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基于耶穌身份探究的基督神學分析

2011秋季學期西方基督史學期末論文

基于耶穌身份探究的基督神學分析

上海大學影視學院廣告學

09125326 瞿瑞

2011秋季學期西方基督史學期末論文

基于耶穌身份探究的基督神學分析

（上海大學影視學院09廣告學 瞿瑞 09125326）

內容摘要：通過對耶穌在基督教歷史中的身份和背景來了解基督神學體系，通過一些宗教神學文化現象來挖掘耶穌在基督信仰生活中的地位變遷。進而了解耶穌角色在社會和教會中又怎樣的代表價值。并且怎樣作用于今天的基督信徒并影響當今人們的生活形態。

關鍵詞：耶穌與上帝；基督信仰；神學信仰

正文：

一，耶穌的身份

耶穌是誰？作為基督歷史上影響力最廣泛的一個人，他對于基督神學信仰有著特殊的重要作用。耶穌帶著難以言喻的傳奇色彩，奠定了基督教的根基。關于耶穌之死與復活更成為了基督教會早期的傳道和信仰中心。因此，在了解基督教的神學根基之前，我們必須先挖掘耶穌的身份。

據福音書和一些其他資料記載，耶穌生活曾在1世紀的巴勒斯坦地區生活過。耶穌是拿撒勒人（巴勒斯坦地區），他生活在政治與宗教激烈沖突的羅馬帝國時代，當時猶太信仰占據重要地位。這樣的背景，使得基督傳道困難重重。然而，也就是這樣復雜的政治和宗教狀況，使得耶穌的降生充滿了傳奇色彩。

他的故事主要是以口頭流傳和書面記載的形式被后人熟知。書面記載主要是指新約中的四部福音書——《馬可福音》《馬太福音》《路加福音》《約翰福音》。

基督徒相信耶穌的降生就是上帝自己的降生。“基督徒認為道成肉身是神跡的核心，他們說，上帝取代了人的樣式。其他一切神跡或為此做準備，或表明此事，或由此而生。”（引自邁克爾·基恩《耶穌》第74頁）愛爾蘭作家劉易斯如是解釋耶穌的誕生。——誠然，耶穌的降生是獨特的，但他也作為人而存在。希律王為此屠殺了伯利恒地區的所有男嬰，但是馬里亞和約瑟將耶穌帶到安全的地方。因為上帝需要他的兒子完成自己的使命。可以說，從耶穌降生開始，就是人性與神性并存的。所有的神跡都建立在耶穌為人的基礎上，也在同時構造了基督教的神學信仰核心。

二，施禮約翰與耶穌

在同一時代，約翰作為公眾人物在猶太曠野事工，給眾人施洗，使每一個愿意悔改的人都可以得到潔凈。完全無罪的耶穌在接受約翰的洗禮之時，發生了三件事，“耶穌從水中出來，看見天開了”，“圣靈如鴿子降在他身上”，“有聲音從天上來，說，你是我的愛子，我喜悅你。”（引自邁克爾·基恩《耶穌》第59頁）從此耶穌確認了自己是上帝兒子的身份，并且開始公開傳道。可以說，受洗是耶穌一生的關鍵，強調他與父上帝和圣靈之間獨特的關系，而這關系正是他傳道的基礎。

而在此之后，與黑暗勢力的沖突便貫穿了他的一生。然而，在他與敵對上帝的黑暗勢

2011秋季學期西方基督史學期末論文

力斗爭中伴隨的神跡，卻都會得勝。這不僅指向他就是上帝揀選的彌賽亞這一信仰，而且強調邪惡勢力終會失敗的真理。并且隨著耶穌之死，使這一真理走向定局。

約翰和耶穌的關系也是極其微妙的：約翰認為自己就是為即將到來的彌賽亞預備道路的那一位。后來在約翰問耶穌他是不是上帝所揀選的彌賽亞時，耶穌回答：我醫治生病的人，并傳福音給貧窮的人。而這正好是人們期待應許中彌賽亞應該做的事。

而耶穌評價約翰時說，“他相信約翰屬于過去的先知，同時也是接通認識上帝新途徑的橋梁，約翰屬于舊的秩序，但他卻能開創新的時代。”(引自張曉梅《舊約筆記》147頁)的確如此，即使耶穌生活的時間很短，但是他的神跡，他在傳道時揀選的十二門徒，又在此根基上建立的基督教會，開創了西方宗教的新時代。

三，耶穌與門徒

耶穌在公開事工之初，揀選了十二門徒，形成一個關系密切的巡回傳道小組。

而耶穌揀選十二門徒的原因，是因為猶太民族是建立在十二個支派的基礎上，這十二支派分別以猶太人祖上的重要人物之一雅各的十二個兒子命名。因此，耶穌在十二門徒的基礎上建立教會，揀選十二門徒是他用教會代替以色列民族邁出的第一步。

十二門徒與耶穌同在一處，將上帝國度的事教導門徒，以傳道與教導為事工核心。耶穌死后，由他的門徒和整個基督教會繼承他的工作。除此之外，門徒和耶穌同享上帝的權柄，向黑暗勢力發動了一場持續的戰斗，并醫治病人。許多基督徒認為，這應該是教會現代使命中的一個必要組成部分。

門徒的地位和作用對于基督教的發展是非常微妙的。德國路德宗教牧師朋霍德爾說，“簡單而言，做主的門徒就是生命，這生命從上帝的恩典而來；上帝的恩典是做主的門徒，認識到這一點的人是快樂的。”(引自張曉梅《舊約筆記》201頁)可以說，對于門徒的基本看法構成了后來的基督傳教，和信徒對基督教的追隨心。

四，耶穌與神跡

基督教徒認為，神跡并不是為了打破墮落世界的律法，而是為了重見上帝國度的律法。耶穌在傳道過程中，常常對有需要的人發生憐憫之情，或因他們表現中特別的，不同尋常的信心而行神跡。耶穌的神跡，是要讓人們看到，他不只是一個行神跡的人，更是一個肩負上帝使命的人，行神跡只是他使命的一部分。他的神跡通常也將人的注意力直接引向屬靈的真理。耶穌在迦百農會堂趕鬼的故事，就強調屬靈的權柄，這使得耶穌區別于當時的文士和其他行神跡的人。

耶穌行神跡主要包括，醫病、驅邪、讓饑餓的人吃飽、控制自然界、叫死人復活。早期教會非常看重這些神跡，因為惟有上帝有能力控制無常的自然，以及無法逆轉的生死。耶穌作為上帝在人間的代表，他不是簡單地強調過去的宗教傳統，而是提供了一條認識上帝的新途徑，那即是：上帝的國是一個向所有人都敞開的屬靈國度。耶穌不同于以往任何一個宗教領袖，他沒有試圖把自己從所謂靈魂被玷污的人群中分別出來，而是靠近那些需要安慰和幫助的人。藉此宣揚上帝父神的仁愛和親民。

五，耶穌的死與復活

耶穌的死與復活是基督教信仰的中心，正如保羅所說，如果沒有復活，基督教的信仰就毫無價值可言。

2011秋季學期西方基督史學期末論文

耶穌對于自己的死亡是早有預言的。“人子必須受許多的苦，被長老、祭司長和文士所棄絕，并且被殺，過三天復活。”（引自邁克爾·基恩《耶穌》第98頁）在著名的“最后的晚餐”上，刻畫的也是這一場景，耶穌告訴他的門徒，先知以賽亞在幾個世紀前所預言的受苦的仆人就是彌賽亞，他為別人的罪，受了許多的苦。

可以說，耶穌的死與復活，是滿有憐憫的上帝所預備的救贖的儀式。福音書作者一致認為，上帝使耶穌從死里復活，耶穌命令門徒將這大好的福音傳遍全世界。

耶穌的身體與常人不同，從他破碎的身體釋放出了上帝救贖的大能。耶穌流出的寶血促生了一個純全的族類，他破碎的身體也帶來了上帝的統治。

耶穌升天后，標志著圣靈時代的到來，道成肉身的耶穌只有很短的時間和跟隨他的人在地上。但是，這個時代已經結束，基督徒相信著，耶穌以另外一種方式和跟隨他的人在一起。雖然耶穌已經升天，但是世界末日彌賽亞國度在地上建立之前，他通過圣靈與他們同在。這也是基督教經久不息的原因。

五，耶穌的神學意義和社會價值

耶穌作為基督教的標志，具有重要的神學意義和社會價值，在遠離教會的要求之外，對耶穌本人的關注，可以使人在不涉及宗教機構情況下擁有宗教體驗，對耶穌的信仰直接引出了對靈性的追求。

耶穌生活的時代，是一個人人皆意識到饑餓、疾病、壓迫和戰爭蹂躪的時代。耶穌作為醫治者和解放者的角色尤其鼓舞人心。他醫治病人，行動帶有憐憫，話語帶給人安慰。信仰上帝即可得救，耶穌的存在給予貧苦中的人們以希望和精神指導。

作為宗教領袖，耶穌尋找社會最底層的人，幫助麻風病人，小偷和妓女，為他們禱告。充滿了人性的關照和神性的慈悲心。而教會是耶穌生命和教導的具體表現形式，形成了現代教會的最初使命。而對于耶穌的認識，可以各自保留。有些人被耶穌的神性和永恒性所吸引，有些人則被他作為人子的人性和脆弱性所吸引。

無論作何解釋，這個基督教的核心人物，都具有他無可替代的歷史意義和神學意義。在精神和文化上融入和改變著現代人的生活態度——自律平和，善良慈悲，永遠心懷期待和光明。

參考文獻：

①《耶穌》

作者：邁克爾·基恩（英）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②《舊約筆記》

作者：張曉梅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③《被釘十字架的上帝》作者：約爾根·莫爾特曼（德）上海三聯書店1997年版

第二篇：《桃花源記》中“漁人”的身份探究

江蘇省如皋市白蒲鎮陽光初中 冒銀娟

《桃花源記》中進入桃花源的“漁人”是誰？陶淵明為什么要設計“漁人”出場？“漁人”可以作怎樣的猜測？是懂得生活情趣的處士？是道家學養深厚的道士？還是陶淵明志同道合的摯友？

一

古代有德才而隱居不愿做官的人，每每稱之為處士。隱居不仕，這是德行很高的人方能做出的選擇。如《史記·殷本紀》中就記載了一位處士出仕的經歷：

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后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湯舉任以國政。

而陶淵明筆下的“漁人”，也不是一位沒有生活情趣與品位的普通漁夫。這是由“漁人”生活的時代和他的情趣所決定的。

東晉時期，司馬氏在政治上威望不高，整個朝廷都由世族大家把持，如瑯琊王氏的王敦、王導、陳郡謝氏的謝安、謝玄等。東晉時期，清淡之風因為朝廷權貴提倡而盛行，人們講究生活情趣的獨特性比如東晉王子猷，他是丞相王導的侄孫輩，在“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左思《詠史其二》）的東晉，他可謂出東東晉第一豪門。我們看看他的生活情趣——

王子猷嘗行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極有好竹。主已知子猷當往，乃灑掃施設，在聽事坐相待。王肩輿徑造竹下，諷嘯良久??（《世說新語·簡傲》）

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爾！”王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世說新語·任誕》）

王子猷生性愛竹，他是竹子最好的“形象代言人”。他愛到了近乎癡迷的程度。他“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的形象，下開唐宋文人的種竹雅好。所以，晚唐詩人杜牧有這樣的詩：“大抵南朝皆曠達，可憐東晉最風流。”（《潤州二首》）

東晉時代，世族生活優裕，多喜于名山古剎、別墅湖畔清談玄理，這種社交活動不能不影響“漁人”階層。筆者以為，和王子猷注重生活情趣一樣，“漁人”也非常懂得生活情趣。他應該是一個鐘情山水、喜歡觀賞風景的“高級漁夫”。《桃花源記》是這樣寫的——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

“捕魚”是“漁人”的職事，但他的出現不是為了捕魚。“漁人”的出場別有意味。“漁人”的視野里有什么呢？絢爛的成片桃花，鮮美的連綿芳草??“漁人”受到了吸引，他為之驚異，甚至沉醉于美景之中，忘記了路途的遠近。

唐代王維的《桃源行》對這位“漁人”的癡迷寫得十分精確：“漁舟逐水愛山春，兩岸桃花夾古津。坐看紅樹不知遠，行盡青溪忽值人。”如果你閉上眼睛想象，一位頭戴草帽的“漁人”行走在桃花林中，這是怎樣的一種情趣，怎樣的一種風景呢？因此，就審美心態而言，“漁人”和王子猷并沒有什么差異。有人認為，所謂“漁人”就是為了故事情節而設置，本身就是打魚為業，本來就是線索人物。事實上，那些終日以捕魚為業的一般“漁人”是沒有《桃花源記》中這位“漁人”審美的情懷與審美癡迷的。再者，“山頭桃花谷底杏，兩花窈窕搖踵映”，桃花艷麗、嫵媚，桃子是仙家的果實。這位東晉“漁人”的生活情趣與情調是十分高雅的。

二

古代文學作品中，那些擁有“漁人”身份，貌似在江邊垂釣、水中靠捕魚的“漁人”或“漁父”“漁翁”，都深深地寄托著作者的情趣和追求，常常是作者道家崇拜的代言人。古代文學作品中“漁人”或“漁父”“漁翁”，道家素養極高。如《漁父》中與屈原對話的那位漁父，其語言素養并不比屈原差——

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圣人不凝滯于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歆其釃？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為？”??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

這位“漁父”的道家隱士形象與屈原精神境界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清華大學范子燁教授認為，“漁父”形象是“主人公自我的一種外化，乃是作家為表達其心靈苦悶，為書寫其人生困境而運用一種藝術手段”[1]。其見解是相當深刻而精辟的。

《桃花源記》中的“漁人”是生活情趣與情調十分高雅的處士。但如果僅僅定義為“高雅的漁夫”，還沒有深入到“漁人”的精神境界。范子燁認為陶淵明所說的“武陵人捕魚為業”也大有內涵。“漁人”的捕魚，可以看作其隱居避世的一種方式。在作品中，“漁人”僅僅是有了“捕魚為業”的名份，但作者并沒有描寫他的“捕魚”行為，反而記敘了完全不同于一般“漁人”的“賞心”——審美情懷。因此，這位“漁人”不簡單。

作者開首的一段景物描寫，還是對“漁人”高雅的審美情趣的襯托。也就是說，只有這位“漁人”才配得上“芳草鮮美，落英繽紛”的美景。試想，那些為了生計天天去水里捕魚的真正漁夫，誰有如此情調？這位“漁人”一出場便以“捕魚為業”，這不過是陶淵明障人眼目的托詞罷了。作品中的這位“漁人”和歸隱中陶淵明情趣的相似度是極其高的。陶淵明在《飲酒》中所寫的“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流露出的審美情趣和王子猷的情趣大可相比。試想，他的作品中出現的這位“漁人”、自己的情趣代言人，其品位能差了嗎？

“問君何能爾？”我想，皆因他們“心遠地自偏”。由此，我們可以初步確認“漁人”的身份——隱士了。但這位隱士，還不是一般的隱士，而是道家修養深厚的隱士，是在當時影響力比較大的隱士。何以見得？《桃花源記》中有——

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志，遂迷不復得路。

東晉時代等級森嚴，而這位“漁人”竟然可以很隨便地拜訪到了“郡下”的最高行政長官——“太守”，并對他講述桃花源的奇聞異事。而且，“漁人”的講述還引起了太守的高度重視——“即遣人”前去探尋桃花源。試問，“漁人”在太守心中是處于什么地位？其信任程度是多高啊？這是一般的隱士嗎？“漁人”當是一位具有深厚道家學養，并有深刻社會背景的隱士。范子燁教授考證，這位“漁人”即是作品后面提到的劉子驥（劉膦之，字子驥）。當時，宰相謝安、王坦之與之為友。史料載，劉膦之人品高尚，聲望極高，桓玄、桓沖父子對他都非常器重。《世說新語·棲逸》第8條中記載——

南陽劉磷之，高率善史傳，隱于陽岐。于時符堅臨江，荊州刺史桓沖將盡吁謨之益，征為長史，遣人船往迎，贈貺甚厚。磷之聞命，便升舟，悉不受所餉??

所以，太元年間，能夠“詣太守，說如此”的“漁人”，實非一般人物。

三

我國古代文學有“漁人”的描寫傳統。《桃花源記》中的“漁人”有其歷史人物的原型。對于《桃花源記》涉及的“事”，陳寅恪在《桃花源記旁證》（《金明館叢稿初編》）中指出——

桃花源記寓意之部分乃牽連混合劉磷之入衡山采藥故事，并點綴以“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等語所作成。陶淵明之作桃花源記，殆取桃花源事與劉磷之二事牽連混合為一。

陳寅恪認為，《桃花源記》“取桃花源事與劉驎之二事牽連混合為一”。

對于《桃花源記》涉及的“人”，范子燁教授認為，劉膦之就是“漁人”的原型。據《世說新語·任誕》第38條中記載，劉膦之的確是一位“漁隱名士”——

桓車騎在荊州，張玄為侍中，使至江陵，路經陽岐村。俄見一人，持半小籠生魚，徑來造船，云：“有魚，欲寄作膾。”張乃維舟而納之。問其姓字，稱是劉遺民。張素聞其名，大相忻待。劉既知張銜命，問：“謝安、王文度并佳不？”張甚欲話言，劉了無停意。

從這段文字看，當時擔任桓玄侍中的張玄，劉驎之似乎并未放在眼里。史料記載，劉膦之，一字遺民。他與謝安、王坦之為朋友。可見，其身份地位之高。從這段文字中，劉膦之當時是喜歡捕魚的。可見《桃花源記》中“漁人”與劉子驥實為同一人。陶淵明的《搜神后記》中，有關于“劉驎之”的記述——

南陽劉驎之，字子驥，好游山水。嘗采藥至衡山，深入忘反。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囷，一閉一開。水深廣，不得渡。欲還，失道，遇伐弓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困中皆仙方靈藥及諸雜物。磷之欲更尋索，不復知處矣。

范子燁教授將“捕魚為業”的武陵人和《搜神后記》中的“劉膦之”作了比較—— 1．緣溪行，忘路之遠近。／深入忘反。見有一澗水。

2．尋向所志，遂迷不復得路。／驎之欲更尋索，不復知處矣。3．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南陽劉磷之，字子驥，好游山水。

他認為，陶淵明筆下“漁人”的原型就是劉驎之。那么，陶淵明熟悉不熟悉劉氏呢？筆者認為，劉驎之與陶淵明是同時代人，兩個人應該見過面。《陶淵明集》卷五中有記載：“光祿大夫南陽劉耽，昔與君同在溫府，淵明從父太常夔嘗問耽：‘君若在，當已作公否？’答云：‘此本是三司人。’為時所重如此。”《晉書》卷九十四《隱逸列傳》中有“劉膦之字子驥，南陽人，光祿大夫耽之族也。”

從以上兩處引言可以看出，劉膦之與光祿大夫劉耽是同族的親戚，而劉耽是陶淵明外祖孟嘉的摯友。歷史上，孟嘉、桓溫、劉耽三人的關系非同尋常。他們以桓氏家族勢力為核心，以桓、陶、劉等家族為紐帶，彼此照應，相互提攜。袁行霈教授在《陶淵明研究》中寫道，這種家族關系自然使陶淵明非常了解劉膦之其人其事。他們是政治上“志同道合”的戰友，隱居生活中“惺惺相惜”的知音。所以，《桃花源記》最后寫道：“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高尚士也”的贊詞，發自陶淵明之口。這不是簡單的評價！這足以證明，陶淵明與隱逸名士劉膦之有著極密切的關系。至少，陶淵明對劉膦之是非常欣賞，甚至崇拜的。

而陶淵明為什么有意遮蔽“漁人”即劉膦之的真相？歷史記載，桓氏乃是宋武帝劉裕的政敵，桓玄又被劉裕消滅，特別是劉裕登基稱帝以后，瘋狂地剪除異己，誅殺桓玄舊部。這樣看來，陶淵明以“武陵人捕魚為業”的虛構來寫劉膦之，就可以避免文學上的“刀光劍影”了。

第三篇：股東身份認定若干問題分析

股東身份認定若干問題分析

眾所周知，公司股東身份（資格）的認定關系到投資人在以公司為聯結點的法律關系體系運作過程中的權利配置與責任負擔。除了股東身份確認之訴外，各類股東權（如表決權、知情權、利潤分配請求權、派生訴訟權等）的行使、股東會各類決議效力之異議等多類糾紛案件中，股東身份的認定標準都是一個重要的先決問題。新《公司法》的實施，仍未有效解決這些問題。本文擬就公司股東身份與股東權的關系、股東身份的認定標準、股東身份認定的權力歸屬等問題進行探討。

一、股東身份與股東權

有學者認為，股東即股權所有人。凡擁有股權者即為擁有股東資格，凡失去股權者即為失去股東資格。因此，凡可依法證明其股權有效存在者，即為股東。反之，凡可被依法證明其股權為無效或者是喪失者，即不為股東。依照不同的公司形態以及不同的資本表現形式，證明股權有無的方式可為協議、公司章程、出資證明、股份證書、股票、股東名冊以及公司注冊登記等。總之，不管以何等方式來證明，只要證明其為股權所有權之人，即可主張其股東資格之擁有。

[1]

在確認股東身份（資格）問題上，簡單地把股權享有作為股東身份的判斷依據可能會存在諸多問題。首先，在判斷股東身份與股東權享有的邏輯關系上，應當是由股東身份產生股東權而不是相反。股東權的定義已經說明了這個問題：股東權是股東基于其股東資格而享有的從公司取得經濟利益并參與公司經營管理的權利。

[2]否則當我們在討論股權擁有的標準時，就會陷入循環論證的境地。其次，協議、公司章程、出資證明、股份證書、股票、股東名冊以及公司注冊登記等文件對于股東身份問題的證明指向未必是一致的。他們能夠證明什么，取決于我們對于股東身份確認標準的選擇。以出資證明為例，在以出資作為股東身份確認標準的情形下，出資證明無疑可以確認股東身份；但如果股東身份確認是股東名冊登記，股東身份的取得可能是在出資證明取得之前，換言之，出資證明或許可以證明股東身份，但他不能作為股東身份取得的標準。此外，出資證明書的功能主要是證明股東已向公司真實出資，本身并無設權性效力。只要股東持有出資證明書就應當認定其已合法出資，但不能僅以出資證明書即認定持有人具有股東資格。

[3]

第三，股權本身是一種權利體系，而不是單一的權利體。在很多情況下，投資人的股權是不完整的，投資人取得完整股權有時是一個動態的甚至是變化的過程。在這些情況下，股東身份的取得并不能反映具體股東權能（利）的取得。

第四，導致審判實踐中把股東權的行使作為股東身份的判斷依據，而股東權行使在外在形式上并不具有排斥效應。如股東享有查閱賬簿的權利，并不排斥其他不具有股東身份者查閱賬簿；在存在名義股東情況下，名義股東違背實質股東意思的表決行為或參與利潤分配的行為也未必就能用來確認其股東身份。

第五，把股權享有作為股東身份（資格）的判斷依據會造成對案件性質或證明方式的判斷失誤。〔案例〕孫某的兒子在A公司求職,A公司是由股東5人組成的有限公司，該公司股東張某告知孫某:公司準備擴張，如果孫某出資5萬將成為公司的股東，年終分紅，其子工作也一并解決。孫某依約交

納了5萬元，A公司發給孫某股東卡，其子也在A公司謀得一個職位，第1年孫某分紅得紅利4300元，但之后兩年不見公司分紅。在此情況下，孫某向法院起訴，要求A公司返還股本并兩年股東紅利。法院認為本案爭議的焦點是股東身份的確立問題，即公司的投資者在何時以及怎樣在法律上確立起股東的身份，股東身份確立的標志是什么? 就該案而言，應從“股東卡”人手，如果“股東卡”基本上反映了出資證書的記載事項，應認為孫某的股東身份，反之則認定孫某的債權人身份，進行相應的處理。

[4]

事實上，該案涉及兩個層次的爭議，一是股東身份問題，二是股東的利潤分配請求權問題。解決了第一個層次的問題并不能必然解決第二個層次的問題，而該案的訴訟請求是利潤分配請求權問題，法院選擇“股東卡”是否反映出資證書的記載事項作為案件判斷的關鍵也是要解決股東的利潤分配請求權問題，而不僅僅是股東身份問題。法院之所以會錯誤地將利潤分配請求權糾紛置換為股東身份糾紛，原因可能就是簡單地將股東身份與股東權等同起來。而在未確定股東身份的前提下，出資證書并不能證明存在股東的出資行為，最多只是證明了行為人對公司投入了資產。因為出資權是股東的權利（同時也是義務），非股東的出資行為不能產生公司法上取得利潤分配請求權、表決權等效果。非股東的出資行為充其量能夠產生的是債法上的債權債務關系。只有在確認股東身份的前提下，出資證明才可以用來證明股東權體系中利潤分配請求權、剩余分配請求權、表決權等股東權利的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司法司法解釋》（草稿）第13條規定：“有限責任公司出資人履行出資義務或者股權受讓人受讓股權之后，公司未向其簽發出資證明書或者未將其記載于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公司履行簽發記載義務。但公司或者其他股東有證據證明未與出資人達成出資協議，或者未承諾接受股權受讓人為股東，主張公司不應承擔簽發記載義務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事實上也是對此作出了區分的。

二、股東身份確認的標準

那么股東身份確認的標準應該是什么呢？有的學者提出了“股東資格形式特征與實質特征分析路徑”，認為公司登記機關對公司股東的登記、公司章程和股東名冊的記載屬于股東資格的形式特征，簽署公司章程、實際出資、取得出資證明書及實際享有股東權利屬于股東資格的實質特征。形式特征的功能主要是對外的，是為使相對人易于判斷和辨識，它在與公司以外的第三人的爭議中對于股東資格的認定比實質特征更有意義，而其中公司登記機關的登記公示性最強，又優先于其他形式特征。實質特征的功能主要是對內的，用于確定股東之間的權利義務，在解決股東之間的爭議時其意義優于形式特征，而其中簽署公司章程反映行為人作為股東的真實意思表示，其又優先于其他實質特征。在個案中，可以抽象地說，當在案件中發現與股東上述特征相關的證據相互之間發生矛盾和沖突時，應當按照爭議當事人的具體構成，優先選擇適用相應的證據，對股東資格進行認定。

[5]

這種分析方法在結果上很可能導致在不同的案件中由于當事人的不同，同一個主體在股東身份確認上的不同結果。這對于一個相對民事法律關系而言，由于判決既判力的相對性，或許可以接受。但是對于確認身份關系的訴訟，其既判力往往具有向一般第三人擴張的效力，這就容易引發裁判權之爭，因為先作出的判決會具有確定股東身份的效力。此外，由于商法上的外觀主義原則，股東身份是和一系

列登記、記載制度相關聯的，而這些登記、記載又是向公眾開放以取得公示的效力。如果允許在股東身份確認上根據內外法律關系的不同作出不同的判斷，當事人依照不同的判決要求進行登記、記載的時候，以哪一份判決為準呢？我認為，對于身份判斷的標準，必須要有一個一元的、最終的標準，多元主義、分別討論的路徑是不可取的。事實上，對外在關系上，只需從信賴保護原則出發給予救濟，并不需要賦予這種信賴以設權的效果。因此，問題的關鍵在于這個一元的、最終的標準落腳于何處。按照我國《公司法》（2006）及《公司登記管理條例》（2006）的規定，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在公司設立過程中依次參與下列與股東身份的認定有關的程序：（1）依照《公司法》第二十五條簽署公司章程，在公司章程上被記載為股東；（2）依照《公司法》第二十八條繳納首期出資，經驗資機構驗資并出具證明；（3）依照《公司法》第三十條及《公司登記管理條例》，在公司登記機關（工商行政管理機關）進行公司設立登記，公司登記簿上記載為公司股東，供社會公眾查閱；（4）公司成立后依照《公司法》第三十二條向股東簽發出資證明書；（5）公司依照《公司法》第三十三條置備股東名冊，記載股東的姓名或者名稱及住所、股東的出資額以及出資證明書編號。在這些程序中，哪個程序能夠作為認定股東身份的標準？

目前, 各國公司法的理論與規則關于股東身份的界定有兩類標準, 即出資標準與記載標準。

記載標準是以股東是否被按照特定的程序記載于特定的法律文件作為確定股東身份的標準。依照法律文件的不同又有股東名冊標準、章程標準、公司登記文件標準等。如美國《標準公司法》（2002年修訂版）規定, “股東”是指在公司記錄中股票以其名義注冊的人或者股票的受益所有人, 后者的權利以公司存檔的指定人證書所賦范圍為限。

[6]

在新公司法實施前的一些司法判例也表明，公司章程和工商登記是我國法院在確認股東資格案件中著重考慮的因素。

有學者提出，對于記名股東，以股東名冊的記載作為確認股東權的標準。

[7]由于公司登記程序在先，公司備置股東名冊在后，如果采用這樣的標準，那么就有可能會造成公司的成立與股東資格取得的脫節，即存在一個沒有股東的公司存在時期。對于記名股東而言，在股東名冊的記載以前，投資人的身份是什么？傳統股東權理論中股東要求公司進行股東名冊記載的權利是否就沒有了？如果記載的股東出資有瑕疵，其股東權是否仍然圓滿？如果公司拒絕在股東名冊上記載，投資人如何得到救濟？此時，投資人與公司是什么關系？ 這一系列涉及公司制度方方面面的問題可能都要重新設計方案加以解決，得要通過完全重構公司法才行。不管什么時候，現存法律限制著制度安排的演化范圍。盡管法是可以變化的，但至少在短期里，它制約了安排的選擇。

[8]

就域外的制度看，英國公司法對于簽署了公司章程而在公司注冊時未登錄于股東名冊的，也視為股東。

[9] 并沒有把股東名冊作為最終依據。事實上，選擇股東名冊標準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可以對第三人提供信賴保護。在英國法上，這是通過禁反言制度實現的。禁反言也可以產生公司成員。禁反言產生公司成員是由于某人允許將其名字出現在成員登記簿上予以記載。

[10]筆者認為，由于對于錯誤登記的信賴主體是第三人，而股東身份雖然涉及到第三人，但其所反映的主要是公司與股東、股東與股東的內部關系。用確認內部關系的方式來解決外部關系問題的方法是否妥當，值得討論。其實對于這

個問題完全可以采取非公司法的方法來解決，即不確認錯誤登記人的股東身份，而只是依照侵權法要求其承擔因信賴產生損失的賠償責任，這就能夠提供足夠的救濟了。日本2005年新公司法第二章第二節專門規定了“誤認的責任”，其中第589條“實施了使人誤以為是股東行為者的責任”確定了以清償公司債務為原則的解決方案，而不是去確認什么股東身份。

冊標準的主要理由也就不存在了。

此外，實踐中，很多公司股東名冊記載不實甚至沒有置備股東名冊。股東名冊與不動產物權登記相比較也有登記主體不同、公信力不強等問題。股東名冊僅在無相反證據的情況下具有推定的證明力。易言之，在有相反的源泉證據時，股東名冊可以被推翻。

[12][11]解決了這個問題，選擇股東名最高人民法院《公司法司法解釋》（草稿）第14條第2款規定：“有限責任公司未置備股東名冊，或者因股東名冊登記管理不規范，未及時將出資人或者受讓人記載于股東名冊，但有證據證明其以其他形式認可出資人或者受讓人股東身份的，出資人或者受讓人可以依照前款向公司主張權利”。可見，公司沒有股東名冊并不妨礙股東身份的確認以及股東權利之行使。因此，把一個可以被推翻的文件作為確認股東身份的標準難以保證作為身份認定標準的安定性，也不利于交易秩序的穩定。但是，該解釋草案把出資行為作為股東名冊更正的依據并不妥當，出資行為并非股東身份取得的標準。

出資標準是指以投資人是否履行出資義務作為確定股東身份的標準。漢密爾頓提出，認購或者同意購買股份的人在完全支付認購價款之前不能成為股東。

[13]有人認為，投資人用出資為代價，換取成為公司成員的資格，藉以享受公司為之帶來的各種經濟利益。這就是投資人出資的本質目標。從股權本身的性質而言，股權本是一種資格性權利，股東資格是股東向公司投入自己的財產后，以自己的財產權換取的。從這一意義講，不向公司投入財產，就不能取得公司的股東資格。因此，實際出資應當成為確認股東身份的實質要件，這才符合股東設立公司的真實目的。

[14]

新《公司法》第三十一條規定：“有限責任公司成立后，發現作為設立公司出資的非貨幣財產的實際價額顯著低于公司章程所定價額的，應當由交付該出資的股東補足其差額；公司設立時的其他股東承擔連帶責任。”明確把出資填補責任作為股東的責任，也就是說，只有具備股東身份才承擔出資填補責任。如果把出資作為股東身份的認定標準，那么出資填補責任的適用范圍就會大大縮小，起碼未出資者就不必承擔了。筆者認為，股東身份與股東權并不能簡單地劃等號，股東身份的取得并非基于投資人出資行為的完成，而是投資人對公司出資義務的承擔。可以說，決定股東身份的是責任，而不是什么權利。正如英國法官Farwell J在Borlands’ Trustee v Steel Brothers & Co Ltd案判決中所說：“股份是用一定數量金錢來衡量的股東在公司中的利益，首先是因為責任，其次才是利益。同時還有所有股東與公司的一系列相互承諾，尤其是依據《1862年公司法》第16條（現為第14條）。含有公司細則內容的契約就是該股份的一個初始源流。” 15]而在德國有限責任公司制度中，會員身份在出資義務到期時就成立了。

[16]當投資人在公司章程上簽字時，意味著其對成立后公司承擔了出資的義務，從而取得準股東（設立中公司的成員）地位。準股東地位意味著除了在對外關系上不享有股東所具有的有限責任優待，準股東具備股東所具有的一切條件。一旦公司依法成立，締約人即成為公司股東。而我國香港地區《公司條例》第28條(1)也規定，“在公司章程大綱內簽署的股份認購

人，須當作已同意成為公司的成員，并須在公司注冊時作為成員記入公司的成員登記冊。” 這意味著即使公司沒有對他配給股份或將他的姓名記入名冊，而他又與公司毫無瓜葛，他仍然是公司的成員。

[17]在英國公司法中，頒發公司注冊證則意味著將公司股東合并為法律上的人（法人），并且在章

[18]程有要求的情況下限制其責任。

因此，在公司成立的情況下，簽署公司章程應當成為有限責任

公司股東身份認定的標準。新《公司法》第二十五條規定，股東應當在公司章程上簽名、蓋章。這也為簽署公司章程作為認定標準提供了良好的基礎。

此外，股東身份既體現著股東與公司法人之間的永久關系，也代表著許多具體權利和義務。章程對股東身份的這種確認效力是由章程的性質所決定的。公司章程是公司成立的基礎性法律文件,是公司法律人格的書面表現形式,它規定了公司構成的基本要素。作為股東身份具體表現的權利義務內容,是依公司章程確定的，而這些由章程確定的權利和義務內容具體體現了股東的資格。作為公司法人最為主要的象征之一，簽署章程同時表明簽署者愿意成為公司這個社團法人的成員之一。因而，以簽署章程作為股東身份確認的法律標準具有典型的意義。

而股東在簽署章程后的出資行為則與股東權有密切聯系。股東權是一個集合性權利體，而非單一的權利。股東身份的取得能確保股東享有出資權和信息權（如查閱賬冊的權利），而諸如利潤分配請求權、表決權和剩余財產索取權等權利則取決于出資行為的完成情況。因此，可以說股東身份的取得是一個時間點的問題，而股東權的取得有一個逐步完備的過程。正如所有權在設立抵押后其權能受限相似，股東權也會受制于出資狀況等因素。如德國股份公司法第134條2項的規定：“在全部支付投資款后，表決權才生效。章程可以規定，在支付了法律或章程所規定的更高的最低投資款后，表決權才生效。在這種情況下，已支付的最低投資款只保證一票；在支付了更多的投資款后，表決的比例關系也根據所支付的投資數額進行調整；如果章程中沒有規定，表決權是在全部付清投資款后才生效，并且對任何一份股票都還沒有付清投資款，那么選票的比例關系根據已支付的投資數額加以調整；已支付最低投資款的保證一票。只有當票數的一小部分是為有表決權的股東提供全票時，對該部分選票才予以考

慮。”

題。

三、股東身份認定的權力歸屬

誰來確認股東身份是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有學者提出，股東權的確認，是法律賦予的公司權力之一，是公司的內部事務，屬于公司自治的范圍，根據私法自治原則，股東權的確認標準首先要看公司自己的意思表示，只要不違反法律的強制性規定，公司承認這個人是公司的股東，他就可以成為公司的股東，國家不能強行干預，也沒必要強行干預，只有在公司自身不能確認的時候，才可由法院來進行確認。

[20][19]在股東出資不足的情況下如何限制其股東權的行使是完善我國公司制度的一個重要課

筆者認為，這一論斷同樣把股東權等同于股東身份，對這一問題不再贅述。事實上這里是在討論股東身份問題。股東身份的確認，恰恰不是純粹的公司內部事務，且不說基于股東身份產生的出資責任與公司債權人的關系已經不是公司內部事務，即使在公司與股東關系以及股東與股東關系上，股東身份的確認也絕不是公司自治能夠解決的問題。在存在爭議的情況下，股東資格的確認是一個公共問題，只能由司法的權力加以解決。事實上所謂公司自己的意思，在涉及股東資格問題上，主要是多數股東或控制股東的意思。因此，這是基本權利保障的要求對公司民主的限制，是防止在資本多數決制度基礎上形成多數資本的暴政，防止大股東利用公司架構下形成的優位對小股東赤裸裸的剝奪的需求。股東資格是股東權利的基礎，把股東資格（或者股東權）的確認交給公司自治等于把公民的基本權利交給政府（行政機關）來判讀一樣危險。

對于這個問題，域外的一些經驗值得我們思考。英國公司法上要求對于公司細則的變更不得剝奪法院給與股東的權利。在Dafen Tinplate Co v Llanelly Steel Co(1907)Ltd 一案中，Llanelly Steel Co試圖通過修改公司細則，使得公司能夠以普通決議的方式強制任何股東按照董事會所確定的合理價格將股份轉讓給其他股東，并以此擠出公司股東Dafen Tinplate Co。法官

Peterson.J認為，多數股東強制轉讓的權力的行使不能輕易地取決于多數股東的意愿。

[21]在另一個方向上，德國法上認為股東的成員資格是一種主體性權利。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對于有限責任公司開除股東，不僅要求股東大會作出開除決議，要求向股東宣布，而且要求類比適用德國《有限責任公司法》第61條、德國《商法典》第117條、第127條、第133條和第140條的規定，提起開除之訴。這樣就由法庭審查開除的理由，并通過法院判決來確認開除決議。

[22]因此，筆者認為，公司對于股東身份認定的權力，只能是建立在公司管理和契約履行的基礎之上，是一種契約上的權利，而不帶有任何裁判、判斷的意義。股東資格確認是一個身份判斷的行為。股東資格確認的標準是一個法律規則問題而不是什么私法自治。股東資格確認的權力只能由司法機關享有。對此，有必要在公司制度上設計專門的股東身份確認的程序。在程序設計上建議采用公司內部機制與司法確認機制兩個層級。在內部層級，由投資人向公司提出確認股東身份請求，對于確有依據的，公司應當在一定時間內召開臨時股東會明確其股東身份。對于公司拒絕確認，或股東會決議認為不具有股東身份的，投資人可以啟動外部層級機制，提出股東身份確認之訴。對于股東會決議認為具有股東身份的，持有異議的股東也可以啟動外部層級機制，提出股東身份確認之訴。

第四篇：國企混改后職工身份界定的探究

國企混改后職工身份界定的探究

國企混改后職工身份界定的探究

【摘要】本文分析了職工身份界定對國企混改的阻礙產生的緣由，筆者就當前國企混改對職工身份的影響、化解這一障礙應該從何入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本文著重表述了筆者的觀點：國企混改后原國企職工身份沒有改變，原國有企業職工和對應原國有資產沒有變，原國有企業職工仍是國有資產的主人。本文還對混改后如何最大程度激勵職工發揮自身潛力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關鍵詞】混改;職工身份;勞動合同

一、引言

當前，我國國企混改已進入全面實施及攻堅階段，以前成功的國企改革案例給現在的混改提供了很好的借鑒，現在無論從央企還是地方國企，都拿出了較為完善的混改方案。但不得不承認，攔在國企混改前面的障礙也不在少數。這其中包括體制機制弊端、歷史負債、資金短缺、人才匱乏以及缺乏現代管理知識等。但筆者認為這些都不是主要的障礙，這些充其量只是外部阻力而已，既然是外因就一定不是最重要的障礙。那么，什么是國企混改的內部阻力呢?筆者認為，當然是思維方式及理念的僵化，包括改革擔當者和普通職工的思維方式及理念的僵化。僵化的思維方式及理念包括方方面面，其中有一條較為重要的就是混改后職工身份的界定。廣大職工對形成于長期計劃體制下的國有職工身份有著根深蒂固的依戀，對非國有身份抱有觀望、狐疑甚至抵觸情緒。改革的擔當者有時也會由于固有思維而不知不覺陷入這種糾結，把心思放在去為職工尋找身份轉換的合理解釋，尋找合法渠道、尋找合情補償上去，最終困于一隅。

二、現有法律法規涉及混改職工勞動關系的相關規定

企業混改(以前常用的提法為改革改制)后，原職工與混改后企業的勞動關系處理，在國家及地方層面的法律法規可以找到相關規定。

國家經貿委、財政部等部門20**年*月印發《關于國有大中型企業主輔分離輔業改制分流安置富余人員的實施辦法》(國經貿企改〔2002〕859號)，鼓勵有國有企業進行結構調整、重組改制和主輔分離，利用閑置資產、非主業資產和破產企業的有效資產，創辦融入市場競爭、獨立核算、自負盈虧的經濟實體，多渠道分流安置企業富余人員和關閉破產企業職工，減輕社會就業壓力。該《辦法》在第七條勞動關系的處理中規定：

1.依法規范勞動關系

對從改制前企業分流進入改制后企業的富余員工，應由改制前主體企業與其解除或變更勞動合同，并由改制后主體企業與其重新簽訂或變更勞動合同，新合同期限須在3年以上。

2.對分流進入改制為非國有法人控股企業的員工

改制前主體企業要依照國家相關法律法規規定與其解除勞動合同，并支付相應補償金。被分流的原富裕職工個人所得補償金，可自愿轉為改制后企業的等價股權或債權。

3.對分流進入改制為國有法人控股企業的員工

改制前企業和改制后企業可按國家規定與其變更勞動合同，用工主體由改制前企業變更為改制后企業，企業改制前后職工的工作年限合并計算。

4.改制后企業要及時為職工接續養老、失業、醫療等各項社會保險關系。

20**年*月某北方省會城市出臺過《關于市屬國有改革改制企業職工勞動關系處理和社會保險關系接續的意見(暫行)》。該《意見》提出：

1.改制為國有資本全部退出的企業

在改制時原企業應按國家有關規定與全體職工解除勞動關系，并支付經濟補償金或生活補助費。對經協商繼續留在改制后企業工作的職工，應重新簽訂勞動合同。此后解除勞動關系支付經濟補償金的工作年限，自重新簽訂勞動合同之日起計算。

2.改制為國有參股的企業

在改制時原企業應按國家有關規定對解除勞動關系的職工支付經濟補償金或生活補助費。對與改制企業繼續簽訂勞動合同的職工，可按職工改制前的工齡和規定的標準核定經濟補償金額，職工因解除或終止勞動合同離開企業時，再根據所核定的金額從國有股收益中或通過出讓國有股予以支付，作為職工改制前的經濟補償或生活補助;改制后記發的經濟補償金由改制后的企業承擔。

3.改制為國有獨資或國有絕對控股的企業

應與職工協商變更或重新簽訂勞動合同，不支付補償金。重新簽訂的勞動合同期限不得少于3年，職工在改制前后單位工作的年限連續計算。企業與職工未能就變更或重新簽訂勞動合同達成一致意見的，企業應依法與職工解除勞動關系，按規定支付經濟補償金或生活補助費。

4.實行重組(聯合、兼并或分立)的企業

必須妥善安置原企業職工，并繼續履行原勞動合同，原勞動合同無法繼續履行的，應根據實際情況與職工協商變更或重新簽訂勞動合同，合同期限不得比原合同尚未履行的期限短。變更或重新簽訂勞動合同的，不支付經濟補償金，職工在重組前后的工作年限連續計算。企業與職工未能就變更或重新簽訂勞動合同達成一致意見的，企業應依法與職工解除勞動關系，按規定支付經濟補償金或生活補助費。

三、過去十幾年中國企改革的慣例做法

過去我國國企改革過程中，多數企業是根據上述國家及地方相關規定執行的，即：對于由原國有企業即將劃撥到非國有資本控股企業的職工，無論在改制后企業是否留用，一律給予一次性經濟補償，通常稱為買斷工齡，即買斷國有職工身份。具體的補償額度因企業不同存在些許差異，但基本上都是以職工過去基本工資為基數，再乘以工齡得出補償金額。

當然，這樣做無疑對改革平穩過度有好處，但巨額的補償金也成了改制企業及政府無力承擔的負擔，原本效益不好，希望通過改制來獲得重生的企業往往因為支付補償金后元氣再傷，陷入經營困境。

四、企業混改后職工身份界定的探究

企業混改后，原職工與混改后企業的勞動關系在現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中有明確規定。其中，《勞動合同法》第三章勞動合同的履行和變更中的第三十三條明確規定：“用人單位變更名稱、法定代表人、主要負責人或者投資人等事項，不影響勞動合同的履行”;第三十四條明確規定：“用人單位發生合并或分立等情況，原合同繼續有效，勞動合同由承繼其權利和義務的用人單位繼續履行”。

國企混改后職工身份界定的探究

混改背后涉及國資監管體制改革，是國企混改的核心。過去“管人管事管資產”的國資監管方式，被普遍認為效率低下，捆住了國企的手腳，甚至形成了中國式的內部人控制。

國企產權制度改革的開端可追溯至1993年。1993年*月，十四屆*中全會通過《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若干問題的決定》，指出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即股份制。

當時，國企改革已刻不容緩。1994年初，國家經貿委等9個部門成立聯合調查組，對上海、天津、沈陽等***個重要工業城市的國企財務狀況做調查，結果顯示虧損面已達**.*%。

盡管產權改革始終在收與放、進與退的兩難之間苦苦摸索，但大部分優質國有企業后續均按照公司法進行改制，許多還登陸資本市場。

總體上看，中央企業在產權層面已與社會資本實現了較大范圍的混合。

國資委提供的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底，中央企業各級子企業，包含98家中央企業集團公司，基本上完成了公司制改制。其中，超過三分之二的企業引進各類社會資本實現了混合所有制。

在混改不斷推進的過程中，國企也通過資本市場獲得了大量融資。據國資委初步統計，2017年，中央企業新增混合所有制企業戶數超過***戶，其中通過資本市場引入社會資本超過3***億元。

前兩批共19家國企混改試點中，目前7戶已經完成引入戰略投資者、重組上市等工作，引入各類投資者40多家、資本超過***億元。

其中最受矚目的莫過于聯通混改。2017年*月，中國聯通(600050.SH)通過定向增發，引入9大戰略投資者，騰訊、百度、京東、阿里巴巴以及蘇寧等民營巨頭悉數在列，共為聯通募資近***億元。

嚴格來說，聯通在上市的時候已經完成混改。但因在4G上的失利，聯通后來成為三家電信運營商中經營狀況最不理想的企業。2016年其稅前利潤**.*億元，同比減少**.*億元，僅相當于中國移動兩天的利潤。

充實荷包后，聯通董事長王曉初直言，中國聯通在5G時代不能再犯4G的失誤，要從開始就為5G的發展準備充足的資金。中國移動早已開始布局，并在5G標準的研究上處于領跑位置。

以同樣的方式，東航物流2017年通過產權市場公開融資**.*億元，吸引了德邦、普洛斯等行業龍頭企業成為戰略投資者，綠地等民營資本成為財務投資者。緊接著，劉紹勇在兩會期間確認，東航集團層面加入混改。

“要加強集團層面上的混改。”全國政協委員、中化集團董事長寧高寧在兩會期間說，目前國企在集團層面改革的少，形不成很強的國企改革文化和氛圍，不利于國企改革的整體推進。

國企混改后職工身份界定的探究

國企有很多問題，實質上是由外在導致，最重要的是國資監管模式。混改背后涉及國資監管體制改革，才是國企混改的核心。過去“管人管事管資產”的國資監管方式，被普遍認為效率低下，捆住了國企的手腳，甚至形成了中國式的內部人控制。

中國式內部人控制有兩個原因，一個是金字塔式控股結構會形成長長的委托代理鏈條，這就導致了所謂的“所有者缺位”。

第二點是，國有企業與生俱來的政治關聯一定程度造就了中國式內部人控制。比如，雖然形式上董事長的產生要經過董事會提名和股東會議表決，但按照中國現行的國資管理體制，董事長是由上級部門任命的。

國企改革改的應該是內部人控制，混合所有制是個制，是個公私混合的制度，不能把企業只理解為一堆財產。

只有完善公司治理后，才不會出現幾大央企集團董事長、總經理一夜之間對調，或者國資委要求所有央企都應該有個主業，非主業投資比重不能超過**%等等。所以混合所有的前提是良好的公司治理。

BATJ作為國企混改的戰略投資者，對公司重大事項的決策形成重大影響，有望成為完善公司治理的重要資本力量。

比如聯通混改最大的亮點在于，聯通集團的國有股權從**.*%下降為**.*%，也就是從絕對控股變成了相對控股，而相比非國有股東持股的**.*%，兩者股比之間的差距是**.*%，連2%都不到。

此外，從聯通董事會的構成來看，國企董事與民企董事，首次分庭抗禮。***名新董事會成員中，8人為非獨立董事。其中，3人來自聯通，另外5人均為混改引入的戰略投資者，除了中國人壽仍是國企董事，其他4位分別來自BATJ。

“應該說，這個結構還真是有可能一家說了不算。”曾任國家國有資產管理局企業司司長的管維立說。

管維立曾在14家上市公司擔任過獨立董事，聯通目前的董事會格局讓他想起當年的深發展(現為平安銀行)。深發展彼時的第一大股東是一只美國基金，持股**%左右，但是控制了大部分董事席位。

即便如此，由于股權分散，董事會保持了相當的獨立性，“(大股東)要花很大的精力說服董事會支持他的方案”。

“過去許多沒到位的都要(做)到位。”國資管理體制改革的方向是由“管人管事管資產”轉變為“管資本”。國資委以管資本為主，本質上是要代表出資人發揮股東的作用，使公司的發展戰略符合出資者的意圖，真正的管理者屬于董事會和經營層。

不過，諸如聯通等國企混改的效果仍有待觀察。因為與許多國家“董事會是公司的權力機關”相比，中國現實傾向于股東權利至上。聯通混改后，國有股畢竟還是占聯通股權的**%，正是這**%，有可能使國有股的絕對控股地位造成“行政化管控”，行政決策代替市場決策的風險依然存在。

第五篇：課堂紀律管理探究分析

課堂紀律管理探究

15060013 教育科學學院

陳天怡

【摘要】課堂紀律管理是課堂管理的又一項重要內容。在課堂教學中，難免出現各種課堂問題行為，干擾教學活動的正常進行。因此，加強課堂紀律管理，對于維持良好的教學環境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課堂

紀律

管理

課堂紀律管理

探究

課堂作為學校教學活動開展的場所和背景，歷來是教育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從教育學發展的歷史看，對課堂的關注主要是同教學活動相聯系的，人們重點關注的是課堂教學中如何有效地促進學生的發展，使學生在知識、能力、個性、人格等方面都能獲得教育者所預期的結果，因此，對課堂管理問題的研究總是處于從屬的地位，是在研究教學活動時的一種附加研究，表現在課堂管理的理論研究中，缺乏一種能整合各種觀點的理論體系，而且，在課堂管理實踐中，教師往往是以“世襲”的方式或方法處理各種課堂問題。而當代研究表明，課堂秩序維持與促進的成敗，直接關系到教學活動的效率，關系到教學任務的完成，這就需要用課堂管理的理念去分析課堂紀律問題，并使課堂紀律能得到有效地貫徹執行。

一、什么是課堂紀律

一般來說，紀律有三種基本涵義：一是紀律是指懲罰；二是是指通過施加外來約束達到糾正行為目的的手段；三是指對自身行為起作用的內在約束力。這三層意思概括了紀律的基本內涵，同時也反映出良好紀律的形成過程是一個由外在的強迫紀律逐步過渡到內在自律的過程。

所謂課堂紀律，主要是指對學生的課堂行為施加的外部控制與規則。良好課堂紀律的形成，不僅需要強制性的規則，更需要學生的自制與自律。因此，教師在提出課堂行為規范，進行外部控制時，要注意培養學生遵守紀律的自覺性，幫助學生自覺發展紀律。

研究表明，由于形成的原因不同，課堂紀律一般可分為四類：

1、教師促成的紀律。所謂教師促成的紀律，主要指在教師的幫助指導下形成的班級行為規范。這類紀律在不同年齡階段所發揮的作用是有所不同的。剛入學的兒童需要較多的監督和指導，因為他們不知道如何在一個大的團體中學習和游戲，沒有教師的適當幫助，很難形成適合于有組織集體活動的行為準則。年齡越小，學生對教師的依賴越強，教師促成的紀律所發揮的作用也越大。隨著年齡的增長和自我意識的增強，學生一方面會反對教師的過多限制，另一方面又需要教師對他們的行為提供一定指導和幫助。因此，這類紀律雖然在不同年齡階段發揮作用的程度不同，但它始終是課堂紀律中的一個重要類型。

2、集體促成的紀律。所謂集體促成的紀律，主要指在集體輿論和集體壓力的作用下形成的群體行為規范。從兒童入學開始，同輩人的集體在使兒童社會化方面就開始發揮愈來愈重要的作用。隨著學生年齡的增長，同伴群體對學生個體的影響會越來越大。當一個兒童從對成年人的依賴中逐漸解放出來時，他同時開始對他的同學和同輩人察言觀色，以便決定應該如何行事、如何思考和如何信仰。青少年學生常以別人也都這么干為理由而從事某件事情，在一定時期他們的信奉、見解、愛好、憎惡甚至偏見也都視集體而定。由于同輩集體的行為準則為青少年學生提供了價值判斷和日常行為的新的參照點，結束了青少年學生在思想、情感和行為方面的不確定性、無決斷力、內疚感和焦慮，所以他們往往過高地估計同伴集體行為準則的價值，并積極地認同和服從它。集體促成的紀律也有兩類，一類是正規群體促成的紀律，如班集體的紀律、少先隊的紀律等；另一類是非正規群體促成的紀律，如學生間的友伴群體等。教師應著重對非正規群體加以引導，幫助他們形成健康的價值觀和行為準則，并使之融合到正規群體中來，使每個學生都認同班集體的行為規范。

3、自我促成的紀律。所謂自我促成的紀律，簡單說就是自律，它是在個體自覺努力下由外部紀律內化而成的個體內部約束力。自我促成的紀律是課堂紀律管理的最終目的，當一個學生能夠自律并客觀評價他自己的和集體的行為標準時，便意味著能夠為新的更好的集體標準的發展做出貢獻，同時也標志著學生的成熟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

4、任務促成的紀律。所謂任務促成的紀律，主要指某一具體任務對學生行為提出的具體要求。這類紀律在學生的學習過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日常學習過程中，每項學習任務都有它特定的要求，或者說特定的紀律，例如課堂討論、野外觀察、制作標本等任務都有各自的紀律要求。任務促成的紀律是以學生對任務的充分理解為前提的，學生對任務的意義理解越深刻，就越能自覺遵守任務的紀律要求，即使遇到困難挫折也不會輕易退卻。所以，學生完成任務的過程，就是接受紀律約束的過程。教師如能很好地用學習任務來引導學生，加深學生對任務的理解，不僅可以有效減少課堂紀律問題，還可以大大提高學習效率。

二、良好的課堂紀律的重要性

良好的課堂紀律才可能保證教學質量。有位學者說得好：“進行教學，首先必然包含紀律管理。”通過課堂紀律管理，可以培養學生自覺遵守紀律的好習慣，創設最佳的教學環境，提高課堂教學效率。課堂紀律管理是教學工作的有機組成部分，組織教學必然包含著課堂紀律管理。課堂紀律的好與壞直接影響教師施教時每一環節的銜接。對于學生，上課能“如饑似渴”地參與，課堂氣氛活躍了，就能達到良好的教學效果。當學生們正興奮到極點并開始進行一連串異想天開的討論時，教師要收拾這紛紛嚷嚷的場面恐怕要等下課鈴聲來伸出“援手”了。此時，課堂紀律管理就顯得尤為重要，課堂紀律管理能真正做到收放自如才是靈魂所在。著名的加拿大華裔心理學教授江紹倫曾經說過：“教師必須把紀律作為他進行教學的一個重要部分，其重要性不低于所規定的課程的學科內容。”所以，課堂紀律管理不僅是教學工作的一個重要內容，是組織教學的重要環節，更是培養學生自覺遵守紀律的途徑和方法。

可見，課堂紀律管理是何等重要。好的課堂紀律可以保證想學習的同學有聽課的空間，讓那些想“興風作浪”的學生不敢輕舉妄動，讓學生能真正地的學到知識；好的課堂紀律可以培養學生的自律性和提高學生自身素質；好的課堂紀律可以激發教師教學的積極性，起到良性循環的作用。

三、良好課堂紀律的形成

1、任課教師的主導作用是前提

任課教師對學生課堂的行為表現，進行有序的指導與引導、組織與維護，是建立起有序的課堂秩序、保證教學順利進行的前提。

首先，作為任課教師，課前要認真備課，精心設計開場白，用生動豐富的語言吸引住每一位學生的注意力。然后，信心十足地按照自己的教學設計，有條不紊地組織教學，保持良好的心理狀態，并以此感染學生，形成良好的課堂氣氛。同時，也要了解學生，從實際出發進行教學。同一班的學生在許多方面既有共同點，又在身體、智力、知識、學習能力、學習態度、興趣、愛好、性格等方面存在著差異，教師要在全面、深入地了解每個學生的基礎上，既重視面向全班學生的集體教學，又針對每個學生的不同特點加以個別教學，對一些差生，也要給予熱情關懷和幫助，找準他們落后的真正原因，進行引導與培養。使他們逐漸的對學習產生興趣，由被動學習轉變為主動、自覺地學習。這樣，他們在課堂上就會注意聽講，不違犯課堂紀律了。教師不能將課堂上的紀律管理認為是在浪費時間，要積極引導學生遵守課堂紀律，使學生知道只有在良好的課堂紀律的氛圍中，才能達到師生之間有效的雙邊互動，培養出良好的學習風氣。

2、班主任的檢查、督促是外在因素

在課堂紀律的管理上，任課教師的作用固然重要，但班主任的作用也不容忽視。首先，作為班主任，要建立良好的班級干部隊伍，使他們形成一個強有力的領導核心，并充分發揮他們的先鋒模范作用。其次，班主任要經常下班級親自了解每個學生的情況，通過班會和個別談話等形式來提高學生對課堂紀律的認識。有針對性地作好個別學生的思想轉化工作，要將了解到的問題及時地予以處理和通報，不遮掩、不留到第二天。再次，要制定切實可行的班紀班規，并將其落實到實處。對課堂上出現的問題性行為要提前予以預防，引導學生學會規范自己的行為。要注意懲罰手 段的應用，以免因不當而造成學生的怨恨情緒，誘發攻擊性行為。班主任要與任課教師加強聯系，加強協調與配合，以便及時了解學生的動向和學習上出現的問題。從而達到檢查、督促的目的。

3、明確的目標管理是內在動力

目標管理對紀律的促成，是建立在積極的動機基礎上的，學生對目標的理解越深刻就越能自覺地遵守紀律。所以，要引導學生給自己設定一個明確的目標，并且這個目標經過努力都能實現。越是成熟的學生，越容易使自己的行為與所定的目標要求相一致。這就使每一個學生對自己的行為有個準確的定位，而且能明確地看到自己的每一次進步。作為教師要對學生善加引導，要制定出班級的管理目標和學生個體的管理目標，讓學生在一定的時期內圍繞這個目標來進行自我定位，使他們逐漸在目標的指引下完善自我。對于個別紀律比較散漫的學生，教師一定要耐心地作好疏導工作，善于發現他們身上的閃光點，有一點進步，就要及時地表揚與鼓勵，讓他們覺得有奔頭、有希望。有了好的目標，也就有了前進的方向和動力，學生便能在課堂上努力學習，認真聽講，不想一些與課堂無關的事，就會自覺地遵守課堂紀律，進而從被動管理轉為主動管理。

4、班級干部的監督是強化

班級干部作為聯系教師與學生之間的橋梁和紐帶，除了自己本身要以身作則、嚴格要求外，還要當好教師的耳目和參謀。要積極將班級中發生的情況、動向匯報給班主任，便于班主任全面掌握班級學生的情況，以便能作出正確的判斷。班級干部在班級的這種監督過程中，既要嚴以律己、帶頭模范地遵守課堂紀律，又要對課堂上發生的情況作好記錄，這種監督是對形成良好課堂紀律的強化。作為班級干部還要在不影響課堂紀律的情況下協助任課教師進行有效的課堂管理，以保證課堂教學的順利實施。

5、學生的自我管理是保證

現在的學生自主意識都很強，學校和班級制定了相應的行為規范后，他們會對集體的行為準則進行評判，并對其進行提升，然后能更好地發揮其對自身的約束，使課堂紀律得以有效管理，將紀律與行為準則逐漸內化為學生自己的準則，也就是使他們將良好的課堂紀律看作是自己的準則，并在潛意識里加以遵守。

學生的自我管理是形成良好課堂紀律的保證，只有學生自己從內心深處真正受到了觸動，才能使之從要人管理、要人約束，轉化為自我管理、自我約束、自我教育、自我服務，從而使紀律在學生身上的作用由紀律走向自律。

四、總結

紀律管理是學生德育管理的一部分，同時也是學生學習生活的重要部分。做好學生的課堂紀律管理，不僅有利于提高課堂效率，也能對學生的未來發展起正面的影響。作為教師，要做好課堂紀律管理，教會他們怎么做人，使之養成良好的紀律習慣，從而樹立正確地是非觀、人生觀和價值觀。

參考文獻

[1]陽桂蘭,高校大班課的課堂管理策略[J].湖南大眾傳媒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7.[2]王漸蘇,紀律約束在課堂教學管理中的應用[J].2010.[3]潘紅飛,淺談管理課堂紀律的幾點做法[J].2011.[4]洪敏,全員參與量化考核加強班級自習課紀律管理[J].2006.[5]王晶,談小學音樂課的紀律管理[J].2011.[6]金虹,淺談良好課堂紀律的形成[J].遼寧商業職業學院學報,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