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表姐妹》中的身份認同過程分析

摘要

喬伊斯·卡洛斯·歐茨是美國當代杰出女作家之一，一直致力于發掘女性內心世界，喚醒女性獨立意識，體現女性的困惑和迷惘。近年來，她的創作方向轉向發掘猶太族裔在猶太大屠殺后的心理精神狀態，尋找相同身份、情感經歷的過程。短篇小說《表姐妹》就是在這一過程中的代表作，小說全文由兩位猶太族裔女性的書信來往組成，展現猶太大屠殺給兩個家庭造成的巨大創傷，和兩位失散半個多世紀的姐妹的相認過程。在相認過程中，由于兩姐妹長期生活環境的不同，所以兩個人對待親人相認的過程展現了完全不同的態度。本文以分析這一過程中的情感變化為重要內容，分析情感變化的原因。

關鍵詞：猶太女性, 精神創傷, 身份的焦慮.Abstract Joyce Carol Oat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emale writers in modern America.She is always developing the inner world and awakening the sense of independence of women.In recent years, she is turning to find the inner world of the Jewish who suffer the holocaust, and the process of finding same identity with their fellows.Short novel “the cousins” is one of the works.The novel consists of letters from two Jewish women.According to these letters, we can have a clear image of the bitterness of the Jewish descendants, and the process of recognition of the two cousins.In this process, the two cousins show totally different attitudes, because of their different growing environments.In this thesis, we will focus on the process of recognition, and analyze the changes of their emotion.Key words: Jewish female, trauma, the anxiety of identity.《表姐妹》中的身份認同過程分析

喬伊斯·卡洛爾·歐茨被約翰·加德納稱為“奇才”。同時代的小說家,如諾曼·梅勒、約翰·巴斯、瑪格里特·阿特伍德、安·泰勒、約翰·厄普代克、唐納德·巴塞爾姆等,都在不同的場合對她倍加贊譽,說明了他們對歐茨這個當代美國文壇最多產、最有活力的女作家的認可。到2013年歐茨已創作了37部長篇、24部短篇小說集,還推出了詩集、評論集和劇作。在社會氛圍和文化思潮的影響下,歷經40年,歐茨的創作觀日臻成熟。

正如女性主義的代表人物伊萊恩·肖瓦爾特在其代表作《她們自己的文學》一書中曾指出,英國婦女文學傳統的形成包括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女性階段”,女作家們的作品往往體現出她們對主流文學的種種規范的內化與吸收,以達到男性的教育水準為目標。第二階段是“女權階段”,女作家們力圖掙脫男權社會的羈絆,帶有建立女性亞文化的政治傾向。第三階段是“屬于女人自己所有的階段”,女作家們側重于描述女性的自我發現和她們為尋求身份認同而做出的努力。

目前，歐茨的創作正向自我發現和尋求身份認同方向轉變，其中出版于2004年的《表姐妹》就是最好的證明。這是一部心理現實主義力作，該短篇小說真實地反映出猶太大屠殺對兩個人乃至兩個家庭造成的深刻影響, 以及創傷經歷在猶太個體和群體的心理上投下的揮之不去的陰影。作品從頭到尾全部采用書信形式, 包括了兩名年過六旬的美國猶太裔老年婦女從1998 年9月14日到1999 年10 月12日之間的29 封來往信件。故事的起因是芝加哥大學生物人類學教授芙瑞達·摩根斯頓出版的一部回憶錄《死里逃生: 少女時代》,這本書被一名自稱“ 麗貝卡·施瓦特”的美國猶太中產階級婦女偶然讀到。從摩根斯頓教授關于猶太種族大屠殺的親身經歷的敘述中,麗貝卡推斷對方正是自己素未謀面卻一度朝思暮想的失散于二戰期間的表姐,于是便不斷地寫信給對方追憶往事,并且執著地要求認親。歐茨近年來對猶太題材的關注其實源自她新近獲得的猶太身份。在構思另一部猶太題材的長篇小說《紋身女孩》(2003)之前不久,她偶然得知自己身上原來具有四分之一的猶太血統:祖母是猶太裔,19世紀末為了逃避宗教迫害而離開德國,移民至美國后放棄了猶太教信仰,甚至選擇了將種族記憶從個人生活乃至家族歷史中徹底抹去。正是有關家族歷史和個人身份的這一驚人發現促使歐茨開始對猶太問題進行思考,她目前正在創作的一部自傳體長篇小說《掘墓人的女兒》還將進一步發掘這一猶太尋根主題。如此看來,借用法國著名猶太學者阿蘭·芬凱爾克勞特所杜撰的一個詞語,歐茨以文學創作的形式加入了所謂“想象的猶太人”(imaginary Jew)行列,該詞在此處特指那些未曾親歷大屠殺,卻在想象中將自身與親歷者等同起來,并在替代性的大屠殺經歷中界定自身的猶太身份的個體。本文擬在分析兩位主人公的情感認同進程，并分析其中每個階段的原因。

一

大屠殺(Holocaust /Shoah)一詞專指納粹德國對歐洲猶太人實施的種族滅絕行動。這場極端殘酷的大規模反猶行動始于希特勒當權后的1933年,二戰爆發后則愈演愈烈。大約有六百萬猶太人先是被沒收了財產,驅趕到隔離區居住，然后被關進集中營,最終慘遭毒手。其間,盟軍拒絕干預,歐洲教會保持緘默,甚至連美國猶太人也被警告不得救助同胞。雖然不同國家都有少數民眾個體曾向猶太人伸出援手,但大多數人還是袖手旁觀了這場滅絕人寰的種族災難。因此,大屠殺所帶來的創傷記憶屬于全世界,它自發生之日起就從未停止過對人類良知的拷問。

大屠殺文學(Holocaust literature)通常被分為以下六個主要類別。首先是受害者的手跡，二是幸存者的回憶，三是抗爭者的故事，四是解救者的英雄事跡,五是德國人(包括劊子手和平民)的親身經歷。最后一類是大屠殺反思文學, 主要包括非親歷者的大屠殺敘事,而且大多出自大屠殺親歷者的后代之手。這類所謂“大屠殺后敘事”(post-Holocaust narratives)體現著大屠殺對后世經久不息、綿延不斷的影響, 其中大屠殺不僅是猶太民族意識與個體身份認同的基礎, 而且已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猶太民族性的局限,幾乎成為用來描述人類苦難與救贖的一種隱喻。本文中涉及的《表姐妹》很明顯屬于最后一類。

二

從麗貝卡前期的讀者來信和摩根斯頓教授的后期回信零散地透露了有關回憶錄作者的以下信息: 芙瑞達·摩根斯頓,現年六十三歲,出生于德國南部巴伐利亞州考夫博伊倫市。1941年,全家隨其他歐洲猶太難民乘船到紐約,卻被美國移民局拒之門外,后被投入納粹德國在捷克設置的特雷津集中營。作為名醫的父親曾在一戰中為德國效勞并被授予金色英勇勛章,但他一到集中營便與家人失散了, 從此不知去向且杳無音訊，姐姐不久便生病死去,哥哥也遭踐踏慘而死，母親作為行政人員協助納粹管理集中營中的猶太人事務。1956年,芙瑞達移居美國,在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讀書,此后有過三次失敗的婚姻。現為芝加哥大學生物人類學教授,除了這部暢銷的回憶錄以外,還著有《生物學史》、《種族與種族主義的歷史》等。

表妹并非大屠殺的親歷者,但是她和她的家人卻一直生活在大屠殺的陰下。通過麗貝卡的讀者來信所提供的散落線索可大致推知施瓦特一家的大屠殺經歷。1936年,戰爭尚未開始,有錢的猶太人仍被允許移民。全家從德國巴伐利亞州考夫博伊倫移民到美國紐約,麗貝卡出生在難民船上。1941年,五歲的麗貝卡與全家一起等待姨媽一家人乘船前來投奔,不料等來的卻是姨媽全家遇難的消息。按照父親的說法,遭到美國政府拒絕入境的976名難民像牲口一樣被送回到希特勒手中。婚前名叫安娜·摩根斯頓的母親因此受到精神刺激,再也沒能恢復如常,加之被父親禁止講德語,而她英語又不夠好,故絕望中終日躲在房里,甚至拒絕與人交往。父親移民前從事印刷業,在男校里做過數學老師,直到納粹禁止猶太人教書。移民美國后化名“雅各布·施瓦特”被迫改行做了掘墓人,性情乖戾,直到1949 年5月做出槍殺妻子并自殺身亡的驚世之舉。十三歲的麗貝卡僥幸逃脫，兩個哥哥從此下落不明,她毀掉了母親所有的照片,封存起關于家人的一切記憶。后來,麗貝卡未能高中畢業,有過一次失敗的婚姻,生有一子,再婚后生活富裕卻精神貧瘠, 雖已完全融入中產階級主流社會卻喪失了身份歸屬感。

三

姐妹兩人的相認過程并非想象上簡單而順利，而是經歷了很長一段時間。從兩人通信的數量和回信內容上來看，姐妹的態度有明顯的不同，最開始妹妹欣喜若狂，很急于確認兩人的關系，對于姐姐的出現非常的高興，而姐姐的態度則是冷漠的。

究其原因可以從社會歷史角度還有個人情感角度來分析。

從歷史事實來說，半個世紀前，面對猶太人遭到屠殺迫害，西方國家袖手旁觀，這不禁讓人心生寒意。歷史不能重來，但是當姐姐出版了一本回憶錄，回憶這段歷史時竟然又遭受非議。大屠殺這段痛苦的記憶，對于表姐來說是那么的真實和殘酷，然而時至今日，以人權文明著稱的西方文明社會面對猶太人的悲慘遭遇仍然集體失聲，這是人類對少數族裔人遭受殘暴待遇的漠視，是一代人的集體傷痛回憶，這無疑將表姐推向了一個痛苦的深淵，在遭受了冷漠對待之后，姐姐明顯心灰意冷，開始封閉自己的內心，不想過多的提及那段回憶，一方面是不想再引起自己痛苦的童年回憶，另一方面覺得在這樣一個社會里無法引起社會的反思和懺悔，反而遭受了爭議，往事重提只能徒增煩惱。

從個人情感角度來說，表姐是歷史的見證者，更是受害者，經受了父親失蹤，哥哥離世，童年時光布滿了死亡的陰影，這對她的一生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雖然經過了后天的不懈奮斗，取得了學位，榮譽和地位，但是內心深處的傷痛卻難以愈合，從馬斯洛的需求分析角度上來說，雖然滿足了最基本的生存和安全層面的需求但是在精神上和心靈歸屬，身份認同層面上卻是空虛無依的。對比姐姐的人生妹妹似乎幸運了很多，她沒有親身遭遇集中營的死亡威脅，沒有經歷在戰火中喪失親人的痛苦，從小在美國社會長大，接受美國化的價值觀和世界觀。因為缺乏共同的苦難經歷，她所知曉的大屠殺的殘忍也是從父母的講述中得知的，對于姐姐的痛苦不能感同身受夠。而且生長環境也從客觀上疏遠了兩人的關系，因而在最開始，表姐對于妹妹的認親行為是很冷漠甚至是反感的。“在邁阿密的一份報紙上轉載了對你的一次訪談。我很尷尬地了解到, 自從回憶錄出版以后, 你已經收到了大量“親戚”的來信。我微笑著看到你說:‘當最需要他們的時候, 那些在美國的親戚們又都在哪兒呢？’”。

四

但是逐漸地，表姐的態度發生了轉變，為什么會這樣呢？

其實妹妹的出現即使一件喜事又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喜的是，親人仍然健在，并且重新有了聯系，但是對于表姐來說，這位表妹比自己要幸運很多沒有戰爭的陰霾籠罩，家庭幸福，健康成長，少了很多痛苦，美國人的身份是確定無疑的，不存在對身份的焦慮，而且已經融入了美國人的生活。“我現在六十二歲了, 孤獨地生活在這個屬于退了休的富人的地方,他們看著我,把我當作是他們當中的一員。另:在你的學術著作中,你經常提到“物種對環境的適應”。如果你見到我, 你的表妹,生活在佛羅里達的萊克沃思,在棕櫚灘的南側,距離紐約的米爾本非常遙遠,距離那個舊的世界也非常遙遠,那么你一定會會心一笑的。”表姐卻是截然相反，“有人希望在我職業生涯開始之初就制服我這個桀驁不馴的女人，不僅僅是個女人,而且是個猶太人,一個從集中營里逃出來的猶太難民；面對這些宿敵,我總是勇敢地面對,從不退縮；退縮的，倒是那幫混蛋。”從中可以看出表姐一直不能被身邊的人接受，無法真正融入美國社會，確立與美國人一樣的價值觀。這其中狹隘的講，似乎有些羨慕嫉妒的成分。

雖然因為身份問題兩個人的關系一直沒有質的飛躍，但是在這一過程中卻出現了一些可喜的變化。

首先是從稱呼上表姐對表妹的稱呼上由“親愛的麗貝卡·施瓦特”到“親愛的麗貝卡”再到“親愛的表妹”，還有在落款處從公務性的“芙瑞達·摩根斯頓，朱利葉斯· K·特雷西’48，著名的人類學教授,芝加哥大學”到“你的表姐 芙瑞達”。分析原因，認為雖然表姐仍然因為種種原因不愿意承認兩人的關系，可是事實不能改變，共同的民族和家族還是將兩人緊緊相連，表妹的每一封信對于表姐來說都是一種刺激和重溫痛苦的過程，痛苦不斷地積累終于擊垮了這位缺乏靈魂停泊港口孤苦無依的女性的神經，她開始尋找和表妹的共同身份---大屠殺幸存者，開始從表妹身上尋求靈魂的安慰，可是作為一名一直以自己的獨立頑強而驕傲的女性科學家，她隨后又表現出來了一種疏離姐妹親情的情緒。

五

最后，感情變化達到質的變化是在雙方相互吐露心聲之后，先是表妹敘述了她真實的童年，父親淪為掘墓者，槍殺了母親，自己在父親的槍口下死里逃生，哥哥失蹤，她的生活并非像姐姐想象的那般順利無憂，大屠殺雖然沒有給家庭造成直接的影響，但是幸存者遭受的痛苦卻是隱形的。痛苦的經歷一下拉近了姐妹的距離，原來兩人都承受著大屠殺的陰影。

隨后表姐承認了自己在回憶錄里的某些謊言，“為了與這種類型的回憶錄進行競爭, 所以它必須是‘新穎獨創的’。我習慣了爭辯, 我知道如何抓住別人的弱點。回憶錄淡化了敘述者的痛苦和屈辱。”表姐痛恨自己的虛偽，痛恨自己用一種科學甚至是近乎冷漠的語氣來講這一次大屠殺描述成是一段偶然事件。并且終于還原了一個真實的母親形象，“她并不是一個囚犯頭兒, 她只是希望通過和納粹分子合作來幫助(當然是)她的家人, 以及其他的猶太人。她是個很好的組織者, 非常值得信賴, 但是絕不像我的回憶錄里所描寫的那么堅強。她從來沒有說過那些殘酷的話。除了官員們叫喊出來的一些命令, 我根本就不記得任何人對我說過的任何的東西。” 就這樣，姐妹兩人終于向彼此敞開心扉，訴說了最真實的大屠殺后遺癥，因為彼此的坦誠，姐姐最后終于接受表妹，希望見面，而此時，妹妹的來信卻越來越少少，姐姐開始急切地聯系妹妹，卻發現妹妹并沒有用“麗貝卡·施瓦特”這個名字，原來，她一直都是改名換姓，隱藏了自己猶太人身份的這個事實。如果說姐姐的身份焦慮是顯而易見的，那么妹妹的痛苦卻是無法訴說只能獨自舔舐傷口的悲涼，更加痛苦。最后，姐姐終于能理解為什么妹妹尋親的意志如此強烈，原來最需要安慰的不是自己，而是一直隱藏起來的妹妹，而此刻的妹妹杳無音訊，姐姐最終決定張開懷抱擁抱妹妹。不再隱藏自己的情感，完成了自己和妹妹的身份認同過程。

參考文獻

[1]Cologne B G.2004.Dark Eyes on America-the Novels of Joyce Carol Oates [M].Louisiana: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Milazzo L.1989.Conversations with Joyce Carol Oates [M].U.S.A: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Jackson and London.[3]Johnson G.1987.Understanding Joyce Carol Oates [J].South Carolin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4]Grant K M.1978.The Tragic Vision of Joyce Carol Oates.Durham, NC;Duke UP.[5]Oates J C.2005.Uncensored View & Review(s)[M].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6]Oates J C.1969.Afterword, Mysteries Theme [M].New York: The Odyssey Press.[7]Rafferty T.Force of Nature.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N].2004, September 19.[8]Heltzel E E.“The Falls": Lives, loves caught in a torrent of change.The Seattle Times [N].2004, September 26.[9]Wagner L.1979.Critical Essays on Joyce Carol Oates [J].Boston, MA: G.K.Hall.[10]Oates J C.2004.The Falls [M].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11]胡小冬:從暴力到寬容:歐茨的超越觀.華東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12年3月.[12]林斌:大屠殺敘事與猶太身份認同:歐茨書信體小說《表姐妹》的猶太尋根主題及敘事策略分析.外國文學 2007年9月第五期.[13]單雪梅: 喬伊斯·卡洛爾·歐茨小說世界中的女性群像.四川外語學院學報.2003年7月第19卷 第4期.[14]鄭京:喬伊斯·卡羅爾·歐茨成長小說的主題研究.東北農業大學碩士論文.2012年4月.

第二篇：科幻電影中的身份認同——《黑客帝國》和《人工智能》

科幻電影中的身份認同---對《黑客帝國》和《人工智能》的分析

學院：信息科學與技術學院

專業：計算機科學與技術

班級：11級計算機科學與技術1班

學號：

姓名：陳秋霖

淺析科幻電影中的身份認同

身份認同幾乎在每部科幻電影中都是主題或主題之一，它一方面在推動劇情的發展上起到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在引起觀眾的思考，深化影片主題上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視的。文章將結合《黑客帝國》和《人工智能》這兩部電影中的幾個情節去詳細分析身份認同在其中對角色的影響以及作用。

關鍵詞：身份認同，真實，影響

身份認同(Identity)是西方文化研究的一個重要概念，它受到新左派、女權主義、后殖民主義的特別青睞。其基本含義，是指個人與特定社會文化的認同。這個詞總愛追問：我(現代人)是誰？從何而來？到何處去？

身份認同植根于西方現代性的內在矛盾 ,具有三種傾向：首先，傳統的固定認同，來自西方哲學主體論；其次，受相對主義影響，出現一種時髦的后現代認同，反對單一僵硬，提倡變動多樣；再次，另有一種折衷認同，秉承現代性批判理念，倡導一種相對本質主義。○

一、《黑客帝國》中的身份認同

《黑客帝國》是一部由安迪·沃卓斯基導演的動作，驚悚，科幻影片，該片簡述的故事是：在矩陣生活的年輕黑客尼奧在調查控制現實世界的某種力量時，與在現實生活的人類反抗組織船長墨菲斯見面，并回到現實了。尼奧了解到真正的歷史后，加入人類反抗組織并成為了一名厲害的黑客。此時人類反抗組織出現了叛徒，墨菲斯被捕，尼奧救出了墨菲斯，但在逃跑過程中被矩陣特工殺死，結果反而讓尼奧得到新的力量并復活，真正成為救世主，并把特工殺死。在這部影片中，身份認同在推動情節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場景一：反抗組織的一員撒暗番在矩陣里的餐廳密會史密斯，他對史密斯述說自己對顯示世界的生活的不滿，以及對矩陣中“不真”生活的懷念，并且希望史密斯能夠讓他再次回到矩陣中生活，為此他可以出賣墨菲斯。我認為這是撒暗番的身份認同傾向使他做出這樣的選擇，他傾向于使他過得舒適過得滿足的生活，因而他認為自己是屬于矩陣的。矩陣基于人類的感覺經驗、無知、欲望而形成的“真實”把他限制在幻象之中，這樣的身份認同使他做出背叛反抗組織的決定。

也因為他的這個決定，引出了下面的劇情，使尼奧有機會成為真正的救世主（the one）。導演用這樣的一個“原因”去讓撒暗番叛變，使劇情有重大的轉變，足以說明身份認同在影片中的重要地位。

場景二：尼奧在矩陣中被史密斯用槍殺死后，在現實中的崔妮蒂放開了她的擔心，表露出她對他的愛。在這之后，在矩陣中的尼奧也復活過來，并且獲得新的力量成為真正的救世主，將史密斯殺死。雖然在這一段劇情中尼奧并沒有多少臺詞，但是他的內心是可以通過他變化閱讀出來的。在被史密斯殺死之前，尼奧心里還存在著疑慮，未能百分百確定那個世界才是真實，自己到底屬于那個世界，這使他對自己的身份認同存在懷疑，讓自己無法釋放自己的心靈。而崔妮蒂的表白使尼奧認識到矩陣里虛假的真實，放棄了錯誤的自我認同感，在矩陣中釋放自己的心靈，突破理性和反應的屏障，成為救世主。導演用一個自我認同的轉變來實現尼奧從“還不是救世主”到“救世主”的轉變，這充分表明了自我認同在科幻電影中的地位與作用。

在這兩個場景中，導演成功地把身份認同與劇情相結合，并使其成為影片的轉折點，這不得不贊嘆安迪·沃卓斯基導演對身份認同的運用與情節的把握。

二、《人工智能》中的身份認同。

《人工智能》是一部由斯皮爾伯格導演的科幻，冒險類影片，該片簡述了21世紀中期，由于溫室效應，南北極冰川融化，地球上很多城市被淹沒。但是此時，人類科技已經高度發達。莫妮卡的兒子馬丁重病住院，生命危在旦夕，他的丈夫為了緩解她傷痛的心情，從公司帶回了一個新型機器人大衛。機器人小孩大衛具有人的情感，會永遠愛著與自己簽訂契約的人。莫妮卡領養了大衛，但不久后莫妮卡的兒子馬丁蘇醒，恢復健康，回到了家里，一系列的事情使大衛“失寵”，最后被莫妮卡拋棄。在躲過機器屠宰場的殘酷追殺后，大衛在機器情人喬的幫助下，開始尋找自己的生存價值：渴望變成真正的小孩。最后在兩千年后重新回到媽媽莫妮卡的身邊，得到莫妮卡的愛。

在該影片中，身份認同所占分量更大。可以這樣說，大衛旅程完全是由于莫妮卡與他簽訂契約后，產生的“莫妮卡是我媽咪，我是莫妮卡的兒子，我永遠愛莫妮卡”的身份認同所產生的影響引起的。影片里多次出現大衛表現這種身份認同場景。

場景一：在小房間里，莫妮卡對著大衛念完口令后，問大衛自己是誰，大衛很理所當然地說，你是我的媽咪。

場景二：莫妮卡去舞會前，大衛趴在莫妮卡的大腿上說：“我希望你不會死，我愛你，媽咪。”

場景三：在樹林里，大衛不斷稱莫妮卡為媽咪，哀求她不要拋棄自己并說“請你給機會我當你真兒子”。

場景四：影片最后，大衛對著將要結束只有一天生命的被克隆出來的莫妮卡說“我一直都愛你”。

除了上面的四個場景外，還有很多表現大衛的身份認同的情節，這些情節雖然各有不同，但都讓觀眾看到，大衛的身份認同一直沒有改變過，一直都是“莫妮卡是我媽咪，我是莫妮卡的兒子，我永遠愛莫妮卡”。雖說這個身份認同不會改變是因為這是大衛的系統設定，但這種劇情的設置也表明了身份認同對個體行為的重大影響。如在第一部分《黑客帝國》中提到，身份認同的傾向不同使撒暗番背叛，身份認同的改變使尼奧改變一樣，大衛的身份認同使他堅定的去尋找變成真實小孩的方法，使他在海底沉睡兩千年，使他能與莫妮卡重逢。導演斯皮爾伯格用這種方式向觀眾傳達了身份認同在影響人的行為上的重要作用。

總的來說，在這兩部影片中，身份認同都起著無可替代的作用，它解釋了角色的行為，推動了情節的發展，甚至還是影片故事的基礎。從這里可以解釋，為什么絕大多數科幻電影都與身份認同有關，為什么導演都喜歡用這個概念。身份認同，是科幻電影的核心之一。

參考文獻

12011年12月3日見于http://baike.baidu.com/view/5794719.htm ○

第三篇：殘疾人身份認同與無障礙人文環境

一、何謂是身份認同及其意義？

(一)什么是身份認同？

我理解對殘疾人的身份認同，首先承認殘疾人是“人”里面的成員，而不是盯著人家的某種特點，某種缺陷自覺不自覺地把人家排斥于“人”外。

2001年，因父親從北京移至天津住院治療，我在天津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與茫然。在北京我與聽人打交道習慣拿著筆和紙單刀直入地筆敘問題，甚至介入合作解決過程都不覺得怎么困難。不就是有聽語障礙嗎？不就是換個溝通方式解決問題嗎？在當今的社會里誰不會寫字？但在天津辦事，每到不同的地方差不多總有同一聲音：“你不會說話，我怎么跟你說啊？”“你們家就沒有會說話的人來嗎？”等等。當時，我吃驚和北京大不一樣，你跟他講“對聾人只能采用筆敘方式完成溝通與合作，理解合作的基礎是溝通，不是溝通方式。”，他愣是沒反應過來，好像跟聾人打交道是千難萬難的一回事。在天津短短幾個月，我突破了在北京自獨立處世二十年來與人吵架的記錄，硬軟兼施，褒詞貶義、蜜糖加棒子地為辦事而纏人。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被人為排斥于“人”外的傷痛，深刻地體會到為了“人”所應有的權利“勇敢地向世俗偏見挑戰”、“頑強地向命運抗爭”的壯悲。我們的社會在日常工作生活中認同殘疾人作為“人”的身份了嗎？

美國等發達國家重視殘疾人的便利措施，那里盲道、盲文標志、導盲犬、自動門（自動門就是一按按鈕，門就緩緩地開了，也是電動門）、坡道、直升電梯、寬門、聾人電話、電影和錄象帶配字幕、火警報警閃燈、煙霧敏感器閃燈、字幕顯示屏、手語翻譯、助聽犬、娃娃哭聲機等等應有盡有，無條件地面對每一個殘疾人開放，任何殘疾人都能通過無障礙的環境得到最大限度的便利，而且改造無障礙的環境遠不是我們的國力無法承受的問題。我們的社會既然可以為普通人提供豐富多彩的大千世界，為什么就不能為殘疾人提供更多的便利措施呢？殘疾人在“人”里面嗎？殘疾人作為“人”的身份被認同了嗎？

（二）什么是殘疾人身份認同

除將殘疾人作為“人”認同以外，殘疾人對自己“殘疾”身份的認同在經歷一番陣痛后，開始到接受事實殘疾，積極配備矯正輔助工具(輪椅、助聽器、盲杖等)康復。表現殘疾人在生理上認同殘疾身份。

各類殘疾人在康復及生活中共同的人生感受，相似的生存方式，使他們自覺不自覺地認同自己的同類，歸屬于同類群圈，形成自己同類群圈的文化特性。他們互相支持，互相幫助，積累許多生存經驗，越過接受康復走向坦然面對。個中聾人由于交流需要繁生出手語，由依需手語，激活手語，創造手語，自然而然地追嗅自己的同類，在中國表現在聾人俱樂部，聾人學校，聾人集中的福利企業（大寶）、聾人集會角，凸現聾人文化資源。在社會生活中產生自己的歸宿感。表現在心理上對殘疾身份的認同，對文化歸屬的認同。人是文化造就的動物。“聾人文化”的提出遍及世界各地，我不知道“聾人文化”提出的背景是什么？是聾人為在主流社會面前自我保護標榜出來的，還是自成體系提升出來的？但它被聾人群族所認同，所接受，并為豐富其內涵，擴大其外延填充自成歸屬的產物，建構自成歸屬指向的文化。

聾人群體在參加社會勞動及生活中使手語的繁生與發展不斷被積累，被建構，創造了許多獨立于漢語以外的手語（即漢語無法直譯），挪威、美國等發達國家形成手語語法體系。這種獨有的文化與主流文化在發展中相融相異，遍及世界各國，成為國際社會聾人群體同有的景觀。這是聾人文化身份的顯著明證。

（三）殘疾人的身份認同狀況

80年代，原大連肢殘青年呂世明（現任中國殘聯常務副理事長）向社會發出呼喊：“我們不是殘廢人，殘廢與我們無緣，強音是我們的主旋律！”、“我們也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后來由于鄧樸方主席直接糾正某中央領導稱“殘廢人”說法，此后開始有了從“殘廢人”到“殘疾人”的稱謂轉變。新世紀出版《構筑新文明》書中一章節論述新殘疾人觀，闡述殘疾人事業從“收養救濟”向“平等參與”轉變，殘疾人由過去“等救濟、靠安排、要扶持”向“建設者、參與者、創造者”轉變。2001年4月以聾星網為首的三大聾人論壇共同發起字幕工程，呼吁信息交流無障礙建設，2002年大面積在聾人論壇推出“聾人文化”、“雙語雙文化”一說，廣大聾人呼吁殘疾人組織在抓殘疾人教育、就業、基層建設等各項工作的同時，是否將無障礙思想介入其中，介入殘疾人工作的各業務領域。2003年兩會期間，聾人網友在網上提案，要求電視節目加字幕等信息交流無障礙，要求解決手語翻譯服務一片空白，要求聾人教育無障礙等，聾人群體對建設無障礙人文環境的發出強烈的呼喊。

2004年春節前，中國殘聯給中央電視臺寫一封信，請求在春節聯歡晚會節目加字幕，以滿足國內廣大聾人觀看晚會節日。且不說許多聾人在春節聯歡晚會看到的是時有時無的字幕，平時的電視節目尤其是文化和新聞套餐經常因無字幕令國內上千萬聾人坐立不安。

我注意到最近北京醫院、中日友好醫院大廳設字幕滾動屏幕、收費窗口設有報價顯示屏。這種無障礙設施北京許多大大小小的醫院還沒有設置。

市場經濟的發展激勵廣大殘疾人為自己創造美好的前程奮發圖強，優秀殘疾人士“挑戰偏見”、“抗爭命運”的事跡確實感天動地，同時是不是也隱射出社會人文環境的“貧困”？殘疾人表現出的自強精神不容置疑，且應該提倡，但對社會來說，是否應該反思呢？殘疾人對社會貢獻的大小取決于自強精神和社會人文環境。

二、何謂無障礙人文環境及其意義

（一）什么是人文環境？ 我認為是社會文化長期作用于人們的思想意識，并由此不自覺地形成的一種觀念，大多數人共同的觀念于無形中構成了一定的社會環境。有人解釋：人類文化形成的社會環境；還有人解釋：人類群居而產生的由各種行為習慣及思想繁生出的文化環境。

（二）什么是無障礙的人文環境？

無障礙的人文環境是一種健康的、積極的、沒有人為障礙的社會文化環境，那種環境遠離偏見，遠離歧視，沒有畸形病態的處世觀念。視各類殘疾人為“人”里成員，體現較高的“以人為本、揚長避短”的思想。挪威、美國等發達國家為各類殘疾人提供諸如譯碼器、自動門等一切便利措施和諸如社會各領域立法等無障礙的人文環境。

（三）我們的障礙是什么？

同為公民，同樣享有平等的權利，但我們的社會為所有的普通人提供了五花八門、琳瑯滿目的公共設施、公共文化、公共娛樂，時刻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物質與精神生活需求，那殘疾人呢？盲人不敢上路、去商店，聾人不敢進影院、入劇場，肢殘人不敢逛公園、走娛樂場。沒有無障礙的環境呀，到處都是障礙，讓你怎么去？具體障礙表現：

1、建筑物方面：路燈、紅綠燈、馬路邊道、公廁、公共電話亭、商店、影院、劇場、公園、體育館、娛樂場等都針對不同類型的殘疾人存在或多或少的障礙，推動無障礙設施建設喊了十幾年，目前才開始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重要公共場所有所改善。

2、文化娛樂方面：電視、電影、廣播等什么時候百分之百地顯示文字，實現聾人享受文化生活的無障礙？大大小小的圖書館什么時候改造盲道，設立有聲讀物閱覽室，實現盲人讀書閱報的無障礙？肢殘人出去看電影、觀話劇、欣賞音樂、進圖書館、游文化場所，那里有輪椅進出、輪椅占位的無障礙設施嗎？

3、人文方面：殘疾人就學、就業、參與社會生活遇到很多人為的障礙。每年都有很多殘疾考生因為殘疾被拒絕于高校門外，每年都有很多殘疾人大學畢業后因為殘疾，就業無門。一些用人單位一直盯著人家的生理缺陷，想當然認為其殘疾障礙不能勝任工作。有位優秀聾人氣憤地說：“難道非得讓我們的耳朵去思維，我們的嘴巴去工作不可嗎？”丁啟文先生說：人們以普通人的認知方式為坐標，否定殘疾人獨特的認知方式與行為方式、參與方式，看重殘疾人操作的過程不同于常人，而忽視事情的目的與結果。

三、殘疾人身份認同與無障礙人文環境相互依存

生活中許許多多普普通通的殘疾人以自己獨特的生存方式自食其力，貢獻社會。如果你認同殘疾人是“人”里面的社會成員，承認他們的公民身份，承認他們有著和常人的一切權利和義務，那么他們要求改造社會環境，改造人文環境，要求無障礙便利支持是政府和社會應該為他們解決的。

如果殘疾人和普通人同往一條道上行走，那條道坎坷崎嶇，前方有一塊塊大小山石，普通人憑著健全的身軀不費什么力氣越過了，但坐輪椅、持雙拐、拄盲杖的殘疾人呢？遇到好心人扶他、背他過去了，但這是長久之計嗎？如果沒有遇到好心人，殘疾人在那里的境況就可想而知了。有關部門需要做的是什么呢？鼓勵自強精神，不錯，但怎么鼓勵？鼓勵他們用輪椅越過大大小小的山石嗎？提倡助殘風尚，也不錯，讓普通人發揚雷鋒精神幫殘疾人一把，扶殘疾人一下，拉殘疾人一力，但如果號召大家動手，把一塊塊大小山石搬過去，對普通人來講是舉手之勞，如果花點錢，把那條道鋪平，設個坡道、盲道，對社會來講不會是很困難的一回事吧？考慮到聾人和盲人的困難，在那條道旁邊設個文字提示牌和提示喇叭，是不是更好一些，更切實一些呢？搬走山石，鋪平道路，設提示字牌和提示喇叭造福的是所有的人，這“人”里面包括殘疾人。

殘疾人組織應該是充分體現人道主義精神的場所，是與殘疾人切身利益息息相關的地方，但殘疾人對殘疾人組織的認同遠不如對自身群圈、群族的認同來得強烈。去年十月聾人群體自發組織在南昌舉辦國內聾人旅游集會，今年四月又將自發在成都組織旅游集會，筆者作為被邀請之列，自然對這兩次活動多了一些關注。南昌集會除了旅游以外，一些地方聾協新老骨干在小組討論會上提出幾個問題，有點讓我端端不安。

1、聾人手語的研究、推廣、規范等一系列工作應該由聾人自己唱主角；

2、聾人教育狼狽，80%康復無效的聾童學前手語教育一片空白，而有關部門大張旗鼓地為20%聾童進行大面積的聽語康復，甚至投巨資建立聽力語言康復學院，80%聾童呢？還有其他諸如：殘聯工作人員不會手語，不了解什么叫聾人文化，專門協會立法，專門協會主席、副主席選舉等等。這種不安定的因素使我關注殘疾人組織的身份認同狀況。身份認同是相互作用的，你認同別人的身份，也就會得到別人對你身份的認同。

世界是現實的：讓一個強勢文化的代表注意到你，比讓10個甚至100個弱勢文化的代表注意到你要有價值的多，讓“第一世界”的代表關注你，比讓100個甚至1000個“第三世界”的代表關注你要管用很多。殘疾人要將自己的“商標”打入這個“超級市場”目前只能靠強勢文化和“第一世界”的發掘、引進、宣傳。我是一名在做弱勢群體工作的主流文化圈子里工作了十四年的打字員，在聾人界我可算是個有一定威望的聾人，曾被稱“無聲世界的筆桿子、代言人”、“無聲世界的研究學者”，但在強勢文化圈子里，我屬于“第三世界”而不屬于“第一世界”，盡管我在主流文化的圈子里生存了那么長時間，對主流文化圈的了解和認同要比對弱勢文化圈的了解和認同得多，有較強的與主流文化圈相處能力。事實是在公審身份認同的問題上，別人不把你當兄弟，稱姐妹，你如何和他認兄弟，稱姐妹？

幫助殘疾人奔小康需要與社會無障礙環境相結合，殘疾人不僅需要在經濟上奔小康，更需要社會無障礙人文環境擺脫“貧困”，越過“溫飽”，奔向“小康”，中國的無障礙環境處在怎么樣的水平與殘疾人個體自由發展息息相關。如果只注意殘疾人在經濟上奔小康，而忽視社會環境、人文環境奔小康，那么殘疾人在個體自由發展的道路上沒有無障礙的通道，他們的發展必將受到極大的制約，必將為殘疾人奔小康大打折扣。試想，沒有無障礙的就業環境，殘疾人的生存和就業都成問題，還談什么帶領殘疾人奔小康？

話說回來，公審身份認同的標準不得不使我們殘疾人清醒：我們應該大力提高自身素質，關心自我發展，直面現實，敢于拼搏，因為無論外界怎樣變化，最終起決定作用的是內因，是自己，讓我們廣大殘疾人萬眾一心，在不斷優化自己、強大自己的同時，做社會生活的參與者和社會財富的創造者，為推動社會環境的改造、為營造無障礙的人文環境做出我們的努力，向社會展示我們是頂天立地的“人”。

第四篇：農民身份認同的焦慮

摘 要：社會經濟的發展推動著城市化的進程，城市化的推進使得越來越多的農民離開鄉村進入城市。游離在城市邊緣的他們越來越被社會各階層所關注。《高興》便是賈平凹飽含著對城市底層農民工的關懷創作的長篇小說。在作者筆下，腎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意象，透過對這一意象的分析，可以探尋其現實意義和文化隱喻，并對現代化進程中農民的生活境遇及身份焦慮進行思考。

關鍵詞：《高興》 腎 城市 農民

新時期是社會現代化轉型的時期，許多埋藏依舊的社會問題，往往會在此時浮出水面。一直以來，中國社會中都存在著明顯的階層劃分，最顯著的劃分無異于城市人和農村人。城鄉差異的日趨明顯，使得農民與城市人的距離越來越遠，使得農民成為了人們視域里的社會底層。在城市化進程的影響下，農村與城市的空間距離被空前縮短，城市對農村的吸引更加直接強烈，越來越多的農民離開農村，走進城市；然而，他們不知道，進入城市的他們只能生活在城市的邊緣角落，即使進入了城市，他們依然無法成為城市人，仍舊只能掙扎在城市的底層。而在有了身邊城市人“高層”的對比之下，這個“底層”更變得像是一個黑暗的深淵。社會為這深淵里的人取了一個尷尬的名字――城市農民工。

2007年，賈平凹在《當代》雜志上發表他的長篇小說《高興》，這部小說描繪的正是這群城市農民工的生存圖景。在小說中，作者以第一人稱自述的敘事方式，講述了以劉高興、五富為代表的一群進城拾荒的農民，在城市的邊緣和角落尋求生存的故事。在小說中，作者向我們展示了這群在深淵中掙扎的人們的生活世界，通過一個個

啼笑皆非最后讓人心酸的故事投射出了拾荒者們的精神圖像，以及他們的命運交錯與心靈變遷。在整部小說中，除了劉高興、五富等性格豐滿的人物形象之外，還有許多具有豐富意蘊的意象，其中一個意象在小說中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貫穿小說始終，在整部小說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它就是那顆先于劉高興進入城市的“腎”。

一、劉高興的腎

腎，在中醫上一直被視為人體生命存在發展的本源，明代名醫李中梓在《醫宗必讀》就明確提出了“腎為先天本論”①。中醫醫理上認為，人體內的五臟皆與五行相對，腎對水，乃是“天一之源”②，而后“水生木而后肝成，木生火而后心成，火生土而后脾成，土生金而后肺成。五臟既成，六府隨之，四肢乃具，百骸乃全”③。由此可見，腎是人體存在的本源，有了腎才有了五臟六腑，有了四肢百骸，人才能夠存在于世。并且，腎藏精，而精氣是“人體生長發育以及各種功能活動的物質基礎”④，可見，腎對人體的生長發育具有重要的意義。現代西醫對腎臟的研究也同樣支持著中醫上的這一觀點。西醫認為，腎臟有兩大功能：第一，“腎臟是‘生命工廠’，能夠產生很多與內分泌代謝有關的激素，與調節血壓、生成紅細胞與骨骼代謝有關”⑤；第二，腎臟是“凈水機”⑥，能夠過濾血液中的雜質，并將其通過尿液排除體外。腎臟的這兩個功能都說明了腎的重要作用，可以說，腎就是人體發展和存在的源動力和發動機。

在小說中，正是劉高興的“腎”將整個故事的引擎發動起來了。農民劉高興為了能娶一房媳婦，便把自己的腎賣給了西安市的城市人。故事便這樣開始了，賣腎之后，劉高興就覺得自己與西安這個城市有了親密的聯系，并對西安產生了深切的向往。后來，婚事告吹之后，他便離開農村來到西安，找到那個移植了自己腎臟的西安老板便成了他在城市中艱難生活的精神動力和生活支柱。當他知道韋達很可能是那個大老板的時候，他對韋達一見如故，產生了莫名的親近感。但是，命運同劉高興開了一個玩笑――韋達移植的是“肝”不是“腎”。最后直到小說結束，劉高興都沒有找到他被移植的那顆腎，所以在五富死之后，他依舊沒有離開城市，在城里踽踽獨行，找尋他的“城里兄弟”⑦。

劉高興的這個被賣掉的“腎”不僅僅只代表了劉高興為了娶媳婦而付出的代價，有著更為深刻的文化內涵。

“腎”是劉高興的身體中與生俱來的器官，是劉高興得以成長為一個成熟的個體的“先天之本”，是“劉高興”這個整體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是在劉高興長大了要娶媳婦的時候，卻將它出賣，這種出賣既是可憐的又是可悲的。可憐劉高興不得不依靠出賣自己的器官才有錢娶得一房媳婦，可憐他只有通過這種傷害自己的方式才能實現像娶妻生子這樣的人之常情的愿望。但同時這種出賣又是可悲的！為什么劉高興出賣的不是心、肺其他器官呢？因為那些器官都太重要了，失去了便會危及生命。也許在劉高興心里腎已經是個不那么重要的器官了，他沒有意識到“腎”才是生命本源之所在！用這樣一個不那么重要的器官就能換到娶媳婦的能力，這筆買賣是劃算的吧。他認為把腎賣給城市人對腎來說也是個好去處，所以自始至終，劉高興都沒有后悔過賣腎的這個決定，甚至還為自己的腎有幸被選中而洋洋自得。這是一種無知的可悲啊！然而在失去了之后，他卻突然對這顆被出賣的腎產生了深厚的感情，無時無刻不想著它，甚至對那個移植了這顆腎的素未謀面的城市老板也產生了深厚的親近感，把他當作了自己的“城里兄弟”。

二、“腎”的現實隱喻

其實，農民都有這樣的一顆“腎”，這顆“腎”是“農民”這個人類群體得以出現的本源，也是這個群體得以生長發展壯大的源動力。這就是農民的土地！有了土地，才有了農業生產，有了農業生產，農民才隨之誕生。農民世世代代在土地上耕耘，土地給了農民食物，給了他們生存發展的動力。土地是農民的生機所在，是農民生活的起點和動力，因此說，土地就是農民的“腎”！然而，當現代化的影響輻射到了農村，農民們看到了城市的富裕和繁華、舒適和便捷，慢慢地被這些蠱惑了。經濟上的弱勢讓他們對城市產生了憧憬和向往，土地的給養已經不能滿足他們的欲望。所以當城市主動靠近他們的時候，農民們沒有太大反抗就放棄了自己的“腎”，將土地以絕不相稱的代價讓給了城市。在這些土地變成了城市的鐵路、高速公路或者是工廠廠房之后，農民甚至覺得與有榮焉，自己的“腎”也算是有了個好去處！農民天真地認為這份交換會給自己的生活帶來改變，能夠拉近自己與城市的距離，但是結果是怎樣的呢？ 結果是，劉高興并沒有因為賣了腎就娶到了媳婦，“賣腎的錢把新房蓋起來了，那女的卻嫁了別人”。劉高興最后得到只是那兩間并沒有什么意義的新房和對城市的親近和迷戀。而當土地變成高速公路之后，農民得到的只是一條更為快捷的前往城市之路，而不是城市認可的“城里人”的身份。城市對“腎”的接受給農民帶來了假象，農民以為城市既然接受了他們的“腎”，那么對作為“腎”的原主人的他們也應當是被接受的。所以劉高興義無反顧地帶著五富來到西安，所以越來越多的農民涌入了城市。然而，事實的真相是劉高興沒有看到自己的腎是經過怎樣的精挑細選才被選中的。農民們也不知道城市是帶著多么挑剔的眼光來篩選著他們的“腎”。他們不知道在城市的眼中，有價值的只有那顆“腎”，而“腎”的原主人是誰，與它沒有半點關系。對于城市來說，“腎”并不是連結城鄉的紐帶，而是一件可供挑選的商品，一旦銀貨兩訖，買賣雙方就再不會有任何親密的聯系。

由于顯著的城鄉差異，使得農民骨子里就有著對城市的向往，所以在農民以為有了“腎”這一紐帶之后，農民便覺得終于能夠與城市建立起親密的關系了。這時的他們被這一喜悅沖昏了頭腦，他們看不到城市的謊言和自己的可悲。劉高興因為這顆捐獻給城市的腎，所以覺得自己“活該要做西安人”。他在剛來到的西安的時候，把這里當成了自己的城市，因此他為城市撿拾街道上被風吹散的垃圾，在城市的橋墩上寫上“禁止大小便”的標語，他為維護這個城市的文明和衛生做了所有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雖然他也發出過“一樣的瓷

片，為什么有的貼在了灶臺上，有的則鋪在廁所的便池里”這樣對命運不公的詰問，但馬上他就以“大樹長它的大樹，小草長它的小草，小草不自卑”式的自我安慰安撫了自己憤憤不平的情緒；不管城市人如何漠視、輕視，甚至侮辱他，不管城市對他拒絕的姿態是多么徹底，他都未曾因此怨恨過城市，就像他對五富說的“西安城不像來時想象的那么好，卻絕不是你恨的那么不好，不要怨恨，怨恨有什么用呢，而且你怨恨了就更難在西安生活。五富，咱要讓西安認同咱”。劉高興接受了這不公的命運，忍受著這些虐待，為的就是這份認同。

這份認同同樣也是無數進城的農民工渴望得到的。為了得到城市的認同，進入城市之后，他們積極地改造著自己，他們急于改變自己在農村的生活方式，盡可能的像城市人靠攏。他們從穿著到舉止，都在不斷地向城市人學習，力圖通過改變這些來改變自己的行為方式；同時，他們還向城市人學習他們的文化生活方式，就像劉高興那樣，即使物質生活極其貧乏，甚至食不果腹，他也總是堅持在閑時吹吹簫，看看收來的舊報紙，甚至可以奢侈一把，到芙蓉園里旅游一番。農民只能這樣靠著自己盲目的嘗試，來摸索城市的認同之路。他們試圖改變自己的農民意識，試圖以城市文明人的標準要求自己，跌跌撞撞地在城市的邊緣和角落里努力著。但是，他們沒想到城市的拒絕是那樣的頑固，不管他們是怎樣的努力，城市依然對他們不屑一顧！農民們失去了自己的“腎”，受到城市的吸引來到城市，接受了尷尬的“城市農民工”身份，最后的結局卻像黃八說的：“咱把力都出盡了，狗日的城里人還看不起咱！”“城市因‘現代’的優越在需要他們的同時，卻又以鄙棄的方式拒絕著他們。”⑧

即使被如此拒絕著，劉高興還是堅持留在西安，不是他不愿離開，而是他不能離開，因為除了城市，他已經無處可去了。五富的死正象征著進城的農民回歸農村的無望。所以，失去了“腎”的劉高興只能留在城市，汲汲尋找他的“城里兄弟”，等待著他的“兄弟”認同他們之間的聯系和親情。失去了土地的農民，更是無法再回歸農村了。因為他們已經失去了他們在農村賴以生存的“本”，沒有土地，農民還算什么農民呢？所以，他們只能留在城市，只能接受“城市農民工”這個尷尬的社會身份，在城市的邊緣和角落，苦苦努力，期待著不知何時會到來的城市的認同。

三、對現下農民生活境遇的思考

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財富的積累，使得人們“不再像過去那樣受到人的包圍，而是受物的包圍”⑨，中國社會開始向消費社會轉變，身在農村的農民也開始受到影響。一直以來靠土地吃飯的農民在消費時代迅速顯示出了相較于城市的弱勢地位，農民們也看到了城鄉的懸殊差距，改變自身的生存狀態成了他們亟待追求的生活目標。所以農村越來越多的青壯年勞動力離開農村進入城市，成了一名打工者。另一方面，隨著城市化的進程，城市的外延不斷擴展，農村漸漸成了城市的“重工業區”，城市里不容存在的大型工廠進入農村，農民的耕地面積越來越少，這也使得越來越多無地可種的農民為了生計，被迫離家進入城市打工。農村開始出現“空巢”的現象，而城市卻“人滿為患”。

在這種境遇中，農民面臨著多重的生存窘境，如經濟的弱勢、教育的缺失等等。但在其中最主要一點應該就是社會身份的認同問題。進入城市的農民，往往成了人們口中的“城市農民工”，所謂城市農民工指的是戶籍在農村卻在城市里工作的人，他們的社會身份既不是農村的農民，又不是城里的工人，這種社會身份的尷尬使得他們在社會上失去了歸屬感，而歸屬感的喪失會給他們的心理上造成一系列的問題，進而影響他們自己的正常生活，有的甚至會對社會產生報復心理等等。賈平凹在《高興》中對農民進城之后的心理變化做了真實細膩的描寫，并且將農民在身份認同上的尷尬和努力也透過劉高興表現了出來。

城市化的進程已經不可阻擋，農民已經為融入城市交了入場券，那么城市到底何時才能夠真正地接納他們呢？城市農民工們的身份認同的焦慮到底何時才能消失？這些問題都亟待得到答案。

①②③ 李中梓：《醫宗必讀》，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05年版，第6頁，第6頁，第6頁。

④ 楊海發、姜殿德、王洪霞：《中醫學與西醫學“腎”的比較》，《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志》2004年第11期，第30頁。

⑤⑥ 楊力：《中醫腎與西醫腎異同》，《祝您健康》2014年第10期，第16頁，第16頁。

⑦ 賈平凹：《高興》，作家出版社2007年版。

⑧ 孟繁華：《到“城里去”和“底層寫作”》，《文藝爭鳴》2007年第9期。

⑨ [法]讓?鮑德理亞：《消費社會》，劉成富、全志剛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頁。

作 者：閆文菲，河南大學文學院2013級在讀碩士研究

生，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

第五篇：社會認同過程讀書報告

陳曉曉：《社會認同過程》讀書報告

作

者：(澳)邁克爾·A·豪格；(英)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 主編:方文 譯者:高明華

出 版 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1年01月 內容簡介：

本書專論社會群體：社會群體之間發生了什么，社會群體內部又發生了什么；群際行為和群體過程是怎樣的；成為一名群體成員(即“歸屬”某個群體)的心理基礎是什么。在處理這些問題時，本書討論了傳統的社會心理學方法，因而可以說這是一本教科書。目的是為了指出傳統的社會心理學方法的局限和缺點，并進而提出代替它們的社會認同路徑。這本書對于社會心理學當中的社會認同路徑提供了一種導論性和概覽性的介紹。

P18社會認同是一種視角（perspective）和方法（approach），因為它是一種獨特的理論類型（type），一種接近社會心理的獨特方式（way）。同時，它也是一種理論（theory），因為它包含一系列相關聯的命題，經驗上可檢驗的假設就來自于這些命題。

本書精心總結社各認同論的主要概念基礎：一是關注群際關景和積極特異性，此謂群際關系的社會認同論；二是關注群體作為整體和范疇化認知過程，此謂群體的社會認同論或自我歸類論。

社會認同在社會影響、語言和溝通中的作用，盡在此書之中。時光流逝，社會認同論的權能且用且漲，魅力不減反增，全球學界從者云集。二十年來，社會認同業已深刻影響社會心理學。社會心理學家思考群體和群際關系的方式為之一新。作者簡介：

邁克爾·A·豪格（Mictlael A.Hogg），現任克萊蒙研究大學行為與組織科學學院社會心理學教授。同時，他也是《實驗社會心理學期刊》的副主編。他與本書的另一位作者阿布拉姆斯共同創辦了《群體過程與群際關系期刊》，并任該刊物的編輯。

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Dominic Abrams），現任肯特大學社會心理學系教授，群體過程研究中心主任，英國心理學會研究委員會主席，實驗社會心理學歐洲協會執行委員。關于譯叢主編：

方文，男，漢族，1966年生，博士，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社會心理學方向和宗教社會學方向博士生導師，教育部2008新世紀優秀人才。主要研究領域：當代社會心理學的理論范式、群體過程和群際過程、宗教群體。主要內容：

一、社會認同路徑：背景與內容

二、群際行為

三、從刻板化到意識形態

四、內群行為：群體內過程

五、社會在場和社會表現

六、從眾與社會影響

七、語言、言語和溝通 重要概念：

1、社會范疇與范疇化P18 社會認同論起源于20世紀70年代初期，并一直處于持續而快速的發展進程中。社會認同被定義為：“個體知曉他/她歸屬于特定的社會群體，而且他/她所獲得的群體資格（group membership）會賦予其某種情感和價值意義。”（Taifel ,1972a:31)。在這里，社會群體是指：“兩個或更多個體，這些人有共享的社會認同，或者換句話說，他們感知到他們這些人屬于同一個社會范疇。”（Turner , 1982:15）認同，尤其是社會認同，和群體是不可分割的。

P24人們主要是從他們所歸屬的社會范疇那里獲得他們的認同（他們的自我感知和自我概念）。P25范疇化產生了一種增強效應（accentuation effect）(Tajfel，1957，1959)。個體屬于許多不同的范疇，因而，他們潛在地有許多不同的認同資源可資利用。

P27當范疇對于個體來說是重要的、顯著的、密切相關的、關乎個人價值的時候，增強效應更加明顯。那些認為某一特定范疇更加重要的人往往比其他人更加刻板化——我們也可以說這些人是“有偏見的”。對人的范疇化很少（如果曾經有過的話）是以公正客觀、不摻雜私人感情的方式進行的，中立的立場只有在鳥類學家對鳥進行分類時會存在。P40“范疇化”基于相對無意義和任意的標準將人們劃分為兩個群體。

人們傾向于根據他人與自我的相同與相異來對其他人進行分類；人們不斷地將其他人或者感知為與自我是同一范疇的成員（內群成員），或者感知為與自我是不同范疇的成員（外群成員）。

自我范疇化過程的結果是自我與其他內群成員相似性的增強，以及自我與其他外群成員相異性的增強，這就是自我刻板化。確切地說，自我范疇化使自我感知和自我定義更加需要參照個體對群體或群體原型的定義性特征的再現/表征。

P28自我范疇化同時完成了兩項任務：一方面，它使某人認為自己與該范疇的其他成員是相似的，而且他們具有相同的社會認同，也就是說，自我范疇化將某人自身放置在相關的社會范疇里，或者將群體置入他/她的頭腦當中；另一方面，自我范疇化會讓個體在某些維度上做出與范疇相符的行為，這些維度就是劃分范疇的那些刻板化維度。自我范疇化是將個體轉化為群體的過程。

2、“還原論”P16

一種阻礙我們正確理解事物或現象的元理論缺陷，傾向于以更低層次的概念或語言來解釋某種現象。以我們的目的為例，分析的層次（從高到低）是社會歷史學、社會學、小群體動力學、個體心理學、生理學、生物學、化學、物理學，也就是說社會歷史學可以被社會學所解釋，社會學現象可以被群體動力學解釋，群體動力學可以被個體特征所解釋，以此類推。這看起來意味著，到最后我們可以用物理學（社會心理學的科學原型）解釋所有更高層次的現象。

許多傳統的社會心理學都是還原論的，因為它以個體特質解釋社會群體，也就是說它們是個體主義的。在很大程度上，社會心理學危機可以被歸因于還原主義的理論化過程。

P17實驗社會心理學的歐洲路徑能夠處理個人與社會之間的變動關系，同時又沒有將其社會學化和個人化，也就是說，歐洲社會心理學家的目的是要探求人類行為的社會維度。（Hogg 和Abrams，1985；Tajfel，1984）

P19社會認同論用社會范疇來表明社會的結構性特征，這一點與社會學中的結構主義視角有相同之處。

P21符號互動論認為，社會對個體的影響受自我概念的調節，“自我”本身產生于生活中個體間的互動，并在這種互動中不斷調整。互動在很大程度上是符號性的（symbolic），因為行為不僅僅是實用的（functional），它更是表達的（expressive）。象征符號是在成員之間達成共識的或者是共享的（為了實現交流的功能，它們必須這樣），因而通過以和他人相同的方式將自身符號化，或者通過扮演他人的角色，我們將自身建構為社會之物（social objects），或者是我們所生存的這個社會的一個縮影。

P22在我們、我群或內群與他們、他群或外群之間存在著分別。我群內部人之間的關系是和平、有序、規范、治理和互相幫助的。內群成員與所有外人或他群的關系是斗爭或掠奪的，只有雙方達成共識，狀況才會發生改變。（Summer，1906:12）

3、社會比較P28 社會認同視角認為，所有的知識都是通過社會比較而社會性地獲得的，這其中包括關于客觀世界的知識。我們做社會比較的動機是為了要確認我們對于自身、他人和整個世界的感知是正確的。人們力爭堅持他們自己群體的觀點，并且以跟其他內群成員相同的方式看待這

個世界；內群感知被積極地評價，因為它們提供了“真實的”理解。事實上，我們可以進一步揭示出，人們通常傾向于積極評價內群的所有刻板化特質，因為這些特質將一個人所贊同的共識與他所不贊同的共識區別開來。

P66社會比較背后的動機是獲得良好的自我感知，而實現的途徑是偏好內群（即通過偏好內群而偏好自我），因而社會比較過程就會選擇具體在哪一維度上增強/夸大相似性或差異。一般它會選擇這樣的維度：在這個維度上內群比外群處于更加有利的位置。它也會放大內群相對于外群的優越性和有利地位，或者說社會比較過程會最大化內群的積極特異性。

4、挫折——侵犯假說P45

5、相對剝奪P47

6、超然目標對降低偏見的作用P57-58

7、最簡群體范式P60

8、刻板印象P83 刻板印象具有惰性，一旦形成不易改變，只有在社會、政治或經濟發生變遷時，刻板印象才會發生些許變化。當群體間的社會關系變得緊張時，刻板印象會變得更加顯著，并且充滿敵意。如果群體間不是敵對關系，刻板印象不會引發什么問題，但是，如果群際間處于緊張和沖突的社會氛圍之中，刻板印象就是有害的，并且也極難改變。

P84刻板印象是一種無根據的概括化推論，而向最壞處估計，刻板印象是一套完全錯誤的假定。

9、社會表征P99 社會表征是共享的認知構念，它們來源于日常的社會互動，對于個體在世界中的體驗提供常識性的理解。

P101社會表征的出現經歷了這樣一個明顯的社會過程：對熟悉現象的不熟悉的解釋因為日常溝通而被同化（曲解、簡化等），進而將不熟悉的解釋變成了熟悉的，成為常識性理解的一部分。確切地說，由“合格的”的個體（即“科學家”——最廣義上的）組成的小群體為熟悉的現象建構出了高度正式的、非顯而易見的、不熟悉的解釋。雖然這種解釋可以通過正式的教育而得以傳播，但是，它們傳播的最主要途徑還是非正式的溝通（朋友之間在咖啡館里的閑談等）。這就導致了系統曲解的產生，不熟悉的解釋經過系統曲解之后就會與人們事先存在的常識性理解和解釋框架相協調。這樣，一種社會表征就形成了，一種正式的科學理論成為常識性理解的一部分。而無論社會表征還是常識性理解都是以簡化和曲解的形式，也可以說是以世俗化和庸俗化的形式實現的。榮格清楚地表達了上述觀點，他這樣寫道：“當一種集體無意識的假設剛剛出現的時候，人們認為它們是陌生而奇怪的，但是很快人們就會占有這種假設，并且把它們當做熟悉的概念來使用。”

10、意識形態P102 P103意識形態是一系列系統關聯的信念、看法和主張的集合，它的基本功能是解釋。當然，意識形態不僅僅“解釋”，它也決定某種東西是什么，或應該是什么，也就是說，它設定了一個問題域。意識形態所提供的一套參照術語限定了人們的思考方式，使“打破”它設定的框架、以另一種不同的方式感知事物變得幾乎不可能。意識形態會將一些矛盾和話題遮蔽起來（人們看不到它們的存在），原因就是這些矛盾和話題沒有進入意識形態的具體范圍。意識形態實質上是某種“思想體系”，具有正統共識的特征，因為意識形態設定了狹窄的解釋框架，所以它阻礙認知替代物存在的可能（認知替代物，即能夠代替既有社會安排的其他可能的社會安排）。

所以，資本主義意識形態與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以完全不同的眼光來看待世界。每種意識形態都有自己的一套概念工具，它們適用于自身的問題域。對于兩種對立的意識形態的支持者來說，他們之間的充分交流是異常困難的，不說其他，單是下面這兩點就足以對交流構成障礙：對于要解釋的現象沒有一套共享的假設，雙方有完全不同的話語體系（術語、概念等）。意識形態本質上是封閉的系統，意識形態也界定社會群體，這樣一來它就在某種程度上

與群體資格緊密相連。

11、群體盲思P139

12、領導P140

13、聚眾P171與從眾P199

14、群體極化P223

15、語言P235，包括第二語言習得P255

內容總結：P105 人們不僅需要對世界進行分類和解釋，而且通常以一種有利于自我感知的方式來解釋世界和給世界劃分范疇，這樣就促生了一個異質性的社會：它包含許多社會群體，這些群體為爭奪支配地位和承認而斗爭。個體的范疇化認知過程會導致對群體的認同、群體在心理上的形成以及一種增強效應。在群際背景下，增強效應是一種刻板化行為。之所以說它是刻板化的，是因為它極盡可能地增強或夸大內群的一致性和群體之間的差異性，這體現在信念、態度、價值、歸因和行為等方面。整個過程在不同程度上都貫穿著這樣一種需求：偏好于內群而不是外群，維持或獲得一種社會支配地位（或者是相對于整個社會的支配地位，或者是相對于某些他群的支配地位）。每個群體自身的規范行為和信念，以及他們對內群和他群所持有的刻板印象，都植根于群際關系的動態變化當中，群際關系的變化是歷史車輪前進的動力。具體地說，社會群體被社會表征或意識形態所形塑，它們同時也構成了社會群體存在的背景，社會表征和意識形態的出現和發展是為了滿足解釋事物本質的需要。大規模的復雜事件促生了服務于事件自身的社會解釋或意識形態。它們可以是新形成的解釋，或者是對既有解釋的改變，也可能是那些長期被壓制或者處于休眠狀態的解釋。

理論進展：P273

社會認同路徑深化了我們對一系列現象的理解，它對人們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獨到的分析，這一分析與社會心理學領域已有的大部分理論主張有明顯的不同。

首先，群際關系不能寄希望于通過下列因素而得以解釋：人格特征、心理動力機制，或群體成員的個人態度。群際關系也不能以群體之間的客觀利益沖突來界定。伴隨著群際行為而產生的刻板印象也不僅僅反映對經驗事實錯誤的認知理解。相反，只有訴諸集體對群體資格的主觀感知，群際關系才能被理解，群際關系可以被解釋為心理上的沖突、差異等。刻板印象的功能主要是服務于群體，同時，與大部分群際行為一樣，它并不總是直接有利于單個的群體成員。

其次，群體凝聚力、群體內的行為、對群體規范的遵從和集體性的群體行為，所有這些現象都不能以個體之間因滿足需要或尋求信息而產生的互依來解釋。群體被認為是一個心理實體，對于那些被吸引進入群體的人，群體會告訴他/她什么是應該優先考慮的，應當遵循哪種規范，集體行為的恰切目標是什么。將自我范疇化為某一群體成員的過程會引導信息的尋求、與他人情感紐帶的建立以及自我在規范中的融入。

P274最后，不能認為語言和溝通的本質是穩定的和限制性的，相反，語言和溝通是一個過程，正是通過這一過程，認同才能成為他人的象征；同時，語言和溝通過程也界定了群體間的關系。社會不能被當做是一個僅僅提供背景的外生變量，這種主張貫穿我們分析的始終。

社會認同路徑正充滿著勃勃生機，它不斷為諸多社會心理學家的理論和研究注入令人振奮的原動力，越來越多的現象可以應用社會認同路徑來進行解釋（如群際接觸、少數人影響、領導研究、個體間吸引、第二語言習得、權力、多元群體背景、服從和顯著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