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三公消費的公開思考評論

截至7月20日，98個中央部門中，已有54個部門公布了三公經費。看一個政府是否亂花錢，“三公消費”是最好的鏡照。誰公開了？如何公開的？公開的質量、速度怎樣？中央部門的三公經費公開成了近期輿論的焦點，這里面既有公眾對三公消費逐步揭開神秘面紗的欣喜，也有對公開細節的質疑與期待。

可喜但不滿意的“三公”公示

樂

觀的預測是，本周將迎來三公經費公開的高潮。三公消費雖只是預決算公開的一小步，卻是陽光財政的一大步—至少，總算沒有只停留在口頭上，雷聲過后開始有雨點了。知名網評人令狐補充認為，千呼萬喚始公布的三公經費，甫一亮相即呈現出百花齊放的景象，令人喜憂參半。喜的是，公共財政公開透明已成潮流，不可逆也不可擋；而且參差多樣的賬單，不僅讓公眾比較參詳，也可以形成競爭機制，促使各部委在信息透明方面不甘落后，從而好好學習、天天向上。憂的則是，公共財政信息公開化和透明化，還亟待進一步通俗化、明細化、規范化、制度化，并亟須強有力的法律保障，以使陽光財政的明亮和諧得以實現和鞏固。

《云南信息報》也有評論表示，公開三公經費，自然不是為了讓民眾看個熱鬧，而是要讓民眾有效監督政府部門的花錢行為。但在公布三公消費舉步維艱的現實語境下，過于苛求已經公開的中央部門，盲目表達對“三公消費”的整體性焦慮和不滿，顯然也是一種不夠理智的作為，鑒于此，不妨寬待當前的三公消費公開。

“三公”公開當重視公眾情緒與期待

“這幾天我在微博上與一些博友一起跟蹤，并堅持轉發國務院下屬單位本年三公消費的公開情況。”零點研究咨詢集團董事長袁岳日前在《環球時報》撰文表示，從各部委在遵行國務院規定公布期限的情況看，大家就知道預算與決算信息的透明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而且很重要的，就是大家公布了，公眾也有對于它們公布信息不信任的傾向，越拖延越不信任。但是不管怎么說，透過微博表達的公眾情緒與期待值得這些部委重視。

對于公眾對各部委三公消費普遍存在質疑，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葉青20日在《東方早報》撰文認為，其原因在于三公口徑。以公務接待費為例，財政部的數字一出來就遭質疑，網民說：在北京，財政部會請誰吃飯，還不都是別人買單。外事接待經費如何處理？民政部、商務部與眾不同，單獨列出。公布三公時口徑不僅要統一，而且宜大不宜小，口徑大了，更符合實事求是的原則，老百姓也會覺得數字更加可信。不能將一些真實信息隱藏在壓縮的數字之中。

《南方都市報》20日刊發朱述古的評論坦言，近來國家部委密集發布的三公支出數據，讓公眾看到的不是明確的答案，而是一道撲朔迷離的謎題。時下各部委公布的三公經費，只是經費管理的末端，而不是始端和中端。經費管理是一個完整的鏈條，沒有對始端和中端的全面了解，就沒有對末端的正確判別。

地方、國企“三公”經費何時公開

雖說國務院規定的公開大限到來之前，還有很多中央部門尚未付諸行動，但不可否認的是，三公公開這個多米諾骨牌已然開了個頭，三公公開接力棒能傳多遠？

葉青認為，中央機關公開三公絕不能止于公開，之后的目的至少有兩個：一是，在中央機關公開三公的榜樣力量推動下，地方三公公開才是重點，百姓希望看到從中央機關、省級、市級、縣級、鄉鎮街道級的完整三公數字。有的人匡算，從上到下的三公花費是9000億元，筆者希望各級政府用數字來更正這種說法。二是，希望看到國有企業的三公數字。國企的三公浪費已到了讓老百姓難以容忍的地步，有的公司領導享用天價酒，有的公司300多個處級干部享用拿公款辦好車牌、保險的“私車”。類似問題不勝枚舉，不公開行嗎？

中國青年報19日刊發鄭根嶺評論也認為，更有挑戰性的是，地方各級政府部門的三公消費情況能否公開，公開得能否準確、具體并經得起專業機構和社會公眾的拷問。不少地方政府行政領導隨意花錢，迂回曲折的辦法多得是，可說是“花錢不眨眼”。在進一步推進中央部門三公公開的同時，應盡早在地方各級政府全面推開，并確保真實可靠不走過場不作假。

用嚴格制度保“三公”消費公開到位

公開的目的，不僅是讓公眾知道納稅人的錢政府是怎么花的，更重要是通過公開遏制政府大手大腳花錢的習慣，使納稅人的錢用在該用的地方。

鄧聿文21日在《每日經濟新聞》撰文指出，確保三公經費的亮相不“卡殼”，需要嚴格的制度保障：首先，建立硬性約束機制，對不能按時公開的部委以及存在揮霍公款造成浪費的，要進行嚴厲問責。其次，立法規定預算公開的內容、方式、主體、時限、說明語言等，并由各級人大對三公消費預算進行審定，確定細化標準，以做到通俗易懂，一目了然。第三，完善預算管理體系，將財政預算內外兩種管理體制統一起來，嚴防地方和部門私設“小金庫”。第四，強化人大審查監督的力度，各級人大要承擔起對三公消費的監督責任，同時突出審計獨立監督的職能。此外，還應加強輿論的監督力量。

破解三公消費的難點需作頂層設計。上海交通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執行院長陳憲18日在《文匯報》撰文表示，要解決三公消費難點問題，就必須在整個系統內部達成高度共識，尤

其是各個政府機構、部門和單位的領導要達成共識。共識不僅僅是“必要性”、“重要性”之類，而主要應是對三公消費相關制度及其有效執行的認識，以及一旦出現各種情形的違規如何分別處理的共同約定——或問責，或追究，總之要以黨紀國法嚴加整肅。達成共識并協力遵循，是這一設計的邏輯起點。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管的《中國經濟導報》19日刊發編輯部時評說，公開“三公消費”，在技術上、運行方式上、程序上都不存在障礙，只是還未真正被納入嚴格的運作模式。在此次“初體驗”中，超支部門也都是以工作為由回應，一副理直氣壯的模樣。在這一點上，我們不妨借鑒一下香港。香港政府及各部門的財政預算是完全毫無保留地向公眾展示，并接受公眾查詢和質詢。其一個部門在網上公開的財政預算情況、支出情況多達數百頁，細化到了“一張公務用紙”、“一張桌椅的維修”，并嚴格要求官員開支，一旦超支將被追責。

第二篇：三公消費的思考

三公消費的思考

三公消費，指的就是政府部門人員在因公出國（境）經費、公務車購置及運行費、公務招待費等產生的消費，是我國當前行政領域亟待解決的問題之一。全國人大常委會2011年6月30日表決通過關于批準2010年中央決算的決議，經財政部匯總，2010年中央行政單位、事業單位和其他單位“三公“支出合計94.7億元。決算報告還公布了匯總2010年中央行政單位（含參照公務員法管理的事業單位）履行行政管理職責、維持機關運行開支的行政經費，合計887.1億元。2012年6月財政部公布，2011年中央行政單位、事業單位和其他單位的“三公經費”支出，合計93.64億元人民幣。

情況真是這樣的么？長期以來，我國三公消費一直是一本糊涂賬，各種版本層出不窮，沒有人能真正說出每年國家為三公消費支出多少，但經過大多數專家的不完全統計，每年國家因三公消費所需要支出的費用竟達一萬多億，相當于每個中國人每年都需要交出近800元去用于國家的公務消費。如此巨額的費用實在令人瞠目結舌，以致于平民百姓聞“三公消費”無不咬牙切齒。很多官員借用“三公消費”的幌子，大把大把地拿著國家的錢以各種冠冕堂皇的名義（諸如考察、學習等）跑到國外去吃喝玩樂，招待上級或舉辦什么會議時買各種高檔的煙酒、禮品等等，極大浪費資源不說，更可氣的是將百姓辛辛苦苦交的納稅錢用于自己娛樂消遣。這種行為我覺得是一種非常不道德的腐敗行為，雖然沒有像那些貪污巨款的行為那樣惡劣，但是，這不僅傷害了納稅人的感情，也極容易滋生腐敗的萌芽，讓人在歧途上越走越遠。這世界上不管什么東西，只要超過了他的限度，就一定會產生禍患。因此，中國目前三公消費的現狀，必須要得到治理。

但是我轉念一想，中國的“三公消費”真的是一無是處么？每年公務費用達一萬多億，這些支出主要是被國家的煙酒業、汽車業、石油產業、娛樂服務業消化吸收，這樣不是會大大地促進這些產業的發展么？就拿茅臺酒的例子來說吧，國務院曾召開第五次廉政會議指出控制三公消費，繼續實行零增長，禁止用公款購買香煙、高檔酒、禮品，結果茅臺的股價、流通的批發價紛紛應聲下跌，市場價格隨即下跌。事實上，普通百姓很少人會喝得起這種酒，這種酒的購買者大多數是政府部門、官員用于應酬的首選酒種，如果說三公消費縮水，那么勢必會影響到國家煙酒業等行業的發展，考慮到消費的杠桿作用，這1萬億，應該可以帶動4、5萬億的投入，那么也就是這些行業會遭受到幾萬億的巨額損失，可見，三公消費確實是這些行業的上帝，能給他們帶來巨額的收益。綜上所述，說三公消費能夠拉動內需，促進國家經濟的發展是有一定道理的。

不過，三公消費最近幾年在中國愈演愈烈，超過了普通百姓的承受范圍，政府受到的壓力也越來越大，因此，近幾年來，國家對三公消費的管制力度越來越大，溫家寶總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再次提出“三公消費”問題：出國（境）經費、車輛購置及運行費、公務接待費等支出原則上零增長。加快實行財政預算公開，讓人民知道政府花了多少錢，辦了什么事。個人覺得，將政府財政公開透明化是遏制三公消費過度的最有效的措施，但這也是難度最大的辦法。當前新舊領導班子交接，從以習近平為領導的新一代國家領導人最近所做的事情就可以看出，黨和國家是下足了決心要懲治腐敗的，他們在平時的訪問調查都帶頭從簡出行，不準迎接，用餐堅持四菜一湯等等，不過光是靠領導人帶頭是沒有用的，必須的用規章制度實現行政消費的透明化，提高群眾的知情權，賦予熱門更大的監督的權利，這樣才能有效地解決三公消費的問題。隨著微博、網絡的發展，我相信這一天總會到來的。推進三公消費公開同樣也是中央今年繼續推進的一項重要舉措。眾所周知，三公公開是政務公開的重要方面，對推進廉政建設具有積極的意義。首先，這是推行陽光政府的具體表現之一，能極大地促進廉政建設的進程。其次，是政府接受群眾監督的具體有效的舉措之一。使我們能夠清楚地了解政府經費的使用數目、去向等等情況，保障民眾知情權的重要途徑；

再次，三公公開始有效防止貪污腐敗，奢侈浪費的措施之一；當然，我們的三公公開重在執行，光說不練假把式。在執行過程中必然會有阻力，有不完善的地方，因此我們要廣泛虛心接受群眾媒體外部監督，開設監督舉報電話等等；第二，自我監督，審計，財務部門加強監管，紀檢監察部門加大查處力度，發現問題要及時糾正；第三，各個部門要落實領導責任，進行自查自糾，并且牢固樹立勤儉奉公，執政為民的理念，做到思想上不放松最后，三公公開為我們政府管理改革開了個好頭，我們要以此為契機，擴大三公公開的范圍，向國企三公公開擴展，讓我們花的每一分錢都在陽光下運行，做到讓群眾滿意，只有這樣，我們黨的事業，我們的社會事業才能健康，穩定發展。

我相信在全國人民的努力下，三公公開一定會實現，我們老百姓的生活也會越來越美好。老師上課講的內容我覺得很不錯，老師的想法和思考給我很大的啟發，我對公共經濟也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我以后也會多去了解學系公共經濟的相關知識，拓展自己的知識廣度和深度。謝謝老師。

最后祝老師新年快樂，蛇年幸福。

第三篇：政務公開,公車改革、三公消費

考試申論熱點：官員財產申報制度

二、財產申報制度

(一)財產申報概述

財產申報制度，是對官員有關家庭財產申報、登記、公布的制度，是科學反腐制度體系的核心內容，建立起有效的財產申報機制，將國家公職人員的家庭財產置于人民群眾和國家法律制度的監督之下，使其非法所得無處藏身，就會使腐敗分子難以為所欲為，從而能夠有效地遏制腐敗現象的發生。

(二)財產申報的現狀

關于財產申報，在我國已提了近15年，但目前試點地區的官員財產申報大多集中于科級以上干部。官員財產申報制度一路走來，可謂是速度相當緩慢。從1995年規定“溫柔”地誕生，現在普遍沿用的還是這一套最基本做法。近幾年，在“兩會”代表委員的持續呼聲、社會各界的強烈關注之下，各地開始嘗試破冰，試圖突破現狀，但仍舊陷在公開不徹底的爭議之中。

(三)財產申報的障礙

家庭財產申報制的實施必然面臨三大難題：一是鑒于中國目前沒有公開、統一、標準的公民信用保障系統，個人資信難以查實，反腐敗工作缺乏堅強的技術支撐；二是腐敗分子為了逃避財產申報和資金核查，必然會將大量腐敗資金和非法收入轉移到他人名下，或饋贈親朋好友，逃避法律的制裁；三是腐敗分子在國內無法藏身，必然想方設法外逃，勢必給國家財富造成巨大損失，破壞法律的實施，損害社會的公正，影響黨和政府的形象。

三、完善財產申報制度的建議

鑒于目前建立我國制定財產申報法的條件還不具備最基本的條件(如尚未實行全民信用卡制度)，在真正意義上的財產申報法出臺之前，京佳教育認為我們可以充分利用已有的制度資源，通過增加環節來完善現有的干部收入申報規定。

第一、申報對象可以逐步擴大到所有的國家工作人員及其家屬。就國家工作人員來講，除了對他們進行任職、離任時的審計外，還應要求他們在任職前、任期間、離任時對自己和家庭的財產進行如實申報，其申報范圍可依具體申報對象的工作性質及其重要程度作不同的規定，其具體操作除了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外，可逐步交由銀行執行或監督。

第二、加大對申報結果的監督和公開程度。增加二個環節：一是審核環節，即審查核對環節，通過檢查核實申報內容；二是公示環節，申報結果的公示范圍可以視條件的成熟程度而逐步擴大，可以先做到同級公示，即在班子內或同級干部中公開，由人大產生的干部的收入申報在人大中公示；這里不應有“秘密申報”部分，也即不應有暗箱操作部分；

第三、增強懲處力度。是追究環節，根據檢查結果，對于不如實申報收入，或瞞報、漏報、謊報者做出嚴肅處理，給予黨紀、政紀處分；對于多次謊報者應免去其領導職務；四是

信用記錄環節，對于是否如實申報的情況應記錄在案。建議各單位紀檢監部門有必要對現任干部任職以來歷次收入申報記錄進行一次大檢查，使檢查結果進入干部信用檔案(所以必須先建立干部信用檔案)，以供組織部門任免干部時參考。第三、制定專門的法律、法規，使得財產申報制度具有實際的可操作性。在條件成熟之時出臺已呼喚了十多年的《反腐敗法》，并專設章節對于官員財產申報作出明確而完善的規定。

財政預算公開為“三公”消費設障

三公”消費轉自

借出國考察之名公款旅游、公車接送孩子上學或為自家辦私事、以接待為名大吃大喝結交朋友??近年來，公款旅游、公車消費和公務吃喝這“三公”消費為廣大民眾所詬病。

據有關媒體分析，中國每年“三公”消費高達9000億元。而據財政部、發改委、統計局聯合調研，政府公務用車(不包括醫院、學校、國企、軍隊以及超編配車)，每年花費1500至2000億元。

抑制公務消費腐敗之所以成效不大，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鄭玉歆認為，其根本原因在于深層的體制問題沒能得到很好解決。“公務消費的問題，是我國公共財政體制存在缺陷的一個反映，涉及財政支出的公開性和透明性、人民代表大會對預算支出的有效監督機制、健全完善的行政問責制度等問題。”鄭玉歆建議，解決這一問題必須“下猛藥”，特別是政府財政預算管理要實現精細化。

全國人大代表、新光集團董事長周曉光呼吁，應抑制“三公”支出，公款消費更應接受各界監督。他說:“過大的行政開支既造成浪費，也成為滋生腐敗的溫床，造成社會的不穩定。抑制‘三公’消費任重道遠，老百姓和媒體的監督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全國政協委員、上海財經大學教授蔣洪建議，政府向人大提交的財政報告，應把“三公”消費的部分單獨列出來，便于代表們審議。另外，行政部門應把公款消費的活動記錄在指定的科目中，在會計制度上加以規范。

2月28日，溫家寶總理與網友在線交流時也表示，解決“三公”消費最根本的是兩條:

第一條就是公開透明，要讓任何一項行政性支出都進入預算，而且公開讓群眾知道，接受群眾監督;第二條就是民主監督。

長久以來，公眾要求公開各級政府部門的“三公”消費支出詳單，事實上，如果我們能堅持做到全面、細致公開各級財政消費，不僅能使浪費公款的行為有所收斂，對打擊腐敗行為也有益處。

要扭轉當前一些官員“亂花公款不眨眼”的局面，就必須從制度上掃清公開每一筆財政金的收支障礙。從每年兩會期間人大代表的“會審”變為“常審”，甚至做到“一款一審”、“網上公審”，這樣方能動態而及時地擠掉“預算水份”。而各級各類政府部門的“三公”消費的動態公開，也必將促進廉潔、高效政府建設的推進。

熱點探討：1萬公務員僅10輛公車并非只為治堵

在3月1日《廣州日報》刊登的日本東京治堵報道中透露，“以東京都廳為例，只有都知事（相當于中國的市長）這樣的級別才可以配車。”整個東京都廳有1萬多名公務員，但是公務車的數量卻僅有10輛左右，因為“很少用到”。

如今很多大中城市都出現了道路的擁堵問題，治堵，就成了擺在城市管理者面前的重大問題，由此，也引發了公車太多、公車私用加劇道路擁堵的議論，并且提出了治堵先治公車的主張。其實，城市治堵與公車私用管理混亂，這是既相關又絕然不同的兩件事。前者主要是城市有序管理和道路建設如何適應人民生活需求的問題，后者卻是如何堅持政府的廉政，防止公務員利用職權追求個人享受的反腐倡廉問題。為了治堵才去整治公車私用，甚至要靠著治堵的“動力”，才去改革公車管理制度，恐怕只能是瞎子摸象——抓住了枝節而放過了公車改革的真正目的。

如果不是為了對納稅人的稅金負責，如果不是為了讓百姓信任政府的廉潔，僅僅為了道路不堵車，我想東京恐怕不會出現如此嚴格的公車管理制度：嚴格控制配置公車官員的級別，只有都知事一級的官員才能配置公車；其他公務員如果辦公需要開車，必須是先坐地鐵到單位，再去申請開車辦事，公事辦完后必須將車子開回單位，然后再乘地鐵回家；由于嚴格執行制度，使用公車必須經過一系列的審批手續，所以平時很少有人要求辦公使用公車，即使只有10輛左右的公車，也很少使用。一個經濟發達的國家首都級的大城市，1萬公務員只有10輛公車，對國人的我來說，簡直猶如聽了一個“天方夜譚”的故事。然而，這樣的消息登在了我們的報紙上，相信并非虛言。但只要的一點“國情觀念”的人，恐怕誰也不會提出咱們的地方政府應當照此辦理或者稍作借鑒。但是，每年兩會都會有人提出公車改革的提案，又證明了群眾對目前公車使用狀況的強烈不滿。雖然有些地方政府出臺過若干“改革”措施，諸如給各級干部發放“用車補貼”，以平息公務員不得不減少公車使用的不滿；有的地方給公車貼上標簽，“接受群眾監督”；有的地方搞公車有償使用，干脆把公車私用合法

化，據說都曾有過一定效果，但其結果卻都是或者遭受更大的質疑，或者曇花一現，無疾而終。

然而，公車改革卻是我們的政府必須過的一道坎。為此，我認為，在聽了“東京1萬公務員只有10輛公車”的“天方夜譚”故事，別把它只是當作東京治堵的一項措施看待，還是值得有志于真正實行公車改革的領導借鑒，不知有關領導以為然否？

考試熱點天天讀：公車改革

(10)國外及地區公車管理對策借鑒。許多發達和發展中國家及地區，在公車管理方面都有一些比較完善的政策法規和健全的管理制度，借鑒他們這些成熟的做法及經驗，對于加強我國公車管理與改革，縮減公車消費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據對日本、英國、德國、瑞典、芬蘭、美國、印度、香港、澳門等國家和地區的公務用車管理情況分析和研究，他們一些具有共性的成功做法值得借鑒：

對公務配車和公車標準及適用范圍有嚴格規定。一般只有內閣部長可以配備專車，但也僅限于執行公務，下班以后的私人活動一般乘用私家車，并且部長的配偶或伴侶通常不可以使用公車進行私人活動。香港特首董建華離任后的當日，便不再乘坐公車。

對公車使用全過程實行嚴格的管理。公車由專人保管、維修，保證其性能良好、使用安全。每輛公車都有用車登記卡，卡內詳細記錄起始時間、地點、行程、油耗、計費等信息，登記卡定期上報主管部門，車輛使用完畢及時交回車庫。并且嚴格執行因私用車的收費制度，倡導為納稅人節省開支的理念。

對公車使用情況實行科學監控。采用全球定位系統(GPS)，由指揮中心對公車實行智能化的實時監控，并在每輛公車上分別安裝帶有“公務”和“私用”雙按鈕的計程器和代碼發射器，任何人用車都必須先按下其中一個按鈕，使得監控中心能及時地掌控全部用車情況。鼓勵私車公用。對于使用私車或公交車等執行公務的工作人員，實行按行駛里程或票據給予一定補貼。

重視社會輿論對公車使用的監督。所有公車都會貼上特殊標志，便于公民對政府實施監督。法國曾有一位部長因公車私用被拍照(因公車有標志)，囿于社會輿論壓力，被迫辭職。

【核心觀點】

(1)我國的公車改革尚處于起步和摸索階段，很多方面還有待進一步探索和完善。專家認為，公車改革探索面臨“政策不明確”的難題。由于中央對公車管理制度改革缺乏明確的指導意見和操作原則，使得長期以來公車改革只是在少數部門、少數地區自發并分散地進行。這種狀況所造成的后果：導致一些地區和部門的車改模式、適用范圍、公車管理、補貼標準等存在較大的差異性；給國家對公車統一監管造成了不便；對未進行公車貨幣化改革的地區和部門，會因為無政策可依或操作難度大而推遲或拒絕公車改革。

(2)加強公車管理與改革，應在客觀地總結我國公車改革地區及部門實踐經驗基礎上，深入分析改革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借鑒國外公車管理的經驗，綜合考慮公務活動需求、財政支出成本、行政運行效率、預防和遏制腐敗、社會承受能力、節能減排降耗等因素，進一步理清改革思路，實事求是地積極穩妥推進。以逐步建立與我國國情相符合、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與高效廉潔的行政管理體制相統一的公車管理新機制。

(3)嚴格強化對確需保留公車的監管。嚴格公車編制和配置標準；對公車實行統一車牌標志，統一噴涂車體，統一標明使用單位和舉報監督電話，便于社會監督。自己。專家認為，在有條件的地方還可安裝GPS全球定位系統，或在公車上安裝行駛記錄卡。

(4)公車出行要登記時間、事由、目的地、里程，乘車人和司機要分別簽字，公車用后一律入庫，并定期公布用車記錄；充分發揮紀檢、監察、審計等部門的監督作用，將對公車使用的監督納入到紀檢監察工作的范圍，將交通補貼經費的發放納入審計監督范圍，提高公車使用效率和監管水平。

(5)建立健全與公務員績效考核相配套的規章制度。細化對公務員勤政廉政表現的日常考核指標，避免車改后公務人員因吝惜交通包干費而不愿意外出執行公務等現象發生。

(6)采取積極措施，鼓勵“私車公用”。允許經常性私車公用人員報銷一部分費用或給予適當補貼。同時，妥善安置好司勤人員。可通過組建市場化運作、社會化管理、企業化運行的機關出租車隊的方式，為原有編制內司機提供就業崗位，為其他司機提供就業機會，避免出現新的失業群體，減少社會震動和摩擦。

申論熱點：公務接待改革

[綜合分析]

近10萬人次坦然接受當地政府的公務招待，一方面是不少官員借助各種工作上的由頭，或者以“自助游”形式，到平遙休閑觀光，食宿、門票費用由當地政府悉數買單。所以，一些人對此趨之若鶩。另一方面是，紀檢監察部門對這類看似不顯眼的另類“旅游************”，至今沒有引起足夠的警惕，更沒有將其納入監管視野。

公務接待中的種種不正之風，如果任其存在和發展，必將產生很大的危害。

首先，助長黨政機關的奢靡、鋪張和攀比之風，推高了行政成本，擠占了公共資金。其次，給一些人提供了貪腐的機會。

再者，惡化黨群干群關系，損害黨和政府形象，使群眾對政府產生信任危機。因此，遏制吃喝成風、走出公務接待困境，勢在必行、刻不容緩。

治理公務接待需要自上而下的啟動，也需要全國各地一起行動。如果只是少數地方施行，就會像四川的白廟鄉，受到冷遇。

[措施]

治理公務接待中的吃喝玩樂風，絕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必須進行綜合治理。必須從上至下都要公開公務接待信息，打破“自我監督”的模式，加強監管,敢于處罰。這樣，才能逐步推進問題的解決。

首先，必須轉變思想觀念。俗話說，思想是行動的先導。大凡疲于接待的基層干部都有著一些說道和借口，比如說，“酒量就是能量，酒風就是作風”、“接待就是硬道理”、“接待就是生產力”，等等。因此，要想從根本上遏制公務接待成風，首先必須轉變基層干部的思想觀念，破除吃喝就是工作的錯誤認識，自覺抵制吃喝風、接待潮，將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用在“為民造福”、“讓人民得實惠”的做好事、辦實事、解難事上。

其次，必須打破官場“潛規則”。“既怕來人，更怕人不來”，是基層干部矛盾心態的寫照。“酒杯一端，原則放寬”這些所謂酒文化充分暴露了目前盛行于官場的一些“潛規則”。政策扶持、招商引資等都和接待工作緊密相連。現在各地都很重視接待工作，哪個地方的接待工作做得好，其對外開放、利用外資的成功率就高，上級的了解就更深入，獲得支持的力度就更大，經濟發展也就較快。

再次，必須從上到下治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打破“潛規則”，對基層政府來說，就要冒得罪上級部門、單位的風險。當一個地方的發展過多受到條條塊塊行政權力掣肘時，它必然需要用“討好”這些權力的方式，為地方發展打開通道。因此，必須下大力氣改革行政管理體制，堅決整治上級部門領導的不正之風、濫用職權等行為，才能為基層“減壓”、“松綁”，也有利于公務接待走出困境。

最后，必須加大信息公開和處罰力度。在很多單位，公務接待成了一個大籮筐、無底洞，什么都可以往里扯，什么都可以朝里報，一筆糊涂帳，招待費居高不下、吃喝風屢禁不止。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公開是最佳的消毒液。在一些地方，再窮不能窮干部，資金再緊張，也得保證干部有飯吃有酒喝。

第四篇：許一力：評論我國的三公消費情況

許一力：評論我國的三公消費情況

最近浙江省余姚市財政局在一家鮑翅飯館的5萬余元餐費轉賬支票引起了廣泛關注，不少網友認為財政局一次性消費5萬元餐費，已超過政府接待的消費標準。無論事實如何，三公經費的問題再度成為議論的熱點。

其實早些時候，北京曾有至少50余市級部門開始陸續公布2011年的決算報告、備受公眾關注的“三公”經費和行政經費數據。客觀的說，這應該是一件好事，三公經費的公開化，是市政信息公開工作的一大進步，同樣也是推進社會民主進步的體現。起有利于民眾行使其知情權和監督權，管制執法者更好地為民眾服務。

但同樣的，無論是公布之時，還是此次的鮑翅事件登報之后，關于三公經費的議論始終圍繞在一個點上——三公經費不該只是公開，而應當細化，如何能真正做到三公的透明？

所謂的“透”，便指的是三公經費的細化，經費的去向和多寡應該編寫的明明白白，通過預算，決算，將經費細化到每一個項目，這有這樣才能更好地接受公眾和媒體的監督。而事實上，這樣的細化并不困難。還是以國外為例，美國的三公消費特別是公車支出相當龐大，美國實行嚴格的信息公開制度。美國的《信息自由法案》規定，不涉及國家機密或者安全的政府信息都應該向公眾公開。這為媒體和社會的監督提供了法律保障。美國政府部門公開的公車信息，不但包括公車的數量、支出等總體情況，還包括具體的費用明細、哪些人在用車等細節。如果沒有詳盡的信息公開，監督就無從談起。

而所謂的“明”，就意味著政府的經費支出，既然公布，就要保證清楚明白，如果只是為了公布而公布，就失去了公布三公的意義。當下一些部門和單位公開的是一些專業數據，雖然公開了，公眾卻看了不明白，起不到監督作用。三公經費的公開，其目的在于接受社會的監督，如果不能做到清楚明白，便起不到任何作用。

而另一方面，作為政府的招待標準，在國內各地是不一樣的。標準的不統一，造成了監管上的困難，也令地方有了更多揮霍的空間。15次累計消費5萬元，究竟是合理還是無理？這還真是個問題，而問題的關鍵就是在于三公消費的糊涂賬屬性。要知道，即便在《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出臺后，三公消費也一直是個絕緣地帶。

而除了難于監管，三公經費更被詬病的一點，就是其數額。雖然政府支出必不可少，但2011年，在中央本級主要支出項目中，三公消費的93.64億，這一數字甚至高于醫療衛生支出的71.32億元。而審計署長劉家義也在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做審計報告時表示，三公經費存在概念不清晰、口徑和標準不夠規范等問題，不利于發揮約束和控制作用，也容易造成社會公眾誤讀。

而在筆者看來，所謂的概念、口徑、標準，這些并非難于監管的問題。三公經費的癥結所在仍然是不夠公開。只有足夠的公開，充分的接受社會的監督，才能避免三公上的亂局。以英國衛生部來說，它在網站上公布的信息包括該部門所有年薪超過15萬英鎊的成員的名單、本財政以來所有該部門支出的數據、每筆金額超過1萬英鎊的政府招標合同，每筆金額超過2.5萬英鎊的開支項同以及部內所有高級公務人員的工資明細等10多項內容。

還是從鮑翅宴來說的話，5萬元真的很多嗎，每年被這樣無來由揮霍，甚至是虛報數額變成了官員回扣的三公經費又豈止5萬。一個賬單，成了民眾問責政府體制的敲門磚，其意義不在于數量。我們不該為公眾問責的結果抱有多大的希望，但當我們終于懂得為自己負責——或者說為自己的稅款負責——之后，對于公開透明的渴求，最終必將得到滿足。

從財務法律上對三公消費進行縝密規定，形成公務消費標準，甚至形成有效的制度懲戒，才是遏制三公經費亂局的根本之策。但三公經費的問題，無論是總賬還是小項目，都統統包裹在預算決選粗糙，信息遮掩，對于超標消費懲戒乏力的阻礙之下。其改革和通往透明化之路，想必也是困難重重，但即使如此，我們也不該放棄對于應得權利的訴求。

第五篇：進一步規范“三公”消費的思考

進一步規范“三公”消費問題的思考

“三公消費”通常意義上是指公車消費、公款吃喝和公費出國（境）三種公務消費行為。巨額的“三公消費”不僅僅給國家的財政帶來巨大負擔，其衍生的腐敗和不正之風已經嚴重損害黨和政府形象，敗壞社會風氣，影響社會和諧穩定。但是只要有政府存在，就會有“三公”消費，它涉及每一級政府機構和每一個政府部門，以及事業單位和其他單位。“三公”消費已經成為人民群眾廣為關注的一個熱點問題。公務消費中的過度消費、奢侈浪費和假公濟私、以權謀私等問題，人民群眾是無法接受的，由此產生的不滿和意見，近年來在社會上已經變得越來越強烈。但我國關于“三公”消費的法律法規很不完善；規范“三公”消費法規制度建設已經是勢在必行。

一、“三公”消費中問題出現原因。

（一）“三公”消費中出現種種現象的原因。其根本在于政府支配的公共權力過大，消費不公開不透明，缺少必要的監督，公共權力私有化等。

（二）消費的不透明造成公私不分。由于公務消費本身的特征就決定了公務消費和非公務消費之間的模糊性，且消費長期不公開、不透明，合理正常的、假公濟私的、鋪張浪費的和貪污腐敗的都往里面裝，導致公務消費多半不明不白，是一筆糊涂賬。別有用心的人也正是利用這一點，假公濟私，公私不分，使得公務消費成為了一個既沒有風險又方便的腐敗途徑。

（三）相關制度的禁令無法落實。造成“三公消費”盛行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制度執行的不到位。我們有公車管理的制度，也有公務接待的制度和學習培訓、出差出國等方面的規定。但是，由于這些制度規定都是就事論事，頭疼醫頭、腳痛醫腳，未能從源頭治理，不敢觸動既得利益集團，沒有從體制機制上得到真正改變。今天有人反映吃喝風太盛，就發一個規范公務接待宴請的通知；明天公款旅游積漸成習，于是又出臺禁止公款旅游的規定。對于違反規定的，在處罰的力度上失之于寬、失之于軟。長此以往，文件、規定越發越多，就成了寫在紙上、掛在墻上的表面文章。

（四）預算的“缺陷”使得超支有機可乘。長期以來實行的預算體制，使得預算支出的用途與計劃或活動的結果沒有關系，部分項目的追加資金較多，彈性空間大；加上在資金分配中，往往是“會鬧的孩子多吃奶”，致使部分單位和部門領導在工作中不計成本，消費無度。預算外資金雖然實行了“收支兩條線”管理，但仍有一些單位違反規定私設小金庫，使得領導干部的非正常支出有了列支渠道。

（五）利益的不均衡助長了過度消費。在公務消費行為中，政府部門及其工作人員

既是行政體制改革的執行者，又是行政體制改革的直接對象，自然也有自己的利益偏好和利益需求。由于部門之間、地方政府之間利益分配的極大不均衡，大量補貼游離于工資之外，造成收入的不公平，刺激了追求公務消費最大化來“補償”的錯誤心理和行為。一些領導干部甚至在公務消費上互相攀比，“別人能吃，我就不能吃？”“我一不貪污，二不受賄，吃點喝點算什么。”這種錯誤思想和攀比心理導致“三公消費”居高不下。

（六）信息不對稱造成監督的不到位。由于公務消費往往有其合理合法的一面，消費的主體大多又是領導干部和掌握一定權利的公職人員，使得消費中存在的問題具有一定的隱蔽性，難以暴露，容易形成“上級監督不到、同級監督不了、內部監督難落實，社會監督不現實”的局面，出現監督的死角，以致當中的腐敗行為處于隱形狀態，無法得到及時的監督和查糾。

二、規范領導干部職務“三公”消費的思考

職務“三公”消費是指為保證領導干部履行工作職責、完成工作任務，而為其

提供和報銷的費用。職務消費問題，是當前經濟生活中的一個敏感話題、群眾反映強烈的一個焦點問題，同時也是黨風廉政建設中的一個難點問題。在此，筆者就如何更好規范領導干部職務行為談幾點的看法。

（一）、強化教育，打牢思想基礎。思想是行動的先導，有什么樣的觀念就有什么樣的行為。從近年來黨中央、國務院反腐敗斗爭的實踐經驗看，要切實規范領導干部的職務消費，力求達到科學化、合理化、節約化。

1.要加強領導干部的形勢教育。要求各級領導干部要充分認清黨和國家反腐敗斗爭的堅強決心和反腐敗斗爭的嚴峻形勢。深刻認識規范自身職務消費是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手段;同時也是領導干部廉潔自律、勤廉從政的時代要求，是建設高效廉潔政府、節約型機關的迫切需要，是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舉措，是源頭治腐、懲治腐敗的重要突破點。切實通過開展各種形式的形勢教育，切實從思想認識上打牢基礎。

2.要堅持不懈地對領導干部進行黨的宗旨教育、職業道德教育和警示教育，增強他們實踐科學發展觀和“執政為民”的自覺性。通過學習教育，讓各級領導干部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和權力觀，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通過學習教育，使他們明白權力是黨和人民賦予的，在行使權利中必須時刻牢記黨宗旨，不負重望。

3.要加大宣傳力度。要大張旗鼓的深入宣傳黨的各項方針政策、規范職務消費的各項具體內容、法律依據;要大張旗鼓的宣傳在規范職務消費活動中涌現出來的廉潔黨員干部，力爭用身邊的典型教育身邊的人。

（二）、創新機制，促進消費規范。建立健全工作機制是規范各級領導干部職務消費的有效手段，創新是規范各級領導干部職務消費行為的靈魂。筆者認為，要在改革領導干部職務消費管理制度、出臺精細化管理方案、推行常態化管理模式和將領導干部職務消費納入黨風廉政建設范疇中，不斷深化對領導干部職務消費行為的規范。

1.要改革領導干部職務消費管理制度。要將領導干部職務消費按照消費主體和使用范圍，劃分為個人職務消費和公共職務消費兩大類，確定初步的職務消費標準，實行記賬式管理;

2.要逐步加大個人職務消費比例，減少公共職務消費比例，對部分職務消費項目實行貨幣結算;最后，對職務消費項目全部實行貨幣結算，形成一套比較完整的職務消費貨幣化管理辦法。

3.要出臺領導干部職務消費精細化管理方案，方案力求客觀、實際而便于操作，同時要考慮相同地區、相同職級干部消費基數的統一性，不同經濟條件、不同工作部門職務消費的特殊性，物價的變化、干部的業績、群眾的意愿以外，還要考慮將領導職務消費貨幣化的多少與公務人員的績效掛鉤，不搞一刀切。在實際的運用中，要進一步擴大領導干部務職務消費實行的范圍，對那些擔任一定職務和職責的非領導干部也應納入職務消費貨幣化管理范疇。

4.要推行常態化管理。要推行領導干部職務消費臺帳管理制度，臺帳由單位紀檢部門負責管理，對單位每一位領導干部的每一筆消費一一進行詳細登記，每月匯總后進行一次研討分析，促進領導干部職務消費規范。

5.要將領導干部職務消費納入黨風廉政建設范疇，把考核結果與領導干部的政治待遇和經濟待遇掛鉤，以此刺激領導干部切實規范自己的消費行為，為黨、為國家、為人民做出更大貢獻。

（三）、科學監督，做到防微杜漸。科學的監督是規范領導干部職務消費的關鍵。科學的監督有利于規范領導干部的行為，有利于促進領導干部依法依規辦事和廉潔自律，有利于保護領導干部，使他們少犯或不犯錯誤。對于職務消費這樣老百姓關心的事情，我們要增強主動監督意識，健全監督體系，強化事前、事中監督，把監督的關口前移，做到黨內監督與法律監督、群眾監督、輿情監督相結合，形成監督合力。

1.要建立財政和審計監督機制，財政部門要加強對領導干部消費的資金和票據的管理審核，杜絕盲目消費、超標消費和不合理消費。

2.要建立職務消費公示制度，建議領導干部的消費情況定期向黨委會、大代會匯報，接受人大代表、社會各界及群眾的評議;同時定期公示職務消費情況，聽取有關部門和群眾的意見和建議，避免“暗箱操作”。

3.要加大查處力度。紀檢監察部門要加強對職務消費貨幣化規范管理檢查，發現問題，及時督促整改和糾正。對假借職務消費，搞鋪張浪費、以權謀私的人和事，要

進行嚴肅查處。對于僅靠本級紀檢監察部門的力量，難以查處和解決的問題，要以認真負責的態度，向上級紀檢監察機關報告，以切實維護法規制度的嚴肅性，鞏固改革、發展和穩定的工作成果。

三、轉變思路，事前制度規范。

以往我們對“三公”消費相關制度的理解有偏差，把重點放在了事后處理上。這是一個很大的缺陷。就像經歷了全球金融危機，我們講監管制度時開始更多強調事前監管一樣，對于“三公”消費，主要靠事前的制度規范，盡最大可能使不允許發生的“三公”消費不發生，這既可以減少納稅人的損失，優化公共資源配置，又可以避免領導干部違規違紀。

那么，事前制度主要是什么制度呢？是我們既熟知又陌生的公共財政制度。提出建立公共財政制度已經多年，不少人對公共財政制度這個詞組已經耳熟，但何謂公共財政制度，它的要義、原則是什么？絕大部分公務員和領導干部又是陌生的。因此，要組織學習，使這項制度在公務員和領導干部中深入人心，并盡快建立真正意義上的公共財政制度，約束公款支出的范圍和額度，同時將支出情況透明化。當然，解決“三公”消費還需其他的制度配套，例如現金管理制度，各項支出標準和審批制度，以及違規懲戒制度等。在中國目前的條件下，還需設立公務人員接受禮金、禮品和吃請的制度。在主干制度和配套制度一并作用下，“三公”消費將有章可循。

（一）推廣使用公務卡結算。公務消費可以通過專門的公務銀行卡進行結算。通過公務卡，不僅可以直接查詢到每一筆公務消費的明細，有效杜絕虛假發票報銷的情況。同時，公務卡結算既不需要財務人員從銀行提取和保管現金，也不需要公務人員提前借款，既方便工作人員用款，也減輕單位財務人員的工作量。

（二）實行公務消費行為陽光公示。將公務消費置于陽光下，是最好的“防腐”措施。要公開政府的行政成本，尤其是老百姓普遍關注的公車使用、公務接待、出國（境）學習考察等支出情況，應以詳細的類別列出，使政府官員公務行為置身于社會的監督之下，從而達到有效規范公務消費的目的。

（三）增強預算的約束作用。要結合部門預算將消費支出具體到項目和人，不準超越，不以人廢也不以人存。政府部門和公務人員花錢必須嚴格按照預算支出，沒有預算，一分錢也不能花。預算必須公開、透明，必須接受立法機構和公眾的監督，真正建立起科學合理的現代預算制度。

（四）積極探索公務消費貨幣化改革。按照政府的運作模式和市場經濟規律，探討公務消費貨幣化改革，盡可能的將差旅費、公務用車、公務接待等費用以貨幣形式出現，并按照公務、職務需要，嚴格規定消費范圍、消費限額。

（五）加大懲戒力度。強化相關公務消費行為規定的執行力，將他們列入績效考核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考核。對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行為予以堅決查處，并嚴肅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

（六）明確“三公消費”的法律責任。我國刑法目前并未明確規定國家公務員的“揮霍浪費罪”，如果針對“三公消費”問題立法，明確公款消費的法律責任，不論對于反腐倡廉建設還是我國的法治建設，都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另一方面，通過立法手段把違紀現象升級為違法犯罪，意味著文件的性質發生了質的變化。這既會對公款消費主體造成壓力，也為公眾對“三公消費”進行監督提供了法律支持。建議國家主法機構把整治公款消費列入立法計劃，盡快明確公款消費的法律責任，使治理“三公消費”有法可依。

“三公消費”事關黨和政府的形象，事關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事關黨和國家事業的前途命運，只有奉公廉潔，才能取信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