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3年度饒宗陽診所總結報告

2013年度饒宗陽診所總結報告

一年來，我診所在上級主管部門的領導下，認真做到依法職業，為群眾提供優良的醫療服務。現將診所年度工作總結如下:

一、我診所《醫療機構職業許可證》核準的科目是中醫科，在開展醫療活動中能夠嚴格的按照核準的醫療科目職業，沒有超范圍行醫。

二、診所現在有執業醫師1人，執業護士1人，己經辦理執業手續，取得相應的執業證書，三、診所各項管理規章制度完善，并做到制度上墻，制定有醫師和護士崗位職責。

四、熱情周到為病人服務，關心病人疾苦，耐心細致詢問病情，為患者認真進行檢查、診斷和治療，全年診療患者1500人次，沒有發生任何醫療差錯和醫療事故。同時積極參與社區義診活動。

五、能夠按照規定使用醫療文書、配備門診日志、處方，傳染病登記本、消毒登記本、一次性使用醫療器械毀形登記本和收費標票據等。對就診病人進行登記，書寫門診日志，用藥開具處方。

六、加強藥品采購和保管工作，使用藥品全部從具有藥品經營資質的企業購進，并存有票據，不向非法企業和個人購進藥品，不使用假冒偽劣品和過期、變質藥品，確保醫療用藥安全。

七、醫療廢物處理及時，將醫療廢物定時送往有資質處理的上級醫療機構代為處理，并進行廢物處理情況登記。

八、嚴格按照上級要求開展重點傳染病疫情防控工作，在疫情防控期間對重點發熱病人及疑似病人及時轉診上級醫院。

九、能夠按照上級要求開展衛生知識宣教活動，給合日常診療工作向患者宣傳衛生防病知識，積極參與社區組織的愛國衛生運動，平時做到天天打掃診所衛生，定期消毒，保持診所環境整潔。

星沙泉塘饒宗陽中醫診所

負責人：饒宗陽

2013

年5月9日

第二篇：饒宗頤先生介紹

饒宗頤先生介紹

生平簡介

饒宗頤是我國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考古學家、文學家、經學家、教育家和書畫家，是集學術、藝術于一身的大學者，又是杰出的翻譯家。香港大學副校長曾這樣評價他：“香港如果出了一個饒宗頤，就不會是文化沙漠了。”而他又是以“辛苦待舂鋤”來謙虛地評價自己一生成就的。饒先生和季羨林齊名,學界稱“南饒北季”。

饒宗頤，1917年8月9日。生于廣東潮安。字固庵，號選堂，廣東潮州人。幼耽文藝，18歲續成其父所著潮州藝文志，刊于領南學報。以后歷任無錫國專、廣東文理學院、華南大學等教授。1949年移居香港，任教香港大學，并先后從事研究于印度班達伽東方研究所，又在新加坡大學、美國耶魯大學、法國高等研究院任職教授。1973年回香港，任中文大學講座教授及系主任。饒教授于1962年獲法國漢學儒蓮獎，1982年獲香港大學頒授榮譽文學博士，后任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榮譽講座教授。1993年為上海復旦大學顧問教授。饒教授學術范圍廣博凡甲骨、敦煌、古文字、上古史、近東古史、藝術史、音樂、詞學等，均有專著，出版書40種，學術論文過三百篇。藝術方面于繪畫、書法造詣尤深。繪畫方面，擅山水畫，寫生及于域外山川，不拘一法，而有自己面目。人物畫取法白畫之白描畫法，于李龍眠、仇十洲、陳老蓮諸家之外，開一新路，影響頗大。書法方面，植根于文字，而行草書則融入明末諸家豪縱韻趣，錄書兼采谷口、汀洲、冬心、完白之長，自成一格。饒宗頤家中“天嘯樓”藏書達十余萬卷,為當時粵東最富盛名的藏書樓。同鄉評述

同鄉林倫倫對饒先生的評述：

先生“業精六學，才備九能”，迄今已出版著作50余部，發表論文400多篇，在敦煌學、甲骨學、詞學、史學、目錄學、楚辭學、考古學、書畫、音樂、韻學諸方面都有了不起的成就，在海內外享有崇高的聲譽。

饒宗頤先生，字固庵，又字伯子、伯濂，號選堂。饒先生的父親在家中排行第三，名寶璇，字純鉤，后改鍔，號鈍鹿，又號茲園居士。饒鍔老先生畢業于上海法政學校，參加過南社，是一位思想進步的學者，曾著《〈佛國記〉疏證》、《王右軍年譜》、《慈禧宮詞百首》、《潮州西湖山志》等。饒老先生還是位豪俠儒商，在潮州開有錢莊，喜藏書，好名流，青年進步作家馮印月等人都曾得到過他的支持。饒老夫人蔡氏出自名門，祖父蔡一桂，清同治任資政大夫，父蔡子淵進士出身，戶部主事。

在這樣良好的家庭環境中，饒宗頤先生從小就培養了好學多思的性格，兒時喜讀《三國》、《封神》、《三俠五義》一類古典小說。6歲始習書法國畫，尤愛畫佛像。至10歲，能誦《史記》，歷閱佛典經史詩詞曲賦。11歲從畫家楊栻學習繪畫山水、花鳥及宋人行草。期間將楊家所藏的任伯年名作一百多幅都臨摹了一遍，為書畫創作打下了堅實基礎?? 學術研究 《潮州志》

1946—1949年饒宗頤總纂的《潮州志》由潮州市地方志辦公室補編重刊，編印工作業已告竣，于8月3日正式出版，為建設文化潮州獻上一份厚禮。

去年8月3日，國際漢學大師饒宗頤教授簽署委托書，囑托潮州市地方志辦公室補編重印《潮州志》。在市領導關心支持下，市志辦組織眾多文史專家和熱心史志人士辛勤耕耘，終于在一周年后完成補編重印工作，樣書即由市主管史志工作的領導專程敬呈饒宗頤教授。

重刊的《潮州志》是一部鴻篇巨著，全書按1949年已刊行版式編為10冊，4400頁，230多萬字，合為《古瀛志乘叢編》一大集，將于近期向海內外發行。重刊的《潮州志》補編卷首一冊編入4篇序文：民國時期曾任鐵道部長、廣東省文獻會主任葉恭綽1949年夏撰 1 寫的《潮州志序》，廣東省原省長盧瑞華2004年8月撰寫的《重印〈潮州志〉序》，香港潮屬社團總會創會主席陳偉南2004年7月撰寫的《重印饒氏〈潮州志〉序》，饒宗頤2005年6月撰寫的《重刊〈潮州志〉序》。

原已刊行20分冊按原版式掃描重印，編為第一至第六冊。第一冊為沿革志、疆域志、大事記；第二冊為地質志、氣候志、水文志、物產志三·藥用植物、物產志四·礦物、交通志；第三冊為實業志一至四，六、七，即農業、林業、漁業、礦業、商業、金融等專志；第四冊為兵防志、戶口志、教育志；第五冊為職官志；第六冊為藝文志、叢談志。新補五個志稿編為第七、八冊，第七冊為山川志、實業志五·工業、民族志；第八冊為風俗志、戲劇音樂志。補編志末一冊，編入潮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副主任沈啟綿撰寫的《重刊〈潮州志〉后記》，黃繼澍根據檔案資料撰寫《潮州志纂修經過》，并附錄部分修志檔案資料復印件。

這部補編重印的《潮州志》填補民國時期按舊府地域新編大型志書的空白，是原潮州府地域一部承先啟后的治書信史，為當代編修地方志樹立承先啟后、創新體例、典式垂范的豐碑，為潮州歷史文獻庫增添寶貴典籍，為潮學研究提供翔實的史志資料，為潮州歷史文化名城增輝。

饒氏在當代中國學術史上的地位，可簡明概括為如下三點：

（一）本世紀自王國維以來的中國傳統人文學術研究，一個大的趨向即如何在乾嘉諸老的基礎上再向上一層。向上之路，依學者個人的天資稟賦與治學風格、學術背景的差異而呈現不同面貌。如陳寅恪先生以史論擅勝，錢鐘書先生以文心見長等等。但總的精神是地下文物與紙上文獻互證、異族故書與吾國舊籍印證以及外來觀念與民族學術融合。這一總的精神，是中國傳統學術經由二十世紀的社會科學洗禮、錘煉其學術性格，然后重返中國傳統學術文史哲不分家的返本開新之路。由分而合，正是中國人文學術的內在生命所使然。饒宗頤經其特殊的個性聰明才智，正是處于此一學術潮流中的前線人物，其成績足以與當代一流大師相頡頑。

（二）由于1949年至1978年的特殊時代因素所造成的閉關鎖國狀況，尤其是文革十年**對于中國文化的瘋狂踐踏，中國人文學術研究缺乏應有的成就與活力。而這一段時期，正是饒氏學問生命的精進期，也正是他成長為中國與海外漢學研究不多的橋梁人物之一的時期。譬如，一九五六年，饒宗頤發表《敦煌本老子想爾注校箋》，將倫敦所藏這部反映早期天師道思想的千載秘籍，全文錄出，兼作箋證，闡明原始道教思想。其后不久，法國的中國宗教學權威康德謨即以此書教授諸生，以至引發后來歐洲道教研究的長期計劃。在二十一世紀的“東學西漸”史中，饒宗頤是一個重要的開風氣的人物。如果說，二十一世紀的東學西漸必資延續下去的話，饒宗頤的學術位置亦將因此而顯出其重要意義。

（三）饒宗頤在學術上與藝術上的造詣均達到相當高的水準，他集學問與藝術為一身，以其博洽周流、雅人深致的境界，成為當代罕有的國學宗匠。同時，他的文化世界具有自信、自足、圓融、和諧的特點。整個二十世紀，一般知識人都覺得一定要在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新派”與“舊派”之間做選擇的時候，他卻沒有一種焦慮與困惑。他的世界里，東方與西方沒有鴻溝，古代與現代之間沒有裂罅。饒宗頤的學問、藝術與文化人格、與香港一地有極為重要的相似性。是特殊的地緣所造就的學術文化史現象。這一范式所樹立的標格，將對于未來的中國學術具有重要啟示意意義。

藝術方面于繪畫、書法造詣尤深。

繪畫方面，擅山水畫，寫生及于域外山川，不拘一法，而有自己面目。人物畫取法白畫之白描畫法，于李龍眠、仇十洲、陳老蓮諸家之外，開一新路，影響頗大。書法方面，植根于文字，而行草書則融入明末諸家豪縱韻趣，錄書兼采谷口、汀洲、冬心、完白之長，自成一格。

饒宗頤教授是“當今集學術和藝術于一身的一代英才”，他的書畫藝術秉承了中國明清 2 以來文人書畫的優秀傳統，充滿“士夫氣”，是當今社會難得的“學者型”書畫藝術家，他的山水畫寫生和人物白描，獨具一格。他的國畫題材廣涉山水、人物、花鳥，有傳統流派的摹仿，有世界各國的風光寫生，更有自成風格的創作。書法方面，植根于古文字，而行草書則融入明末各家豪縱韻趣，隸書兼采殼口、汀洲、冬心、完白之長，自成一格，真草隸篆皆得心應手，從大幅中堂、屏條、對聯到方寸空間小品，風格多樣，而沁人心扉的書卷洋溢于每件作品之中，是名副其實的文人書畫。

饒宗頤教授先后舉辦過多次書畫展，出版了很多書畫集，每次都引起轟動，引來無數贊譽聲，他的作品已為世人所共知，并成為書畫收藏家搜尋的對象。早在1994年9月7日《饒宗頤教授書畫展》在北京中國書畫研究院展覽館揭幕時，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曾親臨剪彩，首都各界知名人士有200多人出席，中央電視臺在新聞聯播中給予了重點報道。

除了詩詞和書畫，饒宗頤在音樂上也有著一定造詣。音樂文學以及中國音樂史的研究，是饒宗頤的重要學問領域，于此建樹甚多。然他不僅是一個音樂史方面的學者，還是一個資深的古琴家。饒宗頤蓄有古琴數張，其中一張是北宋郭之所藏“萬壑松”琴，關于這琴他曾有《凄涼犯》詞詠其事。早年由于研究詞曲音樂的關系，饒宗頤對于古琴藝術漸漸入迷，50年代從嶺南古琴名家容心言先生習指法，終有所成就。并對琴譜、琴史產生研究興味，在這方面也有大成，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就是《宋季金元琴史考述》，此文可謂中國近現代第一部系統論述古琴藝術發展的斷代史，發表后為海內外學者和古琴家所傳誦。獲勛簡介

饒宗頤教授歷年獲獎及榮銜表：1946年廣東省文獻委員會委員；1962年法國法蘭西學院漢學儒蓮獎；1963年印度班達伽東方研究所永久會員；1974年法國遠東學院院士；1979年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榮譽高級研究員；1980年巴黎亞洲學會榮譽會員，該會是歐洲最古老亞洲學會；1982年香港大學榮譽文學博士；1982年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榮休講座教授；1982年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榮譽講座教授；1986年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榮譽講座教授；1987年香港大學中文系榮譽講座教授；1993年12月法國索邦高等研究院人文科學博士，為該院建院125年頒授的第一位人文科學博士；1993年12月法國文化部文學藝術勛章；1994年汕頭市潮汕歷史文化研究中心潮學研究特別獎，饒教授將全部獎金捐贈香港中文大學敦煌吐魯番研究中心；1997年北京大學開設之原校長湯用彤學術講座首位主講教授；1998年香港海外文學藝術家協會中華文學藝術家金龍獎、國學大師榮銜，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首任榮譽院務委員。學術地位與影響：饒宗頤教授對于敦煌學、甲骨學、古文字學、考古學、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國文學藝術史及世界比較文化史等方面的學術影響，已有季羨林、李學勤、錢仲聯、姜伯勤、李聯升等中國著名學者以及戴密微、池田溫、吉川幸次郎等海外漢學家著文評價，收入香港三聯書店《論饒宗頤》一書（1995年出版）。世人評說

專家嘆服:“只要觸角所及,饒宗頤莫不一針見血、入木三分”

饒宗頤的談話,昭示了這位飽學之士對“國本”始終懷有一顆敬畏之心。他在1959年出版的甲骨文著作《殷代貞卜人物通考》中提出考史與研經合為一轍的主張,認為“史”是事實的原本,“經”是事實中提煉出來的思想;由“史”到“經”就是由實踐上升為理論的過程。中國古人既研史、更讀經,是因為經是史的理論總結,具有普遍性,因而更有指導意義。中國文化的主體是經學,所以他對我們民族的古經史深懷難以表達的敬意,研究國學不能褻瀆“國本”,要愛惜、敬重“古義”,順著中國文化的經絡本義闡發經史。

1982年,饒宗頤提出從田野考古、文獻記載和甲骨文研究相結合來研究夏文化的“三重證據法”,至2003年歸納為:盡量運用出土文物的文字記錄,作為三重證據的主要依據;充分利用各地區新出土的文物,詳細考察其歷史背景,做深入的研究;在可能范圍下,使用同時代的其他古國的同時期事物進行比較研究,經過互相比勘后,取得同樣事物在不同空間的一種新的認 3 識與理解。學術界普遍認同這是繼王國維“二重證據法”的前進。饒先生就是在甲骨文中考證出江水之神“帝江”、長江上游的“邛方”,解決殷商統治范圍等等問題。

《周易》,中國最古老的文化典籍,饒宗頤將其視同東方的《圣經》。1974年轟動世界的長沙馬王堆出土西漢帛書《周易》抄本,立即引起饒宗頤關注,幾年后爭取觀摩了帛書的影印照片,回港后憑著1974年7月《文物》上僅僅發表的一頁抄本的圖版,寫出具有重要學術價值的《略論馬王堆〈易經〉寫本》一文,提出六方面的研究成果。比如指出馬王堆帛書本的卦序與后世通行本的卦序不同,以“乾”為首,繼之以“艮”(通行本乾、坤、震、巽、坎、離、艮、兌),將其與“京氏易”八宮卦乾、坎、艮、震、巽、離、坤、兌排序比較,認為馬王堆寫本開其先河,而通行本卦序與同時代燕人韓嬰所傳相同,與帛書本出于不同傳本;又將帛書本與漢代“中古文本”相比較,認為二者相近,充分肯定了帛書本的文獻價值;還將帛書本《周易》與西漢初年長沙王傅賈誼的《新書》中易說相比較,認為“墓中《易經》寫本適當賈誼時代,誼在長沙所見之《易經》及傳,當為此類,其時《系辭》與《說卦》尚未離析也”。這些至今都是不刊之論。

1992年9月馬王堆發掘20周年之際,內地學術界出版了《馬王堆漢墓文物》,全文發表了《刑德》乙篇,饒宗頤以最快的速度于10月份寫出《馬王堆〈刑德〉乙本九宮圖諸神釋——兼論出土文獻中的顓頊與攝提》一文,不但對帛書《刑德》九宮圖進行了復原研究,而且對該圖中所列諸神名進行了令人信服的考證。如考證位于四仲的四方神名:“東方木,其神大皋,西方金,其神大皋,西方的‘大’字,必是‘少’字之寫誤,即大昊與少昊。”簡明扼要幾句話,就將令人暈頭轉向的迷惑點明了;接著是破解帛書本北方之神“湍王”即“顓頊”,令人豁然開朗,并指出:“顓頊之名,未見于出土文物,是圖作‘湍王’,乃是首次,故極可貴。”這些富于首創性的解讀,成為經典性的詮釋。

看過屈原《離騷》的讀者,一定記得開首:“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但“攝提”是什么?眾說紛紜,讀者不甚了了。饒宗頤考證帛書《刑德》四隅神名的西南“聶氏”,指出“氏”與“是”古文通用、“是”與“提”經常借用;而“聶”、“攝”通假。結論是:“聶氏”即“攝提”。他從《周易·坎》九五爻辭、《說文》、《公羊傳》、《初學記》、《左傳》等古籍中旁征博引,信手拈來,然后指出:“攝提星名,本隨斗杓所指,《史記》索引引緯書《元命苞》云:‘攝提之為言提攜也,言能提攝角。’《御覽》星下引《天官六星占》:‘歲星一曰攝提’(“攝提貞于孟陬”,即歲星恰值孟陬正月時節),石氏(石申)有《攝提六星占》。聶氏之為攝提,既是星名,亦為神名。《淮南子·地形訓》云:諸稽、攝提、條風之所生也。為八風神之一,攝提出現于考古材料,此為初次,原亦作‘聶氏’,以往有人認為攝提格為外來語,此可證其不確。”文章發表至今,凡是研究帛書《刑德》的學者,無不認同饒宗頤的見解。

專家們嘆服,饒宗頤對馬王堆帛書并非全面研究,“但只要觸角所及,莫不一針見血、入木三分,只有博學多才的通儒才能達到如此境地”。

論者評價:饒氏治學,“幾乎沒有一個時代是‘交白卷’的”

通儒,學兼中西。饒宗頤知古而不泥古,深植中華文化的沃土而能超越民族文化的局限,從世界人類文化的高度審視本民族文化及其與各民族文化的關系。他走的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道路,采用的治學方法卻有異于傳統,因而才取得超邁前人的成就。他的標新立異,首先源于他對自己民族文化的深入研究,其次是以自己的中華文化之心去深刻理解和感受各不同文化的差異。饒宗頤跳開中國看中國,所以對“國學”、“國學大師”等提法都有保留。他說,國學就是本國的文化,每個國家都有本國的文化,把中華文化稱為國學,放到世界上就不通了,因此主張稱“漢學”或“華學”更準確。他于1995年創辦以中文為媒介的大型國際性學報《華學》并自任主編,由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清華大學國際漢學研究所、中山大學中華文化研究中心及泰國華僑崇圣大學中華文化研究院聯合主辦,至今已出版8期。

他說,研究傳統中國學問,最好使用中文撰寫論文才不隔膜,《華學》發表的論文深受國際學術界重視。

采訪中筆者提到,近年內地有學者一反傳統觀念,指家喻戶曉的忠臣諸葛亮對天下大事看法一成不變,還是大大的奸臣,岳飛不是民族英雄等等。對這些“研究成果”,究竟應怎樣看?饒先生沒有正面回答,只淡淡地說:歷史人物要放到歷史環境中看,《三國志》是晉朝人編的,比如“隆中對”里是出山前的原話還是后代史家歸納的文字要搞清,否則站在后來的角度看當時,就真成了“事后孔明”了。

饒宗頤重視“國本”,又能會通古今中外。論者評價:“饒氏治學所涉及的時代,從上古史前到明清,幾乎沒有一個時代是‘交白卷’的。”他通曉漢語中文及閩、粵等多種方言和英、法、日、德、印度6國語言文字,對古梵文、古巴比倫楔形文字也頗有研究,這連其本國人都鮮有通曉的。因此他史識廣博,了解西方和東方一些國家的歷史文化,能在古今中外文化的交匯比照中,互動認知,不斷發明,提出和解答中國歷史文化的新問題,想他人所未想,道他人所未道。而一旦公布,便成人所共想,其觀點便為世所公認。

以他在域外漢學傳播方面的成就為例,他是編錄新馬華人碑刻、開海外金石學先河的第一人;是在日本東京出版《敦煌法書叢刊》、在國際學界講敦煌本《文選》和據倫敦敦煌卷子講禪宗史上摩訶衍入藏問題的第一人,如今“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已成歷史;是在國際上講巴黎所藏甲骨、日本抄本《文選》五臣注的第一人;是利用日本石刻證明中日書法交流并非始自唐朝的第一人;是講有關越南歷史《日南傳》的第一人;辨明新加坡古地名及翻譯譯名,并撰寫新加坡前代史《新加坡古事紀》的第一人;利用中國古代文獻補緬甸史的第一人;等等。這些都體現了他在學術研究上開闊的國際視野,既注重中國歷史文化和典籍在海外流傳的各種形態的研究,又對其在中國歷史文化的源頭不懈求索。在1956年《敦煌本老子想爾注校箋》中,將倫敦所藏這部早期天師道思想秘籍公諸于世,并作出箋注,從而引發了當年歐洲學界對中國古代道教研究的熱潮。

饒宗頤是第一個把古印度河谷的圖形文字與漢語系材料進行比較研究的學者,發現這種不明語系的圖形文字竟然與中國古代的陶文、甲骨文有著許多類似的跡象,為揭示該古老文化演進秘密和中印文化交流歷史開辟了新途徑。他又比較屈原《天問》與印度、伊斯蘭古文獻,發現“發問”文學在不同文化中都有存在,進而提出文字人類學和文學人類學的新課題,主張把史學研究的視野擴展到整個人類所創造的文化上來。因為他了解本民族文化、也了解他民族文化,因而他既不盲目自大,也不妄自菲薄。

他由埃及文化代表作之一的《死書》、波斯詩人將死視作“蜜糖”,聯想中國人的生死觀,認為“死在中國人心里沒有很重要的地位,所以造成過于看重現實、只顧眼前的極端可怕的流弊”。

他也不是凡事必中國古代第一。比如他研究認為,我們引以為豪的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立郡縣制,他則與波斯帝國大流士一世之父Cyrus于公元前五三九年克服巴比倫后統治萬民,在圓筒刻石上明功記德、稱百姓為Black-headed people(黑首)相比較,認為“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二二一年)統一天下,刻石頌德,分立三十六郡,更民名曰黔首(黑首),頗疑遠受到波斯分省制度之影響,而‘黔首’一名則承襲西亞之舊稱。”

張大千評價說︰“饒氏白描,當世可稱獨步”。學者對他的書法評價是:“無所不能”

饒宗頤是學術大師、教育家,1935年受聘于國立中山大學廣東通志館,抗戰后期的1943年至1945年,任西遷廣西的無錫國專教授,1946年任廣東文理學院教授,1947年至1948年任汕頭華南大學教授兼文史系主任,1949年10月起定居香港。自1952年至1968年,歷任香港大學中文系講師、高級講師、教授,1968年至1973年任新加坡大學中文系首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1973年至1978任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至退休。這期間,他先后赴印度班達伽東方研究所、法國國立科學中心、美國耶魯大學研究院、法國遠東學院、法國高等 5 研究院、日本京都大學及北京大學、臺北中研院等多所大學、研究機構從事研究工作,并獲得法國法蘭西學院儒林漢學獎、法國索邦高等研究院建院125年來第一個人文科學榮譽國家博士學位和法國文化部藝術及文學軍官勛章,2000年獲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香港最高榮譽“大紫荊勛章”。

饒宗頤說,他幼年跟隨金陵楊栻先生學畫,楊先生家藏海上任伯年氏繪畫盈箱,得以時常臨寫,且皆為抵壁揮毫,故至八十以后,仍能縱筆作巨幅人物。他的師古作品,大多數已不是對摹原作,不追求亦步亦趨的形似,而是在其中摻合了他對古人作品的獨特理解與體會。他的山水畫不論寫景或造景山水,都發山川之壯美,寫天地之靈秀。他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即因學術、藝術交流或研究,游歷亞、歐、北美、澳洲諸地,所見所聞一面發之于詩詞吟詠,一面以寫生簿相隨,歸來據此形諸丹青。他在巴黎觀摩研究伯希和昔日從敦煌運走的經卷,從中發現卷背及卷尾唐人所繪白描畫稿;又數度親往考察敦煌、榆林壁畫及樓蘭、吐魯番等地木簡,故壘殘壁,流連往返,著成《敦煌白畫》一書及一批敦煌學著作。其人物畫,能于任伯年、張大千諸氏外,別開一徑,張大千評價說︰“饒氏白描,當世可稱獨步。”

學者對他的書法評價是“無所不能”。他自敘自髫齡習書的歷程,從唐顏真卿“大字麻姑仙壇”入手,然后漢張猛龍碑、晉爨寶子碑、唐歐陽詢化度寺碑等處植基,參以宋人蘇、黃、米三家以廣其趣;至于甲骨、金文、簡帛及兩京碑碣,皆攝取其意。故不論篆隸楷草,皆能于古人筆意之上發展。他對敦煌書法也有專攻,曾選取巴黎所藏敦煌經卷精粹編為《敦煌書法叢刊》29冊。他對前人書畫藝術的高度觀察力及轉化能力,使他的書法能夠寫出各種不同形象,但卻又能保持強烈個人面目,包括把古代一些不是書法家所寫的字,變成他自己面目的古文字書法。

70歲前后,饒宗頤畫風轉變,不論山水人物及花鳥,都突破古人的規范,縱筆自如,堪稱“從心所欲不逾矩”。至今90高齡,創作力依然驚人,在敦煌風格的繪畫上,發展出一種使用其獨特蒼勁老辣的筆勢繪寫敦煌壁畫的畫意,不求其形似,而神韻直追北魏、隋、唐,為敦煌繪畫開了一個新的路向。2006年,他提出中國山水畫“西北宗”說,他一面撰文討論,一面用他獨特的筆法與墨法,去為西北地區山水寫照,作為山水畫“西北宗”的實踐。年表簡編

1917年——8月9日（農歷六月二十二日）生于廣東省潮安縣城（今潮州市湘橋區）。父親饒鍔，為潮州大學者，著作甚富。幼承家學，未冠整理其父遺著“潮州藝文志”，于1937年刊登“嶺南學報”，以此知名。

1929年——從金陵楊栻習書畫，攻山水及宋人行草，開始抵壁作大幅山水及人物。

1930年——饒宗頤以優異成績入省立金山中學，總有“吃不飽”的感覺，因不愿浪費時光僅讀一年便輟學。期間古文教師王弘愿指導他“學古文要從韓文入手”，對饒先生影響頗深。其時饒家常常高朋滿座，如文學青年馮印月、馮瘦菊，詩人柯季鶚、戴貞素，畫家王顯詔、楊栻，詞學大家詹安泰等，都是饒家的常客。

1933年——詠優曇花詩，一時驚諸老宿，競相唱和。饒鍔老先生因編寫《潮州藝文志》勞累過度在饒宗頤17歲這年便匆匆離開了人間，年僅42歲。饒宗頤繼承父志，一面將父親詩文遺稿編成《天嘯樓集》，另一面旁搜博采，拾佚鉤沉，完成《潮州藝文志》，后刊于《嶺南學刊》。

1935年——受詹安泰先生委托，代授國文課于韓山師范學校，旋被聘為中山大學廣東通志館纂修，同年加人“禹貢學會”。1935年至1937年——應中山大學之聘任廣東通志館專任纂修。

1938年至1939年——在詹安泰的舉薦下，饒先生受聘為中山大學研究員。當時廣州淪陷，中山大學遷往云南澄江。饒先生擬繞道香港入顛。不料路途坎坷，抱病留港。當時香港集中了各界名流，得知饒先生在港，紛紛投以殷勤。著名學者王云五通過友人邀請他參加《中 6 山大辭典》的編輯，書法家葉恭綽也力邀饒先生加盟《全清詞鈔》的編簒。這兩項工作使饒先生有機會閱讀到不少一流藏書家的各種珍本。饒先生的學識有了一個質的飛躍，他對國學的研究一發不可收拾，幾年間先后撰寫《廣東易學考》、《尚書地理辨證》、《說文古文考》、《古史新證補》、《西漢節義傳》，《金文平議》等，受到顧頡剛的看重并受約為他的《古史辨》撰著第八冊《古地辨》和史書《新莽史》。

1940年——饒先生完成成名作《楚辭地名考》，著名學者童書業欣然為之作序云：“考據之學，愈近愈精，讀宗頤饒君之書，而益信也。君治史地學，深入堂奧，精思所及，往往能發前人所未發！”

1943年——赴廣西任無錫國專教授。成《瑤山詩草》。

1946年——任廣東文理學院教授。《楚辭地理考》出版。復任汕頭華南大學文史系教授、系主任，兼《潮州志》總纂，被推選為廣東省文獻委員會委員。

1948年——入臺考察高雄縣潮州鎮。

1949年——移居香港。其間出版《韓江流域史前遺址及其文化》、《海南島之石器》。

1952年至1968年——歷任香港大學中文系講師，主講詩經、楚辭和六朝詩賦、古代文論及老莊哲學。出版《明器圖錄》等。

1954年——在日本東京大學教養學部講授甲骨文。在廣島會斯波六郎、小尾郊一教授，與池田末利教授偕游宮島，有詩紀行。

1955年——再赴日本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從事甲骨學研究，著《日本所見甲骨錄》、《長沙出土戰國楚簡初釋》、《潮瓷說略》、《〈人間詞話〉平議》。

1956年——在日本向神田喜一郎詢日本填詞史，與吉川幸次郎談詩，與斯波六郎談“文選”學，與水原琴窗、水原江渭父子談詞，到京都大原山聽梵唄，聽多紀穎信演奏日本雅樂。出席巴黎國際漢學會，結識了法國漢學家伯希和的高足戴密微。戴陪同他游覽了各處名勝。在法國國家圖書館里，饒宗頤第一次閱讀了原版敦煌經卷，想到當時中國的敦煌學已經落后于外國，他暗下決心，一定要好好研究，為國人爭一口氣。出版《楚辭書錄》、《巴黎所見甲骨錄》、《敦煌本老子想爾注校箋》。

1957年——《戰國楚簡箋證》出版。

1958年——游意大利，返港經黎巴嫩，在貝魯特晤高羅佩。臨別高贈一本萬歷本《伯牙心法》，饒賦詩兩首回贈。出版《楚辭與詞曲音樂》、《長沙出土戰國繒書新釋》。

1959年——出版《九龍與宋季史料》、《殷代貞卜人物通考》。

1962年——經戴密微推薦，饒宗頤以1959年出版的甲骨學著作《殷代貞卜人物通考》獲得漢學儒蓮獎，成為繼洪煨蓮之后第二個獲此殊榮的中國學者。主編《文心雕龍研究專號》，首次將敦煌本《文心雕龍》印刊。

1963年——印度駐港領事館一等秘書白春暉慕名與饒結交。（白春暉在北京大學學習過，尼赫魯訪華時曾任翻譯，是一個名副其實的中國通。）二人交情甚篤，互相切磋學問，饒先生教他《說文解字》，他教饒先生梵文。白春暉是正宗的婆羅門，饒先生跟他學習進步很快，梵學研究日益精進。是年，饒宗頤受聘為印度班達伽東方研究所研究員和永久會員并跟隨白春暉的父親學習《梨俱吠陀》。饒先生學習勤奮，游學足跡遍及印度南北。此間，饒先生發現劉熙《釋名》源于《婆羅門經》，韓愈《南山詩》深受馬鳴《佛所姓贊》的影響，“悉曇”之學對中國音韻學、文學影響深遠。期間饒先生還翻譯了《梨俱吠陀》經，為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作出了極大的貢獻。與汪德曼相識。歸途游錫蘭等國，有《佛國集》記游蹤。《詞籍考》出版。

1964年——再赴日本訪學。

1965年——饒、戴用中法雙語合著《敦煌曲》，這是一部在國際上有重大影響的巨著。出版《潮州志匯編》、《景宋本淮海居士長短句》。

1965年至1966年——在法國國立科學中心研究敦煌寫卷。與戴密微同游阿爾卑斯山、巴黎圣母院、拿破侖行宮等處。饒宗頤得詩36首，編為《白山集》。戴密微題詩云：“兒時閑夢此重溫，山色終非舊時痕。愛聽清湍傳逸響，得從峻調會靈源。”同年8月，饒戴又同游瑞士，饒又得句36首，編為《黑湖集》，戴將之譯為法文，發表在瑞士《亞洲研究》雜志上。與戴密微教授偕游瑞士，有詩《黑湖集》紀游，后由戴密微先生譯為法文。《白山集》出版。

1968年至1973年——應新加坡大學之聘出任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期間游歷星馬的星洲、馬六甲檳城等地，搜集華文碑刻，后整理為《星馬華文碑刻系年》。

1969年——刊《清詞年表（稿）》。

1970年至1971年——曾任美國耶魯大學研究院客座教授。《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善本書錄》、《歐美亞所見甲骨錄存》出版。與法國戴密微教授合著的《敦煌曲》，分中、法兩種文字在巴黎刊行。《晞周集》出版。

1972年——任法國遠東學院院士。

1972年至1973年——任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教授。

1973年至1978年——任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1975年——出版《選堂賦語》、《黃公望及富春山居圖臨本》。

1976年——在巴黎從博特羅習楔形文字及西亞文獻，首次譯出《西亞開辟史詩》。

1977年——《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出版。

1978年——1月，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在香港大會堂主辦《饒宗頤書畫展》；8月，舉行個人書畫展于曼谷。《選堂詩詞集》、《敦煌白畫》出版。從香港中文大學退休后，應聘為法國高等研究院宗教部客座教授，主講“中國古代宗教”。

1979年——應中山大學之邀，首次回內地參加中國古文字學會議，會后赴湖南考察馬王堆出土文物。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榮譽高級研究員。是年4月，游瑞士，過阿爾卑斯山入意大利，有《古村詞》紀游。

1980年——于日本京都大學、九州大學、北海道大學講學。日本二玄社主辦“饒宗頤教授個人書畫展”于東京。選為巴黎亞洲學會榮譽會員。聘為澳門東亞大學文學院講座教授。10月，在武昌參加全國語言學會后，歷時三月，參觀國內博物館33個，足跡遍14省市。

1979年至1986年——擔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榮譽高級研究員；

1981年——于新加坡舉行個人書畫展。參加太原古文字學討論會。出版《遠東墓志：遠東學院藏拓片圖錄》。

1982年——獲香港大學頒授榮譽文學博士學位。任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榮譽講座教授。獲授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榮休講座教授銜。被邀為國務院古籍整理小組顧問。出版《選堂集林·史林》、《云夢秦簡日書研究》（與曾憲通合作）。

1983年——日本東京二玄社為其出版《虛白齋書畫錄》，《敦煌書法叢刊》（共29冊，至1986年出齊）。

1981年至1988年——擔任澳門大學客座教授。

1984年——為澳門東亞大學研究院創辦中國文史學部，并任該學部主任。應聘為敦煌研究院榮譽研究員、臺灣“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咨詢委員、浙江溫州師范學院名譽教授。于馬來西亞舉行個人書畫展。出版《選堂選集》。

1985年——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榮譽講座教授。于香港三聯書店、漢城利馬美術館及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行個人書畫展。《楚帛書》、《隨縣曾侯乙墓鐘磬銘辭研究》（與曾憲通合作）出版。

1986年——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主辦“饒宗頤教授從事藝術、學術活動50周年紀念——七十大壽書畫展”。任香港藝術館名譽顧問。經倡議，汕頭大學、韓山師專、潮州韓愈 8 研究會聯辦的“首屆國際韓愈學術討論會”在汕頭召開。

1987年——任香港大學中文系榮譽講座教授。任中國敦煌研究院名譽研究員。

1989年——出版《固庵文錄》、《甲骨文通檢》

（一）。

1990年——任香港博物館名譽顧問。《中印文化關系史論集——悉曇學緒論》、《詞學秘笈之一——李衛公望江南》、《敦煌琵琶譜》出版。

1991年——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主辦“饒宗頤書畫展”。《近東開辟史詩》（編譯）、《敦煌琵琶譜論文集》、《〈老子想爾注〉校證》、《文轍——文學史論集》（“中國精神史研究之一”）出版。10月，應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和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之邀，作《廣州南越王墓的發現及其重要價值》和《香港與廣東大陸的歷史關系》演講。11月，參加溫州市舉辦的“謝靈運與山水文學國際研討會”。12月，到河內參加遠東學院90周年的慶典，介紹牙璋在國內外的分布，引起越南考古界的興趣。

1992年——任復旦大學顧問教授。于新加坡國家博物館及香港大會堂舉行個人書畫展。《詞集考——唐五代宋金元編》出版。5月，任復旦大學顧問教授。

1993年——巴黎接受索邦高等研究院頒予的人文科學博士學銜和法國文化部頒授之文化藝術勛章。廣州中山大學聘為中華文化研究中心名譽主任兼名譽教授，廣州美術學院聘為名譽教授，泰國華僑崇圣大學聘為中華文化研究院院長。應邀擔任臺灣故宮博物院主辦的“張大千、溥心畬詩書畫國際學術討論會”主席。出版《梵學集》、《楚地出土文獻三種研究》（與曾憲通合作）、《法藏敦煌書苑精華》、《饒宗頤史學論著選》、《新加坡古事記》、《甲骨文通檢》

（二）。12月，由其倡議召開之“潮州學國際研討會”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

1994年——任北京廣播學院名譽教授。中國美術家協會、中國書法家協會、中央美術學院、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畫研究院于北京中國畫研究院展覽館聯合舉辦“饒宗頤書畫展”。獲潮汕歷史文化研究中心頒授之“潮學研究獎”。2月，參加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舉辦的“南中國及鄰近地區古文化研究”第二次國際學術會議，作《由牙璋分布論古史地域擴張問題》專題演講。

1995年——潮州市“饒宗頤學術館”落成。泰國華僑崇圣大學、泰國潮州會館聯合舉辦“饒宗頤書畫展”。《甲骨文通檢》

（三）出版。3月，參加在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舉辦的“東南亞考古學術研討會”。北京《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全明文》編委會聘為顧問。11月，潮州市“饒宗頤學術館”落成。

1996年——由廣東韓山師范學院主辦、潮州市教育局、文化局協辦之“饒宗頤學術研討會”召開。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舉辦“饒宗頤八十回顧展”。1月，參加由港穗澳三家博物館聯合舉辦之“南海貿易二千年展覽”暨學術研討會。《澄心論革》（胡曉明編）、《饒宗頤潮學論文集》（黃挺編）、《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由上海再版。8月，由廣東韓山師范學院主辦、潮州市教育局、文化局協辦之“饒宗頤學術研討會”召開。

1997年——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第一屆終身成就獎。創辦《華學》大型學術刊物，由廣東中山大學出版。

1998年——獲中華文學藝術家金龍獎“當代國學大師”榮譽。受聘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座研究員、香港中文大學崇基書院首位榮譽院務委員。

1999年——先后受聘為南京大學、首都師范大學、武漢大學名譽教授。獲頒授香港公開大學榮譽人文科學博士。于香港藝術館及澳門教科文中心舉行個人書畫展。

2000年——獲香港特區政府頒授“大紫荊勛章”。國家文物局及甘肅人民政府頒發“敦煌文物保證研究特殊貢獻獎”。受聘為北京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顧問及北京大學客座教授。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主辦“饒宗頤書畫欣賞”展覽。

200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成立，被聘為學術顧問。于上海、中山、深圳、澳門藝術博物館、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舉行個人書畫展，及于潮汕地區舉行巡回展。

2002年——被邀往美國哈佛大學作演講。香港國際創作學會主辦“學藝雙攜”饒宗頤書畫展。

2003年——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落成。臺灣新文興出版公司出版《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全集共分十四卷，二十冊。

2009年——被聘為東北師范大學我校名譽教授，并為其題詞“斯文在茲”。

先生墨寶著述要目以下包括學術專著單行本目錄、書畫集目錄、詩詞結集及發表目錄（至1998年）三方面。

《潮州藝文志》

嶺南大學《嶺南學報》專號 1935－1937年第五、六合卷

《潮州叢著初編》

廣州市立中山圖書館出版 1938年初版 臺灣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1年重印

《楚辭地理考》

上海商務印書館 1946年初版 臺北九思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重印

《潮州志》

汕頭潮州修志館發行 1949年初版

《韓江流域史前遺址及其文化》

香港 1950年初版

《海南島之石器》

國泰印刷所 1951年1月稿（新加坡大學圖書館藏 編號2148—1843）

《明器圖錄·中國明器略說》（附英譯）

香港大學東方文化研究院印 1953年

《戰國楚簡箋證》（油印本）

京都 1954年

《人間詞話》平議

香港 1955年初版

《長沙出土戰國楚簡初釋》（油印本）

京都 1955年

《楚辭書錄》

選堂叢書 香港 1956年1月初版

《巴黎所見甲骨錄》

香港1956年12月初版

《敦煌本老子想爾注校箋》

《選堂叢書》 香港 1956年初版

《戰國楚簡箋證》（長沙仰天湖武國楚簡摹本）

香港上海出版社 1957年初版

《詞樂叢刊》（與趙尊岳、姚志伊合著）

《香港坐忘齋》 1958年10月初版

楚辭與詞曲音樂

《選堂叢書》 香港 1958年初版

《長沙出上戰國繒書新釋》

選堂叢書 香港 1958年初版

《九龍與宋季史料》

《選堂叢書》 香港 1959年11月初版

《殷代貞卜人物通考》

香港大學出版社 1959年11月初版

《詞籍考》

香港大學出版社 1963年2月初版

《文心雕龍研究專號》（主編）

香港大學中文學會慶祝金喜紀念特刊 1963年 又臺北明倫出版社1971年2月初版

《景宋乾道高郵軍學本淮海居士長短句》

香港龍門書店 1965年5月初版

《潮州志匯編》

香港龍門書店 1965年7月初版

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善本書錄

香港龍門書店 1970年12月初版

《歐美亞所見甲骨錄存》

新加坡 1970年初版

《敦煌曲》（Airs de Touen-Houang）

with an adapation into French by Prof.Paul Demieville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Paris 1971.《選堂賦話》

香港萬有圖書公司 1975年5月初版 又見輯于何沛雄編《賦話六種》內 香港萬有圖書公司 1975年5月初版

《黃公望及富春山居圖臨本》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專刊之一 1975年9月初版 1976年5月增訂再版

《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

香港龍門書店 1977年9月初版 上海遠東出版社《學術集林》叢書1997年再版

《敦煌白畫》

法國遠東學院考古學專刊 巴黎 1978年初版

《香雪莊藏砂壺·供春壺考略》（編著）

新加坡 1978年

《唐宋墓志·遠東學院藏拓片圖錄》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史料叢刊

（二）》（法國遠東學院共同出版 列該院期刊127號）1981年初版

《選堂集林·史林》

香港中華書局 1982年1月初版 臺灣明文書局重印

《云夢秦簡日書研究》（與曾憲通合著）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專刊之三 1982年初版

《虛白齋書畫錄》

東京二玄社 1983年初版

《選堂選集》

現代佛學大系第53冊 第273－538頁 臺北彌勒出版社 1984年2月出版

《楚帛書》

香港中華書局 1985年第1版

《隨縣曾侯乙墓鐘磬銘辭研究》（與曾憲通合著）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專刊之四 1985年初版

《敦煌書法叢刊》（共29冊 編）

《東京二玄社》 1983年至1986年

《固庵文錄》

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1989年9月初版

《甲骨文通

（一）：先公、先王、先妣、貞人》（主編）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1989年出版

《中印文化關系史論集——悉曇學緒論》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香港三聯書店聯合出版

1990年4月初版

《敦煌琵琶譜》（編）

香港敦煌吐魯番研究中心叢刊之一 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1990年12月臺一版

《詞學秘笈之一——李衛公望江南》

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1990年初版

《近東開辟史詩》（編譯）

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1991年1月臺一版

《敦煌琵琶譜論文集》（編）

香港敦煌吐魯番研究中心叢刊之二 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1991年8月臺一版

《Questions on the Origins Of Writing Raised by the Silk Road》

（Translated by Denis C.Mair & Victor H.mair）

Sino-Photonic Papers No.26;September, 1991.Order from Pepartment of Oriental Stuelies，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Philadelphia,PA19104－6305,USA.）

《老子想爾注校證》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年11月第一版

《文轍——文學史論集（上、下）》

臺灣學生書局 1991年11月初版

《詞集考——唐五代宋金元編》

北京中華書局 1992年10月初版

《廣濟橋史料匯編》（與張樹人合編）

香港新城文化服務有限公司 1993年2月第一版

《畫（左）寧（右）頁——國畫史論集》

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 1993年6月20日初版

《梵學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年7月第一版

《楚地出土文獻三種研究》（與曾憲通合著）

北京中華書局 1993年8月第一版

《法藏敦煌書苑精華》（編纂）

廣東人民出版社 1993年11月第一版

《饒宗頤史學論著選》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年11月第一版

《甲骨文通檢：地名

（二）》（主編）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1994年初版

《潮州本草》 排印本

《楚辭參考資料》（又名《楚辭別錄》）（編）油印本

《澄心論萃》（胡曉明編）

上海文藝出版社 1996年版

《敦煌曲續論》

臺北新文豐出版社 1996年版

《選堂文史論苑》

復旦大學出版社 1994年版

《文化之旅》

牛津大學出版社 1997年版 遼寧教育出版社 1998年版

《華學》（主編）

中山大學出版社 1997年

《符號·初文與字母——漢字樹》

香港商務印書館 1998年版

《選堂書畫集》

香雪齋 1978年1月

《選堂扇面冊》

芥子居 1985年1月

《饒宗頤書畫集》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1989年

《選堂書楹聯初集》

香港藝苑出版社 1992年6月

《饒宗頤翰墨》

香港藝苑出版社 1992年8月

《饒宗頤書畫》

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 1993年10月

《瑤山詩草》

1947年

《選堂詩鈔》（甲午）之詩心四首

香港大學文學院年刊 1958年4月12日

《選堂近詩》

《藍字四頁（有李棪齋小引）》 1964年

《白山集》（線裝）

1966年3月

《黑湖集》

Le Recueil du lac Noir；戴密微（paul Demieville）法譯;Etudes Asiatiques;XXII·1968年于瑞士印行；油印本

《固庵詞》（排印本）

1968年于香港

《晞周集》（線裝）

1971年3月 另有排印本

《宋元吟韻繼聲十首》

香港明報月刊 1973年6月 第48－52頁

《宋元行吟圖題詩》

香港明報月刊 1973年7月 第48－52頁

《選堂詩詞集》

選堂教授詩文編校委員會 1978年1月

《佛國集》

《歐游雜詩》 油印本

《浙東游草》

香港明報月刊 1985年2月 第61－64頁

《古村詞》

香港明報月刊 1985年3月 第16－17頁

《題日本五山僧所著書五首》

香港明報月刊 1986年1月 第134頁

《九州詩槁》

香港明報月刊 1986年10月 第69－70頁

《攬轡集——日本紀行詩稿》

譚汝謙編《港日關系之回顧與前瞻1845－1987年——香港日本文化協會25周年紀念特集》 香港日本文化協會 1988年 第483－490頁

《題伍蠡甫長卷八段錦小景》、香港明報月刊 1989年3月 第73頁

《云岡絕句（三首）》

香港明報月刊 1989年3月 第73頁

《選堂詩詞集》

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公司 1993年1月臺一版

《澄心選萃——饒宗頤的藝術》

香港中國健康工程引發基金會 1999年8月

《饒宗頤新出土文獻論證》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年9月 作品簡介

書畫作品

不少人把饒宗頤與王國維及陳寅恪相比，因為他們都是在治學上，既博而又能深，在不少學術領域上，具有很大開創性。但王觀堂及陳寅恪兩位，都未有如饒宗頤教授之藝術成就，所以若以前人相比，饒宗頤應是更近宋代蘇軾。

東坡居士不僅是文、史、詩、詞等等，都能「新天下之目」，他的書法，為宋四大家之首，繪事開文人畫之先。而更像饒宗頤的是他的畫為其書名所掩，他的書法為其學術上之光芒所掩。

饒宗頤一向主張學藝雙攜，二十多年前，世人罕有知其精湛書畫，近四份一世紀來，世人多知其書而不知其繪畫成就，一點不遜于書法，且有過之。筆者近三十年來，一直有機會親睹他在繪事的發展，故敢肯定言，他是在近代畫史中，一定會占有卓越位置。

二十世紀初，中國畫壇隨著國勢變易而很乏自信，有人到東瀛去間接求取西方繪畫知識，有人到歐洲研究繪畫。他們提出過全盤改革中國畫的講法，也有講取西洋畫法救中國畫之敝。有人主張中國銅器銘文及碑刻上書法入畫，以求出路，亦有所謂折衷中西，以求圖繪之現代化。近半世紀來，更有不少以各種繪寫技法來開創自我畫風。

饒宗頤于繪畫，入手是用很傳統方法。從古人處下功夫，更從造化處得事物的精神。他不排斥西方之理論技法，亦不取自四王以來摹古之風。不講求「一超而入如來境地」，因為他知道沒有深厚根基，翻新花樣只是一時云煙過眼，而講求循序漸進，逐步建立自己風格。這在上面所選一百多件饒宗頤教授近四份一世紀中創作的繪畫，可以清楚見到，他的作品，隨時間而精進，并無定下了形，精神面貌，越來越精到。

更重要的是他的人格、學問、胸襟、氣魄，越來越明顯地在其作品中顯露出來。中國畫 14 之缽于世界其它地域繪畫者，是中國繪畫的美，是要在畫外求之，也就是說，中國畫是要內含創作者之人品、學養、性格，甚至世界觀。至于技法，不過是幫助創作者把這一些表達得更完美而矣。

饒宗頤在技法上，經過了超越半世紀的磨煉，所謂師古人、師造化、得心源，對于他已經是控制自如之事。而他的學養及學術研究，性情及人生觀，現今更圓通無礙地溶在畫中，使到他的畫成為世人所稱，極其罕見之學者畫。

主要作品：《加拿大路易士湖雨意》、《蒲甘佛塔》、《桂林漓江春雨》、《仿馬麟二老觀瀑圖》、《新加坡阿答屋》、《廬山含鄱口》、《尼加拉瓜瀑布》、《米南宮筆意溪山雨意圖》、《松柏長春》、《仿馬麟二老觀瀑圖》、《不動明王》、《法國中嶠春色 》、《獅山晨曦》、《日本高野山》、《米南宮筆意溪山雨意圖》、《宋元禪僧筆意散發登山》、《荷藕》、《達摩面壁》等

▲詩詞作品

饒宗頤教授在學術方面成就很大，或許就是因此，詩名卻被掩蓋了。其實，他雖然不以詩詞名世，詩詞也是寫得很好的。他的友人和門人成立了一個“選堂教授詩文編校委員會”，替他印行了一部《選堂詩詞集》。夏書枚先生說他的詩“實兼采魏晉六朝唐宋人之長，隨體而施，靡不盡其神趣”。港大羅忼烈教授說他的詞“才大擬于坡仙，格高無愧白石”。可見他的詩詞所獲評價之高。

選堂足跡遍天下，我覺得他的詩集中最有特色的也就是旅游詩。選錄幾首如下：

《泰姬陵》

雄心剩欲寄溫柔，傾國生來有底愁。

競逐名花憔悴損，玉鉤殘夢冷于秋。

名陵風月異朝昏，眉嫵遙山帶淚痕。

莫道霸圖今已矣，御街墜葉為招魂。

泰姬陵在印度，據傳是印度古代一個皇帝以傾國之力為他的愛姬所建的墳墓，是世界著名的古代建筑物之一。

《羅馬圓劇場廢址》

城旦艱難八載成，劫灰歷歷古今情。

穹廬猶是凌霄漢，六百年間恨不平。

門鎖修齡白日長，人間換盡舊伊涼。

雄獅猛士真何益，未解拽尸意可傷。

欲譜無愁果有愁，北齊歌吹亦溫柔。

白楊風起多冤鬼，擲盡頭顱可自由。

拽尸(拽出死尸)喻悟得西來意，見《傳燈錄》。圓劇場為羅馬人娛樂游戲之所，公元七十二年，俘猶太人三萬驅使建筑，歷八載始成，可容觀眾八萬人。地下藏猛獸，供與勇士角斗。一般旅游冊子稱斗獸場。

少年饒宗頤先生創作的《優曇花詩》，這組詩剛一傳出，便使當時潮州詩文界頗為驚嘆，詩壇宿學皆與之唱和，這一年是1933年，饒宗頤先生只有十六歲，遂被稱譽為“神童”。次年(1934年)，中山大學中文系《文學雜志》刊載了這組詩。由于《文學雜志》發行量極少，世人多不見到，就是省內各大圖書館也未收藏。饒老本人曾托人多方尋覓。1997年才由中山大學研究人員檢獲，饒老聞知欣喜極了，即書成條幅，以作紀念。

《優曇花詩》

優曇花，錫蘭產，余家植兩株，月夜花放，及晨而萎，家人傷之。因取榮悴焉定之理，為以釋其意焉。

異域有奇卉，托茲園池旁，夜來孤月明，吐蕊白如霜。

香氣生寒水，素影含虛光，如何一夕凋，殂謝亦可傷。

豈伊冰玉質，無意狎群芳，遂爾離塵垢，冥然返大蒼。

大蒼安可窮，天道邈無極。

衰榮理則常，幻化終難測。

千載未足修，轉瞬距為逼，達人解其會，葆此恒安息。

濁醪且自陶，聊以永茲夕。

優曇花，俗稱曇花，也稱“月下待友”、“月下美人”，為多年生常綠肉質植物，原產于喜馬拉雅山麓及斯里蘭卡(錫蘭)。花白色，達20多瓣，極富香氣。遺憾的是，曇花深夜開放、翌晨凋萎，觀賞期只有幾個小時，人們只有犧牲睡眠，才能欣賞到它那動人艷麗姿態，故有“曇花一現”的典故。饒宗頤的詠《優曇花詩》，既描繪了曇花的形神姿色，又贊美了她的品質情操，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少年饒宗頤的成熟思想和詩歌藝術特色。

第一首，作者吟詠了在自家莼園的荷花池旁，種植的兩株曇花，每當夏末秋初月夜時分，曇花吐蕊，皎潔如霜，芳香襲人，恍若白衣仙女下凡。令人惋惜的是，這樣美的花，卻只開一個夜晚，次日凌晨就凋謝了，多令人傷感啊。當然，詩人歌詠的重點在于曇花的冰肌玉質，在于其不與群芳爭妍、稍然離開污濁塵世，返回大蒼的潔身自好的高尚品質。真是構思新穎，意趣橫生。歷代詠曇花的詩作不多，饒宗頤為何賦予曇花這么高的品格，這是因為饒宗頤自小諳熟佛典，《法華經》上說，“佛告舍利弗，如是妙法，諸佛如來，時乃說之，如優曇缽花，時一現耳。” 優曇花是佛家圣潔之花。饒宗頤少年時對它有特別的情感，并且高聲贊美，正是其中的原因。

《優曇花詩》第一首主要是詠物；第二首則重在述懷。詩人在這里提出“人世衰榮，變幻難測”之理。他認為，即使“千載”也不足以言修身，轉瞬就逼在眼前。“濁醪且自陶，聊以永茲夕”是詩的結句。對此，他的“太夫子”溫丹銘老先生給予愛護和勉勵：

彼蒼夫如何，潔氣彌四極。

托命于其中，生物理可測。

栽培意非厚，傾覆情豈逼；

蒙莊雖達人，大道亦幾息。

君子蹈其常，愿言矢朝夕。

還說，“饒子年方少，前途遠大，吾愿其有以進之也。”

饒詩借“曇花”引起象外之義，感情沉郁，而寄托遙深，達到“情韻絕勝”境界，產生十分動人的藝術魅力。由此，可見到一個國學大師的文化底蘊在少年時代就已嶄露。正如他的友人夏書枚先生所說：“選堂既宿學，詩詞繪畫鼓琴，莫不稱著于時，駢文倚聲尤精善。嘗自言以余力為詩，然觀其所為，實兼采魏晉六朝唐宋人之長，隨體而施，靡不盡其神趣，險峭森秀，清曠超邁，面目綦多，非琴瑟專壹者可同年而語。”

第三篇：法律診所總結報告

法律診所總結報告

在這學期的法律診所課堂上，老師為我們請來了XX區X檢察官，她是本區檢察院的副檢察長，在課堂上為我們詳細的講解了檢察院中的內部機構設置及各自的主要職能。收獲頗豐，不僅領略到作為檢察官的風范，更了解到人民檢察院內部機構設置和運作機制。就我在課堂上的記錄，形成如下關于人民檢察院內部機構設置及其相關職能的總結報告。

人民檢察院按照法律規定和業務分工設置內部機構，分別承辦偵查，審查逮捕、審查起訴等業務。

1.控告申訴檢察科，舉報中心：承辦受理、接待報案、控告和舉報，接受犯罪嫌疑人的自首;受理不服人民檢察院不批準逮捕，不起訴、撤銷案件及其他處理決定的申訴;受理不服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決、裁定的申訴;受理人民檢察院負有賠償義務的刑事賠償案件等工作。

2.反貪污賄賂局(內設職務犯罪預防科)：承辦對國家工作人員的貪污、賄賂、挪用公款等職務犯罪進行立案偵查等工作。認真做好職務犯罪預防工作。

3.瀆職侵權檢察科：承辦對國家工作人員的瀆職犯罪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施的非法拘禁，刑訊逼供、報復陷害、非法搜查、暴力取證、破壞選舉等犯罪進行立案偵查等工作。

4.偵查監督科：承辦對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和人民檢察院偵查部門提請批準逮捕的案件審查決定是否逮捕，對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和人民檢察院偵查部門提請延長偵查羈押期限的案件審查決定是否延長，對公安機關應當立案偵查而不立案的及偵查活動是否合法實行監督等工作。

5.公訴科：承辦對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和人民檢察院偵查部門移送起訴或不起訴的案件進行審查，決定是否提起公訴或不起訴，出席法庭支持公訴，對人民法院的審判活動是否合法實行監督，對確有錯誤的刑事判決，裁定提出抗訴等工作。

6.監所檢察科：承辦對刑事判決、裁定的執行和監管活動進行監督，直接立案偵查虐待被監管人罪、私放在押人員罪、失職致使在押人員脫逃罪和徇私舞弊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案，對監外執行的罪犯和勞教人員又犯罪案件審查批捕、起訴等工作。

7.民事行政檢察科：承辦對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行政判決、裁定，發現確有錯誤或者違反法定程序，可能影響案件正確判決、裁定的，依法提出抗訴，提起或支持民事公益訴訟;承辦對司法人員職務犯罪進行立案偵查等工作。

8.檢察技術科：承辦對有關案件的現場進行勘驗、收集、固定和提取與案件有關的痕跡物證并進行科學鑒定，對有關業務部門辦理案件中的涉及技術性問題的證據進行審查或鑒定等工作。

9.紀檢監察部門(設政治處)：承辦受理群眾和社會各界對檢察人員利用職權進行違法辦案、越權辦案、刑訊逼供、吃請受賄等違法違紀行為的舉報和控告，并進行查處等工作。

第四篇：饒宗頤：成就20世紀國學豐碑

饒宗頤：成就20世紀國學豐碑

2010-01-22 15:16:41 作者：楊新美 來源：科學時報 瀏覽次數：77 網友評論 0 條

《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讓我們看到一代國學大師饒宗頤以一人之力締造了一個神話，為世人勾勒出中國傳統文化的整體輪廓，并將這一場景完美地展示給世界。

《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定價：2800.00元

饒宗頤與季羨林、周一良、任繼愈合影

傳承中國古文明之輝煌

日前，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已悉數亮相。該文集共14 卷20冊，近1200萬字，涉及甲骨學、敦煌學、史學、簡帛學、目錄學、考古學、金石學、楚辭學、宗教學等，在很多領域都達到了國際漢學研究的前沿。人大出版社社長賀耀敏表示，饒先生從事學術研究70多年中，一直置身于每個時代潮流的最前列，而《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記錄了上個世紀饒宗頤在中國文史哲藝四個方面的成就，幾乎涵蓋國學研究的所有領域，堪稱20世紀國學研究的一座豐碑。

2003年，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發行了500套《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的繁體字版，每套售價高達新臺幣32000元。寥寥可數的印數、高昂的價格，使大陸的國學研究學者對其望而卻步。

2006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鑒于饒宗頤對于中國學術的卓越貢獻及其重要性，為了彌補《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繁體版的不足，決定推出簡體版。此后10個編輯開始了長達2年多的編校工作。賀耀敏曾在該書的新書發布會上表示，從出版的角度來講，出版這套文集簡體版的壓力很大，是一項非常艱難的工程。《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涉足的領域廣泛，任何一個編輯的知識面無法涵蓋文集中的所有學科。所以需要多個學科的多個編輯共同來完成這一工程。

“編校工作遇到的難題是要繁簡體文字的轉換和確保涉及十幾個學科的引文的準確性。”該書編輯之一譚徐鋒介紹。編輯們以充分尊重原作為基本原則，根據以前的版本，核對權威文獻，對饒宗頤的文字進行精心校勘，并對不清晰的圖片按照最好的圖片予以替換，以此竭盡全力保證《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的優質出版。

當饒宗頤看到自己70多年的心血之作，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兩年多的努力下，終于第一次以簡體字面世時，這位耄耋老人的臉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對《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簡體版表示非常滿意，堪稱定本，足以流傳。

賀耀敏說，近60年的簡體字的推行，使得很多學者，尤其是年輕學者對繁體字感到陌生，所以希望通過簡體字版《文集》的出版，使得更多的內地學者，尤其是年輕學者更了解饒宗頤這位國學大師的成就，同時也希望能引起普通民眾的關注。在該書的香港新書發布會上，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館長李焯芬代表饒先生致謝辭時指出，希望借著這套文集的出版，鼓勵內地人士對文、史、哲、藝各個方面提出意見，從而推動中華文化的研究。

殘荷猶有傲霜枝

透過《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不難發現，饒宗頤不僅學問淵博，還精通詩詞、書畫、古樂，他將學術與傳統藝術鮮活、細膩地盡顯在我們眼前。饒宗頤何以做到這點？“家學淵源”4個字足以解釋。

1917年8月9日，一個嬰兒在古城潮州的一個名門望族呱呱墜地。他便是中國當代最為杰出的國學大師、被譽為“南饒”的饒宗頤。饒家世代儒商，在潮州擁有數座錢莊，當時被稱為潮州首富。饒宗頤的父親喜買書、藏書，藏書樓“天嘯樓”藏書多達十萬卷，并且老先生工于詩文，精于考據，于鄉邦文獻尤為留心，著有《佛國記疏證》、《潮州西湖山志》等書，還當過《粵南報》的主筆。饒宗頤在父親的熏陶下自幼天天泡在藏書閣，從《史記》到佛典，從老莊到還珠樓主，無書不讀。坐擁書城的饒宗頤,在十歲左右時就跟著父親觀摩，幫助抄錄《佛國記》；父親寫《漢儒學案》、《新儒學案》等書，他在一旁看得有滋有味，時常充當幫手。饒宗頤家中常常高朋滿座，經常一起論學唱和的多為潮州當地有名的詩人柯季鶚、戴貞素，畫家王顯詔、楊?等，其中包括后來成為詞學名家的中山大學教授詹安泰。此時，饒宗頤往往隨侍在父親身邊，偶爾也參與酬唱。

在饒宗頤17歲那年，父親因編纂《潮州藝文志》而心力交瘁，匆匆離開了人世。此后，為圓父親心愿，饒宗頤在協助整理父親的詩文遺稿的同時，用一年時間獨自續寫完成了《潮州藝文志》。當時的重要學術期刊《嶺南學報》將其全文連載。譚徐鋒介紹說，此書網羅了潮州一千多年的文獻，為之撰寫了精到的提要，至今依然是潮學研究的必讀書，奠定了饒宗頤潮學創始人的地位。

11年后，29歲的饒宗頤以《楚辭地理考》一書名動天下。先后執教于無錫國專、華南大學等校。1949年移居香港，執教于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校，其間曾擔任京都大學、法國高等研究院、法國遠東學院、耶魯大學客座教授。1978年后，被世界多所著名大學聘為榮譽教授。

饒宗頤除了站在學術研究潮流之巔，還在書畫方面很有造詣，這與他父親對其的教育密不可分。饒宗頤在6歲時便開始練習國畫，后師從畫家楊?學習繪畫山水、花鳥及宋人行草、名家法帖。他酷愛任伯年的作品，曾將老師所藏的任氏一百多幅作品臨摹殆遍。這些都為他日后的書畫創作奠定了堅實的根基。他的書法植根于古文字，行草書融入了明末各家豪縱韻趣，隸書兼采汀洲、冬心之長，自成一格，真草隸篆皆得心應手，從大幅中堂、屏條、對聯到方寸空間小品，無所不能。他的繪畫既秉承了中國明清以來文人書畫的優秀傳統，又有所突破。如他的白描人物畫，得到國畫大師張大千先生的贊賞——“饒氏白描，當世可稱獨步”。

饒宗頤曾如此概括自己的治學從藝心得：“我寫畫同我做學問一樣，做學問向來不講人家講過的話，寫畫不照人家走過的路走。我寫畫學古人，但也是寫我自己，就像寫詩步古人韻，實際上是寫我心中的詩，是借古人的軀殼表達我的精神。”

熟知藝術史的人都知道，在中國藝術史上，要將禪宗的意趣與繪畫結合起來，歷來是很難的事情，但是饒宗頤卻將這兩者完美地結合了起來。20世紀的中國文化困厄迭起，但是殘荷猶有傲霜枝，饒宗頤以自己的努力，續寫了中華古文明的輝煌典范。

鑄造會通古今中外之橋

饒宗頤縱橫經史子集，兼及中外文化交流史、近東古史，通曉梵文、英文、法文、德文、日文等6種外語，迄今為止，已出版專著60余種，發表論文400余篇，長期引領國際漢學研究的潮流。

《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的14卷展現出了饒宗頤的主要學術貢獻，體現出他積極參與并推動當代國際顯學——甲骨學、敦煌學、簡帛學的創建和深化，饒宗頤可以堪稱為很多領域研究的第一人。如在《甲骨》卷中，饒宗頤寫著的《殷代貞卜人物通考》曾榮獲被譽為“西方漢學之諾貝爾獎”的“儒蓮獎”，因此饒宗頤成為系統研究殷代貞卜人物之第一人。針對在湖北發掘的秦簡、編鐘，他回香港后即刻邀請當時的陪同者、中山大學曾憲通赴港合作研究，著成《云夢秦簡日書研究》（第三卷）和《隨縣曾侯乙墓鐘罄銘辭研究》二書，被學界譽為“研究秦簡日書及振興中國鐘律學的奠基之作”。

這套文集也展現了堪稱會通中外的漢學大家饒宗頤的學術魅力，即從世界范圍的角度和人類文明的高度審視國內與域外的文化交流與融合。以他在域外漢學傳播方面的成就為例,他在日本東京出版《敦煌法書叢刊》、在國際學界講敦煌本《文選》，讓“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這一說法成為歷史。1963年，饒宗頤應邀前往天竺梵文研究中心從事中印關系研究，走遍印度南北，寫了不少有見地的論文，并翻譯了《梨俱吠陀》經，為中印文化文流史研究作出了極大的貢獻。透過《中外關系史》卷看到，他因辨明了新加坡古地名及翻譯譯名，而成為撰寫新加坡前代史《新加坡古事紀》的第一人，他還是第一個利用中國古代文獻補緬甸史的人。

毋庸置疑的是，《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將饒宗頤迄今為止的學術著作之精髓收入其中，是彌足珍貴的。在這套14卷本中，我們能沿著饒宗頤的學術足跡，更深刻理解中國上千年的古文明。

開辟國學研究之路

近幾年，國學研究逐漸火熱了起來。對中國學術的前景，饒宗頤頗有信心，并表示中國現在已有不少學術人才可以獨當一面。不過做學問僅憑熱情是遠不夠的，已逝去的國學大師季羨林就曾在《饒宗頤史學論著選》序中評論說，“饒先生治學方面之廣，應用材料之博，提出問題之新穎，論證方法之細致，給我們留下深刻的印象，給我們以啟發”。

做國學研究，首先要能讀懂古書。饒宗頤說,古書里有很多巧妙，一句話怎樣解，有好幾個層次。對文本要理解，不要誤解，很重要。今天很多人的毛病就在于沒有理解透徹，把自己的意思加進去。他以自己的經驗為例，指出家學是做學問的方便法門，“因為做學問，‘開竅’很重要，如果有家學的話，由長輩引入門可以少走彎路。現在的家學已經到了末路，我覺得有家學基礎的學生應該被作為特殊人才來培養”。

沒有家學淵源的人又該如何入門？饒宗頤認為，“因為古書離我們的時代距離很遠，要明白它的義理，并不容易，旁通別的書，才能了解，等你懂了另外一些事情以后，你再來看這本書，就又不一樣”。

在能讀懂古書后，如何運用這些資料尤為重要。季羨林說，饒宗頤掌握材料和運用材料，方面很廣，種類很多。一些人們容易忽略的東西，到了饒先生筆下，都被派上了用場，有時甚至能給人以化腐朽為神奇之感。饒宗頤說，人家做學問很多是從點做起，他自己做學問是從上下左右來找連帶關系。他常常用豐富的想像力，在別人看似沒關系的地方探究出其中的關系。如饒宗頤發現古印度河谷的圖形文字與中國古代的陶文、甲骨文有著許多類似的跡象,于是將其與漢語系材料進行比較研究，這為揭示該古老文化演進秘密和中印文化交流歷史開辟了新途徑。

此外，饒宗頤強調“為學必先敦品”。他自己也正是如此做的，無論在動蕩或是浮躁的時代，他總是能沉靜在自己的天地做學問，“沒有孤獨不能做學問”。此外，“饒公還是一位謙遜、儒雅的君子！”譚徐鋒說。

雖然饒宗頤總是沉浸在自己的學術世界做研究，但是他的學術并沒有因此停滯不前。譚徐鋒介紹，在饒宗頤六十大壽那年，他推出了《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從世界三大洲搜羅文獻，引入近東、西方、印度的傳統與中國歷史作比較，從方法到論據，都堪稱世界一流，至今還是關注這一問題的最佳著作。在他五十年前研究殷代社會的巨著的脈絡里，他最近還想從邦交的視角來重新展開研究。

“進行學術探討，決不能固步自封，抱殘守闕，而必須隨時接受新東西。”季羨林曾說，對任何時代的任何人來說，要跟上時代的步伐生產、建設，無不有跟上時代的問題。學術研究何能例外？不預流，就會落伍，就會僵化，就會停滯，就會倒退。能預流，就能前進，就能創新，就能生動活潑，就能逸與遄飛。

第五篇：個體診所自查總結報告

[個體診所自查總結報告] xx年是手足口病毒流行的一年，也是“xxx”規劃的關鍵之年，對實現xx區衛生防役目標促進和諧社會發展、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做好我區全年的醫療工作具有重要意義，個體診所自查總結報告。本人的個體診所在市衛生局及區衛生局的正確領導和關心支持下，認真學習貫徹“xx大”精神，高舉“鄧小平理論旗幟”，堅持以“xxxx”重要思想為指導，緊緊圍繞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扎實做好診所的各項工作，積極參加衛生部門的各種崗位培訓,努力發揚本人的特長,為社區的衛生事業作出了貢獻,現具體工作自查如下。

一、查思想教育,提高服務質量 在市、區衛生局有關部門的領導下,積極參加各種衛生系統政治思想教育, 認真學習貫徹“xx大”精神，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堅持以“xxxx”重要思想為指導。認真學習執業醫師法的有關內容,高度重視其它個體診所在醫療活動中出現的醫療糾紛問題,按醫師法的規定的范圍行醫,不超范圍行醫。全面按照市、區衛生局的精神落實各項工作。在工作中視患者為親人,急患者所急,想患者所想, 全心全意為患者服務。xx年救治患者達千人,無一例醫療糾紛發生，并且受到患者的一致好評，使患者就診量在不斷增加。并與居委會、物業公司密切合作加強社區衛生防役宣傳和義務指導，社區的衛生防役工作受到街道辦事處的充分肯定，整改報告《個體診所自查總結報告》。

二、查醫學理論學習工作，充分發揮基層醫療窗口的服務作用

自己在工作中,不斷的深入學習和研究醫學理論,并且與實踐相結合.在30多年的醫療工作中,注重強調要達到內部肌體功能的自身協調平衡，增強免疫力，削弱和排除致病的不利因素。激活有利的內因,調解平衡狀態，消除疾病，保持健康。本人能夠很好運用醫學常識為廣大患者服務，充分挖掘和發揮基層一線診所“簡、便、快、廉”的特色與優勢，努力為群眾提供優質的醫療服務。在治療慢性疾病中充分發揮治療、保健、康復的優勢，治愈患者達數百人。并在工作中也感到了人民群眾對社區診所的期望，自己深深的體會要為患者更好的服務就要不斷的加強醫療新知識、新技能的學習。

三、查繼續教育培訓,嚴格依法行醫

本人持證上崗，按執業范圍行醫，并根據繼續教育相關規定及要求，執業醫師執業范圍管理辦法,本人定期參加衛生部、省、市、區、街道辦事處舉辦的各項培訓工作.xx年在區衛生局、區醫院、防疫站等會議室，學習了肺結核、乙肝，非典，手足口病，愛滋病，鼠疫、h1n1等傳染病的防治管理辦法及醫藥管理質量的有關內容。培訓工作取得了良好效果，診斷治療水平得到了提高。今年由區衛生局、區防疫站組成的醫療檢查小組，對全區個體醫療診所進行了多次全面檢查，檢查中發現了一些共性問題：一是個體醫療診所醫藥處方填寫不完善。二是個體診所的藥品管理不規范。三是個體診所的室內外衛生清掃不及時，物品擺放雜亂。針對上級通報的這些問題我們通過自查整改，有效地促進了診所的管理和服務質量的提高，使社區個體醫療診所在管理方面得到了全面提升，杜絕一切隱患。并在社區居民中贏得了良好信譽。

本診所還存在不足，房屋布局不合理，醫藥知識的宣傳不足，今后在工作中，大力推動社區衛生防役工作，促進和諧社區的健康發展，并且為廣大患者提供質量好，價格低廉的醫療服務，在區衛生局的大力支持和幫助下努力爭創優秀的個體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