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甲與乙等房屋買賣合同糾紛上訴案

甲與乙等房屋買賣合同糾紛上訴案

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

民事判決書

(2012)滬一中民二(民)終字第629號

上訴人（原審被告）甲。

委托代理人昌盛，江蘇安宜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上訴人（原審原告）乙。

被上訴人（原審原告）丙。

被上訴人（原審原告）丁。

法定代理人乙，系丁父親，身份情況見上。

上列三被上訴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郭冰，上海遠業律師事務所律師。上訴人甲因房屋買賣合同糾紛一案，不服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

（2011）浦民一(民)初字第13107號民事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于2012年2月28日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進行了審理。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審法院查明，2009年11月26日由乙、丙、丁（以下簡稱乙等人）作為甲方、甲作為乙方簽訂了《上海市房地產買賣合同》（以下簡稱買賣合同），約定乙等人將上海市某區某路某弄2號102室房屋（以下稱系爭房屋）以人民幣（以下幣種相同）139萬元的價款轉讓給甲。合同第六條約定：甲、乙雙方確認，在2009年12月31日之前共同向房地產交易中心申請辦理轉讓過戶手續。合同第九條約定：??乙方未按本合同約定期限付款的，甲方應書面催告乙方，自收到甲方書面催告之日起5日內，乙方仍未付款的，甲方有權單方解除合同，并書面通知乙方，自收到通知之日起的5日內乙方未提出異議，合同即行解除，甲方可從乙方已付款中扣除乙方應向甲方支付的逾期未付款20％的違約金，余款返還給乙方，已付款不足違約金部分，乙方應在接到書面通知之日起5日內向甲方支付，若乙方違約給甲方造成經濟損失的，甲方實際經濟損失超過乙方應支付的違約金，實際經濟損失與違約金的差額應由乙方據實賠償。合同第十一條約定：經甲、乙雙方協商一致，在不違反有關法律、法規的前提下，訂立的補充條款或補充協議為買賣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合同補充條款與正文條款不一致的，以補充條款為準。買賣合同附件三（付款協議）中約定：

1、乙方于2009年11月26日支付給甲方房屋購房款1萬元；

2、乙方于雙方進浦東房地產交易中心辦理產權過戶前支付給甲方房價款90萬元，此款用于甲方償還銀行抵押貸款使用；

3、剩余購房款48萬元，由乙方于雙方進浦東房地產交易中心辦理產權過戶當日以銀行劃帳方式支付給甲方；

4、如乙方在交易過程中資金不足，可以申請銀行貸款支付給甲方，雙方交易過戶時間相應延后。買賣合同中記載甲的居住地址為某省某縣某路某號102室。同日乙（甲方）與甲（乙方）簽訂了《補充協議》，《補充協議》中約定：甲、乙雙方約定系爭房屋實際成交價150萬元，現做低至合同價139萬元，其中差價11萬元，乙方于雙方進浦東房地產交易中心辦理產權過戶當日以銀行轉賬方式支付給甲方。

2011年3月16日，乙等人按照甲買賣合同中所留的“某省某縣某路某號102室”地址通過郵政快遞向甲發出了《催款函》，要求甲在收到該函之日起5

日內按合同約定向乙等人支付購房款，若未按約定時間按期付款，乙等人有權單方解除合同；乙等人同時在快遞單上留下了“18×××××××××、13×××××××××”兩個手機號碼。該郵件于2011年3月17日被郵政部門以“原寫地址不詳及手機電話為空號”為由退回。2011年3月23日，乙等人通過郵政快遞向甲發出了《解除合同通知書》，內容為：2011年3月16日我方通過催款函向你方書面催告支付購房款，但你方仍未按催款函約定期限向我方支付任何購房款，我方按照合同約定第九條第（二）款特來函通知：

1、解除2009年11月26日簽訂的《上海市房地產買賣合同》；

2、收到該函之日起5日內向我方支付逾期未付款總金額20％的違約金總計36萬元；

3、因你方逾期未付款的違約行為造成系爭房屋上所產生的包括但不限于房屋轉讓的差價損失、房屋拍賣的差價損失、房屋買賣中介費等一切經濟損失由你方承擔。郵寄該函的快遞單上乙等人書寫的甲地址為“某省某市某縣某鎮某路某號102

室”，并留了“18×××××××××、13×××××××××”兩個手機號碼。2011年3月24日郵政部門以“原寫地址不詳及手機無此人”為由將郵件退回。2011年4月11日乙等人向原審法院提起訴訟。

原審另查明，2009年12月22日，甲向江蘇省某縣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

[（2010）寶民初字第35號]，要求乙、丙及案外人姜某某歸還借款30萬元及逾期利息，承擔訴訟費。該案庭審中乙等人曾向法院陳述：??乙也曾經同意還款，但是曾經說過將乙的房屋出賣給甲，并且訂立了協議，這個協議正在履行過程中，雙方當事人也知道是用這個30萬元沖抵房款，由于甲未能按照房屋買賣協議履行，實際上這個30萬元已經在房屋買賣中抵沖了，如果甲說沒有抵沖這個30萬元，那么雙方約定的也是從這個房款中予以扣除，所以甲提前主張權利沒有理由。甲曾向法院陳述：房屋買賣協議與本案沒有關聯性，房屋買賣合同簽訂后，雙方沒有實際履行，剛才乙說合同價180萬元，而實際簽訂是150萬元，有30萬元沖抵了債務，但是乙應提供相應的證據予以印證。

2010年1月29日某縣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

1、乙、丙于判決生效后十日內償還甲借款30萬元；

2、姜某某對上述借款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3、駁回甲的其他訴訟請求。該判決生效后，甲向法院申請執行，2010年12月15日某縣人民法院向乙、丙發出了《選擇鑒定機構通知書》，告知乙等人需對系爭房屋進行價格評估鑒定，并擇日進行選擇鑒定機構搖號。2011年3月10日某縣人民法院向乙、丙發出了《選擇評估（拍賣）機構通知書》，告知乙等人系爭房屋進入拍賣程序，并告知擇日搖號選擇拍賣機構。2011年7月28日乙歸還了甲借款30萬元。2011年8月22日某縣人民法院執行局出具《證明》，證實乙等人與甲的借貸糾紛執行案已經結清?，F系爭房屋的司法查封已經解除。原審再查明，甲在答辯期內向原審法院提出管轄權異議，管轄權異議申請書中，甲書寫自己的住址為“某縣某鎮某路某號102室”。

乙等人訴稱，2009年11月26日，乙等人與甲就系爭房屋簽訂《上海市房地產買賣合同》，經協商一致約定，房屋轉讓價為139萬元，甲應于2009年11月26日支付購房款1萬元，辦理產權過戶前支付購房款90萬元，剩余購房款49萬元應在房屋產權過戶當日支付；逾期未支付房款，應按照逾期未付房款總額的20％支付違約金；乙等人實際損失超過違約金時，實際經濟損失與違約金的差額應由甲據實賠償。同日，雙方另行簽訂了《補充協議》，約定甲在依照《上海市房地產買賣合同》約定支付購房款139萬元以外，在辦理產權過戶之前，應向乙等人另支付購房款11萬元，且甲口頭承諾再支付30萬元。

自合同簽訂至今，甲從未按照合同約定期限支付任何購房款，也從未告知延期付款的理由，乙等人經多次口頭催討均未果。2011年3月16日和2011年3月23日，乙等人根據合同中注明的聯系地址分別向甲郵寄《催款函》和《解除合同通知書》，但均被退回?，F由于系爭房屋正被江蘇省某縣人民法院查封，導致乙等人無法自由轉讓，故只能依據合同約定解除合同，為此要求法院判決：

1、確認雙方簽訂的《上海市房地產買賣合同》及其《補充協議》解除；

2、甲支付違約金360,000元；

3、本案訴訟費由甲承擔。

甲辯稱，因乙等人欠甲債務30萬元到期未還，故甲到上海向乙等人主張權利。當時乙等人說用系爭房屋抵債，房屋價格為150萬元，不存在另有口頭約定30萬元房價款的事情。因系爭房產上設有銀行抵押債權90萬元，在談到房屋過戶時發生了問題。后因乙等人不愿意繼續履行合同，導致甲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償還30萬元債務。乙等人在某縣人民法院開庭時說到房屋買賣的事情，雙方都已默認該房屋買賣合同終止履行，故某縣人民法院才作出判決及之后有甲申請執行之事。乙等人提出解除買賣合同和發送通知等都在甲主張債權之后，故要求駁回乙等人的訴訟請求。

原審審理中，乙等人提出房屋買賣合同中沒有涉及30萬元債務的沖抵，相反房屋買賣合同的附件三中卻約定了房價款的支付方式，在雙方買賣合同簽訂后不到一個月甲就30萬元借款糾紛提起了民事訴訟，證明了甲并沒有以30萬元債權沖抵購房款的事情。誠如甲所述30萬元債權已經沖抵購房款，那么就不應再有債權債務的案件存在；由于甲未按照買賣合同約定的期限支付房價款，所以根據買賣合同的規定，乙等人進行了催告，郵寄的地址是甲買賣合同中確認的地址。經催告后甲仍未付款，乙等人于2011年3月23日發函要求解除房屋買賣合同，該函于2011年3月24日被退回。解除合同信函被退回后，乙等人有權理解為甲放棄了提出異議的權利，故要求確認雙方簽訂的買賣合同及補充協議于2011年3月24日解除；房屋總價款為180萬元（書面約定150萬元及甲口頭同意支付的費用30萬元），根據買賣合同第九條第二款計算逾期付款違約金為36萬元。

甲則提出，本案是因乙等人欠甲30萬元債務，所以簽署了房屋買賣合同，約定乙等人將系爭房屋出售給甲。合同簽訂后，甲確實沒有支付過房價款。因乙等人要求房價從150萬元變為180萬元，造成房屋買賣合同不能履行的責任在乙等人，為此甲只能起訴借貸糾紛案件并提出了保全系爭房屋的申請，乙等人違反合同總價款的約定是根本違約。乙等人郵寄信函的地址是雙方合同中約定的通訊地址，如果乙等人按此地址寄送遭拒收，可以確認甲是故意不收。但當時甲可能家中沒人，同時合同約定應是收到通知，而非寄出，法律也沒有規定寄出就視為送達。再說系爭房屋已進入拍賣階段，房屋無法買賣，乙等人無權行使合同解除權，故乙等人要求確認雙方的買賣合同于2011年3月24日解除的理由不能成立，該訴訟請求應予駁回，甲也無需支付逾期付款違約金。只要乙等人排除系爭房屋上的障礙，甲愿意繼續履行合同。

原審法院認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時生效，當事人應當按照約定全面履行自己的義務。乙等人與甲簽訂的《上海市房地產買賣合同》及《補充協議》均系雙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內容于法不悖，合法有效，雙方均應恪守。

對于雙方爭議的房價款問題。原審法院認為，雙方的買賣合同約定房價款為139萬元，之后雙方又通過《補充協議》形式增加了房價款11萬元，乙等人

雖陳述甲口頭同意再增加房價款30萬元，但未得到甲認可，乙等人也無證據證明其陳述，故對于乙等人該項主張不予采信，原審法院確認系爭房屋的房價款應為150萬元。

對于乙等人行使合同解除權是否成立的問題。原審法院認為，雙方在買賣合同中約定了乙等人在條件成就時有權單方解除合同，即甲逾期未付款，乙等人應予書面催告付款。根據雙方合同約定，甲應于2009年11月26日支付購房款1萬元，在2009年12月31日之前支付購房款90萬元。由于甲于2009年12月另案起訴要求乙等人支付借款30萬元，故甲認為以債權沖抵房價款的事實也不成立。甲未按合同約定支付房價款的行為已構成違約，乙等人于2011年3月16日通過快遞方式向甲發出了《催款函》，雖該函因地址不詳被退回，但因乙等人是按照合同中所載明地址郵寄，故其已經依約行使了催告義務，書寫地址不明確或變更了住址造成未能送達的后果應由甲自己負責。同時系爭房屋雖被司法限制，但甲因買賣系爭房屋而產生的債務并未消除，故乙等人仍有權要求甲支付相關的房價款。甲在催告期限屆滿后仍未付款，乙等人有權依約行使合同解除權，且告知甲合同解除的通知被退回之過錯不在乙等人，故乙等人要求確認雙方的買賣合同于2011年3月24日解除的理由成立，法院依法予以確認。由于買賣合同解除是甲違約所致，故其應按照合同約定支付逾期付款違約金。因甲的逾期未付款為150萬元，故甲應支付的逾期付款違約金為30萬元，乙等人要求甲支付違約金36萬元的訴訟請求法院不予支持。

原審法院審理后，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六十條、第九十四條、第九十六條的規定，于二〇一二年二月一日判決如下：

一、乙、丙、丁與甲簽訂的《上海市房地產買賣合同》及乙與甲簽訂的《補充協議》于2011年3月24日解除；

二、甲應于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支付乙、丙、丁逾期付款違約金30萬元。負有金錢給付義務的當事人如果未按判決指定的期間履行給付金錢義務，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九條之規定，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案件受理費6,700元，由乙、丙、丁負擔900元，甲負擔5,800元。

原審判決后，甲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稱：

一、原審法院查明事實不清。

1、對甲購買乙等人房屋的原因只字未提。甲2009年11月26日與乙等人簽訂房屋買賣合同是因為乙等人欠甲借款30萬元，逾期無力償還，故甲只能接受乙等人的房屋。

2、甲在約定的交易時間前起訴乙等人要求償還欠款的原因在開庭時已經作出陳述，但原審法院置之不理。2009年12月22日甲在某縣人民法院起訴乙償還30萬元借款本金及相應利息，其原因是對方違反誠信，要求甲按照180萬元的價格（實際價格為150萬元）支付購房款，故甲只能起訴主張償還借款。

3、原審法院對部分事實的認定違反常理。（1）乙等人拖欠甲借款在先，雙方簽訂買賣合同在后，若因買賣合同導致甲對乙等人負債，則之前的債務應當抵沖。因乙等人違反合同約定的價格條款，要求甲多支付30萬元，故甲以借據直接起訴，此是因乙等人的違約行為導致房屋買賣合同無法履行，甲在借款糾紛案中認為此借款已與房屋買賣合同無關符合常理和法律規定。原審法院認為合同簽訂后不到一個月甲起訴借款糾紛，證明甲未以30萬元債權抵沖房款，故應當另行支付購房款，未支付即構成違約，此邏輯推斷忽略了甲起訴借款糾紛的原因是乙等人違約在先。（2）原審法院以乙等人寄出的催款函和解除合同

通知被退回的時間作為合同解除時間，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至借款糾紛案的最后一次庭審前，乙等人一直在與甲溝通如何償還借款，雙方在某縣人民法院執行庭多次見面，此期間乙等人未提所謂解除合同之事。乙等人私自提高合同價格，甲根本不可能與其履行是雙方都明知的事，某縣人民法院的執行案一結束，乙等人即提起本案訴訟是明顯惡意的行為。（3）既然原審法院認定合同價格是150萬元而非180萬元，則乙等人以180萬元要求甲付款、逾期付款即解除合同的理由便不能成立。

二、乙等人違約在先，甲不存在違約。

雙方簽訂買賣合同后，按約甲應給付1萬元定金，但由于乙等人尚欠甲30萬元，故甲無需支付。簽約后幾天，乙等人即要求支付180萬元，以30萬元借款沖抵后實際應付150萬元，此明顯違反合同約定，甲不同意，并要求償還借款。為防止落入合同陷井，特意在約定的交易時間前起訴，此后雙方陷入漫長的訴訟過程，乙等人在合同簽訂一年半后行使解除權，已經喪失行使解除權的權利。由于乙等人先行違約，現反而追究甲的違約責任，不應受到法律保護。

三、雙方的房屋買賣合同應認定無效。系爭房屋屬于抵押房產，乙等人處置抵押房產未經抵押權人同意，甲也未代為清償債務消滅抵押權，故違反《物權法》第一百九十一條第二款的規定，雙方的買賣合同應為無效。

四、原審法院違反法律規定，有悖于公平公正的法律原則。

綜上，故提起上訴，要求撤銷原審判決，改判駁回乙等人的原審訴訟請求。

被上訴人乙等人辯稱：系爭房屋的真實價格為180萬元，合同約定150萬元系為避稅，30萬元債務已在此抵扣。合同約定150萬元后，甲完全可以按照合同條款履行義務，無需提起借貸糾紛主張30萬元債權，且在某縣人民法院審理的民間借貸糾紛案中甲承認30萬元與房屋買賣無關。由于甲不履行合同付款義務，乙等人享有合同約定的解除權，有權解除合同。法律沒有規定行使解除權的期限為一年，乙等人行使解除權的行為符合規定。甲主張房屋買賣合同無效，其依據是物權行為無效，但物權行為的生效與否不溯及合同效力，合同約定過戶前甲先支付90萬元由乙等人用于償還銀行抵押貸款，故即便系爭房屋存在抵押也不能認為合同無效。綜上，要求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本院經審理查明，原審法院認定的事實無誤，本院依法予以確認。

本院另查明，在某縣人民法院審理的借款糾紛案中，甲訴請要求乙、丙、姜某某償還借款30萬元及逾期利息。乙辯稱，該筆借款是甲提供給乙的賭資，月息為5分；其也曾同意還款，并說過將房屋出賣給甲故訂立了房屋買賣協議，目前該協議正在履行過程中，雙方知道用30萬元沖抵房款，如果說沒有沖抵，那么雙方的約定也是從房款中扣除，故甲提前主張償還借款沒有理由。乙還稱，雙方簽訂房屋買賣協議，總價款為180萬元，簽訂合同時只確定價格為150萬元，其中已沖抵30萬元，因其不可能將每平方米14,000元的房屋只賣12,000元。

該案審理中，某縣人民法院根據甲的申請，于2009年12月23日作出財產保全的民事裁定，查封了乙等人的上海市某區某路某弄2號102室房屋即系爭房屋。

本院又查明，二審中甲稱，系爭房屋的轉讓價為150萬元，雙方口頭明確30萬元債權沖抵在第二筆購房款48萬元中。乙等人則堅持認為系爭房屋轉讓價為180萬元，沖抵30萬元后變成150萬元。

本院認為，乙曾欠甲借款30萬元，因無錢償還故約定由乙等人出賣系爭房屋給甲并從房款中抵扣借款30萬元，此節事實根據雙方的陳述可予確認。關于系爭房屋的轉讓價及30萬元的抵扣問題雙方說法不一。甲主張轉讓價為150萬元，30萬元于第二筆購房款48萬元中抵扣；乙等人主張轉讓價為180萬元，150萬元的價格是30萬元抵扣后的合同價。本院認為，根據房屋買賣合同及補充協議，雙方所約定的成交價為150萬元，乙等人主張系爭房屋的真實轉讓價為180萬元，30萬元在簽訂合同時已經抵扣，對此其未提供相應證據予以證明，難以采信，原審法院認定系爭房屋價格為150萬元本院予以贊同。

房屋買賣合同簽訂后，甲于2009年12月22日向某縣人民法院就30萬元借款提起訴訟，該行為表明其不再以30萬元借款與購房款進行沖抵。從2009年11月26日雙方簽訂合同至乙等人于2011年3月23日發出解除合同通知書的一年多時間內，甲未曾支付過任何一筆購房款，其行為已表明其不愿再履行該合同，故在乙等人發出的解除合同通知到達甲時可確認為合同解除。乙等人系按照甲在合同中所確認的地址郵寄信函，該信函遭退回的后果應由甲自行負責，不影響解除通知的效力。

關于逾期付款的違約金，本院認為，甲確未按約支付購房款，但根據雙方的陳述、乙等人的催款函及解除合同通知書等證據，雙方其實在系爭房屋的價款問題上一直存在分歧，乙等人主張為180萬元，甲主張為150萬元，且乙等人要求支付180萬元缺乏相應依據，在此情況下甲拒絕支付購房款有其正當理由，不能認定為系違反合同第九條之行為。原審法院否定了乙等人按照180萬元計算20％之違約金的訴請，卻判令甲按照法院認定的合同價150萬元承擔逾期未付款之20％的違約金，所作處理有欠妥當，本院予以糾正。

綜上所述，本院認為，原審判決關于系爭房屋之轉讓價的認定無誤，確認雙方合同于2011年3月24日解除亦無不當，但對甲之違約責任的認定及處理欠妥，依法應予糾正。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三）項之規定，判決如下：

一、維持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2011）浦民一(民)初字第13107號民事判決第一項；

二、撤銷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2011）浦民一(民)初字第13107號民事判決第二項；

三、駁回乙、丙、丁要求甲支付違約金人民幣36萬元的訴訟請求。一審案件受理費人民幣6,700元，二審案件受理費人民幣5,800元，共計人民幣12,500元，由乙、丙、丁負擔。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審 判 長侯衛清

審 判 員鄭衛青

代理審判員毛海波

二○一二年三月十三日

書 記 員許 晶

fnl_993034文件提供：vip.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寶 Tel:010-8268 9699

第二篇：范建翠與秦瑞海房屋買賣合同糾紛上訴案

法律俠客在線lawbingo

范建翠與秦瑞海房屋買賣合同糾紛上訴案

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書

(2014)津高民申字第855號

再審申請人（一審被告、二審被上訴人）：范建翠。

委托代理人：楊井伯，天津寰宇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申請人（一審原告、二審上訴人）：秦瑞海。

委托代理人：管健，天津世杰律師事務所律師。

一審被告、二審被上訴人：杜連珍。

委托代理人：秦寶兵。

再審申請人范建翠因與被申請人秦瑞海及一審被告、二審被上訴人杜連珍房屋買賣合同糾紛一案，不服天津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二審法院）（2013）一中民四終字第1107號民事裁定，向本院申請再審。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對本案進行了審查，現已審查終結。

范建翠申請再審稱：

（一）本案二審法院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五條第一款之規定作出裁定，屬于適用法律錯誤；

（二）本案不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條規定的應撤銷一審判決的情形；

（三）依據相關司法解釋，只有在各方當事人達成和解協議的情況下，當事人才可以申請撤訴，本案不符合二審中撤回一審起訴的特例性規定；

（四）二審法院作出裁定后，秦瑞海又另案提起返還之訴，增加了當事人的訴累，直接損害了范建翠的訴訟權利和訴訟利益；

（五）二審法院應當針對上訴請求中的有關事實和適用法律問題進行審查，本案中的二審裁定超出了其職權范圍。綜上，范建翠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條第六項的規定，申請再審。

秦瑞海提交意見稱：

（一）撤訴權是當事人權利的一部分，當事人可以在二審宣判前撤回一審起訴；

（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沒有對二審撤回起訴作出特別規定；

（三）當事人提起上訴后，一審判決沒有發生法律效力，故撤回起訴對于一審判決的既判力沒有影響；

（四）本案一審判決存在錯誤，范建翠和杜連珍之間存在惡意串通。綜上，二審裁定適用法律正確，應駁回范建翠的再審申請。

杜連珍提交意見稱：同意范建翠的再審申請。

本院認為，本案一審中，秦瑞海起訴請求確認杜連珍與范建翠之間的房屋買賣合同無效，一審法院在進行實體審理后，認為秦瑞海的主張不能成立，判決駁回其訴訟請求。秦瑞海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二審法院審理期間，秦瑞海申請撤回上訴及一審起訴。二審法院在裁定撤銷一審判決的同時，準許秦瑞海撤回上訴及一審起訴，并不違反法律規定。范建翠申請再審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綜上，范建翠的再審申請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條第六項規定的情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四條第一款之規定，裁定如下：

駁回范建翠的再審申請。

審 判 長

趙清泉 代理審判員

李善川 代理審判員

于軼男

法律俠客在線lawbingo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三日 書 記 員

楊澤宇

第三篇：房屋參建合同糾紛上訴案

房屋參建合同糾紛上訴案

內容：

一、案情

上訴人（原審被告）：上海浦東振發房地產開發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東川沙鎮新川路293號2號樓。

法定代表人：張仲良，執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鄒云龍，上海市弘安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上訴人（原審原告）：華夏證券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陸家浜路711號。

負責人：劉玉芬，總經理。

委托代理人：鄭萬里，業務經理。

委托代理人：張夏敏，上海市申辰律師事務所律師。

本案訟爭地塊及房屋座落于上海市寶山區國權北路220弄，該地塊建設項目原為案外人上海寶長房地產經營開發公司（以下簡稱寶長公司）申請立項并經政府批準。1994年8月10日、10月24日，案外人寶長公司、寶山區長興鄉先豐村村民委員會（以下簡稱先豐村委會）與振發公司先后簽訂了兩份“國權北路居住小區參建協議”，約定由先豐村委會提供國權北路33，000平方米和26，000平方米多層住宅的建設計劃供振發公司參建，振發公司承擔全部參建資金，得房率100%.雙方還對其它權利義務作了約定。同年10月19日，原華夏證券有限公司上海代辦處（以下簡稱上海代辦處）與振發公司簽訂“參建合作協議書”，約定由振發公司負責籌建的國權北路居民小區地塊基地，業經辦妥《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上海代辦處參建國權北路居民住宅區五幢多層住宅（建筑面積22，000平方米）。振發公司 負責全部工程的建設施工，上海代辦處負責提供建設資金，總投資為人民幣4，290萬元。工程期限為8個月，雙方共同成立項目領導小組，在簽約后9個月那完成建筑工程及銷售工作，如到期不能結束，由振發公司按銷售保底價2600元/平方米全部收購，貸款劃回上海代辦處等。上述《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建設單位為案外人寶長公司。1995年1月6日，上海代辦處又與振發公司簽訂了“參建合作補充協議書”，約定上海代辦處增加參建建筑面積4000平方米，增加面積的建設資金為人民幣780萬元，由上海代辦處負責提供；增加面積中保留1350平方米為上海代辦處自用，費用按成本價結算，振發公司為上海代辦處辦妥產權過戶手續；其余2650平方米按1994年10月19日的協議中有關保底保利方式委托振發公司銷售。同年5月11日，上海代辦處委托上海華證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與振發公司簽訂“關于國權北路動遷房項目銷售和財務問題的補充協議”，約定上海代辦處按工程進度繼續付款給振發公司，國權北路動遷房項目（圖紙編號#74、#75、#83、#84和#82的3/4部分）共有26000平方米（按實際面積結算），所有權歸上海代辦處。如到1995年7月19日銷售仍未結束，除上海代辦處自留用房外，振發公司應按2600元/平方米保底價將銷售款全部匯入上海華證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指定帳戶，逾期不付或少付，振發公司應按每日0.6‰計罰息付給上海華證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根據上述協議，振發公司共收取參建款人民幣4，625萬元。

經中國人民銀行批準，華夏證券有限公司上海代辦處于1996年5月14日改建為華夏證券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原上海代辦處的人員、設備、設施、物資、債權債務全部轉為上海分公司。

1996年10月11日，案外人寶長公司向上海市房屋土地管理局申請變更部分土地使用權（含本案訟爭地塊）由案外人上海逸仙房地產開發公司（以下簡稱逸仙公司）使用，1997年4月15日上海市房屋土地管理局同意變更其中50，809平方米土地面積（含本案訟爭地塊）出讓給逸仙公司使用，逸仙公司與上海市房屋土地管理局簽訂了《上海市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合法取得了50，809平方米土地使用權，并領取了滬房地市字（1997）第100191號《上海市房地產權證》。

一審期間，上海分公司提出財產保全申請，一審法院于1997年6月10日作出查封座落 于上海市國權北路220弄1—24號房屋的民事裁定。

二、審判

1.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一審認定與判決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上海分公司符合訴訟主體資格。振發公司在未合法取得本案訟爭地塊土地使用權情況下，擅自與上海分公司簽訂房屋參建合作協議，此后又未補辦土地使用權變更登記手續。上海分公司在與振發公司簽訂協議時明知訟爭地塊的《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中建設單位是案外人寶長公司而非振發公司，卻仍與之簽訂一系列參建協議。故雙方的行為違反了國家有關房地產開發經營的法規，雙方簽訂的一系列參建協議應為無效。對協議無效雙方均有過錯，應各自承擔相應責任。振發公司應返還上海分公司參建款人民幣4，625萬元并支付同期同類銀行貸款利息的60%.據此判決：

（一）雙方簽訂的“參建合作協議書”、“參建合作補充協議”無效；

（二）振發公司應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15日內返還上海分公司人民幣4，625萬元；

（三）振發公司應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15日內賠償上海分公司上述款項利息損失總額的60%.案件受理費人民幣309，162.50元，訴訟保全費人民幣300，172.50元，共計人民幣609，335元，由上海分公司負擔人民幣243，734元，振發公司負擔人民幣365，601元。

振發公司不服一審判決，向最高人民法院上訴稱：其原與上海代辦處簽訂的一系列合同，上海代辦處注銷后，其權利義務依法應由其上級單位華夏證券有限公司承擔，一審判決認定上海分公司具有原告訴訟主體資格違反法律規定；上海代辦處投入的參建款應為4，432萬元并不是一審判決認定的4，625萬元；雙方具有房地產開發資格，所簽參建協議應為有效。故請求撤銷原判。上海分公司答辯請求維持一審判決，駁回振發公司的上訴請求。

2.最高人民法院認定與判決最高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上海代辦處經中國人民銀行批準，改建為上海分公司，原有債權債務轉為上海分公司，事實清楚，手續合法。一審認定上海分公司具有原告訴訟主體資格并無不當。振發公司對其只收取參建款人民幣4，432萬元的主張未舉出有力證據，本院不予認定。因振發公司未取得訟爭地塊的土地使用權，即與上海代辦處簽訂一系列參建協議，違反國家有關法律規定，其參建協議應認定為無效。對協議無效，雙方均有過錯，應各自承擔相應責任。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依照 《中華人民共和民事訴訟法》地153條地1款地（1）項之規定，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6月11日以（1998）民終字地37號民事判決書，判決如下：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二審案件受理費309，162.50元，由振發公司負擔。

三、評析

（一）關于上海分公司的訴訟主體資格問題本案訟爭“參建房屋協議書”系由上海代辦處與振發公司所簽，在合同履行過程中，上海代辦處經中國人民銀行批準改建為上海分公司，原上海代辦處的債權債務轉歸上海分公司。因此，上海分公司作為權利義務承受人，向振發公司主張權利，符合訴訟主體資格。

（二）關于參建協議的效力問題本案訟爭地塊的使用權人為案外人寶長公司，振發公司與寶長公司、先豐村委會簽訂“國權北路居住小區參建協議”以后，未辦理土地使用權變更登記手續，在《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的建設單位為寶長公司的情況下，仍與上海代辦處簽訂“參建合作協議書”及“參建合作補充協議書”，違反了國家有關法律、法規，雙方所簽訂的參建協議應認定為無效。對于協議的無效，雙方均有過錯。振發公司未取得訟爭土地使用權，與上海代辦處簽訂參建協議，對協議的無效應負主要責任；上海代辦處明知對方未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權，而與之簽訂協議，也應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

第四篇：產正平等與振豐(上海)有限公司房屋買賣合同糾紛上訴案

關于房屋主體結構質量問題的案例

點評： 房屋質量問題,是房產糾紛的熱點，房屋主體結構質量問題則是糾紛中的難點。從本案判例可知，房屋某部位是否屬主體結構，并不是能夠輕易判斷的，法院有時需要委托專業的鑒定機構就此進行鑒定，是否存在質量問題，也需要進行鑒定。關于房屋質量問題的分析。

【文書標題】產正平等與振豐(上海)有限公司房屋買賣合同糾紛上訴案

【審理法院】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

【案件字號】(2009)滬一中民二(民)終字第1128號

【審理日期】2009.05.11

【案件分類】房屋買賣合同糾紛

【全文】

產正平等與振豐（上海）有限公司房屋買賣合同糾紛上訴案

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

民事判決書

(2009)滬一中民二(民)終字第1128號

上訴人（原審原告）產正平。

上訴人（原審原告）劉煒。

上訴人（原審被告）振豐（上海）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姚征，董事長。

上訴人產正平、劉煒因與上訴人振豐（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振豐公司）房屋買賣合同糾紛一案，不服上海市南匯區人民法院（2008）匯民一（民）初字第6252號民事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于2009年3月27日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進行了審理。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審查明，2007年12月10日，產正平、劉煒與案外人洪君玫簽訂《上海市房地產買賣合同》一份，約定由產正平、劉煒向洪君玫購買坐落于上海市南匯區康橋鎮1801弄羅山綠洲別墅區131號別墅（以下簡稱系爭房屋）。嗣后，產正平、劉煒取得了系爭房屋房地產權證。2008年6月3日，產正平、劉煒在委托裝修部門對系爭房屋裝修時發現系爭房屋構造柱出現斷柱、柱內僅用磚頭和零星木頭填充現象。產正平、劉煒當即向物業部門反映，物業部門立即向振豐公司反映。2008年7月，振豐公司曾幾次派人上門維修，因振豐公司未向產正平、劉煒出具原設計單位出具的維修方案，故產正平、劉煒拒絕振豐公司維修。之后，雙方為此多次以信函方式交涉，但未果。

原審另查明，系爭房屋系振豐公司開發的商品房。2002年4月17日，振豐公司與案外人洪君玫簽訂《上海市商品房預售合同》一份，約定由洪君玫向振豐公司購買系爭房屋。2003年11月3日，振豐公司將系爭房屋交付洪君玫。

原審又查明，2008年5月16日，劉煒與上海高氏建筑裝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高氏公司）簽訂《上海市家庭居室裝飾裝修施工合同》一份，約定由高氏公司為劉煒所有的系爭房屋進行裝飾，承包方式為部分承包，總價款為82萬元；工期自2008年5月18日至2008年9月20日；由于劉煒原因造成延期開工或中途停工，高氏公司可以順延工程竣工日期，并有權要求賠償停工、窩工損失，每停工、窩工一天，劉煒應賠償給高氏公司1,550元，合同中另約定了其他權利義務關系。

2008年9月9日，高氏公司發函給劉煒，要求其支付停工損失150,350元。

因產正平、劉煒與振豐公司就系爭房屋構造柱是否屬主體結構質量問題存在爭議，產正平、劉煒于2008年10月7日向原審法院提出鑒定申請，原審法院依法委托上海房屋質量檢測站進行檢測，2008年11月17日，該檢測站出具滬房鑒（001）證字第2008－1536號房屋質量檢測報告，該檢測報告的現場分析為：被檢測房屋構造柱作用主要是提高多層磚混結構房屋的抗震能力，增強建筑物的整體強度和延性，提高建筑物抗傾覆和抗整體彎曲的能力，從而顯著提高磚墻的抗震能力。被檢測房屋二層3/B軸構造柱存在土蜂窩、孔洞以及漏澆混凝土等質量缺陷，在地震作用下，會局部削弱建筑物的整體剛性和穩定性，影響磚墻抗裂縫能力。根據檢測分析，二層3/B軸構造柱相鄰結構未見明顯變形開裂，在正常負載作用下，尚不影響安全使用。結論為：

（一）經現場檢測分析，被檢測房屋二層3/B軸構造柱存在混凝土蜂窩、孔洞以及漏澆混凝土等質量缺陷，主要系施工不規范所致。目前上述構造柱相鄰墻體未見明顯開裂現象。

（二）建議按照原設計單位出具的維修方案對上述構造柱進行修改，整改后被檢測房屋可以滿足原設計使用要求。

（三）恢復二層B/2－3軸原窗洞兩側被拆除的墻體，窗洞上部增設鋼筋混凝土過梁。修繕建議：將被檢測房屋二層B/3軸處構造柱原混凝土全部鑿除重新澆灌，鑿除前對上部墻體采取臨時支撐等安全措施，新澆混凝土強度等級應比原設計提高一級。產正平、劉煒與振豐公司對上述檢測報告均無異議，但認為鑒定結論并未明確系爭房屋構造柱質量是否屬于房屋主體結構。原審法院經征詢鑒定人員意見，系爭柱子屬構造柱，是否屬于主體結構問題不屬于其鑒定范圍，該質量問題是否屬于主體結構質檢部門有驗收標準。針對鑒定結果并未明確系爭房屋構造柱質量問題是否屬于主體結構范圍，原審法院于2008年12月25日向南匯區質量監督站進行了調查，該站答復系爭房屋構造柱屬于主體結構。產正平、劉煒對原審法院上述調查筆錄無異議，振豐公司認為構造柱不屬于主體結構。

原審審理中，振豐公司對系爭房屋構造柱進行了修復，故產正平、劉煒撤回要求振豐公司委托原設計單位（或有同等設計資質的單位）對系爭房屋主體結構質量缺陷出具維修設計方案，并對系爭房屋進行維修的訴訟請求。產正平、劉煒明確訴訟請求為，要求振豐公司賠償租金損失156,000元，窩工損失279,000元。

原審法院經審理后認為，振豐公司作為系爭房屋的開發商，對系爭房屋質量負有保修義務。針對房屋不同部位，振豐公司的保修期限為2年至設計文件規定的房屋的合理使用年限。案件爭議在于系爭房屋構造柱的質量缺陷是否屬于主體結構，根據建筑規范標準，系爭房屋二層3/B軸構造柱屬房屋主體結構范圍，故振豐公司對上述質量問題在系爭房屋合理使用范圍內負有保修義務。審理中，振豐公司對以上質量問題承擔了修復責任。對產正平、劉煒提出的租金損失、窩工損失，雖系爭房屋柱子屬于構造柱，在正常負載作用下，尚不影響安全使用，但該缺陷屬于主體結構，產正平、劉煒在發現系爭房屋構造柱存在質量問題，房屋存在安全隱患時，在振豐公司尚未修復前，對正常使用房屋存在心理障礙也是情有可原。但振豐公司在2008年7月幾次上門要求對系爭房屋構造柱進行維修時，產正平、劉煒卻以振豐公司未出具原設計單位的維修方案為由拒絕振豐公司維修，故造成振豐公司直至在審理中才對系爭房屋構造柱進行維修的責任在于產正平、劉煒，對振豐公司上門要求維修后的損失由產正平、劉煒自負。2008年6月3日產正平、劉煒發現系爭房屋構造柱質量問題后即與物業部門進行了反映，物業部門也及時向振豐公司告知了情況，但振豐公司直至2008年7月才上門維修，振豐公司對延期修復期間造成產正平、劉煒的損失應承擔賠償責任。現產正平、劉煒主張租金損失156,000元及窩工損失279,000元，根據上述闡述，由于振豐公司延期修復，致使產正平、劉煒裝修延后，造成其一定的經濟損失，原審法院結合產正平、劉煒房屋地段、振豐公司延期修復時間等綜合因素，酌定振豐公司賠償產正平、劉煒損失15,000元。對產正平、劉煒主張的窩工損失，雖產正平、劉煒裝修過程中發現房屋存在質量問題后，停止了施工，但產正平、劉煒實際就窩工損失并未賠償給高氏公司，故對該損失不予處理，待上述損失確定后，產正平、劉煒可另行主張權利。對振豐公司主張保修責任應由施工單位浙江國泰建設集團有限公司承擔之意見，因振豐公司與施工單位的法律關系屬另一法律關系，振豐公司向產正平、劉煒賠償損失后，可另行主張權利。綜上所述，原審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三條，《城市房地產開發經營管理條例》第三十二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一、準許產正平、劉煒撤回要求振豐公司委托原設計單位（或有同等設計資質的單位）對系爭房屋主體結構質量缺陷出具維修設計方案，并對系爭房屋進行維修的訴訟請求；

二、振豐公司應于判決生效后十日內給付產正平、劉煒損失15,000元；

三、駁回產正平、劉煒的其余訴訟請求。振豐公司如果未按判決指定的期間履行給付金錢義務，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九條之規定，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案件受理費4,643元減半收取2,321.50元，檢測費用10,000元，合計12,321.50元（產正平、劉煒已預交），由產正平、劉煒負擔2,000元，振豐公司負擔10,321.50元，振豐公司負擔部分已由產正平、劉煒預交，由振豐公司于判決生效后七日內交納。

上訴人產正平、劉煒上訴稱，原審認定事實不清，理由如下：因主體結構缺陷，振豐公司一直未提供相應的維修方案。而根據建設部《房屋建筑工程質量保修辦法》第十條規定：對涉及結構安全的質量缺陷，必須提供原設計單位或相應資質等級的設計單位的維修方案，因此，產正平、劉煒拒絕了對方這種不合法、不合理、不負責任的所謂維修。振豐公司在原審中維修系爭房屋共用去了30多天，該30多天的損失應由振豐公司承擔，但原審法院沒有計算。關于租金，根據產正平、劉煒了解，該地段房屋的租金每月應為25,000元左右，產正平、劉煒與他人簽訂的租賃合同的租金是26,000元，綜合以上因素，上述系爭房屋每月租金應為26,000元。關于窩工費，產正平、劉煒在2008年7月已明確告知振豐公司會

第五篇：技術股權轉讓合同糾紛上訴案

李某與伍某技術股權轉讓合同糾紛上訴案

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書（2003）粵高法民三終字第248號

上訴人（原審原告）：李某。

委托代理人：黎孟龍，北京市德恒律師事務所深圳分所律師。

委托代理人：向莉，北京市德恒律師事務所深圳分所律師工作人員。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伍某。

上訴人李某因與被上訴人伍某技術股權轉讓合同糾紛一案，不服廣東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2003）深中法民三初字第182號民事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于2003年12月24日公開進行法庭調查。上訴人李某的委托代理人黎孟龍和向莉、被上訴人伍某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審法院經審理查明：2002年10月11日，上訴人李某與被上訴人伍某及案外人伍本和、代求芝簽訂了《關于合作生產、推廣空氣床墊專利產品協議》（草案），協議約定由李某出51%現金股本，伍某等人出49%技術股本，共同投資設立深圳市伍國科技開發有限公司。2002年10月30日，深圳市伍國科技開發有限公司成立，公司注冊資本為50萬元，但該注冊資本的股權結構均為現金股。公司成立后，李某與伍某于2002年11月2日簽訂《股權轉讓協議》，協議約定伍某將其持有的占公司24%股權中的7%股權轉讓給李某，7%股權轉讓金為3.5萬元。同日，李某和案外人伍本和也簽訂了《股權轉讓協議》，協議約定伍本和將其持有的占公司24%的股權轉讓給李某，股權轉讓金為12萬元。2002年11月11日，深圳市公證處為上述兩份股權轉讓協議辦理了公證，該股權轉讓結果在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辦理了股權變更登記。同日，深圳市伍國科技開發有限公司更名為深圳市潤博科技開發有限公司。2002年11月2日，李某與伍某簽訂了另一份《技術股權轉讓協議》，協議約定伍某將其持有公司32%的新型空氣床墊技術股權以32萬元的價格轉讓給李某，并約定現幣付清，簽字即生效。該《技術股權轉讓協議》簽訂時，伍某收到李某支付的現金32萬元。

伍某在2003年4月23日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2003）深中法民三初字第50號案件開庭審理時自認：以自己的名義買案外人伍本和、代求芝的股權，然后將32%的技術股賣給李某，得了現金32萬元，分別給案外人伍本和、代求芝各16萬元。

李某在2003年4月23日的開庭審理時自認：生產了空氣床墊上百套樣品。

原審法院經審理認為，根據李某、伍某雙方簽字認可的股東會決議、股權轉讓協議、公證書，以及驗資報告、銀行現金存款憑證和公司注冊與公司變更登記資料等書面證據，深圳市伍國科技開發有限公司自成立至更名為深圳市潤博科技開發有限公司過程中，公司的股權結構雖均為現金股，而不包括技術股權。但伍某在與李某簽訂《技術股權轉讓協議》時，具有生產新型空氣床墊的技術，且在深圳市伍國科技開發有限公司所占的股份是技術股份，李某的公司利用伍某具有的新型空氣床墊的生產技術已生產出產品。伍某身為深圳市伍國科技開發有限公司的股東，即證明伍某已將新型空氣床墊的生產技術移交給公司，且伍某當庭自認收到李某支付的股權轉讓款，故李某與伍某簽訂的《技術股權轉讓協議》已履行完畢。李某與伍某簽訂《技術股權轉讓協議》合法有效。李某訴請法院解除該協議及返還股款的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四十四條第一款、第六十條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第一款之規定，判決：駁回李某訴訟請求。一審案件受理費7310元，由李某負擔。

上訴人李某上訴稱：

一、本案是李某與伍某之間《技術股權轉讓協議》的履行糾紛，合同爭訟的“技術股權”根本不存在，合同也無法履行。根據法律規定，股權是股東在完成向

公司的出資后產生的股東相對于公司的權利，股權存在的事實基礎是“股東完成向公司出資”。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二十四條規定：“股東可以用貨幣出資，也可以用實物、工業產權、非專利技術、土地使用權作價出資。對作為出資的實物、工業產權、非專利技術或者土地使用權，必須進行評估作價，核實財產，不得高估或者低估作價。”第二十五條規定：“股東以貨幣出資的，應當將貨幣出資足額存入準備設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在銀行開設的臨時帳戶；以實物、工業產權、非專利技術或者土地使用權出資的，應當依法辦理其財產權的轉移手續?！钡诙鶙l規定：“股東全部繳納出資后，必須經法定的驗資機構驗資并出具證明?！?只有伍某將其持有的“新型空氣床墊專利技術”按照公司法的規定履行評估、作價程序，辦理驗資手續并在公司登記機構辦理股權登記后，其持有的“技術股權”才能存在，伍某才能將其“技術股權”轉讓他人。但“新型空氣床墊專利技術”的技術沒有移交公司，也沒有進行評估作價和驗資，更沒有辦理股權變更登記，所謂的“新型空氣床墊專利技術”的技術股權并未產生，因而李某與伍某簽訂的《技術股權轉讓協議》根本無法履行。

二、原審判決認定“股東身份可以證明技術移交公司”沒有任何法律依據，錯誤判定法律事實。公司法的基本理論表明，有限責任公司是獨立享有民事權利并且獨立承擔民事義務的獨立法人，有限責任公司與公司的股東是分別獨立的民事主體，兩者的財產權利也是各自獨立的。公司股東完成出資后，其出資資本轉移為有限公司的財產，而公司股東不再享有出資資本的財產權利。因此，從法律邏輯關系上，有限公司在取得出資人的出資財產權利（股東向公司轉移財產權利）后，出資人才能取得公司股東資格，絕沒有依股東身份反過來判定股東是否實際向公司移交財產的邏輯。

三、本案不是技術轉讓糾紛，而是股權轉讓糾紛，原審判決用“技術移交公司”說明“股東間的股權轉讓協議已經履行”存在法律邏輯上的錯誤。

四、“技術股權”不存在，《技術股權轉讓協議》僅履行了李某的付款義務，伍某的“轉讓股權”義務無法履行，合同應予解除，李某依據《技術股權轉讓協議》支付的32萬元股權轉讓款應當予以返還。綜上，原審法院認定事實不清，法律關系判定不準，判決錯誤。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九十四條的規定，請求判令：

1、撤銷原審判決；

2、解除雙方簽訂的《股權轉讓協議》；

3、伍某返還李某轉讓股款32萬元；

4、由伍某承擔訴訟費。

被上訴人伍某答辯稱：

一、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2003）深中民三初字第50號案件開庭時，審判長堅持《技術股權轉讓協議》只是簽訂，雙方并未實質履行，李某不能舉證已支付轉讓費的憑證，其訴訟請求證據不足，所以李某撤訴了。李某撤訴后又起訴，原審法院受理后，組成的合議庭成員中有兩名成員同為（2003）深中民三初字第50號合議庭成員，違反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判人員嚴格執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規定》第三條的規定，根據該《規定》第六條的規定，本案應發回重審。

二、原審法院違反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判人員嚴格執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規定》第三條的規定，影響司法公正，導致原審判決書中出現伍某自認的“不實之詞”。伍某在原審答辯和開庭中從未“自認”收到李某支付的轉讓費。原審判決認定伍某“自認”，實際是為李某非法使用伍某的專利而作的枉判之詞。

三、李某的上訴理由都是不實之詞。李某不能舉證已支付轉讓費的憑證，說明《技術股權轉讓協議》只是簽訂，雙方并未實質履行，其訴訟請求應予駁回。

四、李某所依賴的《公證書》是其為詐騙目的所設置的陰謀，該《公證書》不久將被撤銷。

伍某在一審期間提交了專利權人為伍某的“新型空氣床墊”實用新型專利證書，二審庭審時承認該專利技術與本案涉訟技術“新型空氣床墊”為同一技術。李某對該證據的真實性無異議。本院對該證據予以確認。

本院查明，原審判決已認定的事實與證據一致，本院予以確認。

另查明，2002年10月11日，以伍某、案外人伍本和和代求芝為甲方、李某為乙方簽訂的《關于合作生產、推廣空氣床墊專利產品協議》（草案）約定：注冊后甲方的專利技術的產權以及使用權和乙方投入的注冊資金為新成立的公司所有；本合同自簽署之日起生效，此合同（草案）與注冊新公司后續簽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10月24日，伍某、伍本和出具證明稱：“為了辦公司執照方便，需將李某先生的現金存入伍某和伍本和開的銀行存折中，各12萬元，共24萬元，此款屬李某先生所有。”10月25日，深圳市高信會計師事務所對深圳市伍國科技開發有限公司申請審驗該司注冊資金50萬元的報告稱，截至該日，李某、伍某、伍本和分別投資26萬元、12萬元、12萬元，各占出資比例52%、24%、24%。2002年11月2日，由李某、伍某、伍本和參加的股東會作出伍本和將其持有的占公司24%股權以12萬元轉讓金轉讓給李某，以及伍某將其持有的占公司24%股權中的7%股權以3.5萬元轉讓金轉讓給李某的決議。2002年11月13日，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準，深圳市伍國科技開發有限公司更名為深圳市潤博科技開發有限公司，股東出資情況變更為李某出資41.5萬元，伍某出資8.5萬元，股東由原三位即李某、伍某、伍本和變更為兩位即李某、伍某。國家知識產權局于2003年9月3日公告授予本案涉訟技術為實用新型專利，專利名稱為“新型空氣床墊”，專利權人為伍某。

李某于2003年5月6日向原審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判令：

1、解除其與伍某簽訂的《技術股權轉讓協議》；

2、伍某返還轉讓股款32萬元；

3、由伍某承擔本案訴訟費。對原審判決其他查明事實不清之處，本院在“本院認為”部分予以說明。

本院認為，《技術股權轉讓協議》約定的是股權轉讓方面的內容，轉讓的標的為股權，而非技術，故本案應定性為技術股權轉讓合同糾紛，原審判決將本案定性為其他技術合同性質錯誤。同時還認為，原審判決認定事實不清，判決依據不足。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三）項之規定，裁定如下：

一、撤銷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2003）深中法民三初字第182號民事判決；

二、發回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重審。

本案一、二審案件受理費由原審法院根據重審結果確定。

審 判 長 劉建強

代理審判員 高 靜

代理審判員 林東升

二○○五年一月二十五日

書 記 員 肖海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