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壓力型體制與鄉鎮的策略主義邏輯

壓力型體制與鄉鎮的策略主義邏輯

歐陽靜

“壓力型體制”是榮敬本等人（1998）用于概括縣鄉兩級政治體制運作特點的概念。由于這一概念對理解當代基層政權運作的特點頗具說服力，因此，被廣泛引用。然而，無論是榮敬本本人，還是“壓力型體制”的運用者，主要是在政治學意義上使用這一概念，通常與“民主”、“自治”、“政治動員”等概念相聯（榮敬本，2009；唐海華，2006；吳毅，2007），旨在說明中國政治體制的運作特征，較少關注壓力型體制與基層政權組織的運作邏輯與特性之間的關系。基于此，本文以桔鎮的招商引資為透視點，來呈現壓力型體制與鄉鎮權力運作邏輯的關系。

一、策略主義

在韋伯（1997：248~324）看來，與傳統組織類型不同，官僚制組織遵循“理性主義”的邏輯，嚴格按照既有程序和非人格化規則運作，從而使得組織的行為與角色具有穩定性和可預期性。具體而言，理性官僚制組織以一種形式主義的精神行事，通過由法規和明確規定的層級制來協調專門化的權限和行動，并強調非人格化的特殊品格以及服從于理智上可加分析的規則，以盡可能地確保組織運作的公正與理性。

處于官僚制體系末端的鄉鎮，其組織結構、權力體系和職能設置均依照科層制的規制設計而成，體現著現代官僚制組織的特性。然而，在實際運作中，鄉鎮的運作邏輯與現代官僚制的理性化、制度化特征相去甚遠，“正式權力的非正式運作”的現象極為顯著（孫立平等，2000）。正如已有研究所表明的那樣，鄉鎮熱衷于運用各類非正式的權力技術與策略，如“擂”、“媒”、“示蠻”、“懷柔”（吳毅，2007），以及各類“擺平術”（應星，2001；歐陽靜，2009）來實現其運作目標。此外，一些學者在關于基層政府維穩工作的專項研究中也發現，近年來，“花錢買平安”的“權宜性治理”方式十分普遍，就是所謂“人民內部矛盾用人民幣解決”，并且“在維穩的實際操作中，往往只憑負責官員的個人判斷，其所體現出的政府行為明顯缺乏原則性和規范性”（清華大學社會發展研究課題組，2010）。正如一些學者所言，基層政府組織的非正式行為具有“范圍廣、程度深、表現公開、運作堅韌”的特點（周雪光，2008）。

確切地說，與官僚制的“理性主義”邏輯不同，鄉鎮政權組織的權力運作充滿著隨意性、權宜性、變通性和短期性，似乎任何有助于目標實現的技術、策略、手段和方式，無論是正式的還是非正式的，正當的還是不正當的，均可被鄉鎮借用，并且其中的一些運作方式具有“不計成本、不惜代價”的非理性特點，往往偏離其運作目標，目標替代現象十分普遍。本文將這種不同于“理性主義”的運作邏輯概括為“策略主義”。換言之，策略主義是指基層政權組織缺乏穩定的、抽象的、普遍主義的運作規則，以及基于長遠發展的戰略目標，而以各類具體的、權宜的和隨意的策略與方法作為原則，并只顧追求眼前的短暫目標。借用鄉鎮干部的日常話語，策略主義可表述為“只問結果不問手段”或“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能把事擺平”。

顯然，“策略主義”不同于“策略”。“策略”是一種純粹的權力運作技術和方法；而“策略主義”是一種行為原則，通常不問手段或方法的合理性與合法性。因此，“策略主義”既包括那些靈活的、因地制宜的合理、合法策略，也包涵了那些不講原則、不顧戰略，不具合法性與正當性的策略；策略主義中的策略既可能與組織運作的目標相一致，也可能相背離。缺乏穩定而抽象的規則，以及不顧長遠的發展目標是策略主義的基本特性。雖然策略主義的邏輯體現于鄉鎮運作的各個方面，但由于鄉鎮的招商引資更能鮮活地展示這種邏輯的內在機制，本文以此為例加以論證。

二、策略主義的運作圖景：以桔鎮的招商引資為例

賀雪峰于2002年描述江蘇等沿海發達鄉鎮的招商引資時用了“大躍進”和“唯一重要的工作”加以形容，以突顯招商引資在鄉鎮運作中的重要性（賀雪峰，2003）。雖然中部地區的招商引資工作要晚于沿海發達地區，但自2002年開始也逐步推向了高潮，并在免除農業稅之后幾乎成為鄉鎮唯一重要的工作。

如表1所示，自2002年開始，下達至桔鎮的招商引資任務逐年遞增，內資由最初的600萬元人民幣上升至2009年的4000萬元。外資則從無到有，直至2009年的80萬美元。鄉鎮的“中心工作”也因此由“農業稅費征收”轉為“招商引資”，成為新的考核鄉村兩級干部的首要任務。此外，從2008年開始，上級對鄉鎮招商引資工作的激勵手段從經濟獎罰上升到政治獎罰。縣政府在對各鄉鎮的目標管理考核方案中規定，招商工作位于后6名的鄉鎮，全體干部不能提拔、重用。這意味著，招商引資成績與所有鄉鎮干部的升遷直接相關。面對每年遞增的招商任務以及日趨嚴厲的考核標準，鄉鎮又是如何應對的呢？

（一）“全方位優惠”

受地理區位的影響，中西部鄉鎮缺乏吸引外資的有利條件，主要依靠提供本地所特有的原材料。然而，迫于完成招商任務的急切心態，地方政府總是以極為低廉的價格提供原材料，以吸引外商。比如，一些外商要求當地政府以低于市場價的價格為其提供所需的所有木料。政府則利用控制伐木指標的方式達成此條件，以完成招商任務。

除廉價原材料外，各鄉鎮還會在土地、稅收方面給予特別的優惠政策以吸引外商。比如，T縣以每畝5.6萬元的價格征得土地，并對所征土地進行平整、規劃，最后以每畝2萬元的價格賣給外商。對于那些不買地的外商，政府則為其直接建好廠房，然后低價出租給對方。即便如此，工業園區內的廠房閑置率極高，桔鎮干部因此將工業園稱為“空殼工業園”。

在稅收方面，各地采取“兩免三減”或稅收返還的獎勵形式以吸引外商。但許多外商在本縣享受完五年的稅收優惠之后，便遷往外縣，同樣以外商的身份再次享受同樣優惠的土地、稅收等政策，政府由此成了“楊白勞”。但在高額的招商指標面前，政府明知自己是“楊白勞”，也不得不為之，而外商也看準了政府完成招商引資任務的急切心態，并加以利用。

然而，即使在“全方位優惠”的政策下，政府所吸引的企業也多為高污染企業。事實上，在各類關于招商引資工作的文件和工作報告中，各地政府明確指出，“承接沿海產業梯度轉移”是招商引資的主要目標（田野調查編號：2008120716LZ）。而所承接的“產業轉移”絕大部分是被沿海地區淘汰出來的高污染產業，主要是藥化、銅冶煉、皮革等產業。

（二）“保姆式服務”

除全方位的優惠政策外，各鄉鎮承諾在用資、用工、辦證等方面，對外商及其企業提供“一條龍”的保姆式服務。比如在桔鎮的招商工作組中，有一個成員的職責就是專門承擔此服務。一旦有外商進入，該成員就成為外商的“保姆”，先要為其提供吃、住、行等個人生活方面的便利與服務，讓外商有“賓至如歸的美好感覺和第一印象”；其次要為其個人和企業辦理所有的證件、執照；最重要的是為其企業在用資、用電、用水、網絡、道路、招工等方面提供“一條龍”服務。其中，“招工”和“用資”是保姆式服務中最重要的兩項內容。

在招工方面，政府一般著重介紹每年畢業的中學生人數。這是因為許多工廠對工人有年齡上的限制，一般要求員工在25歲以下。而中學畢業生是滿足外商用工條件的最優對象。一旦有企業提出用工要求，縣政府便向各鄉鎮下達輸送勞動力數量，各鄉鎮則將任務下達給所轄的中學。2005年，桔鎮為一家鞋廠輸送了六十多名初中畢業生。

與其他“服務”相比，政府為外商提供的“幫扶資金”是最具吸引力的一項“服務”。在T縣，具有招商引資任務的單位同時也是其所引入企業的“幫扶單位”，即必須在資金上幫助、扶持外商。T縣工業園區內的絕大多數企業便是在當地政府提供“幫扶資金”的服務下進入的。雖然幫扶資金是以借款的形式提供給外商，然而，許多外商以投資為名，行騙取政府的幫扶資金為實。僅以桔鎮參與幫扶的一家企業為例，2006年，一家號稱投資上億元的生物技術公司被引入T縣，但外商稱其前期投入資金不足，需要T縣幫扶。由于該企業屬“重大項目”，T縣眾多單位因此爭搶著參與“幫扶”。最終，桔鎮幸運地與其他7個鄉鎮成為幫扶單位，分別向該公司提供了60萬元幫扶資金。有趣的是，該公司收到幫扶資金不久后便消失匿跡。以下是桔鎮下發給該公司的催款通知單：

貴公司于2006年3月30日和2006年5月16日共借到本鎮政府企業幫扶款陸拾萬元整，在2006年9月30日已歸還借款伍萬元，截至2008年8月30日，應計利息26720元（其中：正常利息9900元，逾期利息25740元），本息合計627200元（陸拾貳萬柒仟貳佰元整），請貴公司在2008年10月31日以前歸還借款本息，否則，我鎮將按法律程序辦理（田野調查編號：20090629CMF）。

但是，該崔款單被退回，并被告之“公司名稱不存在”。其實，該公司及其法人代表早已更名換姓，各鄉鎮找不到歸還幫扶資金的債務人。參與幫扶的單位只得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

（三）“數字游戲”

無論是全方位優惠還是保姆式服務，對于像桔鎮這樣一個區位環境不佳，地理位置偏僻，優勢資源稀少，發展進度相對緩慢的欠發達鄉鎮，通過上述相對正式的方式仍然無法趕超招商引資的“大躍進”，更不可能完成數千萬元的招商任務。為了避免因招商引資工作而遭受“一票否決”的命運，各鄉鎮最后只得玩起“數字游戲”。

數字游戲主要是通過做假賬、浮夸、轉賬和出錢買資等各種方式來完成招商引資任務。具體而言，第一，通過制造假發票來虛報硬件設施的出廠價以提高固定資產投資額。第二，偽造注資憑證，即鄉鎮先在外地設立一個銀行賬號，然后將資金作為外資轉入本地已注冊的某個有名無實的公司名下，以作為招商引資的成績，一旦經會計事務所和招商局驗資過后便立即將資金抽回。另一種形式是利用外商的資金驗資，驗資之后立即抽回。第三，虛簽合同，即與外商簽訂有巨額投資額的合同，但沒有實質性資金投入。第四，出錢買資，即向已經完成招商任務的部門，或直接向招商局購買招商項目，以作為本鄉鎮的招商引資成績。2005年，T縣買資的價格大概是：外資10萬美元/1萬元人民幣，內資100萬元/5千元。但在2009年，桔鎮鎮長以每1萬元購30萬元內資的價格仍沒能購買到。

(四)“共謀”與“布景”

由于基層政府的每項工作均要面臨各式各樣的檢查，通過數字游戲所制造的招商工作當然也避免不了上級的實地檢查。但正如趙樹凱（2005）對基層政府迎接檢查的特點所總結的那樣，“在應對自上而下的檢查中，地方存在一種規律性現象：如果是省里來檢查，市、縣、鄉、村都緊急動員起來，共同應付；如果是市里檢查，縣、鄉、村則都緊急動員起來，共同應付。比如省里檢查時，市里有關部門就會提前探情況，向下邊的縣提供某些檢查信息、應付方法的‘公共服務’，當市里來檢查時，縣里有關部門就為鄉鎮提供這樣的服務。”周雪光（2008）則用“共謀”來容易這種基層政府與它的直接上級政府相互配合、采取各種策略應對來自更上一級政府檢查監督的現象。

也正因為此，當T縣的工業園區于2009年迎接省領導視察時，我們看到市縣政府共同應對、布置現場的圖景：要求雇用數量眾多的挖土機、推土機和“群眾演員”進工業園區，當領導的車隊即將進入工業園區之時，所有的機器要響起來、動起來，所有的人要忙碌起來。為此，桔鎮以10元1人的價格在各村雇請了50名“政治覺悟高”（不會攪局）的農民，讓他們帶著鐵鍬在指定好的地方擺出勞作的姿態。在桔鎮幫扶的工廠內，分管招商的副鎮長不知從哪兒裝了一客車的“群眾演員”，將他們插入正式工人中間，充當臨時工人，以便使領導進廠視察時，感覺工廠效益好。直到領導離開現場，這些“群眾演員”的“表演”才停止，“演員”的“出場費”是每人每小時100元。

如此“共謀”與“布景”雖使T縣創造出了令上級領導滿意的工作成績，但在高指標的壓力下，同一級官員之間形成強烈的競爭，彼此不甘落后，以防在晉升的階梯上被淘汰出局。因此，一旦有人以“布景”等非正式方式獲得晉升時，便容易被競爭者競相效仿，形成所謂的“政治錦標賽”（周黎安，2009）。在此錦標賽中，“共謀”、“布景”、“數字游戲”等各種非正式權力運作策略的運用也就逐漸成為整個體制的“共識”，各類“萬畝工業園”和頗具創意的“人造景觀”也因此層出不窮。

三、策略主義的形成機制：壓力型體制

雖然國家自2004年以來確立了以“科學發展觀”為核心的治國理念,并在宏觀層次上將經營性的政府行為轉變為以公共服務為本的治理體系，將法治化、規范化、技術化和標準化作為行政建設和監督的核心議題。然而，透過鄉鎮招商引資中各類權力運作技術，我們看到的卻是一幅策略主義的運作圖景。應該說，任何時期的基層政權均講“策略”、講“方法”，但不一定任何時期的基層政權均以“策略主義”為運作邏輯。“策略主義”是當前鄉鎮政權運作的獨特邏輯，受鄉鎮所處的壓力型體制的限定。

壓力型體制產生的原初動力來自政府實現經濟趕超的壓力及其發展主義的意識形態。在20世紀90年代初確立的“穩定”和“發展”的意識形態中，經濟的快速增長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被認為是社會穩定的必要前提，“經濟增長至上”成為政府和民間的共識（渠敬東、周飛舟、應星，2009）。在“經濟增長至上”的意識形態下，全國掀起了經濟建設熱潮，經濟建設成績成為衡量各級政府的首要指標。為了獲得快速增長的經濟指標，各地的上層領導開始充分利用政府內部的行政權力作為驅動經濟發展的動力，利用“高指標”和“烏紗帽”給下級政府“加溫加壓”（唐海華，2006），依靠政治壓力和行政命令對整個體制進行動員，從而將指標和任務在官僚制的行政等級中層層下達，直至基層的鄉鎮一級，最終形成了被稱之為“壓力型體制”的運作特性。

根據榮敬本等人（1998：28）的概括，壓力型體制是指一級政治組織縣、鄉為了實現經濟趕超，完成上級下達的各項指標，而采取的數量化任務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質化的評價體系。為了完成經濟趕超任務和各項指標，該級政治組織以黨委和政府為核心把這些任務和指標，層層量化分解，派給下級組織和個人，責令其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然后根據完成的情況進行政治和經濟方面的獎懲。由于這些任務和指標中一些主要部分采取的評價方式是“一票否決”制，即一旦某項任務沒達標，就視其全年工作成績為零，不得給予各種先進稱號和獎勵，所以各級組織實際上是在這種評價體系的壓力下運行的。

渠敬東等人（2009）認為，新世紀以來，“壓力型體制”的運作邏輯并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不過，其作用機制發生了重要變化，一是加強了對指標完成手段的管理，將指標管理和技術治理結合在一起；二是加強了行政問責制；三是加強了量化指標結構的多元化傾向，改變了以往僅以GDP為核心的干部考核指標體系，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和綠色GDP開始被納入到數字指標控制的范圍。應該說，在宏觀層面上，壓力型體制的作用機制確實發生了諸如以上的變化。也正因此，我們幾乎每天都能從電視新聞中看到各省政府（特別是沿海發達地區的省級政府）實踐“科學發展觀”，以打造各類“民生工程”的舉措。但是，在微觀層次的具體運作中，壓力型體制的作用機制并未發生根本變化，只是借“科學發展觀”之名，行“經濟增長至上”之實，進行“名實分離”的非正式運作，正如前文所述，這在中西部地區的鄉鎮招商引資工作中表現得尤為顯著。

顯然，在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其“發展”的壓力遠甚于發達地區，特別是在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對比之下，發展的欲望與壓力倍增。而壓力型體制恰好是實現經濟趕超的高效機制，同時也是欠發達地區認為值得學習和借簽的寶貴經驗。比如，T縣政府前往沿海發達省份學習招商引資經驗時總結道：“要實現經濟發展，一是要舍得犧牲環境，二是要形成人人有任務，人人有壓力的激勵機制”（田野調查編號：20090813HSJ）。

更為重要因素在于，鄉鎮的現實條件和實現能力難以實現壓力型體制中的目標任務。就招商引資而言，由于中西部地區所處的區域位置欠佳，資源相對貧乏，加之鄉鎮財政資源極度匱乏（周飛舟、趙陽，2003）、大量農村勞動力外流，這些均使鄉鎮難以在短時間內實現逐年遞增的“高指標”。常規的權力運作方式顯然無法應對不切實際的目標任務，以及嚴厲的考核機制，更難以在政治錦標賽中勝出，各種非理性、非正式的權力運作技術應運而生，最終塑造了鄉鎮的策略主義運作邏輯。

四、結語

當然，壓力型體制并非一無是處，面對中國地域之廣、行政系統層級之多，它的運作有其合理的一面。自上而下的壓力機制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政令不通和行政系統的慵懶、暮氣沉沉，它可以使中央、上級政府急需解決的問題快速到達基層（王啟梁，2009）。但它之所以形塑了策略主義的鄉鎮運作邏輯，一是因為壓力型體制中的目標設置主體單一，缺乏來自基層政府、社會組織和民眾等多方主體的協商與合作；二是壓力型體制中的激勵強度過大，與基層政權組織的實際條件不相匹配；三是壓力型體制缺乏常規化的反饋機制。

首先，在目標設置主體單一化的情況下，壓力型體制一般只考慮那些僅被上級政府認為重要的目標，也即鄉鎮政權組織所說的“硬指標”。這種目標設置方式不僅忽略了基層政權組織執行目標的實際能力，而且忽略了那些被基層政府或民眾認為至關重要的目標，這不利于形成良好的地方治理秩序。其次，當壓力型體制的目標設置和激勵強度與基層政權組織的現實能力不相匹配之時，就容易誘導基層政權組織以造假、“共謀”、“擺平”等非正式的權力技術來應對壓力型體制中的高指標。從政策執行的效果來說，某項政策是否切合實際，作為基層一級的鄉鎮應該最為了解。但壓力型體制缺乏有效的信息反饋機制和上下級之間的協商機制，以及必要的糾錯功能，從而導致其目標設置和激勵機制越來越脫離實際，由此加劇了基層政權組織的非正式運作，最終形塑了策略主義的運作邏輯。

壓力型體制的作用機制表明，如欲重塑當前鄉鎮運作的策略主義邏輯，首先勢必將目標設置主體的單一化轉為多元化，即將目前類似于“單軌”運行的壓力型體制轉化為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的“雙軌”運行機制（費孝通，1999），從而使目標設置中引入那些不能產生經濟效益，但對農村生活和鄉村社會秩序至關重要的事項。其次要引入靈活的反饋機制和糾錯功能，使目標設置和激勵機制切合實際，從而使鄉鎮政權既有執行國家政策的壓力，保證國家政策的“一統性”，又具有執行政策的“靈活性”，確保政策能夠因地制宜，進而實現各項政策的有效性。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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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敬東、周飛舟、應星，2009：“從總體支配到技術治理——基于中國30年改革經驗的社會學分析”，《中國社會科學》，2009，6。

榮敬本、崔之元等，1998：《從壓力型體制向民主合作體制的轉變——縣鄉兩級政治體制改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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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立平、郭于華，2000：“‘軟硬兼施’：正式權力非正式運作的過程分析——華北B鎮收糧的個案研究”，《清華社會學評論特輯》。

唐海華，2006：“‘壓力型體制’與中國的政治發展”，《寧波市委黨校學報》，2006，1：22—28。

吳毅，2007：《小鎮喧囂——一個鄉鎮政治運作的演繹與闡釋》，北京：三聯書店。

王啟梁，2009：“當代中國正式社會控制的圖景與困境——以基層的實踐為視角”，未刊稿。

應星，2001：《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北京：三聯書店。

張靜，2000：《基層政權：鄉村制度諸問題》，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6：《現代公共規則與鄉村社會》，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趙樹凱，2005：“鄉鎮政府的應酬政治”，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04年調查研究報告選》，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

周飛舟、趙陽，2003：“剖析農村公共財政：鎮財政的困境和成因——對中西部地區鄉鎮財政的案例研究”，《中國農村觀察》，2003，4：25—37。

周雪光，2008：“基層政府間的‘共謀現象’”，《社會學研究》，2008，6：2—21。

[德]韋伯，1997：《經濟與社會》，林榮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作者系江西財經大學財稅與公共管理學院講師

第二篇：壓力型體制與鄉鎮策略主義邏輯

壓力型體制與鄉鎮策略主義邏輯

歐陽靜

【摘要】在微觀層面的具體運作中，壓力型體制的作用機制并未發生根本變化，只是在新的意識形態下呈現出“名實分離”的特征，即借“科學發展觀”之名，行“經濟增長至上”之實，這在中西部鄉鎮的招商引資工作中表現得猶為顯著。由于壓力型體制的目標設置和激勵強度與鄉鎮的現實條件和實際能力不相匹配，從而形塑了一種以各類具體的、權宜的和隨意的權力技術為原則的策略主義邏輯。這種邏輯一般只追求眼前的具體目標，不顧基于長遠發展的戰略目標，更缺乏穩定的、抽象的和普遍主義的規則意識。本文以桔鎮的招商引資為例，來呈現壓力型體制與策略主義的相關性。

【關鍵詞】壓力型體制 鄉鎮 策略主義 運作邏輯 招商引資

“壓力型體制”是榮敬本等人（1998）用于概括縣鄉兩級政治體制的運作特點。由于這一概念對理解當代基層政權運作的特點頗具說服力，因此被得到廣泛引用。然而，無論是榮敬本本人還是“壓力型體制”的運用者，主要是在政治學意義上使用這一概念，通常與“民主”、“自治”、“政治動員”等概念相聯（榮敬本，2009；唐海華，2006；吳毅，2007），旨在說明中國政治體制的運作特征，較少關注壓力型體制與基層政權組織的運作邏輯與特性之間的關系。基于此，本文以桔鎮的招商引資為透視點，以呈現壓力型體制與鄉鎮權力運作邏輯的關系。桔鎮是中國中部省份的一個很普通的農業型鄉鎮，也是筆者自2004年以來多次回訪至今、跟蹤觀察的鄉鎮。該鎮距其所屬的T縣約30公里，地處山區，交通較為不便，工商業欠發達。對該鎮的分析能揭示中西部地區鄉鎮的一些共性，但可能不適用于東部沿海或經濟發達地區的鄉鎮。

一、策略主義

在韋伯（1997：248-324）看來，與傳統組織類型不同，官僚制組織遵循“理性主義”的邏輯，嚴格按照既有程序和非人格化規則運作，從而使得組織的行為與角色具有穩定性和可預期性。具體而言，理性官僚制組織以一種形式主義的精神行事，通過由法規和明確規定的層級制來協調專門化的權限和行動，并強調非人格化的特殊品格以及服從于理智上可加分析的規則，以盡可能地確保組織運作的公正與理性。

處于官僚制體系末端的鄉鎮，其組織結構、權力體系和職能設置均依照科層制的規制設計而成，體現著現代官僚制組織的特性。然而，在實際運作中，鄉鎮的運作邏輯與現代官僚制的理性化、制度化特征相去甚遠，“正式權力的非正式運作”的現象極為顯著（孫立平，2000）。正如已有研究所表明那樣，鄉鎮熱衷于運用各類非正式的權力技術與策略，如“擂”、“媒”、“示蠻”、“懷柔”（吳毅，2007），以及各類“擺平術”（應星，2001；歐陽靜，2009）來達成其運作目標。此外，一些學者在關于基層政府維穩工作的專項研究也發現，近年來“花錢買平安”的“權宜性治理”方式十分普遍，就是所謂“人民內部矛盾用人民幣解決”，并且，“在維穩的實際操作中，往往只憑負責官員的個人判斷，其所體現出的政府行為明顯缺乏原則性和規范性”（清華大學社會發展研究課題組，2010）。正如一些學者所言，基層政府組織的非正式行為具有“范圍廣、程度深、表現公開、運作堅韌”的特點（周雪光，2008）。

確實地說，與官僚制的“理性主義”邏輯不同，鄉鎮政權組織的權力運作充滿著隨意性、權宜性、變通性和短期性，似乎任何有助于目標實現的技術、策略、手段和方式，無論是正式的還是非正式的，正當的還是非正當的，均可被鄉鎮借用，并且，其中的一些運作方式具有“不計成本、不惜代價”的非理性特點，往往偏離其運作目標，目標替代現象十分普遍。本文將這種不同于“理性主義”的運作邏輯概括為“策略主義”。質言之，策略主義是指基層政權組織缺乏穩定的、抽象的、普遍主義的運作規則，以及基于長遠發展的戰略目標，而以各類具體的、權宜的和隨意的策略與方法作為原則，并只顧追求眼前的短暫目標。借用鄉鎮干部的日常話語，策略主義可表述為“只問結果不問手段”或“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能把事擺平”。

顯然，“策略主義”不同于“策略”。“策略”是一種純粹的權力運作技術和方法；而“策略主義”是一種行為原則，通常不問手段或方法的合理性與合法性。因此，“策略主義”既包括那些靈活的、因地制宜的合理、合法策略，也包涵了那些不講原則、不顧戰略，不具合法性與正當性的策略；策略主義中的策略既可能與組織運作的目標相一致，也可能相背離。缺乏穩定而抽象的規則，以及不顧長遠的發展目標是策略主義的基本特性。雖然策略主義的邏輯體現于鄉鎮運作的各個方面，但由于鄉鎮的招商引資更能鮮活地展示這種邏輯的內在機制，本文因此為認證依據。

二、策略主義的運作圖景：桔鎮的招商引資

賀雪峰（2003）于2002年描述江蘇等沿海發達鄉鎮的招商引資時用了“大躍進”和“唯一重要的工作”加以形容，以突顯招商引資在鄉鎮運作中的重要性。雖然中部地區的招商引資工作要晚于沿海發達地區，但自2002年開始也逐步推向了高潮，并在免除農業稅之后幾乎成為鄉鎮唯一重要的工作。表一：桔鎮2002年以來每年需完成的招商引資任務

單位：萬元 年份

任務******09 內資（人民幣）******0 外資（美元）***

如表一所示，自2002年開始，下達至桔鎮的招商引資任務逐年遞增，內資由最初的600萬上升至2009年的4000萬。外資則從無到有，直至2009年的80萬美元。鄉鎮的“中心工作”也因此由“農業稅費征收”轉為“招商引資”，成為新的考核鄉村兩級干部的首要任務。此外，從 2008年開始，上級對鄉鎮招商引資工作的激勵手段從經濟獎罰上升到政治獎罰。縣政府在對各鄉鎮的目標管理考核方案中規定，招商工作位于后六名的鄉鎮，全體干部不能提拔、重用。這意味著，招商引資成績與所有鄉鎮干部的升遷直接相關。面對每年遞增的招商任務以及日趨嚴厲的考核標準，鄉鎮又是如何應對的呢？

1、“全方位優惠”

受地理區位的影響，中西部鄉鎮缺乏吸引外資的有利條件，主要依靠提供本地所特有的原材料。然而，迫于完成招商任務的急切心態，地方政府總是以極為低廉的價格提供原材料，以吸引外商。比如，一些外商則要求當地政府以低于市場價的價格為其提供所需的所有木料。政府則利用控制伐木指標[1]的方式達成此條件，以完成招商任務。

除廉價原材料外，各鄉鎮還會在土地、稅收方面給予特別的優惠政策以吸引外商。比如，T縣以每畝5.6萬元的價格征得土地，并對所征土地進行平整、規劃，最后以每畝2萬元的價格賣給外商。也就是說，除去平整土地的費用，政府以每畝倒貼3.6萬元的土地優惠政策來吸引外商。對于那些不買地的外商，政府則為其直接建好廠房，然后低價出租給對方。即便如此，工業園區內的廠房閑置率極高，桔鎮干部因此將工業園稱為“空殼工業園”。

在稅收方面，各地采取“兩免三減”[2]或稅收返還的獎勵形式以吸引外商。但許多外商在本縣享受完五年的稅收優惠之后，便遷往外縣，同樣以外商的身份再次享受同樣優惠的土地、稅收等政策，政府由此成了“楊白勞”。但在高額的招商指標面前，政府明知自己是“楊白勞”，也不得不為之，而外商也看準了政府完成招商引資任務的急切心態，并加以利用。

然而，即使在“全方位優惠”的政策下，政府所吸引的企業也多為高污染企業。事實上，在各類關于招商引資工作的文件和工作報告中，各地政府明確指出，“承接沿海產業梯度轉移”是招商引資的主要目標（2008120716LZ田野調查編號）。而所承接的“產業轉移”絕大部分是被沿海地區淘汰出來的高污染產業，主要是藥化、銅冶煉、皮革等產業。

2、“保姆式服務”

除全方位的優惠政策外，各鄉鎮承諾在用資、用工、辦證等方面，對外商及其企業提供“一條龍”的保姆式服務。比如在桔鎮的招商工作組中，有一個成員的職責就是專門承擔此服務。一旦有外商進入，該成員則成為外商的“保姆”，先要為其提供吃、住、行等個人生活方面的便利與服務，讓外商有“賓至如歸的美好感覺和第一印象”；其次要為其個人和企業辦理所有的證件、執照；最重要的是為其企業在用資、用電、用水、網絡、道路、招工等方面提供“一條龍”服務。其中，“招工”和“用資”是保姆式服務中最重要的兩項內容。

在招工方面，政府一般著重介紹每年畢業的中學生人數。這是因為許多工廠對工人有年齡上的限制，一般要求員工在25歲以下。而中學畢業生是滿足外商用工條件的最優對象。一旦有企業提出用工要求，縣政府便向各鄉鎮下達輸送勞動力數量，各鄉鎮則將任務下達給所轄的中學。2005年，桔鎮為一家鞋廠輸送了60多名初中畢業生。

與其他“服務”相比，政府為外商提供的“幫扶資金”是最具吸引力的一項“服務”[3]。在T縣，具有招商引資任務的單位同時也是其所引入企業的“幫扶單位”，即必須在資金上幫助、扶持外商。T縣工業園區內的決大多數企業便是在當地政府提供“幫扶資金”的服務下進入的。雖然幫扶資金是以借款的形式提供給外商，然而，許多外商以投資為名，行騙取政府的幫扶資金為實。僅以桔鎮參與幫扶的一家企業為例，2006年，一家號稱投資上億的生物技術公司被引入T縣，但外商稱其前期投入資金不足，需要T縣幫扶。由于該企業屬“重大項目”，T縣眾多單位因此爭搶著參與“幫扶”。最終，桔鎮幸運地與其他七個鄉鎮成為幫扶單位，分別向該公司提供了60萬幫扶資金。有趣的是，該公司收到幫扶資金不久后便消失匿跡。以下是桔鎮下發給該公司的催款通知單：

貴公司于2006年3月30日和2006年5月16日共借到本鎮政府企業幫扶款陸拾萬元整，在2006年9月30日已歸還借款伍萬元，截至2008年8月30日，應計利息26720元（其中：正常利息9900元，逾期利息25740元）本息合計627200元（陸拾貳萬柒仟貳佰元整），請貴公司在2008年10月31日以前歸還借款本息，否則，我鎮將按法律程序辦理（20090629CMF田野調查編號）。

但是，該崔款單被退回，并被告之“公司名稱不存在”。確切地說，該公司及其法人代表早已更名換姓，各鄉鎮找不到歸還幫扶資金的債務人。參與幫扶的單位只得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

3、“數字游戲”

無論是全方位優惠還是保姆式服務，對于像桔鎮這樣一個區位環境不佳，地理位置偏僻，優勢資源稀少，發展進度相對緩慢的欠發達鄉鎮，通過上述相對正式的方式仍然無法趕超招商引資的“大躍進”，更不可能完成數千萬的招商任務。為了避免因招商引資工作而遭受“一票否決”的命運，各鄉鎮最后只得玩起“數字游戲”。

數字游戲主要是通過做假賬、浮夸、轉賬和出錢買資等各種方式來完成招商引資任務。具體而言，第一，通過制造假發票來虛報硬件設施的出廠價以提高固定資產投資額。第二，偽造注資憑證，即鄉鎮先在外地設立一個銀行帳號，然后將資金作為外資轉入本地已注冊的某個有名無實的公司名下，以作為招商引資的成績，一旦經會計事務所和招商局驗資過后便立即將資金抽回。另一種形式是利用外商的資金驗資，驗資之后立即抽回。第三，虛簽合同，即與外商簽訂有巨額投資額的合同，但沒有實質性資金投入。第四，出錢買資，即向已經完成招商任務的部門，或直接向招商局購買招商項目，以作為本鄉鎮的招商引資成績。2005年，T縣買資的價格大概是：外資10萬美元/1萬元人民幣，內資100萬元/5千元。但在2009年，桔鎮鎮長以每1萬元購30萬元內資的價格仍沒能購買到。

4、“共謀”與“布景”

由于基層政府的每項工作均要面臨各式各樣的檢查，通過數字游戲所制造的招商工作當然也避免不了上級的實地檢查。但正如趙樹凱（2005）對基層政府的迎檢特點所總結的那樣，“在應對自上而下的檢查中，地方存在一種規律性現象：如果是省里來檢查，市、縣、鄉、村都緊急動員起來，共同應付；如果是市里檢查，縣、鄉、村則都緊急動員起來，共同應付。比如省里檢查時，市里有關部門就會提前探情況，向下邊的縣提供某些檢查信息、應付方法的‘公共服務’，當市里來檢查時，縣里有關部門就為鄉鎮提供這樣的服務。”也就是說，當鄉鎮與縣級政府共同應對市級政府的檢查時，縣級政府要幫助鄉鎮掩蓋問題，同樣，當鄉鎮、縣與市級政府共同應對省級政府的檢查時，市級政府也要用各種非正規方式來幫助縣鄉政府掩蓋問題。周雪光（2008）則用“共謀”來容易這種基層政府與它的直接上級政府相互配合、采取各種策略應對來自更上一級政府檢查監督的現象。也正因此，當T縣的工業園區于2009年迎接省領導視察時，我們看到市、縣政府共同應對，布置現場的圖景：要求雇用數量眾多的挖土機、推土機和“群眾演員”進工業園區，當領導的車隊即將進入工業園區之時，所有的機器要響起來、動起來，所有的人要忙碌起來。為此，桔鎮以10元一人的價格在各村雇請了50名“政治覺悟高”（不會攪局）的農民，讓他們帶著鐵鍬在指定好的地方擺出勞作的姿態。在桔鎮幫扶的工廠內，分管招商的副鎮長不知從哪兒裝了一客車的“群眾演員”，將他們插入正式工人中間，充當臨時工人，以便使領導進廠視察時，感覺工廠效益好。這些“群眾演員”的“表演”直至領導離開現場為止，“出場費”是每人每小時100元。

如此“共謀”與“布景”雖使T縣創造出了令上級領導滿意的工作成績，但在高標指的壓力下，同一級官員之間形成強烈的競爭，彼此不甘落后，以防在晉升的階梯上被淘汰出局。因此，一旦有人以“布景”等非正式方式獲得晉升時，便容易被競爭者競相效仿，形成所謂的“政治錦標賽”（周黎安，2009）。在此錦標賽中，“共謀”、“布景”、“數字游戲”等各種非正式權力運作策略的運用也就逐漸成為整個體制的“共識”，各類“萬畝工業園”和頗具創意的“人造景觀”也因此層出不窮。

三、策略主義的形成機制：壓力型體制

雖然國家自2004年以來確立了以“科學發展觀”為核心的治國理念, 并在宏觀層次上將經營性的政府行為轉變為以公共服務為本的治理體系，并將法治化、規范化、技術化和標準化作為行政建設和監督的核心議題。然而，透過鄉鎮招商引資中各類權力運作技術，我們看到的卻是一幅策略主義的運作圖景。應該說，任何時期的基層政權均講“策略”、講“方法”，但不一定任何時期的基層政權均以“策略主義”為運作邏輯。“策略主義”是當前鄉鎮政權運作的獨特邏輯，受鄉鎮所處的壓力型體制所決定。

壓力型體制產生的原初動力來自政府實現經濟趕超的壓力及其發展主義的意識形態。在1990年代初確立的“穩定”和“發展”的意識形態中，經濟的快速增長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被認為是社會穩定的必要前提，“經濟增長至上”成為政府和民間的共識（渠敬東、周飛舟、應星，2009）。在“經濟增長至上”的意識形態下，全國掀起了經濟建設熱潮，經濟建設成績成為衡量各級政府的首要指標。為了獲得快速增長的經濟指標，各地的上層領導開始充分利用政府內部的行政權力作為驅動經濟發展的動力，利用“高指標”和“烏紗帽”給下級政府“加溫加壓”（唐海華，2006），依靠政治壓力和行政命令對整個體制進行動員，從而將指標和任務在官僚制的行政等級中層層下達，直至最基層的鄉鎮一級，最終形成了被稱之為“壓力型體制”的運作特性。

根據榮敬本等人（1998：28）的概括，壓力型體制是指一級政治組織縣、鄉為了實現經濟趕超，完成上級下達的各項指標，而采取的數量化任務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質化的評價體系。為了完成經濟趕超任務和各項指標，該級政治組織以黨委和政府為核心把這些任務和指標，層層量化分解，派給下級組織和個人，責令其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然后根據完成的情況進行政治和經濟方面的獎懲。由于這些任務和指標中一些主要部分采取的評價方式是“一票否決”制，即一旦某項任務沒達標，就視其全年工作成績為零，不得給予各種先進稱號和獎勵，所以各級組織實際上是在這種評價體系的壓力下運行的。

渠敬東等人（2009）認為，新世紀以來，“壓力型體制”的運作邏輯并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不過，其作用機制發生了重要變化，一是加強了對指標完成手段的管理，將指標管理和技術治理結合在一起；二是加強了行政問責制；三是加強了量化指標結構的多重化傾向，改變了以往僅以GDP 為核心的干部考核指標體系，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和綠色GDP開始被納入到數字指標控制的范圍。應該說，在宏觀層面上，壓力型體制的作用機制確實發生了諸如以上的變化。也正因此，我們幾乎每天都能從電視新聞中看到各省政府（特別是沿海發達地區的省級政府）實踐“科學發展觀”，以打造各類“民生工程”的舉措。但是，在微觀層次的具體運作中，壓力型體制的作用機制并未發生根本變化，只是借“科學發展觀”之名，行“經濟增長至上”之實，進行“名實分離”的非正式運作，正如前文所述，這在中西部地區的鄉鎮招商引資工作中表現得猶為顯著。

顯然，在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其“發展”的壓力遠甚于發達地區，特別是在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對比之下，發展的欲望與壓力倍增。而壓力型體制恰好是實現經濟趕超的高效機制，同時也是欠發達地區認為值得學習和借簽的寶貴經驗。比如，T縣政府前往沿海發達省份學習招商引資經驗時總結道：“要實現經濟發展，一是要舍得犧牲環境，二是要形成人人有任務，人人有壓力的激勵機制”（20090813HSJ田野調查編號）。于是才有“凡是招商工作位于后六名的鄉鎮，全鎮班子成員和一般干部都不能提拔、重用”的考核標準。基層干部也因此被納入“政治錦標賽”與“政治淘汰賽”之中（周黎安，2009）。為了防止在競爭中被淘汰出局調，鄉鎮通常會調用一切可調用的權力權術去實現目標，“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能把事擺平”的策略主義邏輯也由此而生。

更為重要因素在于，鄉鎮的現實條件和實現能力難以實現壓力型體制中的目標任務。就招商引資而言，由于中西部地區所處的區域位置欠佳，資源相對貧乏，加之鄉鎮財政資源極度匱乏（周飛舟、趙陽，2003）、大量農村勞動力外流，這些均使鄉鎮難以在短時間內實現逐年遞增的“高標指”。常規的權力運作方式顯然無法應對不切實際的目標任務，以及嚴厲的考核機制，更難以在政治錦標賽中勝出，各非理性、非正式的權力運作技術應運而生，最終塑造了鄉鎮的策略主義運作邏輯。

四、結語

當然，壓力型體制并非一無是處，面對中國地域之廣、行政系統層級之多，它的運作有其合理的一面。自上而下的壓力機制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政令不通和行政系統的慵懶、暮氣沉沉，它可以使中央、上級政府急需解決的問題快速到達基層（王啟梁，2009）。但它之所以形塑了策略主義的鄉鎮運作邏輯，一是因為壓力型體制中的目標設置主體單一，缺乏來自基層政府、社會組織和民眾等多方主體的協商與合作；二是壓力型體制中的激勵強度過大，與基層政權組織的實際條件不相匹配；三是壓力型體制缺乏常規化的反饋機制。在目標設置主體單一化情況下，壓力型體制一般只考慮那些僅被上級政府認為重要的目標，也即鄉鎮政權組織所說的“硬指標”。這種目標設置方式不僅忽略了基層政權組織執行目標的實際能力，而且忽略那些被基層政府或民眾認為至關重要的目標，這不利于形成良好的地方治理秩序。其次，當壓力型體制的目標設置和激勵強度與基層政權組織的現實能力不相匹配之是時，就容易誘導基層政權組織以造假、“共謀”、“擺平”等非正式的權力技術來應對壓力型體制中的高指標。從政策執行的效果來說，某項政策是否切合實際，作為最基層一級的鄉鎮應該最為了解。但壓力型體制缺乏有效的信息反饋機制和上下級之間的協商機制，以及必要的糾錯功能，從而導致其目標設置和激勵機制越來越脫離實際，由此加劇了基層政權組織的非正式運作，最終形塑了策略主義的運作邏輯。

壓力型體制的作用機制表明，如欲重塑當前鄉鎮運作的策略主義邏輯，首先勢必將目標設置主體的單一化轉為多元化，即將目前類似于“單軌”運行的壓力型體制轉化為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的“雙軌”運行機制（費孝通，1999），從而使目標設置中引入那些不能產生經濟效益，但對農村生活和鄉村社會秩序至關重要的事項。其次要引入靈活的反饋機制和糾錯功能，使目標設置和激勵機制切合實際，從而使鄉鎮政權既有執行國家政策的壓力，保證國家政策的“一統性”，又具有執行政策的“靈活性”，確保政策能夠因地制宜，進而實現各項政策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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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國家對森林保護，集體和個人不能任意砍伐木材，必須要有政府下發的指標，因此只有握有砍伐指標才能砍伐木材。對于那些拿到砍伐指標的林場和農民來說，不得不將木材半賣半送給外商，因為不賣則意味著放棄獲得砍伐指標的機會，木材會因不能砍伐而枯爛在山上，最終不會產生任何經濟效益。[2]即對那些投資生產的企業，當地政府免除其前兩年的稅費，后三年的稅費則減半。而稅收獎勵的實質與“兩免三減”一樣，即前兩年稅收返還100%，后三年返還50%。

[3] 幫扶資金是指，為了吸引外商前來投資，政府部門為其提供首筆啟動資金，以幫助、扶持外資在本地的投資和發展。提供幫扶資金的部門稱為“幫扶單位”，其所幫扶的企業可以作為本單位完成招商任務的成績。

第三篇：最新版《策略主義——桔鎮運作的邏輯》有感（模版）

《策略主義——桔鎮運作的邏輯》有感

寒假選讀了《策略主義——桔鎮運作的邏輯》一書，感受頗為深厚，有點醍醐灌頂。我國，受小農經濟有限稅賦的制約，傳統時期的中國基層官僚組織遵循簡約主義邏輯，通過借用鄉土社會的自治機制來應對財政資源匱乏和鄉村治理困境。1990年代以來的鄉鎮政權不僅未能擺脫財政資源匱乏的困境，反而被置于一個趕超現代化的壓力型體制之中，與此同時，鄉土社會的變遷使鄉鎮喪失了簡約主義的運作基礎。在此背景下，鄉鎮被置于資源匱乏與壓力型體制的多目標、高指標，以及資源匱乏與鄉村社會的治理需求之間的矛盾之中，并因此形塑了鄉鎮的策略主義運作邏輯。

書上寫在前面，1990年代中后期開始，鄉鎮政權成為繼村民自治之后，又一個受學界和政策研究部門所追捧的研究焦點，甚至一批縣鄉干部也積極參與其中進行討論。這是因為在越來越嚴峻的“三農問題”面前，村民自治似乎不但不能承載類似于民主這樣的宏大關懷，而且也不能緩解再次凸顯的“三農問題”研究者對村民自治的研究熱情隨之退卻，都不約而同地轉向對鄉村治理和鄉鎮體制的研究，不同的學者懷著不同的關懷，為鄉鎮改革開藥方，設方案，指方向。客觀而言，這些研究對于鄉鎮體制的改革與發展具有極積的推進作用。但也存在一個明顯的缺陷，即其研究旨趣主要聚焦在鄉鎮改革可欲求的方向上。

也就是說，已有的研究主要從價值關懷和理論訴求上去討論鄉鎮的“何去何從”，而把“鄉鎮政權是什么”作為一個無需再討論的共識，從而規避和隱藏了鄉鎮政權所處的具體環境及其運作的實然狀態。而我們認為，這恰恰是探索鄉鎮政權的基礎和前提，假如連“鄉鎮政權是什么”的問題都未搞清楚，又何以談“怎么辦”。顯然，鄉鎮是處于我國政權體系最末端的一級政權組織，無論在組織結構還是職能設置上，均是依照官僚制的原則建制而成。然而，當切身地參與到鄉鎮運作的實踐中去時，不斷沖擊我們思維的是鄉鎮運作中的“名實分離”現象，即形式上的官僚制設置與實質上的非正式運作，非正式因素被大量地借用到正式權力的運作過程中。

這本書得出了的結論差不多可以歸結為以下：當前國家正確建設的目標不能僅僅停留于諸如機構設置、職能配置和制度創新等具體、技術性的硬件設施上，更應該著眼于使政權運作和制度運行賴以維系的核心價值和基礎性規范這一軟件設施的建設上。否則，無論硬件設施建設得多完備，政權組織也難以保持長期穩定，無論制度設計得多完美，也都難以有效運行。

我認為，本書做的顯然是一個解剖麻雀的工作，不可否認桔鎮在中國具有相當的代表性，但是本書提出的策略主義僅僅適用于解釋一些財政收入不足的鄉鎮，不足以來說明所有的鄉鎮。鄉鎮采取策略主義的邏輯起點是：鄉鎮自身行政能力、財力等的不足，導致無法完全應對好上級、下級對該層級政權的要求，被迫，被動的采取看起來合情、合理的做法。要想讓鄉鎮避免走策略主義的路線，只能是國家政權建設的重心往下走，啥時候“國不以利為利，而以義為利”了，鄉鎮就不會走策略主義的路線了。

第四篇：中小學教師職業壓力與應對策略1

中小學教師的職業壓力與應對策略

李玉峰?

(張家口教育學院宣化分校,河北，075100)

摘要：目前，教育內部正經歷著深刻的變革，關鍵字：

隨著改革的深入，整個國家正經歷著深刻的社會轉型。教師作為公民的一分子，本身就承受著較大的生存壓力，加之教育內部也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變革，教師曾經聊以自慰的職業穩定性也將被聘任制所取代。面對方方面面的變革，教師普遍產生了較重的工作壓力和職業危機感。如何面對來自工作、生活、社會等方面的壓力？如何紓解壓力？如何變壓力為動力？是擺在我們每一位教師面前的一個大問題。

一、教師壓力的普遍性與廣泛性。

壓力，作為心理上的一種緊張狀態，是人生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壓力是個體預期未來可能發生的不安，或對威脅有所知覺，因而對有機體產生刺激、警告或使其活動①。從上述壓力的定義可見，壓力由三個成分組成，即：外在環境、對環境的評估、以及對情緒和生理刺激所做的反應。外在環境的要求只有在被當事人了解并被認真考慮時，才足以稱之為壓力，事件本身并不會引起壓力反應，事件本身及其內容都是中性的，最主要是我們對于事件的認知或評估而使事件形成壓力。

那么教師職業壓力是指由教師職業中的威脅到教師自尊或健康生活和工作的各種因素所引起的教師生理、心理上的反應對教師個體產生的不良影響。

很多研究發現，教師在工作中普遍遭受到職業壓力。國外及臺灣地區的研究發現，大約有1/3的教師存在比較嚴重的職業壓力，我國為數不多的幾個研究（于紅暉、徐長江、徐富明）②③③發現，我國大陸教師中半數以上的中小學教師承受著較大的職業壓力，很多研究已表明，教師職業屬于“高壓力職業”，一些研究指出“教師所承受的職業壓力與航空交通指揮員一樣高”（Crump 1981）,“教師承受的職業壓力與全職醫生一樣高”（Cooper 1989）。近十余年來，西方發達國家和我國都正經歷著持久而廣泛的變革，教師體驗到的壓力，不論在頻率上還是強度上都大大地增強了。

教師作為一種職業，承受著較高的職業壓力，除此之外，教師同時還要為人父為人母為

?作者簡介：李玉峰（1968－），女，河北蔚縣人，教育學碩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 學前教師教育、兒童心理發展與教育．E-mail：yflihb@126.com

人夫為人妻為人子女，還會承受著廣泛的生活與社會壓力，教師的確是一個高壓力的角色。

二、教師職業的特殊壓力源

壓力源，指引起個體緊張狀態和不良反應的各種因素。在現實生活中，人人都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各種各樣的壓力源，對人構成壓力的因素范圍十分廣泛，如有人將壓力源按性質不同分為四類：①軀體性的，直接作用于人的肉體，如疾病和各種身體損傷等；②心理性的，如人際沖突、工作緊張、以及不切實際的預期、“兇事”預感等；③社會性的，主要指要求個體應對或適應的社會生活情境和事件，如工作或學業失敗，結婚、離婚、喪偶等，也包括社會政治**或經濟制度的重大變化等；④文化性的，指要求人們適應和應對的文化變化問題，如“文化性遷移”——即從一種語言環境到另一種不熟悉的語言環境時，一個人的生活方式、習慣等遇到的各種問題。

教師除了可能面對以上各種壓力源以外，職業因素（工作要求、條件、工資報酬、晉職等）也會引起教師的心理上的緊張狀態，許多研究已表明，壓力已成為教師職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不同國度的研究者提出不同的教師職業壓力源，例如，研究者發現英國教師主要的四個壓力源是：學生的不良行為、不足的工作條件、時間的緊張感及不好的學校風氣；另一研究者發現地中海地區200多名小學教師主要的壓力源是：學生的不良行為、時間或資源不足、職業承認需要、人際關系不良和工作負荷重等，而其中主要的壓力源是工作負擔和學生不良行為；我國學者徐長江③（1998）提出教師職業壓力主要有6個緯度：職業發展（社會地位低、工資福利欠佳等）、考試壓力、學生因素（能力參差不齊，各種行為問題、缺乏學習興趣等）、工作本身（工作條件差、班級規模過大、缺乏教學資料設備，工作負荷過重等）、學校組織中的角色、結構和氣氛等。知名學者馮伯麟教授呼吁：教學重負、經濟負擔、考試壓力、晉級與進修機會太少，是中小學教師壓力大的主要原因。我國學者徐富明④（2001）在研究中發現；我國中小學教師正面臨一種新的壓力源，即工作聘任壓力。由于伴隨著當前教育人事制度的改革以及教師隊伍中量的相對飽和和質的相對欠缺的矛盾，中小學教師日益感到了更大的謀生壓力。教師原本聊以自慰的職業穩定性被聘任制所取代，教師們的無助感和無奈感與日俱增。一方面考試壓力、工作負擔并未減輕，另一方面又要時時接受方方面的評定考核，加之教師職業在我國的社會地位本就不高的現實，教師們更多地感到了生存的巨大壓力。與之相

反，教師自身發展的需求被湮沒在生存壓力中，盡管教育人事制度改革的初衷是激勵上進、鼓勵發展，但現實中多數教師從中感受到的不是動力而是壓力，不是百舸爭流的良性發展，而是人人自危的生存掙扎。

三、職業壓力對教師的影響

壓力是否均令人手忙腳亂、出冷汗、憂郁、悶悶不樂、六神無主？事實上，壓力的反應有心理上的、生理上的、也有行為上的。通常，當一個人感到不愉快或有上述情形時，即受到壓力的壓迫，但并非所有的壓力均是令人不悅的。壓力也能使人振奮，給人力量，從生理角度而言，無論悲或喜的壓力反應，均能讓體內分泌壓力荷爾蒙，我們稱健康的壓力為愉快（動力），不健全或不愉快的壓力為苦惱。所以，壓力有如調味作料，適量可使一道菜美味大增，太少則食之無味，太多則難以下咽。

壓力影響從性質上看有積極與消極之分，積極的壓力反應有利于個體適應環境、能喚起個體的警覺水平，使人注意力集中、思維活化，從而提高人適應環境的能力；而消極的壓力反應，妨礙人適應環境，當壓力持續過久或過于突然，超出了人的適應能力時，壓力就阻礙人有效地工作與生活，對人們身心及行為產生嚴重的不良影響。

壓力的負面影響是我們最關注的，大量的研究表明，教師的職業壓力會對教師的身心健康、工作熱情及教學質量產生不利的影響。國外有研究報道：所有病人的70%是導因于與壓力有關的疾病。一些研究者在多項調查中發現，教師在遭受壓力時的反應主要有：頭痛、焦慮、挫折感、疲憊、睡眠不良等。Spooner（1984）調查了294名小學教師在壓力下可能產生的15種癥狀，結果發現得分最高的四種癥狀是疲憊、焦慮、挫折感和緊張。教師長時間地承受較大的職業壓力甚至會導致職業倦怠，職業倦怠是一種源于職業壓力的身心綜合癥狀，其主要特點是對工作的退縮和不負責任、情緒和身體的衰竭以及各種各樣的心理癥狀，如易激惹、焦慮和自尊心下降等。教師一旦產生了職業倦怠，就會對教育工作完全失去熱情，甚至開始厭惡、恐懼教師職業，表現出明顯的離職傾向，從而對教育教學質量造成嚴重的影響。此外，職業壓力還會導致教師的消極行為增多，如行為沖動、情感失常、吸煙酗酒、怠工曠工、想懲罰學生、喪失幽默感等，而且這種消極行為常常會在教師之間相互強化，從而影響整個學校士氣。

從性別上來看，女教師在面對學生不良行為時感到的壓力比男教師大，而男教師在行政

和文書工作中有較大的壓力；從壓力癥狀來看，女教師在頭痛、流淚和疲倦三項比男教師多發生；在教學方面，年輕資淺教師在處罰學生、維持班級秩序、對行政主管的態度方面比資深教師壓力大。一項調查發現：女教師和年輕教師尤其是五年內教師壓力相對較大。

四、應對策略

應對策略（coping strategy）也稱具體的應對努力（specific coping efforts），是指個體處在一個特定的壓力時期所采取的應對措施，包括認知和行為的改變以及情緒的調整等。應對策略會根據壓力本身的性質，隨著時間和情境發生變化。應對策略有三個明顯的特征：變化性、情境性和應對效果的不確定性,前兩個特征強調了在壓力情境不斷展開過程中個體實際的不斷變化的認知和行為努力；第三個特征指每種應對策略及結果都不是單一的，即在某些方面積極而在另些方面消極，并沒有絕對“好”或“壞”的應對策略。

國內外大量研究表明：教師的應對策略主要有三種類型：主對面對型、消極回避型、自我調控型，對壓力事件的積極評價和計劃解決可歸為主動面對型策略；幻想、情緒渲泄與回避問題可歸入消極回避型應對策略。研究表明：我國中小學教師在應對職業壓力時，采取以上兩種應對策略的比例大體上相等，而自我調控型應對策略則介于兩者之間，屬于折中型的應對策略。在教育實際中，教師承擔著神圣而艱巨的育人教書重任，我們很多教師在面對職業壓力時會時刻提醒自己更理性更現實地看待自己所從事的工作，即便有很多的負面情緒，依然會從職責角色、職業形象方面約束自己，以適度的方式應對壓力。

Newton描述了五種職業壓力的應對策略：①和其他人商談（如上司、同事等），②直接采取行動，③充分的準備（問題評價、獲得信息以及尋求解決辦法），④退縮和回避壓力，⑤表達無助和怨恨等。很多研究揭示：采取回避及掩飾的應對策略的教師（如酗酒、吸煙、吃藥）報告了更高的壓力，在男教師中更為嚴重。教師表達的無助和怨恨與教師的社會支持較低有關。教師社會支持主要來自于社會、家庭、學校領導、同事、學生、學生家長等各個方面。別的方面暫且不說，單就同事的社會支持就能夠幫助教師采取有效的策略以應對壓力⑤，但遺憾的是，學校的組織文化以及教師不愿向同事承認自己所面臨的巨大壓力，使得很多教師不能緩解壓力。另外，對壓力情境的再認知和積極再評價會有助于緩解身體和情緒的疲憊，而且還能增強個人的成就感。

國外的一項研究揭示：在教師意識到的35種應對策略中，被教師認為最有效的五種應

對策略是：①確保自己理解自己所從事的教育工作；②更充分的課程準備；③在壓力情境中發現其幽默的一面；④放棄進行不下去的事情；⑤優先解決當前的最大壓力事件。而被教師極少用來減輕職業壓力的策略包括：①花一天時間充分放松自己；②向有關的專家請教；③讀有關減輕壓力方面的書籍；④參加一個有關壓力減輕的研討班。有趣的是，以上四種應對策略都被專家一致推薦為是可以有效減輕職業壓力的好辦法，但現實中廣大教師卻很少運用（對于某些教師來說，可能限于條件）。相反，現實中教師最常采用的壓力減輕策略是：不再以欣賞的態度看待工作、在學校里進行一些身體鍛煉、更加現實地看待自己的工作目標??

我們每個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有生活壓力、經濟壓力、子女升學就業壓力、贍養老人壓力等等，在從事教學工作時，又會伴有職業壓力，尤其是責任心強的教師會更深地體會到來自學生方面的壓力，同時學校行政人員為了激發每個成員的最大潛能、發揮組織的效率，也增加了教師的某些工作壓力，當壓力構成對個人身心傷害和效能降低時，便須加以調適。壓力調適的第一步，是對壓力要有正確的認識，能區分長期壓力和短期壓力，良性壓力和有害的壓力。當壓力來臨時，相信壓力雖是危機，但也會蘊藏機會和機運，進而主動地適應壓力。

另外、專業態度適當的教師報告的工作壓力較低。因此，對態度不當而感受很大工作壓力的教師，應時常檢討自己的教學態度，愛學生、愛教育工作、具有教師的敬業精神，并改變權威和嚴厲的管教方式，提高教育專業素養。有了適當的教學態度，便能與學生建立和諧親密的關系，也能有效地進行教學和輔導工作，因此能降低工作壓力。

總之，我們對教師的幾點建議是：①正確認識壓力事件，②良好的心態和開朗的性格，③常與家人、同事、領導溝通，建立良好和諧的人際關系，④平日從事正當的娛樂活動，練習松馳技術（如利用輕音樂、閉目想象、深呼吸??）⑤工作時間、家庭生活時間盡量相對獨立，理清不同場合的不同角色，善用時間，⑥當壓力太大造成障礙時，必須請心理醫生和輔導專家的幫助。

此外，學校的小環境在減輕教師的職業壓力上有很大作用，學校的領導、行政人員的組織管理方式的優化可以調適教師的壓力。學校對年輕教師在教學輔導、研習上多幫助支持，并增加年輕教師與行政的溝通，使年輕教師了解教育法規與行政運作的軌道，可以減少行政壓力。

參考文獻：

①王以仁、陳芳玲、林木喬，《教師心理衛生》[M]中國輕工業出版社,2001

于紅暉，中學教師工作壓力狀況研究[D]，北師大碩士論文, 1996

徐長江，中學教師職業緊張狀況及其原因的調查研究[J] 浙江師大學報（社科版），1998,03 徐富明，中小學教師的職業壓力應對策略及其相關因素的研究[D], 北師大碩士論文2001 Kyriacon,c.(1987),Teacher stress and burnout: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 29.146-152②③④⑤

第五篇：精神科護士壓力與調適策略

精神科護士壓力與調適策略

南寧市社會福利醫院

凌青機

關鍵詞：精神科護士、壓力、調適策略

摘要：當個體的壓力反應超越個體的承受能力時，就會引起許多心理衛生問題，嚴重或者長期的壓力還與一些功能性軀體性疾病或心身疾病有關。精神科護士是特殊的護理群體，服務對象為失去理智的精神病患者，而且工作量大，環境封閉，故精神護士要受特殊的壓力，直接影響護士的心理健康。如何幫助他們緩解壓力，直接影響護士的心理健康。如何幫助他們緩解壓力，適應環境，維持這一群體的心理健康，已成為精神科管理者的課題。本文探討與精神科護士壓力的相關因素，采取相應的調適策略，促進護理質量進一步提高，保持精神科護士的心理健康具有重要意義。

1、精神科護士壓力相關因素分析

1.1、精神科護理工作特點決定了護士的工作壓力。

精神科護理工作面對的是缺乏自知力，沒有理智的群體，攻擊傷人難以意料，護理人員心理始終處于緊張狀態。服務的對象是心理障礙、沒有自知力、缺乏理智、大腦機能失調、言行紊亂、不配合治療、拒絕治療、干擾護理工作的精神病患者，護士在護理這些患者時心身的付出要比護理軀體疾病的患者大得多，護理人員心理處于緊張狀態。

1.2、工作環境的封閉性

精神科病人由于精神癥狀的特殊性，使病房管理實行封閉管理，護士長期與思維貧乏、情感淡漠、生活懶散的病人在一起，很難進行有效溝通，護士會有一種被囚禁感，有些精神病人生活懶散、個人衛生差，甚至隨地大小便，使病房的環境受到一定的影響，精神科護士長期在這樣的環境下工作，內心有一種壓抑的感覺，這樣就會影響心理健康。

1.3、精神科護理工作繁重

由于精神病人是由于精神異常而不能適應正常的工作、學習和生活，甚至喪失了自我保護能力，表現為自傷或傷人的行為，危害自身及他人安全；也可表現為退縮、孤僻、生活不自理，病人從入院到出院，幾乎絕大部分的治療、觀察、照料工作都要護士承擔。護士不僅要為病人做好生活護理，而且要做好心理護理，保證病人的生命安全，此外護士除執行醫囑，配合醫生進行治療外，還要做好病人的組織和管理工作，建立起良好的病區秩序，以保證醫療工作順利進行。護士長期處于高強度工作壓力下易出現情緒不穩、易激惹、護理質量下降，成為影響護士身心健康的壓力。1.4、夜間崗位風險大

精神科男病房夜班護理崗位設置一般是雙班，一名男護士和一名女護士上班，兩名護士要看護80多個病人，當患者病情反復、突發沖動傷人、毀物時，在班護士處于極度壓力，不能有效控制患者，護士和患者的人身安全，存在較大的風險性。護士的注意力，高度的緊張狀態，壓力和不安全感成為護士身心健康的因素。1.5、家屬對治療、護理期望值高 精神病患者由于其疾病的特殊性，在治療效果和患者家屬期望值存在一定的距離，患者家屬對精神疾病的認識缺乏，需求超過了目前的現實條件，造成醫患的信任感降低，護理人員辛苦的工作得不到有的認同，造成護士的自我價值得不到充分的肯定和尊重，就會產生工作滿足感缺乏，影響護士心理健康。1.6、心理衛生知識缺乏

由于多數護士未受過心理健康的專門教育和訓練，缺乏醫學心理學常識，不了解各類疾病的心理，也不會及時調適自己的心理，一旦在工作生活中受到挫折，則不會運用心理學知識，科學地進行自我的心理調節。1.7、家庭的壓力

精神科護士在工作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在家庭也扮演著多重角色，家庭矛盾是避免不了的，繁忙的工作使護士筋疲力盡，與他人交流時間減少，親近漸淡，人際關系不理想，使護士感到無所適從，苦悶難言，引發憂愁，煩惱等負性情緒。

2、調適策略

2.1、增強精神科護士自身應對壓力的能力。

護理管理者應適時評估壓力源對護士身心健康影響程度，加強護士心理學知識的培訓，有針對性進行減壓的訓練，提高護士應對壓力的能力，給予護士充分理解。平時就要注意對自己心里素質的培養，對內能控制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行為，對外能根據環境的改變進行心理上的自我調節。保持健康的情緒。面對壓力選擇積極的應對措施遇到挫折能夠與護士長、同事交流、以緩解壓力。同事間應相互鼓勵和幫助，共同建立一個友好、和諧的工作氛圍。讓精神科護士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質，堅強的意志，還要有耐心克制、穩定的情緒、嚴肅的態度，樂觀、開朗、無私的性格特征，提高工作質量。2.2、培養護士具有預見性思維能力。

預見性思維是一種超越時間和空間，預見病人可能出現哪些病情或變化。預見性思維是護士根據臨床資料預測潛在問題，判斷病情和對各種危險信號的鑒別能力的綜合過程。在觀察病情時，護士能否正確預測，估計病情演變，直接關系到病人生命安全。預見性思維要求護士在不良后果未發生之前，就要考慮到它可能發生或可能發展的趨勢，采取預防措施于病情發生之前。從病人異常的言語、表情、行為、動作中加以分析，綜合探索癥狀之間的有機聯系和互相影響，推測可能出現的問題。及時采取預防措施，避免發生意外，減輕護士心理壓力。

2.3、加強繼續教育。

護士要不斷拓展自身的知識、領域、除學好專業知識以外，要廣泛學習護理專業的邊緣學科，如社會學、美學、心理學、倫理學等，以提高自我評價事物的能力，諸多知識的儲備，能使護士在挫折面前頭腦清醒，應變自如，擺脫心理困擾，減少心理的發生，以充沛的精力工作。

2.4、體現精神科護士的自我價值

精神科護士缺乏自我成就感，他們面對的病人特殊，至于低，家屬的不理解及社會要求高，造成護士自我價值較低。因此，護理管理者應挖掘每名護士的優勢和潛力，積極引導護士的學習興趣不斷更新知識，盡量滿足護士的學習需求，另外，還可以安排高年資護士參與護理教學及可是的管理等等。充分體現他們的自我價值。2.5、護理管理者應加強對護士的關懷。

要給護士一種寬松、愉悅、團結、奮進的工作氛圍，培養縝密、熱情、精細、頑強、幽默的工作團隊。為護士舉辦迎新會，節日會餐或組織護士進行郊游活動，盡可能使身心放松，在工作中出現失誤時，管理者不應只是批評，還應重視正確的心理引導。護理管理者應經常傾聽護士的心理感受和工作中的壓力，及時進行安撫、反饋、針對存在的問題及時采取相應措施。定期聘請專家進行心理衛生知識講座，提高心理護理質量和提高護士心理素質。2.6、健康的生活方式

合理安排生活節奏，正確定位工作、生活、人際關系，學會在繁忙中求得休息，下夜班要保證充足的睡眠和豐富的營養。參加一些文體娛樂活動，加強親朋好友之間的交流，不斷的陶冶情操，開闊胸襟，消除不良情緒，保持心理健康，以更大的熱情去搞好工作。

3、總結

精神科護士作為一個特殊的職業，長期處于一種高度緊張的工作狀態，造成焦慮情緒長期存在，不僅影響身心健康，而且降低了護士的工作效率，因此，醫院應積極改善護士的工作環境；護士學會心理的調適；護理管理者根據護士產生壓力的來源，采取相應措施，才能有效緩解護士的壓力，從而保持健康的身心，以充沛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參考文獻

（1）杜婉怡 精神分裂癥患者心理分析及臨床護理干預 中國健康月刊，2011，30（12）：51-52（2）主編 沈漁邨《精神病學》第5版，人民衛生出版社（3）馬麗 護士工作的自我保護 《心理醫生》雜志社，2012（4）郭念鋒主編 《心理咨詢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