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民事上訴

民事上訴狀

上訴人劉兵，男，1965年5月2日生，住南昌市青云譜區迎賓大道980支路61號1棟2單元101戶。身份證號：360104 196505021916。

被上訴人吉安市公安局，地址吉安市吉州區鷺洲東路7號。組織機構代碼號01480272-5。

法定代表人蘭付生，局長。

上訴人因原告（反訴被告）吉安市公安局與被告（反訴原告）劉兵租賃合同糾紛一案，不服吉安市吉州區人民法院（2009）吉民一初字第1022號民事判決書，現提出上訴。

上訴請求

一、請求二審法院依法裁定撤銷吉安市吉州區人民法院（2009）吉民一初字第1022號民事判決書，將本案發回一審法院重審。二、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承擔。

事實與理由一、一審法院的審理未保障上訴人訴權，違反法定程序，已經影響到案件的公正審理，依法應當發回重審。

2009年7月31日，一審法院受理了原告吉安市公安局與被告劉兵租賃合同糾紛一案，上訴人劉兵在收到一審法院的受理案件通知書后，在答辯期內提出了管轄權異議申請，吉安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09年9月7日裁定駁回上訴人管轄權異議，于2009年9月15日送達生效。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中有關舉證時限規定的通知》第三條規定：“關于當事人提出管轄權異議后的舉證期限問題。當事人在一審答

辯期內提出管轄權異議的，人民法院應當在駁回當事人管轄權異議的裁定生效后，依照《證據規定》第三十三條第三款的規定，重新指定不少于三十日的舉證期限。但在征得當事人同意后，人民法院可以指定少于三十日的舉證期限。”一審法院應當重新指定不少30日的舉證期限，而法院在送達駁回當事人管轄權裁定書后，在未重新指定舉證期限的情況下，將庭審時間安排在2009年9月22日，上訴人當即向法院提出來要求不少于30天舉證期限，但一審法院以本案適用簡易程序為由拒絕了上訴人合法請求。

在2009年9月22日，上訴人向法院遞交了反訴狀，依我國民事訴訟法的規定及相關司法解釋，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中有關舉證時限規定的通知》第七條規定“當事人在一審舉證期限內??提出反訴，??人民法院應當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重新指定舉證期限”，反訴人是當事人之一，法院應當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重新指定舉證期限，法院未重新指定舉證期限，也未征得反訴人同意下，且在反訴人提出有證據要收集，在反訴當天，反訴人沒有提交證據的情況，繼續堅持以適用簡易程序為由拒絕了反訴人延期審理的請求，法院組織了本訴和反訴的庭審，在庭審中，被上訴人提供了大量新的證據，致使反訴人無法確定其真偽和反駁，反訴人依法向法庭提供本案應當延期審理，法庭依然對反訴人這一合理權利置之不理。

上訴人認為不論法院適用何種程序，上訴人合法的舉證權是不容侵犯的，法院在一審中未能保障上訴人合法的舉證權和訴權，致使上訴人在2009年9月22日庭審中，未能完成舉證責任和反駁被上訴人在法庭中提供的新證據，程序嚴重違法，已經影響到了案件的客觀公正的審理。

二、一審法院在判決的理由部分中認定“??因雙方于2009年6月23日對被告添置的物品進行了移交，被告也已停止了租賃經營，可視為被告移交了租賃場地，但被告未將可移動物品騰出租賃場??”是認定事實前后矛盾，是認定事實錯誤。

上訴人對于法院認定雙方于2009年6月23日對被告添置的物品進行了移交這一客觀事實沒有異議，吉安市公安局在《市局附屬樓富臨門大酒店資產清查明細表（劉兵添加的物品等）》（以下簡稱《移交清單》）中已經由其工作人員簽字接收了上訴人富臨門大酒店添加的物品，上訴人添加物品所有權已經移交到被上訴人，被上訴人為該財物的所有權人，本案中移交是物權轉移一個民事法律行為，民事法律行為一經作出具有法律約束力，因此要求上訴人騰出吉安市公司所有的物品是沒有法律依據的，也是與法院前一認定相矛盾。

其次，“被告也已停止了租賃經營”這一事實是錯誤，上訴人停止了經營，并非出于上訴人的意愿,而是上訴人在2009年年初被上訴人將租賃房屋的停水、停電情況，無法經營，被上訴人為了逼迫上訴人騰出租賃房屋，于2009年4月強行封存了上訴人的租賃房屋，這一證據材料，在被上訴人中民事訴狀已經注明。

同時法院在認定該事實時，轉換概念錯誤的將物品移交變更為租賃場地的移交，是明顯超出《移交清單》文字涵含以外，是認定事實錯誤。

三、一審法院在理由部分認定：“??

六、對報社中心的反饋書中原告方的局領導表態，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六十七條規定，為達成和解目的作出的妥協涉及對事實的認可，不得作為在訴

訟中作為對其不利的證據，被告的相關主張不予支持??”一審法院在適用該條款是，完全忽略適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六十七條的前提條件是“在訴訟中”，一審法院選擇性司法，拆解法條，是適用法律明顯錯誤。

綜上所述，請求二審法院依法裁定撤銷吉安市吉州區人民法院（2009）吉民一初字第1022號民事判決書，將本案發回一審法院重審。

上訴人：

2009年10月21日

第二篇：民事上訴答辯狀

民事上訴答辯狀

答辯人：張世平，男，漢族，1954年4月13日出生，身份證號碼：***917 答辯人：艾翠蘭，女，漢族，1953年5月出生，身份證號：***567 被答辯人：丁晴，女，漢族，1964年2月23日出生，家住馬鞍山花山區生化新村23棟303室

因被答辯人不服花山區人民法院（2014）花民一初字第02567號民事判決，提出上訴，現答辯如下：

一、被答辯人在上訴狀中增加了訴訟請求，上訴人應當對增加的訴訟請求另行起訴

被答辯人在一審民事起訴狀中提出答辯人房屋內管道冷熱管漏水，滲透到被答辯人的房間，要求對該房間的墻面、地板等給予修復。而在上訴狀中卻請求對其兩間臥室及客廳的墻面、地板等給予修復以及賠償。增加了對一間臥室、客廳進行修復的訴訟請求，和對整個損失進行賠償的訴訟請求。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被答辯人應當對增加的訴訟請求另行起訴。

二、被答辯人沒有證據證明答辯人家有水管漏水的事實 答辯人家里從來沒有任何漏水及滲水現象，被答辯人也沒有申請有關鑒定部門鑒定過漏水原因，只是在5月16日找了幾個修水管的人到答辯人家里打壓測試，并在此過程中致使答辯人家里的水管爆裂，給答辯人造成了損失。據此，被答辯人無任何證據證明答辯人家里水管漏水致使其財物受到損害。

三、被答辯人沒有證據證明其物權受損，損害程度，及損失與答辯人的因果關系。

被答辯人一再聲稱，其房間墻面、地板、家具等物品嚴重損壞。但被答辯人未對其損失進行過鑒定、評估，也未就其受損前的狀態和受損后的性狀進行過舉證，無法證明被答辯人家的墻面、地板、家具等物品原來是什么性狀，以及原來的性狀和現在性狀的不同之處。被答辯人家的墻面、地板、家具等物品在經過多年裝修之后當然會有自然的老化、變形，潮濕氣的侵蝕導致的霉變。被答辯人無法證明其損失，更無法證明其損失與答辯人之間的因果關系。綜上，請求法院判決駁回上訴人的上訴請求

答辯人：張世平、艾翠蘭

第三篇：民事上訴答辯狀

答辯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答辯人因

一案，對上訴人

不服

人民法院

字第號判決，提出答辯狀，民事上訴答辯狀，范文《民事上訴答辯狀》。

答辯的理由和根據：

此

致

人民法院

答辯人：

（蓋章）

法定代表人：

（簽章）

****年**月**日

附：答辯狀副本

份。

第四篇：民事上訴答辯狀

答辯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答辯人因一案，對上訴人不服人民法院字第號判決，提出答辯狀。

答辯的理由和根據：

此致

人民法院

答辯人：（蓋章）

法定代表人：（簽章）

年月日

附：答辯狀副本份。

第五篇：(陳案)民事上訴答辯狀

民事上訴答辯狀

答辯人：陳洪梅（陳金培之女），女，l 9 8 6年10月8日生，漢族，農民，住瀘西縣金馬鎮新壩村中街北區2 2號。

答辯人：陳迸猛（陳金培之子），男，l 9 8 8年11月5日生，漢族，農民，住址同上。

答辯人：徐蘭英（陳金培之母），女，l 9 3 6年1月18日生，漢族，農民，住瀘西縣金馬鎮新壩村新林區112號。

委托代理人: 朱永隆 云南鄭培明律師事務所律師 電話***

上訴人瀘西縣通源煤業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為上訴人或通源公司）不服瀘西縣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瀘民一初字第212號民事判決書（以下簡稱為212號判決書），提出上訴，我們答辯如下： 一、一審法院認定事實清楚，證據充分，二審法院應予維持。

（一）上訴人的“證據”不能否認其與陳金培之間的勞動關系：

以上訴人證椐4：《考勤及工資結算表》，為例：

（1）四張《考勤及工資結算表》都是復印件，且無原件核對。（2）《考勤及工資結算表》復印件上沒有標明企業名稱，無法界定究竟是哪個企業的工資表，雖然在庭審中上訴人補交了加蓋有興隆洗煤廠的印章的兩張《考勤及工資結算表》復印件，但印章蓋在復印件上，其本質仍屬復印件。

（3）上訴人在一審《民事起訴書》第1、4頁自認：“通源公司在興隆洗煤廠有部分出資”“由于興隆焦化廠與通源公司在管理上有部分交叉，有時通源公司的管理人員也參與興隆焦化廠的管理，使得部分管理人員甚至認為興隆焦化廠與通源公司系一個企業主體”

很明顯，上訴人與第三人興隆洗煤廠已經構成關聯企業，兩企業有串通作弊的嫌疑，不能排除第三人加蓋印章幫上訴人逃避責任的可能。

（4）本案第三人興隆洗煤廠的特別授權代理人，一審質證時，當庭拒絕對加蓋在復印件上的印章真偽作出認定，造成真偽難辨的證據證明不了主張者的觀點。

（二）《通源公司意見》可直接證明事實勞動關系：

陳金培事故發生9天后，2012年9月29日，上訴人制作了一份《瀘西通源煤業有限責任公司關于陳金培死亡一事處理意見》（簡稱《通源公司意見》，詳見答辯人一審證據2—按212號判決書第9頁編號）

任何思維正常的人見了該《通源公司意見》，都會認定，陳金培和通源公司確實存在事實勞動關系，這是因為：（1）《通源公司意見》系上訴人制作，在該文件中，上訴人明確地表

１ 述了“陳金培生前系本公司員工”的事實，并具體、完整的陳述了陳金培和通源公司確實存在事實勞動關的來龍去脈。

（2）2014年六月一日，上訴人在本案《民事起訴狀》第4頁第12行自己明確承認﹕“……具體承辦該事宜的公司員工劉建喬以通源公司的名義于2012年9月29日出具了瀘西通源煤業有限責任公司關于陳金培死亡一事處理意見，……”

由此，《通源公司意見》的客觀真實性不言而喻，最高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八條支持我們的觀點。

（三）我們認為：劉建喬制作《通源公司意見》和發給補助款的行為（以下均簡稱為：“劉建喬行為”），是代表上訴人的職務行為。

其一、劉建喬是上訴人的人事管理人員（請見《上訴狀》第4頁第三行），處理本公司員工的善后事務，屬于其工作職責份內事。

其二、《通源公司意見》在公司辦公室打印，上有劉建喬親筆：“公司經辦人劉建喬”字樣，劉建喬還在辦公室向陳金培家屬交付困難補助6000元，體現了公司對員工的一小點溫情，也印證了上訴人作為用人單位，以行動兌現在《通源公司意見》中的承諾，成就和完善了《通源公司意見》的法律效力，更重要的，是充分印證了劉建喬的職務行為。

其三、如上所述，既然上訴人自認“劉建喬行為”屬于劉建喬“具體承辦該（陳金培）事宜”，那么，“劉建喬行為”就絕對經過了上訴人的授權。若非公司領導授意，劉建喬不可能從公司財務得到此6000元補助款；他沒有這個必要也沒有這個膽子敢將公司的6000元私相授受。

《民法通則》第四十三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第58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42條，對職務行為都有明確規定，不容置疑。

（四）退一萬歩來講，縱然假設領導授權不明，劉建喬的行為也構成了表見代理，上訴人仍然要對劉建喬該行為承擔民事責任。

首先，只要在客觀上“劉建喬行為”與這個“具體承辦該（陳金培）事宜”的職務具有關聯性，即構成職務上的表見代理。盡管《通源公司處理意見》上只有劉建喬的簽名和手印，未加蓋公司印章，仍然可以代表公司的真實意思。

其次，劉建喬以上訴人的名義打印、制作文件，并以上訴人的名義在向陳金培家屬發困難補助款，發生在工作時間、公司辦公室、公開場合，《通源公司處理意見》上有劉建喬親筆書寫的“公司經辦人劉建喬”字樣，此舉足以使得任何人都會相信劉建喬是在執行上訴人授權。

最后，陳金培家屬作為接受補助款的相對人，主觀上善意且無過錯，２ 他們完全相信“劉建喬行為”屬于上訴人指派和授意，當時這些家屬籠罩在失去親人的巨大悲痛之中，無法也沒有必要判斷補助款支付人的代理權。《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四十九條對表見代理有專門規定。

二、應當糾正上訴人在《上訴狀》中的不實之詞

（一）《上訴狀》的移花接木之術 其第2頁第十四行寫道：“一審中上訴人通源公司已經向法院提交了陳金培生前在興隆洗煤廠領取工資的1、3、4、6月份四個月的工資結算表，上面均有興隆洗煤廠的印章，表明陳金培生前的勞動報酬并不是由上訴人通源公司發放。在被上訴人陳進猛寫的《困難申請書》上的表述也是洗煤廠，而不是上訴人通源公司，可以進一步證明陳金培生前工作是在洗煤廠。”

上訴人的方法和手段是：

1、明明本案一審《民事判決書》對《考勤及工資結算表》的書面狀況已界定得非常清楚：早在起訴時所交的1月、6月另兩頁復印件上并無印章，加蓋“興隆洗煤廠”印章的只是開庭時提交的3月、4月復印件兩頁（請詳見該判決書第7面第三行），《上訴狀》將這一事實偷換成：“1、3、4、6月份四個月的工資結算表，上面均有興隆洗煤廠的印章”。

2、明明《困難申請書》上寫的是“尊敬的煤廠領導：??”【請詳見答辯人、原審被告、反訴原告證據2—（1）】，而《上訴狀》竟將“煤廠”偷換成 “洗煤廠”。“煤廠” 是一種尚未確定工作單位名稱的泛指，絕非《上訴狀》特指的興隆洗煤廠這個“洗煤廠”。

3、《上訴狀》想模仿春秋筆法，,通過修改

一、兩個字或詞來篡改事實，使人們誤入他們設計的歧路，成就其如意算盤：

首先，《上訴狀》將加蓋“興隆洗煤廠”印章的復印件由兩頁擴大成四頁、加蓋部份復印件擴大成加蓋全部復印件。

接著，刪去關鍵詞“加蓋”，變成 “上面均有興隆洗煤廠的印章”，給人造成發工資時已經蓋有印章的錯覺，以圖達到 “陳金培生前的勞動報酬并不是由上上訴人通源公司發放”的初步目的。最后，將“煤廠”偷換成 “洗煤廠”，進而便“可以進一步證明陳金培生前工作是在興隆洗煤廠，而不是在通源公司”的總目標。

（二）其實，通源公司向法庭提交的四頁《考勤及工資結算表》復印件并不符合證據標準（理由見前述），按最高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六十九條，其不能單獨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

３

三、只有“揭開公司的面紗”，才能看請上訴人通源公司和第三人興隆洗煤廠之間的神秘關系

上訴狀第三條說：“上訴人通源公司與一審第三人興隆洗煤廠 系兩個不同的主體，且都具有用工資質和承擔責任的獨立資格。”

言下之意是，因為通源公司和興隆洗煤廠都在工商局注冊為獨立的法人單位，所以兩企業不可能發生資金、人員、的混同。

用212號判決書的一段話來回應上訴人的此觀點非常適當：企業在工商部門進行注冊、登記是企業取得法律人格、進行經營活動的必經程序，是工商部門的行政管理手段，該管理系靜態管理而非動態管理，不能及時、完整地反應企業在投資、招聘、用工、支付工資等方面的情況。工商登記記載的通源公司與興隆洗煤廠雖屬不同性質的企業，注冊登記地分屬兩地，公司法人代表與洗煤廠投資人亦非同一人，但并不能當然排除兩企業在投資、用工方面的交叉和混同。（請詳見212號判決書第15面第十行）

如今，市場競爭激烈，有些企業將企業法人資格當作“保護傘”，在企業法人大旗之下，互相串通一氣，大行弄虛作假、隱瞞利潤、偷漏國家稅款，也有些企業利用關聯關系和企業法人資格逃避勞動用人責任。

盡管通源公司與興隆洗煤廠都具有各自獨立經營、各自獨立承擔民事責任的企業身份，但實質上這兩個企業的關系暗藏玄機。

上訴人自己直言不諱﹕

（1）上訴人在一審《民事起訴書》第1、4頁自認：“通源公司在興隆洗煤廠有部分出資”“由于興隆焦化廠與通源公司在管理上有部分交叉，有時通源公司的管理人員也參與興隆焦化廠的管理，使得部分管理人員甚至認為興隆焦化廠與通源公司系一個企業主體”

（2）上訴人在《上訴狀》也自認：“一審中上訴人已經向法庭闡明因上訴人通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鄧國華在興隆洗煤廠有部分出資，在管理上通源公司的管理人員可能被按排到興隆洗煤廠工作……”（請見該文第3頁倒數第五行）

（3）通源公司全權委托代理律師在2014年7月30日開庭回答法官詢問時確認：通源公司與興隆洗煤廠在管理機制上的交叉（共用）是財務部門和銷售部門，人員的交叉（共用）也是這兩個部門的人員。（一審《庭審筆錄》應該對此有記錄）。

（4）通源公司在2011—2014年廣告上自我介紹說﹕瀘西縣通源煤業有限責任公司的前身依附于石林興隆選煤廠，是選煤廠的子公司，選煤廠為年產30萬噸的重介選煤廠，……【請詳見答辯人一審證據，４ 按212號判決書第10頁第十二行的編號：證據

4-（1），云南招聘網 網頁】

國務院頒發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管法實施細則》第51條規定：

“稅收征管法第三十六條所稱關聯企業，是指有下列關系之一的公司、企業和其他經濟組織：

（一）在資金、經營、購銷等方面，存在直接或者間接的擁有或者控制關系；……”應當適合通源公司與興隆洗煤廠的關系

我們可據此認定，通源公司與興隆洗煤廠兩家管理機制在資金、經營、購銷等方面，存在著直接或者間接的擁有或者控制關系。

公司法人的神秘面紗被他們自己揭開，暴露在大庭廣眾之下，至此一切疑團都可以得到解答。所謂的兩個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興隆洗煤廠和通源公司已經成為公司聯合體，這個公司聯合體實際控制著這兩個單體企業。

四、《上訴狀》第四條：“勞動者從原用人單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單位的，新用人單位是用工主體。”的觀點錯誤

《上訴狀》第四條引用的《勞動合同法實施條例》第十條、最高院《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四）》第五條，都是有關“勞動者非因本人原因從原用人單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單位工作”后新舊工作年限合并計算的規定，并不規范用工主體的認定。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工傷保險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法釋〔2014〕9號)第三條第（三）款規定：“單位指派到其他單位工作的職工因工傷亡的，指派單位為承擔工傷保險責任的單位”

2014年9月1日施行的司法解釋正好判定了《上訴狀》的該確定用人單位觀點的謬誤！

“失之毫厘，謬以千里”，正因為在起點上理解法律不當，所以《上訴狀》才會對本案形成方向性、結論性的錯誤。

依我國現行法律規定，存在勞動關系是工傷認定的前提，“承擔工傷保險責任的單位”，就必然與被認定工傷的勞動者存在勞動關系，等同于：被原用人單位安排到新用人單位工作的勞動者也一定與原用人單位存在勞動關系。

事實證明，通源公司招聘陳金培為工人后，再安排陳金培到興隆洗煤廠工作，符合該法釋〔2014〕9號文第三條第（三）款中“單位指派到其他單位工作”的適用條件。在認定陳金培與通源公司存在事實勞動關系的抗爭中，我們又增加了一大法律利器。希望上訴人能審時度勢，及早打住，不要一錯再錯。

５

各位法官！

眾所周知，招用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是用人單位的法定義務和責任，為此，國家勞動法、勞動合同法都有專門的效力性強制性條文規定。上訴人置國家效力性強制性法律規定于不顧，拒絕與勞動者陳金培簽訂勞動合同達九個月之久，已屬違法之舉。2012年在勞動者陳金培下班回家途中不幸發生事故遇難后，上訴人更是機關算盡、采取各種方法和手段百般否認與陳金培的事實勞動關系、不為陳金培辦理工傷認定申請、三次向人民法院起訴要求認定通源公司與陳金培不存在事實勞動關系，其勞動法制觀念已蕩然無存。

陳金培事故過去三個年頭，上訴人煞費苦心拼湊出來用以應對兩次行政訴訟及本案一審的全部證據，居然沒有一件是堂堂正正的原件，全部都是復印件！并且庭審中，上訴人拿不出任何原件來核對這些復印件，其“證據”如此不成氣候，彰顯上訴人的訴求本來就理曲詞窮。

按照民事訴訟案件舉證責任的一般規則，作為本訴的原告，上訴人應當遵照民事訴訟法“誰主張，誰舉證”的舉證基本法則向法庭提供能證明：“通源公司與陳金培不存在事實勞動關系”的相關證據，以支持自己的訴求。然而，上訴人的“證據”要不就是牽強附會，要不就是張冠李戴，特別嚴重的是全部以復印件充作證據且無原件核對，法庭不予采納，實屬正常。

本案又是一個反訴案件，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六條和《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三條都規定了勞動爭議案件舉證責任倒置規則，上訴人需要按照法律的規定承擔相應的舉證責任，如其不提供證據或舉證不到位，則可以推斷陳金培家人的主張成立，上訴人的敗訴也就理所當然。本案(2014)瀘民一初字第212號民判決既有事實依據，又有法律明確規定，天經地義，合理合法。

我們期待著紅河中院的合法、公正、公平的判決！

此致

紅河州中級人民法院 答辯人：

委托代理人：云南鄭培明律師事務所 朱永隆律師***

2014年9月28日

編后：本案原告瀘西縣通源煤業有限責任公司不服判決，向紅河州中院提起上訴，經二審開庭審理后，陳洪梅等三人的代理律師朱永隆（***）于2015年3月20日簽收該案二審【（2015）紅中民三終字第10號《民事判決書》：駁回上訴，維持原判。至此該勞動關系案劃上圓滿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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