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古典文獻學》考點及作業答案

《中國古典文獻學》作業參考答案

《中國古典文獻學》作業參考答案

一.解釋下列詞語

1.文獻：歷史上的各種文字資料或文獻是記錄有知識的一切載體。又叫典籍，有歷史價值或參考價值的圖書上資料。(按內容分為：文學文獻、歷史文獻、哲學文獻，民族文獻、政治文獻、方志文獻、語言文字文獻，科技文獻。村代上著，可分為古典文獻[古代文獻與現代文獻] 又：文獻包括古典文獻、現代文獻、多指古典文獻。包括清代及清以前的各種文字資料，涉及面相當廣泛，諸如政治、經濟、哲學、軍事、法學、民族、史學、語言、文學、藝術、外事、科技、農學、醫藥、方志、民俗、圖譜以及宗教經典等。

2.類書：是我國古代的百科全書。是根據一定的意圖(目的)，輯錄各門或某一門類的資料按照一定的方法編排，供人們查索的一種特殊工具書。

類書是輯錄古籍中的史實典故、名物制度、詩賦文章、麗詞駢語等，按類或按韻加以編排，以供人們檢索或征引的一種工具書。(起源于三國魏文帝時的)《皇覽》---類書始祖。現存較早而又較完整的一部類書是唐虞世南的《北堂書鈔》

3.帛書：寫在絹帛等絲織品上的書叫帛書。是我國早期圖書文獻的一種主要形式，盛行于春秋戰國。4.古典文獻：所謂古典文獻，主要是指先秦至辛亥革命期間所產生的各種不同載體、不同文字文獻的總稱。在這眾多的文獻中，古籍圖書數量最大，是古典文獻的主體。在古籍圖書中，又以漢語言文字文獻最多，所以，古典文獻主要研究和討論漢語言古籍文獻的有關問題。

5.四部分類法：是指我國歷史上對文獻進行分類的一種方法。它將文獻分為甲、乙、丙、丁或經、史、子、集四大部，每部再分若干大類。四部分類法是我國對古典文獻分類的主要方法。

6.經折裝：經折裝是唐代末年出現的一種裝幀方式。它是把一幅長長的卷子向左右反復折疊成長方形的一疊，再在其前后各加上一硬紙作為封面，這樣就可以從頭至尾翻閱，比卷軸裝翻閱起來就方便多了。

7.蝴蝶裝：蝴蝶裝簡稱蝶裝，它是把每張印好的書葉，以有字的一7面為準，面對面地折齊。集數葉為一疊。然后在書葉背面（無字的一面）版心的地方用漿糊逐葉粘連，再用一張硬厚整紙對折粘于書脊作為前后封面，再把上下左三邊余幅裁齊，就完成了整個裝幀過程。展書閱讀時，中間是版心，兩邊是文字，猶如蝴蝶展翅，故名之曰蝴蝶裝。

8.句子索引：所謂句子索引，就是把一部或多部文獻中的所有句子都摘錄出來，注明出處，并按一定的方法編排成系統的、便于檢索的索引。

9.索引：索引是把一部或多部文獻中的具體內容（人名、地名、書名、字、詞、句等）摘錄出來，注明出處，并按一定的方法編排成系統的、便于查考的文獻。

10.魚尾：版心中間刻劃的形似魚的尾巴的標記，因其酷似魚尾，故名。魚尾是裝訂時用作折頁基準的圖形。11.政書：專門記載典章制度的圖書。它收集歷代或某一朝代有關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等典章制度方面的史料，分門別類地加以編排和敘述，具有制度史、經濟史、文化史、學術史的性質。主要包括“會要”、“會典”和“十通”等。

12.金鑲玉：書籍由于年代久遠，以及使用和保管方面的原因，某些圖書變得越來越破，甚至將損及文字，如不及時重裝，將會變得無法使用。于是人們將書拆開，在書頁內另襯一張綿紙或者宣紙，上下加上襯邊，重新予以裝訂。由于襯紙的天頭、地腳都寬于原書，可對原書起到保護作用。另外，襯紙一般都很白，而古籍圖書的紙色一般發黃，黃白相間，猶如鑲黃金與白玉之中，故取名為金鑲玉。我國一些地方又將其稱為袍套裝。二.填空

1.印刷型、聲像型、縮微型、機讀型 2.經、史、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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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周易》、《尚書》、《詩經》、《禮》、《春秋》 4.宋 畢升 泥

5.文淵閣、文源閣、文津閣、文溯閣、文匯閣、文瀾閣、文宗閣 6.撰、注、編、輯、修、纂

7.《周易》、《尚書》、《詩經》、《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氏傳》、《春秋公羊傳》、《春秋榖梁傳》、《孝經》、《論語》、《爾雅》、《孟子》

8.卷軸裝、經折裝、旋風、蝴蝶裝、包背裝、線裝

9.《通典》、《通志》、《文獻通考》、《續通典》、《續通志》、《續文獻通考》、《皇朝（清）通典》、《皇朝（清）通志》、《皇朝（清）文獻通考》、《皇朝（清）續文獻通考》

10.《太平御覽》、《太平廣記》、《冊府元龜》、《文苑英華》 11.Google、Sina（新浪）、Yahoo（雅虎）、Sohu(搜狐)等 三.簡要回答下列問題

1.《四庫全書》是一種什么類型的圖書？該書是哪個朝代、哪個帝王時修成的？總纂官是誰？ 《四庫全書》是一部大型古籍叢書。該書是清代乾隆年間修纂而成，本書的總纂官是紀昀。2.“開成石經”是哪個朝代刻成的？包括哪些經書？該石經現藏何處？

“開成石經”是唐文宗開成二年刻成，包括《周易》、《尚書》、《詩經》、《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氏傳》、《春秋公羊傳》、《春秋榖梁傳》、《孝經》、《論語》、《爾雅》、等十二部儒家經典。“開成石經”現藏西安碑林博物館。

3.目前，衡量一部古籍是否為善本書，主要應從哪三個方面進行考查？

目前，衡量一部古籍是否為善本書，主要應從這部古籍的歷史文物型、學術資料性、和藝術代表性等三個方面進行考查。

4.請寫出目前最有影響的兩部提要式古籍目錄的書名來。

目前最有影響的兩部提要式古籍目錄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和《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5.宋浙本與明初刻本在字體、版式、印刷用紙、裝幀方式方面有何不同？(1)宋浙本在字體、版式、印刷用紙、裝幀方式方面主要有以下特征：

1)刻書多用歐體字，即唐初大書法家歐陽詢的字體。字體瘦勁，書寫字畫認真不茍；

2)浙本版心多白口，絕大多數是單黑魚尾，雙魚尾者較少。書名、卷次在上魚尾下方，常用簡稱，魚尾上方有時記本頁字數，版心下方則記頁次；

3)絕大多數為左右雙邊，四周雙邊者極少，無書耳，無牌記；

4)版心下多記刻工姓名，有的姓、名皆錄，有的只刻姓或名字的簡稱，有的還在姓名下刻一個“刊”字。5)印書多用白麻紙或黃麻紙，紙的簾紋比較寬，約占兩指大小，宋刻后印本就不具備這種特點； 6)大多數為蝴蝶裝，南宋末年也有用包背裝的。

(2)明初期刻本在字體、版式、印刷用紙、裝幀方式方面主要有以下特征： 1)趙體字（元代大書法家趙孟頫的字體）。2)黑口，也有花魚尾。

3)印書絕大多數用白綿紙，也有用黃綿紙的，后印本也有用竹紙的。4)包背裝或線裝。

6.類書的主要功用是什么？(1)查考詞藻典故和詩詞文句的出處；(2)查考史實和事物掌故、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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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輯佚和校勘古籍；(4)具有專門資料索引的功用。

7.清代內府刻書機構的名稱是什么？曾用木活字排印過哪部古籍叢書？ 清代內府刻書機構是武英殿。曾用木活字排印過《武英殿聚珍版叢書》 8.怎樣鑒別活字本？

根據活字本所具有的以下主要特征鑒定古籍是否為活字本。(1)版面不平，字畫濃淡不勻；

(2)字體歪斜（清代活字本已經基本改正這一缺點）；(3)無斷版現象；(4)上下字絕不交叉；

(5)有的字偶爾有倒排、橫排現象；

(6)除個別圖書外，一般版框四角不連接，魚尾和左右行線不連接。9.查考古籍內容主要可通過那兩條途徑？(1)利用提要式古籍目錄；(2)利用辭典、百科全書。四.論述題

1.試論古典文獻學的研究對象與研究范圍。

中國古典文獻學是專門研究中國古典文獻的學科，研究古代文獻的各個方面，具體來講，主要研究以下問題：(1)古典文獻的基本構成，即古典文獻本身。諸如古典文獻的積聚與散佚、載體與形式、部類與體式等。(2)古典文獻整理的內容與方法。①求真：運用版本、校勘、辨偽、輯佚方法，保持真實性、完整性②整序：通過目錄、類書，索引等各種工具書編簽，為研究提供方便。③釋讀:即通過標點、注釋、今釋等進行解釋，準確理解原文。

(3)古典文獻整理的歷史(文獻學邊)。研究古典文獻產生發展的歷史，研究、整理的歷史概況總結經驗與成果，為整理研究提供借鑒。

2.陳垣先生總結的進行古籍校勘的四種方法是什么？請分別加以敘述；并請試論學好《版本目錄學》對于做好古籍校勘工作有何重要意義？

本題主要答出陳垣先生總結的校勘古籍的四種方法及其含義。并就學好《版本目錄學》對于做好古籍校勘工作的重要意義進行簡要論述。陳垣先生總結的校勘古籍的四種方法及其含義為：

(1)對校：陳垣先生在“校法四例”中說：“對校法，即以同書之祖本或別本對讀，遇不同之處，則注于其旁。劉向《別錄》所謂‘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者，即此法也。此法最簡便，最穩當，純屬機械法。其主旨在校異同，不校是非，故其短處在不負責任，雖祖本或別本有訛，亦照式錄之；而其長處則在不參己見，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別本之本來面目。故凡校一書，必須先用對校法，然后再用其它校法。”進行對校，首要的工作就是要廣輯異本，并在廣輯異本的基礎上明確該書一共都有哪些版本，其以何本為善。這就需要我們熟練掌握古典目錄學知識，掌握古典文獻檢索的業務技能。

(2)本校：陳垣先生在“校法四例”中說：“本校法者，以本書前后互證，而抉摘其異同，則知其中之謬誤。此法于未得祖本或別本以前，最宜用之。

(3)他校: 陳垣先生在“校法四例”中說：“他校法者，以他書校本書。凡其書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書校之，有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書校之，其史料有為同時之書所并載者，可以同時之書校之。此等校法，范圍較廣，用力較勞，而有時非此不能證明其訛誤。利用他校法亦須掌握版本目錄學知識，選擇較好的版本，才能收到較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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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理校: 陳垣先生在“校法四例”中說：“所謂理校法也。遇無古本可據，或數本互異，而無所適從之時，則須用此法。此法須通識為之，否則鹵莽滅裂，以不誤為誤，而糾紛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險者亦此法。

3.試論學習中國古典文獻學的現實意義。本題主要從以下三方面進行論述：(1)繼承和弘揚祖國優秀文化傳統；

(2)讀書治學，特別是治古典文史之學的需要；(3)整理、校勘、輯佚、注解、今譯古籍的需要。

4.試論《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在讀書治學方面的重要意義。

(1)《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收錄了我國清代乾隆以前重要古籍10254種，基本上將乾隆以前尤其是元代以前的各種主要著作都一一作了介紹，是一部規模宏大的提要式古籍目錄，對于我們了解乾隆以前我國重要古籍提供了依據。

(2)《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所收圖書均寫有較為詳細的內容提要，通過本書我們可以了解這10254種古籍的內容，對于閱讀古籍提供了很好的參考。

(3)《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繼承了我國古代目錄學的優良傳統。經、史、子、集四大部、44大類中，部有總序，類有小序，書有提要，形成一個完備的文獻編目體制。對于我們“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探尋學術之門徑，提供了重要文獻。

(4)《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是“四分法”的集大成者，掌握這一分類體系，對于我們檢索和利用古典文獻提供了重要參考。

5.試述狹義古籍圖書的主要特征。

(1)其外在形式一般為線裝（同時包括卷子裝、經折裝、旋風裝、蝴蝶裝、包背裝等）；(2)其制成的方式方法，基本上是用古代傳統的印制方法而印制出來的，同時包括古寫本；(3)其內容基本上是封建社會的著作，用古代漢語寫成。(4)從時代上來分，主要是漢—清末的著作。

第二篇：中國古典文獻學剖析

古典文獻學

1、文獻：所謂文獻，就是指任何具有一定歷史或科學價值的含有知識信息的物質載體。

2、古典文獻的載體形式

1）甲骨：所謂甲骨，是龜甲和獸骨的合稱，是古典文獻載體的一種。具體地說，甲，指龜甲的腹板；骨，主要指牛的肩胛骨或腹骨，也有豬和羊的肩胛骨。人們可以看到的最早的文獻是刻在甲骨上的文字，又稱甲骨文。

2）金石：金，指青銅器，鑄刻在商周青銅器上的文字，稱為”金文”。

金文又稱為“銘文”“銘辭”，銘辭被賦予了有意識進行歷史記載的性質，其文獻性質也得到加強。

《后漢書·蔡邕傳》稱：“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余輛，填塞街陌。”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熹平石經”。

魏廢帝齊王芳正始二年，又用古文、篆文、隸書三種字體刻儒家經典于石上，世稱“正始三體石經”。

3）竹木：竹，指竹簡；木，指木牘，合稱簡牘。簡牘作為文獻載體的使用，據說早在殷商時就出現了，但從出土文獻考察，主要集中在戰國至漢晉這一段時期。東晉以后，紙張使用取代了簡牘。

4）縑帛：縑帛即絲織品，類似的織物還有“素”，即白絹等.絲織品作為文獻的載體的出現，有其自身的優點，平整易于舒卷，長短便于裁剪。5）紙張 6）電子文獻

3、古典文獻的傳抄方式

刻寫：甲骨時代—金石時代—簡牘時代 書寫：簡牘時代—縑帛時代—紙張時代

1）*刻寫：是最原始的自然方式。古人在甲骨、青銅器、石頭、玉器等堅硬物體上傳抄文獻只能采取刻寫(刀刻或鑄刻)的方式。

2）*書寫：即用筆在各種材料上寫，是迄今為止的有文字以來的文明史上最重要的傳抄方式。與簡牘、縑帛、紙張有關。

4、古典文獻的類型

1）總集：總集是匯集兩人或兩人以上的作品的合集，它可以包括一個朝代（斷代）和多個朝代（通代）的作品，也可以包括一種體裁和多種體裁的作品。一般說來，古代的總集多為詩、文的合集。

*最早的一部文學作品總集是南朝梁武帝的長子蕭統編的《文選》

2）別集：別集是相對總集而言的，它是指搜集一個作家部分或全部作品的個人作品集。西漢劉向整理群書時已有別集。

3）單行文獻：單行文獻，是指單獨印行的某一位或幾位作者的某一種作品或著作，又稱單行本。單行文獻與別集有所不同，別集只是一位作者的部分或全部作品，即一位作者的多種作品，而單行文獻可能是一位作者，也可能是幾位作者，但只能是一種作品或著作。代表作《戰國策》《紅樓夢》 4）叢書：叢書指搜集兩種以上的文獻，按照一定的理念和體例編校，冠以一個總的書名，用統一的版式和裝幀印行的文獻類型。

叢書又名“叢刊”“叢刻”“類編”“合刻”、“匯刻”、“匯鈔”、“全書”等。“叢書”名最早見于唐陸龜蒙《笠澤叢書》。

? 現一般認為南宋俞鼎孫、俞經編輯的《儒學警悟》為最早之叢書。? 南宋左圭編纂《百川學海》則為大規模綜合叢書之先聲。

? 綜合性叢書是指包羅各種各類著作的叢書，其中最著名的是《四庫全書》，后有《四部叢刊》、《四部備要》、《叢書集成初編》等。5）工具書：

工具書為搜集一種或多種資料，按照一定編排體例和檢索方法編寫的、主要供人查閱的知識型文獻。一是書目、索引。二是字典、詞典。

中國最早的字典和詞典分別是《說文解字》和《爾雅》.關于《說文解字》最著名的注釋是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 三是類書、政書。

類書：類書是我國古代分類式的資料匯編性的工具書。類書采輯古典文獻中有關典故史實、名物制度、詩文詞語等方面的各種資料，分門別類編排，每一類門下又分若干子目，以供讀者讀書或寫作時查閱、征引。*歷代著名的類書有：

最早類書為三國曹丕時所編《皇覽》（已佚）

唐代的《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白氏六帖》； 宋代的《太平廣記》、《太平御覽》、《冊府元龜》、《玉海》； 明代的《永樂大典》、《經濟類編》； 清代的《古今圖書集成》、《淵鑒類涵》

類書在古典文獻的輯佚和校勘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價值.政書：為專門記載各種典章制度的工具書。

*政書代表作：

最早之政書為唐劉秩的《政典》，杜佑擴充為《通典》。宋鄭樵《通志》，元馬端臨《文獻通考》與《通典》合稱“三通”，為極重要之典章制度史。

清十通：《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獻通考》《續通典》《續通志》《續文獻通考》《清續文獻通考》

5、目錄與目錄學

目錄就是按照一定的次序編排的一批書名或篇名及其敘錄。

它是簡介圖書內容和形式，反映出版、收藏等情況，指導閱讀和檢索圖書等文獻資料的工具。目錄在古代有“錄”、“略”、“志”、“敘錄”、“解題”、“提要”、“考”、“記”等異名，而漢晉以后，“目錄”已成通名。一書目錄

群書目錄：群書目錄是指按照一定次序編排的一批圖書的書名和敘錄。它產生于我國圖書、目錄事業正興起的西漢時期。成帝時，劉向校定群書，作《別錄》，后劉歆作《七略》，均是群書目錄的范例。目錄學的興起

6、古代目錄的基本結構

1）一部體制完備的古代目錄，其基本結構主要包含書名、敘錄、類序三項。2）書名

書名項為著錄文獻的名稱、篇（卷）數以及作者姓名、附錄等內容，反映圖書的外貌特征。書名項為目錄結構中最基本的組成部分，沒有書名不能成其為目錄。

早期文獻大多沒有篇名和書名，現有篇名和書名為文獻整理過程中產生或確定。書名有時反映了文獻主旨或著作形式等內容。

3）敘錄：敘錄（或稱書錄解題、提要等）列于書名之后，是用以揭示圖書的內容主旨、價值得失，介紹作者生平事跡、學術源流，以及該書的版本、校勘、流傳情況等。

敘錄是中國古代目錄書中最重要的結構成分，是古代目錄學具有學術性和指示讀書治學作用的具體表現之一。

4）類序：類序是中國古代目錄書中介紹某一部類圖書的學術流變、特點、得失的說明性文字，具有很重要的學術價值。

7、古代目錄的分類沿革 1）“六分法”

“六分法”是我國最早的圖書目錄分類法，它創始于《七略》（西漢·劉向）。《七略》已經散佚，班固（東漢）《漢書·藝文志》在其基礎上編成，列其類目

六略（六分法）將各類典籍分門別類，條理井然，開創我國古代圖書分類之先河，確為文化學術史上的偉大創造。2）“七分法”

魏晉南北朝：王儉的《七志》、阮孝緒《七錄》。《七志》分為經典志、諸子志、文翰志、軍書志、陰陽志、術藝志、圖譜志，又附道經、佛經。

蕭梁阮孝緒撰《七錄》，斟酌王（儉）、劉（歆），分內外二篇。內篇五錄：經典錄，記傳錄，子兵錄，文集錄，術技錄；外篇二錄：佛法錄，仙道錄。3）“四分法”

四部分類法起源于魏晉之際，成熟于東晉時的李充。鄭默（曹魏時期）《中經》、李充（東晉）《晉元帝四部書目》、唐初《隋書·經籍志》

荀勖四部實際即經、子、史、集。此當為后世四部分類法的開端。4）經史子集四部概述（辨認四部）

1、*經部：經部著錄儒家經典與后儒解經之著作，以及與學習經書有關的讀物如小學之類。“十三經”有《詩》《書》《儀禮》《周禮》《禮記》《易》《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榖梁傳》《孝經》《論語》《爾雅》《孟子》（儒教經書初為“六經”（《樂經》消亡，實為五經），東漢時增加《孝經》、《論語》，合為“七經”。唐代又分《禮》為《儀禮》、《周禮》、《禮記》，分《春秋》為《左傳》、《公羊傳》、《谷梁傳》，再加上《爾雅》，共為十二經。至宋代理學家將《孟子》地位抬高，朱熹取《禮記》中的《大學》、《中庸》與《論語》、《孟子》合為“四書”，《孟子》列入“經”的行列，“十三經”正式誕生。）

2、史部: 只收歷史類書籍，專科性較強。

3、子部: 其他三部不能歸屬的,全都統歸子部

4、集部: 主要收集詩文集和詩文評著作

8、古代目錄書的類別 1）官修目錄

國家圖書目錄即所謂“朝廷官簿”，一稱官修目錄，為朝廷主持對國家藏書進行校理后所編的國家圖書目錄。

西漢成帝、哀帝時期，令劉向等整理群書，最后編成《七略》，是為國家圖書目錄之始。清乾隆年間的《四庫全書總目》當屬迄今為止最為完備的官簿。2）史志目錄

“史家著錄”，指由史家編入史籍的目錄

現存最早確立六分法《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 3）私家目錄

宋代著名的私人藏書目錄有：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 尤袤《遂初堂書目》

9、目錄在學術研究中的作用

1）有助于掌握歷代文獻的基本情況，了解學術的盛衰 2）有助于粗知學術源流，了解學術的演變 3）有助于文化學術的研究和古典文獻的整理

10、版本的類別

1）寫本：寫本又稱手寫本，指成書時以手寫形式流傳的本子，是印刷術發明以前書籍的主要版本形式，唐以前的紙書都是手寫本。

2）刻本：刻本指在板木上刻字刷印而成的圖書。

3）善本：善本指珍貴難得的古籍刻本、寫本，其具有歷史文物性、學術資源性、藝術代表性或某一方面的特殊價值。不僅原本或接近原本的版本可稱為善本，大凡經過名家精校過的版本都可視為善本。4）活字本和影印本

11、紙書的裝式

為了便于紙書的閱讀和收藏，紙書的裝幀形式先后有卷軸裝、旋風裝、梵夾裝、經折裝、蝴蝶裝、包背裝、線裝等。1）卷軸裝

初期的紙書都是卷軸裝。從六朝至唐五代，紙書皆用卷軸。直到北宋，也仍有用卷軸裝幀的，所謂卷軸裝，就把抄了書的紙粘連起來，形成長卷，在其尾端裝上一根用木或竹做成的軸，收藏時用軸由尾向前卷成一束，稱為一卷。2）旋風裝

旋風裝就是將裁成一定大小的紙兩面書寫，或將兩頁裱成一頁兩面書寫，然后將寫好的樹葉的一端依次粘貼在一張卷紙上，裝上卷軸，就成為一本旋風裝的書籍。3）梵夾裝

梵夾裝不是中國典籍固有的裝幀形制，而是古代中國代對從印度傳進來的用梵文書寫在貝多樹葉上佛教經典裝式的一種稱呼。4）經折裝

經折裝就是把卷軸式改為折疊式，書紙仍然是由多張紙粘連起來的長幅，但不用卷軸，而是按照一定的寬度一正一反折疊成一個長方形的折頁，前后用兩塊與折頁一樣大小的硬板把折頁夾起來，類似于梵夾裝。因古代中國佛道二教經典主要采用這種裝式，所以稱為經折裝。5）蝴蝶裝

蝴蝶裝也簡稱蝶裝，裝訂方法是將每一頁有字的一面向里對折，然后把折縫粘連在一張大紙（底紙、稍硬）的中央，最后將大紙折過來就成為前后封皮了。這種裝幀形式，從外表看很很像現在的平裝書，打開時版心好像蝴蝶身軀居中，書葉恰似蝴蝶的兩翼向兩邊張開，看去仿佛蝴蝶展翅，故稱蝴蝶裝。6）包背裝

這裝訂形式約始于南宋，盛行于元代和明代前期。包背裝是對蝴蝶裝的一種改進。人們把印好的書頁在版心中線處背面對折，讓版心向外，單口向內，然后將單口粘連到裹背紙上，外面再加上護頁和封面。7）線裝

線裝書只在前后各加一張護頁，連同正文用線裝訂在一起，不包書背。線裝在總結前人經驗基礎上，克服以前各種裝幀的缺點，因而最終成為古代圖書裝幀的主流。

12、文獻發生錯誤的類型

1）訛：訛也稱”誤”，就是文獻原有文字寫錯了，是文獻中最常見的錯誤現象。

2）脫：文獻在傳抄過程中脫去一字，或數字稱脫文，也稱奪文或闕文。從脫文的多少看，有脫字、脫句、脫簡、脫行、脫頁等多種。

3）衍：原稿所無而傳寫與出版的過程中誤增的文字稱衍文，亦稱衍字、羨文。

4）倒：倒指原稿文字具存，并無訛誤、缺脫或衍羨，但在流傳過程中，文字的先后順序被弄顛倒了的現象稱為倒文。糾正之則稱為乙轉或乙正。其中又有字倒、句倒、篇章倒等不同情況。

13、古典文獻校勘的資料 1）本書的異本 第一，稿本 第二，抄本 第三，拓本 第四，印本

第五，注本：對古書加以解釋，舊有傳、注、說、故、訓、記、解、箋、章句等多種名稱，我們統稱為注。注通常附書以行。我們將附有注釋的文獻稱為注本。注本是文獻的異本之一，也是重要的校勘資料。第六，選本 第七，校本 2）他書的引文

除同一文獻的各種異本外，還可利用其他古書的引文進行校勘，主要有古類書引文、古書注、書抄等。

第一，古類書引文。

第二，古書注引文。其中裴松之《三國志注》、劉孝標《世說新語注》、酈道元《水經注》、李善《文選注》尤為考據家所重。第三，書抄。

3）底本：校勘時要選用一個本子為主，即校勘的底本。底本一定要選擇比較可靠的版本。底本選擇為校勘之起點。其選擇標準，張之洞歸納為三：一曰舊本，二曰足本，三曰精本（善本）。其余參校本的選擇亦可仿此。

14、校勘的主要方法 1）對校

對校就是將某一文獻的不同版本進行對比，從而發現并改正書名材料錯誤的方法。這種方法是選擇一種版本作為底本，再用其他版本逐字逐句地比較，把各本的異同記錄下來。優點：1.便于發現文獻中的錯誤和找到改正錯誤的依據。其發現和改正的錯誤，均有版本上的依據，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主觀武斷、妄改原文的弊病;

2、若將所有異文匯編成校勘記，則無異于匯聚了多種版本。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即是此種著作。

缺點是：比較死板，其主旨是只校異同，不校是非。2）本校

將某種文獻的上下文進行對比，找出其內容上與文字的異同，從而確定與改正其錯誤的方法，稱為本校。

優點：在未得到祖本的情況下也可以校勘。

缺點：有的古籍不出自一手，有的古籍可能有不同的資料來源，其內容和文字容易出現矛盾。3）他校

用其他文獻中的引文及相關文字來校勘某一文獻稱他校。

但我們要對他校的資料的可靠程度作出判斷。一般而言，時代越早，越接近原貌，也越可靠。還應考慮古人引書之不嚴的通例。4）理校 理校即推理的校勘，是校勘工作的補充方法。可以進行語言、體例、史實的校勘 當文獻材料存在明顯錯誤，而又缺乏足夠資料可供比勘時，可采用推理之法加以合理改正。此外，由于古代文獻所用語言往往含有特定義例，也可據此校出某些錯誤。

15、偽書產生的原因

1）尚古觀念而產生的偽書 如《易卦》托名伏羲，《本草》托名神農 2）文獻亡佚而產生的偽書 東萊張霸偽造102篇《尚書》最為典型

3）政治相爭而產生的偽書 如原題唐牛僧孺撰《周秦紀行》，即為牛李黨爭中，李德裕門人韋瓘假托牛僧孺之名而陷害對方的

4）學術相爭而產生的偽書 曹魏時王肅為貶低鄭玄而偽造《孔子家語》最具代表性 5）偽署作者而產生的偽書 6）好事妄為而產生的偽書

16、偽書存在的價值 1）保存古代的佚書 2）保存古代的神話 3）保存古代的制度 4）保存古代的思想 5）保存古代的科技 6）保存古代的語言

17、輯佚工作的程序

第一，準備階段工作。

第二，輯錄階段工作。指佚文搜集過程

第三，整理階段工作。指對佚文考究加工之過程，第四，綜結階段工作。指輯佚成果最后編輯成書，18、輯佚的主要資源

1）類書 類書是保存佚文最多的圖書類型之一，因此倍受輯佚家之重視

劉校標《世說新語注》

3）史書 史著收錄文獻豐富

4）地志 有專志、方志、一統志等。一些未刊之文或亡佚之書，往往借地志得以保存。5）字書 字書多引群書以訓詁解說，故也是輯佚必采之書。

6）雜抄 古人雜抄頗類今讀書筆記，所抄者多有后世亡佚之書，輯佚于雜抄中也頗豐。

19、句讀

古人著書，一般不加標點符號，人們在讀書時必須對如何停頓做出判斷，這項工作，古人稱之為“句讀”。在一句話的結尾點斷稱為句，為便于閱讀而在一句話中點分稱為讀。20、古籍標點致誤的原因(記大點)1）不明詞義：不明古漢語詞匯、不明古音通假、不明典故、不明方言俗語 2）不明專有名詞：不明人名、不明地名、不明官名 2）古注 四大古注： 裴松之《三國志注》 酈道元《水經注》 李善《文選注》 3）不明文獻名稱：系文獻名稱而未標書名號、非文獻名稱而標了書名號、兩種文獻名合而為一、一種文獻名誤分為二

4）不明引文：直接引用的話未加引號、非直接引用的話加了引號、將兩條引文誤合在同一引號中

5）不明語法：不明詞類、不明句式、不明句子的成分和結構 6）不明文體 7）不明文意 8）文獻有誤

21、注釋的名類（給作品選擇注釋名類）p260 1）注：注是注釋中最通行的一種名稱，西漢便有以注為名稱的書籍。東漢則較為普遍，如馬融《周易注》、《尚書注》、《毛詩注》等，鄭玄則有《周禮注》、《儀禮注》、《禮記注》。以后則更為普遍。

2）箋：箋是表識的意思，指引申、發揮、或補充、訂正前人說法的一種注釋。自鄭玄始，其注《詩經》在《毛傳》基礎上加以解說補充，表明為箋。箋的體例實際為后世疏、正義的源頭。

3）章句：章句是在解釋詞義之外，再以分章析句的方式串講經文大意，為的是使文章意義更為明顯。漢人有《尚書》的《歐陽章句》、大小《夏侯章句》等，趙岐有《孟子章句》，王逸有《楚辭章句》。

4）集解。集解種類有二，名同實異。一如杜預《春秋經傳集解》，略同于鄭玄《毛詩箋》。一如何晏《論語集解》，聚集孔安國、包咸、馬融、鄭玄、王肅等諸家解說。孔穎達在疏解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時曰：“杜言集解，謂聚集經傳，為之作解；何晏論語集解，乃聚集諸家義理，以解論語，言同而意異也。”后世集解多為何晏《論語集解》體例。而后世集注、集傳、集說、集釋均由此發展而來。

5）疏、正義：疏和正義，是一個意思，都是不僅解釋正文，而且還給前人的注釋作注釋。唐代孔穎達《周易正義》《毛詩正義》《禮記正義》《春秋左傳正義》

22、注釋的術語

反、切：用這種術語注音叫做反切法。是用兩個字合注另一個字的讀音，取前一個字的聲母和后一個字的韻母及聲調，拼讀成被注字的音。

23、古文今譯的標準

? 信，當即真實，忠實于原文，即孔子于《周易·乾卦·文言傳》中所說“修辭立其誠”。要準確理解原文，不可任意發揮，更不可有意曲解。譯文違背“信”，即不是真正的翻譯，而是改寫。

? 達，即通達，譯文在忠于原文的基礎上做到通暢、明白，文從字順，符合現代語言習慣，無晦澀難懂之感。

? 雅，即典雅優美，有文采。雅必須以信、達為基礎，不信、不達，徒具所謂優雅的外表，是以文害意，絲毫不足取的。信：在三者中信是基礎

24、出土文獻

出土文獻指從地下發現的古代文獻資料，主要指著于出土文物之上的文字材料，不包括圖畫飾物等古代文物。

25、甲骨文獻的整理

甲骨文獻：在甲骨上刻的文字，學者稱之為“甲骨文”，甲骨文作為來源的文獻，稱之為“甲骨文獻”。

? 劉鶚（字鐵云）拓印出版《鐵云藏龜》，為第一部匯集甲骨文獻的專書。? 孫詒讓的《契文舉例》是第一部考釋甲骨文的專著。“甲骨四大家”（或稱“甲骨四堂”）

王國維（號觀堂）

董作賓（字彥堂）

羅振玉（號雪堂）

郭沫若（筆名鼎堂）

26、金石文獻

金石文獻包括金文文獻和石刻文獻兩大部分。

金文是指各種鏤刻或鑄在青銅器上的文字，石刻是指刻在石頭上的文字，包括石經，墓志等。

27、簡帛文獻

簡帛指古代的兩種書寫材料簡牘和縑帛。

簡帛文獻：簡帛文獻指書寫、刻寫在縑帛與簡牘上的文字，簡帛文獻是縑帛文獻與簡櫝文獻的合稱，但簡帛文獻更多的指的是簡牘文獻。

28、敦煌文獻

? 敦煌文獻（遺書）發現概況及其種類。

? 中國甘肅省敦煌莫高窟發現的中古時期紙質寫本和印本文獻。又稱敦煌古文獻、敦煌文書。

第三篇：中國古典文獻學

中國古典文獻學

《說文解字》為最早之__字典__；《爾雅》為最早之__百科全書__。清代《說文解字》四大家著作中，最有名者為段玉裁的_《說文解字注》。

“六分法”是我國最早的圖書目錄分類方法，它創始于劉歆的《七略》。四分法中，一般不便歸入其他三類的文獻均歸入_子_部。

中國古典目錄學著作的顛峰之作當為清代紀昀（總主編）等編纂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西漢劉歆撰成的目錄學著作是《七略》，南宋陳振孫的目錄學著作是《直齋書錄解題》。現存最早的文學總集是南朝蕭統主編的《昭明文選》。

類書；是我國古代的百科全書。是根據一定的意圖（目的），輯錄各門或某一門類的資料按照一定的方法編排，供人們查索的一種特殊工具書。

善本；即珍貴難得的古籍刻本、寫本，其具有歷史文物性、學術資料性、藝術代表性或某一方面的特殊價值。原本或接近原本的版本屬于善本，經過名家精校的版本均可視為善本。訛、訛也稱誤，為文獻中最常見的錯誤現象。

脫、文獻在傳抄或刻印過程中脫漏一字或數字稱為脫文，也稱奪文或闕文。衍、原稿所無而傳抄或出版過程中誤增的文字稱為衍文，亦稱衍字、羨字。倒，指文獻在流傳過程中產生文字前后次序顛倒錯亂的現象。；

第四篇：中國文獻學作業

《中國文獻學》作業：

1、解釋牛弘五厄

2、說明《漢書·藝文志》文獻分類的特點

3、唐宋時期有哪些重要類書

4、校勘的常規方法

要求：盡量手寫，論文答辯前交

隋代牛弘提出“五厄”之說，論中國歷代圖書被焚毀，首當其沖即為秦始皇焚書，二是西漢末赤眉入關，三是董卓移都，四是劉石亂華，五是魏師入郢。

1.“牛弘所論五厄，皆六代前事，書自六 牛弘所論五厄，皆六代前事，朝后復有五厄。朝后復有五厄。”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 胡應麟《 胡應麟 少室山房筆叢》 胡應麟后五厄 隋末廣陵焚書 唐安史之亂 唐末戰亂 北宋靖康之災 南宋紹定之禍 “隋開皇之盛極 矣，未幾皆燼于 廣陵。秦始皇下令焚書，墳籍掃地皆盡，此為第一厄；王莽末年，長安兵起，宮室圖書，并從焚燼，此為第二厄；漢獻帝移都時，吏民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為帷囊，此為第三厄； 劉曜、石勒覆滅京華，朝章國典，從而失墜，此為第四厄；周師入郢，梁蕭繹悉焚典籍于外城，此為第五厄。見《隋書·牛弘傳》 五厄指書籍被焚毀的五次厄運。即： 秦始皇 下令焚書，墳籍掃地皆盡，此為第一厄； 王莽 末年，長安 兵起，宮室圖書，并從焚燼，此為第二厄； 漢獻帝 移都時，吏民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為帷囊，此為第三厄； 劉曜、石勒 覆滅京華，朝章國典，從而失墜，此為第四厄； 周 師入 郢，梁 蕭繹 悉焚典籍于外城，此為第五厄。見《隋書·牛弘傳》。宋 周密 《齊東野語·書籍之厄》：“世間凡物未有聚而不散者，而書為甚。隋 牛弘 靖請開獻書之路，極論廢興，述五厄之説，則書之厄也久矣。”

序，對先秦、秦漢學術思想的源流和演變，都作了簡明的敘述。可以想見，班氏對《七略》做了些刪繁取要的工作，加上吸收劉氏觀點及摻以自己學術見解而成之。其辨章學術、考竟源流之功，不可磨滅。

3、類書早在漢代已經有了萌芽，一般認為我國歷史上最早的一部類書，是三國曹魏時期(220～222)魏文帝曹丕下令編纂的《皇覽》，是一部規模約有800萬字的大書。此后歷代類書編纂相延不輟，規模越來越大。類書編纂需要征引大量書籍，投入許多人力，故歷史上大型類書多由皇家主持編纂。擇其要者，三國時期有《皇覽》。南齊時有《四部要略》1 000卷。唐代武德年間有《藝文類聚》100卷，貞觀年間有《文思博要》1 200卷，圣歷年間擴充為《三教珠英》1 300卷。宋代有《太平御覽》1 000卷，《太平廣記》500卷，《冊府元龜》1 000卷。明代有《永樂大典》22 877卷。清代有《淵鑒類函》450卷，《駢字類編》240卷，《子史精華》160卷，《佩文韻府》444卷，《古今圖書集成》10 000卷。這些都由皇家主持編纂。私纂的類書種類和數量更多，只是規模較小而已。

初唐的詩歌總集，差不多都是類編的，如劉孝孫《古今類聚詩苑》和僧慧凈《續古今詩苑英華》。《玉海》卷五四引《中興館閣書目》謂慧凈書乃續劉書所成。慧凈撰書事見《續高僧傳》卷三：“凈以人之作者差非奇挺，乃搜采近代藻銳者，撰《詩英華》一帙十卷。”并錄劉孝孫所作序。可見此二書關系密切，體例也應相同。《大唐新語》卷九云：“（時）有詩篇十卷，與《英華》相似，起自梁代，迄于今朝，以類相從，多于慧凈所集，而不題撰集人名氏。”此部佚名編選的詩集編排方法為“以類相從”，且與《續古今詩苑英華》面貌相近，據此可知《古今類聚詩苑》、《續古今詩苑英華》二書確為類編詩集。

中唐時期的類編詩集有李吉甫所編的《麗則集》。《郡齋讀書志》卷二○論此書曰：“集《文選》以后至唐開元詞人詩，凡三百二十首，分門編類。貞元中，鄭余慶為序。”④晚唐時期出現了一部規模極大的唐人選唐詩，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尊杜選本，即顧陶編選的《唐詩類選》。《唐詩類選序》中談到了全書的收錄范圍與編撰體例：“始自有唐，迄于近末，凡一千二百三十二首，分為二十卷，命曰《唐詩類選》。篇題屬興，類之為伍，而條貫不以名位畢崇、年代遠近為意。騷雅綺麗，區別有觀。”⑤全書以類相編，各類之中也不以年代先后為序。

北宋時編撰的類編詩集依然不少，如《郡齋讀書志》卷二○云：“《唐宋類詩》二十卷。皇朝僧仁贊序稱羅、唐兩士所編，而不詳其名字。分類編次唐及本朝祥符以前名人詩。”南宋時期類編詩集大盛，出現了題為劉克莊編選的《分門纂類唐宋時賢千家詩選》，是最早的一種《千家詩》。還有趙孟奎所編的《分門纂類唐歌詩》和宋末元初方回編選的《瀛奎律髓》。

《大唐創業起居注》《大唐西域記》《唐會要》《唐六典》《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城志》《輿地紀勝》《貞觀政要》《夢溪筆談》《揮麈錄》《東東京夢華錄》《北堂書鈔》《譯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冊府元龜》。

【類書】輯錄匯集資料，以利尋檢、引用的一種古典文獻工具書。其體例有集錄各科資料于一書的綜合類和專收一門資料的專科類兩種。編輯方式，一般分類編排，也有按韻、按字分次編排的。現存著名的類書有：唐代的《藝文類聚》《初學記》，宋代的《太平御覽》《冊府元龜》，明代的《永樂大典》，清代的《古今圖書集成》

4、(1)對校法。即以同書之祖本或別本對校，遇不同處，則注于其旁。劉向《別錄》所謂“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冤家相對”者，即是此法。這是最基本的，也是最常用的方法。優點是還祖本以本來面目，缺點是比較死板，其主旨是只校異同，不校是非，只要與祖本相異，即照祖本改正。

對校法的底本選擇，最佳者為祖本。祖本即是原稿的寫定本。歷來各本都是從它直接或間接傳抄刊刻出來的。原稿不存，其次是初刻本。這就是校勘珍貴宋元舊刊的原則。底本確定后，再考查所用對枝本與祖本的淵源遞增關系，校記異同作區別對待。與祖本同源之對枝傘主要作參答，與根本不同源之本的異同為校記重點，這樣才能使校記簡潔。

(2)本校法。即以本書前后行文互校互證，以決擇其異同，校正訛誤。此法適于孤本自校。但如古籍不出一手或史源不同，則不能本校。先秦古籍大多非一時一人之所作，則不能本書前后自校。《6tZ》先秦部分多用舊文，西漢部分多用檔案，且又為父子相共之作，就不能用本校法統一異同。前人用本校法取得顯著成績的宋吳經的《新唐書糾謬》和清汪輝祖的《元史本證》。其所糾謬可視為史學研究，但不能據此去改動原錯：因校勘是恢復祖本原貌，而不是替原作者改錯。

(3)他校法。即以他書校本書。凡本書內容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書校之，有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書校之，其史料有為同時之書所并載者，可以同時之書校之。此法用力較勞，范圍較廣，非有較深閱歷者，難以運用。

在他校中尤需注意，古人引書不嚴謹，常有刪節和改動，又類書、古許皆經過轉手，摘引亦多不嚴謹。除非大誤或有版本根據，一般不宜以他書校改本錯，可以備列異同寫入校勘記以供參考。

(4)理校法。即在無祖本或他本可據，或數本互異，無所適從之時，以道理定是非的校勘法。這種方法最難，也最容易出錯誤。陳垣說：“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險者亦此法。”校勘之事，看似雕蟲小技，仿佛人人可為，實則確非易事，它要求從事校勘之人，應具有全面的文化史知識和深厚的文

5、一、表達方式：記敘、描寫、抒情、說明、議論

二、表現手法：象征、對比、烘托、設置懸念、前后呼應、欲揚先抑、托物言志、借物抒情、聯想、想象、襯托（正襯、反襯）

三、修辭手法：比喻、擬人、夸張、排比、對偶、引用、設問、反問、反復、互文、對比、借代、反語

四、記敘文六要素：時間、地點、人物、事情的起因、經過、結果

五、記敘順序：順敘、倒敘、插敘

六、描寫角度：正面描寫、側面描寫

七、描寫人物的方法：語言、動作、神態、心理、外貌

八、描寫景物的角度：視覺、聽覺、味覺、觸覺

九、描寫景物的方法：動靜結合（以動寫靜）、概括與具體相結合、由遠到近（或由近到遠）

十、描寫（或抒情）方式：正面（又叫直接）、反面（又叫間接）

十一、敘述方式：概括敘述、細節描寫

十二、說明順序：時間順序、空間順序、邏輯順序

十三、說明方法：舉例子、列數字、打比方、作比較、下定義、分類別、作詮釋、摹狀貌、引用

十四、小說情節四部分：開端、發展、高潮、結局

十五、小說三要素：人物形象、故事情節、具體環境

十六、環境描寫分為：自然環境、社會環境

十七、議論文三要素：論點、論據、論證

十八、論據分類為：事實論據、道理論據

十九、論證方法：舉例（或事實）論證、道理論證（有時也叫引用論證）、對比（或正反對比）論證、比喻論證

二十、論證方式：立論、駁論（可反駁論點、論據、論證）

二十一、議論文的文章的結構：總分總、總分、分總；分的部分常常有并列式、遞進式。二

十二、引號的作用：引用；強調；特定稱謂；否定、諷刺、反語

二十三、破折號用法：提示、注釋、總結、遞進、話題轉換、插說。

二十四、其他：

（一）某句話在文中的作用：

1、文首：開篇點題；渲染氣氛（記敘文、小說），埋下伏筆（記敘文、小說），設置懸念（小說），為下文作輔墊；總領下文；

2、文中：承上啟下；總領下文；總結上文；

3、文末：點明中心（記敘文、小說）；深化主題（記敘文、小說）；照應開頭（議論文、記敘文、小說）

（二）修辭手法的作用：（1）它本身的作用；（2）結合句子語境。

1、比喻、擬人：生動形象；

答題格式：生動形象地寫出了＋對象＋特性。

2、排比：有氣勢、加強語氣、一氣呵成等；

答題格式：強調了＋對象＋特性

3；設問：引起讀者注意和思考；

答題格式：引起讀者對＋對象＋特性的注意和思考

反問：強調，加強語氣等；

4、對比：強調了……突出了……

5、反復：強調了……加強語氣

（三）句子含義的解答：

這樣的題目，句子中往往有一個詞語或短語用了比喻、對比、借代、象征等表現方法。答題時，把它們所指的對象揭示出來，再疏通句子，就可以了。

（四）某句話中某個詞換成另一個行嗎？為什么？

動詞：不行。因為該詞準確生動具體地寫出了……

形容詞：不行。因為該詞生動形象地描寫了……

副詞（如都，大都，非常只有等）：不行。因為該詞準確地說明了……的情況（表程度，表限制，表時間，表范圍等），換了后就變成……，與事實不符。

（五）一句話中某兩三個詞的順序能否調換？為什么？

不能。因為（1）與人們認識事物的（由淺入深、由表入里、由現象到本質）規律不一致（2）該詞與上文是一一對應的關系（3）這些詞是遞進關系，環環相扣，不能互換。

（六）段意的歸納

1．記敘文：回答清楚（什么時間、什么地點）什么人做什么事

格式：（時間＋地點）＋人＋事。

2．說明文：回答清楚說明對象是什么，它的特點是什么，格式：說明（介紹）＋說明對象＋說明內容（特點）

3．議論文：回答清楚議論的問題是什么，作者的觀點怎樣，格式：用什么論證方法證明了（論證了）＋論點 獻學功底，才能做好。

第五篇：中國古典文獻學(教案)（最終版）

第一章 緒論

文獻是人類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發展的記錄，是人類有史以來所從事的生產實踐活動、科學技術實踐活動和人們的相互交往活動的真實寫照，是人類在一切活動中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的系統的積累和總結。在出現文字以前的遠古時代，人類的生產水平極為落后，各個方面都很不發達，所獲得的經驗或知識也很少，只要大腦就可以記憶，而且也夠用了，也并不考慮是否重復以往的經驗的問題。但是，隨著社會的向前發展和人們社會交往的增多，各種知識不斷產生，需要的知識也隨之增加了，光靠大腦既記不住也容納不了，而已記住的東西也容易忘記，所以往往還要走已經走過的彎路，犯已經犯過的錯誤。這使人們逐漸感到，如果有一種辦法能使自己在實踐中所得到的這些經驗和教訓永遠記住就好了，于是就產生了有把這些經驗或知識記錄下來很有必要的想法，這樣自己就再也不會重犯過去的錯誤，而且還可以傳給后人，使他們能夠吸取前人的經驗和教訓，少犯或者不犯錯誤，提高實踐活動的效率和質量。于是，就設法把自己在實踐中所獲得的認知，通過一定的方式，或是以記號、符號、圖像，或以古老的文字記載在一定的物體上，如泥板、樹皮、甲骨、石塊等，這樣就出現了最早的真正意義上的文獻。

我國是世界文明古國之一，有著數千年的文明發展史。早在四千多年前的夏代，我國就已經進入文明社會；二千多年前，就形成為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長期以來，我國各族人民在社會生活與實踐活動中創造出輝煌燦爛的文化，產生了卷帙浩繁、內容廣泛的古典文獻，這些文獻成為我國古代文化遺產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對這些文獻進行研究和整理，從而就形成了一門專門的學問，這就是文獻學。

在我國，“文獻”一詞出現也很早。它最早見于《論語·八佾》：“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鄭玄和朱熹解釋“文”為“文章（件）”，“獻”為“賢才”。元初史學家馬端臨作《文獻通考》，取“文獻”一詞作為書名，他在本書自序中說：

“凡敘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之以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征者從，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紀錄，凡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采而錄之，所謂獻也。”稍后，元代大詩人楊維恢《送僧歸日本》詩：“我欲東夷訪文獻，歸來中土校全經”，所指的“文獻”似乎已專指書籍資料了。明代編纂《永樂大典》，開始曾稱作《文獻大成》；其后，程敏政作《新安文獻志》；清代錢林輯《文獻征存錄》，都把“文獻”作為書籍資料的代稱。現在圖書、情報工作中，“文獻”一詞的涵義很廣，通常泛指一切記錄知識的印刷型與非印刷型出版物，諸如圖書、期刊、報紙與特種文獻。我們所說的古典文獻，一般是指記錄“五四”運動以前各種知識信息的。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我國古典文獻出現過多種形式的載體，從古到今，所采用的記錄文獻的載體有甲骨、金石、簡牘、縑帛、紙、膠片、磁帶、磁盤、光盤數據庫等。文獻的體例與體裁也是多種多樣。就體裁言，有“無書名”者，有“不題作者”者，有“單篇別行”者，有“序傳常置全書之末”者，等等。就文獻內容的體裁而言，有著作、編述、抄纂等；就文獻編篡形式的體裁言，有文書、檔案、總集、別集、類書、政書、表譜、圖錄、叢書以及方志等。

有了文獻，自然就會有圍繞文獻所進行 的工作，我們統稱為“文獻工作”。關于中國古典文獻，前人開展了多方面的工作，諸如目錄的編篡、版本的鑒別、文字的校勘、古書的辨偽與輯佚等。當前幾部“文獻學”專書，大都把這些文獻工作看作文獻學的主要或全部內容，它們側重于講授文獻整理方法，如：王欣夫先生《文獻學講義》（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2月）特設一章，名曰“文獻學的三個內容”，并闡述說：“既稱為‘文獻學’就必須名副其實，至少要掌握怎樣來認識、運用、處理、接受文獻的方法??本課定為三個內容：

一、目錄、二、版本、三、校讎”。認為“文獻學”只是講授文獻整理方法的，這種觀點，現在還有一定的代表性，認為“文獻學”無非是文字、音韻、訓詁加上版本、目錄、校勘而已，文字、音韻、訓詁屬“古代漢語”范圍，因而文獻學只須講講版本、目錄、校勘就可以了。這種看法，恐怕是不夠全面的。

我們認為，文獻學作為一門專門的學問，它的研究對象不應該僅僅是文獻工作，它至少還應該包括文獻本身在內，因此，從嚴格意義上說，文獻學是研究文獻與文獻工作的諸多方面的一門學科，它的研究內容包括：文獻的特點、功能、類型、生產、分布、發展規律以及文獻整理方法。

第二章 記錄文獻的載體

文獻產生的早期，其文字就是一些記號、現了以感光材料記錄知識、信息的新的載體，這是膠片。到了20世紀60年代前后，出現了以磁性材料為載體的文獻，先是將視頻和符號，其載體是一些沒有經過加工的自然的物品，如石板、樹皮、骨頭、竹、木，再稍后就有了經過人加工的載體，如泥板、帛、青銅、竹簡、羊皮、布匹等、到了漢朝，公元105年，蔡倫經過多年的努力，在總結前人的經驗的基礎上，發明了對世界文明產生巨大影響的紙，使得記錄知識、信息的載體得以統一。在此后人類近2000年的歷史長河中，紙一直被當作知識、信息的最好的載體，并迅速廣泛地傳到全世界，且占著載體的主導地位。

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19世紀末期，出

音頻記錄在磁性材料上，用聲音和圖像存儲和傳遞知識、信息，這就是我們平常所說的磁帶。隨后，由于計算機等高科技應用于文獻情報信息工作領域，就將知識、信息以數字符號的形式記載在磁盤、磁鼓上，即磁盤，成為機器可以閱讀的文獻。到了80年代初，知識、信息載體又發生了一次大的革命，人們利用一種激光技術在特制的圓盤上記錄和再生信息，它是繼紙張、縮微品、磁存貯器之后出現的又一種新型的知識載體，是目前世界上既能用于存貯文字、圖像、符號，又能存貯聲音等各種知識信息的最為理想的信息載體，就是當前人們所說的多媒體。縱觀以上各種載體，我們可以按著與之相應的記錄方法分為四大類型：刻鑄型（甲骨、鬼神，《禮記·表記》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正因為如此，所以，許多事情在行事之前，都得借助占卜，以定金石），書寫型（簡牘、縑帛），書寫兼印刷型（紙），感應型（膠片、磁帶、磁盤、光盤數據庫）。

第一節 刻鑄型載體

一、甲骨

甲骨是龜甲和獸骨的總稱。上面刻的文字稱甲骨文，是我國現存最早的文字記載，盛行于殷商時期，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歷史了。殷商時期，生產力水平非常低下，人們信奉

吉兇。甲骨文就是刻在龜甲獸骨上的占卜記錄和一些與占卜有關的記事文字，是當時史官保管的重要文獻。因為出土于殷代廢墟，故又稱“殷墟卜辭”、“殷墟書契”。甲骨文是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才被發現的，出土于河南安陽小屯村，當時當作中藥材“龍骨”出售，住在北京的金石收藏家王懿榮在一個偶然的機會發現甲骨上面刻有古文字，他便四處搜求，共得1500片。不久，王去世，其甲骨為丹徒人劉鶚所得，劉又繼續收集，約得5000片，選擇其中字跡完好的1058片，于1903年拓印成《鐵云藏龜》，這是第一部著錄甲骨文的專書，1904年，孫詒讓據此寫成《契文舉例》二卷，這是我國學者從事甲骨文字研究的開始。其后羅振玉、王國維等人繼續搜訪，羅振玉先后所得達3萬片，編印了《殷墟書契》《殷墟書契菁華》《殷墟書契前編》《殷墟書契后編》《殷墟書契續編》等，加以著錄和考釋。王國維編《戩壽堂所藏殷墟文字》，并于1917年寫了《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續考》等著名論著。

甲骨文自1899年開始發現，迄今已有一百余年的歷史了，在此期間，出土的甲骨實物很多，據胡厚宣《甲骨合集編輯的緣起和經過》的統計，國內有四十多個城市的九十多個單位收藏甲骨達十萬余片，臺灣、香港

藏有甲骨30000片左右，國外日本、加拿大、美國、英國、德國、前蘇聯、瑞士、法國、比利時、韓國等十個國家藏有26000多片。自甲骨文發現至今，有不少學者進行深入的研究，研究性論著約有1400余種。甲骨的辨偽和綴合工作，也取得很大成績。1955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將斷碎了的甲骨聯接起來，編成《殷墟文字綴合》一書，為甲骨研究工作補充了大批新資料。嚴一萍的《甲骨綴合新編》及《補編》又有新的補充和發現。1965年考古研究所編輯出版的《甲骨文編》，收錄甲骨文4672字，可識的字約900余。每字注明出處，加以簡要說明，可以作為甲骨文的字典使用。于省吾關于“獨體形聲字”的發現，對我國古文字研究有重大意義，他所著《甲骨文字釋林》和他主編的《甲骨文考釋類編》對于甲骨文字的研究，都作出了重大貢獻。陳夢家的《殷墟卜辭綜述》是一部全面整理和研究甲骨文以及商史的巨著，是甲骨文研究的總結性著作。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列入國家重點科研項目的《甲骨文合集》，收錄甲骨４萬多片，按五期分二十二類，編輯而成，全書共13冊，是一部集大成的甲骨著錄，是我國第一部大型甲骨文資料匯編。

1953年在鄭州二里崗商代遺址發現商代的甲骨，擴大了甲骨的出土范圍。特別重要的是后來在山西、陜西、北京等地先后發現了周代甲骨文，1977年在著名的陜西“周原”遺址，出土西周甲骨17000片，清洗出有字

甲骨190多片。這批“周原”甲骨共有單字600多個。是研究商末周初歷史、地理和官制的重要史料。這些甲骨的出土，使人們改變了只有殷代才有甲骨文的傳統看法。

二、金石

金石，是青銅器與刻石的總稱。《呂氏春秋·求人》“故功績銘乎金石。”高誘注：“金，鐘鼎也；石，豐碑也。”可見當時已稱鐘鼎碑刻為“金石”。在商代至秦漢的青銅器上面，常常鑄上或刻上文字，這就是常說的“金文”。古代銅器種類很多，一般分禮器（即祭器）與樂器兩大類。禮器以鼎為最多，樂器以鐘為最多，所以前人把鐘和鼎作為一切銅器的總稱，銅器銘文亦稱為“鐘鼎文”。

青銅器不象甲骨，本來就有傳世的，就是出土的，也比甲骨要早得多。據統計，包括傳世和出土的青銅器在內，總數約有10000件以上，其中帶有銘文的銅器約四、五千件。商周金文單字共約3500個，其中可釋字約2000個，青銅器銘文的字體，一般稱為大篆，許慎《說文解字·序》說：“郡國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可見許慎著《說文》就已經利用過銅器銘文的材料了。早在北齊時代，顏之推根據隋開皇二年（582）出土的秦代鐵稱權上面的銘文，發現并訂正了《史記·秦始皇本紀》“丞相隗林”為“隗狀”之誤。宋代以后，青銅器出土日益增多，一些學者開始對青銅器作系統研究，呂大臨作《考古圖》，王黼等編《宣和博古圖》，薛尚功撰《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并作了

釋文和考證，至今仍是研究金文的重要參考資料。清代金石考據之學盛極一時，利用銅器銘文，證經補史，取得不少成績。吳大澂研究金文，考證出古代文獻中一些誤字，大都由于在金文中兩字形體相近，楷化以后混為一字，形近致誤，這些研究成果，寫在他所著的《字說》一書中。后來孫詒讓所作《古籀拾遺》《古籀余論》《名原》等，都是研究金文頗有影響的專著。王國維的《說觥》《說彝》《殷周制度論》等著名論述，更有許多卓越見解和重要發現。近現代關于青銅器研究的重要著作有郭沫若的《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青銅時代》，容庚的《商周彝器通考》，嚴一萍的《金文總集》等。而容庚的《金文編》則是查考金文的字典。刻石記錄文獻起源也比較早，在銅器上刻鑄文字比刻石艱難，秦代以來，石刻漸漸取代了金刻。石文價值不在金文之下，后人取以考證經史，便以金石并稱。

中國現存最早的石刻文字是“石鼓文”，在１０塊鼓形石上，每塊各刻四言詩一首，內容是歌詠貴族畋獵游樂生活，故也稱“獵碣”。所刻書體，為秦始皇統一文字以前的大篆。這些石鼓，出土于唐代初年天興（今陜西寶雞），杜甫、韋應物、韓愈等唐代詩人都有詩篇題詠，發現時文字已殘缺，根據歷史記載，宋代歐陽修所見僅485字，后人所見字數更少，清乾隆時別選貞石重新摹勒，便人拓印，于是石鼓文遂有新舊兩種拓本。秦始皇統一六國后巡行各地，刻石記功，共刻有嶧山、泰山、瑯邪、芝罘、東觀、竭石和會稽等7石，字體均為小篆。這些刻石大都湮沒，瑯邪殘石殘存13行87字，相傳為李斯所書，現陳列于中國歷史博物館。泰山刻石僅有數字，其余嶧山等石刻，只有重摹本流行。司馬遷將上述泰山、瑯邪等刻辭收入《秦始皇本紀》，開創了以石刻文字為史料的范例。

封建社會把整部的儒家經典刻在石版上，作為標準讀本，稱為“石經”，這種做法，是從東漢末年開始的。

漢靈帝熹平四年（175），蔡邕有感于當時的經書輾轉傳抄，難免有誤，奏請刊刻石經，靈帝囑咐他用隸書把《周易》《尚書》《魯詩》《儀禮》《春秋》《公羊傳》和《論語》等七部書寫在石版上，刻成石經，立于首都太學門外，作為經書的標準本。據史書記載，當時從全國各地趕來洛陽抄寫經文、校對文字、石出土，散存各處，稍稍拓印流傳。

唐大宗開成二年用當時風行的楷書，刻了１２部儒家經典，立在長安太學（清康熙摹拓印本的人很多，太學門外每天都有幾百輛車乘，交通往往為之阻塞。這部石經因為刻于漢代熹平年間，又只有隸書一種字體，故稱“漢石經”、“熹平石經”、“一字石經”。三國魏曹芳（齊王）正始年間（240-248），用古文、篆書、隸書三種字體，刻了《尚書》《春秋》兩部經書，稱為“魏石經”、“正始石經”或“三體石經”。

這兩部石經原來都立在洛陽城南太學講堂前面，原石有４８塊，至永嘉年間有人所見只剩18塊，經過歷代滄桑，遷徙破壞，片石不存。晚清以來，有一些漢魏石經大小殘

七年補刻《孟子》，“十三經”始全）。這部石經，從唐文宗大和七年（833）始刻，到開成二年（837）刻成十二經經文。通常稱為“唐石經”、“開成石經”，或“大和石經”。“開成石經”對后代影響很大，五代雕版刻印經書，就以它作為依據。時至今日，許多石經都已殘缺，它卻完整地保存在西安碑林中。

自從雕版印刷事業日益發展以后，石經的作用相對下降，雖然五代時刻過“蜀石經”（又稱“廣政石經”）；北宋時刻過“嘉祐石經”；南宋時刻過“宋高宗御書石經”；清乾隆間刻了“十三經”，但它們的文獻史料價值，第二節 書寫型載體

一、簡牘

古時，有以竹為簡記事者，有以木為牘都不可與前敘的三部石經同日而語。

記事者，合稱為簡牘。把竹簡、木牘作為書寫文字、記錄文獻的材料，始于何時，現在還難以考定。在商代青銅器上，常見“冊父乙”、“冊父丁”的銘文，《尚書·多士》說：“惟殷先人，有典有冊”，金文“冊”字很像竹簡的編綴形式，“典”字則像置“冊”于幾上，可見商周之際已有簡冊，但至今出土的簡牘，最早是戰國時期的，還沒有發現春秋時代的竹木簡。

關于簡牘的制作方法，東漢王充《論衡·量知》篇有比較詳細的記載：“截竹為筒，破以為牒，加筆墨之跡，乃成文字。大者為經，小者為傳記。斷木為槧，析之為版，乃成奏牘。”簡的制法大致是，將竹斷成筒，刀削其皮并剖成竹片，經過烤炙“殺青”，既可去掉

水分，又可防腐防蟲，然后用筆墨書寫文字于背面。至于版牘，也是先鋸成木段，剖成版片，再加刨治刮削，經過精細的打磨，使之平滑，成為書寫版。

竹簡長短不等，有二尺四寸、一尺二寸、八寸、六寸等各種規格。武威出土的《禮記》木簡和《喪服》經竹簡同長，約為 55.5－56.5厘米，若以23.3厘米相當于漢尺一尺計算，這批經書的簡牘約為二尺四寸（55．92厘米）。而醫簡則在23-23.4厘米之間,與漢尺一尺相近。古時二尺四寸竹簡多記儒家經典或法律文書，唐·賈公彥《儀禮·聘禮疏》：“《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二尺四寸。”由于法律文書竹簡多為二尺四寸，故稱“三尺法”。六寸、八寸簡，短小，便于隨身攜帶，多用于一般記事。湖北望山的雜事札記簡長60厘米，“追策”簡長64厘米；湖北隨縣曾侯乙墓的簡竟長達72-75厘米，可見當時列國簡策的長度，沒有統一規定。

在竹簡上寫字，字數也不一致，少的只有幾個字，多的有幾十個字，超過100字的則又較罕見。武威《儀禮》簡，每簡多至60字或80字，湖北江陵望山２號墓出土竹簡也寫有60余字，多的達73字。《漢書·藝文志》載：“劉向以中古文《尚書》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根據出土食物，《漢志》所說的每簡22字或25字，只是就幾種

具體書籍說的，未必是通例。據古文獻記載，簡文有墨書和漆書兩種，迄今所見，都是用毛筆蘸墨書寫的，漆書從未發現，竹簡上的文字，書寫有誤，可以削去墨跡再寫，河南信陽出土楚簡，有的上面有刀削痕，殘筆尚隱約可辨。

關于簡牘的編聯，有的是先編后寫，也有的是先寫后編。至于編聯的道數（即用幾道繩），至今發現的戰國楚簡，多數用2編，其中信陽竹簡用3編，望山1號墓簡用４編。還有一些更長的木簡用５編。《說文》《獨斷》所說編簡用２編，指的可能是通常情況。３至５編，文獻記載所無，但卻是某些簡冊實際上所需要的編數。增加編數，旨在固定，已有出土實物可資驗證。竹簡多用皮繩或青絲編聯在一起，牛皮編簡稱“韋編”，青絲編簡稱“絲編”。孔子晚年讀《易》“韋編三絕’，是指牛皮繩編簡而言。簡書編聯書寫后卷起，宋代崇寧、政和年間相傳都或多或少發現過簡牘。但所有這些，原物早已蕩然無存。

近世以來，自1899年（清光緒二十五年）題目多在其后，所謂“編連為策，不編為簡”。

早在漢代就發現過古代的簡牘。據《漢書·藝文志》記載：漢景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戰國竹簡。《論衡·正說篇》說：漢宣帝時河內女子于老屋得古文書。晉太康三年（282）汲郡（今河南汲縣）人不準盜發魏王古墓，發現竹簡數十車，經當代學者束皙整理，得古書75篇16種，寫成當時文字，共十余萬言，其中《竹書紀年》《穆天子傳》保存至今，仍然是研究古代歷史的重要文獻，《晉書·束皙傳》對這次發現竹簡的經過及簡書種類有詳細記述。此外，南齊、北周和

在新疆塔里木河附近出土晉代木簡以后，到1949年50年間，發現竹木簡并見于報導的共有7次，共計出土竹木簡牘一萬多枚。其中以1914年發現敦煌漢簡、1930年發現居延漢簡、羅布淖爾漢簡影響最大。羅振玉的《流沙墜簡》，羅振玉、王國維的《流沙墜簡考釋》，中國科學院《居延漢簡甲編》，黃文弼《羅布淖爾考古記》分別對上述三批簡牘作了著錄、拓印、考釋和研究。

建國后，先后在湖北、湖南、河南、山東、江蘇、江西、甘肅、新疆等地發現竹木簡30余批共計約三萬枚。其中湖南長沙、河南信陽、湖北江陵出土的戰國楚簡、湖北云夢睡虎地出土的秦代法律文書簡、甘肅武威出土的漢代《儀禮》簡和醫方簡，以及山東臨沂銀雀山出土的《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等兵書簡，都是考古史上的重大發現，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和歷史意義。

出土竹簡時代最早的是戰國時的楚簡，從1951年到1965年之間，先后在湖南長沙五里牌、仰天湖、楊家灣，河南信陽長臺關，湖北江陵望山的6座墓葬出土過7批800余枚竹簡，經過整理拼復，綴合為530多枚。內容包括竹書、雜記、遣策及其它４類，遣策所占比例最大。《儀禮·既夕禮》：“書遣于策”。鄭玄注：“策，簡也；遣，猶送也。”入葬時把親友所送禮物寫于簡上，隨之下葬，有時把墓主人生前喜愛之物也包括在內。出土的這批遣策，記述了1000余件隨葬品的名稱和數量，為研究戰國中晚期楚國歷史、社會經濟、手工業生產等情況提供了重要資料。七批楚簡共有4200余字，其數量遠遠超過楚地出土的金文。戰國文字，上承商周甲骨文、金文，下啟秦篆和隸書，是文字發展史上的重要轉折點，楚簡上的文字，具有不同于商周字體和其他各國文字的獨特風格，填補了戰國時期竹簡文字的空白。這7批楚簡的形制及其編連形式，更為研究古代簡策制度提供了可貴的實物例證。

湖北云夢睡虎地秦墓于1975年底出土秦簡1100多枚，大部分是秦朝的法律和文書。有秦法律３種、秦治獄案例和《南郡守騰文書》《為吏之道》《日書》等等，還有一部類似歷史年表的《大事記》。我國古代法律，能夠完整保存下來的，以唐律為最早。隋代以前的律令，只有后人輯錄的一些零碎篇章，著名的“秦律”又久已失傳，這次睡虎地發現的３種秦法律竹簡，就顯得尤其珍貴！《大事記》一卷，分寫在53枚竹簡上，按年系事，記載了自從秦昭王元年（前306）到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將近100年間的大事，據考古工作者判斷，這批竹簡是在秦始皇三十年陪葬埋入的，司馬遷在撰述《史記》時肯定沒有看到過這份重要材料。因此可以用它來補正《史記》，解決這段史實中的矛盾和疑難問題。

甘肅武威磨咀子6號漢墓1959年出土的

竹木簡，是一部重要的儒家經典，分三個部分，甲本是7篇《儀禮》，為木簡；乙本是1篇《服傳》，也是木簡；丙本是竹簡寫的《喪服》經。今本《儀禮》是東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的雜糅今文古文的阮元刻《十三經注疏》本，而武威甲本《儀禮》很可能是后蒼、慶普傳下的沒有被鄭玄打亂家法以前的今文禮，武威丙本則代表未附傳文以前更早的一個本子。這個西漢時代寫本的發現，為研究漢代經學和《儀禮》的版本、校勘，提供了重要的啟示和第一手資料，有著重大的學術價值。武威磨咀子18號漢墓出土的鳩杖上系有10枚木簡，上面載有漢成帝建始二年（前31）的詔書：“七十受王杖者，比六百石，入宮廷不趨??有敢征召侵辱者，比大逆不道”，這便是著名的“王杖”簡，據此可以考知漢代尊老賜杖的制度。1972年，武威旱灘坡漢墓又出土了大批醫藥簡牘，共計92枚，等殘簡。

《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的同時發現，解決了這兩部書歷史上長期以來懸而未決的簡文中列藥物100種，比較完整的醫方30多個，可以說基本上是一部古老的醫方書。我國最早的醫方書，當推漢代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但原書早已散佚，傳世的是后人整理的輯本。因此，武威醫簡應是我國目前發現最早的比較完整的古代醫方文獻。山東臨沂銀雀山西漢墓1972年4月出土竹簡4900多枚，多用隸書書寫，其中絕大部分是兵書，如《孫子十三篇》《六韜》《尉繚子》等，特別可貴的是發現了失傳已1700余年的《孫臏兵法》，此外，還有《漢元光元年歷譜》等佚書，及《管子》《晏子》《墨子》

問題，關于孫武和孫臏的事跡，司馬遷在《史記·孫武吳起列傳》里記載得清清楚楚，孫武生于春秋末期，孫臏生于戰國，兩人先后相距約二百年，都各有兵法傳世。后來有不少人提出疑議：有的認為《孫子兵法》出于后人偽托；也有的懷疑孫武、孫臏原是一人；有的認為現存《孫子兵法》源出孫武，完成于孫臏；甚至有人斷定《孫子兵法》十三篇為孫臏所作，否定歷史上有孫武的存在。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這次《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竹簡同時出土，實為考古界的驚人發現，足以了斷近乎千載的聚訟紛爭。《六韜》一書，見于《漢書·藝文志》，通鑒目錄》《歷代長術輯要》《二十二史朔閏但自宋以來，卻有不少人懷疑它是偽書。有的說它“其辭俚鄙，偽托何疑”（姚際恒《古今偽書考》）；有的說它“大抵詞意淺近，不類古書”（《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兵家類》）。《尉繚子》也只見于《漢書·藝文志》，清譚獻在《復堂日記》中說：“《尉繚子》，世以為偽書，文氣不古，非必出于晚周”；《書目答問》甚至說：“《六韜》偽而近古，《尉繚子》尤謬，不錄”。漢人手寫的《六韜》和《尉繚子》殘簡的同時出土，證明這兩部書在西漢前期就已廣為流傳，絕非后人偽作。同時出土的《漢武帝元光元年歷譜》，是現今發現的我國最早、最完整的歷譜，它所載的朔晦干支以及其他內容，可以幫助我們校正《資治

表》等的差誤。

竹木簡作為記載文獻的材料，比起甲骨、金石，具有取材容易、制作書寫方便的優越性，所以在一定的歷史時期里，成為主要的書寫材料，可是一枚簡牘容納的字數畢竟有限，而保存、移動、閱讀都很不方便。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始皇“衡石量書”，每天批閱的文件用衡器稱取120斤，又《滑稽列傳》記載東方朔初入長安時，給漢武帝上奏：“凡用三千奏，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可見是非常笨重的。

二、縑帛

正因為簡牘笨重，所以，又有縑帛與之同時并行，《墨子·明鬼篇》：“故書之竹帛，傳遺后世子孫。”由此可知，春秋戰國時期書寫材料是竹帛并用的。帛質輕薄柔軟，可以卷舒，便于攜帶，還能夠隨文字長短截取，易于流行。西漢末年，揚雄在給劉歆的信里談到他調查方言的方法時說：他常常拿一支三寸長的筆，一段四尺長的上過油的絹。這種絹寫過了可以抹掉再寫。縑帛用于書寫材料，在漢朝是相當流行的。不過，縑帛是絲織品，價格較高，所以當時的作者，往往把文字的初稿，寫在光滑的白絹或版牘上，改定以后，才寫上縑帛。應劭《風俗通義》說：“劉向為孝成皇帝典校書籍二十余年，皆先書竹，改易刊定，‘可繕寫’者以上素也。” 帛書與簡書并行時間較長，在紙張發明以后還流行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北堂書抄》引

《崔瑗與葛元甫書》中說：“今遺送許子十卷，貧不及素，但以紙耳。”由此可證，距離紙張發明已有三百余年的東漢末年，帛書仍在流行。但帛書不易保存，容易損毀，流傳至今者多是從地下發掘的實物。

早在1942年9月，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墓因盜掘曾出土一件馳名世界的戰國帛書。這件帛書出土時折疊為八幅，中央折紋處稍有損壞，書系絲質，帛絲的經緯并不勻稱，有粗有細，因入土年久，已呈深褐色，毛筆墨書，連同邊上的文字總共900余字，字若蠅頭小楷，筆畫勻整。帛書四周，用朱、絳、青幾色顏料繪出各種奇特的神怪圖像。1973年12月，在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了二十多種十二萬多字的西漢帛書，成為我國考古學界的空前發現，豐富了我們對縑帛的認識，拓開了我們的眼界。其中有不少失傳一兩千年的古籍。包括《老子》甲本、《老子》乙兩種《老子》寫本大體相同，但與今本對照，章次有些與今本不同。文字亦有不少出入，上下篇次序則與傳世的通行本相反，即乙本，以及《老子》甲本卷后無篇名的4篇佚書，《老子》乙本卷前的《法經》《十大經》《稱》《道原》４種文獻，歷來都沒有傳本；還有《周易》《易說》以及《戰國縱橫家書》和相馬經、醫經方、天文星占等古籍，另外還有用帛繪制的導引圖、地圖、駐軍圖、街坊圖、帛畫等等。馬王堆帛書為研究我國戰國秦漢時期的歷史、哲學、天文、地理、軍事、醫學等各個方面提供了極為豐富的重要資料。

帛書中的《老子》《周易》等書，和今本頗有出入，可以作為校勘的重要依據，甲、《德經》在前，《道經》在后，而與《韓非子·解老》《喻老》兩篇所引《老子》本文次序一致。帛書《周易》原無篇題，包括“系辭”在內，約5200字，卦辭和爻辭雖與今本基本相同，但六十四卦的排列次序完全不一樣，今本分上下經，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卦，帛書則不分上下經，保存了比較簡單的原始形式。帛書《戰國縱橫家書》共二十七章325行11000多字，其中有十一章內容見于今本《戰國策》和《史記》，但文字稍有不同。另外十六章是久已失傳的佚書。西漢末年劉向編輯《戰國策》時，未必見過此本。以帛書和今本《戰國策》時照，可以作為校勘的重要依據。今本《燕策·二》“燕說齊”章，與帛書文字出入較大；又《趙策·四》“趙太后新用事”章，帛書作“趙太后親用事”；“左師觸讋愿見太后”，帛書作“觸龍言愿見太后”。另外，帛書本還保存了蘇秦的一些書信和談話內容，既可以糾正有關蘇秦歷史的許多錯誤，又可以校補這段戰國時代的歷史記載。天文星占方面的佚書一種，約8000字，無篇題。內容主要是木、金、水、火、土五星占及五星行度。作于公元前170年左右，“占文”保存了公元前370年到前270年間甘氏與石氏天文書的部分內容，尤其重要的是，書中根據實際觀測，記錄了從秦始皇元年（前246）到漢文帝三年（前177）70年

間木星、土星和金星在天空中運行的位置，并推算出了它們的公轉周期。這是我國至今發現的最早的天文學著作。在五星行度表和另一種佚書的干支表中，都出現第一次農民起義軍的“張楚”的年號，值得珍視。

第三節 書寫兼印刷型載體——紙 自從漢代紙發明以后，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國古籍的面貌。紙張逐漸代替了簡牘和縑帛，成為古籍的書寫、印刷的材料。

關于紙的發明，據《后漢書·蔡倫傳》記載，蔡倫于東漢和帝元興元年（105年）發明了紙，同時蔡倫也是第一個用植物纖維造紙的人，早已為世界所公認。我國有的歷史文獻說明在公元前漢武帝時代就已經出現了紙，可是沒有事物佐證，未被學界接受。1933年在新疆羅布淖爾漢代烽燧亭故址中發掘出一片古紙，白色，約４Ｘ１０厘米，其形狀為方塊薄片，四周不完整，質地很粗糙，紙面露有麻筋。當時根據一同出土的黃龍元年（前４９）木簡，推斷為漢宣帝（前73-前49）時的遺物。這一發現，關系到植物纖維紙的發明時間問題，可惜發現后不久這片古紙就被毀于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中日戰爭的炮火，無法再作深入的研究。

1957年5月，西安市郊灞橋漢墓發掘出

來的古紙，黃色，長寬差不多10厘米，出土時已裂成一些碎片，經取樣化驗，認為主要為大麻纖維所造，間亦混有少量苧麻。1972－1974年甘肅居延肩水金關漢代遺址中又發現兩種麻紙。其中一種色白，質薄而勻，細密堅韌，一面平整，一面稍毛糙，含有大麻纖維。1978年12月陜西扶風縣一處西漢窖藏中出土3片可能是漢宣帝時的麻紙。根據以上這些新發現，有的學者們斷定我國植物纖維紙發明于西漢，把植物纖維造紙的時間上推了近二百年，把這些作為有力的實物佐證。當然也有的學者認為，這些實物制作時間是否確在西漢時期，還很難確定。張秀民《中國印刷史》對上述幾次出土古紙的時代都表示懷疑，他認為“即使在同一處發掘出來的古物，也不一定都是同時的”。“同地出土的東西，有時年代可能相差很大，而紙的本身又無文字，所以說它是公元前一世紀物，也只是一種推測”。

我們撇開上述古紙的制作時代，單就他們的用途而言，這些古紙，都是為專供包裹和襯墊等雜用的，至今還沒有發現上面寫有文字的西漢絲紙或麻紙。所以，迄今為止，最早采用多種植物纖維為原料制造、專供書寫用的紙張，應是蔡倫在總結前人經驗的基礎上制造成功的“蔡侯紙”。《后漢書·蔡倫傳》載：“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為‘紙’，縑貴而簡重，并不便于人。蔡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元興元年（105）奏上之，帝（和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小注又引用今本《東觀漢記》（卷二十）云：蔡倫“典作尚方，造意用樹皮及敝布、魚網作紙。元興元年奏上。帝善其能，自是莫不用。天下咸稱‘蔡侯紙’。”兩者文字幾乎全同，都有“造意”二字，造意就是出主意，就是發明創造，意思已很明白，這是蔡倫發明造紙的有力證據。

雖然自蔡倫以后，紙已用來寫字著書，但漢代用紙寫書的文獻記載和出土的文物，都非常罕見，現存古紙亦只有寥寥數種，這些事實，說明紙作為新興的書寫材料剛剛問世，還沒有得到普遍的注意和應用，一是當時生產力仍然低下，無法普及；二是長期使用竹帛的傳統習慣一下子難以完全改變過來，從東漢至魏、晉，一直是縑帛、簡牘、紙三者并用，貴族和上層階級重帛輕紙的觀念仍然強烈，直至東晉元興三年（404），桓玄廢晉安帝，自立為皇帝，下令說：

古無紙，故用簡，非主于敬也。今諸用簡者，宜以黃紙代之。（《初學記》卷二十一引?桓玄偽事?）

確立了紙作為唯一的文獻載體的地位，從而結束了簡牘時代。當代出土文物，也證明晉滅以后，不再有簡牘文書，而多為紙寫的資料了。

兩千年來，我國古文獻用植物纖維紙作載體，其記錄形式有兩種：寫本和印刷本。至今為止，我們能夠見到的最早的寫本是新疆吐魯番地區出土發掘的西晉元康六年（296

年）佛經殘卷寫本以及《晉人田賦》殘卷。北京圖書館所藏的西涼建初年間（405年）所寫的《律藏初分》與北魏太安四年（458年）所寫的《戒緣》，也是較早的寫本。其次是唐寫本，1966年至1969間，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吐魯番阿斯塔北區的唐墓中發現一批唐代寫本古文獻，如《論語鄭玄注》殘卷等。由此可知，唐代寫本流傳很廣，不僅盛行內地，而且在邊疆地區的流行也相當廣泛。

宋代以后，盡管雕版印刷日益興盛，但是寫本仍然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甚至有些大藏書家是靠抄本積聚文獻。如陳振孫家中藏書五萬余卷，均抄自鄭、方、林、吳諸家。到了明代，抄本仍流行，有所謂吳抄（長洲吳寬）、文抄（長沙文征明）、王抄（金壇王肯堂）、沈抄（吳縣沈與文）、楊抄（常熟楊儀七）、姚抄（無錫姚咨茶）、秦抄（常熟秦酉巖）、錢抄（常熟錢謙益），等等。清朝時期，不少典籍也靠抄本流行，1962年福建發現了道光年間福建女作家李桂玉用畢生精力寫成的彈詞長篇小說《榴花夢》完整抄本，全書共三百六十卷，大約四百八十三萬八千字。是目前我國流傳的古典小說中最長的一部抄本，十分可貴。

印本書籍，是隨著我國雕版印刷術的興起而出現的。我國雕版印刷術興起于唐初。唐朝后期，逐漸普及，當時刻印地區有長安、敦煌、四川、浙江等處，所刻內容有日歷、字書、歌曲、詩文以及佛經等。傳世最古的

唐代印刷品是太和二年（828年），乾符四年（877年）刻的兩本日歷以及咸通九年（868年）雕印的《金剛經》，已被伯希和從敦煌盜往國外。國內現存的唐代印刷品僅有兩件：一是在四川成都唐墓中出土的梵文《陀羅尼經》，二是浙江龍泉塔中發現的卷本《妙法蓮花經》。

五代時期，雕版印書事業發展迅速。據記載，后唐長興三年（932年）由馮道等人建議，曾依照石經刻“九經”印版，這是用雕版印刷經書的開始。其后又擴至《孝經》《爾雅》《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等書，由國子監負責此項工作，成為我國最早的“監本”古典文獻。五代私人刻書，有四川毋昭裔在明德二年（935年）刻成的《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等書，乾德五年（923年）貫休和尚自刻《禪月集》。

宋代雕版印書事業十分發達，官府、書院、極的推動作用。

北宋中葉，畢昇發明了膠泥活字印刷術，此后，又陸續出現有木活字、銅活字、鉛活私家與書坊都從事雕版印書工作。印本書籍數量之多，范圍之廣，成品之精，都是前所未有的。當時刻印書籍，除儒家經典外，還大量刻印史書、子書、醫書、算書以及日常參考的類書和詩文等。當時刻印的中心地區，除首都汴梁（開封）外，還有浙江杭州、福建建陽、四川成都、眉山以及山西平水（臨汾），江蘇、安徽、江西、湖北、廣東等地也都有水平很高的各類印本書。當時社會出現了專營出版物的“書肆”，如杭州陳道人的“經籍鋪”、尹氏“書籍館”以及建陽余家、虞家經營的“書肆”，對豐富人民文化生活起了積

字和磁活字印本書籍，這類印本雖未普及，仍以雕版為主，但反映了我國古代印刷事業的進展情況。

明清時代，印本書籍已成為古典文獻的主要表現形式。明代北京與南京是刻印圖書中心，杭州、建陽等地刻印事業仍在發展，四川眉山等地已為蘇州、徽州等地新興印刷業所代替。此外，邊遠地區已開始刻印書籍，如海南島刻印的書籍也具有相當的規模。雍正四年（1726年）陳夢雷用新制銅活字排印《古今圖書集成》，這是一大創舉，此書每部一萬零四十卷，五千零二十冊，共印六十四部，在中國古代印刷史上占有顯著的地位。十九世紀中葉以后，現代石印、銅版印刷以及鉛字排印等新技術興起，逐步取代了古老的雕版印刷術。

隨著科學技術的高度發展，近二十來，在我國激光照排技術逐漸普及，這種用計算機自動編輯、通過激光照排再進行印刷的印刷術，是印刷史又一次巨大進步，傳統的雕版印刷乃至活字印刷都很快被它取代，因為，無論在印刷速度還是印刷質量等方面，它都具有諸多優越性。

第四節 感應型載體——膠片、磁帶、光盤等

隨著生產、科學技術、文化的發展，文獻越來越多，而存貯的空間有限，人們就設法尋找一種占據空間小、存貯密度大的載體。１９世紀末以后，載體有了新的發展，種類多起來了，開始出現了以感光材料記錄知識、信息的載體，這是以縮微照相為記錄手段而產生的一種信息存貯載體，有縮微膠卷、縮微平片、縮微卡片和縮微印刷四種，其優點是存儲密度大、體積小、價格便宜、壽命長、攜帶方便。利用感光材料作為載體，經過一定的加工處理，對文獻進行印刷、復制、攝像、傳遞，比起以紙為載體采用雕版印、鉛字印刷要快速得多、方便得多、準確得多，工作效率的提高，更非傳統的印刷方式所能比擬。但是由于人們不能用眼直接閱讀，而需借助于閱讀機，且人的眼睛易于疲勞，所以它的發展也必然受到很大的限制。到了２０世紀６０年代前后，科學技術更進一步發展，知識信息急劇地增加，文獻的數量也成倍增長，伴隨著這種增長的則是載體發生了又一次革命性的變化，出現了以磁性材料為載體的文獻。先是將視頻和音頻記錄在磁性材料上，用聲音和圖像存儲和傳遞知識、信息，這就是我們平常所說的視聽資料或聲像資料。隨后，由于計算機等高科技

應用于文獻情報信息工作領域，就將知識、信息以數字符號的形式記載在磁帶、磁盤、磁鼓上，成為機器可以閱讀的文獻。二十世紀80年代初，載體又發生了一次大的革命，人們利用一種激光技術在特制的圓盤上記錄和再生信息，這是一種不同于前述的磁性載體的光學存貯器，它是繼紙張、縮微品、磁性存貯器之后出現的又一種新型的知識載體，是目前世界上既能用于存貯文字、圖像、符號，又能存貯聲音等各種知識信息的最為理想的信息載體，就是當前人們所說的光盤數據庫。這種載體不僅存貯容量大，讀取速度快，而且穩定性能好，壽命長，使用方便，大受人們的歡迎，發展至今不僅有了只讀光盤，而且有了寫讀光盤和可擦寫光盤，其發展異常迅速，自1985年世界上出售第一張光盤以來，其品種、數量與日俱增，光盤載體有其自身的很多優點，但也有它的不足，而紙質載體雖有其自身的弱點，卻也1992年，中國科技信息研究所重慶分所研制成功我國第一個光盤數據庫《中文期刊篇名數據庫》，此后，我國的光盤數據庫也迅速發展起來，各種光盤數據庫如雨后春筍，不斷出現。這種全新的載體，對知識、信息、情報的存貯、傳遞、交流，以及信息產業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不可估量的影響。目前這種全新載體幾乎達到了與紙質載體分庭抗禮的境地，因而，“無紙世界”、“無紙圖書館”、“電子圖書館”、“虛擬圖書館”、“數字圖書館”等看法在世界上漫延開來，似乎整個世界將要用新型的載體完全取代紙質載體。但是我國圖書情報界的大多數學者認為：雖然

有光盤所沒有的長處。更何況紙張在全世界已應用近2000年。因此，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世界上還不會成為無紙世界，仍然還是紙質載體與光盤載體近期并存、優勢互補、協調發展、相得益彰的局面。當然，再過多少年，人們也許會再發明一種更加新穎的、先進的載體來取代目前所有的載體，這也不是不可能的。

第五節 與載體相聯系的文獻閱讀視聽

類型

由于文獻載體的多種并存和不斷更新，現在我國的文獻資料在閱讀和視聽方面，大約可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1.原始型文獻 包括契刻在龜甲獸骨上的甲骨文文獻，鑄造在青銅器皿上的金文文

獻，雕刻在碑版上的石經和石刻文獻，書寫在竹簡、木牘上的簡牘文獻；以及書寫在縑帛上的帛書文獻等等。

2.書寫型文獻 這是以紙為主要載體(也采用簡牘縑帛等)的我國古代的非印刷型文獻和今天的沒有付印的手稿，也就是雕版印刷發明之前的古寫本和印刷發明之后的寫本、抄本、稿本、文稿等。如日記、書信、筆記、契約、文章、會議記錄、電話記錄等。這類文獻對研究工作往往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有的可能還具有歷史價值和文物價值。3.印刷型文獻 這也是以紙為載體，采用雕版刻印、活字排印、石印、鉛印、影印、復印等方法產生的文獻，是傳統文獻的基本形式，也是現代文獻的主要形式。例如復印

的古籍、當代的圖書、期刊、報紙、圖冊等，機將貯存的信息輸出。計算機能貯存大量信這類文獻的優點是便于交流傳遞，缺點是體積大，較笨重，收藏管理都比較麻煩。4.縮微型文獻 這是一種新型的文獻,是以感光材料為載體，利用縮微照相技術攝制產生的文獻。如縮微膠卷、縮微卡片等。激光技術和全息照相技術發明和應用以后，又出現了超縮微膠片。縮微文獻的優點是體積小，貯存密度高，節省貯藏空間。缺點是必須借助縮微閱讀機才能閱讀。

5.機讀型文獻 這是一種最新型的文獻。也就是計算機可讀型文獻，是以磁性材料磁帶、磁盤、光盤等為載體，通過編碼和程序設計，把信息變成計算機可識別的機器語言，輸入計算機,必須要閱讀時,再由計算

息，并能高速度地通過多種途徑檢索，雖然它必須具有一系列的配套設備，還需要有掌握計算機技術的專門人員操作,但機讀型文獻是一種很有發展前途的文獻類型。6.聲像型文獻 也是一種新型文獻。也稱直感資料或視聽資料。是以磁性材料或感光材料為載體，借助一定設備直接記錄下聲音或圖像信息，諸如唱片、錄音帶、錄像帶、電影片、幻燈片等，它脫離了或基本脫離了文字形式，只是利用視覺、聽覺直接接受文獻信息，它可以幫助人們觀察某些特殊現象，尤其在傳播文化藝術方面所起作用更大；但對于常規的書本學習,目前還不可能作為經常性的使用手段代替印刷型的紙本文獻。

第三章 文獻的體裁

我們這里討論文獻的體裁，是就文獻編篡形式而言的。從文獻的編篡形式上說，古典文獻的體裁至少可分為文書、檔案、總集、別集、類書、政書、表譜、圖錄、叢書、方志等十多類。

第一節 文書和檔案

一、文書 文書，是指古代盟約、公文、契約、書札、案牘以及詔誥、奏議、文告、訴狀等，如侯馬盟書、敦煌文書、吐魯番文書、徽州文書。

侯馬盟書 春秋晚期晉定公十五年到二十三年（前494—前489）晉國世卿趙鞅同卿大夫舉行盟誓的約信之辭。1965年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在發掘山西侯馬晉城遺址時發現。盟書又稱“載書”。《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鄭玄注曰：“載，盟誓也，盟者書其辭于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于上而埋之，謂之載書。”當時諸侯和卿大夫舉行盟誓活動，以盟書記錄盟誓之辭。盟書皆有數本，一本埋于盟所或沉于河，以取信鬼神，與盟者各持一本，藏于祖廟或司盟之府。出

土的侯馬盟書共5000余件，字跡比較清楚的有600余件，每件最少10余字，最多達200余字，用毛筆將盟辭書寫在圭形的玉石片上，字跡一般為朱紅色，少數為黑色，字體近于春秋晚期的銅器銘文。侯馬盟書的發現，對研究中國古代文書、古代盟誓制度、古文字以及晉國歷史都有重大意義。

吐魯番文書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古墓葬區出土的東晉到元代（4-14世紀）這一歷史時期的紙質寫本文書。主要是漢文，也有古粟特、突厥、回鶻、吐番文等。19世紀末，先后遭到俄、英、德、日等國人的掠奪。20世紀50年代以后，國外陸續發表了一些中國吐魯番文書的考釋材料，令人深思與關注。1954年科學院出版《吐魯番考古

記》，自1959年起，我國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吐魯番墓葬區進行了十多次大規模的發掘和清理，寫成發掘報告和文書簡介，在70年代后期分別以普及本和圖版本陸續出版。吐魯番文書就其性質而言，可分為以下四大類：（1）公府文書，有朝廷詔敕、律文、籍帳以及各級軍政機構的文牒；（2）私人文書，包括世俗及寺觀所有的衣物疏、功德疏和其他各類疏，以及契券、遺囑、辭、啟、信牘等；（3）古籍，有儒家經典、史書、詩文、啟蒙讀物等；（4）佛教經論、道教符箓以及其他宗教文書和典籍。吐魯番文書早于敦煌文書，其中以唐代公私文書數量最多，是研究這一歷史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以及社會生活各方面的原始文獻資料。

敦煌文書 指甘肅省敦煌縣莫高窟所出土的五世紀至十一世紀的多種文字古寫本。1900年，道士王圓箓發現于莫高窟17窟藏經洞。1944、1965年又續有發現。遺書總數超過4萬件，其中漢文寫本在3萬件以上，另有少量刻印本。遺書多為卷軸式，寫本題款有記年者近千件，年代最早者為西涼建初元年（405），最晚者為宋咸平五年（1002）。漢文寫本百分之七八十寫于中唐至宋初，其中佛典占95％，包括經、律、論、疏釋、贊文、發愿文、懺悔文等；非佛典文獻占5%，包括經、史、子、集四部，其中曾發現一些很有價值的佚書。敦煌文獻中最有珍貴史料價值的是官私文書。官方文書有符、牒、狀、帖、榜文、判辭、過所、公驗、度牒、告身

籍帳等；私家文書有契券、社司轉貼、帳歷、明代徽州地區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關書牘、分家產文書、遺書等。其中租佃契、典地契、借貸契、買賣契、雇傭契等，都是研究唐五代至宋初社會經濟史的第一手文獻資料。

徽州文書 指明代安徽徽州地區的文書，包括官府文告和私人契約等。明代徽商勢力雄厚，徽州經濟和文化都很發達，文書契約存留至今的比較多。現在安徽、北京、南京、天津一些圖書館和科研單位多有收藏。其中官府文書有官府頒發的文告、編發的戶帖、清冊供單、魚鱗圖冊、催征稅糧條鞭長單、審圖小票、審定戶由、歸戶冊等；私人文書契約多屬程、汪、胡、王等大戶的文件，如收租底、分家合同等等。這些文書對于研究

系、租佃制度、商業資本的發展以及封建宗法制度的狀況，都有著重要參考價值。

二、檔案

經過立卷歸檔集中保管起來的，具有查考、使用價值的各種文件材料，稱為檔案。

我國古代檔案，先后以甲骨、金石、簡牘、縑帛為載體，造紙術發明以后，檔案又以紙作為書寫材料，隨著科技的發展，現代一些具有保存和查考價值的照片、影片、錄音帶也可存作檔案。我國檔案起源很早，清末河南安陽出土的甲骨卜辭，就“屬于王室的文書記錄，是殷代的王家檔案”（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第46頁）。存世和出土的西周銅器銘文，所記有冊命、賞賜、志功、征伐、36 訴訟等各個方面的大事活動，自然也是具有檔案性質的。1975年底在湖北云夢睡虎地秦墓葬中出土的一千多枚秦簡，其中大部分是秦代律法的原文和解釋，是一批非常珍貴的律法檔案。我國現存的檔案實物，除上述甲骨檔案、金文檔案、簡牘檔案以外，以明、清檔案所存為最多，大約還有一千多萬件（冊），主要保存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包括明清兩朝中央機關和少數地方機關、少數個人的檔案，共計74個全宗。其中明朝檔案較少，只有三千多件，主要是天啟、崇禎時期的兵部檔案，也有少數其他時期檔案。清朝檔案在所藏明清檔案中占絕大多數，從時間上看，包括入關前天命前九年（1607）至宣統三年（1911）以及溥儀退位后于1912

至1940年形成的檔案；從所屬全宗看，有中央國家機關的檔案，有管理皇族和宮廷事務機關的檔案，有軍事機構的檔案，有地方機關的檔案，也有個人全宗的檔案；從檔案的種類和名稱來看，上行文書、下行文書、平行文書、特定用途的文書均有，有制、詔、誥、敕、題、奏、表、箋、咨、移、札、片、稟、呈、照、單、函、電、圖、冊等不下百種之多；從文字上看，絕大部分是漢文檔案，一小部分是滿文或滿漢合璧檔案，也有少量的外文檔案和其他少數民族文字的檔案。故宮博物院文獻館從1925起編輯出版的各種檔案史料匯編、目錄、圖集、論述文集等共有50余種，370余冊，其中如《文獻叢編》《掌故叢編》《清代文字獄檔》《籌辦夷務始

末》等，為當時的史學研究，提供了不少新的材料，引起學術界的重視。

檔案是人們在各項社會活動中自然產生的，是原始的文字記錄，從未經過修改和加工，是研究歷史的第一手材料，它可以直接反映出歷史原貌。檔案與圖書不同。圖書是作者為了傳播知識專門寫給人看的，檔案是作為人們交流的工具客觀地產生而不是專門編寫的。由于檔案具有這樣的原始性和客觀性，所以它比其他史料、典籍更加真實可靠。舉例來說，研究明清史，一般都根據《明史》《清史稿》以及官修的會典、方略等史籍。其實這些史籍都是根據檔案編寫的，與檔案比較，這些史籍又都屬于第二手材料了。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檔案中還有一些不公開的、在一般的史籍中找不到的材料，如《清史稿》一書，雖然經過了長達14年的編篡，使用清代國史館歷年收集的大量史料，可是沒有使用清宮密藏的“大內檔案”，因而《清史稿》在史實的論述和材料的引用方面，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訛誤和缺漏。

對于檔案典籍的重視和利用，是我國自古以來的良好的歷史傳統，孔子整理六經，司馬遷編纂《史記》，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鑒》，章學誠編寫地方志，都重視搜求并使用過大量檔案材料，取得卓越的成果，是據檔修史、以檔征史以及體現史檔結合的成功的范例。

第二節 總集和別集

一、總集

匯集多個作者的單篇詩文為一書，稱為總集，它是與別集相對而言的。

我國古代的總集與其他的古書一樣，其發展同樣有著悠久的歷史。《四庫全書總目·集部總序》說：“集部之目，楚辭最古，別集次之，詩文評又晚出，詞曲則其閏余也。”

又《總集類小序》說：“《三百篇》既列為經，王逸所裒，又僅《楚辭》一家，故體例所成，以摯虞《流別》為始。”這說明總目編定者紀昀認為《詩》《騷》應為先秦時代的總集，而總集這種體裁的產生，則首推晉摯虞的《文章流別集》。《晉書·摯虞傳》：摯虞“撰古文章，類聚區分為三十卷，名曰《流別集》，各為之論，辭理愜當，為世所重。” 可惜《文章流別集》今已亡佚。所以，今天所能見到的現存最早的總集，應是南朝梁蕭統所編的《文選》。

關于總集的作用，《四庫全書總目》說它“一則網羅放佚，使零章殘什，并有所歸；一則刪汰繁蕪，使莠稗咸除，菁華畢出，是固文章之衡鑒，著作之淵藪矣”。就是說：總

集既可把散佚的、零星的作品，集中起來，又可做一些鑒別、刪選的工作，去其蕪雜，取其精華，使它成為文章的總匯。大型的總集和重要選本，對于古籍研究，有重大的參考價值和使用價值。在歷代編寫的總集中《古文苑》、《玉臺新詠》、《文苑英華》、《唐文粹》、《宋文鑒》、《中州集》、《河汾諸老詩集》、《全唐詩》、《全唐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先秦漢魏南北朝詩》等都是公認的著名的詩文總集。

總集的種類也比較繁多，主要有以下幾種劃分方法：

（1）按編輯體例劃分：有收錄宏富的“全集式”的“總集”，例如清朝的嚴可均編輯的《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就將很多人 的著作都合編在一起，成為一部很有價值的圖書；有經過認真地擇優選精所編輯的“選集式”的總集，例如梁代蕭統所編輯的《文選》便是這類總集的代表。

（2）按所收錄的時代劃分，可分為通代總集，例如明朝的張溥所編輯的《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就收錄了多個朝代很多作者的著作；斷代總集，專門收編某一個朝代的多個作者的著作，例如宋朝的姚鉉所編纂的《唐文粹》就屬于這一類。

（3）按所收編的著作的體裁劃分，可分為專門編輯歷代同一體裁的作品的總集；例如清朝陳元龍等所編輯的《歷代賦匯》；專門收編某一個朝代的某一種體裁著作的總集，如清朝董浩等所編的《全唐文》屬此類著作；

此外還有匯集了各種體裁作品的總集，例如宋朝的李昉等所編輯的《文苑英華》，就是這類圖書的代表。

二、別集

別集指匯集某個作者所著多種文體作品為一書的文獻著作，與“總集”相對而言。別集也有其自己發展的歷史。“別集”這個詞出現大約有2000年的歷史，早在東漢就出現了，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別集開始盛行，并有了很大的發展，到唐宋以后就更加繁榮，出版的別集相當之多。《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小序》說：“集始于東漢，荀況諸集，后人追題也，其自制名者，則始于張融《玉海集》，其區分部帙，則江淹有前集、有后集。梁武帝有詩集、有文集、有別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謝朓有集有逸集。與王均之一官一集，沈約之正集百卷，又別選集略三十卷者，其體例均始于齊梁，蓋集之盛，自是始也。唐宋以后，名目益繁。”

別集所收載的文獻一般為文學著作，也兼收一些奏議、論說、序跋、書信、語錄、傳記等。有些別集還附有作者的專著，如唐朝的《韓愈集》內就收有他所著的史學專著《順宗實錄》一書，宋朝的《歐陽修集》中就附他的筆記《歸田錄》等。所附的這些專著使別集的內容變得更加豐富多彩，使之更加具有保存價值。

別集的種類為數不少，也有多種劃分方法，上要有：

（1）按所收載的范圍劃分：可分為收錄

某一個人全部著作的全集，例如宋朝的《陸放翁全集》一書就收編陸游的全部著作；選編某一個人的部分著作的選集，例如唐朝的皮日休的《皮子文藪》一書就屬這一類

（2）按照別集編輯者劃分：可分為由作者自己編輯的別集，例如唐朝孫樵的《孫可之文集》便是孫樵本人編輯自己的著作而成；由編輯者收編他人的著作的別集，例如唐朝的韓愈撰寫、李翰編輯的《韓昌黎集》便是其中的重要一種。

（3）按別集文獻的編排方式分，主要的有如下四種：一是按照著作的內容主題排列的，例如宋代文天祥的《文山先生集》；二是按著作寫成的時代的順序編排的，例如唐代杜甫《杜少陵集》就是按時代的順序編排的；

三是按著作體式分類編排的別集，例如唐代李白的《李太白集》；四是綜合前面幾種編排方式編排而成的別集，例如宋代黃庭堅的《山谷全集》等就是這樣編排的。

由于別集比較系統地收載了某一個作者的著作，所以這就為研究該作者的生平事跡和他的創作提供了較重要的材料，為研究所涉及的時代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也提供了有價值的參考資料，它對保存歷史文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時它也是編輯總集不可缺少的重要依據。今天，我們所編輯出版的個人作者的著作無論是全集還是選集，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我國古代的別集和總集的影響。

第三節 類書

一、類書及類書的特點

所謂類書是我國古代采輯或雜抄各種古籍的有關資料，分門別類地加以整理，編次排列于從屬類目之下，以供人們查閱的工具書。《四庫全書總目·類書類小序》中說：“類事之書，雖兼收四部，而實非經、非史 非

子、非集。四部之內，乃無何類可歸。” 我國古代的類書為后人保存了大量很有價值的文化遺產，成為我國古籍輯佚、校勘和考證的重要文獻資料的來源。

類書，“以雜見稱”為其特點。所收內容往往是上自天文，下至地理，旁及社會生活、科學技術、文化知識，舉凡人間的學問，世上的知識，以類相從，無所不收，是具有百科全書性質的古典文獻。

類書按內容性質分類編排，先分成若干個大部類，如關于政治、經濟、文化制度方面的一般帝王、后妃、職官、州郡、政理、產業、人、祭祀等部，再在每個大部類下分若干個小類，小類之下先排書名，再排材料并注明出處，其材料按原書時代的順序排列。

如：《藝文類聚》第五十八卷《雜文部》除個人從事著述外，還特意組織當代名家學“紙”項下，引用了古文獻《東觀漢記》《董巴記》《三輔決錄》《晉書》《渚宮舊事》《抱樸子》《文士傳》《晉陽秋》《語林》《宋書》以及晉人傅咸的《紙賦》、梁人劉孝威的《謝賚宮紙啟》等十二種文獻資料，其中有史書，有子書，有小說，雜錄等，列舉了蔡倫造紙的傳說，韋誕、陳壽、葛洪、楊修等人的有關紙的故事，以供人們檢索。

二、我國古代類書的產生 關于類書的產生有三種說法： 1.類書始于《皇覽》

南宋王應麟《玉海》第五十四卷：“類事之書，始于《皇覽》。”三國時期，魏文帝曹丕是當代著名文學家，十分重視文化事業，者王象、桓范、劉劭、韋誕、繆襲等人，編輯經傳，隨類相從，凡千余篇。編成大型類書《皇覽》，本書分四十余部，每部數十篇，共八百余萬字。從延康元年（220年）開始編篡，數年完成。后人一般認為是我國古代類書之祖。可惜原書早已佚失，清孫馮翼從各書中僅輯出佚文一卷，收入《問經堂叢書》，黃奭輯本收入《漢學堂叢書》。

由于《皇覽》，到趙宋時代已亡佚，學者不及見，乃以為類書起于齊、梁間，如衢州本《郡齋讀書志》卷14“同姓名錄”條下說：“齊、梁間士大夫之俗，喜徵事以為其學淺深之候，梁武帝與沈約徵栗事是也。類書之起，當在是時。”袁州本卷3下《同姓名錄》

的解題里沒有這幾句話。2.雜家乃類書托始說

另有一種說法，是把類書的開端推得早早的，認為戰國末年的雜家著作，即類書之所托始。倡此說者為清代中期學者汪中,他在其《述學·補遺·<呂氏春秋>序》 中說：

司馬遷謂不韋使其客人人著所聞，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然則是書之成，不出于一人之手，故不名一家之學，而為后今《修文御覽》《華林遍略》之所托始。《藝文志》列之雜家，又有以也。

隨后，以輯佚名家的馬國翰推廣此意，也在其《玉函山房文集》卷3的《錙珠囊·序》中說：

類書之源，開于秦，衍于漢。余觀《呂氏春秋》，《十二紀》取諸《月令》，《至味篇》取伊尹書，《當染篇》取墨子書，《上農》《任地》《辨土》《審時》四篇述后稷之言，與《亢倉子》所載略同。而取黃帝、老子、文子、子華子之說，不一而足。意蓋以周《月令》為紀，雜采百家分屬之。此類書之最先者也。3.類書起源于《爾雅》

由于類書是明標類目，分別部居的，而《爾雅》正好是分類書籍，所以，又有人把《爾雅》作為類書的起源。張舜徽反對馬國翰的說法，他在《清人文集別錄》卷15中說：國翰此言，乃由乎不明古書體例而致謬戾耳。夫諸子百家，以立言為宗，45

例多援據舊語，以明欲宣之義?《詩》云?、?《書》曰?，見之《論語》《孟子》者，亦已多矣，安得悉謂為類書耶？類書之起，昉于明分部類、據物行目，蓋必推《爾雅》為最先。

類書是兼具資料匯編和百科全書性質的工具書,而《爾雅》盡管具有百科全書性質，但它并非資料匯編；諸子百家之書則既不具有百科全書性質，又非資料匯編。所以，《皇覽》應是最早的類書。

三、類書的范圍和類型

我們說，“類書”是兼有“百科全書”和“資料匯編”性質的古籍文獻。正宗的“類書”，也就是這種性質的古籍。類書的始祖《皇覽》，完全具有這種性質，所以它是正宗的類

書，也是標準的類書。作為“類書”這一體裁的書是取此做衡量標準的。但是，在古今的古典文獻著錄中，“類書”一類的包容范圍卻不一律，當然，正宗的類書一定照收在內，可是其它門類的書籍也往往混入，象姓氏書、政書，有時甚至還有考證筆記、目錄書都會列在類書類里。這些，我們就不能認它們為類書，至少有些不是正宗的類書。1935年出版的鄧嗣禹所編的《燕京大學圖書館目錄初集》的“類書之部”，就將類書分為十門：

1.類事門：收《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太平御覽》等；

2.典故門：收《事類賦》《駢語雕龍》《子史精華》等；

3.博物門：收《全芳備祖》《事物紀原》

《方輿類聚》等；

4.典制門：收《通典》《經濟類編》《時務通考》等；

5.姓名門：收《古今同姓名錄》《元和姓纂》《萬姓統譜》；

6.稗編門：收《太平廣記》《宋稗類鈔》等；

7.同異門：收《雞肋》《古事比》《事務異名錄》等；

8.鑒戒門：收《類林雜說增廣分門》《谷五類編》《人壽金鑒》等；

9.蒙求門：收《蒙求集注》《十七史蒙求》《記事珠》等；

10.常識門：收《萬寶全書》《世事通考全書》《廣學類編》等。

上述分法，比較清楚，易于檢尋。但由于取村過泛，分類過細。其中不少典籍本不屬于類書范圍（典制、姓名等門），也列入“類書之部”，結果混淆了類書與其他典籍界限。

正宗的類書，分析起來也有許多類型。（1）就內容性質來說，有一般性的類書，有專業性的類書。前者是包綜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的全部知識的。如《皇覽》《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后者則只是一方面的，如《冊府元龜》，為政事歷史的專業類書。《格致鏡原》，為科學技術的專業類書。

（2）按編錄的體裁來說，有徵事的，如《修文殿御覽》；有徵事兼采詩文的，如《藝文類聚》；有詞藻的，如《佩文韻府》；有編成韻語的，如《幼學故事瓊林》；有重視圖表

的，如《帝王經世圖譜》；有綜合數種的，如《初學記》綜合第二與第三兩種，《古今圖書集成》綜合第二與第五兩種。

（3）按編錄的方法來說，有分類編的，有分韻編的，有以數目字來編錄的。分類的是一般的形式，也是類書的主要形式，從《皇覽》以下，大多數是采取分類編錄的方式。分韻編的如《韻府群玉》《永樂大典》《佩文韻府》等，較分類的更便于尋檢到所需的主題材料，但也有不能把有關的主題材料“類聚”在一起的缺點。以數目字來編錄的類書，以數字為綱，聚集事實，如《小學紺珠》《讀書紀數略》等。

（4）按編纂的情況來說，有官修的，有文人學者編的，有書坊編輯的。第一種如《藝

文類聚》《太平御覽》等，第二種如《北堂書鈔》《白氏六帖事類集》等，第三種如《古今合璧事類備要》《事林廣記》等。

（5）從編纂時提供的用途來說，有為一般檢查的，有為詩文取材的，有資科場之用的，有供啟蒙之用的，還有備家常日用的。

四、現存歷代主要類書簡介== 現存完整的類書最早的唐代，唐代所編的類書，據史籍所載有十余種，現在流傳下來的有《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白氏六帖事類集》等四種，被稱為“唐代四大類書”，其中以《藝文類聚》最為有名。

《北堂書鈔》 唐虞世南編，清孔廣陶再校，光緒十四年（1888年）南海孔氏刻本，臺灣宏業書局1974年彩印，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8年影印。虞氏任隋秘書郎時，于秘書省后堂摘錄群書中的名言佳句編輯成書，以供當時作文時采集辭藻之用。所以取名為《北堂書鈔》。《北堂書鈔》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比較完整的綜合性類書，成書于隋煬帝大業年間（公元605-618年），全書160卷（《隋書·經籍志》著錄174卷，《新唐書·藝文志》著錄173卷，今本地部止于泥沙石，可能不全），分為19部，依次為帝王、后妃、政術、刑法、封爵、設官、禮儀、藝文、樂、武功、衣冠、儀飾、服飾、舟、車、酒食、天、歲時、地等。部下再分類，共 851類。類下先摘引詞句作標目，標目之下再征引包含這個語句的古籍文句。全書征引古籍，除集部外，總數達800多種。由于此書成書較早，記載

了隋以前的一些可貴資料，對于我們今天輯佚古書、校勘史籍和研究歷史很有作用。也可用于查考辭藻出處和典故來歷。宏業書局影印本有《北堂書鈔子目索引》可供查考時使用。

《藝文類聚》

唐歐陽詢等奉敕編撰，中華書局1965年出版汪紹楹校點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重印。這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官修類書。唐高祖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成書。全書100卷。分為46部，包括天、歲時、地、州、郡、山、水、符命、帝王、后妃、儲宮、人、禮、樂、職官、封爵、政治、刑法、雜文、武、軍器、居處、產業、衣冠、儀飾、服飾、舟車、食物、雜器物、巧藝、方術、內典、靈異、火、藥香

草、寶玉、百谷、布帛、果、木、鳥、獸、鱗介、蟲豸、祥瑞、災異等。每部下又分各事物的細目，如天部下又分為天、日、月、星、云、風、雪、雨、霽、雷、霧、虹等，共計727個子目，約百萬字。此書資料古稀，引用的古籍達1431種，現存者不到百分之十，且所援用者都為唐以前的古本。體例比較完善，事文兼備，先事后文，改變了以往類書偏重類事、不重采文，以及隨意摘句、不錄片斷的缺點，對后代類書影響較大。該書用途較廣，宋以后多用來校勘古籍、輯錄佚文以及查找唐以前的文獻資料和詩文典故，頗有學術價值。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本附有《藝文類聚索引》（包括引書人名索引和書名篇名索引），并附校記1600余條，可供

查考時使用。

《初學記》 唐徐堅等奉敕編，中華書局1962年出版以古香齋本為底本的校點本，1980年重印。此書是唐玄宗為他的子女作詩行文、查檢辭藻典故方便而命人編纂的，故曰“初學記”。開元十三年（公元725年）成書。全書30卷，分為23部，313類。每類之下，先為“敘事”，次為“事對”（取古代故事或文句概括成對偶詞句，并注明出處），最后是“詩文”。此書雖卷帙不大，但采摘皆隋以前古籍，且選材較精，可用來校正今本古書的一些錯誤，還可供查找辭藻典故用。中華書局重印本同時出版有許逸民編的《初學記索引》（包括事對索引和引書索引），可供查找時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