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教育供給側改革

教育供給側改革下的教師素養的提升

摘要：供給側改革是什么？這一熱詞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而“教育供給側改革”同樣備受關注，人們在探討教育供給側改革的同時，也關注到教育供給側與教師發展、教師“需求側”的關系。要推進教育供給側改革，必須有一支適應這項改革的更高素質、更高能力的教師隊伍。教師隊伍的能力和水平，能否適應教育供給側改革的需求，能否支撐教育發展速度和力度，是整個教育戰線即將面臨的嚴峻考驗。

關鍵詞：供給側改革 人文素養 科學素養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原本是經濟術語，指的是“從提高供給質量出發，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更好地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在教育領域，教育本身就是供給側，教育是人才的供給，教育資源的配置，教育環境的打造，以及能提供什么樣的教育方式，也同樣是供給側的問題。我們培養的人適應不了社會需求，與市場脫節，以及人才培養的模式傳統僵化，學生普遍缺乏創新精神。然而，要解決學生的問題，必須先解決教師的問題。個性化、滿足多樣需求，師范教育培養的教師是否能夠適應這樣的特點和要求？將經濟發展領域供給側改革理念移植到教育領域，不僅僅是思維和觀念的變革，更應是行動的變革。筆者認為，教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思維指導下教師專業發展需要具備人文素養與科學素養。

一、提升教師人文素養

教師應該有淵博的人文知識。俗話說“欲給學生一碗水，自己必須有一桶水”，并且這一桶水必須是活水，是充滿生機、富有活力，長流不竭的活水。只有這樣才能將學生知識和智慧的“池塘”挖深挖寬。教師的人文素養就是教師所具有的人文精神及在教師的日常活動中體現出來的思想、道德、情感、心理、性格、思維模式等方面的氣質和修養。它表現為在教師的日常教學和管理活動中對學生的尊重和對學生成長的關心，表現為教師教書育人的強烈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教師人文素養的提高，得益于以下幾點：首先，愛讀書。讀書是一個教育者的需要，是一個引領者的需要，是一個示范者的需要。“腹有詩書氣自華”。只有熱愛讀書，才能豐富我們的知識，提升人文素養；只有熱愛讀書，我們才能擁有源頭活水，滋潤學生求知若渴的心田；只有熱愛讀書，我們才能生成新的信息，與學生進行心靈的溝通與傳遞；只有熱愛讀書，我們才能引領學生與書為友；只有熱愛讀書，我們才能真正促進學生發展。其次，善思考。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教師要善于思考，善于反省，這個過程是自我認識、自我分析、自我完善、自我提升的過程。教師在博覽群書中思考，在教育教學中思考，在躬身實踐中思考。沒有思考就沒有創新，一個善于思考的教師，才有可能成為一個有作為的教師。常交流。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 不善者而改之。幾乎所有教師都有自己在教育教學方面的特長和優點，因此，作為教師，要善于觀察和發現別人的優點，取人之長，補己之短。不僅如此，還要學會和學生討論交流，了解學生的需要，傾聽學生的心聲，達到心與心的交流、情與情的相融。樂實踐。古人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一個見識短淺的“移動書柜”是談不上人文素養的。一個人想提高人文素養除了博覽群書之外，還要讀讀社會這本書，積極地投身社會，到社會上接受風雨洗禮。所以，只有提高自己的人文素養，我們才可能從教書匠成長為能師、精師甚至名師。教育供給側性改革思維指導下，教師人文素養的提高，直接的現實意義是喚醒了學生的人才意識。青年學生處在人生成長的重要階段，把他培養成具有人文思想的人要比把他們培養成文字的人，語言的人更緊迫的多，重要得多。在教學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人，培養的目標也是人，以人為本，體現了走進新課程之后的人文關懷。過去學生不敢說、怕說是因為懼怕教師、同學的批評與嘲笑。現在教師在教學中注意到課堂中人文環境的營造，對優秀者表揚，對后進者鼓勵，使學生敢表達自己的意見和思想。教師的人文素養增強了，其責任心必然增強，會更加注重全面提高學生的素養，包括“知識和能力”、“過程和方法”、“情感態度和價值觀”等，尤其是促進學生探究能力的發展，使學生增強探究意識和興趣，學習探究的方法，積極主動參與探索未知領域的過程。

教育的精神力量最終體現在人文素養的底蘊中,人文素養的培養更基礎,因為人文素養是多方面能力的總體支撐,這種支撐作用具體表現為理性的思維、寬容的心胸、健康的心態、良好的自我管理能力以及足夠的合作意識等等。人文素養的缺乏直接影響了學生的思維深度與廣度，以及對問題的洞察力和對事物發展的前瞻能力，而這些能力都是創造能力的重要內涵。

二、提升教師科學素養

教師應把教書育人看作生命的一部分，應具有較高的專業水平；教師應該對當代科技知識、人文知識及對促進社會進步、提高人類生活質量的知識有一定的了解和掌握，要有科學、合理、多元化的知識結構；要掌握現代化教育理念、教育新觀念以及學生身心發展的規律，營造平等和諧的師生關系；應具有正確的科學態度，科學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在教學活動中具有質疑精神、探索精神、開放精神和合作精神，有較強的科學興趣和科學探索意向；具有一定的科學思維方法和教育科研能力，能科學地設計教學和組織教學的能力，能夠自覺的把培養學生的科學精神貫徹到教育實踐中；具有自覺的創新意識和一定的動手綜合實踐能力。掌握現代教育手段，在教學中進行科學精神、科學思想、科學方法的教育。了解科學技術對社會的影響以及科學技術本身的發展歷史。具有終身學習的意識，并在教科研工作中不斷學習新的知識，具有良好的科學行為和習慣、科學價值觀和良好的人格特征。現代教師應該從多角度提高教師的科學素養。第一，要具備最廣博、最現代的學科知識。教師的學科知識包括：首先，本門學科的專業知識。對于任何職業，都存在著對本專業知識的起碼要求，否則，就難以勝任本職工作。教師的主要工作是教學，教師在本門學科專業知識方面的要求 應更高、更系統、更扎實。其次，相關學科知識。教師的教學活動并不是固定在本門學科專業知識范圍內，類似畫地為牢的活動，而是充滿創造性的內容豐富的社會實踐活動，因為：社會主義教育目的是培養全面發展的人。全面發展絕不是單方面發展，更不是單一的專業知識的獲得；教師面對的是知識來源廣泛、求知欲旺盛的青少年，他們總是帶著種種問題在知識領域孜孜尋覓，這些問題常常超出某些專業范圍，甚至超出目前人們能夠理解的范圍；再者，知識本身是相關的，也是相輔相成的。第二，教師應加強對科學史學習。教師加強科學史（包括教育史）學習是針對新課程改革提高科學素養的一項有效策略。科學史記錄了科學的發展歷程，它向我們展示了科學的產生、發展、規律等，而這些內容對人們的科學素養將會產生重大的影響。科學史是科學知識體系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教師知識素養不可少的一個方面，學好科學，把握科學發展的歷史，從中體會科學精神，是培養科學素養的重要途徑。科學史的傳授，需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教師要進行一般性的科學史學習，再通過實踐就科學史中的某一科學知識或科學事件來開展活動。第三，要具備一定的教育科研能力。傳統教育觀認為教師的職責就是“傳道、授業、解惑”，因此以傳授知識為主的傳統教育模式造就了許多傳授型的教師。新的歷史時期，為社會培養創造型人才的教育目標對當代教師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們的教師必須是科研型教師，必須具備高水平的教育科研能力，否則無法適應這一新要求。第四，遵循教育教學規律是當代教師崇尚科學的根本。教育是一門科學，有自身規律可循。教師應首先樹立科學的教育理念，堅持以人為本，尊重學生的主體性，尊重學生的差異性，尊重學生的獨特性，尊重學生的多樣性，采取因材施教的方法。“教育”的真正作用就在于：不傷害學生自尊、保護學生個性的提前下挖掘學生潛能。因材施教的前提就是對學生個性的保護。每一個兒童的心靈中都有一個最敏感的地方——自尊，一切教育都源于此，傷害自尊的教育在任何時候都不能算是成功的教育。“因材施教”是基于學生個體的差異性的教育方式，因而，作為教師必須意識到沒有相同的兩個學生，對一個學生提出的要求不能簡單粗暴地加到另一個學生的頭上，課堂上所有學生喊出一個聲音只能證明你的教育的徹底失敗。教書育人中要為學生提供自由的空間。這種自由空間主要是指精神的自由空間。對照這個要求，我們目前的教育存在著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如：考試中答案的唯一性，教師的權威性，“三好學生”的評選標準，以升學率作為名師名校的衡量尺度??很多時候，媒體還要對名師名校的高升學率大肆宣傳，每當中考、高考，電視都要專門學習指導，整個社會形成了一種高分決定一切的氣氛。

教育改革是永恒的主題，具有一支高素質的教師隊伍是新課程得以順利實施的重要保障。提高教師的科學素養，為新課程培養高素質的新型教師，是全面實施素質教育的要求，也是時代和民族發展的需要。教師要在自覺地在教學活動中樹立符合新課程的教育觀念和方法，發揚科學精神，探索教學、教育規律，在實踐中不斷提高科學素養。在自我科學素養不斷提高的過程中，把科學的理念灌輸給學生，培養學生的創造力與想象力。

小結 教育供給側改革促進教育多樣化發展，學校更有特色，學生和家長有更多的選擇，必然帶來對教師要求的多元化。所以，21世紀的教師，要有對人類的熱愛和博大的胸懷，對學生成長的關懷和敬業奉獻的崇高精神，復合的知識結構，富有時代精神的科學素養和人文素養，在實踐中凝聚成的教育智慧。我們要始終明白，科教可以興國，教育是推動一個民族，一個社會進步的基礎，而教師又是教育的主體，提升教師人文素養和科學素養，培養和造就新時期的“好老師”責任重大，時不我待。

參考文獻：

【1】葉瀾 新世紀教師專業素養初探 《教育科研與實驗》 1998（1）：41-46 【2】王少非 《新課程背景下的教師專業發展》上海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 2005年7月 【3】國外中小學教師素質研究評述 劉文華 《外國教育研究》 1998 【4】提升中小學教師人文素養的政策依據與制度保障 李艷輝 《沈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

第二篇：教育供給側改革

“教育供給側改革”系列評論之二

供給側改革旨在優化教育選擇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教育事業取得了突出成就。但是，當前的教育，尤其是中小學教育，仍存在兩個較為突出的問題。一是優質教育供給不足。近年來，擇校熱問題較為突出，一個典型例子就是高價學區房在各個城市漸次出現。在基礎教育普及之后，公眾對教育的供給顯然有了更高要求。二是農村留守兒童的教育問題。2014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的數據顯示，全國義務教育階段在校生中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共1294.73萬人，農村留守兒童共2075.42萬人。他們的教育問題，既不容忽視，解決難度也較大。

其實，上述兩個問題都可以歸結到當前中小學教育的供給機制上。筆者以為，這就需要改革教育供給機制，而這和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提出的“供給側改革”也是相呼應的。通過市場競爭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這是市場經濟的鐵律。在筆者看來，競爭理論同樣也適用于教育這一公共服務領域。在這一過程中，堅持教育對外開放，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深化教育與社會的聯系，充分利用社會資源，尤為關鍵。

降低準入門檻，以開放的姿態引入各方資源投入辦學。盡管保障和發展義務教育是政府的責任，但是由政府提供義務教育經費，并不意味著必須由政府直接來辦學校。換句話說，政府主導的義務教育也可以由多種方式來實現。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學生和家長的需求是多樣化的，而主動對社會開放，允許不同類型的教育機構存在，也有利于形成良性競爭機制。如，近年來，民辦教育有了較大發展，但仍有一些不盡合理的機制束縛著民辦教育的發展。一是對現有民辦學校的限制，比如像公辦學校一樣對民辦學校的生源進行劃片，這對民辦學校而言，顯然是不合適的；二是對成立民辦教育機構的限制，與發起設立公司相比，社會資本發起設立一家民辦教育機構的難度還比較高，尤其是在用地等方面。

可以通過推行學券，促進公辦學校之間展開競爭。學券制度的要害是學校撥款機制的改變。政府可以給每位適齡兒童頒發學券，學校憑借最終的入學人數——也就是學券的多少來向政府申請辦學經費。在這種制度下，各個學校就更有動力提高教學水平，獲得更多學生的認同。如果學生對學校不滿意，可以轉入其他學校。在這種機制下，學生有了選擇權，學校失去了壟斷地位。更為重要的是，學校之間對學券的競爭，會在整體上推動教育水平的提升。

此外，可以通過教育集團化推進基礎教育資源均等化。在現有的體系中，優秀的教育機構很難跨區域提供服務——既無法跨區域招收學生，也很難跨區域開設分支機構。假如現在基礎教育領域可以像教育培訓機構那樣，通過“連鎖經營”實現跨地域經營，那么很多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盡管目前很多城市已經在推進教育集團化，但并不普遍。需要指出的是，集團化不是很多人說的優質教育資源的稀釋，而是通過優質校管理水平的提升，讓更多學生享受到優質教育。

人民對市場經濟的滿意，來自于市場競爭給消費者提供了更多的選擇自由，相信教育供給側改革也將給受教育者更多、更好的選擇。如果能深入推進教育供給側改革，相信人民群眾對教育的滿意程度會有很大改善。（傅蔚岡，系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執行院長）

《中國教育報》2016年3月5日第2版

第三篇：供給側改革

我國經濟增速自2010年以來波動下行，持續時間已有5年多，經濟運行呈現出不同以往的態勢和特點。其中，供給和需求不平衡、不協調的矛盾和問題日益凸顯，突出表現為供給側對需求側變化的適應性調整明顯滯后。這就需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加快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用改革的辦法矯正供需結構錯配和要素配置扭曲，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促進要素流動和優化配置，實現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

為什么要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需求結構已發生明顯變化。一是“住”“行”主導的需求結構發生階段性變化。二是需求結構加快轉型升級。隨著收入水平提高和中等收入群體擴大，居民對產品品質、質量和性能的要求明顯提高，多樣化、個性化、高端化需求與日俱增。三是服務需求在消費需求中的占比明顯提高。隨著恩格爾系數持續下降、居民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和人口老齡化加快，旅游、養老、教育、醫療等服務需求快速增長。四是產業價值鏈提升對研發、設計、標準、供應鏈管理、營銷網絡、物流配送等生產性服務提出了更高要求。

供給側明顯不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一是無效和低端供給過多。一些傳統產業產能嚴重過剩，產能利用率偏低。二是有效和中高端供給不足。供給側調整明顯滯后于需求結構升級，居民對高品質商品和服務的需求難以得到滿足，出現到境外大量采購日常用品的現象，造成國內消費需求外流。三是體制機制束縛了供給結構調整。受傳統體制機制約束等影響，供給側調整表現出明顯的黏性和遲滯，生產要素難以從無效需求領域向有效需求領域、從低端領域向中高端領域配置，新產品和新服務的供給潛力沒有得到釋放。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供需結構再平衡的內在要求。供需結構錯配是我國當前經濟運行中的突出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主要表現為過剩產能處置緩慢，多樣化、個性化、高端化需求難以得到滿足，供給側結構調整受到體制機制制約。需求管理政策重在解決總量問題，注重短期調控，難以從根本上解決供需結構性矛盾，也難以從根本上扭轉經濟潛在產出水平下行趨勢。當前，只有加快出清過剩產能，處置“僵尸企業”，推進資產重組，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服務業，建立有利于供給側結構調整的體制機制，才能實現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增強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內生動力。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國際背景

全球低增長困境的癥結在于結構性改革遲緩。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后，美國、歐盟、日本等主要經濟體都采取了史無前例的量化寬松政策，通過直接購買資產和債券、降低利率甚至實行零利率或負利率等方式，大規模增加市場流動性，提振市場信心。但從實際效果看，全球經濟復蘇遲緩，市場需求持續低迷，大宗商品價格大幅回落，主要經濟體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放緩。可見，單一的需求刺激并沒有取得預期效果，需求管理的短期政策雖在抵御危機沖擊上發揮了一定作用，但中長期結構性問題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增強經濟增長動力還需要推進結構性改革。

國際分工格局重構對結構性改革提出緊迫要求。過去一個時期，歐美國家是主要的產成品消費市場，東亞國家是主要的生產基地，中東、拉美、非洲等地區是主要的能源原材料輸出地。國際金融危機后，這種“大三角”分工格局悄然發生變化。歐美國家信貸消費模式難以持續，轉向推進再工業化戰略，一些高端制造業出現回流；能源原材料生產國迫于新能源技術快速發展的壓力，著力延伸產業鏈，提高產品附加值；人力資源豐富的國家憑借勞動力低成本優勢，搶占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國際市場。全球分工格局加快調整，跨境資本重新配置，各主要經濟體都力求通過結構性調整提升分工位勢，爭取更有利的分工地位。

加快結構性改革是打造我國國際競爭新優勢的關鍵。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我國對外開放水平不斷提高，國際競爭力明顯增強。憑借低成本優勢和較強的產業配套能力，我國在全球貿易中的地位迅速上升。但也要看到，隨著我國要素成本逐步提高，傳統比較優勢逐步減弱，而新的競爭優勢尚未形成，面臨“前有圍堵、后有追兵”的雙重擠壓態勢。這就要求我國從供給側發力，加快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培育建立在新比較優勢基礎上的競爭優勢。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突出問題導向

著力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產能過剩、庫存過大是無效和低端供給的集中表現。2015年底，我國鋼鐵產能利用率已降至70%左右，煤炭產能利用率還要更低一些，產能過剩問題十分突出；商品房待售面積達7.2億平方米，創下歷史新高，尤其是三四線城市庫存壓力很大。過剩產能和積壓的庫存沉淀了大量的廠房、土地、設備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使得要素無法從過剩領域流到有市場需求的領域、從低效率領域流到高效率領域，降低了資源配置效率。去產能、去庫存是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提高經濟運行效率的根本舉措。

著力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有效和中高端供給不足是導致國內消費外流、消費潛力難以釋放等問題的主要原因。2015年我國居民出境超過1.2億人次，境外消費達到1.5萬億元人民幣，其中至少一半用于購物，而且購買的商品層次呈下移態勢，從以往的高檔奢侈品轉向性價比高的日用消費品。這反映了我國供給體系和產品品質明顯不適應市場需求變化，不適應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的要求。必須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供給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升有效供給能力。

著力推進體制機制改革。當前，行業準入限制阻礙了生產要素在行業間和行業內的自由流動；“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增大了民營企業進入障礙；金融市場不完善，降低了資金配置效率；市場誠信體系不健全、消費者權益得不到充分保護，致使消費者“用腳投票”，轉向境外消費市場；知識產權保護不力，抑制了企業技術創新潛力的釋放。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可以打通要素流動和再配置的通道，使生產要素從無效需求流向有效需求領域、從低端領域流向中高端領域，進而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仍要做好需求管理

供給和需求是宏觀經濟管理的兩個方面。供給和需求是對立統一的，保持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動態平衡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條件。供需不平衡、不協調、不匹配，會導致資源錯配和結構扭曲，影響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并不意味著放棄需求管理。需求管理重在短期調控，重在引導市場預期。在國際金融市場動蕩不定、國內面臨經濟下行壓力的背景下，做好需求管理可以改善市場預期，增強人們對經濟的信心，避免經濟下行與市場悲觀預期形成相互循環的放大效應。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離不開需求管理的配合。充分發揮需求管理的“穩定器”作用，可以避免經濟增速短期快速下行激化各種矛盾和潛在風險，避免增大改革的難度和成本。當前，要把握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時間窗口，根據改革的總體部署、時序安排和推進節奏，拿捏好需求管理的尺度，營造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為改革有序推進創造條件。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能發揮提振需求的作用。當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任務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最終落腳點是實現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比如，房地產“去庫存”政策中的保障房貨幣化，在棚戶區改造中以貨幣化形式鼓勵搬遷住戶購買存量房以及降低商品房首付比例等，在去庫存的同時將拉動裝修和家電等相關消費。“補短板”可以通過對貧困地區和農村地區增加投入、改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等來帶動投資和消費需求增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還可以通過產品和服務創新提高產品品質和質量，吸引和創造更多的國內外需求。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立足當前、著眼長遠

從化解當前突出矛盾入手。當前的產能過剩矛盾十分突出，部分行業出現周期性過剩和絕對性過剩的相互疊加，產品供給遠大于需求，使得工業品價格持續回落，企業利潤大幅下降，企業虧損面不斷擴大。與此同時，三四線城市和部分二線城市商品房庫存規模偏大的問題尤為突出，需要較長的消化周期。通過“去產能”，逐步化解工業領域的過剩產能，促進企業優勝劣汰，有利于工業品價格合理回歸，扭轉企業整體利潤下滑的局面。通過“去庫存”，減少資金無效占用，降低債務違約風險，保持房地產市場穩定，可以發揮房地產業體量大、關聯度高、帶動力強的作用，避免經濟運行出現大的波動。

著力防范和化解風險。當前，我國企業的債務水平相對較高，特別是重化工和房地產領域債務高企，資金鏈緊張，違約風險上升。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方面可以通過處置“僵尸企業”和不良債務，加快資產重組，提高資產收益率，改善資產質量，避免潛在風險的積累；另一方面可以通過“降成本”，減輕企業負擔，改善企業財務狀況和償債能力，降低銀行貸款不良率上升的壓力，引導資金更好地支持實體經濟發展，增強實體企業的活力，提高國民經濟整體效益。

重塑中長期增長動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僅要做好“減法”，還要做好“加法”“乘法”和“除法”。做加法，就是要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培育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生物醫藥、高端裝備、智能制造和機器人等新興產業，使新增長點匯聚成強大的增長動力。做乘法，就是要轉向創新驅動，加大研發投入力度，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完善科技成果轉化的激勵機制，提高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做除法，就是要提高單位要素投入的產出率，通過加大人力資本投資、加強職業技術教育，提高勞動者技能和在勞動力市場的競爭能力，提高勞動生產率；通過能源資源價格形成機制改革，引入市場化交易機制，提高能源資源利用效率，增強經濟的可持續增長能力。

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新常態的戰略行動，為新常態下“怎么干”指明了方向。我們要深入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以五大政策支柱為依托，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實現“十三五”良好開局，保持中高速增長，邁向中高端水平，努力實現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

第四篇：供給側改革

供給側改革

專業：會計一班 姓名：郭嘉瑋 學號：***

2016年十大流行語：

一、洪荒之力；

二、吃瓜群眾；

三、工匠精神；

四、小目標；

五、一言不合就XX；

六、友誼的小船，說翻就翻；

七、供給側；

八、葛優躺；

九、套路；

十、藍瘦，香菇。今天我就用經濟學原理來解讀一下何為供給側改革，正確理解供給側改革：看待中國經濟擺脫“速度情結”。

我國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必要性與對當前經濟下行的基本判斷相關。雖然經濟下行不排除仍然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主要表現為結構性問題，可以歸結為：有效供給不足和產能過剩并存。這是發展中國家的通病。發展中國家在轉向市場經濟體制時，所長期存在的結構、技術、效率三大問題，不會因轉向市場經濟就能自動解決，也不可能靠需求側的調節來解決。我國試圖通過消費、投資、出口三駕馬車來拉動經濟增長，問題是被激發出來的消費需求沒有形成對本國產品的現實需求，而是轉向國外，沒有起到對本國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

早在2012年底“新供給”學說就已經被我國一些經濟學者提出，這一學說的最初提出者，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滕泰，在《新供給主義宣言》中提出，“淡化總需求管理，從供給側推動改革”的宏觀政策主張。主張一經提出在國內產生的影響力持續發酵，2015年11月10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提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 同年11月18日亞太經合組織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上，習近平主席又一次提到要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至此，供給側正式提上我國深化改革的日程，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側重點將從需求管理向供給管理偏移。這一重大轉向有望迎來中國經濟實質性突破和轉折。今年以來，盡管中國經濟整體運行平穩，但結構性矛盾和下行壓力依然突出。這集中表現在部分重要指標回升基礎不牢、短期波動較大、筑底趨勢未明等。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人將對經濟盡快走出低谷的渴盼轉嫁到供給側改革上來，希望供給側改革能讓中國經濟取得“立竿見影”的增長效果。對此專家指出：一方面，增速隨著經濟體體量的增大而回落是客觀規律；另一方面，供給側改革著眼于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升級中的深層次問題，改革過程具有長期性、復雜性等特點，要求供給側改革讓中國經濟“迅速回升”無疑是過時思維和急躁心態的體現。增速回落符合規律對于任何一個經濟體而言，經濟增速隨著其體量的增大而回落是一個公認的規律。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黃朝翰近日表示，中國不可能永遠以6%—7%的速度增長，沒有哪個經濟體能夠保持這一高增長率，而“新常態”可以成為中國加快改革和對經濟結構進行再平衡的一次機會。“中國經濟的確正在調整，以前經濟增長是靠外力推動和勞動密集型企業，現在則是靠內需拉動和資本密集型企業。”黃朝翰說。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研究員張永軍對本報記者分析指出，經濟運行狀況表現為供給和需求兩個側面，總產出水平是總供給和總需求耦合的結果，而供給和需求都會受到多種復雜因素的影響。將對中國經濟回暖的期盼全部放在供給側改革上面，顯然忽視了經濟問題的復雜性，不符合中國關于總需求調控和供給側改革的論述。“供給側改革要影響產出，首先要對供給能力產生影響，這需要有一個生產要素組合的過程。相對而言，供給側的調整要比需求側的調整時間更長。因此，寄希望于供給側改革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既不符合經濟學原理，也不切合經濟發展的實踐經驗。”張永軍強調。其實，衡量經濟發展的尺子，從來都不只有“增速”這一把。這些不被有“速度情結”的人所重視的深刻變化，恰恰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所追求的方向。“陣痛”屬于必要成本在《韓非子·喻老》中，“扁鵲見蔡桓公”的故事可謂廣為人知。面對名醫扁鵲的多次善意提醒，蔡桓公卻采取了諱疾忌醫的態度，雖然回避了短期治療的陣痛，卻為日后重病纏身埋下了隱患。想要真正看透中國經濟，亦需要明白“改革有陣痛、但不改革就是長痛”這個道理。中央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針對的是中國經濟多年積累的深層次問題，是一個著力根本、放眼長遠的深層次改革，不僅不會出現“一蹴而就”“立竿見影”的“神功效”，而且也一定會以短期“陣痛”的形式作為必要的改革成本。只是，我們可以在改革中盡量控制“陣痛”，使之能夠為經濟社會所承受。

根據供給側的經濟學原理，“去杠桿”和“降成本”的目標都是激發企業活力，實質是給實體經濟企業減負，以調動其增加有效供給的積極性。現在實體經濟企業背負著“三座大山”：高稅、高息和高負擔。再加上連續46個月工業品價格指數（PPI）的負增長，企業有產量無效益，許多企業成為“僵尸企業”。就江蘇企業來說，比較突出的問題是金融杠桿高（互相擔保）導致企業成為“僵尸”。在此背景下，處置“僵尸企業”成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話題。面對這種狀況，結構性改革不能簡單地歸結為關停“僵尸企業”，而應該在“去杠桿”和“降成本”基礎上為企業減負，讓更多企業輕裝上陣。

從發展的角度“去杠桿”和“降成本”，著力點是要使企業這個經濟細胞活起來。“去杠桿”是針對企業金融債務過高而提出來的。企業過高的金融債務不僅造成過高的利息負擔，還到了資不抵債的地步，有些地方企業之間的貸款聯保還拖累了一批本身并無嚴重的企業。因此去金融債務的杠桿需要精準，需要尋求在債務鏈條中的突破口。政府和銀行需要從中尋求為負債企業解套的有效方式。有限度的精準的加必要的杠桿來去企業杠桿，不失為是四兩撥千斤的方式，對某些有發展空間的高負債企業采取“債轉股”的方式也可以進行嘗試。再就“降成本”來說，其必要的途徑就是為實體經濟企業減稅、降息、減費（如五險一金問題）、降低企業債務負擔。在為企業降成本方面需要處理好國民收入分配中國家、企業和職工三者的利益關系，突出企業利益。一方面，職工既要共享企業發展的成果，也要分擔企業風險，如果企業承擔不了職工的負擔而關門或裁減員工，最終受損的還是職工。另一方面政府要給企業讓利。前一時期政府改革的著力點是取消下放審批；現在則需要取消和減少各種收費。這對企業的起死回生必然起到杠桿作用。

供給側改革不能被引向“保企業”和“保職工”之爭。在以上“去杠桿”和“降成本”的基礎上處置“僵尸企業”，范圍必然會縮小。它不是指所有困難企業，而只是指采取各種激勵方式后仍然激不活的企業。處置“僵尸企業”最簡單的方法就是需求側的市場淘汰的方法。但是考慮到降低社會成本，不能簡單采取破產倒閉的辦法。保企業還是保職工之爭實際上是偽命題。保職工固然比保企業成本小，但國家能在多大程度多長時間保這些失業的職工呢？因此，處置“僵尸企業”應該在供給側更多采取并購重組的辦法，依靠優勢企業帶動這些企業走出困境、獲得新生，從而降低處置“僵尸企業”的社會成本。

第五篇：供給側改革

“供給側改革”與供給學派

2015年11月10日，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總書記強調，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它背后是一個影響巨大的經濟學派—供給學派。供給學派主張減稅、減開支、減管制、減貨幣發行或控制通脹。

供給學派最著名的模型就是拉弗曲線，拉弗曲線是一個簡單的描述稅率與稅收關系的模型，意在說明，提高稅率不一定能增加稅收，稅率的提高超過一定的限度時，企業的經營成本提高，投資減少，收入減少，即稅基減小，反而導致政府的稅收減少。供給學派重視發展生產，凱恩斯主義主張刺激消費，由于知識立場的分歧，他們提出的政策主張完全對立。供給學派主張給企業減稅，恢復企業活力；凱恩斯主義主張民眾多掏腰包，必要時政府幫忙消費。供給學派反對通貨膨脹，認為那樣是稀釋紙幣，不利于儲蓄；凱恩斯主義則一再鼓勵央行放水，恨不能將利息降至負數。中國人素以高儲蓄聞名，在前者眼中是經濟發展的后勁保證，在后者眼中卻是阻力。

里根上臺后，于1981年將供給學派的主張結合貨幣學派的主張一起運用到經濟管理中，并分解為削減不包括軍費在內的財政開支，對企業和納稅個人實施大規模減稅，減少對企業的干預，嚴格控制貨幣供應量、削減社會福利開支，逐年平衡預算等措施。這是“供給側改革”的第一次大規模實踐。從里根經濟學的實踐效果看，總體是正向的。從1982年12月至1988年5月，美國經濟持續增長65個月，1984年，美國一度實現預算收支平衡。雖然對貧困家庭的補貼減少，反映了供給學派“劫貧濟富”的性質。在此后的30年中，美國只在克林頓時期再次做到這一點。此外，美國的通脹率也由13.5%回落到低于5%。

什么是“供給側”？從字面理解，“供給側”就是相對于需求側，涉及供給的各個方面。所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指從供給側入手，針對經濟結構性問題而推進的改革。中國目前的結構性問題主要包括產業結構、區域結構、要素投入結構、排放結構、經濟增長動力結構和收入分配結構等六個方面的結構問題。這六個方面的結構性問題既相對獨立、又相互疊加，需要通過結構性改革有針對性地加以解決。與需求管理政策相比，供給側改革（或供給管理政策）具有如下三個特點：一是供給側改革強調發揮企業和創業者作為市場主體的作用，而需求管理政策主要強調政府宏觀調控的作用；二是供給側改革強調解決中長期健康和可持續發展問題，而需求管理政策更多強調解決短期經濟波動問題；三是供給側改革強調制度的變革與完善，而需求管理政策主要強調短期的政策調整。

供給側改革的實質就是要：一則形成新主體，即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發揮企業、企業家、創業者等在經濟發展的主導作用，同時要簡政放權，轉變政府職能，約束政府的“有形之手”，正確發揮政府的作用；二則培育新動力，即通過全面改革培育新的增長動力，通過全面創新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通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來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三則發展新產業，即一方面要尊重和順應經濟規律、市場規律，及時淘汰產能過剩和僵尸企業等，讓市場及時出清，避免資源浪費，及時化解經濟泡沫，避免系統性風險，另一方面要大力發展新產業、新技術、新業態等。推進供給側改革勢在必行

首先，需求管理政策的邊際效益在遞減。2008年國際經濟危機爆發后，為了保增長或穩增長，我們采取了一系列需求管理政策，如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和政府投資政策等。這些政策確實取得了一定的保增長效果，特別是在初期取得了明顯的效果，如四萬億投資推出后GDP增速自2009年一季度的6.5%快速上升到2010年一季度的12.1%。但此后需求管理政策的邊際效應在遞減，雖然連續多次采取了穩增長措施，但GDP增速自2010年一季度達到12.1%的高度之后，一直在震蕩下行，直至2015年三季度的6.9%，而且尚未扭轉下行趨勢。這就使得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為什么需求管理政策達不到預期效果？其核心原因恐怕是沒有完全找對病根，沒有對癥下藥。

其次，需求管理政策的副作用和后遺癥越來越大。由于需求管理政策主要是通過政府投資和釋放流動性等手段，拉動“三駕馬車”來實現經濟增長，屬于短期刺激政策，故在帶來經濟增長的同時，也造成了產能過剩、高房價或資產價格泡沫、地方債務壓力加大、企業效益下降、影子銀行、銀行不良資產率上升等副作用和后遺癥。鋼鐵、電解鋁、水泥、建材、造船等行業的產能利用率已下降到70%左右，許多城市的房價已大大超過多數居民的承受力，2014年中國債務占GDP的比重達到了235.7%，我國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已逼近2%的警戒線。這促使我們必須尋找新的出路。

第三，推進供給側改革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需要。我們要追求的發展是綜合考慮資源和環境承載力、兼顧當代人和后代人權益的可持續發展。可持續發展要求盡可能少地消耗資源能源、保護環境，而在推進工業化城鎮化過程中要做到少消耗資源能源、保護好環境，根本的出路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即以較少的資源能源投入獲得較高的產出。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基本途徑是發動“三大發動機”，即推進制度變革、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而推進供給側改革正是要培育“三大發動機”，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實現經濟的健康可持續發展。故推進供給側改革可以達到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的。

供給側改革的定義

總書記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的講話，更全面地為“供給側改革”下了定義：

其一，“要促進過剩產能有效化解，促進產業優化重組”。化解過剩產能，通過價格調整、企業整合淘汰、拓展外部市場是主要方式。這意味著，從央企到地方國企的整合將向下層逐級推開，“一帶一路”的建設進程將加快。這關系到產業層面供給的改善。

其二，“要降低成本，幫助企業保持競爭優勢”。這意味著企業將通過結構性減稅獲益。實際上，此前明確的“適當降低社保繳費水平”，與降低成本的政策信號一致。這是在財稅制度層面改善供給。

其三，“要化解房地產庫存，促進房地產業持續發展”。這是對房地產作為支柱產業的再次確認。促進房地產業持續發展，不僅因為這一行業能帶動鋼鐵、水泥、電解鋁等許多下游產業的發展，化解這些行業的產能，有效拉動就業，還在于從推進“人的城鎮化”考量，房地產業的發展是讓2.5億缺乏相應市民權利的城鎮常住人口能真正定居下來的必要物質前提。這是在調控層面消除供給制約。其四，“要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加快形成融資功能完備、基礎制度扎實、市場監管有效、投資者權益得到充分保護的股票市場”。這一論述表明了最高領導層對股市發展的態度。股市既是企業的直接融資平臺，也是普通投資者合法獲得財富、提高消費能力的主要平臺。這是在資本層面強調供給的穩定性。產業層面、調控層面、財稅制度層面、資本層面的新部署，勾勒出了“供給側改革”的重點領域和規模。顯然，這些層面的改革都非一日之功可竟，這也表明“供給側改革”不是針對經濟形勢的臨時性措施，而是面向全局的戰略性部署。

供給側改革理論并非始自供給學派

供給側改革的相關理論與經濟學歷史一樣源遠流長，絕非始于供給學派，只不過供給學派提出了較鮮明的供給管理政策而已。

從經濟思想史和經濟史來看，供給管理政策而非需求管理政策在歷史上居于主導地位。古典經濟學大師斯密全面系統地抨擊了重商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強調勞動和資本等“供給側”因素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強調了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作用，強調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關鍵作用，強調政府只能發揮“守夜人”的作用。法國經濟學家薩伊提出了著名的“薩伊定律”，認為供給會創造它自己的需求，將供給管理思想發揮到了極致。

西方供給學派的政策主張——“四減四促”（減稅、減管制、減壟斷、減貨幣發行，促私有化、促市場競爭、促企業家精神發揮、促進技術創新），其中多數確也是中國供給側改革要考慮的重要內容。但由于中國體制具有特殊性，我們一定要認識到：一方面，其中有些政策主張在中國是不適用的；另一方面，中國的供給側改革需要考慮和解決的問題比它要豐富得多。

美聯儲加息對中國的影響：2015年美聯儲加息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年12月18日，北京12月17日凌晨消息 美國FOMC利率決策0.25%-0.5%，預期0.25%-0.5%，前值0.0%-0.25%，這是美聯儲2006年以來聯儲首次加息。美聯儲維持0%利率已長達78個月，超過1854年以來美國經濟經歷的任何一次低利率復蘇期。

美國經濟的好轉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進我國出口，但由于美國的消費尚未完全企穩，所以美國的緩慢復蘇對中國出口的刺激作用不大。但美國的復蘇及預期的加息將使中國的國際資本的外流壓力進一步增加，也刺激資本和金融項目逆差的進一步擴大。在美聯儲于2014年11月退出量化寬松后，加息就僅僅是一個時間問題。依據就業與通脹的數據及趨勢，市場普遍調整了原先2015年年中加息的預期。美聯儲加息速度和力度的預期上升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不容忽視，但如果超出預期，則可能導致新興市場經濟體的這些國家出現大幅度資本流出，匯率大幅波動，進而導致經濟增長減速，從而減少對中國的進口需求。即使忽略由于國際游資特別是熱錢出逃所引起的對整個金融系統的負面沖擊 而單純探討美聯儲加息如何通過貿易途徑影響中國，我們可以得到其對中國經濟影響的最保守估計也是不容樂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