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清朝辮子的演變[本站推薦]

清朝辮子的演變

清朝乾隆年間，忍了鼠尾巴一百多年的中國人對辮子做些改良，頭頂留的頭發有了一巴掌大，辮子也粗了許多。那時期外國人大量來華，對這種發型稱為“豬尾巴”，甚至成為外國人對中國男人的主要印象。

中國漢族成年男人自古以來都是束發的(這個古指的是周朝以后，從出土發掘的商朝玉俑看，商朝男人也是辮發的)，束發，不僅是成年的標志，也是華夏民族文化的象征。而到了清朝，男人都剃頭留辮，成為一個時代最突出的歷史影像，所以，我們把反映清朝故事的影視劇都稱作“辮子戲”。但是，那些影視劇里，清朝男人雖然留辮子，但他們留著“陰陽頭”，只剃光了頭上前半部分，在后面才梳成一條又粗又長的辮子，如同上圖《少年天子》中鄧超那樣。而在港臺一些影視劇里，甚至頭皮都不剃光，只是梳一根大辮子。好多觀眾看了，說像港臺影視那樣的留法，那些男人都是死罪。但大家不知道，就像《少年天子》那樣留，多數時候其實也活不了。

一張中國人剃頭編辮子的明信片

清朝男人的辮子，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樣子。順治是滿清入關第一位皇帝，那一時期，是對辮子要求最明確、最嚴格的時候。當時，滿清皇朝把肯不肯剃發留辮提到愿不愿意做順民的高度來看待，這才有了“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的俗諺。且因為剃發令的頒布，在江南地區激起許多反抗，比如讓韋小寶韋爵爺提起來都要罵聲“辣塊媽媽”的“嘉定三屠”，就是因為清朝蠻橫地強制推行剃發令激起來的民變。

那一時期的辮子樣式，有個專門的叫法：“金錢鼠尾”，“只留一頂如錢大，作辮，謂之金錢鼠尾”。也有人說，留的辮子細長，要能從銅錢孔中穿出，所以才那么叫。總之就是腦門心留一小撮頭發，然后梳一條小辮兒。那形象，不是搞行為藝術的，還真不敢去挑戰大眾的審美。反正我要是活在明末清初，肯定要反抗一下的。實在不行，出家修道也在所不惜。

清朝統治者呢，對“金錢鼠尾”一方面是美化，順治四年廣州“易服剃發令”說“金錢鼠尾，乃新朝之雅政；峨冠博帶，實亡國之陋規”；另一方面就是威脅，不挨剃刀，就挨屠刀。明朝有個遺民說：“時剃頭令下，閭左無一幸免，金錢鼠尾，幾成遍地腥檀”。而且，不剃要殺頭，剃的不對也要殺。也就在順治四年，江南滸墅關有個叫丁泉的平民，因為“周環僅剃少許，留頂甚大”，盡管他“無奸宄之心”，但因為“違同風之化”，還是被“著就彼處斬”，連帶著縣官、家長、鄰里也受了牽累。周星馳演的《武狀元蘇乞兒》，蘇乞兒披頭散發，天理教教主趙無極以他沒辮子責難他，蘇乞兒從頭發中挑出一條小辮，就那樣敷衍過去了，實際上剃發和留辮是一體的，不可能蒙混過關。好在趙無極自己的發型也不合規矩，大哥不用說二哥啦。

到了清朝乾隆年間，忍了鼠尾巴一百多年的中國人對辮子做些改良，頭頂留的頭發有了一巴掌大，辮子也粗了許多。那時期外國人大量來華，對這種發型親切地稱為“豬尾巴”，甚至成為外國人對中國男人的主要印象——唉，非要分辨鼠尾巴和豬尾巴哪個好看，實在是超出了我的能力。

到了清朝晚期——就是蘇乞兒生活的時代——發型又有變化，留的頭發更多了，男人們都以拖一根又粗又長的大辮子為榮，很多人形容為“牛尾巴”，如同一般“辮子戲”中表現的那樣。到那時候，經過兩三百年的熏陶，不管外國人怎么嘲笑，我們已經以辮子為美了，不讓留還不高興。我們太原有位鄉紳，滿清滅亡后，因為辮子被革命黨剪了，自己在日記里寫：“上年五月被賊剪發半截，恨賊為亂難當，莫能寢其皮而食其肉，為此生之大憾。”而魯迅先生寫的《**》，七斤因為有人要剪辮子，嚇得連城都不敢進了。

滿清三百年，關于辮子的大略就是這樣。我之所以要說，倒也不是要挑人家辮子戲的刺，只是給大家還原一段史實。影視劇真要按史實拍，我也不樂意看——腦補一下，《康熙微服私訪記》《戲說乾隆》，兩位萬歲爺英明神武風流倜儻，或顧盼自雄之時，或泡妞掠美之際，一位鼠尾巴晃，一位豬尾巴搖，即使符合歷史了，可我擔心觀眾笑場。

第二篇：從唐朝到清朝賦役制度的演變（定稿）

從唐朝到清朝賦役制度的演變

賦役制度（嚴格說來，似乎應稱賦役制度，而不應稱賦稅制度，因租庸調法、兩稅法的內容都是由賦稅和差役兩大部分組成，而一條鞭法更是主要改革役法）是中國封建社會上層建筑的一部分，與土地所有制有著最直接的關系，它的狀況如何，直接反映了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狀況。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唐朝，一方面表現封建經濟業已達到了相當的高峰，另一方面也顯示了封建經濟發展的新的趨向，出現了以前不相同的若干經濟特點。因此，研究唐朝至清朝的賦役制度的演變過程，可以使我們看到中國封建生產關系，主要是土地所有制關系的一些發展變化和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前進的一些軌跡。

一、唐朝前期的租庸調法

唐朝是經過隋末大戰建立起來的，戰亂使百姓大量傷亡，流離失所，戶口銳減，唐初時全國僅有三百萬戶，只及隋盛時戶口三分之一。同時土地大量荒蕪，關東、黃河南北，長江南北廣大地區人煙稀少，荒草無邊。因此，民生凋敝，財政拮據，“每歲租米，不實倉廩，隨即出治，才供當年”。這樣，恢復發展經濟是新開國的唐朝的當務之急。

根據全國土曠人稀，荒地太多的情況，唐高祖李淵于624年頒布實行了均田法。

談到均田法，有必要先談談唐朝的戶籍制度，因為這是均田法和租庸調法實行的根據。據《舊唐書.倉貨志》載：當時，男女初生四歲稱為黃，四歲以上為小，男丁十六歲以上為中男，二十一歲以上為成丁，六十歲為老，每年造一次人口帳，三年造一次戶籍。唐中期時將中男、丁男的年齡延后了兩歲，老的年齡提前了兩歲。

均田法就是根據這個人口分類的情況實施授田的。均田法規定：丁男、中男授田一頃，其中十分之二為可以世代相傳的永業田，十分之八為供受田人一生使用，死后歸還官府的口分田。老男、病弱人授田四十畝，寡妻妾授田三十畝，如是戶主加給二十畝。工商業者授田減半，官僚貴族授田數據視官品高低而異。如一品官授田六十頃，九品官授田兩頃，親王授田一百頃，武騎尉授田六十畝等等，對各級官府還授職分田、公廨田、寺院授常住田。法令規定受田者必納稅，土地原則上不準買賣。

與均田法同時也就頒布了租庸調法。這是與均田制相適應的賦役法。該法包含三個內容：租，即糧食稅。每丁每年納粟二石或稻三石。調，織物稅，隨鄉土所產，蠶鄉每丁每年納綾、絹、施各二丈、綿三兩，非蠶鄉納布二丈五尺、麻三尺。庸，徭役，每丁每年服役二十日，如不服役，每口納庸絹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作抵。國家有事時，加役十五日可免調，加役三十日租調全免，加役連同正役不得超過五十日。遇災害，收成減四成以上免租，減六成以上免調，減七成以上賦役全免。租庸調是當時的正稅，另外還有些雜稅，如地稅、戶稅，這些稅還帶有一定的義務性質，如地稅就是豐收時另納少量糧食儲以備荒的義倉。

由此看來，均田法實際上是引導農民開墾荒地，發展生產的一個方法，對朝廷，對人民都有利。朝廷將荒地指派給民眾，讓其墾植，到時收租庸調，事情很簡單。而民眾也多少有了田地，并有法律保障，也樂于開墾，并且，租庸調相對來說是比較輕的賦役，民眾一般還能負擔。正因為唐朝前期在比較廣大的地區程序不同地實行了均田制和租庸調，所以，農業生產得以恢復發展，逐漸興盛，造成了唐前期的經濟繁榮。

但是，均田法和租庸調法從一開始實施就存在著矛盾、脫節的問題，因而也就潛伏著敗壞的危機。這主要表現在：

一、租庸調是以“人丁為本”，即按人頭攤派賦役，這說明它維系的是封建國家對農民的人身控制關系，這本身就不符合社會發展的要求，從長遠來看注定是要被突破的。從它的現實執行情況來看也有矛盾，它所規定的每丁負擔數是以天下每一丁男都受田一頃的假役為依據的，而不管納稅人是否實有這么多的負擔能力，許多受田不是或沒受田的人同樣照數納租庸調，使租庸調日益變成人民的沉重負擔。

二、均田法實行得并不均。朝廷總是代表地主貴族的利益，對廣大民眾實行剝削，在均田法的制定上就體現出明顯的階級差別。如前所述，皇親國戚，達官貴人，寺院地主的授田面積就大大多于平民，并且都是永業田，相差十分懸殊。而在實際施行中，他們利用權勢占有的土地往往比法定的還多。而對于廣大民眾來說，授田不足則是普遍現象，據史料記載，當時授給農民的田（也包括一些無權勢的中、上等戶），一般少于法定數，其中口分田又少于永業田，這種授田不均已為以后土地兼并，兩極分化創造了條件。

三、均田法對土地買賣的限制比較松馳，大官僚地主可以大量買田，有利于大土地私有制的發展。

二、唐朝中期以后的兩稅法

唐朝前期的均田法促進了耕地面積增加，農業生產發展，但是隨之而來的就是土地兼并，地主階級憑借權力、財力掠奪這些田地，據為私有。結果，不少地主占有了大量土地后，組成一個個稱為莊的農業生產單位，這種由一個地主所有的大片田園就被稱為莊田。據史料記載，唐朝名將郭子儀擁有的莊田在京郊黃峰嶺至河池關之間達百余里方圓。陸贄《奏議》說：“貧考無容足之居，依托強豪，以為私居。”大小地主占有莊田的必然結果是廣大農民失地、破產。失去土地的農民出路不外兩條：一條是到地主莊園當佃農，租種地主土地，忍受高于官租數倍至數十倍的剝削；一條是逃亡他鄉，躲避賦役，因為朝廷對于失地農民照樣按人頭收租庸調。至天寶年間，莊田已經盛行全國。752年，唐玄宗不得不下詔責備土地兼并，富豪傷民的現象，但最終又說：“仍更從寬典，務使弘通”，承認了兼并事實為合法。這個詔書，等于均田法廢棄的宣言書，從此，莊田制代替了均田制，大土地私有制代替土地國有制而成為當時土地所有制的主要形式。

均田的敗壞，使與均田制相應的租庸調賦役法發生危機。表現在：

一、大量農民成為地主莊園的佃農，是地主的私屬，不再負擔官府的賦役。

二、大量農民逃亡他鄉，擺脫了本地戶籍的束縛，也不向國家納稅服役，而官府對此采取由未逃亡的人分攤逃亡者賦役的辦法，使未逃亡者不堪忍受，激起了更大規范的逃亡。

三、占有大量土地的官僚、地主，有的不納稅，有的按人口納稅也極少，與其負擔能力大不相稱。這樣，封建國家日益喪失了賦役的主要負擔者－農民，財政來源日益枯渴，特別是安史大亂后，戶口削減更甚，按丁收稅已很困難，改變“人丁為本”的賦役制度已成必然。

780年，唐德宗采納楊炎的建議，正式改租庸調為兩稅法。兩稅法是按田收稅，即按資產收稅，仍保留按丁、戶派役的賦役法。兩稅從不同角度講就是地稅和戶稅，夏稅和秋稅。唐德宗規定的兩稅法九條規則是：

（一）量出制入，即朝廷根據頭年實際財政支出來制定第二年應收的總稅額。

（二）不分主客戶都按現實居住地立戶籍，不分丁男中男，都按貧富定等級。

（三）商賈在所在州縣納稅三十分之一，使與定居的人負擔均等。

（四）定居的人分夏、秋兩次納稅，夏稅不得超過六月，秋稅不得超過十一月。

（五）兩稅都按錢計算。

（六）田稅以唐代宗大歷十四年的墾田數為依據。

（七）保留丁額。

（八）租庸調及其他一節科目全部廢除。

（九）敢在兩稅外加斂一文錢，以枉法論。

兩稅法規定按每人實際田畝納稅，比起租庸調來可說是個進步，在安史大亂后，苛捐雜稅繁重的情況下，實行兩稅法確實也起了統一稅制，適當減輕人民負擔的積極作用。所以，實行兩稅法的初期，收到了一定實效，據《新唐書.倉貨志》記載，當時，生產得到恢復發展，社會有所安定，表現為戶口增加，全國增加二十九萬多戶，錢米增加，一年收錢二千五十余萬緡，米四百萬斛。

但是，兩稅法仍然是朝廷盤剝人民的方法，從它的規則和實施情況看，我們可看出它包含了許多弊害。

一、量出制入，這等于說朝廷要無限制增加稅額。統治者貪欲無底，軍費浩大，揮霍無度，每年都借口“量出制入”加稅，而決不會“量入為出”減輕人員負擔。

二、按貧富定等級，實際在報告時，官府往往對富豪的田產不詳查，對貧弱的田產一分一厘不放過，定出的貧富等級極不公平。逃稅的依然是富豪，受盤剝的依然是中下農戶。

三、以大歷十四年墾田數為依據保留丁額，不分主客戶，在當地立戶籍，這也是不利于人民的，為貪官污吏舞弊留下漏洞。因朝廷規定以該年田數和丁數為基數，土地和戶口不能增加，不能減少。于是各地方官便采取強令民眾分家拆戶，誘使外地客戶逃入本境以增加戶口，而將增戶的稅攤派于本地立戶；對減少的戶口也用攤派填補的辦法，結果，加重了人民的負擔。

四、夏秋稅征稅時間規定得太急迫，使農民“斂獲始畢，執契行貸，得不容積，粟不暇春”。

五、兩稅按錢計算，更是利用物價對農民巧取豪奪的辦法。農民按官府定出的物價折算應交的粟帛數，但官府壓低物價，多收實物。如初行兩稅時，三匹絹抵一萬錢，后來要六匹、八匹才抵一萬錢，表面上稅額不變，農民實交的實物多了兩倍。

兩稅法在弊端百出的情況下，一直為唐以后歷代沿用，其間雖有些小的修訂，但并未解決其根本問題，直至明朝中期一條鞭法問世后才退出歷史舞臺。

三、明朝中期以后的一條鞭法

由于兩稅法并不能阻止土地兼并，大土地私有制的發展，同時，仍保留按丁、戶派役，所以，并沒有解決封建國家，地主與農民的矛盾。到了明期初年，朝廷雖然通過丈量土地，造魚鱗冊，對貴族、官吏只封賜荒閑地等來加強國家對土地的控制，但并不影響富豪通過各種合法或非法的手段繼續兼并土地，逃稅漏稅。其實，皇帝就是最大的土地兼并者，明武宗的皇莊就占地三萬七千余頃。一般的官莊占地也是成千上萬畝，地主占地也很驚人，萬歷年間，南京直隸有占田七萬畝的大地主。皇莊、官莊、地主莊園所占土地當然大都是掠奪的民田。另一方面，朝廷又通過造黃冊，建立里甲制度來加強對人口的控制，強化按戶口納稅服役，且田賦差役日益繁重，如差役就有里甲、均徭、雜泛等多種名目，均徭又分為力差、銀差等等。所有這些，都使農民破產，逃亡日益嚴重，甚至舉行起義反抗，封建政權財政日益困難，而當時社會分工、商品貨幣經濟發展的社會經濟新形勢也使這種農民與封建國家的矛盾具有了新的意義和內容：一方面，農民隨著社會分工、商品經濟的發展有了更強烈的人身自由的要求，他們需要更多的自由時間從事自己安排的勞作，需要自由遷徙，從事其他部門的工作，因此，特別強烈地反對束縛人身自由的戶口制度和力役制度；而客觀現實也為他們提供了擺脫國家賦役控制的條件。明朝的農民逃亡后不再象前代逃亡農民那樣因無路可走最終可能又重新回到原地重受賦役盤剝，他們可以進入城市，從事工商業而再不還鄉。另一方面，隨著商品經濟發展，統治階級也日益追求貨幣收入，希望通過對人民的剝削積累更多貨幣，而現行賦役制度造成的財政收入狀況卻與他們的欲望大不適應，并且由現行賦役制度激起的農民反抗，也危及了他們統治地位的穩固，因此，對賦役制度進行大的調整便勢在必行了。

1581年，明朝內閣首輔張居正在明神宗的支持下，在全國開始普遍推行一條鞭法。

一條鞭法的主要內容是：

一、統一役法，將所有項目的差役合為一項，改為交銀。

二、將原按田交賦，按丁、戶征役，改為一律按田畝征稅銀，而將丁銀按比例攤入田畝。

三、所交賦稅一律交銀賦。

四、以縣為單位每年編審須征收的丁畝銀額。

五、賦稅的征收解運由民收民運改為官收官運。

一條鞭法是中國封建社會賦役制度的一次較為全面的改革，它所起的積極作用是明顯的。具體說來有以下幾點：

一、改革了役法，特別是廢除了對人民危害甚大的力役，而代之以雇役，因而也不再按丁、戶派役，這是削弱了封建政權對人民的人身控制，使人民獲得了較多的人身自由，符合社會發展要求的。

二、攤丁入地，使賦稅較完全地成為資產稅，從而使賦稅負擔比較均平，減輕了無地、少地農民的負擔。

三、肯定了銀在賦稅收入中的重要地位，適合了當時社會經濟發展需要。

四、促進了土地商品化、刺激了地主投資工商業，從事經營活動。總之，一條鞭法刺激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促使了農民的分化，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萌芽的成長。

一條鞭法在明朝各地實行的情況是不平衡的，并且沒有完全達到丁銀分田賦的合一。清朝統治者在沿用一條鞭法的同時，作了進一步完善的工作，從雍正以后全國普遍實行了“地丁”制度，就是徹底的“攤丁入地”的辦法：將固定的康熙五十年的丁銀平均攤入各該地的田賦銀中，統一征收，以緩和因康熙末年取消人口稅而造成的人口增長過快，田地一條鞭賦稅負擔過重的矛盾。

當然，一條鞭法作為一種剝削制度，實行以后，不可避免地要產生弊端。最主要的就是加派和差役名亡實存。在商品經濟刺激下，統治者貪欲無邊，再加上官僚機構日益龐大，朝廷財政危機越來越嚴重，便大量加派各種名目的稅款。另外，統治者為了滿足自己的各種需要，仍向民眾征派非法的徭役，以至到清朝時，朝廷不得不明令終止非法徭役，但是在事實上，封建徭役的存亡，是與中國封建社會相始終的。

通過對唐朝至清朝賦稅制度演變情況的考察，我們可以看到，生產力的發展，社會的進步盡管在中國封建時代比較緩慢，但畢竟是以不可遏制的趨勢在發展前進。這種發展同封建生產關系，上層建筑時時發生矛盾，封建統治者不得不對生產關系，上層建筑進行一點調整，只能暫時緩和這種矛盾，卻不能根本解決這種矛盾，因此，封建生產關系注定是生產力發展的桎梏，最終要被打破。（中文二班 楊穎嘉 1983.10.14）

第三篇：魯迅辮子讀后感

魯迅辮子讀后感

辮子，曾經是清王朝統治建立和消亡的標志之一，而在魯迅筆下，又是傳統文化和國民精神枷鎖的一種象征，是國民革命和國家危機的一種征兆，在《**》里，魯迅正是圍繞了在江南水鄉發生的一場辮子引發的**，揭示了國民缺乏精神信仰和追求的國民性弱點。

文章一開始，魯迅用最常用的先寫景后些人的手法描述了農村傍晚美好的景色，九斤老太，七斤嫂，**七爺相繼出場，他們有的不滿現實，牢騷滿腹，有的懦弱無能，有的墻頭草，小肚雞腸。魯迅用這些性格鮮明的特色形象表達了對當時社會的不滿，對沒有信念和無信仰的人的批判和諷刺。

一九一七年的中國，一場張勛復辟事件，險些顛覆了辛亥革命的成果，百姓有無“辮子”就成了那個特定時期所處的立場的標志，而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再也沒有人需要用辮子來表明自己的立場，可是每個人心中卻還都有著一根無形的辮子，當老人倒在街上的那一瞬間，是真？是假？我們，是扶？還是走？隨著經濟的發展，市場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逐漸顯現。在妄圖騙錢而倒地的老人心里，他們想到的是一個字--錢，得到錢。在看到倒地老人繞行的路人心里，他們想到的也是一個字--錢，失去錢。當國民的心里再也沒有了精神信仰和追求，永遠的失去了人性原本的善，我們的社會下一步將走向何方？

一九一七年的中國，辛亥革命的不徹底導致中國農村已然封閉、愚昧，帝制余孽還在農村肆虐，農民還處在封建勢力和封建思想的統治和控制之下。二零一二年的中國，經濟飛速發展，國力蒸蒸日上。可是部分沒有精神信仰追求的國民自私、茍活、麻木、冷漠。辛亥革命并沒有給封建統治下的中國農村帶來真正的變革。而經濟的繁榮也并不能真正的讓國民內心強大。

魯迅先生棄醫從文，拿起筆做起了戰斗檄文，我們是否該放松一直緊握著的經濟發展的拳頭，握起另外一只精神文明發展的手？

第四篇：清朝科舉制度

清代的科舉制度與《增刪卜易》中的考試占

來源《中國預測網》

科舉資格考試

童試：又稱縣試、小考，錄取者為生員，俗稱秀才，雅稱入泮。這是“功名”的起點。生員相當于現在的小學生、初中生、高中生，是一較長的時間段，期間有多次考試。

生員分三類：剛考上的，為附生。再進一步是增生。最高級別是稟生，稟即米糧，由政府提供伙食。稟生有一定名額，只有空缺出來，成績優者才可增補，故稱補稟。

歲試、科試：正式科舉資格考試。成績分六等，一等二等與三等前十名，才有資格參加正式科舉考試。因故未參考者，或未錄取者，還可以再參加“錄科”和“遺錄”考試，成績優者，亦有資格參加正式科舉考試，稱考遺才。

正式科舉考試

鄉試：每三年一次，逢子、卯、午、酉年為大比之年。秋季八月在各省省府舉行，所以又稱秋闈或府試。鄉試考中后稱舉人，第一名稱解元。舉人便有了當官的資格。

會試：亦三年一次，逢丑、未、辰、戌年即鄉試后的第二年為會試之年。春季二月在京師禮部舉行，所以又稱禮闈，或春闈。取中后稱為貢士，第一名稱為會元，前十名稱元魁，十一至二十名稱會魁。貢士再經太和殿復試，優者才有資格參加殿試。

殿試：是皇帝主試的考試，考策問。在會試之年四月二十二日舉辦。取中后統稱為進士。殿試分三甲錄取。第一甲賜進士及第，第二甲賜進士出身，第三甲賜同進士出身。第一甲錄取三名，第一名俗稱狀元，第二名俗稱榜眼，第三名俗稱探花，合稱為三鼎甲。

以上為清朝科舉簡介。

一、對我們研讀《增》書中求名章各節，應有所幫助。

求名章各節分別為童子試、歲考科考、占稟、考遺才、發榜掛榜、殿試、鄉試會試，都不出上述范圍。

二、對我們理解《增》書中考試占的卦例，應有所幫助。

例

1、進退神章

申月癸卯日，占鄉試，得雷風恒變澤天大過。

申月癸卯日(旬空：辰巳)

震宮：雷風恒震宮：澤風大過(游魂)

六神伏神【本 卦】【變 卦】

白虎妻財戌土、、應妻財未土、、螣蛇官鬼申金×官鬼酉金、勾陳子孫午火、父母亥水、世

朱雀官鬼酉金、世官鬼酉金、青龍兄弟寅木父母亥水、父母亥水、玄武妻財丑土、、妻財丑土、、應

斷曰：酉金官星持世，旺相當時，卯日沖之而暗動，又九五爻申官化進神，得其拱扶幫助，不獨今秋折桂，來春定占鰲頭。后果得聯捷。

案：這是鄉試前占的一卦，鄉試在秋八月，明年會試在春二月，故有“不獨今秋折桂，來春定占鰲頭”之語。

清代的科舉制度與《增刪卜易》中的考試占 1

例

2、、隨鬼入墓章

戌月甲寅日，占會試能聯捷否？得雷山小過變艮

戌月甲寅日(旬空：子丑)

兌宮：雷山小過(游魂)艮宮：艮為山(六沖)

六神伏神【本 卦】【變 卦】

玄武父母戌土×妻財寅木、世

白虎兄弟申金、、子孫子水、、螣蛇子孫亥水官鬼午火○世父母戌土、、勾陳兄弟申金、兄弟申金、應

朱雀妻財卯木官鬼午火、、官鬼午火、、青龍父母辰土、、應父母辰土、、斷曰：世爻隨官入三墓，動墓，化墓，又入月德之墓，明歲辰年沖開墓庫，發榜之期，又遇辰月沖開三墓，不獨連登，定中狀元。日月與世爻合成官局，旺相當時，卦之全美，如玉無暇。果然傳臚三唱。

案：四土之年為會試之年，二月考試，三月發榜，故有“明歲辰年沖開墓庫，發榜之期，又遇辰月沖開三墓”之語。

又案：鄉試秋八月，會試春二月，殿試四月二十二日，指的是陰歷日期，與我們用的寅月，卯月等不盡一致，但差不了幾天。說陰歷三月為辰月，大體不差。

三、對我們現實的考試占，應有所幫助。

正式的科舉考試與現在的高考很相似，歷年的考試時間是定的，成績公布、錄取時間也一樣。所以考試占，多為吉兇卦，即不必考慮應期。

清代通過鄉試成為舉人后，便有了當官的資格，所以鄉試會試以官爻為用神，而秀才們的各類考試以父爻為用神。現在的大學生至少名義上是國家干部，高考亦以官爻為用神，考初中、高中皆以父爻為用神。而研究生有一定的補貼，以官爻為用，兼看財爻。

四、最后，再看一下朱先生所解的第十九卦例。

1、舉人、進士，雖有了當官的資格，和現在的學士、碩士、博士、博士后一樣，僅具學位上的意義，至于能不能當官，當多大的官是兩碼事。、此卦官爻為用神，日建作官星生世，是此卦的要點。

3、辰月己巳日，占會試。據此我們可以斷定此卦是會試考后，成績未公布前占的一卦，作為吉兇卦，應驗的只是考上考不上。因接著就是殿試，不會等太久。

朱辰彬答復:

可以肯定的是，童試、歲試、科試、鄉試等均屬于資格性質考試，并不與官位授予直接掛鉤，并不是靠上了就一定能當官，應以父母爻為用神考取了就可以直接授予官職的，才以官鬼爻為用神是否殿試錄取者，即進士者，都要授予官職呢？若是，考殿試應以官鬼爻為用神。

網友答復：

官鬼既有官職之意，也有名聲，名望之意，所以參加科舉考試也稱考功名。在古代，鄉試中舉是很榮耀的一件事。況成為舉人后，便有了當官的資格。用神以官爻為妥。其實這一點，看《增》書卦例就可知。

這和現在的高考相似，高考便用官爻。歌手參加大獎賽類，想亦應以官爻為用，因能一舉成名。

清代的科舉制度與《增刪卜易》中的考試占 2

第五篇：淺談清朝玉器

摘要：清代是中國玉器制作的又—鼎盛時期,它集歷代之大成,總結發揚數千年的雕刻技藝,生產出各種各樣的玉器,用途之廣,雕塑之精,設計之妙,創新品種,達到了高峰。關鍵字：玉器的發展 玉器的制作 玉器的紋飾

玉器的文化含義

清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最后一個王朝。清代經濟與文化高度發達，各種工藝美術空前繁榮，其中玉器藝術更為突出。

清代是我國古代玉器最為發達的時期，在品種數量和制造工藝上都較以往有超越性的突破。此時，制玉作坊遍布各地，由宮廷直接控制的作坊便有十處。南方以蘇州、揚州為中心的“南作玉”和北方以北京為中心的“北作玉”，是此時最具代表的兩大流派。清代初期的玉器制造主要在民間，宮廷制玉較少。乾隆時期由于乾隆皇帝的喜好，原料的豐富以及工藝的進步，宮廷制玉發展較快，不僅出現了大批禮器，還制成一批體積龐大、雕琢復雜的玉山，一些乾隆御書的題記、詩文，還被琢刻于玉冊之上，置于精巧別致的紫檀匣中收藏。乾隆之后宮廷制玉有所衰退，但晚清民間市場仍十分活躍，不斷推動清代制玉的發展。

清代玉器無論在品種數量和制造工藝上都形成了玉器史上的一個發展高峰期。形成了不同風格和技術特色的“南玉”“北玉”制玉中心。清代重白玉，尤尚羊脂白玉，黃玉極少，也受到愛重。清朝最負盛名的碾玉中心仍是蘇州專諸巷，內廷玉匠也多來自該地。揚州玉工藝后來居上，善于碾琢幾千斤甚至上萬斤重的特大件玉器，《大禹治水圖玉山》即其代表作。清代玉工善于借鑒繪畫、雕刻、工藝美術的成就，集陰線、陽線、平凸、隱起、鏤空、俏色等多種傳統做工及歷代的藝術風格之大成，又吸收了外來藝術影響并加以揉合變通，創造與發展了工藝性、裝飾性極強的玉器工藝，有著鮮明的時代特點和較高的藝術造詣。清代玉器無論在品種數量和制造工藝上都形成了玉器史上的一個發展高峰期。由于乾隆皇帝愛玉，所以清代玉產地主要有除了蘇州、揚州還有宮廷，呈三足鼎立趨勢，各具特色。

清代玉器品種和數量繁多，以陳設品和玉佩飾最為發達。陳設品有按青銅器為祖型的仿古形式器皿及各種仁獸，瑞禽的造型，新增的品種有山水、花鳥玉山，浮雕圖畫式的玉屏等。玉佩的品種更為豐富，成為各階層民俗事項和服飾廣泛佩戴使用的裝飾品和吉祥物。此外兼有實用功能的各種玉器皿，文房用品數量和品種也較歷代多有增加。

清代玉器在制作上以乾隆時代為分界線，前期治玉重視選料，由于開采條件改善，采集到的優質白玉、羊脂玉數量之多，超過歷史上任何時期。材質的精美，為這一時期能產生許多珍寶性藝術品，提供了物質基礎。在工藝加工方面，琢工精巧，光工細膩。乾隆時代的玉器皿的輪廓線都極規則，橫平豎直外緣及子口轉折嚴整挺拔。棱角多呈勁挺鋒銳狀。起凸的浮雕圖案邊緣，也處理成鋒利邊線，觀之剔透，觸之扎手。在拋光工藝上也很講究，一般細光處看不見琢鏃的痕跡，細光能達到玻璃光亮度。

清代中期以后，玉器生產漸入衰落，不但規模減退，工藝制作上取巧偷工造成規格越益粗糙。如所琢樹木花草枝梗，不再精到的琢出圓潤的，符合生態的形象，僅以兩面削琢的角形凸起代替。花卉圖案也不再細致地琢出枝葉穿插、花葉翻卷的形態，太多取平面的淺浮雕

處理。尤其是器皿輪廓線大多拖泥帶水，轉折含混。許多該作圓雕處理的玉陳設品、玉人、玉山，甚至小件玉佩、玉附的背面，也采取用工極少的粗處理方式。

此外，非常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仿古玉器。乾隆帝對收集到的古玉，滿意者，賦詩、作文，大加贊賞，不滿意者命清宮造辦處改頭換面，重新琢鏤。乾隆對琢玉高手倍加愛護，對姚宗仁尤為賞識，經常與其切磋仿古玉技藝。宋元時期仿古玉已初顯端倪，明代仿古琢造已達相當水平，清代更上一層樓。

仿古玉是玉匠、收藏家對前人創造的仰慕、憧憬和追求，需運用智慧與技巧，仿中有變化，仿中有創意，因此清代宮廷仿古玉有很高的美學價。

清代玉器用料主要是溫潤細膩的新疆和田玉和晶瑩剔透的緬甸翡翠。清康熙年間吳三桂追擊南明永歷帝入交趾，開通了緬甸翡翠進入中原的路線，乾隆年間西域的分裂割據和叛亂得到平定，又打通了新疆和田玉內運的道路，這兩點都有效地解決了清代玉器制作的玉料來源問題。

清代玉器,紋飾內容廣泛,以民俗題材為主,有人物、飛禽、走獸、昆蟲、山水花卉、亭臺樓閣等,有圖必有意,有意必“吉祥”。如馬背蹲一猴為“馬上封侯”, 猴背上又一猴為“輩輩封侯”,雕一只魚意為“年年有余”,三只羊意為“三羊開泰”,還有傳說故事、攜琴訪友、太白醉酒、赤壁夜游等。清代仿古玉的品種多種多樣,其用途也相應發生了變化。除上述劍飾、雞心飾佩等仿漢代器外,還有璧、璜、蟬、塊、佩飾等,上面的紋飾似古代紋樣,卻帶有本朝特征,有的紋樣全是本 朝的。仿古玉器成為當時社會的風尚,不僅是為了滿足玉器品種的不足,更重要的是迎合人們崇古的心理。清代宮廷提倡復古器,特別是在乾隆時期,這時的民間同 樣流行,從禮器到各種裝飾品, 均有玉仿制品,從而促進仿古玉器的發展。但是民間有的仿古玉器是以假充真,欺人牟取暴利,其千方百計、煞費苦心地將偽品做得與真品相似。《玉紀補》記載民間玉器乍偽法很多,有火燒,沁、煮沁、鹵提、里入地下等,上述介紹的就是清仿漢代五劍飾與雞心佩。若細心觀察就可發現與漢代的差別,首先沒有漢代古拙感, 帶有近代雕刻玉的特征,例如螭紋不是較大幅度的“S”形彎曲狀,四肢力感不足,沒有前伏后蹬的神采飛揚氣勢。細部也有差異,五官不同,總之漢代的螭紋是一 種健壯、飽滿、豪放的氣質,流暢自如,瀟灑。漢代雕刻的特征正如明代高濂所說:“漢人琢磨,妙在雙勾,碾法婉轉流動,細如秋毫,更無疏密不勻,交接斷續, 嚴若游絲白描,毫無滯跡”。這種游絲毛雕陰刻線是漢代玉器顯著的特征。清代仿品,從造型、紋飾與刀法均不同,帶有明顯雋秀、溫和的清代特征。如玉文帶背面 的方孔能明顯看到鉈痕跡,不是漢代先用鉆打小孔,再用線鋸鋸成長方形穿孔,并留有線鋸直道痕跡。劍首飾上的三孔,也不似漢代中間孔大,兩側斜直孔與中間大 孔相通,用于在劍首端起固定作用,而清代器上面三孔中兩側與中間孔不通,僅僅是“樣子”。總之,這時出現的仿古玉器已世俗化,成為人們的使用品或裝飾品。

清代玉器吉祥圖案有仙人種佛像動物、植物、器物有的還點綴著祿、壽福、吉祥、雙喜等文字。清代玉器中吉祥類圖案的大量出現、流行，實際上是當時社會現象的鮮明的反映從一個側面體現了人們希望借助于玉器來祝福他人、保佑自身、向往與追求幸福生活的心態。

傳世的清代玉器,不同時期,特征不同,清代早期玉器較少,這與當時的國情有關,隨著手工業的發展,玉器生產得到恢復,其特征表現在玉表面的光澤比明代的光 亮,但不同于清乾隆以后的蠟質光澤。雕刻紋飾工細圓潤,沒有明代古拙、奔放,也沒有清乾隆以后險峻露峰的特征。乾隆及嘉慶時期,玉器生產數量大,雕刻受當 時工藝的影響。以青玉、碧玉為主,白玉次之,玉表面有蠟質感。紋飾分陰刻、淺浮雕、高浮雕等。高浮雕層次多,立體感強,雕刻的山水可分遠景、中景與近景, 形成不同的畫面,紋飾見棱見角,突出明顯。清代晚期,玉雕紋飾繁縟,顯得零亂。仿古器的紋飾呈現拼湊,帶有本朝特征,沒有古拙感,缺乏渾厚的氣勢,線條柔 軟纖細。總之清代的玉器在全面繼承歷代雕刻技藝基礎上,同時吸收當時繪畫、瓷器、漆雕、竹刻等工藝,又有發展,玉器上的圖案與山水、花鳥、人物畫的構思布局、氣韻一樣。動物立體雕取材廣泛,雕刻精細,對于一個飛鳥來說,根根羽毛清清可數,玉的表面處理也獨具特色,到了晚期隨著社會的衰落,玉雕工藝也走下坡 路了。

清代宮廷用玉直接受清內廷院畫藝術的支配和影響，其做工嚴謹，一絲不茍。有的碾琢細致，如雕似畫，有的在拋光上不惜工本以顯示其溫潤晶瑩之玉質美。清代重白玉，尤尚羊脂白玉，黃玉極少，也受到愛重。民間用玉以兩江產量最多也最精。清朝最負盛名的碾玉中心是蘇州專諸巷，蘇州玉器精致秀媚，內廷玉匠也多來自該地。揚州玉作發展很快，大有后來居上之勢，其玉作豪放勁健，特別善于碾琢幾千斤甚至上萬斤重的特大件玉器，《大禹治水圖玉山》即其代表作。清代玉工善于借鑒繪畫、雕刻、工藝美術的成就，集陰線、陽線、平凸、隱起、鏤空、俏色等多種傳統做工及歷代的藝術風格之大成，又吸收了外來藝術影響并加以揉合變通，創造與發展了工藝性、裝飾性極強的玉器工藝，有著鮮明的時代特點和較高的藝術造詣。

玉器的精與美。以乾隆宮廷玉器為代表的清代制歪風格，皆可用“精、“美”來代表。“精”相玉器材質、雕琢、拋光的工藝之精；”美”相玉器質色、造型、紋飾的藝術之美。格與美代表了清代崇玉文化的最高成果及其審美的最高標準。

造成玉器形式主義用美意趣主要原因是，清代上層統治者缺乏信仰觀念和高層次的藝術追求心理、故而促使玉器的文兒內涵不足，貧乏蒼白。在封建特儀制度的影響下；藝術作品單純為了滿足帝玉貴族的審美要求，因此作品的品位特殊且不面更以繁宮為貴，瑣華為美，致使藝術品越發趨向矯柔造做，內力活力不足，反而得以時髦。雖觀之易理解，也能樂在其中但也易忘卻，得不到深刻的藝術享受。在這種文化藝術觀念的制約下，創作者們的熱情，也會受追去屈從于技藝與技巧的極盡發揮，并以此來使得統治階級的肯定。

總的來說，清代玉器藝術形式特點是，單憑直觀的感覺，就可欣賞到作品的全部，而未能隱含層層的這的文化內涵。清代玉器能宗法前人，而又極富人情世俗、小農趣味，尤注重文玩格黨、要求藝米形式纖細繁瑣，富麗精玉，這正是清代玉器的形式主義又夾雜浪漫風韻對正統古典主義的一種叛離。

文化的可繼承性，決定了清代玉器是數千年傳統玉文化的集大成者。因此，它能在玉文化傳統的基礎上進行綜合與創新。“綜合”指它注重遵循與吸取傳統（主要是宋、元、明）玉文化的創作法則和精髓，把玉器制作推向最后的高潮；“創新”指著意于精品價值取向，使精美的玉器獲得超值寶物的文化價值和審美價值。

盡管清代玉器不可璜兔地要受到時代文化大背景的制約，在審美意義上，偏重形式的追求而較少深層的思想與文化內涵的表現。嫵而，清代玉器以高度華美的技巧與形式美，為傳統玉器的藝術體系，作了最后的總結；它在中國古代玉器歷史上，達到了空前發展、高不可及的巔峰，是中國古代玉文化史上最后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