗意義上的農村，比之城市，也談不上有什么太大的問題。所以，我們也需要將農村問題從三農問題中剝離出去。

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問題，那么，農民問題是個什么問題？增加農民收入、減輕農民負擔，我們已經和尚念經般地念了十多年，因為政府對“增收”提不出行政解決的方案，目前的政策多圍繞“減負”這個主題。看起來，“減負”的難題正在考驗當局的政治智慧和對農民的誠意。三令五申也罷、發放負擔卡和減負手冊也罷、費改稅也罷，效果都不甚理想。問題的癥結在于，農民過重的負擔是如何形成的？是村官鄉官貪污了，那不是減負，而應該首先反腐敗；是搞政績工程糟蹋了，那也不是減負，而應該先搞政治改革；如果主要是用于開工資、日常辦公開支和農村義務教育，那更不是減負，而是要首先解決基層政府的財政撥款和義務教育的經費來源問題，不然，就得按農民的意愿而不是按政府的意愿去裁撤農民不需要的機構。費改稅以后，如果貪污照舊、政績工程照舊、縣鄉鎮財政狀況照舊、義務教育經費來源照舊，羊毛還得出在羊身上，減負終不過是一句空話。四、三農問題的實質是人權問題

必須把三農問題剝離開來，并且絕不能僅僅用經濟的眼光找答案，這樣我們才能找到三農問題的實質。三農問題中核心的問題是農民問題，而農民問題主要是人權問題。在我看來，這應該是三農問題的實質。

毛澤東用“三個世界”的理論來表述他的國際觀，作一個簡單的類比，在中國內部，也存在著“三個世界”：大城市是第一世界，那里集中了主要的政治、經濟和科技資源，左右中國命運的精英人物在那里聚集、從全國搜集的大量的財富也在那里聚集，中小城市是第二世界，廣大農村則是第三世界。作為中國之第三世界的農村基本上受“類殖民統治”，政治上無權、經濟上弱勢、文化上落后，其對城市的功用被定位為提供原材料和供應廉價勞動力。各個世界之間壁壘森嚴，“國籍”以血統主義為主。這個第三世界與前兩個世界的關系，除了按后者有定價權的原則建立起產品交換關系以外，基本處于隔絕狀態，投資移民和智力移民的門檻很高，“綠卡”價值不菲，勞務輸出中完全背離WTO的國民待遇原則。

大洋彼岸的美國和加拿大曾實施排華法案，與中國國內的戶籍管理條例極其相似。比如加拿大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向華人征收人頭稅，對其他地區移民卻沒有這項稅目，這相當于中國農民的稅費現狀，而中國的市民或城市企業都是按收入為計稅依據而不是按人口數目為計稅依據的。加拿大當局長期不允許華人居住在中國的配偶及子女加入加拿大籍，二戰后才予以廢除，這些不人道的做法難道在中國國內的戶口條例中不是仍然堂而皇之地寫著嗎？

在社會主義中國，農民不是一種職業，甚至也不單是一種身份。職業可以改變，身份也可以調換，煉鋼的可以去挖煤，教書的可以去經商，律師也可以去考公務員，國家本無權去干涉這樣的改變和調換，憑什么對“農民”搞雙重標準？我看對中國的“農民”這兩個字的含義，要做出恰當的理解，最可比照的是印度的“低種姓”，或者是南非種族隔離時期的“黑種族”。

印度的種姓代表社會地位，是世襲的，也與職業身份掛鉤。婆羅門是僧侶和貴族，剎帝利是武士，吠舍是農民和工商業者，首陀羅是無技術的體力勞動者，還有一種人不可在大路上行走、不能用公共水井、不能入廟朝拜，稱為“不可接觸者”或“*民”。在印度，高種姓的人不屑于從事低種姓的固有職業，正如中國的城里人不屑于做農人一樣，低種姓的人從事高種姓的職業會受到強烈的排斥、必須付出更高的代價。但印度的種姓制度并不象中國的戶口管制一樣，它不是*國家發布一紙“種姓登記管理條例”之類的東西來維護的，印度人民的苦難與印度教中的毒素有關。

在南非種族隔離時期，黑人社會與白人社會相互隔絕。普通黑人只能從事農業、手工業，以及到白人的金礦做苦力。黑人的身份自然是世襲罔替的、就寫在臉上，這比中國的“農民”還糟。白人政府在管理黑人進入城市時用一套“通行證”制度，在各地實施的有“居住許可證”、“月度通行證”、“尋職通行證”、“遷移通行證”等，這與中國“農民”進城所用的暫住證、務工證、未婚證或計劃生育證相似。警察抓住無證的黑人可以收容、強迫勞動和遣送。1960年在紐約百老匯上演一臺反映黑人通行證制度的南非戲劇，演了五個月場場爆滿，當美國觀眾聽到劇中人說“一個黑人怎么可能不遇到麻煩事呢？不可能的，老兄！我們的皮膚就是麻煩！”時，人們不禁對萬惡的通行證制度加以無情的譴責。我很想把這句臺詞改為“一個農民怎么可能不遇到麻煩事呢？不可能的，老兄！我們的出身就是麻煩！”

然而，印度人可以將種姓制度歸咎于宗教，南非可以將種族隔離制度歸咎于白人種族主義，而我們中國卻一直在搞“工農聯盟”、“向貧下中農學習”，“農民”確實不應該是一個低等的“種族”。況且所有的中國人上溯三四代，他們的祖先全都來自于“農民”這一“種族”。

我很不愿意把農民問題與印度的種姓制度和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相比，作為中國人，這讓我感到羞恥。但想要說明白中國的“農民”是一類什么地位的人群，實無更恰當的比照對象。中國不僅有“農民工”，還有“農民企業家”、“農民商人”，何曾聽說過“鋼民企業家”或“煤民商人”？在中國，農民根本就不是指“農業生產者”或“農業經營者”，他的確是指那些依血統而成立的農民（除非成為城市的投資移民或智力移民）。用國家的力量來維持這樣一套隔離制度，不僅是不合理的，而且是罪惡的、萬惡的！將來的中國人必然會象譴責南非種族隔離制度一樣地譴責中國的農民隔離制度。

五、農民問題的解決

既然我們分析了農民問題的性質，實際上也就指出了其解決的辦法，農民問題的解決需要一場農民民權運動。既然三農問題的形成應該歸咎于農民隔離制度，那么，只能無條件地解除隔離，讓農民成為自由和平等的中國人。這應該沒有任何妥協的余地，也不能夠從經濟學或財政學上尋找拖延解決的理由。正如南非不能夠因為黑皮膚的人口太多而擔心白人社會容納不了就必須種族隔離一樣，我們也不能夠因為政府的困難或城市的困難而隔離任何中國人，哪怕他只是一個農民的后代。中央財政和省一級財政花多少錢去開奧運、辦世博，興建多少愛國主義工程，給后人留下多少“優質資產”，在我看來，實在比不上把錢花在廢除農民隔離制度上更意義深遠、更公正、更正義。這是比美國的黑人民權運動更加偉大、更加深刻的社會變革，但它不應該比南非廢除種族隔離制度更困難。南非的白人曾經恐懼過黑人將涌入他們的城市樂土、增加他們的就業壓力，但這絕不能構成剝奪別人同等權利的理由。

石家莊、寧波等一些地方政府正在嘗試改革戶口制度，讓農民有合法的投資移民、遷居移民、就業移民的通道。這比建設小城鎮那種空中樓閣式的方案要現實得多，勞動力跟著資本走，而不可能讓資本到莫須有的小城鎮去尋找勞動力。這是有限地解除隔離的一項措施，它更應該在全國范圍內無條件地實施（任何入籍收費都是無理的、歧視性的）。完全徹底地改革戶口管理制度，也還遠遠不夠，戶口背后和戶口之外的那些權利和利益才應該是農民真正的目標。各類企業、各色人等按同樣的稅則納稅，各地的學生按同樣的分數線考大學，所有中國人都享有從政、務工、經商、務農的同等機會和平等權利，有同樣標準的福利保障。這樣一個改革目標，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任何困難都不應該成為否決這一目標的前提，任何推搪、敷衍都是歷史性的錯誤。

誠然，城市的教育、就業、交通、環保和公共服務方面的壓力無疑會增大，但我們不應該把農民先天地想象成“盲流”。農民可以而且能夠按市場的法則做出他們的選擇，當城市沒有可供自由選擇的職業時，“農民”不至于會執著到為了一紙已經與農村戶口完全相等的城市戶口而放棄故鄉的一切。因為他們和城里人一旦有了一樣的自由，無論在鄉村和在城市都是同樣權利的中國人，有一樣的政治權利、經濟權利和社會權利，沒有回到農村和下一次入城的制度障礙，從事何種職業、居住在什么地方，只取決于自身的勞動技能、教育背景和市場選擇，他們為什么要去破壞城市的穩定呢？

中國的國情是人口多、耕地少，隔離制度所起的作用只是加劇了這種狀況。農民反感計劃生育、農民重男輕女，其實這主要是家庭農業的特點，因為獨生女兒出嫁就意味著農戶經濟后繼無人，意味著家庭經濟事實上的破產，農村計劃生育的困難正在于此。所以農村人口的增長速度超過城市、農村兩性比例失調正是城鄉隔離的后果。長期實行城鄉隔離，人口與資源的矛盾還會加劇，三農問題必將進一步惡化并使解決的難度與日俱增。

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國剛剛實施戶口管制的時候，城市是缺少自由市場經濟的，自然沒有自由地調節勞動人口的能力，不可能按市場的功能吸納農民中的剩余。九十年代以后，市場化的經濟改革為廢除農民隔離制度創造了基礎條件，市場經濟的發展已經使農民隔離制度松動。不幸的是，政府在這個松動過程中又實行了錯誤的政策。政府面對三資和私營企業對農村廉價勞動力的需求，面對城市市民主動放棄粗活、臟活、累活、低收入活所造成的空缺，雖然不再用行政命令對農民進城加以限制，卻改用收費、盤剝的辦法來表達歧視，人為地干涉城鄉居民平等競爭的勞務市場的形成和發展。隔離會造成痛苦，歧視將播種仇恨，政府如不改弦更張，勢必為未來的社會沖突埋下禍根。目前的中國正處于城市人口老齡化、市民職業白領化的發展進程之中，城鄉已有融合和勞動力互補的需求，農民自由入城不僅是農民的需要，也已經成為城市發展的需要。如果政府以市場力量為主并引導得當，應該可以再創造出更多的勞動與資本融合、城市與鄉村融合的需求。

把農民進城想象成一場災難，這是一種“種族”偏見。不能忽視的是，當今中國的經濟增長，國企、私營和外資已三足鼎立，而私營和外資企業中，農民出身的工人是主體。在廣東，農民工維持了珠三角的繁榮，同時還維持了他們故鄉的農村政府的稅費收入。把三億左右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僅僅當作負擔，這是一種弱智和短視的觀點。英國人、葡萄牙人可以讓中國的農民把漁村建成香港和澳門，江浙的農村移民可以造出一個大上海，中國的農民自然也可以擴大若干個城市、再造若干個城市。將過多的人口從太少的土地中解放出來，用市場的力量重新將勞動力資源洗牌，讓民間的資本、外來的資本與城鄉勞動力自由組合、優化配置，如果人口和資本都有是自由的話，浙江龍港那樣的農民城市將會更多地被創造出來。浙江的龍港是完全由農民創建的城市，可以設想，農民的勞動力和精英們的資產和智識在自由的市場制度下相結合，是可以再造一批深圳、東莞和順德的。

應該指出，農民的權利缺失并不僅僅體現在戶口簿中。戶口作為記錄公民出身地或居住地的證明，本是無可厚非的。體現在戶口簿中的權利也還遠不是城鄉人民權利的主要部分，中國人還有很多權利是寫在黨證、官證、資產證上的。

我們的愿望是，中國的農民得到一張無差別的戶口簿的時候，戶口將僅僅成為“戶口”而不是一張“權利等級證書”。所以，關鍵的問題絕不是戶口簿上面取不取消“農業戶口”或“非農業戶口”這幾個字，而在于戶口簿上的任何一個字都與人的權利的多寡、身份的高低不相干。如果我們用改革的辦法實現了人民的真正平權，不再因血統、因居住地、因職業的不同而按不同的稅則納稅和按不同的名目繳費、按不同的就業制度和不同的社會保障制度生活，如果出身于鄉村居住于鄉村的公民不僅可以成為工人商人和普通公務員，也可以成為國家主席和政府總理，當主席退休時體面地回到他的農場舊居去，誰會在乎他戶口簿上寫著什么居住地和什么血統呢？ 從廣泛的意義上講，農民的身份革命作為一場人權運動，要完成它，必然伴隨著政治經濟和文化層面的重大改革，那么它所解放的就不僅僅是農民自身，而必將導致全體中國人的人權回歸。以此而言，廢除農民隔離制度、推進農民人權運動，是值得學者們大講特講、大書特書的。

新當選的十六屆中共中央于2002年12月底和2003年1月初分別召開了以農村工作為主題的政治局會議和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強調將農村工作作為黨的各項工作的重中之重。胡書記、溫常委、曾常委上任之初即深入農村，訪貧問苦、關懷弱勢，這是值得我們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