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春秋戰國時期水利工程

春秋戰國時期水利工程（圖片）

芍陂芍陂是古代淮河流域較早興建的一座大型蓄水灌溉工程，位于今安徽壽縣安豐城南，又叫安豐塘，是公元前6世紀末楚國令尹孫叔敖領導修筑的。水庫巧妙地利用了當地東、南、西三面較高，北面低洼的地勢狀況，利用天然湖泊在四周筑堤，引■水經白芍亭東積而成湖。《水經注？肥水注》說陂堤長二、三百里，陂有五門，吐納川流.說明可能已有閘門設施。東漢時可灌田萬頃。由于芍陂及附近其他陂塘的興建，水稻種植得到很大發展，使這一帶富庶起來。

（2）引漳十二渠戰國初期，各諸侯國變法圖強，大力發展農業。魏國要地鄴（今河北臨漳縣西南四十里鄴鎮）位于太行山東部沖積平原上。漳水從此地流過，雨季時河水宣泄不暢，常泛濫成災。魏文侯（公元前446-前397年在位）時李悝等推行變法，在公元前422年任西門豹為鄴令。西門豹沉重打擊了當地劣紳和女巫勾結玩弄的借水災向百姓勒索錢財、殘殺少女的 河伯娶婦 迷信活動，領導百姓在漳河上修建了12道低滾水壩，開鑿了12條大渠，引水灌溉漳河右岸土地。《水經注？濁漳水注》載： 一源分為十二流，皆懸水門。以水閘調節水量，變水害為水利。經過大約100年，魏襄王時任史起為鄴令，又大興引漳灌鄴工程，將大片鹽堿地變成水稻田，使魏國河內地區更加富庶。

（3）都江堰都江堰在四川灌縣，是舉世聞名的古老而宏偉的灌溉工程。堰古稱 湔堋、湔堰、都安大堰 等，宋代才有人始稱 都江堰，取名于成都江（即 都江），指過成都的府河及錦江。

都江堰是秦昭王（公元前306-前251年）時蜀郡守李冰領導人民修筑的。渠首堰工在今灌縣旁的岷江上，渠道遍布成都平原各縣。從1949年以前的工程布局可看出，它是由分水工程（分水魚嘴）、開鑿工程（寶瓶口）、閘壩工程（人字堤、百丈堤、內外金剛堤和飛沙堰）三部分組成的一個有機整體。

在灌縣西北岷江江心洲筑成的分水魚嘴，把岷江分為內外二江，西面的外江為岷江正流，沿江筑有堤坊；東面的內江是引水于渠，由寶瓶口控制引水流量的大小，流入成都平原上密布的農田灌渠。百丈堤起到導流和護岸的作用。

寶瓶口可能是在早于李冰二、三百年的蜀相開明所修工程的基礎上，劈開玉壘山建成的渠首工程。①寶瓶口左岸是玉壘山，右岸為離堆。現寬20米，高40米，長80米，可使足夠的內江水量由此流入灌渠體系。

閘壩工程包括調節內江水量的溢洪道 飛沙堰 和一整套閘壩設施。飛沙堰長約180米，堰身的高度可使汛期入內江的洪水和大量沙石由堰頂泄入外江，即所謂 低作堰 ；人字堤護岸兼溢流，可以補飛沙堰溢洪之不足。

工程規劃相當完善，分水魚嘴、寶瓶口和飛沙堰三項主要工程聯合運用，互相配合，一般可保證大水時二江分流比例為內四外六，洪水不致沖入內江成災；枯水時二江分流比例為內六外四，足敷灌溉之用。

魚嘴和堤防的修筑都是就地取材，用當地盛產的竹子編成巨大的竹籠，裝填卵石，沉積堆迭而成，施工簡便，節省費用，工效顯宏。

據《華陽國志？蜀志》載，在分水魚嘴附近曾立三石人于岷江、外江、內江水中，起著水尺的作用，以量水位的高低，從而測定內江的進水流量，及時進行調節，使 水竭不至足，盛不沒肩.1974年和1975年，在外江曾先后掘得石人二枚。另載李冰作石犀5枚，其二深埋于內江，以作為都江堰歲修 深淘灘 的控制高程，使河床有一定的深度和過水斷面，以保證河床可以安全通過較大的洪水流量。

①

姚漢源對此說有疑，見姚著《中國水利史綱要》，水利電力出版社 1987年版第 47 頁注

（一）。

都江堰的規劃、設計和施工，都具有較高的科學性和創造性。都江堰的建成，使成都平原大約300萬畝良田得到灌溉。《水經？江水注》稱： 蜀人旱則借以為溉，雨則不遏其流。故記曰：' 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活野千里，世號陸海，謂之天府也'.（4）鄭國渠鄭國渠是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46年）在關中引涇水興修的大型灌溉工程，是由原籍韓國的一位名叫鄭國的水工設計領導為秦國開鑿的。渠首在仲山西麓瓠口（今陜西涇陽縣西北50里的谷口），引涇水東流注入洛水，全長300多里，用了十多年時間才完工，工程十分壯觀。

鄭國渠的設計體現了較高的水流水文學知識。谷口是涇水進入渭北平原的一個峽口，東面是廣闊的平原，地形西北略高，東南稍低。渠首選在這里，使整個水利工程自然形成一個全部自流灌溉系統。引水口選在谷口涇河凹岸稍偏下游處，正是河流流速最大的地方，增大了渠道的進水量，并使水中大量富有肥效的細泥也進入渠道以進行 糞灌（淤灌）。引水口處上層由凸岸流向凹岸的水流和下層由凹岸流向凸岸的水流形成的橫向環流，既在上層增大了引水口的進水量，又在下層使較重的粗沙沖向凸岸，避免了粗沙入渠堵塞渠道。

據《史記？河渠書》稱，鄭國渠的修建，溉澤鹵之地四萬余頃，收皆畝一鐘.涇水泥沙含量大，引用灌溉，其淤泥可作為肥料。秦畝1畝等于今0。288市畝，四萬余頃秦畝合今115萬市畝。渭北平原遠古為通海湖泊，土帶鹵性，引渠水淤灌壓堿可成為良田。1鐘為秦六斛四斗，即640秦升，合今2。2石，即200多斤。這使 關中為沃野，無兇年。秦以富強，卒并諸侯.①

①

《史記？河渠書》。

2。運河工程春秋戰國時期開鑿了很多運河。魏在黃河以南的滎陽（今河南鄭州西北），楚在漢水和云夢諸湖泊，吳在江淮太湖，齊在山東淄、濟等地，都開有運河以通水運。其中最著名的是邗溝一荷水和鴻溝。

（1）邗溝-荷水邗溝是我國歷史上第一條有確切開鑿年代記載的大運河。公元前486年，吳王夫差為北上爭霸，首先要創造交通運輸條件，便在邗地（今江蘇揚州東南）筑城，南接長江，向北利用各湖泊河道疏通開鑿，在今淮安東北入淮水。后來屢經改道整修，一直是溝通江淮的主要運河。

開邗溝后3年，吳又繼續向北開鑿，在 商魯之間 開了一條運河，名荷水，使沂水（泗水支流）、古濟水相連通。于是吳兵船只便可從長江出發，由邗溝北上經泗水，再由荷水通濟水至黃河。

（2）鴻溝-戰國中期，魏占據了今河南省東北大部。為稱霸中原，魏惠王（公元前370-前319年在位）九年（公元前362年）遷都大梁（今河南開封）。為加強與宋（今河南商丘）、鄭（今河南新鄭）、陳（今河南淮陽）、蔡（今安徽鳳臺）等地的聯系，于次年開鑿鴻溝。從河南滎陽[xíng] 澤引黃河水入圃田澤（今中牟縣西），再向東開至大梁城北。惠王三十一年（公元前340年）再由大梁城北繼續東開，并向南轉。

鴻溝向東一支后稱■（古作■）渠，下游至彭城（今徐州）入泗，由春秋鄭地通曹、宋等地；■水之南為睢水，自浚儀縣由鴻溝分出，東流入泗，經宋、楚地；鴻溝南支西漢時名狼湯渠，南至陳縣以南入穎水，魏惠王時陳屬楚。

當時鴻溝運渠最為重要，地處中原，四通八達，沿運道有許多城市。大梁、滎陽等地，秦漢時為東西方向糧食水運輸送的要地。

大型水利工程的修建，包含了測量、選線、規劃、施工等一系列技術問題。《管子？度地》對水利工程技術經驗作了概括。文稱： 夫水之性，以高走下則疾，至于漂石；而下向高，即流而不行。它還對水流受阻產生的水文現象和水力現象作了觀察描述，為運用水流規律治理水害提供了理論根據。關于渠首工程位置的選擇，文中提出了 高其上，領瓴之 的原則，就是要抬高上游水位，以便讓水順利流入于渠。它還具體說明： 尺有十分之，三里滿四十九者，水可走也。即在3里長距離內，渠底若能降落四十九寸，相當于1／1000的坡度，即可保證渠水暢流無阻。這是非常寶貴的修渠經驗。

3。堤防工程春秋戰國時期，人們為了防治洪水，在黃河邊修建了不少堤防工程，這些工程還兼作御敵防犯或進攻鄰國之用。

在堤防修筑的實踐中，人們逐漸積累了不少經驗知識。《韓非子？喻老》說： 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潰，指出了動物穿穴造成滲漏和大堤潰決的危害。

《考工記？匠人》和《管子？度地》還記載了堤防設計、施工、保護的技術問題。如關于堤防橫斷面的形狀，《度地》篇指出要 大其下，小其上，這種形狀既可保證不致產生滑坡，也符合水的側壓上小下大的規律。《匠人》篇更具體說： 凡為防，廣與崇方，其■參分去一，大防外■。鄭玄注曰： 崇，高也。方，猶等也。■者，薄其上。就是說堤防的頂寬為底寬的三分之二； 大防外■ 可使大防受力后具有更高的穩定性，這與現代 重力壩 的原理是相符的。

關于堤防施工的時間，文中指出宜在 春三月，天地干燥，……山川涸落，……故事已，新事未起 之時進行。《管子》還提出，大堤上要 樹以荊棘，以固其地，雜之以柏楊，以備決水.4。城市和宮室的規劃設計《考工記》中對城市和宮室規劃設計的準則作了初步的總結。在《考工記？匠人》中記述天子都城的制度是：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現已挖掘的春秋戰國時期的城市遺址，如晉國侯馬、古晉城、燕國下都、趙國邯鄲的規劃方式，基本相同，都采取方形城郭、正角交叉街道的方式。

《禮記》中記述周代的 五門（皋門、應門、路門、庫門、雉門）和 三朝（大朝、外朝、內寢）的制度，在后世的宮殿、寺廟和住宅的規劃中，都有很大的影響。

《考工記》和《禮記》中還有關于城市與宮殿建筑的記述。如關于糧倉和城的圍墻，《考工記》指出： ■■倉城，逆墻六分.■（qūn）為圓形谷倉，■（liáo）為古代一種小屋。這里說在建筑倉、城時，圍墻的截面應呈底寬于頂的形狀，其高與外■的比例應為6∶1，以保證墻體能夠抵抗住谷粒等儲存物的側壓力。

1978年在河北平山縣戰國時代的中山國中山王■墓出土了一塊金銀錯兆域圖 銅版，是一幅為建筑中山王和王后陵墓群而作的總體規劃設計平面圖。兆域圖 長94厘米，寬48厘米，大約是按1／500的比例繪制的。

墓主人中山王■的埋葬時間在公元前310年左右。圖版的中心部分東西方向排置三個各 方二百尺 的大 堂，中間為 王堂，西為 王后堂，東為 哀后堂.東端和西端各有一個 方百五十尺 的小 堂.大堂之間相隔百尺，小堂距大堂八十尺。丘足（即墓坡的坡足）與大堂之間的 丘平者五十尺，其坡五十尺.丘足之外的長方形 內宮垣 將各 堂 圍起。內宮垣北外側東西排置四個各 方百尺 的 宮，宮門南開朝向內宮的墓 堂.宮外的長方形中宮垣 將整個墓群圍起。兆域圖 是迄今所見我國最早的一幅建筑組群的設計規劃圖。

第二篇：春秋戰國時期的成語故事

春秋戰國時期的成語故事：

退避三舍：春秋時期，晉國內亂，晉獻公的兒子重耳逃到楚國。楚成王收留并款待他，他許諾如晉楚發生戰爭晉軍將退避三舍（一舍為三十里）。后來重耳在秦穆公的幫助下重回晉國執政。晉國支持宋國與楚國發生矛盾，兩軍在城濮相遇，重耳退避三舍，誘敵深入而大勝。

一鳴驚人：相傳楚莊王（另一說為齊威王）臨政三年終日作樂，不理朝政。一臣下對莊王說：“聽說國中有一只大鳥，三年不飛，三年不鳴，是怎么回事？”莊王說：“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然后整頓朝政，富國強兵，短短數年形成大治局面。

臥薪嘗膽：春秋時期，吳王夫差打敗并俘虜了越王勾踐。勾踐給夫差喂了三年的馬，受盡折磨，回國后立志報仇復國，請范蠡幫助訓練軍隊，任用有賢能的人，自己親自參加勞動并堅持睡在柴草上，每次飯前均要嘗一個苦膽，后來終于滅掉吳國。

老馬識途：春秋時期，齊桓公應燕國請求，帶兵打敗了山戎國的侵犯；山戎國國王密盧逃到孤竹國請求救兵，管仲跟隨齊桓公打敗了孤竹國的援兵。在回國途中，因假向導引入迷谷，使齊軍受困。管仲建議用一匹老馬帶路而化險為夷。

負荊請罪：戰國時，趙國有兩位重臣廉頗與藺相如，因藺相如多次立功，趙王封他為相國，廉頗不服氣，認為自己的武功蓋過他的嘴。藺相如為了國家，對廉頗多次避讓，廉頗得知他的良苦用心后慚愧不已，便背著荊條，到藺相如家門請罪，從此兩人和好，成為同生共死的交情。

紙上談兵：戰國時，戰國名將趙奢的兒子趙括飽讀兵書，能健談用兵之道，連父親也難不倒他，自認為是天下無敵。趙奢認為他是紙上談兵不知交通。后來趙奢死了，趙括頂替廉頗帶兵，藺相如等人極力反對，趙王堅持，趙括在長平之戰中損兵40萬。

三令五申：孫武流寓于吳，吳王想試試孫武的軍事才能，就將180名年輕宮女交給孫武操練。孫武將宮女分作兩隊，讓吳王的寵姬當隊長。孫武向宮女們交代了口令之后擊鼓傳令，宮女們一陣哄笑，隊伍亂成一片。孫武再一次下達命令，宮女們只覺得好玩，根本不聽命令。孫武說號令既然已經明白又不聽令，這是頭領之罪，下令將兩名隊長處死。吳王急忙叫人傳令不能斬殺王妃，孫武仍然殺了兩個王妃。然后，孫武重新操練宮女，這回沒人敢不聽號令了。

圍魏救趙：戰國時，魏軍圍困趙國京城邯鄲。趙國向齊國求救，齊威王命田忌為將，孫臏為軍師，出兵救趙。田忌原想直接引兵去救趙國的邯鄲，孫臏主張引兵去圍攻魏國的京城大梁，魏必回兵自救，這樣，不但能解除趙國的圍困，還能使魏軍疲勞不堪。田忌采納了孫臏的策略，引兵直奔大梁。魏軍聞訊急忙撤回圍攻邯鄲的部隊，星夜回軍援救大梁。走到桂陵，齊軍以逸待勞迎擊魏軍。魏軍大敗，幾乎全軍覆沒。

胡服騎射：戰國時，趙國國君武靈王決心變革圖強。武靈王見胡人（少數民族）身著窄袖短褂便服，騎著戰馬，邊跑邊射箭，行動迅疾，十分靈活，便決定向胡人學習，改革士兵服裝，發展騎兵。不到一年功夫，趙國擁有一支強大的騎兵，經過南征北戰，趙國成了當時有數的強國之一。

竊符救趙：戰國時，秦國派兵圍攻趙國的都城邯鄲。趙國向魏國求救，魏國派兵前去救趙。秦國聽說魏國派兵救趙一事，派人去魏國威脅魏王，魏王屈服于秦國，下令讓前去救趙的魏兵按兵不動。趙王向魏國公子信陵君寫信求救。信陵君曾為魏王的寵妃如姬報了殺父之仇，信陵君請求如姬從魏王那里盜出了兵符，從而奪取了兵權，率領幾萬精兵，奔赴邯鄲，打敗了秦軍，解了邯鄲之圍。

第三篇：春秋戰國時期法律制度

法制史：春秋戰國時期法律制度

（公元前770年----前221年）

一、春秋時期（公元前770---前453年）的法律制度

（一）、春秋時期的社會變遷： 從公元前770年平王東遷洛邑到公元前453年三家分晉。始稱春秋時期。

“國與國之相攻，家與家之相篡，人與人之相賊，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調”。（墨子《兼愛中》)“子弒父者有之,臣弒君者有之”.(《孟子》)“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史記·太史公自序》)①政治上，周天子大一統的宗法統治已經動搖。權力下移，由“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變為“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甚至“禮樂征伐自大夫出”。②經濟上，鐵器應用，牛耕推廣。井田制破壞，私田出現。突出特點:1.王綱解紐，“禮崩樂壞”；2.大國爭霸，各領風騷。

春秋時期涌現了很多新事物:郡縣制取代分封制(秦楚晉)；官僚制度取代世卿世祿(上承君命,下理庶政.仕官而不領土,任職食傣)。而在法制領域，最引人注目的變化，是鄭晉等國掀起的成文法運動。

（二）、春秋時期的頌成文法活動：

夏商西周三代，中國法律尚處于習慣法時期。此時期的一些法律雖經整理編纂，并有文字記錄，已成為系統化的法律，但尚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成文法。真正的成文法要到春秋戰國時期才得以問世。

1、鄭國“鑄刑書”。鄭國的執政子產是春秋時代的著名政治家。他有一句名言：“茍利國家，生死以之”。鄭國是一個小國，用論語的話說就是“千乘之國攝于大國之間”，處境十分艱難。子產以其卓越的政治才能從容周旋于秦晉大國之間。外御強敵，內修政事，把鄭國治理得井井有條。他治理鄭國一年，手段比較強硬，鄭國人恨他，編了一首歌謠：“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以后，受到民眾的擁戴。鄭國人又編了一首歌謠唱道：“子產而死，誰其嗣之”。他死后，被孔子稱作“古之遺直”；后人尊之為“春秋第一人”。

在禮和刑的關系上，子產主張禮刑并用，寬猛相濟。《左傳》昭公二十年記載，子產臨死時，對他的繼承人說：“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這是一種很清醒的認識。子產的這一主張在儒法兩家那里得到了回應：儒家繼其寬，法家繼其猛。

子產又是一個很開明的政治家。他主張保留鄉校，增強政治的透明度，允許鄭國人批評時政，局部開放了言論自由。在法制領域，他開了公布成文法的先河。

據《左傳》昭公六年記載：公元前536年，子產“鑄刑書”，就是將法律條文鑄刻在鼎上，公之于眾。使法律由秘密狀態走向公開，這是中國法制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子產鑄刑書的內容已不可考。有人推測，它應當是適應春秋末期社會轉型的現實，以保護私有財產為中心內容。大致是鼓勵開墾荒地，新懇地為開懇者私有財產，不準他人任意侵占。國家的軍賦按丘、按畝向土地私有者征收等。

2、鄧析制“竹刑”。鄧析是鄭國大夫。他是名家的先驅，也算是中國律師的鼻祖。《呂氏春秋。離謂》篇上記載了他的一個故事，大意是，洧水發，淹死一個富人。其尸首被人撈走，富人家屬要贖尸，但對方索價太高，富人家屬于是找鄧析拿主意。鄧析說：不用急，他不把尸首賣給又你賣給誰呢？過了幾天，撈得尸首的人等急了，也找到鄧析拿主意，鄧析回答：不要急，他不找你買，還找誰呢。

此篇又謂：“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褲。民之獻衣襦褲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鄭國大亂，民日歡嘩。子產患之。于是投鄧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依此，鄧析是為子產所殺，支持這種說法的文獻尚有《荀子·宥坐》、《說苑·指武》、《列子·力命》。

鄧析私自編制了法律規范，刻在竹簡上。故稱“竹刑”。這為他引來了殺人之禍，因為法律體現的是國家意志，私人制作是違法的。《左傳》定公九年記載：

“鄭駟顓（鄭國執政）殺鄧析，而用其竹刑”。杜預注：鄧析“欲改鄭所鑄舊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鄧析并未接受君命，其制作竹刑屬個人行為，名不正且違法，故為駟顓所殺。不過，駟顓雖然殺了鄧析，卻不因人廢言，依舊用其竹刑。這意味著竹刑經過國家認可，有了法律效力了。

3、晉國“鑄刑鼎”。時間在公元前513年，鑄鼎頒布的是趙鞅和荀寅，著刑書的是范宣子。皆為晉國大夫。

將晉國法典鑄在鐵鼎上，史稱“鑄刑鼎”。這是中國法制史上第二次公布成文法。三家公晉以后，韓有《刑符》，趙有《國律》，魏有《魏憲》，都是成文法，沿續的是“鑄刑鼎”。的晉國傳統。鄭國和晉國公布成文法是前無古人的，是對現存法律制度的挑戰，因而受到保守人士的非議和批評。晉國的叔向、魯國的孔子分別對鄭晉兩國公布成文法進行了批評。

（三）關于公布成文法的爭議。

我們推測，鄭晉兩國頒布成文法，其各自在國內遇到的阻力一定不小。因為它觸犯了作為法律“守藏人”的貴族階級的既得利益。這方面文獻缺乏，只能存疑。現有文獻披露的是來自國際的批評。代表人物是晉國的叔向和魯國的孔丘。叔向寫信寫子產，對鄭國鑄刑書公布成文法提出批評：

“昔先王議事以制（制度，先王之制，即禮），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這是抬出先王，訴諸祖宗之法，來壓子產改弦更張，取消刑書。

“民知有辟則不忌于上（民眾知道有了法律依據就不用害怕上面了），并有爭心（民眾會起爭奪之心），以征于書（從刑書上尋找法律依據），而僥幸以成之（卻希圖僥幸來成就他們的不良行為）。”

“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征于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民眾一旦發生糾紛和爭端，就要拋棄禮儀規范，援引刑書作為依據。一絲一毫的小利都不會放過）。

這兩段話都是講鑄刑書的危害。“不忌于上”，“并有爭心”，“將棄禮而征于書”，手里有了法律依據，也就有了抗爭的本錢。會起爭端，導致社會的無序狀態。

晉國鑄刑鼎則受到孔子的批評：“晉其亡乎，失其度矣！”（晉國大概要亡國了吧，喪失了它既成的制度，即先王之制）。

（五）、公布成文法的意義：

梅因在《古代法》里講到：東西法律都曾有一段秘密時期。有關法律知識和判斷爭訟的原理為少數特權階層所獨占。這少數特權者就成為法的守藏人和管理者。這個論述具有相當大的概括性，中國古代也不例外。西周時代的“臨事制刑，不預為法”，叔向所謂“議事以制，不為刑辟”。都暗示了刑法的不公開性。但這里有個問題：這個不公開的刑法是臨時制定的呢，還是已有預定的法典只是不公開、處于秘密狀態？注《漢書》的師古認為：“非不預設，但弗宣露使人知之”。這可以稱作“法條預設論”；另一個注者李奇則認為：“先議其犯事，議定然后乃斷其罪，不為成之刑，著于鼎也。”李奇的看法和叔向是相同的，可以稱作“法條臨時論”。哪一種說法正確呢。我傾向于師古的意見。理由很簡單。無論是商之湯刑，還是周之九刑，都是預設之刑，而不是隨機應變、臨時制作。

那么，為什么預設的法律不公開，要使其處于秘密狀態呢？答曰：“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法律處在秘密狀態就會讓一般人不可知，無從知。只知其有，不知其詳，什么是法所禁止的，什么是法所允許的，一概不知，故深不可測；因為那個法深不可測，界限朦朧，只有處處加著小心，為防動輒得咎，必須來去側身。行走天地之間，無處不感到法的威攝力，這就是威不可測。

現在再說公布成文法的意義：這可以從兩個方面認識，一個是當時段意義；一個是長時段意義。

“當時段意義”著眼于當下。我引荀子的話來說明：“天下曉然皆知夫盜竊之不可以為富也，皆知夫賊害之不可以為壽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為安也。（中略）皆知夫為奸則雖隱竄逃亡之由（猶）不足以免也”（《荀子·君子》）“君法明，論有常，表儀既設民知方，進退有律，莫得貴賤孰私王”（《成相》）簡單的說，就是可以讓天下人知法、明法、守法，充分發揮法律禁奸止暴的功能。

長時段意義著眼于中國法制史的過程，① 對傳統法律觀念、法律制度、社會秩序的一種否定。法律不是少數人的私產，而是全社會公開的調節器。②開創了成文法的先例，引發起春秋戰國時期轟轟烈烈的成文法運動，客觀上為封建制度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法律保障。③標志著法律觀念和法律技術的發展與進步。

二、戰國時期（前453----前221）的法律制度。

（一）、社會政治特點。

1、列國爭鋒。

劉向《戰國策·序》說:“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攻爭強，勝者為右”。列國之間的這種爭奪和征戰是極為殘酷的，充滿血腥和野蠻。用孟子的話說就是“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這種征戰是以無數的生命和鮮血為代價的，充滿了野蠻、殘酷和血腥。

由于戰場勝負決定國家存亡，因此戰國時代是一個武力橫行天下的時代。戰國初期，見諸史書的尚有20多個國家，經過大國兼并，形成齊楚燕韓趙魏秦七雄并立，逐鹿中原的格局。此時的周天子連名義上的天下共主也不是了。較之春秋時代，戰國時代的戰爭次數頻繁，據《春秋》記載，在春秋時期242年間各種戰爭448次。到了戰國時期僅大規模的戰爭就有222次”（此據法國漢學家謝和耐Jacques Gernet所著《中國社會史》一書）；規模擴大、春秋時期投入兵力最多不過幾萬人，戰國時期則動輒幾十萬。攻防手段和技術都有了很大的改進；孫子兵法、吳子兵法。戰爭的目的不再是列國之間爭奪霸主，而是以兼地略土為直接目的，以王天下為長遠目標。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尊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邦無定交，士無定主，??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盡矣。（《日知錄》卷13《周末風俗》）

2、變法更制。

為了達到富國強兵，統一天下的目的，魏、楚、趙、韓、秦等國先后進行了變法更制。崇尚法制、主張“以法治國”的法家擔當了變法的主要角色。率先進行變法的是魏國，法家的先驅人物李悝以“魏文侯師”、“魏文侯相”的身份主持，改革涉及政治、經濟和法律等眾多領域。

在楚國，有吳起變法。他變法的要點是“損其有余而繼其不足”，“使私不害公”，著眼點是吏制改革（政治制度），矛頭指向“巨室”。孟子有言：“為政不難，不得罪于巨室”，吳起反其道而行之，因此，阻力很大。吳起的變法前后沿續十年，成效頗為顯著。楚國原本落后，經過變法迅速強盛起來。“南攻揚越、北并陳蔡”、“卻三晉，西伐秦”、并一度戰敗魏國，“馬飲于大河”。但吳起的變法遇到保守勢力的強烈抵抗。變法中途夭折，他本人也被亂箭射死，并五馬分尸。

列國變法中規模最大、程度最烈，成效最顯著的是秦國的商鞅變法（下詳）。總起來看，戰國時期各國變法的內容大體相同。即摧毀舊的貴族勢力，廢除世卿世祿制度，耕戰并重，實行富國強兵政策。

3、百家爭鳴。

《漢書》卷三十《藝文志第十》說：“諸子十家，皆起于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鋒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持說，取合諸侯。”這是百家爭鳴的時代背景。

班固論列的十家包括：儒家,墨家,名家,道家,法家,農家,雜家,陰陽家,縱橫家,小說家。

具體到中國法制史，對中國古代法制的價值理念和制度建構貢獻較大的有兩家，即儒家和法家。

（二）儒家的主要法律觀點。《周禮.天官.冢宰》: “以九兩系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下略)鄭玄注: “師，有德行以教民者；儒，有六藝以教民者”。《漢書》： “游文于六藝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概括之，儒家的共同特點是：據于德，游于藝，法先王，宗仲尼。

先秦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孔子、孟子、荀子。

1、孔子（前552----前479）的法律思想：

魯國之法，魯人為人臣妾于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于府。子貢贖魯人于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于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

孔子的主要法律思想：以德治國，“為國以禮”；在中國法制史上，孔子是第一個主張德政、禮治的。他深信：“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為政》）。孔子認為，為政最重要的是德。那么什么是德？古人解釋，“德者得也”，指良好行為的成果，與我們現在理解的道德一詞，意義大致相近，綜合起來考查，孔子的所謂“德”是以仁為本質的，而仁的核心是“愛人”。所以，孔子特別要求統治者要修身正己，愛惜民力。用道德的感化力來感化民眾。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就是這個意思。

問題：究竟什么是德，統治者怎樣才算有德？理論上可以講“有德者必有位，”然而倘若其無德又占據其位，試問子將何以處之？

孔子又講克己復禮，他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都是強調禮的規范意義。禮既治身，又治心，其大規模擴張的結果，是吞并了法，擠占了法的位置。

德主刑輔，重德輕刑。孔子說過：“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這意味著孔子并不排斥“聽訟”這種隨著公共權力產生，而必須由國家承擔的政治責任，只是他更加強調聽訟的目的，是為了達到無訟的社會理想。聽訟只是手段而非目的。我們看到，孔子是從穩定社會秩序的角度來解決社會矛盾和裁斷兩造爭訟的。

在孔子的價值天平上，德禮與政刑的地位不同的。孔子說：“道之以政（苛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歸服）”（《為政》）我們要注意的是，孔子以德禮并列而與政刑（蕭公權說：孔子所謂政刑，即一切典章法令之所包，文武方策之所舉，周禮之所載，以制度為體而以治人治事為用之官能也。（《中國政治思想史》）對舉。可以明顯看出，孔子是把德禮（德）看作治國為政的第一義，而把政刑（力）置于第二義的位置上。孔子反對用嚴刑苛政來治理國家，主張用德禮對民眾進行教化。在他看來，德禮和政刑都能使民眾服從，達到統治目的。但服從政刑是因為懼怕；歸順德禮是因為心服。政刑只能讓民免卻無恥；德禮卻能讓民有恥且格。對比德禮的優長顯示出政刑的局限。因此，孔子崇尚德禮，排斥政刑。表現出重德輕刑的傾向。這一價值定位成為漢代及以后的中國法制史占主流地位的思想。親親為大，親親相隱。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注：偷盜）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做父親的偷別人家的羊，這有悖于做人之理和為父之道，是“父不父”。這等于給做兒子的出了一道倫理難題。當兒子的怎么辦？大義滅親、告發父親？這是不孝。根據禮的要求，兒子應當“隱”。想辦法消臟滅跡，瞞天過海，悄悄的擺平它。兒子這種做法本身就包含著“直”，用孔子的話說就是“直在其中矣。”它與法的精神相悖，卻合乎孝道，自然也合乎禮的要求。這意味著當法制與倫理產生矛盾時，那就要犧牲法制來成全倫理。在這里，人治高于法治，親情大于王法。孔子的這一法律思想，至漢代就具體化為“親親匿相首”的法律原則。

先教后誅，刑罰適中。

2、孟子（約前371---289）的法律思想。

孟子早年經歷與孔子有點相似，幼年喪父，與母親相依為命。他一生以孔子的繼承人自居：“乃所愿，則學孔子也”（《公孫丑上》）為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周游于列國公卿之間，“后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他自視甚高，聲稱“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雖然政治主張得不到諸侯采納，平治天下的理想得不到實現，卻不肯調整或改變自己的思想主旨。他把放棄原則，追隨世俗稱之為“妾婦之道”。對自己的才智和學說表現出一種高度的自信和過人的樂觀。

“待文王而后興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雖無文王猶興。”（《盡心上》）（1）反對“殺人以政”，強調“教以人倫”。

孟子提倡仁政，反對暴政。所謂“殺人以政”就是以虐政殺人。孔子曾感嘆“苛政猛于虎”，孟子亦對虐政討伐不遺余力。他指責統治者以虐政殺人無異于“率獸以食人”。他重視人的生命價值，對統治者提出很高的要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

“教以人倫”的“倫”字。費孝通解釋：是從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發生社會關系的那一群人里所發生的一輪輪波紋的差序。“釋名”于淪字下也說“倫也，水文相汰有倫理也。”潘光旦說凡是有“侖”作公分母的意義都相通，“共同表示的是條理，類別，秩序的一番意思。”(見潘光旦‘說倫字)《社會研究》第十九期)引自《鄉土社會》）人倫就是為人之道，做人的道理、道德。“教以人倫”就是厲行仁政，重視德教，用人倫之道教化民眾。它不是訴諸法律的強制力量，而是依靠道德的感化作用。

（2）主張“薄其稅斂”，強調“制民之產”。

魯哀公問政于孔子，對曰：“政在使民富且壽。”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無事（“事”指爭端、麻煩）則遠罪，遠罪則民壽。”（《說苑·政理》）薄稅斂而使民富，是孔子德治的重要內容。孟子繼承了孔子的思想，主張“薄其稅斂”、強調“制民之產”，這是孟子仁政思想，在經濟政策和法規上的具體體現。稅斂太重，民不堪負，就會怨聲載道，甚至鋌而走險。這會威脅到政治統治和社會秩序的穩定。

薄其稅斂是一種消極的方法，還有一種積極的方法，就是“制民之產”，使“民有恒產”。恒產就是穩定的財產田產。具體說，就是每家農戶要有“五畝之宅，百畝之田”。為什么要有“五畝之宅、百畝之田”？這道理很簡單，在小農經濟條件下，有了田產和宅院，就可以相對安居樂業。無此就意味著他是一個無產者，窮極無聊，“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那就要另謀生路，所謂偷盜、搶劫、革命、造反，都從這里起念。用孟子的話說：“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安分守己之心）。茍無恒產，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于罪，然后從而刑之，是民也”。

為防止此種情況發生，就要通過治民之產，達到富民的目的。使之“仰（上）足以事父母，俯（下）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他認為，如果民眾致富了，“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盡心上》）。犯罪事端也會大量減少。

應當說，孟子以上的法律思想是相當有價值的。它已經涉及到道德、法律與經濟的關系，把解決人民的衣食問題看作防止犯罪的首要條件。確實抓住了問題的實質。

（3）主張以民為貴，聲言“暴君放伐”。

君與民之關系：西周以來的敬天保民思想，到了孟子這里有了一個重大的發展。孟子提出“民貴君輕”說，這在思想史上，不但是振聾發聵的，更是史無前例的。他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民的地位最貴；作為國家象征的土神、谷神次之；而君主的地位更次之。這個位序排列把“民”的地位空前的提升了，而君主只能屈居第三，什么貴為天子、富有四海都變得無足輕重了。對于不可一世的君主來說，這是很難接受也無法忍受的。我們要知道，在秦漢以后的專制條件下，一個知識分子敢說出這樣的話，那要有包身之膽。果然，大明皇帝朱元璋氏讀到孟子這句話，大為光火，《明史·錢唐傳》：“帝（明太祖）嘗覽孟子，至草芥、寇仇語，謂非臣子所 宜言，宜罷其配享，詔有諫者以大不敬論”。朱元璋讀《孟子》，怪其出語不遜，說：“使此老在今日，寧得免也” 全祖望《鮚埼亭集》，卷三十五：“使此老在時，寧能免也”。

主張民為貴，在邏輯上必然強調民心向背的重要。孟子是把民心向背和天下的得失，法律的公平與否聯系在一起來認識的（下詳）。

君與臣之關系：在君主專制的條件下，維護君君臣父父子子的等級關系，維護君主的權威，既是禮的核心內容，也是法的重要職能。特別是如何處理君臣關系，是法律避不開繞不過的問題。

孔子主張君君臣臣，“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既否定君不君，也反對臣不臣。考查孔子的言行，翻檢孔子修訂的春秋可知，孔子主要是把關注點放在反對臣不臣上。至于君不君的行為，孔子常常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有時還要曲意回護。孟子則不然，他似乎更強調君臣之間的人格平等。而把關注點放在反對君不君上，較之孔子的立場有了一個引人注目的變化。

孔子對君主的態度是：“勿欺也，而犯之”（《憲問》）主張在對君主保持忠誠的前提下，直面君過，犯顏直諫。孟子的態度要峻烈得多：“說大人則蔑之”。游說他的時候，先不把他放在眼里，在氣勢上把他壓倒。這不是狂妄。因為在孟子看來，他是代表“道”的，而大人也好，君主也罷，都是代表“勢”的。以“道”對“勢”，自然有一種道德的優越性。實際操作起來，大概需要很過硬的心理素質。對君主的態度是：“君有大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易位”（《萬章下》）。他的這句話是講給齊宣王的，據孟子說，齊宣王聽了“勃然變乎色”。

孟子特別注意君臣之間要建立一種平等的關系，在君面前保持一種獨立的人格，反對臣屬一方單方面、無條件對君主盡義務。“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仇”。簡言之，就是你好我也好，你不好也別想讓我對你好。這是對傳統的君臣關系的顛覆。具有思想革命的意義。

當齊宣王問孟子，“湯放杰，武王伐紂”算不算“弒君”時，他宣稱“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這實際上承認了湯武革命的正當性，主張獨夫民賊人人得而誅之。這種思想也帶有暴力革命的異端色調。革命不是繡花，是要流血死人的，孟子謂之“逆取”；革命成功，就要實行仁政，注重道德教化，孟子謂之“順守”。馬上打天下和馬下治天下的全部要義就體現在這“逆取順守”四個字上。

（4）德主刑輔，慎用刑罰。孟子有一句名言，叫做：“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離婁上》）在主張仁政、重視教化的前提下，也不排斥刑法的強制作用。在它看來，“上無道揆（度也、約束）”、“下無法守”是要出亂子的。因此，孟子主張“善”與“法”要互相配合，不能偏廢。這與孔子的有關法律思想有所不同。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而死刑剝奪人的生命，所以孟子特別注意死刑的適用問題，他的慎刑也主要表現在對死刑的民本主義態度上：“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后察之，見可殺焉，然后殺之。”（《梁惠王下》）這說法理想色彩很濃，在操作上也很困難，但它體現出對生命的尊重，有合理的因素。孟子反對濫用刑罰，對殺戮無辜尤其深惡痛絕。他是先秦時代提倡“罪人不孥”、反對“誅連”最有力的思想家。“澤梁無禁,罪人不孥”。《孟子·梁惠王》）

3、荀子的法律思想。

荀子（公元前298年—前238年），名況，也稱孫卿。戰國郇（今山西臨猗縣）人，是戰國后期儒家學派的最大代表，也是先秦儒家學派的最后一位大師。李澤厚先生說他：“上承孔孟，下接易庸，旁收諸子，開啟漢儒，是中國思想史由先秦到漢代的一個關鍵”（《中國思想史論》上冊，110頁）。這個評價是公允的。

荀子在先秦儒家中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學者。其政治主張與孟子有同也有不同，尊王道，舉賢能，與孟子同；兼稱霸道，法后王，則與孟子異。孟子重義，重內化自覺（內圣）；荀子崇禮，重外在約束（外王）。荀子雖然也說：“誅暴國之君，若誅獨夫”，但不承認湯武取天下，因為天下歸之；不承認桀紂有天下，因為天下去之；所以說，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弒君（《正論》）。他把主要關注人事和心性修養的儒家學說擴展到各個領域，他主張“隆禮”與“重法”結合，在禮面前有限平等，建立新的等級制度，完成國家統一。荀子的弟子很多，著名的有韓非、李斯，都是法家著名代表人物。

（1）隆禮尊君，君主至上。“《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論》），“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論》）孔子之禮尚有祭祀和規范兩意。荀子之禮，原始的祭祀之意已蕩然無存，規范之意則空前突出。這一學理上的變化，不僅大大提升了“禮”的地位，而且為禮兼容法預留了空間。

“君者，國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亂。自古及今未有二隆爭重而能長久者”（《致士》）。后世所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至此已呼之欲出。

（2）禮法并用，教刑相輔。荀子在隆禮的同時，也重視法制的作用：“法者，治之端也”（《君道》），把法律看作是治理國家的首出措施。禮與法皆為治國所需，缺一不可。他認為，“不教而誅，則刑繁而邪不勝，教而不誅，則奸民不懲”。在治國方略上，荀子提出“治之經，禮與刑”，這就一改儒家先輩德主刑輔、先德后刑的位序排列和價值判斷，變而為禮刑并用，教刑相輔：“起禮義以化之，重刑罰以禁之”。

（3）引禮入法，禮體法用。荀子重視法理學的研究和以法治國的作用。它提出“法義”和“法數”等概念。所謂法義即是立法的基本精神和指導思想；法數即是指法律的運用技巧。在荀子看來，法數必須以法義為歸依，因為“不知法之義而正法之數者，雖博，臨事必亂”（《君道》）“法義”是什么？就是禮。“非禮，是無法也”（《修身》）。禮為法之體、之綱，法為禮之用、之目。明體達用，綱舉目張。這標志著先秦儒家法律思想的重大轉變。荀子以禮作為立法和執法精神原則的主張可以說是董仲舒春秋決獄的直接思想來源。

（4），嚴懲元惡，罪罰相當。“元惡不待教而誅”。這就把刑罰懲一儆百的作用發揮到極致；同時，荀子也主張罪刑相當，有適當的尺度和公平的精神：“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罪至重而刑至輕，庸人不知惡矣，亂莫大焉”。

如果說儒家是以德治國，其法律思想帶有濃重的倫理格調，那么法家則是以法治國，其法律思想則帶有強烈的暴力色彩。

（三）、法家的主要法律觀點。

1、法家主要特點。

何謂法家？劉邵《人物志·業流篇》說：“建法立制，富國強人（兵），是謂法家”。近人章太炎則說：“著書定律為法家”。這個學派發源于春秋時代的成文法運動，活躍于戰國時代變法更制的政治舞臺。

司馬談在《論六家之要指》中這樣評價法家：“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逾越，雖百家弗能改也”。按地域分，法家分為晉法家和齊法家。司馬談的這段評價主要是以晉法家為參照的。

其特點：四海為家，六親不認；以法治國，一斷于法；重刑輕罪，嚴而少恩；尊主卑臣，嚴守職分。①在治國的策略上，以法治國。國家應制定法律成為全社會的基本準則，國家應依照所制定的法律來處理各種事務（緣法而治），以法律作為統一的取舍標準（事斷于法）②在法律適用上，刑無等級（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③在法律的內容上，輕罪重判，重刑主義④法布于眾。

吳起：衛國（今山東定陶）人，娶齊國妻子，做魯國將領，到楚國主持變法；商鞅衛國人，到秦國主持變法；韓非為韓國人，李斯為楚國人，都到了秦國。吳起之舔瘡勵士和殺妻取將。

韓昭侯在宮中飲酒致醉，就在宮里睡著了，宮中替國君管理冠冕的“典冠”在旁，擔心他著涼，給他蓋上了一件衣服。韓昭侯醒來見有人主動給他蓋上衣服，很高興，問身旁的侍衛是誰給他蓋的衣服？侍衛說是典冠。韓昭侯下令以越職罪處罰“典冠”，以失職罪處罰“典衣”。

管仲說：“君主所操者六：生之殺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此六者，君主之所獨操也。”

法家的代表人物大多是當時著名的軍事家、政治家、思想家。其先驅人物是春秋時期的管仲，鼻祖是戰國初期的李悝、吳起、主要代表人物包括戰國中期的商鞅（法）、慎到（術）、申不害（勢），戰國末期的韓非、李斯等。

2、韓非的法律思想。

韓非（前288---前233），出身韓國貴族，荀況的學生。“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本歸于黃老。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史記·老子韓非列傳）韓非本來要效力于他的祖國，在韓國有一番作為，但“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于是心灰意冷，發憤著書。他的著作傳到秦國，秦王贏政讀了非常佩服，曾感嘆：“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公元前234年，他出使到秦國，受到同窗李斯的嫉妒和陷害，系獄經年，被迫自殺。

韓非人性論的預設是“性惡”。“人人皆挾自為心”，一事當前，先替自己打算，這是天性、本性。這種惡的個人本性是要發作的。隨著人口增加和社會財富的消耗，“人民眾而財貨寡”的矛盾愈益突出。于是，人與人之間逐利爭奪，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你爭我爭，大家都爭，這就要危及秩序，引起混亂。必須加以約束。如果說儒家對這種無序狀態是訴諸道德的約束，那么以韓非為代表的法家則是借助法律的威懾。

從性惡論的預設出發，韓非用一種異常犀利、冷峻和清醒的眼光來洞察人世間的一切，他近乎殘酷地撕去了儒家仁愛的溫情面紗，而代之以冷冰冰的利害關系的計較。社會的一切信仰、道德、關系，人的一切思想、觀念、直至情感本身，其崇高、莊嚴、神圣性都被韓非橫掃一空，最終還原為一種赤裸裸的利害計算。

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無功而富貴；主利在豪杰使能，臣利在朋黨營私。（《韓非子·孤憤》）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垂爵祿以與臣市。（《韓非子·難一》）

父母之于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此俱出父母之懷衽，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后便、計之長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而況無父子之澤乎。（《韓非子·六反》）

衛人有夫妻禱者，妻祝曰：使我無故得五匹為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韓非子·六微》

故輿人成輿則欲人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夭死也。非輿人仁而匠人賊也。人不貴則輿不售，人不死則棺不賣，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韓非子·備內》

夫賣庸而播耕者，主人費家而美食，調布而求易錢者，非愛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耕耘者，盡巧而正畦陌疇畤，非愛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錢布且易云也。《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為之者，曰可以得富也；戰之為事也危，而民為之者，曰可以得貴也（《韓非子·五蠹》）

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絜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分也。

君和臣之間各有一套自己的拳經，各自的想法、利益相悖、不得已而妥協；父母對子女之間并無恩義可言，只有利害計算、得失考慮；夫妻之間也無親情可言，雙方同床異夢，各打各的小算盤；至于買賣雙方，雇主之間，也是一種利益交換。即使是做官的，也不能高估他們的覺悟。他們不過是為政以利，沖著做官的巨大油水而來，歸根結底是要滿足自己的私欲。什么為政以德，憂以天下，樂以天下不過是面冠冕堂皇的金字招牌。如此，儒家的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孝悌為本、仁者愛人都被韓非借助經驗的事實輕輕化解了。他的舉例有點極端，但也確令人耳目一新，有一種難以遮當的說服力。韓非的主要法律觀點：

（1）仁義不足以治天下。韓非的社會發展觀是：“上古競于道德，中世逐于知謀，當今爭于氣力”。這就是說，在上古競于道德時，大家都崇尚道德，自然可以用仁義治天下；現在時代不同了，它的特點是“人人皆挾自為心”爭于氣力，仁義那一套已經過時了，無法滿足現實的需要。用韓非的話說，就是“德厚不足以止亂”，只有威勢方可以禁暴。因而，他主張“用法之相忍，而棄仁人之相憐”。他的老師荀子曾講“起禮義以化之，重刑罰以禁之”。韓非砍去了上聯，只剩下一個下聯，連老師的賬也不買了。（2）以法為本，法術勢綜合為治。“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韓非子·五蠹》）

（3）法不阿貴。在刑罰適用上必須貴賤平等。針對儒家所謂“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他提出：“刑過不避大夫，賞善不遺匹夫”。為什么刑過不避大夫呢，這是因為“犯法為逆以成大奸者，未嘗不從尊貴之臣也”。

（4）重刑輕罪。“董閼于為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見深澗峭如墻，深百仞。因問其旁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嬰兒盲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閼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治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何為不治”。（韓非子《內儲說上》）這可以說是重刑主義的經驗論證；性惡論是其人性預設；定分止爭是其現實考量；以刑去刑是其目的（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內之邪）。

輕刑罰，民必易之。犯而不誅，是驅國而棄之也；犯而誅之，是為民設陷也。（《六反》）

（5）尊君卑臣。“萬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共患也。”“賞之譽之不勸，罰之毀之不畏，四者加焉不變，則除之”。(《韓非子·外儲說右上》)

（四）、《法經》的內容及歷史地位。

1、李悝其人

李悝，亦名李克，戰國初期魏人，生卒年在公元前455年至385年之間。生平不詳，只知其為魏文侯師，又為魏文侯相，頗有治績。第一、首創“平糴法”（見《漢書·食貨志》），即運用政府財力和調節能力，豐年由國家平價收購糧食，用來備荒；荒年由國家平價糶出，借以平衡豐年和荒年的糧價，防止商人囤積居奇，維護農民利益。第二、“盡地力之教”，即整劃土地，開墾擴種，挖掘土地潛力，提高糧食產量。

李悝認為，刑罰之所以必要，是因為有奸邪淫佚，而“奸邪之心，饑寒而起；淫佚者，久饑之妄也”，在這個意義上，刑罰只能治標，而不能治本。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就要富國裕民。

李悝反對世卿世祿制度，認為“其父有功而祿，其子無功而食之”，足以“亂鄉曲之教”。他的“為國之道”是“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說苑·政理》）他要剝奪那些世家子的俸祿，用來招徠“四方之士”。在中國法制史上，李悝最大的貢獻是編撰了第一部比較系統的成文法典---法經。

2、《法經》及其影響

《法經》一書早已失傳。《漢書·藝文志》儒家列有“李克七篇”，法家列“李子三十二篇”，推想《法經》應在其中。現在所見《法經》的記載最早見于唐朝人所撰的《晉書》和《唐律疏議》。《晉書》刑法志曰：“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為王者之政莫急于盜賊，故其律始于盜、賊；盜、賊須劾捕，故著囚、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為雜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減，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唐律疏議》也有類似記載。

此后論及《法經》都引證上述片斷。直到明朝，董說著《七國考》，其中引用西漢桓譚所著《新論》一書，才更多的披露《法經》的一些內容。但桓譚《新論》在南宋末年就已失傳，董說又從何處得知呢?現已無從考證。故學界多疑董說造假。

尚有兩事學界未及，特此指出，以作旁證。其

一、考《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清儒已指出，明朝人喜歡偽造古書，清儒慨嘆：“明人造古書而古書亡”，流風所及，連它的第一流學者楊慎都頗樂此道，留戀忘返，董說受時風影響，偶爾染指，亦未可知；其

二、董說是個小說家，著有《西游補》。其憑空結撰的想象力也非常了得。所有這些，都加重了對董說的嫌疑。

據董說的意見，《法經》的體例可分三部分：正律、雜律、減律。

盜、賊“竊貨曰盜，害良曰賊”、囚、捕四篇為“正律”。董說引《新論》曰：“正律略曰：殺人者誅，籍其家及其妻氏；殺二人及其母氏。大盜戍為守卒，重則誅。窺宮者臏這其實與我們今天所說的隱私權相當。不過，我們今天講的隱私權，是一個舶來概念。它是在1890年，由美國學者路易絲·布蘭戴斯和埃·威斯汀在《哈佛法學評論》上提出的。拾遺者刖（“拾遺”即指拾得他人遺失的財物，這大體上相當于現代刑法中所說的侵占他人遺失物犯罪）曰，為盜心焉”窺、拾非盜而有盜之心，這是“意識犯罪”。重點懲治的是盜、賊重犯。

雜篇為“雜律”、董說略曰：“夫有一妻二妾，其刑馘（guó，割左耳）；夫有二妻則誅；妻有二夫則宮，曰淫禁。盜符者誅，籍其家；盜璽者誅；議國法令者誅，籍其家及其妻氏，曰狡禁。越城，一人則誅，自十人以上夷其鄉及族，曰城禁。博戲罰金三幣，太子博戲則笞，不止則特笞，不止則更立，曰嬉禁。群相居一日以上則問，三日四日五日則誅．曰徒禁。丞相受金，左右伏誅；犀首以下受金則誅；金自鎰以下罰不誅也，曰金禁。大夫之家有侯物，自一以上者族。”懲治各種各樣的刑事犯罪，動輒誅、族，沿續的是商殷以來的重刑傳統。

具篇為“減律”，略曰：“罪人年十五以下，罪高三減，罪單一減：年六十以上，小罪情減，大罪理減。”規定的是一些定罪量刑原則。六篇之中，首列《盜法》、《賊法》，至于《囚法》、《捕法》不過是捉盜捕賊的有關程序。這說明《盜法》、《賊法》是法經的核心。

我的問題是：為什么《盜法》、《賊法》會成為法經的核心？或者說為什么《法經》會把“王者之政莫急于盜賊”作為指導思想？

戰國時代的兩極分化嚴重：一方面，“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于州郡，田畝連于方國”（《后漢書·仲長統傳》）。而農民“或耕豪民之田，見稅十五”（《漢書·食貨志》）；另一方面，一般民眾“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xù）妻子，樂歲終身苦，兇年不免于死亡”，或則“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孟子·梁惠王上》）。這樣一種情況，生活在春秋末葉的墨子已經敏銳地觀察到，并表示了自己的擔心：“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něi），雖欲無亂，不可得也”（《墨子·非樂》）。生活在戰國中期的孟子則說的更形象：“庖有梁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下層反抗激烈：“聚群多之徒，以深山廣澤林藪撲擊遏奪”社會治安環境糟糕。（《呂氏春秋·安死》）；“王公則病不足于上，庶人則凍餒羸瘠于下，于是焉桀紂群居，而盜賊擊奪以危上矣”（《荀子·正論》）。跖有“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莊子·盜跖》）。嚴刑峻法威懾：戰國是一個亂世，不必搬用“刑亂國用重典的古訓”，只需依照習慣就行了。“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古代用于加在囚犯頸部的一種木制刑具）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莊子·在宥》）。莊子又有“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之說，同樣是盜竊，性質無乎不同，但后果卻形成巨大的反差。而從另一個方面看，所謂“竊鉤者誅”也正是戰國時代重刑主義的真實寫照。

“宋（康）王謂其相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眾矣，而群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唐鞅對曰：“王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罪不善，善者故為不畏。王欲群臣之畏也，不若無辨善與不善而時罪之，若此則群臣畏矣。”居無何，宋君殺唐鞅”。《呂氏春秋·淫辭》

《法經》以重刑輕罪為基本特征，充分體現了法家的法律思想，迎合了當時急切以武力實現統一的君主的要求。

《法經》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比較系統、比較完整的成文法典。它既是戰國時期政治變革的重要成果，也是列國立法的典型代表和全面總結。它構建了中國古代法律體系的基本框架，其體例、內容為后世以刑法為核心的成文法典的完善奠定了重要基礎。它在中國法制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

（五）、商鞅變法與秦國法制的發展：。《史記·商君列傳》：“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為中庶子”。不甚得志。

商鞅反對儒家的仁義道德，認為其對治國不但無益，反而有害：“國有禮有樂、有詩有書、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辯，國有十者，上佚無戰。國用詩、書、禮、樂、孝、弟、善修治者，敵至必削，敵不至必貧。”（《商君書》）

“乃遂西入秦，事孝公，為相，“秦封于商，故號商君”（據張守節正義）。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木于國都市南門，募民有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與五十金”。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徙木立信”）。

1、商鞅變法的內容。

商鞅變法是分兩次進行的。第一次開始于公元前359年，第二次開始于公元前350年。其變法涉及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等各方面。是列國變法中規模最大，成效最顯著的一次變法。

政治方面的改革。此以徹底廢除舊的“世卿世祿”制、建立新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為重點。主要內容包括：（1）制定二十級爵位。這意味著舊的世卿世祿制被廢除，舊貴族原有的家世、身份等不再起作用。根據軍功大小授予爵位,官吏從有軍功爵的人中選用。分二十級爵，自二十級至一級分別為：徹侯、關內侯、大庶長、駟車庶長、大上造、少上造、右更、中更、左更、右庶長、左庶長、五大夫、公乘、公大夫、官大夫、大夫、不更、簪□、上造、公士。各級爵位均規定占有田宅、奴婢的數量標準和衣服等次。同時，還制定了“獎勵軍功，嚴懲私斗”的法律規定。獎勵軍功的規定是：將卒在戰爭中斬敵首一個，則授爵一級，可為五十石之官；斬敵首二個，授爵二級，可為百石之官。宗室貴族無軍功者，不得授爵位；有功勞者，可享受榮華富貴；無功勞者，雖家富不得鋪張。嚴懲私斗的規定是：為私斗的，各以情節輕重，處以刑罰。（2）實行郡縣制、廢除分封制。以縣為地方政區單位。分全國為四十一縣，縣設令以主縣政，設丞以副縣令，設尉以掌軍事。縣下轄若干都鄉邑聚。后來秦在新占地區設郡，郡的范圍較大，又有邊防軍管性質，因之郡的長官稱守。后來郡內形勢穩定，轉向以民政管理為主，于是郡下設若干縣，形成秦的郡縣制度。（3）實行什伍制度。秦之都鄉邑聚原來都是自然形成的大小居民點。至此時，均作為基層行政單位。居民登記于戶籍，分五家為一伍，兩伍為什，同于后代的保甲制度。為了加強治安管理，規定什伍之內各家可以互相糾察，“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 重刑輕罪，不赦不宥，鼓勵告奸，實行連坐。

經濟方面的變革。此以廢除“井田制”、實行土地私有制為重點。秦國是戰國時代唯一用國家的政治和法律手段在全國范圍內變革土地所有制的國家。主要內容包括：（1）廢井田，開阡陌。在全國范圍廢除井田制度，實行土地私有制度。廢除“田里不粥（鬻）”的原則，準許民間買賣田地。此后秦政府雖仍擁有一些國有土地，如無主荒田、山林川澤及新占領國土地等，但后來都陸續轉為私有。（2）重農抑商。獎勵耕織，凡“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免除徭役）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漢書·食貨志》）凡努力耕織、生產糧食布帛多的，免除徭役；凡從事末業（工商）及因懶惰而貧窮的，全家沒入官府，罰為官奴婢。（3）統一度量衡。統一斗、桶、權、衡、丈、尺，并頒行標準度量衡器，嚴格執行，不得違犯。現在傳世的有所謂“商鞅量”，其上有銘文記有秦孝公“十八年”“大良造鞅”監造，“爰積十六尊（寸）五分尊（寸）之一為升”。知此量為“升”。由這件量器及其銘文可知，當時統一度量衡一事是十分嚴肅而重大的事。

社會生活方面的改革，主要是推行小家庭政策，以利于增殖人口、征發徭役和戶口稅等。頒布《分戶令》規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凡一戶有兩個以上兒子到立戶年齡而不分居的，加倍征收戶口稅。禁止父子兄弟（成年者）同室居住。（別籍異財）

王安石曾賦詩稱贊商鞅：“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商鞅變法為秦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法律保障，為秦最終掃滅六國，實現全國統一準備了條件。

2、商鞅“改法為律”的意義。“商鞅傳授，改法為律”。何以要改法為律呢？“律”本指鐘鼓聲調和音律，而音律既要求和諧，也要求精確嚴密，不容有絲毫差錯。《易經。師卦》、《左傳·宣公十二年》皆有“師出以律”之句，杜預注：“律，法。”《左傳·哀公十六年》“尼父，無自律”杜預注：“律，法也。言喪尼父，無以自為法。”因此，強調“明法”、主張信賞必罰的法家，一方面為了與傳統的禮、刑相區別，一方面也希望法律能像音律一樣精確嚴密而為人們所信奉，于是便以“律”名“法”。此其一；其

二、此大概還與秦耕戰立國，全民皆兵、軍政合一、軍民合一的歷史文化背景有關。秦居戎狄之邦，習游牧、善征討、薄禮義，尚軍法。“律”本來就是指的軍令軍法，現在擴展它的對象和外延，不但用它約束軍隊，也用它來約束民眾，規范社會的各個領域。這個律已不僅限于軍令軍法的意義，它包含廣了，范圍大了，就成為一代法典的統稱。改法為律有何意義？首先，“改法為律”不僅是名稱的改變，重要的是法律觀念和法律實施的發展變化。“法”字本義表示法的公平性，平之如水，落實到獄訟上就是不偏袒。但對不同身份、等級的人是否同樣公平則不一定了。而“律”字，按《說文》：“律．均布也”，段注“律者，所以范天下之不一而歸于一”。《爾雅》釋詁篇：“律，常也，法也”。《易》有“師出以律”之說。可見起于軍旅之“律”，更強調法的普遍適用性，不論什么人都要一律按法辦事，不允許有超乎律之上，之外者，這正是法家“壹刑”思想的體現。其次，改法為律以后，律已不再是單純的刑制，它按照同心圓的軌跡，以刑法為核心空前地擴大了調整范圍。農業、手工業、畜牧業等經濟活動都可以用律來加以規范，做到所謂“事事皆有法式”。從此以后，律這一名稱為中國歷代王朝（宋元除外）沿用不絕。

第四篇：春秋戰國時期成語典故2008

春秋戰國時期成語典故2008-09-09 21:43退避三舍：春秋時期，晉國內亂，晉獻公的兒子重耳逃到楚國。楚成王收留并款待他，他許諾如晉楚發生戰爭晉軍將退避三舍（一舍為三十里）。后來重耳在秦穆公的幫助下重回晉國執政。晉國支持宋國與楚國發生矛盾，兩軍在城濮相遇，重耳退避三舍，誘敵深入而大勝。

一鳴驚人：相傳楚莊王（另一說為齊威王）臨政三年終日作樂，不理朝政。一臣下對莊王說：“聽說國中有一只大鳥，三年不飛，三年不鳴，是怎么回事？”莊王說：“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然后整頓朝政，富國強兵，短短數年形成大治局面。

臥薪嘗膽：春秋時期，吳王夫差打敗并俘虜了越王勾踐。勾踐給夫差喂了三年的馬，受盡折磨，回國后立志報仇復國，請范蠡幫助訓練軍隊，任用有賢能的人，自己親自參加勞動并堅持睡在柴草上，每次飯前均要嘗一個苦膽，后來終于滅掉吳國。

老馬識途：春秋時期，齊桓公應燕國請求，帶兵打敗了山戎國的侵犯；山戎國國王密盧逃到孤竹國請求救兵，管仲跟隨齊桓公打敗了孤竹國的援兵。在回國途中，因假向導引入迷谷，使齊軍受困。管仲建議用一匹老馬帶路而化險為夷。

負荊請罪：戰國時，趙國有兩位重臣廉頗與藺相如，因藺相如多次立功，趙王封他為相國，廉頗不服氣，認為自己的武功蓋過他的嘴。藺相如為了國家，對廉頗多次避讓，廉頗得知他的良苦用心后慚愧不已，便背著荊條，到藺相如家門請罪，從此兩人和好，成為同生共死的交情。

紙上談兵：戰國時，戰國名將趙奢的兒子趙括飽讀兵書，能健談用兵之道，連父親也難不倒他，自認為是天下無敵。趙奢認為他是紙上談兵不知交通。后來趙奢死了，趙括頂替廉頗帶兵，藺相如等人極力反對，趙王堅持，趙括在長平之戰中損兵40萬。

三令五申：孫武流寓于吳，吳王想試試孫武的軍事才能，就將180名年輕宮女交給孫武操練。孫武將宮女分作兩隊，讓吳王的寵姬當隊長。孫武向宮女們交代了口令之后擊鼓傳令，宮女們一陣哄笑，隊伍亂成一片。孫武再一次下達命令，宮女們只覺得好玩，根本不聽命令。孫武說號令既然已經明白又不聽令，這是頭領之罪，下令將兩名隊長處死。吳王急忙叫人傳令不能斬殺王妃，孫武仍然殺了兩個王妃。然后，孫武重新操練宮女，這回沒人敢不聽號令了。

圍魏救趙：戰國時，魏軍圍困趙國京城邯鄲。趙國向齊國求救，齊威王命田忌為將，孫臏為軍師，出兵救趙。田忌原想直接引兵去救趙國的邯鄲，孫臏主張引兵去圍攻魏國的京城大梁，魏必回兵自救，這樣，不但能解除趙國的圍困，還能使魏軍疲勞不堪。田忌采納了孫臏的策略，引兵直奔大梁。魏軍聞訊急忙撤回圍攻邯鄲的部隊，星夜回軍援救大梁。走到桂陵，齊軍以逸待勞迎擊魏軍。魏軍大敗，幾乎全軍覆沒。

胡服騎射：戰國時，趙國國君武靈王決心變革圖強。武靈王見胡人（少數民族）身著窄袖短褂便服，騎著戰馬，邊跑邊射箭，行動迅疾，十分靈活，便決定向胡人學習，改革士兵服裝，發展騎兵。不到一年功夫，趙國擁有一支強大的騎兵，經過南征北戰，趙國成了當時有數的強國之一。

竊符救趙：戰國時，秦國派兵圍攻趙國的都城邯鄲。趙國向魏國求救，魏國派兵前去救趙。秦國聽說魏國派兵救趙一事，派人去魏國威脅魏王，魏王屈服于秦國，下令讓前去救趙的魏兵按兵不動。趙王向魏國公子信陵君寫信求救。信陵君曾為魏王的寵妃如姬報了殺父之仇，信陵君請求如姬從魏王那里盜出了兵符，從而奪取了兵權，率領幾萬精兵，奔赴邯鄲，打敗了秦軍，解了邯鄲之圍。

『 義不帝秦 』

出于《戰國策·魯仲連義不帝秦》 表示堅持正義，寧死不屈。『 頂天立地 』

出于元雜劇《趙氏孤兒大報仇》 形容光明正大，氣概豪邁。『 脫穎而出 』

出于《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 比喻有才能的人得到機會就能表現自己。『 歃血為盟 』

出于《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 比喻訂立盟約時，嘴邊涂上牲口的血，表示 誠意。

『 因人成事 』

出于《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 意為依靠別人的力量辦成事。『 碌碌無能 』

出于《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 形容沒有能力，無所作為。『 前功盡棄 』

出于《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 表示以前的功夫完全白費。『 難至節見 』

出于《藏書·名臣傳·肥義》 比喻人們對國家對民族的忠貞。『 拔幟易幟 』

出于《史記·淮陽候列傳》 比喻取而代之。

『 兩鼠斗穴 』

出于《史記·淮陽候列傳》 比喻兩軍相遇于險要而狹窄的地方，沒有與會 側擊的余地。『 貧賤之交 』

出于《藏書·虞卿平原君》 指患難之交，生死與共的朋友。『 刎頸之交 』

出于《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 形容友誼極其深厚。『 知人不易 』

出于《藏書·直節名臣·虞卿平原君》 指了解人不容易。『 兩虎相斗 』

出于《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 比喻兩雄像爭。

『 不遺余力 』

出于《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 意為用盡全力。『 吞炭漆身 』

出于《戰國策·趙策》 表示下決心報仇泄恨。

『 排難解紛 』

出于《戰國策·趙策三》 指調停雙方爭執。

『 因勢利導 』

出于《史記·孫子吳起列傳》 指順著事情的發展趨勢加以引導。

『 攻難易守 』

出于《藏書·九國兵爭》 指古代軍事家在雙方條件相差不太遠的情況下得出 的結論。

『 四分五裂 』

出于《戰國策·魏策一》 形容分散，不統一，不團結。

『 怒發沖冠 』

出于《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 形容氣憤到了極點。『 安如磐石 』

出于《荀子·富國》 形容穩固。

『 金枝玉葉 』

出于《元曲選·紀君祥〈趙氏孤兒〉二》 舊指皇族。帝王之家的子孫。『 猶豫不決 』

出于《戰國策·趙策三》 指拿不定主意。『 彈丸之地 』

出于《戰國策·趙策三》 形容地方很狹小。

『 舍本逐末：

出于《戰國策·齊策》 比喻做事不抓主要問題，只顧細微末節。『 膠柱鼓琴 』

出于《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 形容對事物處理不當，失去應有的作用。『 管窺錐指 』

出于《莊子·秋水》 比喻見識狹窄或片面。

『 嫁禍于趙 』

出于《史記·趙世家》 指禍害轉移到別人身上。

『 市道之交 』

出于《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 比喻有些人重利忘義，交朋友與市場買賣交 易一樣。

『 不翼而飛 』

出于《戰國策·秦策》

比喻言語或消息流傳得極快。『 傷弓之鳥 』

出于《戰國策·楚策四 》

比喻受過驚嚇變的過分膽小怕事。『 以卵擊石 』

出于《荀子·議兵》等 比喻不自量力，自取滅亡。『 礦日持久 』

出于《戰國策·趙策》 意為空廢時日，長久拖延。

『 利令智昏 』

出于《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 利欲使人頭腦發昏，喪失理智。

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出于《史記·趙世家》 比喻人才或事物的貴重，在于起 作用而不在于數量。

『 清出于藍而勝于藍 』

出于《荀子·勸學篇》 比喻學生勝過老師，后人勝過前人。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出于《史記·淮陰侯列傳》 聰明人多次考慮問題，也難免會 有失誤的時候。

『 不可同日而語 』

出于《史記·蘇秦列傳》 形容兩者不能相提并論。『 三寸不爛之舌 』

出于《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 形容能言善變。水可載舟，亦可覆舟： 出于《荀子·王制》 古時用以告誡君主要居安思危的意

------春秋戰國典故匯集

一、愛媵賤女

出自《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昔日秦穆公嫁女兒懷贏給晉公子，準備了非常豐厚的嫁妝，光穿著有華麗衣裳的婄嫁女妾就有７０人之多。新嫁到晉國時，晉國人看到陪嫁的女子都那么漂亮，于是都想找個陪嫁的女妾搶回家去，卻認為秦國的國主還不如女妾漂亮，而輕賤秦國的國主。

這是則故事是韓非借齊國傳墨子學說的田鳩之口回答楚王所提出的問題時講的一則故事。所舉的“秦伯嫁女”一例與“買櫝還珠”一起說明一種辦事的道理，即切勿懷文忘用，甚至以文害用。后世常以此比喻辦事情舍本逐末，本末倒置。

作者：黃金獅子小艾2006-6-7 13:48 回復此發言

------------------回復：春秋戰國典故匯集

二、白虹貫日

出自《戰國策之魏策四》：

聶政是戰國時韓國軹人，因為殺人避仇，逃到齊國，以屠宰為生。韓卿嚴遂與韓相韓傀有隙，想要報仇，聽說聶政俠義勇為，便送黃金百鎰做為聶政母親的壽禮，并說明欲請聶政刺殺仇人之意。聶政以母親尚在需要人奉養為由沒有答應。后來聶政的母親死后，聶政獨行仗劍刺殺韓傀，碰上了白虹貫日的現象，刺中了韓哀侯，他自己也自殺身死。

白虹貫日是一種大氣光學現象，就是現在所說的日暈。古人迷信，常把此做為是危害君王的天象異兆，也附會為精誠上感天道。

作者：黃金獅子小艾2006-6-7 13:48 回復此發言

------------------回復：春秋戰國典故匯集

三、畢萬昌大

出自《左傳 閔公元年》：

春秋時，晉獻公滅掉魏，把魏地賜給大臣畢萬。管占卜的大夫卜偃說：“畢萬之后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魏同巍，故云），現在把魏地賞給畢萬，是天意要啟發他的后代，使其昌大。”后來，畢萬的后代果然建立了戰國時的魏國。

其實這些都是古人附會之說。后世就常以“畢萬昌大”的典故指人后輩發揚，繁盛昌大。

作者：黃金獅子小艾2006-6-7 13:48 回復此發言

------------------回復：春秋戰國典故匯集

四、抱冰握火

出自《吳越春秋 勾踐歸國外傳》：

越王勾踐為了滅吳復國，常常以艱苦的生活條件來磨礪自己的意志。他寒冬抱冰，炎夏握火，臥薪嘗膽，夜以繼日，內修軍政，外結諸侯，經過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終于轉弱為強，滅亡了吳國。

后人以“抱冰握火”比喻刻苦自厲，也用指生活艱辛。

作者：黃金獅子小艾2006-6-7 13:48 回復此發言

------------------回復：春秋戰國典故匯集

五、抱柱信

出自《莊子 盜跖》

屋生與自己心愛的女子相約于河橋之下，女子一直到河水漲潮時都沒有來，而尾生則寧愿抱梁柱而死都不愿失約。尾生忠于愛情，信守約誓，但頭腦僵化，不知變故，故抱柱而死。

后以此為堅守信約的典故，特別多用于男女間的愛情信誓方面。

作者：黃金獅子小艾2006-6-7 13:48 回復此發言

------------------回復：春秋戰國典故匯集

六、表里山河

出自《左傳 僖公二十八年》：

春秋時，晉楚決戰之前，晉文公的謀臣，他也是晉文公的舅舅子犯勸文公參加決戰，他認為即使仗打敗了，憑太行山和黃河之險，也可固守無虞。原話為：“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指晉國外黃河而內太行山，地理形勢使國防極為穩固），必無害也。”

后世常用“表里山河”說明地理國防之固。

而元張養浩在《潼關懷古》中：峰巒如聚，波濤如怒，山河表里潼關路。望西者，意踟躕。中的“山河表里”即用此事，一方面說明潼關形勢的險要；另一方面反襯詩人一路所見秦漢宮闕的破敗，百姓處于戰亂之際的無邊苦難。

作者：黃金獅子小艾2006-6-7 13:48 回復此發言

------------------回復：春秋戰國典故匯集

七、拜下風

出自《左傳 僖公十五年》：

在秦晉韓原之戰中，晉軍大敗，晉惠公被秦兵所俘獲，晉大夫頭發蓬亂下垂的拔帳隨行。秦穆公勸說道，：“二三子何其擔憂也！寡人準備請晉君去我秦國，豈敢太過分呢（這是表面上安慰晉國大夫等人的放話）？”晉大夫于是三拜稽首道：“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群臣敢在下風。”

實際上晉大夫這番話，是與秦穆公約誓，希望他說了話要算數。“下風”的意思就是你的諾言不僅天地共鑒，我們在下這些做臣子的也都聽見了，希望你不要食言。

“拜下風”原是謙恭卑怯的舉止，后逐漸又演化成“甘拜下風”的成語，用為甘居下列的自謙詞。

作者：黃金獅子小艾2006-6-7 13:48 回復此發言

------------------回復：春秋戰國典故匯集

八、背城借一

出自《左傳 成公二年》：

公元前五八九年，晉、魯、衛三國的聯軍擊敗齊軍后，齊頃公派大臣賓媚人（即國佐，曾主持齊國之政）帶上賄賂去見晉軍主帥卻克，當晉方提出屈辱齊國的苛刻條件（必以蕭同叔子就是齊侯之母為人質，并且將齊國境內田間的壟畝變成東西走向，這樣道路、水渠都將成為東西方向，以便晉軍的行動）時，賓媚人本著維護齊國尊嚴，堅決地加以拒絕，并準備決一死戰（原話中為背城借一）。魯、衛兩軍主將，都勸告卻克與齊停戰求和，晉終于放棄了繼續進攻的主張，簽訂了盟約，齊國得以轉危為安。

后來以“背城借一”表示誓與敵人決一死戰。

作者：黃金獅子小艾2006-6-7 13:49 回復此發言

------------------回復：春秋戰國典故匯集

九、班荊道故

出自《左傳 襄公二十六年》：

春秋時，楚國伍子胥的祖父伍舉與蔡水師子朝（文公之子，公子朝）的兒子公孫歸生是好朋友。伍舉娶與王子牟（即申公），王子牟因犯罪逃亡后，楚人皆言：“王子牟逃亡實為伍舉護送之。”于是伍舉也因受牽連而逃奔到鄭國，然后準備到晉國去。恰在這時，公孫歸生也將要去晉國，二人在鄭國郊國相遇。他們“班荊（扯草鋪地）相與食（坐在上面，一面吃東西），而言復故（一面攀談返回楚國的事情）。

后以“班荊道故”指朋友在途中邂逅相逢共話舊情。

作者：黃金獅子小艾2006-6-7 13:49 回復此發言

------------------回復：春秋戰國典故匯集

十、萇弘化碧

出自《莊子 外物》

萇弘是春秋時周敬王的大臣劉文公所屬的大夫。劉氏與晉范氏世代通婚姻，在晉卿內訌中（所指為公元前４９０年即周敬王三十年，趙氏擊敗范氏和中行氏），萇弘曾幫助過范氏，晉卿趙鞅為此聲討他，晉君怪怨周敬王，周敬王便把萇弘殺死。萇弘死于蜀（今四川），蜀人感之，以柜盛放其血，三年而化為碧玉，及精誠之至也。

當然化碧之說為后人的演義。后來常以“萇弘化碧”來比喻忠貞之人含冤而死；或指為國獻身，忠烈精神長存。

像明末著名將領袁崇煥就有死后，鮮血化碧一說。

作者：黃金獅子小艾2006-6-7 13:49 回復此發言

------------------回復：春秋戰國典故匯集

十一、刺股

出自《戰國策 秦策一》：

蘇秦游說秦王，上書上次，秦王沒有采納他的主張，他回到家中，父母妻嫂都不理睬好。他傷感之余，刻苦自勵，夜以繼日的努力攻讀。夜里讀書至困欲睡時，就用錐子刺扎大腿，以便清醒起來，繼續學習。這種勤苦自強的精神，歷來被人稱頌，成為舊時勸學的典型事例。

后世常以“刺股”用為勤苦讀書、奮發自強的典故。

作者：黃金獅子小艾2006-6-7 13:49 回復此發言

------------------回復：春秋戰國典故匯集

十二、操刀傷錦

出自《左傳 襄公三十一年》：

春秋時，鄭國大夫子皮想讓自己的一個小臣尹何，擔任私有領地的邑大夫的官職。因為鄭子產是他晚年舉薦而執政的，可能認為提拔尹何，子產不會反對。鄭子產主張“學而后入政”，這樣才不致把事情辦壞，才是用人穩妥的辦法；如果“以政學者”，那就是拿“政”去開玩笑，這是對“政”的不負責任，這將給“政”造成危害。為了說明這個道理，子產以“未能操刀而使割“，”美錦不使人學制“作比，闡明不可本末倒置。

以今天的眼光看，學而后作雖無可厚非，但干中求學，干也是學，也是不能偏的。

后人“操刀”“傷錦”合二為一，用來比喻才薄力單，難以預勝任。

作者：黃金獅子小艾2006-6-7 13:49 回復此發言

------------------13 回復：春秋戰國典故匯集

十三、楚幕有烏

出自〈左傳 莊公二十八年〉：

楚伐鄭，鄭國得到其他諸侯國家的援救，迫使楚軍連夜撤退。楚軍為了防止鄭軍及諸侯國援軍的援救，軍隊于夜間悄悄撤走，卻留下了空空的營幕作為掩護。軍幕空虛，所以烏鴉才棲止在上面，鄭國人由此判斷出楚軍營內的虛實，才停止了向桐丘奔逃。

后來用這個典故，常指敗退或軍事力量的空虛。

作者：黃金獅子小艾2006-6-7 13:50 回復此發言

------------------回復：春秋戰國典故匯集

十四、丁公鑿井

出自《呂氏春秋 察傳》：

春秋戰國時宋國一個姓丁的人因為家中無井，所以就在自家院中打了一口井，他覺得這樣一來，洗滌和取水就不需要專用一個人了，說是等于得到了一個人的幫助。有人聽到這話后就把它傳訛了，說丁家打井得到了一個人。

后來就以此比喻以訛傳訛，或主觀主義憑空解釋，把事情搞得顛倒悖謬。

作者：黃金獅子小艾2006-6-7 13:50 回復此發言

------------------回復：春秋戰國典故匯集

十五、大義滅親

這個故事就比較有名了，在〈東周列國志〉上也有記載，不過我要講的則是出自〈左傳 隱公四年〉：

春秋時，衛國石蠟之子石厚，與公子州吁共謀殺君篡位。石厚為了安定國內人心，去求計于自己的父親。石蠟因之而設計，借陳桓公的幫助，乘他們到陳國之機，逮捕了州吁和石厚。衛國派人到濮殺死了州吁，石蠟派家臣到陳殺死了石厚。《左傳》因此稱贊道：“君子曰：‘石蠟，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同與，就是一同處死的意思）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大義滅親”原指為君臣大義而滅父子私情，后用以泛指炎維護正義而不徇私情。

作者：黃金獅子小艾2006-6-7 13:50 回復此發言

------------------回復：春秋戰國典故匯集

十六、東施效顰

出自《莊子 天運》：

說越國有一個絕色美女名叫西施。她長得非常漂亮，無論怎樣打扮，一舉一動都是美麗動人的。西施有個心口疼的毛病，犯病的時候，總是用手按著胸口，皺緊眉頭。有一天，她在村中的道路上行走，突然，胸口疼痛起來，疼得緊皺眉頭，便不知不覺地用手按著胸口處，咧著嘴似笑非笑的。正巧，迎面走來一位叫東施的丑姑娘。東施看見西施皺著眉頭，用手接著胸口在笑，覺得樣子十分好看。于是，就照樣模仿起來。東施本來沒有胸口疼的毛病，卻也用手按住胸口咧嘴笑，把眉頭也照樣緊皺起來，自以為這樣就美麗了。村民們看到她一反常態的樣子，莫名其妙的多看了她兩眼，丑姑娘東施卻以為人家喜歡上她了，于是她更加緊皺眉頭咧開大嘴強笑，這一下，把別人都給嚇跑了。

后以“東施效顰”來比喻“丑拙”盲目機械地效仿“美巧”，結果適得其反，鬧出笑柄。

李白就有：丑女來效顰，還家驚四鄰。

作者：黃金獅子小艾2006-6-7 13:50 回復此發言

------------------回復：春秋戰國典故匯集

十七、呆若木雞

《莊子 達生》：

戰國時，斗雞是貴族們尋歡作樂的一項活動，齊王便是當時的一位斗雞迷。為了能在斗雞場上取勝，齊王特地請專家紀渻 子幫他訓雞。齊王求勝心切，沒過幾天，便派人來催問，紀渻子說：“雞沒訓好，它一見對手，就躍躍欲試，沉不住氣。”過了幾天，齊王又派人來問，紀渻子說：“還不到火候，看樣子雞雖不亂動了，但還不夠沉穩。”又過了幾天，紀渻子終于對來人說：“請你告訴齊王，我花工夫把雞訓好了。”待到斗雞時，對手的雞又叫又跳，而紀渻子訓好的雞卻像只木雞，一點反應也沒有，別的雞看到它那副呆樣竟然都被嚇跑了。因此，齊王用這只雞和別人斗，自然場場獲勝。

莊子用這個故事，愿意是指為了說明有些事情不必亶承天生自然之理，經過人為的訓練，也能積習成性，達到改造“物”的目的。

但是傳到了后世，卻用“呆若木雞”來形容人因恐懼或驚訝而發愣的神態，則全用為貶義。

想想也真是好笑啊，這句成語的出處與現在的解釋居然如此不著邊啊。呵呵，古人也很有意思。

作者：黃金獅子小艾2006-6-7 13:50 回復此發言

------------------回復：春秋戰國典故匯集

十八、盜憎主人

出自《左傳·成公十五年》：

春秋時，晉伯宗（晉大夫孫伯糾之子）為人正直，在朝常直言不諱，妻子常勸他說：“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好直言，必及于難。”后來伯宗果然因為結怨過多而被殺。

“盜憎主人”是說盜賊憎恨被他盜竊、搶劫的主人，后來就比喻壞人怨恨正直的人，無道恨有道，惡恨善，丑恨美，壞人恨好人。

作者：黃金獅子小艾2006-6-7 13:51 回復此發言

------------------回復：春秋戰國典故匯集

十九、得魚忘筌

出自〈莊子 外物〉：

莊子說：“筌（就是一種捕魚的竹器）所以能捕到魚，是因為得魚而忘筌；蹄（捕兔的哭具）都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指語言，言詞）所以在意（要表達的意思、事理），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人言哉（就是說深悟其道、專心致意卻并不侈于言辭的人，其實難得，故莊子希望能找到這樣的人和他交談）！’”

莊子在這里以“得魚忘筌”“得兔忘蹄”為比喻，并不從消極的意義上使用，承上啟下，目的在于比照說明“得意忘言”的道理。

后世用“得魚忘筌”卻改變了原本的本意，一般都是有在消極的意義上，比喻辦事情一旦達到了目的，便把賴以達到目的的手段忘掉或拋棄。

可見這也是一個后世用意與出處不相符的成語。也不知是怎么傳的。

作者：黃金獅子小艾2006-6-7 13:51 回復此發言

------------------回復：春秋戰國典故匯集

二十、斷織（孟母繼織）

出自漢韓嬰〈韓詩外傳〉及〈列女傳〉：

孟子是戰國時期墨家代表人物，姓孟名軻，由于賞識淵博，道德高尚，被后世譽為“亞圣”。孟子之所以能夠取得這么高的地位，與他幼年所受的教育有關。孟子年幼時，他的母親非常注重對他的教育。有一次，孟子由于貪玩而沒有上學，他母親知道后，非常生氣，當即拿起剪刀，割斷正在織布的織線。孟子孝敬母親，看到母親如此生氣，既害怕又難過。孟母看到兒子有悔改之意，就語重心長地對兒子說：“你廢棄學業像我剪斷布線，一個人要專心讀書，才會有知識，如果現在不用功讀書，將來就一事無成。”從此以后，孟子發奮苦讀，終于成為大學者。

后來就用“斷織”為勉勵努力求學，不可中道荒廢的典故。此外人們也用斷織來表示賢婦勸學。

唐代駱賓王的《上袞州張司啟》里有這個典故：“加以承斷織之慈訓，得銳志于書林。”

另外一個有關斷織的故事就是樂羊子妻勸其夫進學的故事，和孟母勸告孟子的形式大致相同。而且目的也都達到了。

第五篇：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本站推薦）

1.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復習學案：涉及：1~2課內容）

【學習目標】：記住諸子百家各個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及觀點，分析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局面形成的原因和意義；

一．原因

經濟：政治：.階級：思想文化。

二．表現

【當堂練習】：

1下列對孔子“仁”的學說理解正確的是（）

①主張調解與和諧社會人際關系②具有古典人道主義的性質③主張以德治民④反對任何社會變革

A．①②B．②③C．①②③D．①③④

2.春秋戰國時期，儒家提出的治理社會方案的主張是（）

A.以法律制度規范社會B.以強權政治規范社會

C.以倫理道德規范社會D.以道法自然規范社會

3.．春秋戰國時期，下列學派或代表人物在思想上存在對立的是①老子—韓非子；②墨子——孫武；③荀子——莊子；④孔子——墨子

A．①③B．②④C．①②③④D．①②③

4.韓非在批評某家學說時說:"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而政不免予亂”。他批評的是

A．法家學說B．道家學說C.儒家學說D．墨家學說

5.學完“百家爭鳴”歷史后，某班幾名同學將本班科任老師“對號入座”，你認為其中不恰當的是

甲：歷史老師關愛學生，教育我們要和諧相處，有儒家的風范

乙：英語老師著裝時髦，特別講究師道尊嚴，這是墨子的做法

丙：語文老師給我們充分的自主權，極少干預，深得老子真傳

丁：數學老師是法家弟子，期初他就制定了班規，并嚴格執行

A．甲B．乙C．丙D．丁

6.有學者評論戰國時期某學派說：“他們都是些注重實踐的政治家??他們認為貴族的存在已不合時宜??他們把商人和學者看作是可有可無或多余的人。”這一學派是（）

A．儒家B．道家C．墨家D．法家

7.孟子是我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他的一些言論，對今天仍然有著很大影響。其中，我們從“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中獲得的精神營養是

A.注重氣節，健全人格 B.人性本善，舍生取義C.先義后利，關注民生 D.仁愛友善，以德服人

事后，幾位學生議論為什么送這件禮物。

甲說：“估計是宣傳中國古代優秀的教育思想。”

乙說：“可能是弘揚中華文化，讓世界了解中國。”

丙說：“也許是讓外國人知道中國人權思想比西方早兩千多年。”

問題：請概要寫了你對甲、乙、丙三種說法的理解。

綜合答案：甲側重孔子是中國古代教育家或孔子的有些教育思想至今仍有現實意義。乙突出孔子是儒家的創始人，儒家文化曾是中國主流文化。丙的說法有一定道理，孔子主張“仁”，孟子提出過“民本”，但也西方啟蒙思想家提出的“人權”觀念有本質區別。

三．意義

①“百家爭鳴”奠定了中國傳統文化體系的基礎，對中國古代文化有著非常深刻的影響。②“百家爭鳴”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對當時和后來社會歷史的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當堂練習】 ：

1.百家爭鳴局面形成的重要意義不包括 ．．．

A．促進了思想學術的活躍和繁榮B．引發了社會大變革局面的出現

C．奠定了中國傳統文化體系的基礎D．對后來的中國政治和文化影響深遠

2.伏爾泰在《禮俗論》談及中國古代一思想流派時嘆言道：“歐洲的王族同商人發現東方，只曉得求財富，而哲學家則在那里發現了一個新的精神與物質的世界。”“新的精神??世界”是指

A．法家的法治思想B．道家的無為思想C．儒家的仁政思想D．墨家的非攻思想

【知識拓展】

中國古代儒家、法家和道家的治國思想

儒家：提倡德政、仁治、禮治和人治，強調道德感化；

法家：提倡君主專制中央集權，提倡法治和暴力統治；

道家：提倡順其自然、“無為而治”

【走出誤區】

1.孔子儒家思想中的“民本”思想與現代我們提倡“以人為本”的理念本質相同？

孔子儒家思想中的“民本”思想與現代我們提倡“以人為本”的理念有著本質的區別。古代儒家思想中的“民本”思想是以維護“君”為中心的，絕無現代民主思想意識，并不是以維護人民利益為出發點的，而是一種維護統治的策略。盡管如此，其精神仍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2.孔子的“仁”與孟子“仁政”區別？

“仁”：人際關系； “仁政”：政治學說

3.老子是道教的創始人。老子是道家思想的創始人

【課后練習題】

1.孔子和蘇格拉底是公元前5世紀的東西方思想巨人，兩者思想的不同之處是 ．．

A.重視道德的意義B.肯定人的價值C.強調知識的作用 D.推崇君主權威

2.儒家和法家思想對中國封建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以下言論不能為封建君主所容忍的是

A．“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拱）之”

B．“故治民無常，唯法為治。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

C．“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

D．“然其所謂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

3.下列言論中,與“圣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的觀點屬于同一思想流派的是()

A.“至樂無樂,至譽無譽”B.“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

C.“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D.“時移而治不易者亂,能治眾而禁不變者削”

17—18世紀，歐洲出現了一股“中國熱”，許多思想家對中國文化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德意志的萊布尼茨盛贊儒家道德及其影響下的社會秩序和國家統一。法國的伏爾泰認為，中國的考試制度使官吏職位人人皆可爭取，歐洲應加以采用。以上史實說明了

①儒家思想總體上符合歐洲資本主義需要②儒家的“大一統”思想符合德意志國家統一的需要③中國的考試制度有利于法國資產階級反對封建等級制度④儒家的“民貴君輕”思想對歐洲資產階級推翻封建君主制有重要指導意義

A．①②③B．②③C．②③④D．③④

1.閱讀下列有關孔子的材料：

材料一齊景公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

季康子問政于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____《論語·為政》

請回答：

（1）依據材料一，概括孔子的主要政治觀點。（4分）

材料二吾將以教主尊孔子。??而教主不足以盡孔子。教主感化力所及，限于其信徒??舉中國人，雖未嘗讀孔子之書者，而皆在孔子范圍中也??吾將以教育家尊孔子。??而教育家不足以盡孔子，教育家之主義及方法，只能適用于一時代、一社會，而孔子之教育，則措四海而皆準，俟百世而不惑也??吾將以政治家尊孔子。??而政治家不足以盡孔子。食政治家之賜者，不過一國??不過百年，而孔子之因時的政治，可以善當時之中國，可以善2000年迄今之中國??____梁啟超《世界偉人》

材料三孔子之道，遠傳于四域之外，東經朝鮮，波及日本。南則風靡于安南??孔子之道，又流行于歐美。英、法、德、美、意、奧之學者，熱心研究孔子者，歲熾日烈??就全世界觀

之，《論語》之價值，已與《新約全書》競勝。___日本學者島獻吉朗《諸子百家》

（3）綜合上述材料，簡要談談“孔子之道”在人類文明歷程中的地位。（4分）

（1）主張貴賤有序的等級觀念，提倡“仁”，主張以德治民。（4分）

（3）逐漸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部分，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品格具有世界性影響。（4分）

2.材料一司馬遷說：“孔子布衣，傳十余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于夫子，可謂至圣矣。”

李贄說：“雖孔夫子亦庸眾人類也”。

材料二伏爾泰曾稱頌孔子：他只用健全的理性在解說，他不炫惑世界而是開啟心靈，他的講話只是一個圣人，從不是一個先知，然而人們相信他，就像他自己的國土一樣。

（1）據材料一，概括司馬遷與李贄對孔子的不同態度，并分析其產生的政治背景。（4分）

（2）司馬遷：認為孔子是圣人。孔子的主張在經董仲舒改造后適應了當時中央集權的需要。

（2分）

（3）李贄：認為孔子是凡人，明代中后期強化皇權，加強文化專制。（2分）

（2）據材料二，伏爾泰是怎樣評價孔子的？其根本目的是什么？（4分）

伏爾泰：肯定孔子的理性、人性。根本目的：反專制，反神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