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合同糾紛上訴

勞動合同糾紛上訴1

上訴人：★★技術（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東新區(qū)浦東大道32區(qū)99號樓

法定代表人：李某某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劉某某，女， 1972年1月21日生，住北京市海淀區(qū)某小區(qū)34號院1號樓2門302號

原審被告：中國某勞務派遣公司公司（以下簡稱“◆◆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陽區(qū)某某路7號某某大廈

法定代表人：張某某

案由：勞動爭議

上訴請求：

1、請求撤銷（20xx）朝民初字第186※※號《民事判決書》，改判上訴人無需支付被上訴人雙倍工資差額人民幣91000元；

2、一審、二審訴訟費由被上訴人承擔。

事實與理由：

上訴人不服北京市朝陽區(qū)人民法院20xx年9月10日作出的（20xx）朝民初字第186※※號民事判決書，特向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

一審法院對本案認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適用法律錯誤，應當撤銷其作出的判決書，依法改判，支持上訴人的上訴請求。理由如下：

一、◆◆公司與被上訴人之間僅是人事代理關系，并非是實質上的勞動關系。

首先，被上訴人與上訴人20xx年2月5日簽訂沒有終止期限的《雇傭員工標準合同》（以下簡稱“《雇傭合同》”），被上訴人20xx年3月12日才與◆◆公司簽訂虛假的《勞動合同》。后一合同的簽訂實質上僅因為上訴人為外地公司，無法在北京為被上訴人辦理社會保險，因此才選擇了與◆◆公司簽訂名為“勞動派遣”實為“人事代理”的合同，并安排被上訴人簽訂了形式上的《勞動合同》。

其次，◆◆公司從未對被上訴人進行管理，雙方不符合事實勞動關系形成的實質要件。 上訴人之所以選擇◆◆公司作人事代理的做法正是為了更好地履行用人單位的法定義務（為員工購買社保），否則上訴人根本沒有必要在自己剛剛（20xx年2月5日）與被上訴人簽訂勞動合同一個月的情況下再另行委托其他機構（20xx年3月12日）為被上訴人簽訂勞動合同，在20xx年3月后故意加大自己的用工成本。

可見，三者之間根本就不是法律規(guī)定所稱的勞務派遣關系，而是人事代理關系。法院應當考慮到這一點，還原事實的真相，認定三者之間人事代理關系的實質。

二、退一步講，即便不能認定三方之間是人事代理關系的實質，被上訴人與◆◆公司簽訂《勞動合同》并沒有致使上訴人與被上訴人20xx年2月5日簽訂的《雇傭合同》自行解除，最多是在該期間是存在兩份合法有效的勞動關系，兩份合法有效的勞動合同。

一審法院認為被上訴人與◆◆公司之間簽訂的《勞動合同》致使上訴人與被上訴人之間簽訂的《雇傭合同》自行解除，這樣的'判決是主觀臆斷，沒有法律依據，請求二審法院依法改判。理由如下：

根據《勞動合同法》 第三十九條第4項規(guī)定：“勞動者同時與其他用人單位建立勞動關系，對完成本單位的工作任務造成嚴重影響，或者經用人單位提出，拒不改正的，用人單位可以

解除勞動合同。”可見，只要用人單位沒有異議，勞動者可以同時與其他單位建立勞動關系，法律不禁止雙重勞動關系。因此，本案中，退一步講即使◆◆公司與被上訴人在20xx年3月12日至20xx年3月12日存在一段勞動關系，仍不影響該期間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在該期間的勞動關系同時存在：一段新勞動關系的開始并不必然導致另一段勞動關系的自行解除或者終止。且20xx年1月1日實施的《勞動合同法》也明確規(guī)定了勞動合同終止的法定情形和勞動合同解除的情形。本案一審法官所認定上訴人與被上訴人20xx年2月5日簽訂的《雇傭合同》因被上訴人與◆◆公司20xx年3月12日簽訂勞動合同而自行解除的情形不屬于《勞動合同法》規(guī)定的任何一種勞動合同解除或者終止的情形。

且在本案中，上訴人與被上訴人簽訂的《雇傭合同》第20條明確約定：“雇傭方可將本雇傭合同分派至相關公司”。什么是分派？請注意 “分”，而不是整個轉包。結合本案實際，在簽訂本合同時，被上訴人知曉上訴人可以將這份合同分派給其他公司，實際上是分派給能夠在勞動合同履行地北京為被上訴人繳納社保的◆◆公司。因此，◆◆公司與被上訴人簽訂的勞動合同如果也僅是上訴人與被上訴人簽訂的《雇傭合同》合同期間的“一段分派”。 一審法院認定上訴人與被上訴人20xx年2月5日簽訂的《雇傭合同》被自行解除的法律依據何來？上訴人懇請二審法院查明事實，正確適用法律，依法改判。

三、認定上訴人再支付未簽勞動合同雙倍工資差額不合法、不合理。

《勞動合同法》關于未簽訂勞動合同需支付雙倍工資規(guī)定，其立法本意是為了防止用人單位違法不與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從而影響勞動者應當享受的合法權益。本案中，上訴人已經依法與被上訴人簽訂《雇傭合同》，并且不惜增加用工成本使用◆◆公司人事代理也盡力為被上訴人等員工購買社保。上訴人完全遵循了中國法律規(guī)定，也完全依照《勞動合同法》等法律法規(guī)的立法本意，維護被上訴人的合法權益。在合同履行期間，上訴人依照法律規(guī)定及雙方約定，在其中一段時間將關于社保繳納的事項轉分給能夠在當地為被上訴人繳納社保的◆◆公司，而這一點又恰恰是上訴人依照目前中國法律所無法獨自完成的。

一審法院卻罔顧上訴人已經完全履行了用人單位應由的法律義務，罔顧法律規(guī)定與本案事實，隨意判決上訴人支付本不應承擔的雙倍工資差額。上訴人是極為不服，強烈懇求二審法院依照上訴人請求進行改判。

四、一審法院判決不但背離了事實與法律，也與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當前形勢下做好勞動爭議糾紛案件審判工作的指導意見》(法發(fā)〔20xx〕41號)嚴重背離。

《指導意見》第1規(guī)定，努力做到保障勞動者合法權益與維護用人單位的生存發(fā)展并重。在審理勞動爭議糾紛案件時，既要依法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又要促進企業(yè)的生存發(fā)展，努力做到雙方互利共贏。第2條規(guī)定，積極促進勞動關系的和諧穩(wěn)定。在審理勞動爭議糾紛案件時，要盡量維護勞動合同的效力??要鼓勵、規(guī)范企業(yè)自覺履行義務??。

上訴人用心良苦不惜增加勞務成本支出，選擇人事代理服務，就是為了更完全地履行用人單位的法定義務，并更好地維護被上訴人能更好地享受社保待遇，也是遵循了《指導意見》的要求。如果這樣竭盡全力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自覺承擔社會責任，最終反而比違法不繳納社保的成本還更重，那法院是否希望用人單位在這種情況下都去違法，都不要考慮員工的合法權益？無需承擔社會責任，等待支付更小的違法成本？

因此，請求法院結合本案實際，全面考慮維護用工和諧，認定上訴人與被上訴人之間的《雇傭合同》在自簽訂后至被上訴人離職期間一直合法有效，被上訴人沒有請求支付雙倍工資差額的事實依據。改判上訴人無需支付被上訴人雙倍工資差額，以依法維護用人單位的合法權益，鼓勵企業(yè)更積極地為類似情況下的員工的合法權益，維護勞資雙方之間真正的公平正義，促進社會經濟的良性發(fā)展。

綜前所述，上訴人不服一審法院判決，故上訴人訴至貴院，請求依法撤銷一審法院判決，改判支持上訴人的訴訟請求，以維權益。

此致

XXX人民法院

具狀人：★★公司

20xx年XX月 XX 日

勞動合同糾紛上訴2

上訴人（原審原告）有限責任公司，住所地XX省XX市XX區(qū)XX街號。聯(lián)系電話：____組織機構代碼：____

法定代理表人，總經理。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男，X族，XX年XX月X日出生，個體工商戶，住XX省XX市XX區(qū)XX街號，居民身份證號。聯(lián)系電話：。

上訴人因糾紛一案，不服猇亭區(qū)人民法院XX年X月X日（20xx）鄂猇亭民XX字第號判決，現提起上訴。

訴訟請求：

一、請求撤銷（20xx）鄂猇亭民XX字第號判決。

二、依法改判（注明改判內容）。

三、本案一審、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承擔。

事實與理由：

___________

上訴人認為，一審法院對事實認定不清，適用法律錯誤。據此，上訴人特依據《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七條之規(guī)定提起上訴，請依法判決。

此致

宜昌市中級人民法院

具狀人：（簽名或蓋章）

勞動合同糾紛上訴3

原告：_________________王__________，男，45歲，原__________公司職工，

住__________省__________市__________鎮(zhèn)__________號。電話：________________。

被告：_________________公司住所地：______________市__________區(qū)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男，48歲，職務：_________________董事長，聯(lián)系電話：________________

案由：______________勞動爭議

原告不服_______________市__________區(qū)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勞仲字〔〕第__________號裁決書，特向貴院提起訴訟。

請求事項：_________________

訴訟理由及事實如下：_________________

此致

_______________人民法院

具狀人：_________________（簽章）

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房屋參建合同糾紛上訴案

內容：

一、案情

上訴人（原審被告）：上海浦東振發(fā)房地產開發(fā)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東川沙鎮(zhèn)新川路293號2號樓。

法定代表人：張仲良，執(zhí)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鄒云龍，上海市弘安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上訴人（原審原告）：華夏證券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陸家浜路711號。

負責人：劉玉芬，總經理。

委托代理人：鄭萬里，業(yè)務經理。

委托代理人：張夏敏，上海市申辰律師事務所律師。

本案訟爭地塊及房屋座落于上海市寶山區(qū)國權北路220弄，該地塊建設項目原為案外人上海寶長房地產經營開發(fā)公司（以下簡稱寶長公司）申請立項并經政府批準。1994年8月10日、10月24日，案外人寶長公司、寶山區(qū)長興鄉(xiāng)先豐村村民委員會（以下簡稱先豐村委會）與振發(fā)公司先后簽訂了兩份“國權北路居住小區(qū)參建協(xié)議”，約定由先豐村委會提供國權北路33，000平方米和26，000平方米多層住宅的建設計劃供振發(fā)公司參建，振發(fā)公司承擔全部參建資金，得房率100%.雙方還對其它權利義務作了約定。同年10月19日，原華夏證券有限公司上海代辦處（以下簡稱上海代辦處）與振發(fā)公司簽訂“參建合作協(xié)議書”，約定由振發(fā)公司負責籌建的國權北路居民小區(qū)地塊基地，業(yè)經辦妥《建設工程規(guī)劃許可證》，上海代辦處參建國權北路居民住宅區(qū)五幢多層住宅（建筑面積22，000平方米）。振發(fā)公司 負責全部工程的建設施工，上海代辦處負責提供建設資金，總投資為人民幣4，290萬元。工程期限為8個月，雙方共同成立項目領導小組，在簽約后9個月那完成建筑工程及銷售工作，如到期不能結束，由振發(fā)公司按銷售保底價2600元/平方米全部收購，貸款劃回上海代辦處等。上述《建設工程規(guī)劃許可證》建設單位為案外人寶長公司。1995年1月6日，上海代辦處又與振發(fā)公司簽訂了“參建合作補充協(xié)議書”，約定上海代辦處增加參建建筑面積4000平方米，增加面積的建設資金為人民幣780萬元，由上海代辦處負責提供；增加面積中保留1350平方米為上海代辦處自用，費用按成本價結算，振發(fā)公司為上海代辦處辦妥產權過戶手續(xù)；其余2650平方米按1994年10月19日的協(xié)議中有關保底保利方式委托振發(fā)公司銷售。同年5月11日，上海代辦處委托上海華證房地產開發(fā)有限公司與振發(fā)公司簽訂“關于國權北路動遷房項目銷售和財務問題的補充協(xié)議”，約定上海代辦處按工程進度繼續(xù)付款給振發(fā)公司，國權北路動遷房項目（圖紙編號#74、#75、#83、#84和#82的3/4部分）共有26000平方米（按實際面積結算），所有權歸上海代辦處。如到1995年7月19日銷售仍未結束，除上海代辦處自留用房外，振發(fā)公司應按2600元/平方米保底價將銷售款全部匯入上海華證房地產開發(fā)有限公司指定帳戶，逾期不付或少付，振發(fā)公司應按每日0.6‰計罰息付給上海華證房地產開發(fā)有限公司。根據上述協(xié)議，振發(fā)公司共收取參建款人民幣4，625萬元。

經中國人民銀行批準，華夏證券有限公司上海代辦處于1996年5月14日改建為華夏證券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原上海代辦處的人員、設備、設施、物資、債權債務全部轉為上海分公司。

1996年10月11日，案外人寶長公司向上海市房屋土地管理局申請變更部分土地使用權（含本案訟爭地塊）由案外人上海逸仙房地產開發(fā)公司（以下簡稱逸仙公司）使用，1997年4月15日上海市房屋土地管理局同意變更其中50，809平方米土地面積（含本案訟爭地塊）出讓給逸仙公司使用，逸仙公司與上海市房屋土地管理局簽訂了《上海市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合法取得了50，809平方米土地使用權，并領取了滬房地市字（1997）第100191號《上海市房地產權證》。

一審期間，上海分公司提出財產保全申請，一審法院于1997年6月10日作出查封座落 于上海市國權北路220弄1—24號房屋的民事裁定。

二、審判

1.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一審認定與判決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上海分公司符合訴訟主體資格。振發(fā)公司在未合法取得本案訟爭地塊土地使用權情況下，擅自與上海分公司簽訂房屋參建合作協(xié)議，此后又未補辦土地使用權變更登記手續(xù)。上海分公司在與振發(fā)公司簽訂協(xié)議時明知訟爭地塊的《建設工程規(guī)劃許可證》中建設單位是案外人寶長公司而非振發(fā)公司，卻仍與之簽訂一系列參建協(xié)議。故雙方的行為違反了國家有關房地產開發(fā)經營的法規(guī)，雙方簽訂的一系列參建協(xié)議應為無效。對協(xié)議無效雙方均有過錯，應各自承擔相應責任。振發(fā)公司應返還上海分公司參建款人民幣4，625萬元并支付同期同類銀行貸款利息的60%.據此判決：

（一）雙方簽訂的“參建合作協(xié)議書”、“參建合作補充協(xié)議”無效；

（二）振發(fā)公司應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15日內返還上海分公司人民幣4，625萬元；

（三）振發(fā)公司應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15日內賠償上海分公司上述款項利息損失總額的60%.案件受理費人民幣309，162.50元，訴訟保全費人民幣300，172.50元，共計人民幣609，335元，由上海分公司負擔人民幣243，734元，振發(fā)公司負擔人民幣365，601元。

振發(fā)公司不服一審判決，向最高人民法院上訴稱：其原與上海代辦處簽訂的一系列合同，上海代辦處注銷后，其權利義務依法應由其上級單位華夏證券有限公司承擔，一審判決認定上海分公司具有原告訴訟主體資格違反法律規(guī)定；上海代辦處投入的參建款應為4，432萬元并不是一審判決認定的4，625萬元；雙方具有房地產開發(fā)資格，所簽參建協(xié)議應為有效。故請求撤銷原判。上海分公司答辯請求維持一審判決，駁回振發(fā)公司的上訴請求。

2.最高人民法院認定與判決最高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上海代辦處經中國人民銀行批準，改建為上海分公司，原有債權債務轉為上海分公司，事實清楚，手續(xù)合法。一審認定上海分公司具有原告訴訟主體資格并無不當。振發(fā)公司對其只收取參建款人民幣4，432萬元的主張未舉出有力證據，本院不予認定。因振發(fā)公司未取得訟爭地塊的土地使用權，即與上海代辦處簽訂一系列參建協(xié)議，違反國家有關法律規(guī)定，其參建協(xié)議應認定為無效。對協(xié)議無效，雙方均有過錯，應各自承擔相應責任。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依照 《中華人民共和民事訴訟法》地153條地1款地（1）項之規(guī)定，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6月11日以（1998）民終字地37號民事判決書，判決如下：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二審案件受理費309，162.50元，由振發(fā)公司負擔。

三、評析

（一）關于上海分公司的訴訟主體資格問題本案訟爭“參建房屋協(xié)議書”系由上海代辦處與振發(fā)公司所簽，在合同履行過程中，上海代辦處經中國人民銀行批準改建為上海分公司，原上海代辦處的債權債務轉歸上海分公司。因此，上海分公司作為權利義務承受人，向振發(fā)公司主張權利，符合訴訟主體資格。

（二）關于參建協(xié)議的效力問題本案訟爭地塊的使用權人為案外人寶長公司，振發(fā)公司與寶長公司、先豐村委會簽訂“國權北路居住小區(qū)參建協(xié)議”以后，未辦理土地使用權變更登記手續(xù)，在《建設工程規(guī)劃許可證》的建設單位為寶長公司的情況下，仍與上海代辦處簽訂“參建合作協(xié)議書”及“參建合作補充協(xié)議書”，違反了國家有關法律、法規(guī)，雙方所簽訂的參建協(xié)議應認定為無效。對于協(xié)議的無效，雙方均有過錯。振發(fā)公司未取得訟爭土地使用權，與上海代辦處簽訂參建協(xié)議，對協(xié)議的無效應負主要責任；上海代辦處明知對方未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權，而與之簽訂協(xié)議，也應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