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1997-2008汪曾祺研究綜述

1997—2008年汪曾祺研究綜述

伍娜

摘要：回顧這十幾年汪曾祺研究所走過的路，我們不難發現汪曾祺離世后更為寂寞了，一個顯在的表現就是有關他的評論文字已不多見，而且這些文章中有突破性觀點的更是少見。這當然與時代的審美趨向的轉變有關，人們越來越關注的是網絡的、感官的、通俗的。汪曾祺產生的一些影響，是人的心靈的選擇，而非文學史的選擇。可以說汪曾祺的寂寞就是中國文學的寂寞，就是我們心靈的寂寞。

關鍵詞：汪曾祺 小說研究 散文研究 比較研究

汪曾祺早在20世紀40年代就已有小說《邂逅集》問世，解放后從事戲曲工作，也寫過京劇劇本，60年代出過一本薄薄的小說集《羊舍的夜晚》。進入新時期，年逾花甲的他，重新提筆，一發不可收，《受戒》、《大淖記事》、《跑警報》、《泡茶館》..幾乎篇篇都是精品，以后陸續出了《晚飯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說選》等幾個小說集，散文結有《蒲橋集》、《旅食小品》和《汪曾祺小品》等集子，另有文學評論集《晚翠文談》，1994年四卷本《汪曾祺文集》出版，確是晚翠花香。他于1997年5月去世，離開我們已近十二個年頭了。小說《受戒》令人耳目一新，由此人們開始注意汪曾祺，研究汪曾祺。1980—1989年可以看作是汪曾祺研究的初期階段，這一時期著重于對汪曾祺小說從單篇賞析到對作品中蘊含的傳統文化意識、小說的題材主旨及創作風格進行較為全面評析，并開始運用比較方法探究其藝術淵源；90年代則可看作是深入發展階段，研究面擴大，散文研究開始起步，作家本人的研究也受到重視；而在汪曾祺逝世之后對他的研究開始出現下坡趨勢，小說研究依然是重點，但并沒有重大突破，散文方面雖一度出現“散文熱”，但猶如曇花一現。本文僅據筆者所掌握的資料，對其逝世至今這段時間之內的研究成果作一點較為全面的評述。

一、小說研究

小說研究一直是汪曾祺研究的重點，在他去世之后這一重點也依然沒有改變。這也符合汪曾祺的創作實際。研究者們大多把汪曾祺小說當作美文多視角、多層次地進行考察，延續了上一階段的思路，形成了這么幾個研究熱點：小說的文化底蘊、藝術淵源及小說的文體風格。汪曾祺被譽為“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中國最后一個純粹的文人，中國最后一個士大夫”。作為一個深受傳統文化濡染的作家，他的小說中蘊含的傳統文化意識一直是評論家們的熱點話題。孫會平指出汪曾祺的童年生活、求學歷程以及創作思想都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的影響。[1]梁素芳認為汪曾祺作為20世紀的“鄉土作家”，其創作也深受道家思想的浸潤。在汪曾祺的作品中，時時表現出對大自然的親近之情，處處流露出與世無爭、致虛守 靜的人生觀。這些無疑都與道家貴自然、順天命的思想一脈相承。[2]而陳麗細致解讀了汪曾祺新時期的主要小說，莊禪文化意味在其中通過超脫世俗的市井眾生、隨緣任運的逍遙人士、清風明月的真情之人得到了全方位的展現。體現了莊禪文化以平常心在不離世俗中超越世俗的生存方式、以隨緣的人生態度追求自由無礙的人生境界以及重情惜緣的精神意旨。[3]但近些年來開始出現了一些新的聲音，劉明就是研究者中頗具代表性的一位。他在20世紀的宏觀文化背景上考察汪曾祺的生活與創作，發現其文化意識與審美取向表現出極為突出民間意識。正是由于汪曾祺的文人品格、傳統精神和民間意識的有機統一，才使他的小說創作 升華到一種難以企及的藝術境界。而民間意識在汪曾祺創作中的重要地位，是不容忽視的。可以說正是這種民間精神的貫注，才使汪曾祺的創作獨樹一幟。

汪曾祺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意義并不僅僅在于他繼承和弘揚了傳統文化精神，更在于他在廟堂和廣場文化之外，煥發出了燦爛的民間性藝術光輝。他讓我們切實地領略到民間這個廣闊的文化空間中所蘊含著的無比深厚的詩性價值和精神寶藏。[4]劉明進一步分析了汪曾祺的文學創作之所以達到了如此高超的藝術境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實現了民族文化傳統五四新文化傳統的雙重繼承與融合。如果缺少五四新文化傳統的支持，他無論如何也不會產生如此重大的當代性影響。[5]而在劉明的另外一篇論文中則提出汪曾祺在中西結合問題上走出了一條獨特的路子。他吸取了儒家“仁者，愛人”的思想，摒棄了封建禮教所包含的等級觀念，在個性自由、人性解放的意義上對“仁”的內涵做出了新的現代性理解。他摒棄了道家退卻個人的一切欲望，在虛幻中把人歸于自然“真人”的想象，將“自然”作為與人的生命密切相關并構成人的生命內容的重要組成部分，確立了舍乎人性的存在形式，表現出鮮明的現代人文主義思想。[6]而柯玲卻進一步論證了汪曾祺創作當中的現代意識，她指出汪曾祺是一個傳統文化色彩較濃的現代作家，但他同時又是一個現代意識較強的作家。他的現代意識的萌發始于西南聯大。他的創作無論在題材的探索、寫法的革新方面，還是在語言觀念、體裁特色方面都含有顯著的現代性，并且對中國80年代以后的現代小說高峰的到來有著潛在的影響，對新時期的尋根派、先鋒派小說也起著一定程度的先導作用。[7] 而對于汪曾祺小說的藝術淵源，盧軍和程悅明則認為晚明小品文對汪曾祺創作影響很大。其精神內涵，即重視個體價值、珍愛個體生命、憧憬人身自由和思想自由等等，與汪曾祺以個性自由精神為人格內核的現代意識相契合；此外，晚明小品文貴創求新、尊情融俗的創作觀也與汪曾祺對現代小說藝術的思考有許多相通之處。[8]肖莉則指出汪曾祺作為一個有自覺意識的文體家，以“小說是回憶”的詩意構成、“氣氛即人物”的詩學意境的理論自覺，實踐著小說文體的詩意建構。[9]在很多文稿中，汪曾祺曾多次談到過契訶夫對自己的影響：“外國作家我受影響較大的是契訶夫..”“非常喜歡契訶夫..我喜歡他的松散自由、隨便、起止自在的文體；喜歡他對生活的痛苦的思索和一片溫情。我認為契訶夫是一個真正的現代作家。”所以董建雄在他的論文中提出汪曾祺的小說創作受到契訶夫較大的影響。與契訶夫小說比較，汪曾祺同樣以小人物的生存狀態作為小說創作的主要描述對象，并通過對他們平凡生活的展示，表達人道主義的關懷。藝術上，汪曾祺的小說也有淡化情節、結構自由的特點，重視“留白”處理和細節描寫，具有和契訶夫小說類似的風格技巧。[10]馬金起指出存在主義對汪曾祺小說影響是多層面的，它的本體論和自由選擇等命題影響到了其作品的思想傾向，同時存在主義美學精神也制約了小說的題材選擇、人物塑造，使一些作品染上了荒誕的美學風格。[ 11 ] 從資料上看，文體研究已成為汪曾祺研究的重心。文體作為一個由一定話語秩序所形成的文本體式，它必然折射出作家個人獨特的精神結構、體驗方式、思維方式及其他社會歷史文化精神。耿紅巖指出：汪曾祺小說在結構和文體上最為突出的特色是散文化。在結構上，他苦心經營的不是結構的嚴謹，恰恰是結構的“隨便”。他的散文化小說結構大致可分為三種：樹枝狀結構、云朵式結構、畫簿式結構。汪曾祺小說結構的隨意、多元，突出表現在虛實相生、卒章顯志、顧盼流轉三方面；其顯性結構的“松散隨意”又造成了其文體特征的散文化。[ 12 ] 胡秦葆在他的論文中分析了汪曾棋小說在語言運用（即文體）上的四個獨特之處：“小說是回憶”、“小說是隨筆”、“寫小說就是寫語言以及“氣氛即人物”。[13]他在自己的另外一篇論當中談到了汪曾祺小說文體創新的文化意義，在文中他指出汪曾祺小說文體創新對新時期文學發展的多方面的影響，繼而著重從文化學的層面探討汪曾祺小說文體創新所折射出的文化意義。因為文體作為文學話語的結構范式，既受文化的制約，同時又表征著文化。[14]而肖莉進一步分析了汪曾祺小說的文體語言特征。[15]熊修雨指出從文學史角度來看，汪曾祺小說文體改變了人們的審美觀念，促進了新時期小說觀念的更新；從文化學角度來看，汪曾祺小說文體破除了待統的審美認知模式，表征著特定的社套文化內涵。[16]在他的另外一篇論文當中則分析了汪曾祺小說的文體與其人之間的關系，他指出汪曾祺與其獨特的小說文體之間具有特定的對應關系。文章分別從汪曾棋的生平經歷、中國傳統文化對其的濡染、前輩作家對他的影響三個方面。分析了汪曾祺作品中的多土文化氛圍、童年般事、懦道并舉的美學追求和散文化的結構方式等特點，逐層探討了作者和其小說文體之間深刻的內 在聯系。[17]

二、散文研究

在先生去世以來的十多年，針對其研究的最大亮點即是“散文熱”。沈秀英和王青在他們的論文當中對汪曾祺散文熱現象進行了透視，闡述了汪曾祺散文熱形成的原因和影響，指出由于散文自身發展的要求，使汪曾祺的散文受到讀者的喜愛，特別是汪曾祺獨特的散文創作觀也迎合了新時期讀者的消費觀念；同時，分析了汪曾祺散文熱現象帶來的負面影響。[18]郭之璦指出汪曾祺抒寫“凡人小事”的散文是其平民意識的一種理性張揚；梳理昆明情結構成汪曾祺散文創作的大量文字；在其“滋潤”散文觀主導下選擇的“閑語”話語方式實現了當代讀者的“文化休閑”愿望。人妙文章本平淡，等閑言語變瑰奇，是汪曾祺散文不衰的藝術魅力。[19]而仕永波由散文的地位和價值、散文和傳統的關系、散文與抒情的關系、散文與語言的關系以及散文和讀者（接受者）的關系五個方面入手，對汪曾棋的散文觀進行了系統性規整和要論述，從而梳理出了汪曾祺散文觀的大致脈絡。[20]王鳳玲則對汪曾祺散文話語形式特點作出了概括，汪曾祺獨特的語言把握方式，其散文話語呈現出獨特的審美魅力。擺脫主流語言束縛的審美自覺性，講究氣韻流動的樸實美，具有跳躍性和節奏感的音樂美，富有多重變化的交響美。這些話語特點統合在汪曾祺散文的話語形式中，顯示出其成熟的散文話語組織系統的厚度和張力。[21]季紅真認為汪曾祺的散文屬于豐富而駁雜的古典散文傳統。他對散文情有獨鐘，并賦予文化復興的重要意義。決定汪曾祺基本人格修養的是儒家思想，也熔鑄了他文體意識的核心。他的散文以文體為紐帶，連接起綿延不絕的文化氣脈。從這個文化的源頭出發，他理順了文章學中“文氣說”的一脈潛流，開辟出自己的文章之道，由內在的氣韻到外在的文體，然后進入散文風格的美學理想。

汪曾祺在散文文體方面的建樹，從理論到實踐，溝通了中國文章學的淵源，形成中國散文的重要傳統。[22]而楊暉則從內在意蘊、情感和語言三個方面概括了汪曾祺散文的85美學特色。[23]羅尚榮和王琪立足于傳統文化、藝術繼承的基礎上，從寫作思想、創作風格、感情表現以及作者的文[24]人氣質等方面進行了論述，找出了其文化、藝術淵源。..黃科安指出汪的散文就是極好的承載了中國文人儒道思想相融相濟的精神特點，從而豐富了本民族的文學創造。它們是空靈與充實的合一，是物與我，自然與人的交融貫通，這種貫通是深層的精神和感情上的交流與回應。[25]劉明則從民間角度闡釋汪曾祺散文創作的獨特性及其價值和意義。..[26]而續靜則進一步分析了汪曾祺的散文寫作是一種真正文化和文學意義上的創作，其文化關懷的內容和意義——融入民間，帶給人們文化探索的新路，揭示出汪曾祺寫作的邊緣化審美意義。汪曾祺散文通過寫風俗，向人們揭示一種獨特的民間原生態和生命意識，其“民俗”散文有三要素：人物、意象、環境。[ 27 ]

三、比較研究

對汪曾祺作綜合研究，最重要的即比較研究。研究者們往往把它納入京派系統來考察，無疑汪曾祺、沈從文仍是這一研究熱點，如傅書華強調了汪曾祺的小說延續了沈從文“人性的小廟”的香火。[28]周龍則認為汪、沈都注重對于作為人類詩意棲居地的自然的謳歌，注重對于詩化之人的塑造，卻又悖論性地包含了現代性和“反現代性”的訴求。[29]管粟認為汪曾祺是一位京派代表作家，可以說，汪曾祺是通過“舊夢重溫”把一個久被冷落的文學傳統——40年代的新文學傳統帶到新時期文學的面前。..[30]而翟業軍卻是同中求異，他認為看似極相近的兩位作家，其風貌其實迥異。他從汪曾祺的“沈從文論”的癥候出發，層層論述他們一冷一熱、一真一善、一楚一儒的差異。[31]對汪曾祺創作從史的角度加以考察，就是對汪曾祺創作在當代文學史的地位作了評定，汪曾祺對中國文學的延續與藝術接軌，這個價值已被充分認識。張華在其論文當中寫到汪曾祺以自己的藝術觀、創作論去挖掘故鄉的風俗人情中別具特質曲形式美感和精神底蘊，形成其文化型鄉土作品。其作品表現出特有的東方鄉情是對時代和經驗的感悟和超越——在鄉土文化的生存狀態和生命價值中注入了人性的光輝力量。[32]柯玲指出汪曾祺是中國當代文壇上一個風格獨特的作家。汪曾祺的特色，是文化合力作用的結果。是他文化個性在創作中的反映。“土性”（民間性）是他全部的審美基調；“水性”（機智性）是他鮮明的藝術風格；中和性”（兼容與對抗）是他獨具魅力的根本。[33]回顧這十幾年汪曾祺研究所走過的路，我們不難發現汪曾祺離世后更為寂寞了，一個顯在的表現就是有關他的評論文字已不多見，而且這些文章中有突破性觀點的更是少見。這當然與時代的審美趨向的轉變有關，人們越來越關注的是網絡的、感官的、通俗的。汪曾祺產生的一些影響，是人的心靈的選擇，而非文學史的選擇，我們曾上過文學史的當，我們只應相信自己的心靈。而事實上我們見得最多的是汪曾祺這些記錄20世紀中國人心靈的文字，卻沒有贏得應有的閱讀熱忱，這不能不使人憂心忡忡。汪曾祺的寂寞就是中國文學的寂寞，就是我們心靈的寂寞。[34]這種寂寞所帶來的精神的清貧將使我們后顧時無家可歸。參考文獻：

[1]孫會平:《從<大淖紀事>看汪曾祺小說中的儒家思想》,淮北煤炭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29卷,第3期,第119-121頁。

[2]梁素芳:《與世無爭致虛守靜——略論道家思想對汪曾祺小說創作的影響》,吉林電視大學學報,2008年,第5期,第62-65頁。

[3]陳麗：《莊禪文化意味在汪曾祺小說中的體現》,遼寧工程技術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10卷，第1期，第81-83頁。

[4]劉明:《民間的自覺:汪曾祺的文化意識及其小說創作》,華僑大學學報,2000年,第4期,第50-57頁。

[5]劉明:《汪曾祺與五四新文化傳統》，華僑大學學報(哲社版),2002年,第2期,第79-85頁。

[6]劉明:《汪曾祺小說中的儒、道文化精神及其現代性意文》,山東社會科學,2003年第5期，第67-70頁。

[7]柯玲:《汪曾祺創作的現代意識》,鹽城師專學報(哲社版),1998年,第4期,第35-39頁。

[8]盧軍,程悅明:《跨越時空的對接——汪曾祺與晚明文學》，聊城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3期，第69-72頁。

[9]肖莉:《回憶和氛圍:汪曾祺小說文體的詩意建構》，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版),2006年,第2期,第65-69頁。

[10]董建雄:《論契訶夫對汪曾祺小說創作的影響》，青海師專學報(教育科學),2004年,第6期,第42-45頁。

[11]馬金起:《存在意義的藝術追問——試論存在主義與汪曾祺小說的藝術追求》,山東社會科學,2008年,第2期，第107-109頁。

[12]耿紅巖:《論汪曾祺小說的散文化結構與文體》,陜西教育學院學報,2008年,第24卷,第l期,第69-72頁。

[13]胡秦葆:《論汪曾祺小說文體的特色》,廣東社會科學,2002年,第3期,第113-116頁。

[14]胡秦葆:《汪曾祺小說文體創新的文化意義》,江漢論壇,2005年,第122-125頁。

[15]肖莉:《汪曾祺小說的文體語言特征》,修辭學習,2000年,第2期,第14-15頁。

[16]熊修雨:《論汪曾祺小說的文體意義》,湖北大學學報(哲社版),2002年,第29卷,第l期,第63-68頁。

[17]熊修雨:《文如其人——論汪曾祺與其小說文體》,江漢論壇,2002年4月。[18]沈秀英,王青:《“汪曾祺散文熱”現象透視》,北京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7卷,第2期。

[19]郭之璦:《汪曾祺散文創作探微》,云南師范大學學報,2002年,第34卷,第3期,第69-73頁。

[20]仕永波:《汪曾祺的散文觀探析》,棗莊師范專科學校學報,2004年,第5期,第28-30頁。

[21]王鳳玲:《自覺·厚度·張力——論汪曾祺散文話語形式》,新鄉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4年,第18卷,第6期,第13-15頁。..

第二篇：汪曾祺和沈從文

汪曾祺和沈從文：經過比較,我們發現這兩位在現當代文學史上都被視為獨異的作家,風格中有幾點相同的特征:

1.他們的作品都是著力表現對貧困、愚昧、落后而近于麻木的生活的不滿與思考,對封建主義舊道德舊傳統的鞭韃,對美好人性和理想的追求。從沈從文家境中衰與少年時的行伍生涯,和而汪曾祺文革前后這段經歷,使他們一生都在追求一種人性的溫暖。

2.他們的作品都是“主情”式的,文章不拘格式,受感情波動的支配。《邊城》、《受戒》中兩者都不拘泥于故事的首尾照應、高潮的設置安排、人物的來龍去脈,而是以感情去牽動讀者。

3.字里行間蘊含著歌的節奏、詩的韻律、畫的色彩。《受戒》《邊城》里有很多詩意化的其樂融融的自然鄉村美景的畫面。

不同：從思想內容看,二人都著力表現對人的尊嚴的肯定與追求,但沈從文更多地對不平等的物質生活加以鞭笞,更多地要求人生存的基本權利。汪曾祺則是在生存溫飽基礎上求發展,是對人生存狀態的文化反思。

2.所顯現的感傷色彩和成分來看,沈從文更憂郁些、壓抑些,追求的前景有時不夠明確,呈現在作品中更多地表現為一種生命的頑強和民族品德的重造。而汪曾祺追求的理想的前景比較清晰,所呈現的力度是一種為理想斗爭的頑強精神。:“《邊城》是對過去純真美好童年的迷戀，塑造了翠翠勇敢善良的女孩形象。

3.3.從表現手法來看,沈從文節奏迂緩,敘說中寫實成份較多,而汪曾祺迂緩中夾雜著跳蕩,有一些心理探索,還有哲理性議論。

第三篇：淺論汪曾祺小說

淺論汪曾祺小說《受戒》的語言運用藝術

孫漢利

摘 要：汪曾祺的小說《受戒》在文壇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尤其在語言運用上，汪曾祺不僅有著深厚的古典文學積累，而且善于學習民間語言，同時也不乏現代意識。在其小說語言中，他有著自己獨特的語言風格。本文主要從以下三方面來論述汪曾祺小說《受戒》的語言運用藝術。

一、方言和文言的借鑒與融合；

二、疊言的運用；

三、短句的使用。

關鍵詞：語言；短句；疊言；方言；文言

Abstract:Wang Zengqi novel “Initiation” in the literary world has made great success.Especially in the use of language, Wang Zengqi not only have profound accumulation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but also good at learning of civil language, but also many modern consciousness.Language in his novels, he has his own unique style.This article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to describe Wang Zengqi novel “Initiation” the language arts.First, dialects and classical Chinese lessons and integration;Second, the use of overlapping words;Third, the use of the phrase.Key words: language;phrase;Permian statement;dialect;Classical Chinese.1980年汪曾祺發表的《受戒》使人耳目一新，人們驚異地發現汪曾祺文化小說的別一樣風格和別一樣的情趣。其代表作《受戒》的語言更是別具一格的，簡潔明快，紆徐平淡，流暢自然，生動傳神。

文學是語言的藝術，作品藝術風格的形成，語言表達的作用不可忽視。作家的藝術追求也可以從其語言風格特點上反映出來。”汪曾祺有著深厚的古典文學積累，善于學習民間語言，同時也不乏現代意識，在其小說語言中，就能充分展示出他的文化修養及美學追求”。[1]《受戒》的語言簡潔自然、清新明快，從中我們可以體會到作者不拘世俗、熱愛自然的人生追求。下面本文就從三方面來分析汪曾祺小說《受戒》的語言運用藝術。

一、方言和文言的借鑒與融合；

二、疊言的運用；

三、短句的使用。

一、方言和文言的借鑒與融合 《受戒》是以汪曾祺的故鄉蘇北水鄉為背景，小說強烈地傳達出了一種清新雋永、淡泊高雅的風俗化效果。閱讀《受戒》猶如在欣賞一幅美妙的風俗畫。《受戒》中運用的俗字、方言、俚語，以及口語化的語句，使小說的地方色彩更加濃厚，對小說的風俗效果化功不可沒。

“這地方的忙活是栽秧、車高田水，薅頭遍草、再就是割稻子、打場子。” “荸薺的筆直的小蔥一樣的圓葉子里是一格一格的，用手一捋，嗶嗶地響。” “車”、“薅”、“打”、“捋”等，蘇北水鄉人們的日常生活用語，這些詞語對于我們來說很新鮮，能提高讀者的閱讀興趣，使讀者加深對文本的理解。方言或俚語使表達事情或描寫事物更加準確生動，形象地展示作者所要表現的場景。

小說在對人物形象進行刻畫時，也使用了大量的蘇北方言或俚語。例如在對趙大伯形象描述時。

“趙大伯是個能干人。他是一個“ 全把式”，不但田里場上樣樣精通，還會罩魚、洗磨、鑿礱、修水車、修船、砌墻、燒磚、箍桶、劈篾、絞麻繩。他不咳嗽，不腰疼，結結實實，像一棵榆樹。人很和氣，一天不聲不響。”

“能干人”、“全把式”說明趙大伯是個手藝多樣的能人。“罩魚”、“洗磨”、“鑿礱”、、“箍桶”、“劈篾”等一系列動賓短語的描寫，是對趙大伯具體手藝的展示，他行行精通。這些詞語讀起來也是朗朗上口、干凈利落，增添語言的音樂美。在對趙大伯兩個女兒形象刻畫時，作者也舍棄了常用的修飾性書面語言，充分運用民間語言。

“兩個女兒，長得跟她娘像一個模子里托出來的。眼睛長得尤其像，白眼珠鴨蛋青，黑眼珠棋子黑，定神時如清水，閃動時像星星。渾身上下，頭是頭，腳是腳。頭發滑溜溜的，衣服格掙掙的。”

“鴨蛋青”、“棋子黑”、“清水”、“星星”，新鮮、形象、生動，在接連不斷的比喻中，表現了兩位鄉村少女的質樸與美麗，洋溢著濃郁的鄉土氣息。

在小說語言上,汪曾祺還注重對文言的借鑒和運用。古代漢語經過長期的運用和發展，具有了許多現代漢語不可比的長處，凝練、含蓄、古樸、省儉等。例如：

“于是明子就開蒙入學，讀了《三字經》、《百家姓》、《四言雜字》、《幼學瓊林》、《上論、下論》、《上孟、下孟》，每天還寫一張仿。”

“只有仁渡，沒有叫他“渡師父”的，因為聽起來不像話，大都直呼之為仁渡。”

“小人她偷偷地看過，人很敦厚，也不難看，家道也殷實，她滿意。” 現代漢語中，“開蒙入學”就是“上學讀書”，“直呼之為”即“叫” 或“喊”，“家道”即“家境”。汪曾祺避開現代漢語中一般的書面語言，而采用古代漢語的詞語，使得文章語言更簡潔、凝練。

對方言和文言的借鑒和融合，使小說語言簡潔明快、通俗易懂。也表明了汪曾祺有著深厚的古典文學積累，善于學習民間語言，充分體現了他的獨特的語言風格。

二、疊言的運用

“汪曾祺曾自稱‘通俗抒情詩人’。所謂‘通俗’就是要語言貼近民眾，貼近生活，口語化，所謂‘抒情’，除了內容之外，在語言方面則要求有美感，包括音律美。”疊言在民眾口語里很活躍，在抒情作品里亦多見。汪曾祺的小說里疊言使用頻率高，與他的藝術追求和語言風格是一致的，是他的語言風格的具體體現。在小說《受戒》全文中使用疊言達到了30多處，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汪曾祺慣用疊言，也體現了他的藝術風格和美學追求。

汪曾祺在《受戒》中除了使用疊言頻率高外，還有一個特點是疊言使用形式多種多樣。

（一）AA式

“五個小小的趾頭，腳掌平平的，腳跟細細的，腳弓部分缺了一塊。” “小英子早早就把船劃到荸薺庵門前。不知是什么道理，她興奮得很。她充滿了好奇心，想去看看善因寺這座大廟，看看受戒是個啥樣子。”

前一句寫小英子在田埂上赤腳留下的腳印，“小小”、“平平”、“細細”三個疊字，將腳印描繪得如此美妙，表現出一種輕輕淡淡的物象美。后一句是描敘小英子送明海去善因寺受戒的場景。“早早”、“看看”充分表現了一個十五六歲小女孩的好奇心，不僅是自己沒到過善因寺，更重要了的是她是要送心上人明海去善因寺受戒。

（二）A了A式

“他舅舅給他相了相面，叫他前走幾步，后走幾步，又叫他喊了一聲趕牛打場的號子：‘格當*N——’。”

“她又去轉了轉羅漢堂，爬到千佛樓上看了看，真有一千個小佛！”

（三）AAB式 “明子點點頭。”

（四）ABB式

“大娘精神得出奇。五十歲了，兩個眼睛還是清亮亮的。不論什么時候，頭都是梳得滑溜溜的，身上衣服都是格掙掙的。”

“荸薺藏在爛泥里。赤了腳，在涼浸浸滑滑溜的泥里踩著。” [2]“蘆葦長得密密的，當中一條水路，四邊不見人。劃到這里，明子總是無端端地覺得心里很緊張，他就使勁地劃槳。”

第一句是對趙大娘形象的刻畫，“滑溜溜”、“格掙掙”描寫了趙大娘衣著整齊、干凈，打扮得得體，說明她是個愛漂亮的人，對生活充滿了希望，有一顆永遠年輕的心。第二句是小英子“捋荸薺“時的情景，“涼浸浸”、“滑滑溜”不僅從觸覺上逼真地描寫了踩在爛泥里的感覺，而且還能讓人聯想到小英子的活潑可愛。第三句“無端端”把一個十六七歲的男孩的害羞感表現得淋漓盡致。文中還有如“涼嗖嗖”、“胖礅礅”，“笑嘻嘻”等等，這類疊詞的使用增添了語言的節奏感，形成了一種鮮活的語言音樂美。

（五）ABAB式

“船上有一個五十來歲的瘦長瘦長的大伯，船頭蹲著一個跟明子差不多大的女孩子，在剝一個蓮蓬吃。”

“荸薺的筆直的小蔥一樣的圓葉子里是一格一格的，用手一捋，嗶嗶地響，小英子最愛捋著玩，——荸薺藏在爛泥里。赤了腳，在涼浸浸滑滑溜的泥里踩著，——哎，一個硬疙瘩！伸手下去，一個紅紫紅紫的荸薺。”

前一句“瘦長瘦長”表明趙大伯身體依然硬朗，沒有被生活的艱辛所壓倒。后一句“一格一格”、“紅紫紅紫”形象生動地描述了荸薺葉和荸薺的具體形態，給讀者留下了豐富想象空間。

（六）AABB式

“不叫‘方丈’，也不叫‘住持’，卻叫‘當家的’，是很有道理的，因為他確確實實干的是當家的職務。”

“他平常可是很規矩，看到姑娘媳婦總是老老實實的，連一句玩笑話都不說，一句小調山歌都不唱。”

前一句“確確實實”肯定了仁山在寺中的地位，就是個管家務的角色。后一句“老老實實”描述了仁渡平時的表現，另一方面也反襯了他在某些時候的不老實。

在《受戒》中，汪曾祺除了使用現代漢語疊詞的普通形式外，還創新了一種疊詞形式，即“ABBB”式。

“野菱角開著四瓣的小白花。驚起一只青樁（一種水鳥），擦著蘆穗，撲魯魯魯飛遠了。”

在這句中本來用“撲魯魯”就可以了，作者在這去又加了“魯”成了“撲魯魯魯”，描寫青樁發出的聲音更加形象，給人一種身臨其境的感覺。

《受戒》的疊音形式音節勻稱、具有和諧的音韻美。疊言又多以兩兩相對或排比形式出現，符合漢民族“成雙作對”的民族心理，從而增添了行文的流暢自然和連綿不斷的回環美。而且小說的語言非常生活化，而生活化的語言便是口語化，疊字疊詞正是我國漢民族口語詞匯的一大特點，大量運用疊言手法，可以說很大程度上與作者追求自然和諧的藝術效果有關，疊言的運用使《受戒》的語言既富有音樂美有親切自然。

三、短句的使用

在《受戒》的語言句式中，短句占了統治地位。大量短句的使用，使句式變化多樣，避免了行文節奏上的呆板與單調，而且句子短就形成了文體的干凈，無拖泥帶水之病，且跳蕩活潑，富于生氣。例如：

“這地方的忙活是栽秧、車高田水，薅頭遍草、再就是割稻子、打場子。這幾薦重活，自己一家是忙不過來的。這地方興換工。排好了日期，幾家顧一家，輪流轉。不收工錢，但是吃好的。一天吃六頓，兩頭見肉，頓頓有酒。干活時，敲著鑼鼓，唱著歌，熱鬧得很。其余的時候，各顧各，不顯得緊張。”

全段共一百零九個字，卻形成了二十三句。這些句子以短句為主，最長的一句也不過十字。句子字數時多時少，長短不齊，抑揚頓挫，好似一首優美的散文詩，輕快而平緩，將江南水鄉的人情世故表現得淋漓盡致，展現了南方群眾的熱情及友愛。

汪曾祺《受戒》中對短句的使用還體現在對人物對話的描寫。小說人物對話往往兩三字一句，既簡潔又生動，而且極富詩的韻味。如明海燙戒后與小英子隔河對話式的場景。

“明子！” “小英子！” “你受戒了嗎？” “受了。”

“疼嗎？” “疼。”

“現在還疼嗎？” “現在疼過去了。” “你哪天會去？” “后天。” “上午？下午？” “下午。” “我來接你！” “好！” ?? 這些語句看似平淡，然而細細回味，卻又韻味深長。不僅精到地刻畫出人物內心世界的微妙變化，而且從文本中我們可以覺察到英子和明子之間的愛慕之情。讀這段對話象猶如在欣賞一首詩，讀者可以從中領略到敘述中的詩意美，也表現了汪曾祺深厚的文學功底。

汪曾祺說：“要使語言生動，要把句子盡量寫得短，能切開就卻開。”短句的運用，使小說語言變得簡潔、準確，看似平淡無奇，卻又韻味十足，形成了干凈簡潔、自然流暢的語言風格。

以《受戒》為代表的汪曾祺文化小說在文壇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也是人們對新時期小說創作多元化趨勢的第一次認同。而小說之所以能取得如此的震撼力和影響力，與作者語言風格有著密切的聯系。正如朱志剛在《節奏與詞語的選擇》中說道：“汪曾祺對語言運用是如此的熟練、老到，他通過對語言節奏的把握和對特定詞語的準確選擇，使得其小說整體上突出了一種飽含韻味的、不疾不徐的、充滿節奏感的和諧美，一種由特定詞語幻化出的富有地域特色、充滿人情味的、江南水鄉的風俗美。”[3] 通過分析《受戒》語言運用的技巧，我們可以看出正是因為汪曾祺善于運用語言，且形成了他獨特的語言風格，這對他文化小說的成功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注釋 ：[1]陳燕 《汪曾祺小說的語言魅力》《東岳論壇》2005年5月第22卷第3期 133頁

[2]夏云珍 《汪曾祺小說中的疊言用法》《修辭學習》第5、6期合刊 72頁

[3]朱志剛《節奏與詞語的選擇》《名作欣賞·語文講堂》高中語文讀本第四冊 52頁

參考文獻

[1]朱棟霖 丁帆 朱曉進 主編 《中國現代文學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年8月 [2]汪曾祺著 《汪曾祺全集·一·小說卷》 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1998年8月 [3]陳望道著 《修辭學發凡》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6年第4版 [4]黃伯榮 廖序東主編 《現代漢語》（增訂三版）上冊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1年1月第1版 2002年7月第三版

[5]陳燕 《汪曾祺小說的語言魅力》《東岳論壇》2005年5月第22卷第3期

[6]夏云珍 《汪曾祺小說中的疊言用法》《修辭學習》 第5、6期合刊

[7]朱志剛《節奏與詞語的選擇》《名作欣賞·語文講堂》 高中語文讀本第四冊

第四篇：汪曾祺評論

汪曾祺

人物評價

汪曾祺，資深文化界名人。汪曾祺同別人不一樣之處，在于他接受過西南聯大正規的高等教育，當屬科班出身。他雖也喜歡做學問，但同那些大學者不同的是，他多半陶醉于辭章考辨之類的“小學”，做的是闡幽發微的工作。他喜愛《世說新語》和宋人筆記，繼承明清散文傳統和五四散文傳統，傾心晚明小品集大成者張岱的文章，同晚明公安派“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文學主張也息息相通。中國傳統文化修養深厚、從事過京劇編劇的汪曾祺，深諳“絢爛之極歸于平淡”的東方古訓和布萊希特標榜的“間離效果”的西方現代理論，加上個人身世浮沉的滄桑之感，促使他不去追求反映時代精神的最強音，而是以含蓄、空靈、淡遠的風格，去努力建構作品的深厚的文化意蘊和永恒美學價值。他長于江南，定居于京城。翻閱他的作品，不乏風和日麗、小橋流水的江南秀色和小四合院、小胡同的京城一景，極少見到雷霆怒吼、闊大無比的壯觀場景。汪曾祺憑著對事物的獨到穎悟和審美發現，從小的視角楔入，寫凡人小事，記鄉情民俗，談花鳥蟲魚，考辭章典故，即興偶感，娓娓道來，于不經心、不刻意中設傳神妙筆，成就了當代小品文的經典和高峰。

汪曾祺博學多識，情趣廣泛，愛好書畫，樂談醫道，對戲劇與民間文藝也有深入鉆研。他一生所經歷的轟轟烈烈的大事可謂多矣，例如啟蒙救亡、奪取政權、反右斗爭、“文革”、改革開放等等。但他深感現代社會生活的喧囂和緊張，使讀者形成了向往寧靜、閑適、恬淡的心理定勢，追求心靈的愉悅、凈化和升華。人們都有這樣的體驗：狂瀉喧騰的大瀑布之美固然可敬可畏，然而置身清麗澄明的小溪邊，觀魚游蝦戲，聽流水潺潺，不是讓人忘掉精神疲憊而頓感其樂融融嗎？汪曾祺把自己的散文定位于寫凡人小事的小品，正是適應了中國讀者文化心態和期待視野的調整。

當今社會，由于復制技術造成的那種虛擬幻化的“大文化”、“大話語”、“大敘事”，因為它們的虛幻和刻板，已經不再具備可體驗的審美特征。真正具有可體驗的美的特征的，恰好是真實的個體生存中的無時無刻不在的“小文化”“小話語”“小敘事”。汪曾祺在中國當代文壇上的貢獻，就在于他對“大文化”“大話語”“大敘事”的解構，在于他對個體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喚，在于他幫助人們發現了就在自己身邊的“凡人小事”之美。美在身邊，美在本分。汪曾祺散文的精神氣質和藝術神韻之所以能對讀者產生強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對“凡人小事”的審視，能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見大，而不是自大其“小”，以小媚“大”。

必須指出，汪曾祺寫“凡人小事”的小品文深蘊著他獨特的人生體驗，但其效用并不只是自娛一己的性情，他強調自己的作品還應于世道人心有補，于社會人生有益，決不是要把個人與社會隔離開來，對立起來。他的作品間或也流露出道家主張的隨緣自適、自足自保的悠然任化的意趣，但斷然有別于魏晉文人的清談和頹廢，在本質上他對人生的理解和描繪是樂觀向上的，相信“人類是有希望的，中國是會好起來的”。現代藝術，太多的夸飾，太多的刺激，太多的借助聲光電氣。汪曾祺則是要從內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種原汁原味的“本色藝術”或“綠色藝術”，創造真境界，傳達真感情，引領人們到達精神世界的凈土。

現代人的生活節奏越來越快，身邊的“凡人小事”還沒來得及完全呈現自己的意義就被拋到記憶的背后。由此看來，人們除了被“忙”包裹、擠壓之外，似乎根本體驗不到人生還有什么其他樂趣。汪曾祺的散文在向人們發出這樣的吁請：慢點走，欣賞你自己啊！

汪曾祺散文的特色

汪曾祺的散文沒有結構的苦心經營，也不追求題旨的玄奧深奇，平淡質樸，娓娓道來，如話家常。汪曾祺曾說過：“我覺得傷感主義是散文的大敵。挺大的人，說些姑娘似的話……我是希望把散文寫得平淡一點，自然一點，家常一點的。”因此品讀汪曾祺的散文好像聆聽一位性情和藹、見識廣博的老者談話，雖然話語平常，但饒有趣味。如《葡萄月令》。

汪曾祺的散文寫風俗，談文化，憶舊聞，述掌故，寄鄉情，花鳥魚蟲，瓜果食物，無所不涉。在《夏天的昆蟲》中，他向讀者介紹了蟈蟈、蟬、蜻蜓、螳螂的品種、習性和孩童捕捉昆蟲的情形。如他說：“叫蛐子（蟈蟈的俗稱）是可以吃的。得是三尾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樹枝火中，一會兒就熟了。味極似蝦”。說北京的孩子在竹竿上涂上黏膠捉蟬。作者小時候用蜘蛛網捉蟬“選一根結實的長蘆葦，一頭撅成三角形，用線縛住，看見有大蜘蛛網就一絞，三角里絡滿了蜘蛛網,很黏。瞅準了一只蟬，輕輕一捂，蟬的翅膀就被粘住了。”讀到此處，不覺會心一笑，好像說的就是我自己童年的情形。

文如其人，汪曾祺散文的平淡質樸，不事雕琢，緣于他心境的淡泊和對人情世故的達觀與超脫，即使身處逆境，也心境釋然。在被打為右派下放勞動的日子里，他奉命畫出了一套馬鈴薯圖譜。他認為在馬鈴薯研究站畫圖譜是“神仙過的日子”，畫完一個整薯，還要切開來畫一個剖面，畫完了，“薯塊就再無用處，我于是隨手埋進牛糞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說，像我一樣吃過那么多品種的馬鈴薯，全國蓋無二人。”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觀念的灌輸，但發人深思。如《吃食的文學》和《苦瓜是瓜嗎》，其中談到苦瓜的歷史，人對苦瓜的喜惡，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談到文學創作問題：“不要對自己沒有看慣的作品輕易地否定、排斥”“一個作品算是現實主義的也可以，算是現代主義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個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說它是瓜也行，說它是葫蘆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汪曾祺小說的特色

汪曾祺的小說充溢著“中國味兒”。他說：“我是一個中國人”，“中國人必然會接受中國傳統思想和文化影響”。儒、道、佛三家，“比較起來，我還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不過，“我不是從道理上，而是從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正因為他對傳統文化的摯愛，因而在創作上追求回到現實主義，回到民族傳統中去。在語言上則強調著力運用中國味兒的語言。這是他藝術追求的方向，也是他小說的靈魂。曾祺小說中流溢出的美質，首先在于對我們民族心靈和性靈的發現，以近乎虔敬的態度來抒寫民族的傳統美德。他說：“我寫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而美與健康的人性，不論在多么古老的民族傳統中，永遠是清新得如同荷風露珠一般。為此他寫成了膾炙人口《受戒》和《大淖記事》。《受戒》中一對活潑可愛的小兒女之間萌發的天真無邪的朦朧愛情，蘊含著對生活和人生的熱愛，洋溢著人性和人情的歡歌。這種內在的歡樂情緒同古代樂府和民間情歌相同。《大淖記事》的愛情故事略為曲折。娟美可人的巧云和年輕風流的錫匠十一子純真赤誠的愛情遭到野蠻的蹂躪，然而無比堅貞的愛竟可使生者死、死者生，使所有人為之敬佩，文中描寫的錫匠形象尤為鮮明。這是令作家“向往”和“驚奇”的美，它深藏在民間，深藏在我們民族的傳統中。

然而，它在展示美與健康的人性的同時，也常常對人性的丑惡發出深沉的嘆喟。《釣人的孩子》反映的是貨幣使人變魔鬼，《珠子燈》揭示的是封建貞操觀念的零落，《職業》寫的是失去童年的“童年”和人世多辛苦，《陳小手》更揭示了封建主義、男權專制的殘暴。當然，作者也無意掩飾我們民族心理和性格的弱質。《異秉》中對市井平民沿襲為常的僵硬刻 2

板生活，于生無望而求助于“異秉”的猥瑣心理，也進行了不無調侃的諷刺：《八千歲》中米店老板的心理自我調節也頗似阿Q。

對于自卑、平庸、麻木的心理狀態，作者都有所針砭，但畢竟同情與悲憫要多于批判。因為在作者看來，今天寫過去的事，需要經過反復沉淀，除凈火氣，特別是除凈感傷主義。所以即使在《八月驕陽》中寫老舍之死時，也只是將一腔憤懣深藏在凄清和冷寂中。除凈火氣、感傷，達到恬靜、淡泊，可說是汪曾祺小說的主要風格，也是他自己饒有特色的“抒情現實主義的心理基礎”。但也誠如林斤瀾所說：“?除凈火氣?，也可能除凈了?血氣?。除凈了?感傷?，也可能除凈了?創傷?。”

平靜淡泊的汪曾祺

汪曾祺的夫人是施松卿女士。施松卿出身名門，是西南聯大的高材生，就讀于物理系，同楊振寧同班，后由于身體原因改讀英文，當年施松卿風華正茂，有人問她為何選擇當時外貌背景都不出眾的汪曾祺時，她說她看中的是汪曾祺的才華。

文革時期，汪老受到迫害，舉家被安置在北京一個偏僻的四合院里，不知是不是當時有人故意整他，汪老所住之處緊鄰當時北京一有名的地痞，有人好心告訴汪老要小心一點。后來入住后，汪老的夫人想要作畫，汪老就在窗前用廢棄的水缸栽了些豆角，時日一久，藤蔓漸漸爬滿了隔壁的窗戶，遮住了所有的光線。那里住的恰恰是那個地痞。汪老過意不去，后來拿一袋豆角送給那個地痞。出人意料的是，滿面刀疤的地痞態度謙和，還問汪老，可否送一幅畫與他。可見，汪老的處世人格魅力的感染力。

汪老年老之際，一家人仍住在狹小的房子里，汪老的書房在小小的陽臺上，有一個外國作家讀了汪老的著作，專程來拜訪他時，看到汪老簡陋的住處很是感慨。后來在家人的勸說下，要汪老向政府申請房子，但一輩子著書頗多的一代大家竟苦惱如何寫申請（其實是討厭復雜的程序~~），最后作罷。后來還是按照兒子的職務分了一套房子。

汪老處世淡泊，不計名利。人格魅力令人敬仰。

人物自述

“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諧。”“我寫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是什么時候都需要的。”“我喜歡疏朗清淡的風格，不喜歡繁復濃重的風格，對畫，對文學，都如此。”“我曾戲稱自己是一個?中國式的抒情人道主義者?，大致差不離。”“我非常重視語言，也許我把語言的重要性推到了極致。我認為語言不只是形式，本身便是內容。”“我們有過各種創傷，但我們今天應該快活。”——汪曾祺[2]

汪曾祺《我為什么寫作》，全詩如下：

我事寫作，原因無它：從小到大，數學不佳。

考入大學，成天泡茶。讀中文系、看書很雜。

偶寫詩文，幸蒙刊發。百無一用，乃成作家。

弄筆半紀，今已華發。成就甚少，無可矜夸。

有何思想、實近儒家。人道其理，抒情其華。

有何風格？兼容并納。不今不古，文俗則雅。

與人無爭，性情通達。如此而已，實在無啥。

絕美的比喻

汪曾祺借自己的理想為人們未經壓抑自由生長的天性作了一個絕美的比喻。《受戒》中蘆葦的清香輕襯的那塊忘俗的天地，幽靜寺廟中小和尚明子青澀拘謹少年的影子，農家女小英子水鄉里養出來的率性天真，《受戒》是鄉土自然清新得不容許一粒灰塵的呼吸，它把一直在其中自自在在行走.生活.哭哭笑笑.說話的故事的淳樸人們的美揭發出來，帶著不留余地的罪惡，讓讀者徒然心羨悵然向往那種原始的自由和恣意。它激起的更多的是對那種迥然不同的美的遙不可及的遺憾，深沉到傷及人的自信。作為狹隘空間中的文明人，我們少有超越理性的天性，那些被稱為沖動和錯誤，或是蒙上了不真實的色彩，所以猛然間停住腳面對一片夢般叫你心有戚戚的美的影射時，才發現有種天賦很早就被遺棄了。這是來自《受戒》的暗示。

迷惑人的高手

汪曾祺是個迷惑人的高手，他盡由自己不緊不慢地繭中抽絲，便讓讀者適應了遙遠的故事。作者力求的不僅是內在的美的本質，他還把這種意思組織得和諧生動，輕松靈動的整體，征服的就不僅是人的思想，還有感覺了。他選擇的是原汁原味的風土人情加清新活潑的語言效果。關于高郵水鄉，作者顯然是傾注了熱情，帶著最親切的回憶和最深刻的理解來描繪她的一切。我們看到的就是生靈活現的人和人們，只不過沒有爾虞我詐的心計，沒有追名逐利的欲望，沒有太多的瑣碎和市儈，怎樣是最透明的它就是怎樣。這種全新的意境已經足夠讓人心馳神往了，那男女主人公更是集中了這種“樸實”的菁華，他們是簡單自由的，卻更尊重天性。我們不妨這樣看待《受戒》：它雖然是霧里盛開的花，但它畢竟宣告了另一種花開的樣子，即使不可企及，霧里觀花也是安慰。作者在全文營造的一種輕松活潑、讓人賞心悅目的情感基調，是和他選用的幽默清麗的語言風格分不開的。他慣用一些不以為然的筆調來敘述有悖常理的事情，給人的心理和視覺都是一種全新的不大不小的沖突，讓這篇皈依美的文字從頭到腳都充滿了吸引人的氣質，它有存在不可多得也并非完全脫離現實，像沒有沾煙塵的野外的風，我們完全可以把它當作這樣一股不合時宜的空氣，它告訴我們：生活還可以是這樣一種樣子。

宣揚著復蘇的人性

人性中，有最原始的欲望和索取，但同時更有最簡單的付出和給予。為什么要用看不見的東西，即所謂的論理道德來捆住它呢？人與人的交往中，人的生存中，若沒有人性的自由來參與，則再自由的物質世界也無法填補這種心靈世界的虛空。人的臉上始終是面具，看不見下面真實的表情：人的生活像被囚禁在籠子里的野獸，即使給它最鮮最美的肉，也無法比擬自由給它的無上的快樂。或許世界 上有很多東西是可以被束縛的，但人性卻是永遠無法被束縛的，它會用盡所有力量沖破一切阻礙，尋找到心靈的歸宿。這是它的天職，是它歷盡困頓辛苦仍不懈的追求和目標。有時，情感會戰勝理智，或許這就是人性蘇醒的時候。人最初的善良和勇氣，才是真正健康的人性，這種人性下的追求，才是美好的追求；這種人性下的勝利，才是正義的勝利。人性之善，是世間生命的精髓；人性之善，是社會靈魂的梁柱。宣揚著復蘇的人性，引領著人性的復蘇，這正是《受戒》的偉大之處。

隨意漫談

順其自然的閑話文體表面上看來不象小說筆法，卻盡到了小說敘事話語的功能。正是這種隨意漫談，自然地營造了小說的虛構世界。這個世界中人的生活方式是世俗的，然而又是率性自然的，它充滿了人間的煙火氣，同時又有一種超功利的瀟灑與美。汪曾祺善于通過地域風情的描寫，襯托那種純樸的民俗，而明海與小英子的純潔的愛情，也通過這種地域風情的描寫，表現得純樸、溫馨、清雅。所以，雖然是表現理想境界，汪曾祺的筆調也不會失之甜俗，而是清雅之中隱隱有一點苦味：例如，明海為什么會出家呢？他和小英子的純潔愛情乃至這個桃花源一樣的世界能保持下去嗎？（文本中作者將明海和小英子的年齡處理的很模糊，并盡量使人感覺他們的年齡很小，頗讓人捉摸）……盡管作者將之進行淡化處理，這個理想世界中仍夾雜著那么一絲不易察覺的苦澀，只是不像《邊城》的結尾那樣明顯。

《受戒》中表現的就正是傳統文人追慕的“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這種“生活境界的美的極致”.作者是愛世間的，對之有無法割斷的牽系，在態度上也就特別寬厚通脫。這種生活態度和人生立場在“五四”以來的新文化傳統中，肯定不占主流地位，也不可能以完整的形態呈現，由此散落在民間世俗世界中，與被遮蔽的民間文化建立了某種關聯。與這種生活態度和人生立場相配合，在審美上他也追求一種民間傳統藝術趣味，如年畫，如鄉曲，在大俗中彌散出一種蕭散自然的神韻。這種特有的氣氛與韻味的營造，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力于作品的語言。《受戒》的語言是洗練的現代漢語，其行文如行云流水，瀟灑自然中自有法度，正如作者所言，“作品的語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養。語言的美不在一個一個的句子，而在句子與句子之間的關系。包世臣論王羲之字，看來參差不齊，但如老翁攜帶幼孫，顧盼有情，痛癢相關。好的語言正當如此。"

當今社會，由于復制技術造成的那種虛擬幻化的“大文化”、“大話語”、“大敘事”，因為它們的虛幻和刻板，已經不再具備可體驗的審美特征。真正具有可體驗的美的特征的，恰好是真實的個體生存中的無時無刻不在的“小文化”“小話語”“小敘事”。汪曾祺在中國當代文壇上的貢獻，就在于他對“大文化”“大話語”“大敘事”的解構，在于他對個體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喚，在于他幫助人們發現了就在自己身邊的“凡人小事”之美。美在身邊，美在本分。汪曾祺散文的精神氣質和藝術神韻之所以能對讀者產生強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對“凡人小事”的審視，能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見大，而不是自大其“小”，以小媚“大”。必須指出，汪曾祺寫“凡人小事”的小品文深蘊著他獨特的人生體驗，但其效用并不只是自娛一己的性情，他強調自己的作品還應于世道人心有補，于社會人生有益，決不是要把個人與社會隔離開來，對立起來。他的作品間或也流露出道家主張的隨緣自適、自足自保的悠然任化的意趣，但斷然有別于魏晉文人的清談和頹廢，在本質上他對人生的理解和描繪是樂觀向上的，相信“人類是有希望的，中國是會好起來的”。現代藝術，太多的夸飾，太多的刺激，太多的借助聲光電氣。汪曾祺則是要從內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種原汁原味的“本色藝術”或“綠色藝術”，創造真境界，傳達真感情，引領人們到達精神世界的凈土。

現代人的生活節奏越來越快，身邊的“凡人小事”還沒來得及完全呈現自己的意義就被拋到記憶的背后。由此看來，人們除了被“忙”包裹、擠壓之外，似乎根本體驗不到人生還有什么其他樂趣。汪曾祺的散文在向人們發出這樣的吁請：慢點走，欣賞你自己啊!

第五篇：汪曾祺讀后感

法國雕塑大師羅丹曾說過：“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發現美的眼睛。”汪曾祺先生就是這樣一位智者，他擅于將生活中的瑣碎雜亂串聯成一幅幅生動別致的畫卷。汪老的筆調平淡質樸，貼近生活細節，不追求華麗辭藻的刻意堆砌，不注重觀念思想的有意灌輸，在他的文章中，一切的一切都顯得那樣自然純樸，卻又意味深長。古云文如其人，汪老一生處事淡泊、不計名利，即使身處逆境，也心境釋然，人格魅力令人景仰。在被打為右派下放張家口勞作的日子里，他奉命畫出了一套馬鈴薯圖譜。他認為在馬鈴薯研究站畫圖譜是“神仙過的日子”，畫完一個整薯，還要切開來畫一個剖面，畫完了，“薯塊就再無用處，我于是隨手埋進牛糞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說，像我一樣吃過那么多品種的馬鈴薯，全國蓋無二人。”汪先生的品行心境決定了他散文創作的獨特風格，讀汪老的散文，猶如在和一位性情和藹、見識廣博的老者拉家常，雖然話語平實，但饒有風趣，令人回味無窮。

(一)汪老散文之貼近生活

拜讀過汪先生的諸多散文之后會發現，他所寫散文的主題大都是生活中的凡人小事，都是我們平常生活中遇見卻未細心留意的人或物。如《夏天》中對夏天景色的細微描寫，《泡茶館》對茶館里的閑人趣事的生動刻畫。汪老從細小的視角嵌入，寫凡人小事，記鄉情民俗，談花鳥蟲魚，考辭章典故，善于捕捉生活中的平凡之美，并于平凡事物中發現不平凡的趣味。

現代社會下的都市人生活節奏加快、生存壓力劇增，他們沉浸于工作和學習中，閑情逸致都拋之腦后，對于身邊平凡的人或物他們無暇顧及。除了工作學習，他們無法體會到生活的其他樂趣，他們的世界被物欲所包圍著，周圍一切平凡美好的事物都與他們劃清界線，他們將自己局限在自我的小世界里，然而社會生活的喧囂與緊張唯有透過心靈的恬淡與靈靜才能得到調劑與釋放。許多讀者喜愛汪老也正是被他對凡人小事的審視與關注所吸引，在汪老的散文中可以感受到心靈的愉悅和凈化，進而對周圍環境有了重新的注目。

(二)汪老散文之平淡質樸

汪曾祺先生曾說過：“我覺得傷感主義是散文的大敵。挺大的人，說些姑娘似的話…… 我是希望把散文寫得平淡一點，自然一點，家常一點的。”正如汪老所言，他的散文中至始至終彌漫著平實主義風味，散文語言簡單易懂，曾有評論家評價汪老的語言十分特別，拆開來看，每一句都很平淡，但放在一起，就別有一番味道。個人比較喜歡汪先生的《多年父子成兄弟》，文章筆調樸實，如拉家常，但卻字里行間中折射出父子之間無需言語表達的親情。

(三)汪老散文之以小見大

汪先生的散文并不是一味描寫生活瑣事，他對事物往往有其獨到的見解感悟和奇妙的審美發現，擅于以小見大，透過事物的現象看到本質。如汪老在其散文《吃食和文學》中談到苦瓜到底是不是瓜時，最后從苦瓜想到文學創作，他說作家應該口味雜一點，不能對自己沒有看慣的作品輕易地否定、排斥。汪先生這種生活中的敏思與睿智，是值得我們所提倡與奉行的。“我思故我在”，不斷的思考才能迸發生命的靈感。

(四)汪老散文之樂觀豁達

先生的散文格調向我們展示的永遠是樂觀向上的精神與內涵，這與他一生淡泊名利、追求恬然自得的生活方式有關。現在的很多藝術過于浮躁，無病呻吟，汪曾祺先生則是要從內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種原汁原味的“本色藝術”或“綠色藝術”，創造真境界，傳達真感情，引領人們到達精神世界的凈土。從汪老散文中散發出來的豁達精神對于我們的人生是一種鼓舞，不管經歷多大挫折與磨難，堅信曙光的到來，保持一顆積極向上的心態，享受人間的悲歡離合、酸甜苦辣。當我們真正以樂觀胸懷視之，我們會發現任何的困難都只是成功道路上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