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農民集體之間土地所有權爭議的確權研究

農民集體之間土地所有權爭議的確權研究

作者：秦永雄發布時間：2010-10-18 18:15:38

一、集體土地所有權的歸屬

由于歷史原因，農村集體之間土地所有權的歸屬，目前仍然呈現出“三級所有，隊為基”，《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十條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依法屬于村農村集體所有的，由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委員會經營管理，已經分別屬于村內兩個以上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農民集體所有的，由村內各該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小組經營管理，已經屬于鄉（鎮）集體所有的由鄉（鎮）集體經濟組織經營管理。”由此可以看出，集體土地的所有權可以歸屬于村民委員會，可以歸屬于村民小組，也可以歸屬于鄉鎮集體經濟組織所有。弄清了集體土地所有權可以歸誰所有，政府才能進行正確的確權。

二、土地行政管理部門處理農村集體之間土地所有權堅持的原則

建國后，我國的土地權屬經歷了土地改革、互助組、合作化、人民公社等演變過程，在土地私有制轉變為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過程中，土地權屬出現了混亂。我國土地制度經過了土改、四固定、合作化以及以后的權屬變化，土地權屬不明確，長時間存在爭議，大多數缺乏有效證據，給土地確權案件帶來一定的困難。土地改革、“四固定” 不徹底，以及在其后一系列政治運動中土地林地權屬發生多次變更，歷史遺留問題多，且缺少書面形式的文字記載，時間長，地形地貌已變，難于認定。土地林地確權行政案件，多發生在農村，涉及面廣，政策性強，土地林地作為農民的生產、生活資料，與農民關系非常之大，特別是改革開放后，土地利用價值不斷提高，發生的糾紛也隨之增加。由于存在以上諸多原因，政府在處理土地確權案件，要遵重歷史，面對現實，要從有利于農民生產、生活，有利于管理和利用的角度來處理爭議。

三、土地行政管理部門在處理集體之間土地所有權糾紛的法律程序

土地行政管理部門在處理農民集體之間土地所有權爭議時應嚴格按程序進行，《土地權屬爭議調查處理辦法》規定土地行政部門在處理這類案件時應遵循的程序：

1、調查證據

2、審查證據

3、先行調解

4、進行確權

四、土地行政管理部門處理所有權爭議的法律依據

《確定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若干規定》規定：

1、土地所有權有爭議，不能依法證明爭議土地屬于農民集體所有的，屬于國家所有。見18條

2、土地改革時分給農民并頒發了土地所有證的土地，屬于農民集體所有；實施《六十條》時確定為集體所有的土地，屬農民集體所有。19條

3、村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按目前該村農民集體實際使用的本集體土地所有權界線確定所有權。20條

4、根據《六十條》確定的農民集體土地所有權，由于下列原因發生變更的，按變更后的現狀確定集體土地所有權。

（一）由于村、隊、社、場合并或分割等管理體制的變化引起土地所有權變更的；

（二）由于土地開發、國家征地、集體興辦企事業或者自然災害等原因進行過土地調整的；

（三）由于農田基本建設和行政區劃變動等原因重新劃定土地所有權界線的。行政區劃變動未涉及土地權屬變更的，原土地權屬不變。

5、農民集體連續使用其他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已滿二十年的，應視為現使用者所有；連續

使用不滿二十年，或者雖滿二十年但在二十年期滿之前所有者曾向現使用者或有關部門提出歸還的，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根據具體情況確定土地所有權。

五、土地行政管理部門處理所有權爭議的證據認定

土地行政管理機關對土地權屬關系的確認，必須以合法的權屬證件、歷史檔案資料和文字記載等客觀事實為依據。這些證據主要包括土改時期的土地證、“四固定”權屬證明、歷史上集體之間簽訂的協議、有關權屬變更的行政命令或決定、證人證言等。

1、土改時期的土地證的效力

解放初期人民政府發的《土地房產所有證》，是土地改革時農民確認土地權屬的憑證，應該肯定其法律效力。但后來我國的土地林地權屬有過幾次變動，經過合作化時期，土地林地隨人入社，土地林地由私有改造成農業合作社集體所有。隨后又經過人民公社，將農業合作社集體所有擴大到人民公社集體所有。到1962年“六十條”公布后，對土地（林地）、耕畜、農具、勞動力進行了“四固定”，按屬地原則對土地林地進行統一的調整，歸就近的生產隊集體所有。因此，土改時的土地證，并不是證明土地的所有權的唯一證據。

2、“四固定”權屬證明。土改后，我國土地權屬又發生過幾次變動，經過了合作社土地隨人入社，由土地私有改造成為農業合作集體所有制，以后又經過“人民公社”將農業合作化集體所有擴大到人民公社集體所有，1962年六十條施行后，對土地、耕畜、農具、勞動力進行了“四固定”，土地按屬地原則對土地進行統一調整，歸就近的生產隊集體所有。人民政府在處理這類糾紛時，一般應以“四固定”確定的權屬為準。所以，“四固定”確權的法律效力應優先于土地證，但是，當時的“四固定”，主要是耕畜和林地，對當時未開發的荒地，一般未固定。應參照土改合作化時期的權屬。所謂參照就是參考依照的意思，不能把“參照土改證確權”理解為“以土改證確權為準”。因此，在行政審判中，對“四固定”未確定的土地權屬爭議，簡單地依據土地證確權是不符合政策的。應當注意的是，“四固定”確權，一般沒有法定的書面形式，認定“四固定”是否確權，應通過考察田畝，造冊、交糧納稅和經營管理等情況綜合分析確定。

3、集體之間的協議歷史上村與村之間簽定的有關協議。由于我市在歷史上沒有作過土地確權工作，因此很久以來，村與村之間存在著很多共同使用的土地、草場或水面，以前對于土地的需求沒有現在這樣大的壓力，因此出現糾紛的情況很少。也正因為壓力不大的原因，少數出現的爭議解決起來也相對要容易一些，共同簽定土地界限協議書就是當時解決這類問題的主要方式之一。行政機關在處理時，如果采用了這樣的證據，法院在審理時就要對其進行審查。一般而言，只要該協議具備了協議書的基本要件，如內容明確、具體、具有可操作性、有相關單位負責人簽字等等，就可以認為該證據是可靠的，可以予以采納。

4、鄉政府的確權文件或證明歷史上有關的行政決定或行政命令。鑒于我國的實際情況，有關部門土地的法律規范長期得不到完善和實際執行，有很多土地的權屬當初都是來源于行政決定或行政命令。由于這樣的問題具有廣泛性，因此我們在處理案件時，如果出現這類證據，應當在承認歷史事實的前提下進行審查。如果經過審查，該證據是真實、可信的，而且在此之后又沒有另行簽定的土地界限協議，也沒有簽署過《土地權屬認可書》，那么就應該認可該決定或命令所具有的效力，以使爭議得以最終解決。如果經過審查，在該決定或命令之后還存在確定土地界限的協議、決定或命令，那么就不能確認該證據的效力，而只能去審查以后出現的相關證據是否具有法律效力。隨著時間的推移、法制的日益完善與健全，這類的證據將越來越少。

5、證人證言。對于證人證言的分析判斷。在審判實踐當中，我們經常會遇到大量的證人證言，其證實的內容往往是互相矛盾的。出現這樣的情況并不奇怪，因為人的記憶往往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產生遺忘，對于有些問題，尤其是年代較為久遠的事情出現記憶不清的現象是經常發生的，對于這種情況我們必須要結合其他證據進行綜合分析，然后才能決定是否采信。

證人往往還會出現的另外一種問題就是他們有時會由于來源于內心的主觀意愿或外部的壓力而出具與實際情況并不相符的證言，現實當中此類問題是為突出的，實際上也是很難避免的，因為這是由于人固有的特點所決定的。因此，在具體的案件審理中，我們對于證人證言的分析判斷尤其要慎重，對于那些沒有其他證據佐證的、沒有得到對方當事人認可的以及與實際情況明顯不符的證人證言不能采信。

第二篇：三農問題論文:農民是如何失去土地所有權？

內容提要：本文從法律和實踐等角度分析了我國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虛置現象存在的原因。作者認為，我國現行法律雖然規定了農村土地三級“農民集體”所有，但卻沒有明確規定“農民集體”作為土地所有權主體的構成要素和運行原則；沒有明確產權代表和執行主體的界限和地位；沒有解決“農民集體”與農民個人的利益關系。而在實踐上，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的基本權能已事實上由土地使用權所代替。這種權能替換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土地所有權的法律地位，使土地所有權高度弱化、使用權對所有權的分割程度很高。特別是國家對“農民集體”行使土地所有權超法律強制，使本來在法律上已虛擬化了的“農民集體”只能是有限的土地所有權人，國家才是農村土地的終極所有者。

關鍵詞：土地所有權 權利主體 權能替換 超法律限制

目前，理論界有關我國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虛置的具體表現及對農村進一步改革的影響已多有論述，而對為什么會產生這一現象卻很少深究。我認為，我國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虛置現象之所以存在主要有三個方面原因：法定權利主體的多級性和不確定性、所有權與使用權權能的相互替換以及國家對農民集體行使土地所有權超法律限制。

一、法定權利主體的多級性和不確定性

我國憲法、民法通則、土地管理法和農業法都有關于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的規定。1982年憲法第十條規定，“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于國家所有的以外，屬于集體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屬于集體所有。”1987年施行的《民法通則》第七十四條將憲法中的“集體所有”具體規定為：“集體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屬于村農民集體所有，由村農業生產合作社等農業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委員會經營管理。已經屬于鄉（鎮）農民集體經濟組織所有的，可以屬于鄉（鎮）農民集體所有。” 1988年修改的《土地管理法》第八條在民法的基礎上進一步規定：“村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已經分別屬于村內兩個以上農業集體經濟組織所有的，可以屬于各該農業集體經濟組織的農民集體所有。” 1993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法》第十一條也作了與土地管理法相同的規定。上述這些法律，將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規定為三級制的“農民集體所有”。這就是“村農民集體所有”、“鄉（鎮）農民集體所有”和“村內兩個以上的集體經濟組織中的農民集體所有”。也就是說，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的法定主體是三個級類的“農民集體”。

但現行法律卻沒有明確規定“農民集體”作為土地所有權主體的構成要素和運行原則；沒有明確產權代表和執行主體的界限和地位；沒有解決“農民集體”與農民個人的利益關系。

首先，“農民集體”不是法律上的“組織”，而是全體農民的集合，是一個抽象的、沒有法律人格意義的集合群體。它是傳統公有制理論在政治經濟上的表述，不是法律關系的主體。

財產所有權是很重要的法律權利，其主體必然是法律關系的主體，應該具有法律上的人格意義。也就是說，它應該是參與法律關系享受權利和承擔義務的“人”──法人或自然人（公民）。法人與自然人都具有法律上的人格，法人是具有民事權利能力和民事行為能力，依法獨立享有民事權利和承擔義務的組織。從我國現行法律關于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的立法本意和相關規定上來分析，“農民集體”在概念上與“農民集體組織”有著十分明顯的區別。“農民集體”不是指鄉（鎮）、村或者村以內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也不是指某級行政組織如鄉（鎮）政府或某級自治組織如村民委員會。對于這一點，法律明確規定由村農業生產合作社等農業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委員會經營管理屬于村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就是最好的說明。也就是說，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委員會都沒有土地所有權，它們只能經營管理屬于“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顯然這是與傳統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理論相一致的。按照傳統的公有制理論解釋，“農民集體所有”是農村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在法律上的表現，指的是屬于一定區域內（鄉、村、村以下）全體農民所有，即不歸哪一個組織（生產合作社或村民委員會或村民小組），也不歸農民個人。然而，隨著經濟改革的深入，我國相關的經濟和民事法律的健全和發展，特別是在進行農村集體土地的確權過程中，這種沒有具體組織形態和法律人格化的“農民集體”就會遇到諸如不能行使和保護自身權利等情況。為了解決這一問題，經濟理論界和有關的行政管理部門都力圖明確“農民集體”的性質。例如1994年12月國家土地管理局地籍管理司在關于對農民集體土地確權有關問題的答復中就指出：“農民集體是指鄉農民集體、村農民集體和村內兩個以上農業集體經濟組織，包括由原基本核算單位的生產隊延續下來的經濟組織。”行政執法部門的這種解釋，在一定的意義上將“農民集體”確定為“農業集體經濟組織”。但這與正式的法律表述是不一致的。這種模糊不明確的規定，導致經濟實踐中的混亂。在現實中，有些地方是由村民委員會或村民小組等非經濟組織履行土地產權的職能；有的地方雖然規定土地由其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所有，可是國家征用土地卻仍需經村民小組同意，征地補償款仍由村民小組支配；有些地方則由于無法確定“農民集體”的法律性質，虛設產權主體，以至失去土地的發包主體，造成產權混亂現象。

可見，現行法律規定“農民集體”這樣一個無法律人格、不能具體行使對土地有效監督和管理的集合群體作為農村土地的所有權主體，必然造成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虛置。

其次，如果將“農民集體”確定為“農業集體經濟組織”，又會造成大量的農村土地產權不清和不穩定。

我國長期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農村集體所有制。１９６２年９月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次會議通過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在第四章規定：“生產隊是人民公社中的基本核算單位。它實行獨立核算、自負盈虧，直接組織生產，組織收益的分配。”“生產隊范圍內的土地，都歸生產隊所有。生產隊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員的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等等，一律不準出租和買賣。生產隊所有的土地，不經過縣級以上的人民委員會的審查和批準，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占有。”“集體所有的山林、水面和草原，凡是歸生產隊所有比較有利的，都歸生產隊所有。”事實上，在對政社合一的體制進行改革之前，我國農村許多地區公社與大隊兩級并沒有形為真正的經濟實體，只是一級行政管理機構。據國家統計局1981年公布的統計數據，我國農村９９％是以上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９０％以上的土地歸生產隊所有。在1983年撤銷人民公社時，生產大隊和生產隊也由村民委員會和村民小組所替代，雖然一部分在規模和范圍上作了調整，但總體上還是保持了原體制下的土地占有關系。

根據這種情況，《土地管理法》和《農業法》將《民法通則》規定村和鄉（鎮）兩級“農民集體所有”變更為三級類所有。但問題是《土地管理法》和《農業法》規定的“村內兩個以上農業集體經濟組織”是否就是生產隊解體后的村民小組？對此，1992年6月國家土地管理局政策法規司關于對《土地管理法》有關問題請示的答復中指出：“農業集體經濟組織”必須有一定的組織機構、管理人員、資金，具有一定的民事權利能力和民事行為能力，能夠以自已名義獨立承擔民事責任。“"在生產隊解體為村民小組后，原生產隊所有的土地，可以屬于該村民小組相應的農業集體經濟組織的農民集體所有，不應理解為村民小組擁有土地所有權。”那么，什么是與村民小組相應的農業集體經濟組織？有關部門沒有進一步解釋和確定，而事實上絕大多數村民小組沒有建立獨立的集體經濟組織。

而且，有的學者認為，作為農村集體所有權的代表，必須具有穩定性、權威性和代表性。據此，任何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都不能很好地履行所有者職權。理由有三：（1）農業生產合作社或其它鄉村集體經濟組織都是企業法人，其存在與發展具有動態性，不能長期穩定地承擔集體土地所有權代表。（2）作為經濟組織，其合理的行為準則是追求本單位的經濟利益最大化。而各類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范圍不是固定的，可以只包括社區集體的一部分成員，也可以大大超越社區集體范圍。因此，集體經濟組織不能完全代表社區集體全體成員的整體和長遠利益。（3）隨著農村經濟現代化，各類集體經濟組織將會越來越多，如果每個企業都擁有自已占用的集體土地所有權，將會使集體不斷被分割和瓜分，造成社區集體成員之間的不公平。這又反過來導致鄉鎮政府或村委會對集體經濟組織進行行政干預的要求，使其難以按現代企業制度的在求經營管理。“①應該說，這種分析有一定的道理。我國司法機關在司法實踐中，也大都將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具體確認為村委會和村民小組等組織所有。②問題是，農村行政組織或自治組織成為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主體的法律根據同樣不足。

再次，如果將”農民集體所有“理解為”全體農民共同所有“，我國法律規定的共有產權將與土地公有制理論沖突。

將法律規定上的”農民集體所有“理解為”全體農民共同所有“，目前被稱之為農村集體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思路之一。按照我國民法通則規定，財產共有權中的共有財產主體是各個共有人，在共有的形式上有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其中按份共有，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共有人按照預先確定的財產份額，分別對于共有財產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共同共有則是兩個以上的人基于某種共同關系而共同享有某項財產的所有權。共同共有與按份共有的主要區別是不分份額。在共同共有中，只要共有關系存在，共有人就不能劃分出哪個人享有多少份額。由于財產不分份額，共同共有人對于共有的財產都享有平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那么，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是按份共有還是共同共有呢？顯然，如果要確定為共同所有的話，只能是共同共有了。但是，如果確定農村集體所有的土地屬于社區農民共同共有的話，在農民集體所有這種共有關系消滅時，就要確定農民各自應得的多少份額。毫無疑問，這種土地所有權份額的確定是對農民個人擁有土地所有權的肯定，也就是承認了土地所有權的私人所有。這是與公有制理論相沖突的。因為按照傳統的公有制理論，”農民集體所有“這種公有制形式，財產關系的主體只能是代表該集體全體成員的”集體“，任何個人都不是公有財產的權利主體。農民個人對集體的財產，只有”集體“的所有權，盡管農民是”集體“成員之一，但沒有確定個人份額的所有權。在集體公有制中財產的所有權是不可分割的。不能量化到個人，也不能以個人為單位進行轉讓。勞動者對勞動成果的獲得不是直接與財產份額掛鉤,而是同勞動數量和質量聯系在一起。這種理論，在法律上的表現出來的就是，決定農民個人不是”農村集體土地“任何產權意義上的主體，所有權的主體，只能是不具備法律人格意義的、虛擬化的”農民集體"。

第三篇：集體爭議授權委托書

集體爭議授權委托書

廣東省勞動人事爭議調解仲裁院：

你會受理等人與單位的集體勞動爭議案件，特委托下列人員為申請人的代理人：

（1）姓名：性別：民族：出生年月：工作單位：

職務：電話：

與委托人關系：

（2）姓名：性別：民族：出生年月：工作單位：

職務：電話：

與委托人關系：

委托事項和權限如下：

委托人：（簽章）

受委托人：（簽章）

二○年月日

附注：1.本委托書一式兩份，一份提交給廣東省勞動人事爭議調解仲裁院，一份交受委托人。

2.委托代理人代為承認、放棄、變更仲裁請求，進行和解，提起訴訟，必須有委托人的特別授權。

3.律師代理涉及10名以上當事人的案件，需按《關于加強對律師代理重大群體性敏感案件監督指導的通知》（粵司〔2004〕208號）的規定報告當地司法局和律師協會備案。

4.公民代理須符合《勞動仲裁委托代理人暫行辦法》規定條件，且不得收取委托人任何費用。

第四篇：土地權屬爭議確權申請書申請人

土地權屬爭議確權申請書

申請人：趙天倫 男 漢族 初中文化 56歲 住界首市王集鎮趙集行政村趙玉莊157號

被申請人：趙天現 男 漢族 初中文化 56歲 住界首市王集鎮趙集行政村趙玉莊

請求事項：請求依法確認，將位于趙玉村東頭橋西柏油路南的一宗土地的使用權（東鄰趙天現、西鄰溝北鄰路南鄰地）確權給申請人使用。

事實和理由：申請人和被申請人同住趙玉莊，申請人趙天倫的父親趙金亮和被申請人趙天現的父親趙金拔是親兄弟。申請人趙天倫的父親趙金亮在世時，因申請人趙天倫的弟弟李修賢（小時候給姓李的了）1988—1998年在趙玉村橋西路南燒吊窯，占用趙集寨瞿金佳組的荒地，申請人的父親趙金亮就把自己的可耕地1.7畝，和同村村民趙天山的可耕地（東地大園子）進行調換，趙天山又和同村村民趙錦金的可耕地（在趙集寨后）進行調換，趙錦金又和瞿金佳進行調換。這樣經過四次調整，就把趙集寨瞿金佳組在趙玉村東頭的可耕地調到了趙集寨后。1998年申請人趙天倫的弟弟李修賢不燒吊窯時，又把此1.7畝可耕地，退還給申請人趙天倫的父親趙金亮。1993年因申請人的父親趙金亮年老多病，就把此地塊交給被申請人趙天現代耕代種至今。申請人的父親趙金亮死后，有申請人趙天倫一人出錢出物辦的喪事，其他人沒有出過一分錢，因為申請人的繼母曹美榮仍然在世，申請人趙天倫并沒有主張使用權，因此地塊的收入屬于申請人的繼母曹美榮受益，現在申請人的繼母曹美榮已去世，申請人依法要回此地塊的使用權。申請人趙天倫多次找到被申請人趙天現協商解決此事，但被申請人趙天現，以替申請人的父親趙金亮看病付過藥費（沒有任何證明只是口說）和此地塊已經曹美榮調到梁莊西頭為由拒不把此地塊的使用權交給申請人趙天倫。經村干部、鎮司法所多次調解無效。申請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法》第十六條、《安徽省土地權屬爭議處理條例》第三十條 第三十四條之規定，申請王集鎮人民政府依法支持申請人的請求。

附：

1、身份證復印件一份以證實自己有訴訟的權利。

2、1994年地改時趙玉村的地畝冊子以證明所爭議地塊的使用權屬于申請人的父親趙金亮。

3、2005年3月3日趙天現與趙華東簽訂的合同及被申請人領取租金的證詞一份以證明被申請人趙天現說2005年之前已調整為假話。

此致

王集鎮人民政府

申請人：

第五篇：申請對爭議土地確權

申請對爭議土地確權

申請人：葉玉琴（姚平如遺孀），女，住姚王鎮姚岱村姚前一組。爭議土地的另一方為姚前二組姚炳泉。爭議土地位于葉玉琴門前路南東西寬8.8米，南北長13.2米東臨姚得官地界。此地塊自1994年9月18日承包給葉玉琴耕種一直至2013年1月（2013年1月5日后被姚炳泉占），見姚平如土地承包證和土地分配歸戶清冊，爭議土地的另一方姚炳泉當時是姚前二組隊長，不知何因將這一地塊在發放土地承包證后更改到他的土地承包證上，姚炳泉歸戶清冊沒有更改。為了明確這一爭議土地的權屬，故具申請請求姚王鎮人民政府給予確權。

申請人：葉玉琴

2013.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