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取消農業稅的原因探析

取消農業稅的原因探析

作者：王德高

農村稅費改革完成之后，國家和農民之間的分配關系主要是以征收農業稅（部分產品征收特產稅）的形式體現，通過法律形式規范了農村財政制度，大大減輕了農民負擔，這是稅費改革的重大成果。但是，稅費改革后的農業稅并不是理想的稅收制度，必須深化改革，溫家寶總理在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向全國人民鄭重宣告：5年內取消農業稅。那么，當前情況下，為什么要取消農業稅呢？

農業稅負擔全面提升

稅費改革后，農業稅較之稅費改革前的農業稅負擔普遍增加。改革前的農業稅負擔是1958年核定的，全國為15.5％，但這是名義稅率，經過近50年的變化，隨著土地面積的擴大，單位產量的增加，實際稅率只有3％左右，上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一直維持在這個負擔水平。那時，除農業稅外，基本沒有稅外收費，也不征特產稅。現在提高到8.4％（含農業稅附加），還要征特產稅，實際負擔率明顯高于20年前。這本身就是“黃宗羲定律”的體現。

農民負擔有違公平公正

城市和農村、工商業和農業、市民和農民兩大領域、產業和職業，只是分工的不同。但我國在城鄉分割制度下，由于歷史和體制的原因，對農村和城市采取了不同的財稅制度：（1）對農民個人所得征稅不存在免征額，而對其他公民個人所得則有800元的免征額；（2）在農村征收產業稅（如農業稅和農林特產稅），而在城市則不對產業征稅（如沒有工業稅和商業稅等）；（3）稅費改革后的農業稅，比城市工商稅收中的流轉稅稅負要重。首先，從稅率來看，增值稅中小規模納稅人的征稅率為4.6％，營業稅稅率一般為3.5％，普遍比農業稅稅率低3.4個百分點，平均低一倍。其次，還要考慮兩個因素：第一，從稅負歸屬來看，城市工商稅是可以轉嫁的，由消費者負擔；農業稅是不可轉嫁的，納稅人就是負稅人。第二，從經營成本來看，農民種糧除去種子、農藥、化肥、用工等成本后，基本無盈利，時有虧損。而城市工商業者決不會保本經營，更不會虧損經營。由此說明我國農民對政府的要求并不高，但是從經濟學的角度看，這是不公平的，從政治學的角度看，也是不公正的。（4）我國大部分年份將80％以上財政支出用在只占總人口不到40％的城市，而占總人口的60％以上的農村只能獲得不到20％的財政支出。這種城鄉不統一的財稅制度，拉大了城鄉差距。因此，要想統籌城鄉發展，就必須建立城鄉統一的財稅制度，如統一城鄉稅制，統一城鄉居民的非稅負擔，使城鄉的財政支出與其人口比例大致相適應等。

農業稅征收成本有違效率

征收成本過高。由于我國農村地域廣闊，人口眾多，單位稅額又少，農民的主動納稅意識差，稅務人員不得不走村串戶上門征收。農業稅季節性強，一到農產品收獲季節，要面對成千上萬家農戶，農業稅的征稅人員就顯得嚴重不足。但是從效率上講，我國農稅干部人均征收額太低。例如，安徽省現有3萬多個行政村，以每個村1名農稅人員計，就有3萬多名，而全省的農業稅不到40億元，每名農稅人員僅10萬余元，遠遠低于全國70多萬元的平均總水平，我國的稅收成本總水平又遠遠高于世界水平，是美國的10倍。再如，有的農戶欠幾十元稅款，鄉財政所開車幾十公里來回跑幾趟還找不著戶主，收來的錢若用來補償汽油費還不夠。有的鄉財政所平均每人每年僅收2－3萬元農業稅，除去自身工資、住房、辦公經

費外，所剩無幾。目前農業稅是我國征收成本最高的一種稅。

農民以債抵稅，農業稅征收難。以前鄉村集體向農民借款、集資，墊付稅費，現在這些農民要求以債抵稅，在他們看來合情合理，村干部和稅務干部雖然知道不規范，許多時候也沒有辦法。

征收手段落后。農產品的收購，交易都是現款現貨，不通過銀行轉賬，除了在收購時可以代扣代繳外，只能采取最原始的辦法上門征收。

征管無法可依。現行的稅收征管法明確說明農業稅的征管不在此法規范之列，至今仍無農業稅的征收管理條例，對偷稅、漏稅、抗稅也無處罰措施，即使按現行的稅收征管法對違章者進行處罰，最快也要72天才能開始有效執行。

農業稅無益國際競爭

發達國家（例如，美國、日本、歐盟等）為了提高本國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對農產品的生產環節不僅不征稅，還按世貿組織的《農業協議》中的“綠箱”政策或“藍箱”政策和規則，對農民實行各種各樣的直接補貼。我國由于受農業勞動生產率低和水源及土地資源少等因素的制約，我國的農產品本來就在國際市場上處于劣勢，如果再征農業稅，就等于自己抬高農產品價格，必然削弱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這正好為國際市場上低價農產品進入我國市場打開了方便之門。在加入WTO的談判桌上，我們曾千方百計爭取政府對農業更多的保護空間，可是我們自己又在向農民收取大量稅費。

免征農業稅的可行性

目前，我國農業稅收每年僅300多億元至400多億元。就算稅費改革完成后，最多也只可能收到500多億元至600億元，2003年全國財政收入已達到20000多億元，幾百億和兩萬多億比較，實在是微不足道，政府完全有能力通過轉移支付補上這幾百億元。我國江蘇、浙江、上海、廈門、甘肅、北京等地部分農村已相繼做出免征或緩征農業稅的決定，受到農民的普遍歡迎。取消農業稅，是指免去按常產向每個農民在生產環節征收的農業稅。取消農業稅的基本思路是，在農業生產環節一律免征，只對進入流通和消費環節的農產品征稅，也就是說農產品不上市不征稅。對上市的農產品征什么稅，是征農產品稅，征營業稅，還是增值稅，這是另一個大課題，有待進一步探討和研究。

取消農業稅，是完成農村稅收制度改革的一大飛躍，是一項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改革，可以說是一場繼土地改革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后的第三次真正意義上的偉大革命，它標志著我國結束了幾千年按田畝、產量、人丁向農民征收農業稅的歷史。必將極大地調動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極大地解放和發展農業勞動生產力，極大地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業稅免征，也標志著我國農業在發展階段上完成了一大轉折。

第二篇：取消農業稅(參考)

取消農業稅后農村面臨的新問題及對策 ? 取消農業稅、增加糧食直補，加大農業投入，是中央的一項惠農工程；也是一項德政工程。全國農民無不拍手稱快。這一政策的出臺，對徹底根治農民負擔過重，加快農村發展步伐，緩解農村矛盾，有著非常重大的意義。但在舉國上下一片歡呼的同時，我們也應該很清醒地看到，取消了農業稅，不等于就解決了農村所有的矛盾，反之，伴隨著也出現一些新的問題。譬如一味良藥，雖有好的藥效，但也必有一定的負面效應，如果沒有一些好的藥物配伍，難以起到更好的作用。取消農業稅后，農村出現了一些新的問題：一．稅費尾欠越來越難征收。稅費尾欠一直是鄉村干部感到非常頭疼的問題，也是鄉村負債、農民負擔過重的主要因素。在農村，幾乎每個村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農民拖欠稅費的現象，一個人口不到上千人的村，甚至可以欠稅費近40萬！可見，這些農民多年就根本沒交任何稅費，長期喊的農民負擔過重，其實對他們并無大礙。稅費尾欠收不上來，基層政府不得不組織龐大的力量來征收，增大了行政成本，也更加重了農民負擔，形成惡性循環。事實上，真正的鄉村負債，并沒有包含農民所欠的稅費往來，一旦這些往來不收或收不上來，鄉村負債的數目是相當驚人的。取消各種稅費后，中央規定，稅費改革前的上繳尾欠暫停清收，只是緩解了一部分真正困難群眾的矛盾。其實欠稅的不完全是困難群體，是這樣四種人：一是富裕戶，這些人長期舉家外出，靠在外面打工或經商賺了錢，在外定居或長時間不回，鄉村干部根本無法收到他們的稅費；二是刁難戶。用鄉村干部的話說，就是“釘子”戶。這些人無理取鬧，惡意拖欠，把政府對干部稅費征收規定的“幾不準”看成是自己的保護傘，鄉村干部對這些人總是束手無策；三是攀比戶。稅費征收過程中總會有種怪現象：沒欠的向欠得少的看齊，欠得少的向欠得多的看齊。這些人惟恐自己吃虧，相互攀比；四是困難戶。主要是經濟收入不高的農戶，五保戶，受災戶等，這部分人一般在農村占的比重并不大。稅改前稅費的緩收，使稅改后的農業稅更難征收，在群眾的潛意識中，好象是以前的尾欠不準收了或根本不收了，大大挫傷了以前踴交稅費的部分群眾的積極性。現在農村的公益事業籌資就遇到了很大的困難：以前沒欠稅費的，他們根本就不交了，用他們的話說，別人欠那么多都沒問題，我們自然用不著再犯傻了。而欠得多的呢？也就干脆破罐子破摔，反正是還不完債，干脆也拒交。稅費尾欠，是寄生在鄉村基層的惡性腫瘤，不及時醫治或徹底根治，必將引起一系列的并發癥。

二．公益事業越來越難組織。近兩年，政府雖然加大了農業投入，但要真正搞好農村公益事業，目前靠的主要還是農民自己。各種稅費取消后，農村允許收的就只有“一事一議”。有些地方規定，一事一議收費的原則是“有事就議，無事不議”，必須征得大多數人同意，而且最高不超過人平15元。這個規定看起來很簡單，其實鄉村干部很難操作。矛盾主要有三：一是程序有矛盾，必須要大多數人同意才行，這“大多數”人怎么界定？一個組的“一事一議”商定，“大多數人”是指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人呢？還是指實際人口數？或者到會人數？個別人為了個人利益不同意又怎么辦？實際上在農村只要有個別人不出錢，事情就很難辦成，所謂的議事其實也是一紙空文。筆者所在的村民小組，準備硬化公路，僅僅只有幾戶不同意，至今只好擱淺；二是方案有矛盾，比如農村的許多機耕路，是為農田服務的，修路籌資自然按田分攤。如果按人分擔，那些人多田少的自然不干，本來30年不變的農田承包政策使許多人及時分不到田，這部分人本身就吃了虧，再加重其負擔也不合情理，何況有些地方按田分擔根本沒有矛盾，政府又何必去強加一個按人收取，強行扣上一個“負擔不合理”的帽子？三是數目有矛盾，比如筆者所在的村，經村民代表會議決定硬化村主干道3.8公里，共需資金53.2萬元，政府撥款34.2萬元，尚差19萬元。我村共有人口850人，按人平收取15元計算，共可收1.275萬元，如果按此速度收取，共需15年。而實際上，村里居民的生活水平兩年要籌集這筆錢根本沒問題，但是于法不容。

三．土地糾紛越來越難處理。前幾年，為了調動農民種糧積極性，政府提倡土地延包30年不變。其實那時侯由于各種負擔太重，農民根本就不愿意要田地，大多數農民都拒簽合同。為了響應上面的政策，鄉村干部只好造假合同應付上面的檢查。田土多的農戶紛紛擱荒，欠下一大筆稅費。而田土少的農戶，更不愿攬個包袱。人地分配相當不均衡。農業稅取消后，什么負擔幾乎沒有了，中央還有一系列的補助，各地開始出現爭地現象。人多地少的要求分地，人少地多不愿意拿出來，這時候他們拿出政策來保護自己：30年不變啊。特別是一些農村的新生兒，如果說以前人多地少的農戶是自違的話，那么這些新生兒，是誰剝奪了他們半生享有土地的權利？還有征地矛盾，以前農民覺得土地是種累贅，只要減免他們的負擔，地價都沒有過高的要求，現在他們覺得土地艱貴了，不再輕易轉讓土地。一些地方必要的建設征地，就成了難題。比如某鄉某村有兩個組，一個組稅改前農民征收的土地價是水田5000元/畝。據說依據是按每年農業稅及附加稅最高100元/畝估計，50年政府應該收5000元。本來農民要交稅的，這下不但不交，還有收益，皆大歡喜。另一個組是免稅后征地的，農民都知道打算盤了：現在糧價翻倍了，每畝包括政府的各種補助至少收益900元左右。50年就要4.5萬元哦，并且還意味著永遠失去田地。所以他們索要高價！而前一個組的群眾想不通啊，只相差一年時間，他們感覺自己太吃虧了，又紛紛去強行奪回自己的田地。現在許多地方都出現已被征地農民索要田地現象，基層政府很難應付。

四．基層組織越來越難運轉。很長一段時間，稅費收入一直是鄉村基層組織經費的重要保證。取消各種收費后，鄉村組織已是舉步為艱。鄉鎮干部以前的待遇主要靠工資收入和鄉鎮補貼。現在大部分鄉鎮沒有了經濟收入，干部也就不可能發多少補貼。光靠工資收入的鄉鎮干部自然成了困難戶。就拿我鄉來說，干部工資最高的也就1500多元，最低的只有700多。而當地農民在外打工的平均工價是1800元/月。造成鄉鎮干部大多不安心于本職工作。特別是鄉村債務，已成為基層政府極不穩定的隱患。現在幾乎所有的鄉鎮都有債務，一般的都有好幾百萬！不要談償還債務，正常的辦公都已無法運轉。個別鄉鎮，已到了干部食堂都無法保證的地步。雖然上級政府在極力想辦法化解鄉村債務，問題是這樣的體制下去，繼續增長的債務又怎么辦？如果不能對癥下藥，恐怕永遠會有化解不完的鄉村債務。另外，公益事業也成為鄉鎮一個極為頭疼的問題，在村里，還可以搞一事一議多少籌點，但鄉鎮又上哪里去籌？以前在鄉鎮，暗地里都有一個這樣的規矩：鄉鎮每年在上繳的費用中，要拿出一部分獎勵村干部，村干部倒是尚能聽命于鄉鎮政府。沒有了這些費用，鄉村矛盾也逐步顯露出來。實行村民自治后，鄉鎮對村干部沒有任免權，沒有了經濟往來，許多村干部有了占山為王的思想。有人把一些資力較老的村支書叫做“土皇帝”。凡事他不聽上級指揮。而你又無可奈何。現在鄉鎮布置村干部工作任務，幾乎沒人聽。就連農民負擔卡，包村干部都只好自己幫村干部填寫、發送、張貼。

筆者通過對鄰近幾個鄉鎮的調查，發現這些矛盾比較尖銳。怎樣來解決？個人認為要做好以下幾點：

一．稅費尾欠要合理征收。稅費尾欠的成因比較復雜，各地差異不同，實際情況不盡相同，只能因地而異。“收”、“消”、“減”、“免”。“收”就是對有償還能力、惡意拖欠的農戶依法清收；“消”就是鼓勵有勞力剩余的農戶以勞代資，既減輕了農戶負擔，又增加了集體收益，第一年共用這種形式鼓勵村民荒山造林200多畝，不僅收回上繳2萬多元，而且10年之后集體可創收200多萬元；“減”就是召開村民代表會，討論減免部分受災戶的稅費；“免”就是用同樣的方式免去個別特困戶的稅費；

二．公益事業要合理規范。由于鄉村債務沒有化解到位，各種稅費又不準收，許多村只好在“一事一議”上開口子。而上面往往只強調標準，只要不觸“高壓線”，而忽略監督。許多村干部按照上面的要求，造假會議記錄，假村民代表簽名以達到其目的。“一事一議”的征收應該法制化，讓執行者有法可依。在人地矛盾沒有解決的前提下，征收的方案必須因地而異，否則不但不能解決矛盾，反之會激發矛盾。對于一些經濟條件較好的地方，經過村民代表的同意，和上級組織的審核，要允許特例存在，否則會制約一些地方的發展。

三．土地矛盾要合理完善。政府應該逐步探索新的形式下新的土地政策。雖然農民對土地只有使用權，但實際上農民擁有了所有權。如果農民不同意，誰敢強行征地？農民的宅地基誰敢侵占？承包期滿后外地居民誰敢來承包？城里的一些無業居民，同是國家公民，為什么就不能享受這一優越的國家資源？還有一些矛盾，比如一些企業征了農民的地，經營期限是50年。50年后怎么辦？如果企業不再續征了，農民面對那些鋼筋水泥如何耕種？假如企業續征，農民有意天價又怎么辦？要解決這些問題，政府必須逐步探索實行農村土地私有化，讓土地可以流轉。會經營的農民可以進城定居，城里的失業者可以到農村買地耕種。同時，農民還可以根據自己的特長相互流動。這樣可以有效緩解城鎮的失業壓力，可以有效利用自然資源，減少土地閑置。同時可以避免農村長期存在的人地矛盾。

四．基層組織要合理設置。現在鄉鎮隊伍的龐大，與早些年農民負擔過重有很大的關系，稅費收不上來，鄉鎮就不得不增加人手。以前鄉鎮干部的工作主要以稅費收繳為主，取消稅費后，鄉鎮人員明顯多余。許多鄉鎮干部面臨失業。許多地方在喊鄉鎮政府由“命令型”向“服務型”轉變，實際上是一種害怕失業的恐慌的托辭。鄉鎮干部大多來自于高等院校，許多人根本沒種過田，又怎樣去指導種田？許多人根本就沒經過商，又怎么能去指導農民發家致富？與其讓許多人都坐在一起吃不飽，不如分一部分人出去另尋門路。村干部人員同樣過剩，鄉鎮、村組合并迫在眉睫，鄉村干部職數精簡迫在眉睫。另外，還應該改變村干部的任免方式，和村干部薪酬的發放形式，其他村干部必須按績論酬，以確保政令通暢。

第三篇：取消農業稅

取消農業稅，中國歷史上的壯舉

溫家寶總理3月5日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關于“五年內取消農業稅”的鄭重宣布，像一聲響徹云天的春雷，在遼闊的中國農村、牧區的每個角落回蕩。對9億中國農民來說，再沒有比這條消息更令他們激動和感動的了。他們將永遠記住這一天，歷史將記載這一天。

在漫長的中國農業社會歷史上，政府收繳農業稅、農民交納農業稅從來都是天經地義的。各朝各代，只有過局部減輕包括農業稅在內的稅賦的舉措，從來沒有在全國范圍內取消農業稅的先例。共和國成立后50多年里，特別是最近十幾年為減輕農民負擔做了許多努力，但農業稅政府還是得收，農民也還是得交。溫總理這一宣布，五年后中國農民將告別交農業稅的歷史，這是本屆政府做的一件前無古人的事，是天大的德政。

我國多年來農業稅穩定在500億元左右，2002年僅占全國稅收的2.6%，每個農業人口不到60元，對政府、對農民似乎都不是一個不堪重負的大數目。但政府保留還是取消這項稅收，其影響卻遠遠超過這個數字本身。

取消農業稅，是項使每個農戶都受益的根本性舉措。“60”塊錢，對城里人，對有錢人來說，是不值一提的區區小數。但在當今中國的不少農民眼里，每個人口交60元也不是一件簡單事。五口之家一年要交300元，他種那幾畝地去掉化肥、種子、農藥、水費等各項開支，又能掙幾個300元呢？再說，300元可能維持一家兩三個月的最低生活呢。問題還不在這里。因為有農業稅，就給其他五花八門的費稅“搭車”提供了平臺，這樣幾倍于農業稅的負擔就會落到農民肩上。五年后取消農業稅，其他費稅“搭車”的平臺也隨之失去，農民將從一反一正中大大獲益，黨和政府減輕農民負擔的政策也因此才能真正落到實處。

取消農業稅，體現了黨和政府執政為民，扶持社會弱勢群體的施政理念。9億農民是中國人口的大多數，又是收入增長最緩慢、生活最艱難的社會弱勢群體。目前，農業發展滯后，城鄉差距擴大。農業、農村、農民的狀況，直接關系到全國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加入WTO后，我國農民又多了一層國外優勢農業競爭的強大壓力，處境更為艱難。西方發達國家平均每個農業工人擁有1000畝耕地，還從政府那里獲得補貼。相比之下，我國小規模的、分散的農業處于十分不利的地位。新一屆中國政府充分體察農民的境況，毅然取消農業稅，可以說是現

實條件下對“三農”最強有力的扶持。這項政策必將激發農民積極性的提高，推動農村經濟的新一輪發展。農業這個國民經濟基礎發展了，穩固了，也必將有利于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穩定。

取消農業稅，實行鄉鎮財政與稅收脫鉤，將緩和和改善多年來因收農業稅以及其他攤派費用而造成的不少地方農民與基層組織、基層干部關系的緊張，有利于基層干部集中精力帶領農民致富，有利于重建基層干部和農民的和諧關系，有利于農村的穩定。

取消農業稅，必將推動農村改革的進一步深化。五年后，鄉鎮的財政負擔將通過國家財政支付轉移來解決，這必然要求縣鄉鎮要精簡機構、裁減“臃腫”人員，有些地方也可能根據情況對鄉鎮做必要的合并調整。農村基層干部的素質將得到優化和提高。

取消農業稅，是改革開放帶來的一項巨大成果。現在農業稅雖然只占國家稅收總額百分之二點幾，但五年后這筆稅收不但沒有了，國家還要從財政中拿出一筆錢來支付農村基層的財政開支，這一反一正給國家增加了不小的負擔。取消農業稅，在以前即使想做也是難以做到的。但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經濟迅猛發展，國力明顯增強，財政收入大幅度增加，使國家完全具備了取消農業稅而不至于影響國家全局發展的能力。

第四篇：取消農業稅

對取消農業稅的理論思考

周東明

【摘要】取消農業稅，對于提高農民的勞動積極性，鞏固農業的基礎地位，提高我國的綜合國力，意義非常重大。本文從經濟常識、哲學常識、政治常識三個方面，說明了取消農業稅的意義。

【關鍵詞】取消；農業稅；思考

2005年12月29日全國人大第19次常委會會議，以高票通過廢止《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征收條例》。這是自1958年實行農業稅以來，我國首次廢止。從2006年開始，歷經2600年的皇糧國稅被廢除。農業稅的廢除，9億農民舉天同慶，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有利于增加農民收入，鞏固農業的基礎地位，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作以下思考：

從經濟常識看：

（1）市場經濟具有弱點和缺陷，必須進行國家宏觀調控。市場能夠有效的配置資源，但造成資源的浪費。為了避免這種浪費，國家進行宏觀調控。取消農業稅，就是國家運用經濟手段進行調控，保護農民的經濟利益的一種措施。

（2）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以實現共同富裕為根本目標。我國是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國家，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是結合在一起的。取消農業稅，有利于增加農民收入，減少支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實現共同富裕。

（3）我國的分配制度是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實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在我國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實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調動了勞動積極性，增加了收入。但造成了過大的貧富差距。因此，我國及時取消農業稅，可以減少農民的支出，有利于實現公平，維護廣大低收入人群的利益。

（4）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農業的基礎地位是否牢固，關系到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關系到全面小康社會的實現，關系到國家的長治久安。因此，國家高度重視農業、農民、農村問題。取消農業稅，增加了農民的收入，可以促進農民增加對農業的投入，調動農民的勞動積極性，鞏固農業的基礎地位，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

（5）我國稅收的性質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新型稅收。稅收是國家調節經濟的重要杠桿。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對經濟的調節是通過稅收來進行的。通過對納稅人、納稅對象、稅率的確定和具體的稅收征管，可以促進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取消農業稅，這是國家運用稅收杠桿，來增加農民的收入，調節農村和城市的收入，促進農業、農村的健康發展。

第五篇：取消農業稅的意義

取消農業稅的意義

在漫長的中國農業社會歷史上，政府收繳農業稅、農民交納農業稅從來都是天經地義的。歷朝歷代，只有過局部減輕包括農業稅在內的稅賦的舉措，還從來沒有在全國范圍內取消農業稅的先例。農民一直是中國人口的大多數，又是收入增長最緩慢、生活最艱難的社會弱勢群體。因此，取消農業稅，首先體現了黨和政府執政為民，扶持社會弱勢群體的施政理念。

取消農業稅，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對農民的一種解放。在我國，農業征稅、繳稅成本太大，這種成本有時候甚至超過了稅收本身。以農業稅為載體，派生出從農民、農村、農業攝取剩余的稅費的品種多得令人眼花繚亂。農業稅的取消，使這種到處向農民伸手的體制得到了根本性的改變；更為重要的是，現行的農村稅制，是在城鄉二元結構下設立的。這種兩線并行的稅制結構，再加上城鄉發展水平的不平衡，對中國農民形成了極不公平的稅收負擔。我國由7%的主稅及其20%的附加合成的農業稅稅率達8.4%。據了解，對特定人群進行稅收，這種情況只有在中國才存在。因此，取消農業稅政策的提出，更多的是一種制度性的變化，是中央對城鄉經濟和社會發展不平衡政策做出的重大調整，是對農民在稅負上與城市居民平等地位的恢復。

取消農業稅，也是改革開放帶來的一項巨大成果。四百億的農業稅雖然只占國家稅收總額的百分之二點幾，但今后這筆稅收不但沒有了，國家還要從財政中拿出一筆錢來支付農村基層的財政開支，這在以前即使想做也是難以做到的。因此，農業稅的取消，一方面意味著我國經濟結構在升級的過程中，農業的比重正在逐步降低；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國目前已完全具備了取消農業稅而不至于影響國家全局發展的經濟能力。

取消農業稅，對小區域經濟中的財政稅收結構的影響是最大的，特別是縣域經濟。對于許多農業縣、農業區域來說，財政稅收中的農業稅仍然是很大的比重。農業稅的取消，使得這些地方的財政稅收結構面臨著重大的變革，并進而將影響到更大的區域甚至是國家財政稅收結構的變革。因此，取消農業稅，實際上是對財政稅收結構、小區域經濟結構、社會結構、甚至是國家宏觀經濟結構的深刻變革的開始，意味著我們的改革已開始走向最艱巨的領域。

取消農業稅以及中央政策向“三農”傾斜，并不損害城市的發展和市民的利益。相反，還將最終促進城市的進一步發展。一個淺顯的道理：全國13億人中的9億多農民增收了，消費水平提高了，必將促進城鄉市場的暢旺，拉動內需，城鎮的生產、銷售和消費等環節也將隨之步入良性循環，進而加快城市工業化的步伐。同時，城鄉差距的縮小，還會促使農村社會更加穩定，并有助于全社會的穩定。一句話，中國的改革，都是從解放農民開始的。沒有富裕的農民，就沒有富裕的中國；沒有農村的穩定，就不可能有一個穩定和諧的中國社會。

農業稅這項“千年古制”的最終廢除，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偉大壯舉，其意義是空前的，并將對中國社會的全面發展產生巨大而深刻的影響。取消農業稅，并不僅僅是中國農民的福音，更是13億中國人共同的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