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民事調解中存在的問題

民事調解中存在的問題及解決方案

民事調解，又稱訴訟調解，指人民法院在審理民事糾紛案件時，在審判人員的主持下，雙方當事人通過自愿協商，達成協議，解決爭議的活動和結案方式。隨著民事審判方式改革的深入，民事調解的各種弊端逐漸暴露。筆者冒自揣測，對民事調解中存在的問題進行羅列，以對其原因加以分析，同時積極探索新形式下優化民事調解工作的對策，希望能促進民事調解實務發展。

一、當前民事調解中的存在問題

調解制度作為我國民事審判中的一項重要制度，具有許多優勢，被國外司法界稱為“東方經驗”，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一直受到重視，經歷了“調解為主”、“著重調解”與“調解不成的，應當及時判決”各個階段。在司法實踐中，從人的利己性根源來看，民事調解仍然存在的一定問題。

“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趨利避害、追求利益是人的本性。人類從事任何社會活動，都必須遵循經濟性原則，即以最小的成本，換取最大的收益，得到資源配臵的最大化。

（一）法院、法官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導致法官濫用職權，積極尋求調解，也滋生了司法腐敗。

（二）原告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使得原告不愿意選擇調解，不利于糾紛的徹底解決。據最高人民法院統計數據，1980年全國第一審民事案件調解率69.1%，此后逐年下降，至2003年為29.94%。近年來，隨著對調解工作的重視，比例又有所回升，但幅度不大。

（三）被告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導致調解違反合法、自愿原則的現象時有發生。

（四）雙方當事人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產生雙方當事人

是原告犧牲自己的部分預期利益，無論是訴訟費的分擔，或者債務的分期履行，或者債務的部分減少，或者放棄部分訴訟請求。按照經濟學原理，任何人或者組織都是一個理性的人，他在做出任何一個選擇時，都會進行成本收益的。被告作為一個理性人，如果調解結果同原告的訴訟請求一致，他不可能選擇調解，因為判決的最壞結果也是滿足原告的所有訴訟請求，在此前提下，他選擇調解只是為原告與法院減少成本，對于他本身，并無明顯的成本的減少與收益的增加。在調解過程中，法官為追求結案率與自身的利益，加上被告對自身利益的追求，某些法官根據其對案件的認識對原告進行說服，甚至利用原告對的不了解，迫使原告接受調解；被告也利用各種手段迫使原告接受其調解方案，如利用原告不愿意撕破臉，得罪人的心理，甚至有的被告在原告放棄部分利益達成調解協議后，又不自動履行協議，使原告蒙受更大的損失，如此，對法律和法院的權威構成極大的挑戰。被告達成調解后不自動履行義務，是原告不愿意看到的，雖然調解過程形式上符合當事人自愿原則，實質上，這一結果并不符合原告的真實意思，容易將審判中的矛盾轉移至執行程序中，不利于維護的和諧穩定。

（四）來自雙方當事人串通的因素

由于調解制度本身的靈活性，設臵上沒有判決的嚴密，無須對相關事實進行嚴格的認定。實踐中，不少當事人惡意利用調解制度，規避法律、逃避義務，損害國家、集體或者其他人的合法權益。許多離婚案件中，雙方當事人故意將債務轉移由一人負擔，以此來逃避對第三人的清償義務。

三、優化民事調解工作的對策

針對當前民事調解存在的問題，筆者認為在民事調解中應樹立法官的正確觀念，規范與完善民事調解相關制度，特別是加強紀檢監察對調解的監督和引入檢察機關對調解結案案件的抗訴機制，并探索有效的調解技巧，促使當事人化干戈為玉帛，驗，專業化的分工，帶來效率的極大提高，因為庭前法官沒有審判權，雙方當事人享有更大的自由，避免法官利用審判權設租獲取超額效益；庭審法官“只審不調”，避免審判法官先入為主，防止當事人將調解法官的成見帶入審判。

2、對受理費實行分段收費，激勵當事人主動選擇調解。通過對成本與收益的考察，受理費也是當事人的訴訟成本組成部分。如果法院能夠對受理費實行分段收費，采取類似撤訴的規定，規定在答辯期前調解、庭前調解、庭審時調解與庭審后調解受理費相應的減少，減少的金額按照時間前后逐級遞減，勢必導致大量案件以調解結案。許多案件，雙方當事人就因為在訴訟費用上負擔不能達成一致，致使調解失敗。雖然司法解釋規定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決定訴訟費用的負擔比例，但往往有爭議的訴訟費用金額較大，而且當事人因訴訟費用不能達成一致的，在簽字前反悔的很多。

3、適時引導當事人約定一方不履行協議應承擔的民事責任，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允許責任形式的多樣性，鼓勵誠信行為，懲罰違約行為，維護司法權威?！墩{解規定》第十條已對該制度作了明確的規定。實踐中，在《調解規定》出臺之前，一些法院已嘗試引入民事責任條款，如：在協議中約定義務人分期清償債務，義務人到期不履行，權利人可以就已到期未履行與未到期的債權一并申請強制執行。

4、加強人民法院內設的紀檢監察機構對調解的監督。人民法院內部除了訴訟法規定訴訟程序上的自我糾錯機制外，在組織機構設臵上，還有專門的紀檢監察機構。肖揚同志曾指出，法院的紀檢監察工作是黨和國家紀檢監察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法院紀檢監察工作責任更加重大，紀檢監察工作對保證法官為民、務實、清廉和公正、高效司法，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人民法院被群眾譽為“最講理、最公平、最廉潔”的地方。人民法官如產生不廉潔行為，不僅是個人的品質問題，而且關

雙方的思想工作；

2、代理人勸說法，基于當事人對代理人的信任，由代理人給當事人分清是非，解釋法律，闡明利害，促使案件調解成功；

3、親友外力法，類似于代理人勸說法，適用于家庭婚姻、鄰里糾紛等案件，通過親友用親情、友情來促成協議達成；

4、冷處理法，對于離婚案件可以采取此法，部分離婚當事人雙方因為瑣事紛爭，一言不合，賭氣提出訴訟，離婚并非真實意愿，通過冷處理，可以讓其穩定情緒后冷靜處理，易于調解協議的達成；

5、互換位臵法，法官可以采取換位思考的方式，勸說雙方當事人站在對方當事人角度考慮，此法易于緩和矛盾，增進了解，互相理解，以期達成協議；

6、訴調對接、委托調解、邀請調解法，利用已經建立的速調對接網絡或獨立調解人制度，在案件的調解過程中根據案件性質和實際情況，適時對案件通過訴調對接的平臺，予以委托基層民調組織調解或邀請獨立調解人等到庭協助調解。以上的技巧為筆者調解實踐中的常用技巧，有更多的技巧有待于大家在審判實踐中去共同總結。

四、結語

調解制度歷史悠久，早在西周時期，在地方官吏中就有“調人”之職，其職能為“司萬民之難而諧合之”。古代調解時以“禮”等儒家倫理道德和民間習俗為依據，以“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為主要，與現在的司法調解方式有相通之處。現代的司法調解始于抗日戰爭時的蘇區。著名的“馬錫五審判方式”產生于抗戰時期，該審判方式強調依靠群眾，注重調查，重視調解工作，將調解與審判結合起來，以解決民事糾紛為目標，追求實體正義，重視糾紛解決的社會效果。新中國成立后，關于調解的政策經歷了以“調解為主”、“著重調解”和“自愿、

第二篇：民事調解

摩梭河街道辦事處

2010城鄉環境綜合治理半年工作總結

按照區委、區政府關于城鄉環境綜合整治的安排和部署，我辦繼續開展“五亂”治理工作，不斷加強組織領導，采取有效治理措施，深入推進城鄉環境綜合治理工作?，F將上半年工作開展情況匯報如下：

一、工作開展情況

（一）衛生整治情況。一是我辦繼續加強轄區衛生環境的治理及維護，本月主要對主干公路沿線路面、水溝及居民住宅區等處的衛生環境進行集中治理；二是繼續配合相關單位抓好市場整治，組織社區聯防隊員、低保戶及志愿者隊市場對亂搭亂建，亂擺攤點的外游商進行清勸，對轄區街道、農貿市場、背街小巷、沿街小廣告進行了全方位的整治。上半年來各社區出動人員共計5276人次，出動車輛56臺次。清理、維護總面積累計達201180平方米，疏通、維護溝渠總長7942米，清除衛生死角共計62個，清理垃圾共計60.4噸，鏟除雜草4325平方米，清除亂貼亂畫以及小廣告421張。三是認真落實“門前五包”。發揮各社區力量，認真組織并督促責任單位、責任人切實履行“門前五包”義務。同時為更好的開展“持續治五亂，整潔迎五一”攻堅月活動，組織街辦和社區人員以及責任單位每周五開展“治臟日”活動，大范圍集中開展環境衛生保潔和整治工作，做到生活垃圾無堆積，無積存現象。四是推進城鄉風貌打造工作，我街辦從五月起利用周末休假時間組織社區工作人員并聯合陶家渡工商所對轄區各社區沿街商鋪進行摸排調查、上門宣傳門前店招標準的相關設置管理規定，并對需要規范整改的商鋪進行了登記，下一步為需要整改的商家制作統一的店面招牌。

（二）宣傳教育工作開展情況。加大城鄉綜合整治工作宣傳力度，提高轄區居民的知曉率和參與率。一是在轄區范圍內廣泛張貼宣傳橫幅、宣傳畫，組織社區以墻報、板報等形式加強日常宣傳教育工作；二是利用企業優勢，通過廣播、新聞、公益廣告播出等形式營造城鄉綜合治理氛圍；三是組織社區工作人員、志愿者隊伍、低保人員在臨街店鋪、建筑工地及居民區深入宣傳環境整治的重要性和意義，努力營造全民共同參與城鄉綜合整治的良好氛圍。上半年我街道共懸掛城鄉環境綜合治理宣傳橫幅10幅，張貼宣傳小標語422張，制作板報、宣傳欄43版，入戶宣傳商家200余家，口頭宣傳城鄉環境綜合治理、衛生、健康教育知識，累計受教育人數6066余人次。四是為更好的體現攻堅月活動的意意，我街辦組織各社區周末在太平社區球場壩內集中宣傳愛國衛生、愛護環境等常識。開展科學知識、衛生知識和健康知識教育，在轄區內形成“講衛生、懂禮儀、有修養”的良好風尚，引導群眾提高環境衛生常識，摒棄亂丟垃圾、隨地吐痰等不良行為，培養良好的生活習俗和衛生習慣。廣泛開展“衛生家庭”、“衛生單位”、“衛生社區”創建活動。

（三）加強協調，共駐共建。一是協調、督促川煤（集團）攀煤太平礦、春輝物業、供應處等轄區企事業單位加強其負責區域內衛生環境的清理、整治，深入推進環境整治工作；二是加大與區級共建單位的協調力度，積極爭取共建單位的支持，幫助社區做好城鄉環境綜合治理工作。

二、存在的困難及提出的建議

（一）存在的困難。一是城鄉環境綜合治理工作的核心系城市管理，摩梭河片區城市管理責任主體為攀煤集團，轄區內城市環境管理等社會職能又處于由企業逐步向政府的過渡時期，工作協調、推動難度較大；二是由于摩梭河片區本屬于工礦區，先生產后生活，地理環境復雜，存在大面積的采空沉陷區和棚戶區，該片區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滯后，多年累積而成的衛生死角多，臟、亂、差現象特別突出，徹底治理難度大；三是我街辦與仁和區太平鄉犬牙交錯，是典型的城鄉結合部，因區域管轄界限不清等原因，工作難以協調同步；四是通過整治，機動車、非機動車亂停亂放現象雖然有了一定改觀但未得到根本解決。以三十九社區二路公共汽車灰槽子站周邊為例，私家面包車亂停亂放現象屢禁不止，習慣差，交通安全意識薄弱，有待相關部門建立長效機制，從根源上解決問題；五是居民整體素質有待提高，衛生習慣和意識與城市發展的速度不相適應，隨地亂扔果皮、紙屑、煙頭、亂倒污水、亂丟垃圾的現象還依然存在；六是因長效機制不健全，市場監管人員不足，居民生活習慣差等原因，市場內亂擺攤點及張貼小廣告的現象時有發生，小廣告清除容易但反彈快，維護十分困難；七是從近期工作情況來看，社區無償承擔了轄區內攀煤責任區域的衛生治理和保潔工作，然而轄區企事業單位對其責任區域內環境衛生的整治和保潔力度不夠，參與程度不高。街辦多次協調，收效甚微；八是由于近段時間，外來閑散人員增多（大部分來自涼山州及云南昭通偏遠地區），生活習慣差，隨處亂扔垃圾的現象時有發生，嚴重影響了居民的正常生活及轄區衛生環境。

（二）提出的建議。一是在交通秩序及市場周邊環境整治中建議相關責權部門加大行政執法力度，特別是對于新建的集貿市場周邊加大執法力度，防止反彈，同時建立健全長效機制。從根本上消除車輛亂停亂放、占道經營及小廣告、牛皮癬清除的現象；二是針對企事業單位建立相關獎懲制度，督促相關企事業單位做好其責任區域內的衛生整治工作。同時建議區城指辦在下發整改通知單時，按其責任劃分，將需企業整改的區域直接將整改通知單下達企業，督促企業共同維護轄區衛生環境；三是進一步探索維持整治成果和建立長效管理機制；四是繼續加強督查力度，對存在的問題及時曝光，對整治不理的相關單位進行及時通報；五是進一步探索執法隊員、保潔員、聯防隊員“三位一體”的城管責任制。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1.我辦將繼續加大宣傳力度，積極發動全民參與，繼續營造濃厚的輿論氛圍。加大與機關、學校、衛生服務站的聯系，以點帶面，發動全社會參與，全面提升轄區居民環保意識和道德素質。

2.繼續加強對“五亂”的治理，同時加強對已治理區域的保潔和維護，鞏固整治效果。

3.全力協調、督促攀煤（集團）太平礦、春輝物業、供應處等單位加強責任區域內的衛生治理，及水溝排污、道路維修、路燈改造、環衛設施等工程建設，全面提升轄區基礎設施建設水平，深入推進治理工作。

4.進一步完善城鄉環境綜合治理工作制度，同時以增設城管所為契機，積極探索長效管理機制建設，以制度管人、教育人、激勵人，使其自覺投入到城鄉環境綜合治理工作中來。

5.按要求進一步做好資料整理、數據錄入、文件歸檔工作，保證城鄉環境綜合治理各項資料的準確、完備。

6.建議全區再次開展定期或不定期集中清理外來人員的行動，同時公安部門加大對出租房和外來人員的管理。

二〇一〇年五月二十六日

第三篇：論民事司法救助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摘 要

２０００年７月２８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關于對 經濟 確有困難的當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使我國的司法救助制度大大向前邁進一步。按照《規定》，審判機關在民事訴訟、行政訴訟中通過對有充分理由證明自己合法權益受到侵害但經濟確有困難的當事人，實行訴訟費用的減交、緩交、免交的救濟措施，使其能正常地行使訴訟權利，最終保護自身實體權利，從而實現了最高人民法院肖揚院長“讓那些合法權益受到侵犯但經濟困難交不起訴訟費的群眾打得起官司”的鄭重承諾，體現了 社會 公平原則。但在審判實踐中，司法救助仍存在一些有待補充和完善的 問題。筆者，就現行民事司法救助制度及存在的問題與解決辦法談下自已的淺見，懇請老師予以斧正。關鍵詞：民事司法救助 問題 對策

司法救助制度是國家 法律 制度的一項重要 內容，是審判機關在民事訴訟，行政訴訟中通過對當事人緩交、減交或免交訴訟費用的救濟措施，減輕或者免除經濟上確有困難的當事人的負擔，保證其能夠正常參加訴訟，依法維護其合法權益的法律制度。

一、我國現行司法救助制度

任何一個國家，都存在一個經濟上的“貧弱群體”，在法律訴訟中，這一“貧弱群體”常常因為經濟上的“貧弱”，造成訴訟地位的“弱勢”。有理，卻沒錢打官司，在各國建立起法律援助體系以前，是一種極為普遍的社會現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訴訟活動原本是不收費的。20世紀80年代根據法律規定收取訴訟費用后，人民法院也積極推行了一些司法救助措施，使一些經濟困難的當事人一樣可以平等地用訴訟手段保護自已的合法權利。但是由于這項工作在我國起步較晚，因此在執行上還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如今，隨著我國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好轉和法律意識的提高，有理，卻沒錢打官司，這個問題日益引起了群眾的強烈反映?！白屇切┖戏嘁媸艿角址傅洕щy、交不起訴訟費的群眾，打得起官司：讓那些確有冤情但正義難以伸張的群眾，打得贏官司?！?000年3月，在九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肖揚院長在工作報告中鄭重承諾。2000年7月，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關于對經濟確有困難的當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規定》正式頒布實施。這一規定的出臺，標志著 中國 司法救助制度從雛形走向完善，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這是中國司法改革的重大步驟，對推進中國民主法制建設進程將起到積極作用[1]。最高人民法院新聞發言人劉會生稱，我們建立起的司法救助制度，與以往減、緩、免交訴訟費的措施，已經有著根本的不同：第一、從制度上確保了貧弱群眾行使訴訟權利，排除了隨意性；第二、形成了規范的操作程序，實踐中能很好體現司法救助的全部內涵，體現了 科學 性；第三、填補了法制建設中的制度空白，具有開創性。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關于對經濟確有困難的當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規定》明確，凡是符合以下條件的，都可以申請減、免、緩交訴訟費：追索贍養費、撫養費、撫育費、撫恤金的；追索養老金、社會保險、勞動報酬而生活確實有困難的；當事人為 交通 事故、醫療事故、工傷事故及其他人身傷害的受害人，追索醫療費用和物質賠償，本人確實生活困難的；當事人為生活困難的孤寡老人、孤兒或者 農村 “五保戶”的；當事人為沒有固定生活來源的殘疾人的；當事人為國家優撫對象，生活困難的；當事人正在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或者領取失業救濟金，無其他收入，生活有困難的；當事人因 自然 災害或者其他不可抗力造成生活困難，正在接受國家救濟或者家庭生產經營難以為繼的；當事人起訴行政機關違法，要求履行義務，生活困難的；當事人正在接受有關部門的司法援助；當事人為福利院、孤兒院、敬老院、優撫 醫院、精神病院、sos兒童村等社會公共福利事業單位和民政部門主管的社會福利 企業 的。從以上規定可以看出，實施司法救助有兩個必備的前提條件：一是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受到了侵害，必須是當事人能夠舉證說明或者侵害行為顯而易見，有勝訴的希望或可能的；另一個是當事人經濟上確有困難，難以承擔全部或部分訴訟費用的，當事人必須提交足以證明確有經濟困難的證據材料，其中因生活困難或者追索基本生活費用申請司法救助的。2002年以來，在最高人民法院的號召下各級法院積極開展司法救助活動，使訴訟弱勢群體有了法律強有力的支持，及時淡化了社會矛盾，調解了民間糾紛，維護了社會穩定，受到了黨和人民的高度贊揚。五年來，全國法院一共開展司法救助近百萬件，一共減免當事人訴訟費數十億元，使許多老人、婦女、未成年人、殘疾人，下崗職工通過減免訴訟費，向法律討了個說法，爭得自身應有的合法權益，司法救助使人民群眾真切地感受到黨的溫暖，沐浴著法律的陽光。2003年以來，筆者所在的博愛縣人民法院積極開展司法救助，對12類157件案件實行了緩、減、免交訴訟費，總金額達35萬元[2]。

二、司法救助制度是一項對貧弱群體的法律救濟制度。

現代 司法理念認為，法治作為人類文明的成果和千百年來社會 政治 組織經驗的體現，其最主要的內涵是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的權利得到充分的保護，法律的基本價值在于 “平等”、“正義”?！吨腥A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3條規定，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在現實生活中有這樣一個群體，他們經濟力量、政治力量、文化力量低下，在社會競爭中始終處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例如老年人、殘疾人、婦女、兒童、因失業或其不可抗力造成生活困難的人等，由于這些人經濟利益的困難性，生活質量的低層次性和承受能力的脆弱性，在實際生活中這些人的權利被長期忽視。隨著社會的 發展，這一群體不是縮小，而是在不斷擴大，越來越多的特殊群體出現了對現代社會的認同危機，長此以往，這批權利集團被日益邊緣化，對主流社會和主流價值出現逆反心理。并且他們表達自身利益要求的方式常常是非制度化的，突發性的，這種方式很容易引發社會不穩定。例如，據報載，某大城市一建筑工地的數十名農民工為討要工資而綁架工頭，揚言要同歸于盡。另報載，一進城打工的農村孕婦因無錢就醫，在分娩時難產，自已將腹部剖開，造成雙胞胎嬰兒一死一傷。因此貧弱群體的權利應當得到更加特殊的保護，實現真正的正義。羅爾斯在《正義論》中稱：“正義總是意味著某種不平等，??作為社會制度或社會基本結構的正義必須從最少受惠者的角度來考慮補償問題?！薄把a償原則是指為真正對待所有人，社會必須更多的注意那些天賦較低和出生較不利的社會地位的人們。要求按平等的方向補償由偶法因素造成的傾斜，通過法律手段使之重新平等。”我國社會當前存在的弱勢群體主要有以下幾個類群：

1、貧困群體，在計劃體制下的貧困群體一般是指城市的“三無人員”（無依無靠無經濟來源無勞動能力的人員）以及農村的“五保戶”（由集體經濟負擔的保吃、保穿、保住、保醫、保葬或教的農村無依無靠的孤、寡、老、弱、殘疾人員）。市場經濟體制在帶來不斷增長的社會財富的同時，也產生了新的貧困群體，城鎮的下崗失業人員、停產或半停產的企業職工以及農村的外出務工人員等等。據統計，我國城鎮貧困人口約有2000萬人，貧困面約占全國人口的7%，再加上我國農村的8000萬貧困人口，我國的貧困人口總體上達到1億人左右。

2、殘疾人群體，根據全國殘聯提供的數據顯示，在90年代末，我國的殘疾人達到6100多萬人，約占全國人口比例的4.5%。

3、老年人群體，目前，我國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達到1.32億人，約占全國人口的10%，并且正以每年3.2%的速度急劇增長。其中，80歲以上的高齡老人占9.6%。由于我國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的變化，導致老年人不再是收入水平最高、社會地位最高的群體，老年人往往被視為一種社會累贅，其中，獨居的高齡老人、無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更是明顯的弱勢人群。此外，我國還有一些正在形成中的弱勢群體，例如單親家庭;犯罪及處于犯罪邊緣的青少年;居無定所，無固定職業的城市流動人口等等。我國弱勢群體具有以下特點：

1、身份的多重性，現代社會生活的復雜性使得個人可同時擁有多重的弱者身份，如某一個人可同時作為婦女、老人和殘疾人而存在，但是，這種身份的取得往往源于法律的保護性規定;

2、身份的不穩定性，弱者的身份因法律規定要件的滿足而享有，因要件的缺失而喪失，并不為個人所終身享有，而是隨著 時代 的發展而變化;

3、身份的法定性，弱者身份的取得取決于于國家法律的明確規定;

4、身份的社會性，之所以要對弱者的身份予以界定是為了更好地實現對弱者的保護，體現社會公平。我國《憲法》第45條、48條規定了對特殊群體的利益保障，但規定過于原則缺乏可操作性。我國司法救助制度便是基于“平等”、“正義”、“人本”等現代司法理念依據《憲法》和相關法律制定的對貧弱群體的司法保護制度。

三、現行司法救助制度存在的問題

最高院2000年7月28日公布了《關于對經濟確有困難的當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規定》簡稱《規定》第一次明確規定了我國的司法救助制度。幾年來的實踐證明，人民法院對社會弱勢群體積極開展司法救助，對于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權，維護社會正義發揮了重要作用，充分顯示了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優越性，但由于這一制度剛剛確立，在各地的司法救助實踐中出現了這樣和那樣的問題：

（一）隨意提高司法救助的門檻使部分需要救助的當事人得不到救助。訴訟費制度是法律規定的基本制度，訴訟費是國家的財政收入，現階段審判機關收取訴訟費的重要目的是支付法院在審判過程中的各項開支，保證法院有充足的工作經費，維持法院工作的正常進行。因此，司法救助等于法院經費的減少。許多法院特別是基層法院的經費本身就無法保障，為了保證法院工作的正常運轉，許多法院不得不提高救助門檻，使許多應得到救助的當事人失去了被救助的機會。

（二）將司法救助當成“人情救助”造成國家財產的流失。有些地方拿司法救助當招牌，不能嚴格執行司法救助制度，變相送“人情”照顧“關系”，使不應得到救助的當事人得到了救助，嚴重歪曲、侵蝕了司法權威，敗壞了法院的形象，干擾了法院的正常秩序。

（三）隨意擴大司法救助的對象。有些法院在實行救助過程中將法人或非法人組織也列為救助對象，認為①法人從其成立時起，就享有許多自然人相同的權利。②法人作為當事人的案件占受理案件數的相當比例，規定法人可以也實行司法救助，有利于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穩定。③審判實踐中，最高人民法院曾在一定階段針對特殊的案件，規定法人可以進行司法救助。我們認為司法救助是基于現代司法理念的人權保護和司法正義等提出的，顯然把救助對象擴大到所有的法人或非法人組織缺乏 理論 依據。

（四）把司法救助變成為當事人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服務。例如山東某法院在出臺的《司法救助實施細則》中將為經濟困難的當事人“提供登門辦理立案手續，就地辦案，訴訟中，被救助對象本人調取證據確有困難的經中申請可以適當延長舉證期限或由審判人員直接調查收集證據??”作為司法救助的內容，顯然將司法救助制度當成一種萬能的法寶，為當事人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服務。我們知道，司法救助制度只是訴訟費制度的補充與完善，不是為當事人提供法律服務的法律依據。

第四篇：淺析治安調解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治安調解主要是指對于因民間糾紛所引起的、情節輕微的打架斗毆或者損毀他人財物的違反治安管理的行為，由公安機關主持，各方當事人就糾紛解決方案協商達成書面協議，經公安機關確認后，不再予以治安管理處罰的一種處理治安案件的方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九條規定是治安調解的法律依據。這使得公安機關運用治安調解手段化解了大量的民

間糾紛，對于維護社會安定、促進社會和諧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是，由于法律規定本身不夠完善、民警執法素質不高以及對治安調解的研究重視不夠等原因，實踐中治安調解執法出現了一些突出問題，極大的影響了公安機關治安調解功能的充分發揮。

一、治安調解在實施中存在的問題

(一)調解的適用范圍、條件把握不準。由于民間糾紛概念本身的模糊性，民警對治安案件是否因民間糾紛引起把握不準，對可以調解的治安案件具體包括哪些行為類型亦不明確；有的民警甚至對只要是民間糾紛引起的治安案件均進行調解，認為調解是這類案件的必經程序，將“可以調解”錯誤理解為“必須調解”。

（二）重調解，輕取證。執法實踐中存在一種“重調解，輕取證”的錯誤傾向，有的民警認為，既然是可以適用調解的治安案件，到時候組織雙方當事人調解即可，沒有必要花時間、費力去做調查取證工作。結果一旦調解不成，事過境遷，該取的證據無法取到，不僅導致難以認定是哪一方的過錯，造成案件調解不下去，而且等到需要作出處罰決定時，也因為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而處罰不了。

（三）久調不結，案件積壓。這是治安調解實踐中最為突出的問題之一，其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一是治安調解沒有明確的期限限制，民警頭腦里沒有形成調解的時效意識，抱著能調則調，不能調便拖的辦法，奢望當事人不會長時間消耗精力而最終能達成和解，使有些案件一拖再拖，甚至長達一年也沒有結果；二是有的民警熱衷于治安調解，忽視案件的調查取證，在事實未查清，過錯和是非責任未分清的情況下即倉促調解，使當事人之間達成調解協議的難度無形中增大，導致久調難結；三是治安調解協議缺乏應有的法律約束力，當事人不能慎重對待自己在調解中的意思表示和主張，稍有不滿意就有可能撕毀調解協議或反悔不履行，使得案件的調解出現反復，拖延了調解的時間；四是有的民警對經多次調解不成的，該及時進行治安處罰裁決的不及時裁決，擔心處罰可能更加激化當事人之間的矛盾不利于糾紛的解決，對民事損害賠償部分則告知當事人向法院起訴，但當事人對法院訴訟的遲延和高昂的成本望而生畏，大多不愿去法院起訴，又重新回到公安機關要求繼續調解，而此時公安機關對調解能否成功則無能為力，案件長期積壓在公安機關得不到消化，從而引發大量的疑難信訪案件甚至可能釀成刑事案件。

（四）治安調解功能的擴張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公安機關破案打擊職能的發揮。當前基層公安機關在處理民間糾紛工作中遇到了越來越多的困境，首先是調解工作量逐年增大，民警不僅要進行治安調解，還調處著大量的一般民事糾紛。由于公安機關“110”報警臺的設立，群眾聯系民警方便快捷，加之公安機關調解不收取任何費用，因而一般民事糾紛發生后，群眾首先想到的是找公安機關解決。公安機關為此耗費大量的警力，一個基層派出所有70％以上的警力要用于應付各類民事糾紛，其投入偵查破案、打擊違法犯罪的精力有多大是可想而知的，這必然嚴重影響到刑事打擊和治安管理效能。而且調解工作難度大，社會矛盾糾紛的內容和形式日趨復雜，往往涉及到民事的、經濟的、行政的等多種法律關系，而多數調解民警由于沒有受過嚴格而系統的培訓，缺乏相關法律知識和調解技巧，往往調解效果不佳，使有些糾紛久調難結，警力陷入其中，難以解脫。再則公安機關對一般民事糾紛并無實質的管轄權，調解缺乏法律支持和效力，派出所調解中難免有逾越權限，執法不規范之嫌。另一方面，隨著大量的民事糾紛涌入公安機關，使得人民調解委員會、基層司法所等民事糾紛調解組織的功能日益弱化，群眾有了糾紛不愿找這些組織而愿找公安機關解決，這又必然導致國家有限調解資源的浪費。

二、針對治安調解存在問題的幾點對策

（一）進一步明確和細化治安調解的范圍和條件。將所有的民事糾紛求助全部納入治安調解的范疇顯然是做不到的，而將其一律拒于治安調節的范圍之外顯然也是于法無據、于理不容的，比較適宜的做法應該是對治安調解范圍作出選擇，將糾紛類型化，適宜公安機關調解的、當事人易于達成合意的民事糾紛公安機關可以積極主動的進行調解；單純的民事糾紛、當事人難以達成合意的，即使當事人一方要求公安機關予以解決，公安機關也不宜主動介入，而應說服當事人到法院起訴，對于可能因民事糾紛而引起治安案件，公安機關應做好治安教育工作，防患于未然，并作好跟蹤反饋工作。做到在治安調解中有所為有所不為。

（二）加強對治安調

解的監督。治安調解雖然占用了大量警力，但與打擊、查禁、整治追逃等業務相比，調解工作長期處于從屬地位，未受到足夠重視，治安調解不作為考核指標，調解工作做得再好也不能立功受獎，違法調解行為也被排除在內部執法監督范圍之外。應將治安調解納入公安機關執法考評和目標考核范圍進行考核獎懲，對違法調解行為予以責任追究。

（三）賦

予治安調解協議以法律效力。現行制度規定調解協議沒有法律效力，當事人隨時可以反悔，有權向人民法院起訴，一起訴調解協議就成為一紙空文，這樣，治安調解往往出現投入大產出小，耗神勞心不見效，費盡力氣不討好的現象，使得有些民警不愿意做這項工作，從而浪費了有限的治安調解制度資源，也不利于培養公民的誠信守約意識。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及人民調解協議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已賦予由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達成的調解協議以合同效力，而由公安機關主持達成的治安調解協議反而沒有法律效力，這的確讓人不解，建議立法賦予治安調解協議以合同的效力。

（四）完善治安調解與民事訴訟的制度銜接。由于治安調解與民事訴訟之間缺乏具體的制度銜接，公安機關存在久調不結和在程序上做法不夠規范等情形，常給人民法院審理違反治安管理行為引發的損害賠償案件帶來困惑，也容易造成公安法院兩家相互推諉，“踢皮球”，給當事人徒增許多不便，不利于糾紛的最終解決。建議比照交警部門處理交通事故程序做法，規定公安機關治安調解的期限，在法定期限內調解達不成協議的，必須做出處罰裁決并宣告調解終結，并制作調解終結書，這樣一方面有利于防止公安機關久調不結，另一方面當事人也可以調解終結書作為提起民事訴訟的依據。

（五）探索治安調解工作新機制。必須充分整合各種社會資源和力量，構建大調解格局，變單一的治安調解為綜合調解，形成多種調解主體協同作戰，多種調解方式多管齊下的聯動運作機制。這樣不僅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而且有利于公安機關擺脫被民間糾紛牽扯大部分警力的困境，集中精力打擊違法犯罪。在有些地方的派出所內已經設立治安糾紛與民間糾紛聯合接待室，對于“110”接收的民間糾紛，派出所民警先期出現場調查，應由公安機關給予處罰的行為，由派出所受理，并予以查處；對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法，情節輕微無須處罰的治安案件，當事人可自愿選擇調解途徑；對于民事糾紛由駐所人民調解員即時開展調解工作；其他的不屬管轄范圍的糾紛則告知當事人去法院或有關部門解決。

第五篇：論民事調解反悔制度的完善

論民事調解反悔制度的法院調解作為民事訴訟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和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的重要方式，在司法實踐中具有廣泛的適用性，是我國當代司法制度經驗的結晶，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和維護社會穩定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隨著市場經濟制度的確立和民主法治建設的推進，現行調解制度中存在的某些弊端日益凸顯，與我國目前司法改革進程中追求的公正和效率的主題不相和諧，其中訴訟調解中的反悔制度就存在一定的缺陷。為此，本文擬就現行反悔制度存在的缺陷、反悔制度的認識及立法完善作些粗淺探討，以利我國調解制度的改革。

訴訟調解中反悔制度存在的弊端和缺陷

我國民事訴訟法對反悔的提出僅有一個條件限制，即在民事調解書送達之前提出即可。至于反悔的理由、其他條件則在所不問，這樣的反悔制度在司法實踐中充分地顯露了其存在的弊端和缺陷。

首先，有損審判權威。在庭審中，當事人在法庭主持下達成了調解協議，審判人員或者合議庭就應依法對協議進行審查，決定是否對其予以確認，進而宣布閉庭。如果一方或多方反悔，根據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法院則應繼續審理，并及時作出判決。這樣一來，宣判是反悔的必然結果，而宣判又是庭審的組成部分，法院從而又在閉庭的基礎上進行開庭，這豈不矛盾？況且在判決之前法院已對調解協議進行了確認（民事調解書上已清楚地寫明），既然確認后又豈可更改？這是很不嚴肅的，所以說，現行民事訴訟中的反悔制度有損審判權威。

第二，不符合雙方當事人的合意。當事人達成調解協議是在有審判權介入的情況下形成的，一般是雙方互諒互讓的結果，必然是權利方的適當讓步，這可視為其對自己的民事權利的處分，是雙方合意的結果，當然地可稱之為合同，而且是經法院確認后的合同，理應對當事人具有約束力。一方反悔導致調解協議不發生法律效力必然是對另一方的不公。在民事活動交往中，我們提倡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而在民事訴訟中，又豈可對當事人的合意熟視無睹？

第三，反悔的條件未予以界定，當事人進行反悔的隨意性大。由于反悔的條件法律未予以明確規定，導致某些當事人無視法院的存在，與對方惡意磋商，借調解試探對方虛實，一旦調解書送達時便反悔，由于反悔的條件未予以明確界定，形成了法律真空，使之有空可鉆。

第四，增加了訴訟成本。雙方當事人在法院主持下達成調解協議后，法院根據雙方當事人達成的調解協議制作民事調解書，在送達時或送達前一方當事人表示反悔，法院依照民事訴訟法的規定應及時通知另一方當事人，又需要繼續審理，必然會增加訴訟成本，這與追求降低訴訟成本的司法制度改革的目標不一致。

第五，與追求高效的司法終極目標相悖。公正與效率是21世紀人民法院的工作主題，是當代訴訟模式的價值取向，允許當事人隨意反悔，自然會增加審案期限，從而降低辦案效率。這與尋求高效的司法改革不相協調。

第六，對不需要制作民事調解書的案件剝奪了當事人的反悔權。民事訴訟法規定了可以不制作民事調解書的案件有：

（一）調解和好的離婚案件；

（二）調解維持收養關系的案件；

（三）能夠即時履行的案件；

（四）其他不需要制作民事調解書的案件。對以上不需制作民事調解書的案件，由于沒有送達調解書這個程序，民事訴訟法規定只要當事人和審判人員在記有協議的筆錄上簽字后，即具有法律效力。這樣，當事人不可能在送達調解書前反悔，這實際上否認了這類案件當事人的反悔權。

第七，提出反悔的時間過于籠統。由于民事訴訟法未規定何時送達調解書，只規定當事人可在調解書送達之前反悔，使得審判人員具體操作起來隨意性很大：有的在當事人達成調解協議后，審判人員為防止當事人反悔，隨即就制作民事調解書送達，使得當事人無時間思考是否反悔，這無形中剝奪了當事人的反悔權；有的又長時間不送達，造成某些當事人思想波動而提出反悔，這不利于糾紛的解決，也降低了訴訟效率。

第八，反悔制度的設立會引起一些負面效應。人民法院制作調解書后往往不是同時將調解書送達給雙方當事人，一方當事人收到調解書后就以為調解書已經生效，按照調解書的內容行事，而后收到調解書的一方又提出反悔，很容易造成工作上的被動。特別對于離婚案件來說，先收到調解書的一方當事人認為調解書已經發生法律效力，而與他人另行結婚，另一方在送達調解書時反悔了，根據民事訴訟法規定不能認為調解書已經發生法律效力，這樣會造成許多不必要的麻煩和產生新的矛盾。

對設立反悔制度的認識

民事調解的一個重要原則就是雙方當事人必須自愿，并且該原則須貫徹調解

過程的始終，反悔就是當事人行使自愿權的最后意愿表示。同時，反悔制度是民事訴訟法為保障當事人合法權益設置的一道屏障，是一種司法救濟手段，對促進當事人積極接受調解有一定的意義，因此我們不能全盤否定民事訴訟調解中的反悔制度。但是，反悔畢竟是民事調解中的一個內容，我們不主張當事人可以任意的反悔，畢竟民事調解是當事人對民事權利的處分，是在訴訟這個特殊環境場合下行使的，其民事權利的處分是法律的處分①，是當事人的民事法律行為，當事人不得隨意地否定該行為的效力，人民法院也不宜支持當事人隨意提出的反悔。

改革與完善訴訟調解中反悔制度的立法建議

基于以上反悔制度中存在的弊端和缺陷，結合對反悔制度設立的認識，為深入的進行當今的司法制度改革，貫徹新世紀人民法院的工作主題——公正與效率，筆者認為應從限制反悔、反悔須具備的條件、反悔的時限三個方面來健全反悔制度。

一、嚴格限制反悔的提出

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進行調解，是在案件事實清楚的基礎上，分清是非，在當事人自愿的前提下，進行調解。當事人在法院主持下達成調解協議，不僅是當事人雙方自愿的結果，還有審判權因素的介入，而且最終調解協議須經法院確認。當事人行使的行為是民事法律行為，是對其民事權利進行法律上的處分，對一般的民事法律行為的變更、撤銷尚需經過一定的法定程序才能實現，對法庭上達成的調解協議的否定更應慎重，況且在法庭上達成的調解協議還有審判權因素的介入，它應具有相對的穩定性，隨意否定調解協議是很不嚴肅的，也與我們所追求的司法改革目標——高效是格格不入的。因此，筆者認為，在一般情況下，應嚴格限制當事人行使反悔權。防止當事人濫用反悔權，不允許當事人反悔，這是我們在進行民事調解時應堅持的一個原則，它對維護審判權威及提高訴訟效率有著深遠的意義。

（一）各地對調解協議反悔限制的司法實踐

當前，各地司法機關圍繞“公正與效率”這個主題，對調解制度嘗試著改革。據報載，2001年，貴陽市司法局與貴陽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展了嘗試基層調解與訴訟程序的“接軌”改革，主要內容是民間糾紛經過調解委員會調解達成協議后，由街道（鄉、鎮）調解中心出具人民調解協議書，如當事人反悔或拒不履行協議，其中一方當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訴的，法院應當對當事人在街道（鄉、鎮）調解中心達成的協議書進行審核。如協議不違反法律、法規的規定，不損害國家、集體、第三人及社會公共利益，也無重大誤解或顯失公平，法院可以直接在判決書中支持協議條款，通過訴訟程序賦予調解協議實質上的法律約束力②。貴陽市的這種做法實際上是否定了當事人對訴前調解協議的反悔權，而且是通過法院的裁判否定了當事人的反悔權。因此，對在訴訟中法院主持下達成的調解協議更是不可輕易允許當事人反悔，須嚴格限制當事人反悔。

其實，有些高級人民法院在如何對待當事人不履行訴前有關部門主持下達成的調解協議或自行達成的和解協議出臺了一些規定，例如《江西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人身損害賠償范圍和標準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7條規定，當事人經公安機關調解或自行和解達成協議并實際履行完畢的，一方或雙方以賠償金額過低或過高為由，向人民法院起訴要求重新確認賠償金額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該意見

第19條規定，當事人雙方經公安機關調解達成賠償協議，受害人及其家屬起訴僅要求責任人履行調解協議的，按一般債務糾紛處理。從以上規定可知，其對當事人反悔進行了一定的限制。

（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傾向于限制反悔。

為了公正審理涉及人民調解協議的民事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出臺了《關于審理涉及人民調解協議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該規定將調解協議視為合同，像處理合同糾紛一樣來認定調解協議的效力，這是對人民調解協議反悔的一個嚴格限制。也就是說，一般情況下，人民調解協議不容雙方任意反悔。

針對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民事案件，由于案件事實清楚，權利義務關系明確，爭議不大，最高人民法院對此取消了當事人的反悔權?！蹲罡呷嗣穹ㄔ宏P于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法釋[2003]15號）第十五條規定：“調解達成協議并經審判人員審核后，雙方當事人同意該調解協議經雙方簽名或者捺印生效的，該調解協議自雙方簽名或者捺印之日起發生法律效力。當事人要求摘錄或者復制該調解協議的，應予準許。調解協議符合前款規定的，人民法院應當另行制作民事調解書。”這種規定在一定程度上取消了當事人的反悔權，與民事訴訟規定的當事人享有反悔權的規定相悖，但對提高司法效率來說無疑是有益的。

二、可反悔的條件

不允許當事人反悔是一般原則，這只能維護審判權威和提高司法效率，但我們并不能因片面追求效率和司法權威而忽視另一追求的目標——公正。筆者認為，在以下情形下，當事人進行反悔還是應當允許的。

（一）調解違反自愿原則

自愿原則是在訴訟中進行調解必須遵循的重要原則，違反自愿原則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調解行為的不自愿。雖然民事訴訟法規定當事人在庭審中在請求調解權，但既然是當事人的權利，當事人即可行使，也可放棄，法官和雙方當事人均不得強制其調解。其二，強制當事人接受調解協議的。達成調解協議要自愿，調解協議必須是當事人在互相諒解、自愿協商的前提下達成的，不能是強迫、壓制或乘人之危的結果。有觀點認為調解協議的達成一般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當事人各自實現權利或履行義務，一種是當事人一方放棄或者變更某些訴訟請求，稱前者為公平性調解，后者為讓諒性調解。審判實踐中的調解主要是讓諒性調解，是雙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不存在強迫、威逼等左右當事人意志的因素，否則的話，調解就違反了自愿原則，當事人有權拒絕調解或者在達成調解協議后進行反悔。

（二）調解違反合法原則

合法原則是調解制度中的重要原則，在訴訟中進行調解時違反法合法原則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指調解協議的內容違反了政策、法律、法規的規定。存有上述行為，人民法院一般是不應確認，當然也無反悔可言。但是，一旦人民法院錯誤對以上協議進行了確認，應當賦予當事人有反悔權，以示對案件不公正處理的補救。其二，是指法院未按法定程序進行調解。法院主持調解要遵循法定程序，依法定程序進行，若有違反程序而促使當事人達成調解協議，則該協議是在不當審判權介入的情況下達成，有違公正之嫌，應允許當事人行使反悔權。

（三）因重大誤解而達成調解協議

重大誤解的協議，是指行為人對于協議的重要內容產生錯誤的認識，并且基于這種錯誤認識而訂立的協議。重大誤解有三個主要特征：一是協議的達成與誤解有因果關系，即是在一方誤解的情況下達成的協議；二是誤解必須重大；三是因為誤解造成了比較大的損失。在平常的經濟交往中，行為人在重大誤解情況下所為的合同，有背于其真實意思，為此我國民法通則和合同法均規定，該行為人

在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撤銷事由之日起一年內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關予以變更或撤銷。《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及人民調解協議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法釋[2002]29號）第六條、第七條也規定因重大誤解訂立的調解協議，當事人可在知道或應當知道撤銷事由之日起一年內行使變更或撤銷權。對于在訴訟中經人民法院主持雙方當事人調解所達成的調解協議中若有一方當事人存在重大誤解，該當事人是否可以行使反悔權？筆者認為，應允許一方當事人申請變更或者撤銷，也就是允許一方當事人反悔。當然，為防止當事人濫用此權利，可規定其在一定期限內行使。并且，由于現行的民法通則關于重大誤解的內容僅在行為的性質、對方當事人標的物的品種、質量、規格和數量等方面進行了規定，建議對反悔制度中重大誤解的具體情形作進一步界定。

三、反悔時效的設定

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在達成調解協議后當事人可在調解書送達之前進行反悔，反悔的時間只是規定在調解書送達前，這使得審判人員操作起來隨意性很大，前文已有論及。而對不需制作調解書的案件卻又剝奪了當事人的反悔權，上述規定均弱化了反悔作為一種司法救濟手段的功效，無形中迫使當事人申請再審，從而啟動審判監督程序去救濟當事人，不利于確保司法公正和提高 司法效率。為此，筆者建議設立反悔時效制度。

反悔時效制度是指在民事訴訟調解過程中，只要符合反悔的條件，當事人可在一定時限內提出反悔，否則則喪失行使反悔權的一種訴訟制度。對于重大誤解或者顯失公平的民事行為，我國民法通則及合同法均規定當事人可在知道或應當知道可變更或可撤銷的事由之日起一年之內行使，否則當事人提出也不受法律保護，筆者認為反悔的時限也可以比照設定：雙方在法院的主持下達成調解協議后，對符合反悔條件的，當事人應在達成調解協議之日起3日內提出。這樣即可提高司法效率，也為當事人提供了一個補救手段，可確保司法公正。設立這樣的反悔時效制度，也是符合當今司法改革所追求的公正與高效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