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近代西藏與中央的關系

近代西藏與中央的關系

（仁增本 青海師范大學）

摘要

首先，我們得弄清楚“西藏”這個詞的定義。“西藏”這個詞有著雙重的含義——政治西藏和民族西藏。政治西藏指的的中國境內的西藏自治區，范圍同等于近代**喇嘛政治統治區域，民族西藏則指的是西藏人種分布的區域。中國是個統一的的多民族國家，西藏自古以來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清朝建國號后，五世**與中央取得聯系。順治帝冊封五世**“**喇嘛”的封號。雍正設駐藏大臣，行使中央在西藏的行政權利。中華民國期間，中央政府繼續實行對西藏地方的治理，1912年，中央政府設立蒙藏事務局。南京政府成立后，于1929年設立蒙藏委員會專管藏 蒙等少數民族地區行政事物。1940年4月在拉薩設立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并作為中央政府在西藏的常設機構。

關鍵字：西藏 **喇嘛 中央政府 關系·

1644年清朝取代明朝后建立了一套嚴密的管理西藏的制度，以確保對西藏地方行使主權具有法律、制度的保證。

第一，法定西藏的行政區域。清朝中央政府在劃分全國的行政區劃時，法定了西藏的行政區域，以法規的形式，劃定了西藏等地行政區界。

第二，決定西藏的政治體制、行政管理體制、地方政權組織形式。頒布《欽定西藏章程》對西藏的經濟、政治、宗教、軍事都做了明確的規定。

第三，封贈西藏的宗教首領。公元1653年，清朝中央政府冊封五世**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

1；公元1713年，冊封五世**為“班赤喇恒喇**喇嘛”○禪額爾德尼”。此后，歷輩**、**必須經中央政府正式冊封才為合法，成為歷史定制。

第四，清朝中央政府于公元1793年建立了金瓶掣簽制度，由在駐藏大臣監督主持下，經金瓶掣簽選定**、**或大喇嘛繼承人的候選對象，報經中央政府批準后，才為合法繼承人。這是清朝中央政府對西藏宗教加強行政管理的關鍵措施，也是對西藏行使完全主權的一種體現。

第五，因俗而治。清朝在統治少數民族地區，不更多的變更其舊制，采取了“因其教而不易其俗，其齊政不易其2 易”。○

3**、**是西藏最高的宗教首領。**任用第巴官○與出身蒙古部長取得護法地位的西藏汗共同掌握西藏政權，實行“汗王制”，但汗，第巴之間不斷發生沖突，他們又

4勾結準格爾叛軍掀起叛亂，造成西藏政治上的極端混亂。○清政府為加強對西藏的管轄，于雍正五年（1727年）在西藏設立駐藏大臣，代表中央監督西藏地方政權，中央政府對西藏的管理進一步加強。“乾隆四年，設駐藏辦事，幫但當時“番眾 仍統屬于辦大臣，分駐前后藏以轄之”。○6。乾隆十五年（1750年）清中央政府出兵平定朱喇嘛”○爾莫特叛亂后廢除了“汗王制”。

盡管古代藏漢的關系非常復雜并且不在書本的研究范圍之內，繼18世紀最初10年，即六世**喇嘛和七世**喇嘛動蕩年代之后，西藏已經隸屬于滿族統治的中國，這

7然而，隨著清王朝的衰落，它在西藏事務是毫無疑問的。○所的作用也削弱了。到十九世紀中葉，或者更早一點，清王朝在西藏的影響已經十分微弱。列如：1841年的西藏多格拉戰爭、1857年的廓爾喀戰爭、1862—1865的瞻對戰爭以及1903—1904英國侵略西藏的戰爭和簽訂條約中都

8同樣，夏禮和甘丹寺的僧人們于沒有清王朝的援助。○1862年強迫熱振交出西藏攝政王的權力時也沒收到清朝皇9清朝中央政府通過駐藏大臣對拉薩噶廈政府施帝的干預。○加的壓力也是有限的的。列如：十三世**喇嘛的的選定就沒有像1793年那樣由清朝皇帝實行金瓶抽簽制來選定。中國清朝對西藏的主權已經名存實亡了。鴉片戰爭使原本就落后中國封建社會陷入半封建反殖民的社會形態。清王朝內憂外患連年不斷，進入20世紀以后，英俄加強了對我國西藏地區的爭奪。面對又一次嚴重的邊疆危機，清政府表現得更加軟弱無能，一味采取妥協退讓的投降主義方針。它聽任日俄兩在我國東北地區廝殺并最后宰割了我國東北。在英俄企圖把西藏從我國分裂出去的問題上，它對西藏人民反抗侵略的強烈要求漠然處之，仍頑固堅持其妥協退讓的立場。這不僅極大地傷害了西藏人民的感情，而且也使清政府與西藏之間的隔閡進一步加深。藏漢關系被藏人的政治理論所弄得更加復雜，他們認為，西藏與中國的關系是“供施關系”即是說西藏與中央政府之間是宗教徒與世俗的施主之間的一種象征性關系。因此，對于西藏人來說，**喇嘛和清朝皇帝之間的關系則作為宗教教主和世俗施主而有存的，并不存在君臣關系。○

10無論在二十世紀以前藏漢關系具有多么微妙的特點，但因為三件大事便極大地改變了這種狀態：（1）隨著英國對西藏的興趣愈大，導致了一系列入侵西藏的事件，并于1904年占領了拉薩；（2）中國中央政府重新確立對西藏的控制權，導致了1910年初中國將軍鐘毅對拉薩的軍事占領；（3）中國1911年發生了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以及西藏清朝駐軍的兵變。

1911年，中國爆發辛亥革命，次年建立了合漢、滿、蒙、回、藏等民族為一體的中華民國。民國期間中央政權更替頻繁，但是，歷屆中央政府對西藏的基本政策，始終堅持國家的統一、主權和領土完整。

第一，利用政府宣言和立法等形式，維護國家對西藏的主權。1912年3月11日孫中山先生主持制訂公布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總綱”第三條規定西藏是中華民國22行省之一。這是以“臨時憲法”的形式，從法律上規定了民國政府對西藏地方的主權。此后公布的《憲法》中有關西藏地方的規定，其基本精神和核心內容，都是強調西藏地方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和中央政府對西藏的主權。

第二，建立管理西藏地方事務的中央機構─蒙藏局和蒙藏委員會。民國于1912年成立蒙藏事務局，直屬國務院，作為主管西藏、蒙古地方事務的中央機關，蒙藏事務局于1914年改為蒙藏院。1927年遷都南京，成立南京國民政府之后，對蒙藏院進行了改制，正式設立蒙藏委員會。九世**、十三世**和西藏地方政府的駐京代表貢覺仲尼、章嘉呼圖克圖、喜饒嘉措大師等，都參加了蒙藏委員會，著名的佛學大師喜饒嘉措還曾任蒙藏委員會副委員長。

第三，加封**和**，袁世凱于1912年10月28日發布大總統令，恢復**喇嘛名號。時隔不久，十三世**即由印度返回西藏。為了緩解西藏內部矛盾，表彰九世**在維護國家統一方面的貢獻，袁世凱又于1913年4月1日發布了“大總統加封**令”。

民國政府成立之初在“五族共和”的旗幟下，繼續清朝的一體化政策○1912年4月22日，袁世凱宣布：今后民國11政府不再以藩屬對待蒙藏，“蒙藏回疆各處，自應統籌規劃，以謀內政之統一，而冀民族之大同”。為此“民國政府于理藩不設專部，原系視蒙、藏回疆與內地各省平等，將來各地方一切政治，具屬內務行政范圍”將原理藩院所轄事物交歸內務部轄理。但在地方制度劃一規定以前，蒙藏回疆應辦事宜均照舊例辦理○。

注釋

1：《清世祖實錄》卷七四 ○2：《清朝文獻通考-輿地二四-西藏》卷二九二 ○3： 政務官 ○4：《清史簡編》上編 遼寧人民出版社 1980 ○5：《清史稿》P2470 中華書局 1976 ○6：《清史稿-兵志-邊防》卷一三七 ○7：Z.哈默《1708—1959年的中國和西藏》（1960年○版）伯戴克《18世紀初的中原西藏》（1950年版）夏格巴《西藏政治史》和《西藏史》第二卷為17世紀和18 世紀的西藏史提供了材料

8：《西藏現代史（1913—1951）-喇嘛王國的覆滅》○梅.戈爾斯坦

9：《西藏政治史》夏格巴 P172 ○○：《西藏現代史（1913—1951）-喇嘛王國的覆滅》10梅.戈爾斯坦P 6 八行

○：《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0 第4期 許百永

11○：《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檔案史料匯編》12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等編P2359

近代西藏與中央的關系

第二篇：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

我國自1994年起實施的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是中央與地方政府間財政關改革史上一次重大制度創新。

經過九年多的實踐與探索，分稅財政管理體制運行平穩、成效顯，中央與地方政府間財政關逐步規范。尤其是$%%$年中央功實施所得稅分享改革，進一理順了中央與地方的利益分配系，政府間財政關系日趨完善。是在分稅制改革實踐中也存在些問題，如政府間財政支出職劃分不夠明晰，收入分享還不科學合理，轉移支付結構不夠化等。所有這些問題，都直接涉到中央與地方政府間財政關系深化改革，需要在實踐中加以究解決。筆者擬結合地方實際，中央與地方政府間財政關系相問題加以分析。

一、關于中央與地方財政出職責劃分問題目前，我國各級政府間的財政出責任劃分缺乏明確的法律依，從而導致政府間支出職責不、上級政府隨意下放支出責任、方基本公共服務不能有效供應諸多問題。1994年實施的分稅制政體制改革，基本上是在政府事和支出范圍未作調整的情況下行的，盡管在財政體制文件中對政支出責任作了劃分，但劃分比籠統，并沒有大的突破。總體上，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以來，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財政支出職責上互有“越位”與“缺位”，職責劃分并不穩定。概括起來，主要包括以下三種情況：

（一）地方承擔中央支出職責。實踐中比較明顯的事例有：

1、三峽移民搬遷工程，以及對口支援西藏、新疆，以及黃淮海綜合開發等受益范圍大規模外溢、關系到全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項目，中央要求地方給予資金配套。

2、由中央財政垂直管理的部門經費，如氣象部門經費、地震部門經費、武警系統經費等，要求地方負擔一部分。

3、由中央負擔的部屬高校建設，要求地方給予共建資金配套。

中央企業分離辦社會職能向地方轉嫁負擔。出于改革需要，中央企事業單位頻繁下劃，將中央支出責任下移，對地方財政支出格局以及收支平衡也產生很大影響等等。

（二）中央承擔地方支出職責。目前，中央對地方的專項補助相對于一般轉移支付補助而言，規模要大得多。中央專項補助中，有許多是對地方性項目的補助，如地方企業技術改造、中小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地方旅游事業發展等等，事實上這等于中央介入地方事務。

（三）中央頻繁出臺法律法規，要求地方保證的“硬性”支出過多。

中央通過許多部門法律或法規，規定地方對于農業、教育、科技、計劃生育、社會保障、體育、衛生等支出增長要超過財政收入增長，或者規定占財政支出的比重必須達到某個水平。特別需要說明的是，目前地方財政支出中有許多是近幾年新增加的事權，在原來的體制規定中并沒有包含相應的財權。比如，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和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改革步伐的加快，企業下崗職工、低收入人群有所增加，相應要求地方財政負擔的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支出；因城鎮住房制度改革而帶來的行政事業單位職工住房補貼支出等。地方支出職責的不斷擴大與財權范圍的固化，最終造成地方財政尤其是縣鄉財政困難的加劇。

造成上述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國政府間職責劃分，長期以來缺乏科學合理的、具有約束力的法律規范，以致在實踐中很容易造成經常性的相互“越位”行為。反過來講，由于政府間事權的劃分長期未能有效解決，又在很大程度上損害了分稅制財政體制的整體功能。下一步需要著力解決的問題是：首先大力促進地方政府退出競爭性領域，按照公共財政的要求，逐步明確各級政府在農業、教育、科技以及地方基礎設施等方面的事權責任。其次，在進一步理順了政府間職責以后，有必要借鑒國際通行做法，以法律形式規范政府間事權和支出劃分，使各級政府在履行其事權和支出責任方面真正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二、關于中央與地方政府間財權劃分問題根據事權與財權相結合的原則，我國現行分稅制財政體制實行按稅種劃分中央與地方收入。將維護國家權益、實施宏觀調控所必需的稅種劃為中央稅,將同經濟發展直接相關的主要稅種劃為中央與地方共享稅!

將適合地方征管的稅種劃為地方稅。

分稅制之初確定了中央與地方財政收入范圍后，2002年起又實施了所得稅分享改革，初步打破了按企業隸屬關系劃分收入的作法。

總體上講，經過多年的改革與完善，目前中央與地方收入劃分的規范化程度有所提高，但近幾年出現了財力進一步向中央集中的趨勢，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地方財政職能的發揮。比較突出的問題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兩稅”稅收返還計算辦法不利于地方財政良性發展。現行體制規定，“兩稅”每增長1%，中央對地方的稅收返還比上年增長0.3%，這造成稅收返還增量占“兩稅”增量的比重逐年降低。以山東為例，按照目前方法計算，1:0.3稅收返還占上劃“兩稅”增量的比重，1994年以來平均每年下降2個多百分點，到2002年已下降到10.69%，比全國平均水平低3個多百分點。實踐證明，經過近幾年的運行，分稅制改革已經達到了中央集中財力的目的，中央財政調控能力明顯增強，但同時地方各級財政卻越來越困難，中央與地方分配關系不盡合理已經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共性問題。

（二）地方收入中缺乏主體稅種。我國稅收主要來自于第二產業，而這部分稅收大部分為中央收入。

2002年所得稅分享改革后，地方稅種主要是營業稅、城建稅以及農業稅收等，地方財政沒有“當家”稅種，或者說缺少主體稅種，因而就不可能真正成為一級獨立的財政。在地方財政收入中，“死面多，活面少”，城建稅、農業稅收、資源稅、礦產資源補償費、排污費等基本上都是不增長或增長潛力不大的稅種。近年來，地方政府為了維持財政收入的增長水平，只能“稅不夠，費來補”，導致地方收入中非稅收入比重越來越高。非稅收入中的行政性收費收入又多是由預算外轉為預算內的，因此盡管地方財政收入連年高幅增長，但可用財力并未同步增長。

（三）稅權高度集中在中央。目前，我國的稅制微調政策措施幾乎完全出自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只是在城鎮土地使用稅和車船使用稅兩個稅種上有稅額決定權，對營業稅中的娛樂業稅率和資源稅中的“資源等級表”中未列舉稅目的納稅人的稅額有決定權，所有這些權力在中央制定的有關稅收法規中都作了明確規定，地方政府在實際操作中不得超越中央政府的限制。在中央控制過嚴的情況下，地方政府為了促進本地經濟社會發展，平衡地方預算，滿足基本支出，在正常的稅收之外，則開征了不少收費項目、基金、集資等，這些“準稅收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大部分都不規范。

（四）中央政策性減免對地方財政造成較大沖擊。近年來，中央陸續出臺了一些稅收減免和先征后返、列收列支等不規范的政策，這些政策的出臺直接造成地方財力減少。雖然從長遠來看實行這些稅收政策對經濟發展有利，但對地方財政確實造成減收增支的困難。

（五）中央部門在財政體制規定之外集中地方財力。比較典型的例子有：2003年7月1日起，排污費收入的10%上交中央；2002年7月1日起，無線電頻率占用費全部上交中央；2001年起，海域使用金30%上交中央等。此外，目前還有一部分中央部門在系統內集中省以下部門的收入，由此而產生的地方部門經費不足，最終還要反映到地方財政上來，從而間接加大了地方財政負擔

外，中央政策調整中還存在一個利益轉移問題。比如，中央撥付用于地方企業技改的國債轉貸資金，本來地方財政可以用因技改投入新增的地方財政收入償還貸款，但實行所得稅分享改革后，中央又集中了地方企業所得稅增量的大頭，從而造成地方政府無力還貸。

針對上述問題，目前在財權劃分方面應當著力解決的問題主要是：

在稅制設計上，最為科學的選擇是實施稅基分享制，即不同層級的政府分別按不同稅率對同一稅基征稅，這樣做符合國際通行做法，也有利于進一步完善地方稅體系。據此，建議取消現行$：#&’稅收返還辦法，對“兩稅”實行“**”

分成辦法，即增值稅和消費稅由中央分享60%，地方分享40%。與現行彈性系數辦法相比，“**”分成辦法的優點：一是清除了對地方財政增收的負面激勵機制；二是操作簡便，相對于原辦法而言，便于各級政府年初安排收入預算，也簡化了上下級財政年終結算手續；三是由于其相對于原辦法提高了地方分享“兩稅”增量的比例,地方政府將樂于接受，而中央付出的改革成本也不大；四是中央在實施這一辦法時，可以要求各省以下政府將該辦法不打折扣地落實至縣鄉一級，這樣不但可以統一省以下稅收返還體制，進一步推動省以下財政體制的完善與規范，也有利于解決當前突出存在的縣鄉財政困難問題。

首先，國內外經驗表明，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和地方權利意識的強化，地方政府在社會經濟事務中，特別是在向當地居民提供所需要的公共服務中，日益扮演著一個中央政府無法取代的重要角色，客觀上要求賦予其在自行組織收入方面的充分靈活性。在國外，地方政府至少控制一種地方稅的立法權，能夠決定是否值得付出更多的稅收來得到更好的公共服務。其次，目前地方缺乏必要的稅收立法權，是造成各地亂收費、亂攤派、亂罰款的重要原因之一。再次，在中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各地情況千差萬別的國家里，由中央政府統一劃定各地的稅基范圍，會使相當一部分未納入規定征收范圍的稅基和潛在的收入流失掉。最后，在分稅制財政體制運行告一段落后，賦予地方以必要的稅收立法權是水到渠成、順理成章的事情。

要加快地方稅改革步伐，盡快建立起科學合理的地方稅稅制結構。比如，中央可以研究開征社會保障稅、遺產稅等新稅種，以及改革城建稅和教育費附加的可行性。國家出于對宏觀考慮，制定出臺一些稅收減免政策是完全有必要的，但從體制規范的角度，應適時研究對因執行中央減免政策而造成的地方財力減少給予一定補償的合理機制，并以法律法規的形式固定下來。近年來，盡管中央通過體制結算對部分政策減收給予了補償，但這些補償主要是針對中西部地區，其中仍然存在一個政策的公平統一問題，有待進一步規范。

三、關于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問題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作為財政體制的重要內容，其直接涉及與政府間事權相對應的財權配置問題。

從某種意義上說，目前預算管理中存在的原體制補助、稅收返還收入、專項撥款、通過公式計算的規范辦法分配的資金以及部分決算補助資金等，都可以稱之為轉移支付或專項轉移支付。但是，真正科學規范的、打破既得利益格局的，具有公開、公平、公正性并對受補地區財政平衡最具作用的，仍是規范的一般性轉移支付。

分析近幾年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突出存在以下兩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結構不合理。專項撥款比重偏大，一般性轉移支付比重偏小。2002年，中央下達地方專項撥款約為2500億元，而一般性轉移支付僅為259億元，專項撥款是一般轉移支付近9倍。二是一般轉移支付規模偏小。1995年中央安排過渡期轉移支付20多億元，到2001年達到138億元，2002年加上中央集中的所得稅增量，一般轉移支付規模僅為279億元，占中央本級財政收入的比重不足3%。

一般轉移支付既要力求規范，又要考慮到我國的實際情況，對人口、產業結構、成本差異等因素應給予足夠重視。主要政策建議如下：

（一）轉移支付規模應進一步擴大。目前，中央對地方一般轉移支付力度遠遠不夠，資金數量極其有限，基本上屬于“扶貧”的性質。擴大轉移支付的資金來源，有兩個途徑：

一是從每年中央集中的稅收增量中固定一定比例用于轉移支付。二是在專款上做文章。目前，各級對下專款都比較多，這種資金分配方式不符合規范的分稅制要求，一些專款的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存在隨意性和“撒芝麻鹽”的問題，實際上是專款不專，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有必要打破部門既得利益，對現有專款進行徹底的清理和改革。改革后的專項撥款應主要用于一些特殊項目，如救災、扶貧、國土整治、環境保護，并與一般轉移支付等均衡撥款協調起來。

（二）轉移支付應考慮結構因素。產業結構、GDP構成不同，對財政收入會產生直接影響。中央設計轉移支付方案時應充分考慮產值結構不同對標準財政收入測算造成的影響。例如，中央目前確立的一般轉移支付辦法是按照工業、批發零售貿易業增加值和全國平均有效稅率計算的地方增值稅標準收入，這其中沒有考慮到地方計稅產值中有相當一部分為零稅率、低稅率產值，象黃金、白銀、食用植物油、飼料、化肥、農藥、農機、農膜等。由于各省的產業結構不同，其產值對財政的貢獻能力便有差別，不考慮GDP的構成，全國使用同一個看似公平的公式計算出來的標準收入，肯定與實際情況有很大差距，從而造成事實上的不公平。

（三）轉移支付應考慮不同地區的成本差異問題。中央設計轉移支付方案時，在標準支出計算上要充分考慮不同地區支出成本的差異。例如山東是農業大省，也是全國貧水地區之一農田水利建設等農業支出成本肯定要高于其他省份，因此按照全國實際支出數與耕地面積等相關指標的比重簡單計算的小型農田水利和水土保持補助支出等標準農業支出會低于實際水平，一定程度上脫離現實，不能夠真實反映支出需求。再如，沿海省份住房、水、電等基本生活成本相對于內陸省份要高，而這些都最終反映到財政對行政事業單位的正常經費支出上。因此，轉移支付方案還是應適當考慮基本服務成本的差異，區別不同省份制定不同的人員、公用經費支出標準，然后測算基本支出需求。

（四）轉移支付應對中央政策性減收增支有所考慮。對取消征收農業特產稅、實行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改革、改造農村中小學危房等中央統一政策要求，應分別在計算標準收入、標準支出時予以統籌考慮，以增強轉移支付方案解決問題的針對性和整體合理性。

第三篇：香港的法律體系以及中央與香港的關系

香港的法律體系以及中央與香港的關系

一、香港的法律體系

法律體系是一國現行的全部律規范按照不同的法律部門分類組合而成的一個具有體系化的有機聯系的統一整體。以香港回歸為時間界限，香港法律體系可分為回歸前香港的法律體系和回歸后香港的法律體系。從歷史上看，隨著英國對香港的強占和殖民統治，具有英國法特色的香港法律體系逐漸形成。1843年，香港立法局制定的《最高法院條例》明確規定英國的法律延伸適用于香港。此后，大量的英國判例法、成文法直接沿用到香港并影響到香港本地的制定法和判例法，使得長期來香港法律體系凸顯英國法和殖民地法的特色。回歸后，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體系成為相對獨立于我國大陸法律體系并具有自身特色的法律體系。

（一）香港回歸前的法律體系

回歸前，香港的各種法律部門在多元的法律淵源基礎上形成了香港地區法律體系的統一體。該法律體系包括：

1、憲法性法律。作為英國最高統治象征的英皇發布的關于香港地位的各種敕令是香港的最高法律，其他法律不能與之抵觸。在香港適用的憲法性法律主要有：《英皇制誥》（1917）、《皇室訓令》（1917）、《香港憲章》，它們全面確立起了港英政制。

2.、三種成文法。（1）適用于香港的英國法律。依據制定機關不同可分為樞密院為香港制定的法令和英國國會為香港制定的法律，它們依據1865年的《殖民地法律有效法》在香港適用。（2）香港立法局制定的條例。立法局成立初期主要照搬英國相關法，后來，立法局制定的條例逐漸增多，但要受到英國方面的許多限制，諸如：“香港法例不得與英國議會為香港制定的法律相抵觸，香港立法局只能制定適用于香港內部的法例。”（3）香港的“附屬立法”。它是香港立法局為保證條例的實施授權具體行政主管部門制定的“實施細則”。條例和附屬立法兩部分是香港法中最主要的成文法，數量最多，涉及范圍也最廣。

3、英國的普通法和衡平法。普通法是十二世紀以來由英國普通法院發展起來的判例法總和。衡平法是平行于普通法由英國衡平法院在審理案件時發展起來的一種判例法，其原則優于普通法。普通法和衡平法都是判例法，都需要遵循先例，上級法院的判例對下級法院具有約束力。長期來，香港法院沿用這一傳統，對英國法院的判例予以引用，是判例法適用地區。在香港適用的判例法除了英國的大量判例法，還有香港本地逐漸發展起來的判例法。

4、中國傳統法律和習慣。自英國強占香港始，香港就一直保留一部分清朝法律與習慣。清朝以《大清律例》為主體的法律和習慣也成為香港法律的淵源之一。

（二）香港回歸后的法律體系

香港回歸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體系在原有香港地區法律體系的基礎上得到發展。

1、《中英聯合聲明》承諾香港“現行的法律基本不變”，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及衡平法、條例、附屬立法、習慣法）除與《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相抵觸或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

2、從中英聯合聲明簽訂后到特別行政區成立前，由香港有關機關制定的涉及過渡時期重大事務的條例及其他法規，制定前經由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磋商的，中方承擔基本保留這些法律的義務。《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十八條還明確規定：“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法律為本法以及本法第八條規定的香港原有法律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全國性法律除列于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

3、香港回歸后，帶有濃厚殖民色彩的英國憲法性法律必須予以廢止并代之以《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此后立法的依據和準則。《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十八條明確規定：“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法律為本法以及本法第八條規定的香港原有法律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全國性法律除列于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凡列入本法附件三之法律，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在當地公布或立法實施。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征詢其所屬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意見后，可對列入本法附件三的法律作出增減，任何列入附件三的法律，限于有關國防、外交和其他按本法規定不屬于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范圍的法律。”《基本法》附件三《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的全國性法律》規定了自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起適用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六部全國性法律即《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都、紀年、國歌、國旗的決議》、《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的決議》、《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的命令》、《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于領海的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特權與豁免條例》。

1997年5月23日全國人大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第九次全體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三所列全國性法律作出增減的建議》，在基本法附件三中增加的全國性法律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領事特權與豁免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駐軍法》。同時，在《基本法》附件三中刪去了《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的命令》這一全國性法律。1998年4月由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法》因為屬于有關國防、外交和其他按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不屬于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范圍的全國性法律，也列入了《基本法》附件三之中。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明確規定香港原有法律除與《基本法》相抵觸或經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原來適用于香港的國際條約中的大部分在香港回歸后將繼續適用。普通法和衡平法中只有香港法院本身的100多冊判例中不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抵觸的大部分判例可繼續在香港沿用，香港判例法的多元結構就此變成了單一結構。英國的300余部制定法經過法律的香港本地化后不違反《基本法》規定的法律也都在香港繼續適用。香港的條例和附屬立法大部分不變。

根據1997年2月23日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4次會議通過的《處理香港原有法律問題的決定》，“整部條例和附屬立法不予采用的只有14項，不采用部分條款的條例和附屬立法只有10項，兩項合計共24項，僅占原有條例及附屬立法總數的1.3%”。此外，不與《基本法》抵觸的中國傳統法律和習慣也繼續有效。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十七條、第七十三條還作出肯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有權制定新法律，也有權審查原有法律是否與《基本法》相抵觸并對相抵觸的法律作出不予適用的決定。同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如果認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律不符合《基本法》關于中央管理的事務及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系的條款，可將有關法律發回，該法律立即失效。

前述法律均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體系的組成部分，它們都以《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為主要依據，構成了與在大陸實施的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為基礎的社會主義性質的國家法律體系并存與共的地區性法律體系。香港回歸后，香港法律體系成為我國法律體系不可替代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中央與香港的關系

按照香港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是我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于中央人民政府。可以說，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這種法律地位是其職權范圍以及與中央關系的基礎。

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一個地方行政區，是由我國所采取的國家結構形式決定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特別”之處，在于它享有全國人大授予的高度自治權；香港特別行政區直轄于中央人民政府，表明了它相當于省、自治區、直轄市一級，是地方行政區域中最高的一級。這一規定既體現了國家統一和主權的原則，又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高度自治的一個重要保證。香港基本法對由中央行使的職權和負責管理的事務作了明確規定。一般來說，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有以下幾個方面的職權，即負責管理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外交事務；負責管理香港特區的防務；任命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決定香港特別行政區進入緊急狀態；解釋基本法；修改基本法。這些權力都是限制在國家主權和統一所絕對必須的范圍之內的。

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的自治權是十分廣泛的，它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中央人民政府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照基本法自行處理的有關對外事務的權力和可享有全國人大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及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的其他權力。香港特別行政區所享有的高度自治權是史無前例的。

第四篇：中國夢與西藏夢的關系---楊發明

西藏萬德福教育咨詢服務有限公司

華中師范大學新農學院教授楊發明專題

中國夢與西藏夢的關系----構和諧，匯聚磅礴正能量----作者 楊發明“中國夢”！從一個人，到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都有夢想和追求。中國夢把國家夢、民族夢和個人夢融為一體，正在激發起團結向上的正能量。

中國夢說到底是人民的夢，是人民幸福的夢。國強民富的夢。只有人心穩，才能百業興。只有社會和諧，中國夢才真美麗、真精彩、真溫馨。

黨的十八大指出“社會和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總書記在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西藏代表團審議時強調，“要毫不動搖做好長治久安的基礎工作”。為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精神和總書記的重要指示，自治區黨委明確提出要堅定不移維護社會穩定、著力建設和諧西藏，這是推進西藏跨越式發展和長治久安的重要舉措，體現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構建和諧社會的夢想，正在西藏大地延伸，正在所有人的努力下一步步變為現實??維護社會穩定，深入開展反分裂斗爭

不穩定，什么事都干不成，遭殃受苦的是老百姓。社會和諧穩定，最快樂最幸福的是咱們老百姓！”建設和諧西藏，是一項龐大而系統的工程，涉及方方面面。其中，保持安定祥和、維護社會穩定是建設和諧西藏的重中之重。沒有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建設和諧西藏將無從談起，只有社會更加和諧、更加穩定，才能切實維護和實現好全社會公平正義，才能形成團結互助、和睦相處的社會氛圍，才能使各族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和諧西藏的目標也就能如期實現。

我們必須大力改善民生，以此凝聚人心，這是構建和諧西藏的一個主要內容；要努力建設由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律保障的社會管理格局，并建立科學的社會管理體制，確保障社會穩定。”

匯集各方正能量，促進各民族和睦相處

漢族、藏族、回族，...都是經營者，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鄉音，卻有著共同的夢想。長期以來，我區認真貫徹落實黨的民族政策，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的主題，加強各民族的交往交流，鞏固和發展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

各族干部群眾在工作生活中相互尊重、相互合作、相互幫助，各族人民和睦相處、和衷共濟、和諧發展。

只要全區各族人民緊密團結，萬眾一心，為實現共同理想而奮斗，實現夢想的力量就無比強大。實干興邦，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

“西藏的社會和諧，就是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

當前，我區社會環境總體上進入了團結和諧、持續穩定的新階段，但仍然面臨著許多矛盾和問題，影響社會和諧的因素仍然存在，建設和諧西藏的任務仍然艱巨繁重。

空談誤國，實干興邦。建設和諧西藏。牢固樹立穩定壓倒一切的思想，把維護穩定作為硬任務和第一責任，貫徹落實好黨中央的部署要求和自治區黨委、政府出臺的維穩措施，構建維護穩定的長效機制。堅定不移地維護社會穩定，深入開展反分裂斗爭，促進各民族和睦相處。

在全國各族人民的支援幫助下，三百多萬藏族同胞的努力下，同全國一道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現跨越式發展。實現百年之夢！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之夢！

奮斗創造夢想，夢想掌握未來。有夢想就有奮斗、有機會就有希望，一切美好的東西都可以創造出來。中國夢就能實現！西藏夢就能實現！

第五篇：西藏養老保險關系轉移方法

西藏養老保險關系轉移方法

2012-04-16 23:12:08 向日葵保險網

[導讀]：在西藏有很多跨省區流動就業人員，有些人在內地多個地區流動就業，并參保繳費。那么，他們在達到領取養老金年齡時，應當在哪里領取基本養老保險待遇呢？“參保人員戶籍所在地與最后參保地一致時，在戶籍所在地辦理領取手續，享受基本養老保險待遇。” 西藏養老保險關系轉移方法

在西藏有很多跨省區流動就業人員，有些人在內地多個地區流動就業，并參保繳費。那么，他們在達到領取養老金年齡時，應當在哪里領取基本養老保險待遇呢？“參保人員戶籍所在地與最后參保地一致時，在戶籍所在地辦理領取手續，享受基本養老保險待遇。”祁維國說，“當戶籍所在地與最后參保繳費地不一致時，如果在最后參保地參保繳費滿10年，則在最后參保地領取；如果在最后參保地參保繳費不滿10年，依次向前推至滿10年的參保地辦理待遇領取手續；各地參保繳費都不滿10年，則在戶籍所在地辦理待遇領取手續。”

對于年滿50周歲的男性和年滿40周歲的女性跨地區轉移就業的，由于按現行退休年齡規定，一般不可能再在新參保地連續繳費滿10年并在該地辦理退休手續。因此，規定其在新就業地建立臨時養老保險繳費賬戶，便于其繼續參保繳費；待其達到國家規定退休年齡，將臨時養老保險繳費賬戶中的全部繳費，轉移歸集到原保留基本養老保險關系所在地或辦理退休手續所在地。

“老工傷”可享工傷保險待遇

傷殘等級需重新鑒定

“自2009年10月1日起，西藏老工傷人員可以享受工傷保險待遇。”自治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工傷生育失業處有關負責人告訴記者，西藏老工傷人員是指用人單位參加工傷保險統籌前因工傷原因遭受事故傷害或患職業病，致殘程度達到1至10級的人員。這里所說的用人單位，不含機關和參照公務員管理的事業單位。

這位負責人向記者具體介紹了老工傷人員可以享受的工傷保險待遇：1至10級工傷傷殘人員舊傷復發所發生的符合工傷保險基本報銷規定的醫療費和一次性傷殘補助金，1級傷殘補助金標準為24個月本人工資，2級傷殘為22個月本人工資，以此類推，傷殘等級每降低一級，傷殘補助金標準就減少2個月，最低的10級傷殘一次性傷殘補助金為6個月本人工資；1至4級工傷在職職工傷殘津貼，辦理退休手續的，停發傷殘津貼，享受基本養老保險待遇，基本養老保險待遇低于傷殘津貼的，由工傷保險基本基金補足差額；“老工傷”還可享受經統籌地區勞動鑒定委員會確認需要的生活護理費、輔助器具配置或更換費。

另外，因工死亡職工，其生前提供主要生活來源的配偶、子女、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孫子女、外孫子女、兄弟姐妹等男年滿60周歲、女年滿55周歲或者不滿18周歲、完全喪失勞動能力的上述親屬，可領取供養親屬撫恤金。撫恤金標準按因工死亡職工本人工資的一定比例發放，具體標準為配偶40％，其他親屬30％，孤兒、孤寡老人各提高10％。“老工傷人員傷殘等級需要重新進行鑒定。”這位負責人說，由于現行《工傷保險條例》規定，享受工傷保險待遇的工傷職工都是傷殘等級達到1至10級的人員，而老工傷人員原傷殘等級都是“二等甲級”、“三等甲級”等老的傷殘等級，無法與現行《工傷保險條例》規定的1至10級傷殘相對應，無法確定相應的工傷保險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