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改革開放以來中央與地方關系的變化

改革開放以來中央與地方關系的重大變遷

中央與地方關系是一個多層面、多角度的體系，它包含著中央與地方的經濟關系、政治關系乃至文化關系。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中央與地方關系的最大變化，表現為中央與地方經濟關系的變化。經濟體制改革每向前跨進一步，都使中央與地方關系呈現出新的發展態勢，并打上受經濟體制改革影響的烙印。我國中央與地方政治關系的改革，一般都是經濟關系變化的延伸和發展，是經濟體制改革在上層建筑領域的表現。而“均衡、和諧地協調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不管是對經濟體制改革還是對政治體制改革，都是一件十分重要也十分棘手的事情。對于經濟體制改革而言，能否處理好中央與地方的關系，直接影響到我國的市場經濟是統一的市場經濟還是互相封鎖的市場經濟。對于政治體制改革而言，能否處理好中央與地方的關系，直接影響到地方和基層組織積極性的發揮，甚至影響到國家的統一和社會的穩定”。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大體經歷了兩個發展階段，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也隨之劃分為與經濟體制改革相對應的兩個階段。

一、以放權為主導的中央與地方關系(1992 年以前)

中央與地方關系根植于一個國家的社會體制之中，一國的政治體制、經濟體制狀況直接決定了中央與地方關系的形態特征和發展變化。

1949 年取得全國政權的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國家結構形式上選擇的是單一制的中央集權模式，這是基于當時中國所面臨的最重要問題所作出的決定。表現在經濟體制上則是一種高度集中的資源再分配——利益滿足體制，中央政府通過這樣一個完整的網絡決定地方政府的行為。這種利益滿足體制奠定了中央與地方政府關系的模式——高度中央集權型，中央對地方政府具有強制性的指揮權，決策大多由中央一級作出，地方政府的基本職能僅在于實現全社會利益的一部分。這種高度的中央集權模式造成我國經濟管理中機構臃腫、層次重疊、手續繁雜、效率極低，不利于地方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現在我國經濟管理體制的一個嚴重缺點是權力過于集中，應該有領導地大膽下放，讓地方和工農業企業在國家統一計劃的指導下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應該著手大力精簡各級經濟行政機構，把它們的大部分職權轉交給企業性的專業公司或聯合公司……采取這些措施，才能充分發揮中央部門、地方、企業和勞動者個人四個方面的主動性、積極性、創造性，使社會主義經濟的各個部門各個環節普遍地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

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的經濟體制改革首先在農村取得巨大成就。在巨大成功的推動下，改革從農村發展到城市。1984 年，十二屆三中全會正式提出，“社會主義經濟必須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它突破了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為全國經濟體制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論指導。但長期以來形成的高度中央集權的管理體制已很難適應經濟體制改革的需求，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阻礙了其進程。鄧小平分析說：“機構龐大，人浮于事，官僚主義，拖拖拉拉，互相扯皮，你這邊往下放權，他那邊往上收權，必然會阻礙經濟體制改革，拖經濟發展的后腿。”只有改變這種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中央與地方的關系才能趨于合理。而要改變這種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最為關鍵的就是權力下放。因此，他強調，經濟體制改革必須以權力下放為中心環節。同時，鄧小平也十分重視政治體制改革，認為“政治體制改革同經濟體制改革應相互依賴，相互配合”。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應當是“權力要下放，解決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即下放權力，發揮地方積極性，是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迫切需要。

因此，1978 年以來，在總結新中國歷史經驗的基礎上形成的認識是：要正確處理中央和地方關系，就必須分權、放權，要通過“精兵簡政，真正下放權力，擴大社會主義民主，把人民群眾和基層民主的積極性調動起來”。在這一認識的基礎上，我國堅持“兩個積極性”的總體原則，實行的是以“下放權力”為基本特征的向地方傾斜的政策。黨的十三大報告確認：“凡是宜于下面辦的事情，都應由下面決定和執行。這是一個總的原則。在中央和地方的關系上，要在保證全國政令的統一的前提下，逐步劃清中央和地方的職責，做到地方的事情地方管，中央的責任是指出大政方針和進行監督。” 在這一時期，權力下放的理論與實踐交錯產生與進行，互相促動。這一時期的權力下放包括1980 年的財稅權下放、1982 年的立法權下放以及1984 年的投資決策權下放。然而，在這一過程中，開始出現了令人不安的地方和部門保護主義問題。“有的地方和部門的保護主義，已發展到了嚴重的程度，為了他那一點個人和局部利益甚至連犯罪的問題都敢加以保護。”同時，在這一階段的改革中，形成了東重西輕的梯度分權格局，即東南沿海一帶，權力下放較大；而中西部地區，則權力下放較小。權力下放不均等，不僅進一步擴大了東西部的差距，而且導致地方與地方之間、企業與企業之間的不公平、不平等競爭，權力下放使地方政府的功能急劇膨脹，為了地方的狹隘利益，產生了壟斷意識，形成了“諸侯經濟”。早在1988 年就有人尖銳地指出全國已有20 多個“獨立王國”、2000 多個“諸侯”。各地方為了自身的利益，不斷向中央爭投資、上項目，利用自身權力加劇地方割據和封鎖，搞自成體系的“大而全，小而全”，使各地產業結構趨同，并引發了一系列資源大戰。

概括來看，這一階段的總體特征是：在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強調發揮兩個積極性，其結果是以權力下放、地方分權為主，促進了地方經濟的發展，但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央的宏觀調控能力。這一點江澤民同志給予了明確闡述：“改革開放以來，實行權力下放，地方積極性得到充分發揮，有力地推動了改革與發展。這是一條重要經驗，應當充分加以肯定。但在這個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新的矛盾和問題。有的地方和部門過多地考慮本地區、本部門的局部利益，貫徹執行中央的方針政策不力，甚至出現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現象；應當由中央集中的則集中不夠，某些方面存在過于分散的現象。我們既不允許存在損害國家全局利益的地方利益，也不允許存在損害國家全局利益的部門利益。”

二、不斷磨合的中央與地方關系(1992年以來)

從歷史來看，最理想的中央與地方關系應該是平衡與協調關系。在權力分配上，既能保證中央政府有足夠的力量治理好全國，又能保障地方有適度的權力建設好地方。任何一方的權力過大或過小，都將破壞權力的正常運轉。中央的權力過大，影響地方的建設與發展；地方的權力過大，則威脅中央的治理。這是1992 年以來我國力圖達到的理想狀態中的中央和地方關系。

1992 年，十四大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定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的高級形式，這種形式下的經濟運行模式和運行機制既不同于傳統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形式下的運行模式和運行機制，也有別于改革開放以來實行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形式下的運行模式和運行機制。市場經濟要求尊重市場的內在運行規律，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從此，我國的整個經濟運行快速地向市場化方向轉變，進入一個急劇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全面改革的歷史時期。與此同時，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過程中，政治體制的功能也必然要發生變革，以適應經濟體制和社會、經濟生活方式的變化。可以說，從對物質資源的直接管理到非直接管理，從以管理物質資源為主到管理非物質資源為主，是政治體系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發生的重要變革。中央與地方關系作為整個政治體系中的子系統，也必然要發生適應性變化。與這樣一種經濟體制相適應的中央與地方的權力結構，既要求有必要的中央集權，又要求有在中央有效控制下的地方適度分權。從一定意義上說，沒有中央集權條件下的地方分權，必然會造成“諸侯林立”的分裂局面；而沒有在地方分權基礎上的中央集權，又會復歸于僵化的“大一統”模式。只有實現二者的結合，才能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客觀需要，實現中央與地方關系的合理化。

為了改變改革開放以來由于實行行政放權而帶來的中央宏觀調控能力削弱和地方保護主義盛行的狀況，1994 年新的財政體制分稅制及其他管理體制的實行，使中央與地方關系的調整與改革以市場經濟為取向，標志著建立新型中央與地方關系的改革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分稅制的一個明顯特點，就是擴大了地方固定收入的范圍。這有利于促進地方合理地組織經濟，有效地利用資源，提高經濟效益，最終做到既增加了地方的收入，也能增加中央的收入，實現財政、稅收上的“兩個積極性”。實踐表明，分稅制的實施開始把中央與地方分工合作的關系導入一條制度化的軌道。因此，早在五年前甚至更早，就有經濟學家稱其為“中國式的聯邦制”或“財政聯邦制”。?

分稅制是一次重大的制度創新，它改變了中央與地方的博弈格局，不同程度地提高了各地方對于中央財政的依賴度，明顯強化和改善了中央宏觀調控能力。但是，分稅制并非萬能，雖然加大了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力度，但對于地區差距問題，不僅未能加以解決，反而進一步擴大。由于分稅制改革主要是“中央主導型”模式，自實行以來，中央和地方的經濟分成比例幾乎年年在變，中央可以根據經濟形勢的需要，隨意調整中央和地方的分配關系，地方政府只能被動接受，從而導致地方上有了不同程度的抱怨和抵觸聲音。再加上在分稅制確立之后，由于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事權劃分得不明確，雙方都會采取一些機會主義行為來實現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尤其是地方這一層面，過度重視地區間的經濟競爭導致大量低水平重復建設，由此又形成地方保護主義，并進而導致嚴重的腐敗問題。而地方由于承擔了從中央轉移而來的財政壓力，又必須考慮另外開辟財源，因而往往集中注意力于土地開發，通過“經營城市”來增加收入、緩解財政壓力，這就導致了房地產過熱和房價猛漲以及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的“政績工程”。?瑏瑥這樣一些問題的存在，既威脅到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又往往使得中央的調控措施失去應有的力度與效果，甚至影響到其權威與合法性。

總之，這一階段的總體特征是：在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強調發揮兩個積極性，它意味著中央要加強屬于自己的宏觀調控權，同時把屬于地方的權力劃歸地方。因此，1992 年以后我國在中央與地方關系的磨合上出臺了不少有針對性的政策，增強了中央的宏觀調控能力，同時也出現了新的地方保護主義。如此看來，要想達到理想狀態的中央與地方關系任重道遠。

三、權衡中央與地方關系的理論思路

如前所述，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既經歷了從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階段，又步入了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時期。雖然兩個時期中央與地方關系的權衡重點和最終取向不盡相同，但都植根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大環境中，都是基于對歷史上所犯錯誤的規避。在這其中，我國的社會體制發生了深刻變化，高度一體化的官僚集權體制被打破，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開始走向分離，社會逐步趨于多元化。中央與地方關系也不例外，傳統單一的中央高度集權模式讓位于多元化的、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并存的新格局。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建立、分稅制的實行、政府機構與職能的改革等，我國中央與地方的關系有了實質性變化，初步建立起政治運作與經濟運行相對獨立的政經二元化體制。?瑏瑦但是，當改革進入深水區以后，以分權為路徑解決我國的中央與地方關系遇到了難以突破的瓶頸。因此，我國在中央與地方關系的權衡上有著理論拓展的空間。

中共三代領導集體在不同時期處理中央和地方關系上均形成了極具智慧性的理論。概括來看，1956 年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一文中關于中央和地方關系的理論直接指導了計劃經濟條件下我國處理中央和地方關系的實踐，同時也具有不容低估的現實指導價值；在20 世紀80 年代中期，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針對改革開放中出現的實際問題，系統提出了經濟轉軌時期處理中央和地方關系的原則，并在隨后的改革開放進程中發揮了巨大作用；1995 年江澤民在十四屆五中全會上發表《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若干重大關系》的講話，系統闡述了第三代領導集體處理中央和地方關系的原則和構想，這直接指導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過程中中央和地方關系的權衡。從理論上來看，中共三代領導人都在不同時期堅守了相同的理論原則。這一方面彰顯了理論本身的生命力，同時這些理論思路也是現今發展中央與地方關系的準繩。

一是要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1995年，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全面系統地論述了發揮中央與地方兩個積極性對于我們的意義。“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是國家政治生活和經濟生活中的一個重要原則問題，直接關系到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團結和全國經濟的協調發展。我國國家大、人口多，情況復雜，各地經濟發展不平衡。賦予地方必要權力，讓地方有更多的因地制宜的靈活性，發揮地方發展經濟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有利于增強整個經濟的生機和活力。同時，全國經濟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中央必須制定和實施全國性的法律、方針、政策，才能保證總量平衡和結構優化，維護全國市場的統一，促進國民經濟有序運行和協調發展。”?瑏瑧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這是《論十大關系》中提出的一個重要思想，成為后來我國處理中央與地方關系的重要原則，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堅持了這一思想。這說明三代領導集體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這也是我們權衡中央與地方關系時必須堅持的基本原則。

二是要維護中央權威。1996 年3 月11 日，江澤民在八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解放軍代表團討論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中央領導和中央政令的權威必須維護，這也是我們黨的一貫的政治原則和政治紀律。”對照建國以來的發展歷程，我們不難發現，維護中央權威是中華民族生存和發展的基本條件，是確保國家安全、社會政治穩定和經濟協調發展的需要，是深化改革、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需要，也是擴大對外開放的需要。

三是要尊重地方利益，屬于地方的權力要劃歸地方。十四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 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發揮中央和地方的積極性，實行投資的合理分工。中央掌握的建設資金集中用于全國性或跨地區的基礎設施、基礎產業和支柱產業重點工程，以及科技、教育、國防等方面的重點項目。地方政府投資主要用于本地區公益性、基礎性項目。”這就確定了屬于地方政府的一項重要權力：投資管理權。這樣，按照三代領導集體的主要思路，就是賦予地方必要的權力，特別是與其權力、職能、責任相一致的地方經濟調控權要劃歸地方，應充分尊重地方利益。

四、拓展中央與地方關系的實踐途徑

從實踐角度來看，中央和地方關系有著較大的拓展空間。

其一，權力下放的思路不能放棄，尤其是對于中國這樣疆域遼闊、人口眾多的大國而言更是如此。從新中國中央和地方關系幾十年的發展歷程中可以看出，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始終處于一種集權、分權的循環往復中。中央的積極性高了，就影響了地方的積極性；地方的積極性高了，就影響了中央的權威。改革開放初期實行的以行政放權為主要特點的中央與地方關系改革所帶來的后果是：地方保護主義盛行和中央宏觀調控能力的削弱。這似乎讓人談虎色變，談到分權就聯想到中央的孱弱。于是在以后的改革中，我們一方面放權，另一方面又出臺不同的政策對所放權力進行約束，直接帶來現今地區梯度格局明顯，東西部之間、沿海與內地之間差距愈益拉大，導致地方政府更多的抱怨和新的地方保護主義的出現。

權力下放本身沒有錯。歐美國家三百多年來都遵循給予地方更多的積極性和自主權的原則，也未見那些國家的統一地位發生過改變。那為什么我國出現了大量的低水平重復建設和政績工程？ 原因就在于在權力下放過程中沒有給予地方更多的監管權。如果我們能更好地發揮民間力量、非政府組織以及公共領域的監督作用，那么地方政府在一些宏觀規劃和大的城市建設上就必須做到透明化，同時采用一定范圍的聽證制度，在保證地方利益的同時，考慮國家的整體利益和長遠效益。

其二，尋求通過制度化、法律化的途徑來達到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平衡。我國是單一制國家，中央政府代表了國家的所有主權，地方政府只是中央政府的分支，有義務服從中央的命令，中央政府可以隨時通過法律或命令超越并取消地方規定。自1994 年實行“分稅制”以來，地方政府逐步具備了自己穩定的稅種和財政收入來源，作為獨立的利益主體地位凸顯，甚至有人說，加上中央對地方的稅收返還以及大量歸于地方支配的預算外和制度外收入，地方政府以各種形式實際支配的公共財力遠遠大于中央政府。?瑏瑨獨立的利益主體使地方政府具備了經濟學中“經濟人”的特點，這也是中國地方保護主義的根源。但是，不論人權、財權還是事權，地方政府與中央實質上很難“平等對話”。在單一制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只能謀求一些制度外措施如“跑部錢進”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等，謀求自身作為“經濟人”的利益最大化。因此，我國中央與地方關系種種問題的實質是，單一制下不具有明確法律地位的地方政府，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形成同中央的博弈。因欠缺類似“州際貿易條款”的有效調控機制，在中央與地方的博弈中，中央并非在每一方面都處于明顯的優勢地位，尤其是在經濟方面。這使得中央對地方權力的收放猶豫不決，也直接導致建國以來我國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始終徘徊于“集權—放權”的循環之中、“放—亂—統—死”的怪圈轉個不停。所以，通過法律約定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成為一個刻不容緩的話題。

從現實來看，雖然我國現行憲法、地方組織法中對于中央與地方政府的職權劃分有一些規定，但這些規定是原則性的、粗線條的，過于籠統，缺乏嚴格、準確的界定和區分。這樣，中央根據需要，可以隨時收權和放權；地方為了自身利益也可以向中央討價還價。因此，如一些學者所建議的那樣，可以考慮制定一部中央與地方關系法，規定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劃分。當然這里所提到的法律方式包括兩種：一是可以通過立法方式確定中央和地方的權限，二是應該通過法制手段解決中央和地方之間的沖突和分歧。

其三，可以從歷史和他國尋求政治智慧。從歷史來看，世界上的大國所采用的幾乎都是聯邦制國家結構形式。在當今世界約200 個國家中，雖然只有28 個聯邦制國家，但它們占了世界1 /2的土地和1 /3 的人口，并呈現出豐富的多樣性。對于大國而言，這些國家由于疆域面積龐大、人口眾多，勢必存在各種不同的要求，無論是政治上的還是經濟上的，這些帶有地方特色的要求如果全部交由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進行權衡，就不會強調每一個地方的各自特色和利益。美國、德國的聯邦制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了比較規范的中央與地方關系。顯然，謀求政治文明的發展是沒有國界的，他國的歷史經驗可以為我國處理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提供政治智慧。

總之，任何一個大國的有效治理，都必然依賴良好的中央與地方分權。通過中央與地方的分權，中央政府能夠更加有效地收集和處理實施治理所必需的信息，將自己的權力更加深入地貫徹到社會的末梢，并合理控制政府規模，建立一個更有效率的政府；而地方政府能夠更加了解民眾的偏好，從而更加有效地回應居民對地方性公共物品的需求，同時各個不同的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也有助于居民通過“用腳投票”獲得更好的公共服務，地方政府也會由此產生制度創新。

第二篇：改革開放以來教育變化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教育狀況的變化

可以這么說，教育乃立國之本。因為只有通過教育才能培養出高素質的人才，投入到國民建設的各行各業中去，才能實現國家的繁榮與富強。像英美法德日這些發達國家在崛起指出，無一不把國民教育擺在首位。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德國，在普魯士帝國時期，小學就開始實行真正的義務教育，學習的范圍全面實用而科學，從此以后，德國將國民教育擺在國家建設的首位，并在各個領域催生出一大批光輝璀璨的巨星。也正應為如此，才使德國擁有了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叫板英法美等強國的實 力。而在21世紀這個號稱信息，知識的時代，不重視教育民族只能等待的淘汰的命運。中華歷經五千年之沉浮而不消逝，我想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中國幾未間斷的教育史。

（一）高等教育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高等教育規模取得了跨越式發展，高等教育地位空前提高，高等教育作用日益凸顯，高等教育質量穩步提升。我國高等教育快速發展與巨大變化，是在鄧小平理論指導下，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步伐取得的成果，是高等教育理念轉變與創新的成果。

改革開放以來，在鄧小平理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指導下，推動了我國高等教育理念的轉變與創新。

（1）從高等教育單一屬性論向雙重屬性論轉變

新中國建立以后，我國各方面受前蘇聯影響較大，把教育當作上層建筑范疇，把高等教育屬性定為上層建筑。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由于我國受“左”的思潮影響，從反右斗爭到“文化大革命”，高等學校都是重災區，成了“階級斗爭的工具”、“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廣大知識分子受到殘酷迫害。把高等學校乃至整個教育當作上層建筑，除了不斷遭到“階級斗爭”外，還把教育當作不從事物質生產的消費部門。既然是消費部門、福利事業，因此對高等教育投入嚴重不足。國家只注重鋼鐵、糧食、煤炭、交通等物質生產，把教育列入另類，因而有“一 1

工交、二財貿，剩下多少給文教”之說。教育經費長期徘徊在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以下。把高等教育定為單一的上層建筑屬性是思想認識上的偏差、理論上的誤導，造成的后果很嚴重，損失很大。

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隨著撥亂反正、肅清“四人幫”流毒，鄧小平首先沖破“左”的思想束縛，強調生產力的重要作用，強調科學技術的重要作用。

1985年，中共中央在制訂《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中規定：“中央和地方政府教育撥款的增長要高于財政經常性收入的增長，并使按在校學生人數平均的教育費用逐步增長。”1993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再一次明確提出：“逐步提高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本世紀末達到4%”。盡管種種原因未能達到，但各級政府、全社會對教育的重視程度大大提高了，教育優先的地位確立了，有力地推動了我國高等教育的快速發展，高校從到1978年的598所、在校生132.19萬人、毛入學率1.56%，發展到2010年的3155所、在校生3000萬人、毛入學率25%。國家有力支持和實施了“985 工程”“211 工程”等一系列計劃，在高校中集聚了一大批高層次、人才，取得了豐碩的科研成果，形成了一批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學科，縮小了與世界一流大學的學科差距。

（2）從高等教育體制一元化向一主多元化轉變

從1949年新中國建立到改革開放前，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把公有制、計劃經濟和按勞分配作為社會主義三大特性，也是區別于資本主義的三大優越性。1956年，伴隨工業、農業、手工業私有經濟體制的改造，全國各類學校全部變為國有化的公立學校。高等學校逐步形成了與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教育體制，具體表現在：一是國有化的辦學體制，所有高校歸國家所有，納入國家計劃，政府對學校是“統、包、管”，學校對政府是“等、靠、要”，一切按政府部門的計劃、指令辦事。學校沒有壓力、沒有動力，辦事效率不高，辦學效益不高。二是條塊分割的領導體制，計劃經濟是條條專政、條塊分割的經濟，高等學校也分割為教育部直屬學校、中央部委屬學校、地方（省市級）所屬學校、企業所屬學校等。導致大學條塊分割，自成體系，自我封閉。學校及專業布局結構不夠合理，高校的行業性、單科性過強，有限的教育資源過于分散，學校的潛力不能充分發揮。三是高度集權的管理體制，計劃經濟是集權經濟，一切權力集中在政府手中，高校沒有什么辦學自主權。

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在鄧小平理論指導下，中國的改革從農村到城市，逐步推進，全面展開。1992年，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鼓勵多種經濟體制共同發展，于是，個體經濟、集體經濟、股份合作制經濟等多種經濟體制蓬勃發展起來。市場經濟和一主多元經濟體制的建立，有力地沖擊了傳統的高等教育辦學體制，促進了高等教育辦學理念的創新和體制改革，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第一，建立一主多元的辦學體制，改變一元化的國家辦學體制;第二，改變“條塊分割”的領導體制;第三，改變高度集權的管理體制，擴大高校辦學自主權;第四，改變單一的投資體制。

（3）從認定高等教育是事業性單位向事業性產業性單位轉變

改革開放以來，正是樹立了高等教育是一種特殊產業的觀點，把高等教育當作產業來辦、來經營，激發了學校的辦學積極性、為社會服務的積極性，有力地推動了高等教育事業的大發展，加強了高等學校與社會各方面的緊密聯系，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各類人才的培養作出了重大貢獻。1999年以來的高校擴招，高等教育的規模擴大了4-5倍，而政府投入增加甚少，僅提高一點幾個百分點，至今仍未達到GDP的4%。巨大的經費缺口，主要靠發揮了高等教育產業性的巨大作用。

（4）從高等學校在教育教學上以知識為本向以育人為本轉變

樹立以人為本的教學觀，就是尊重學生的個性和人格，承認學生的差別和不同的需求，改變傳統的簡單化的、程式化的、“工廠化”的培養方式，強調個性化、人性化教育，因材施教，因人而宜，促進學生個性健康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

（二）基礎教育

基礎教育指學前教育和普通初等、中等教育。初等教育（小學）等為六年制；中等教育分為初級中學和高級中學，通常各為三年。另外有少數把小學和初中合并在一起的九年一貫制學校。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基礎教育事業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1985年中共中央發布的《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中提出了“實行基礎教育由地方負責，分級管理的原則”，從而極大地調動了地方各級政府，尤其是縣、鄉兩級政府辦學的積極性。1986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使中國的基礎教育走上了法制的軌道。1993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中

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明確了到本世紀末中國基礎教育的發展方向和基本方針。1999年初國務院批轉了教育部制定的《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這一計劃是教育戰線落實“科教興國”偉大戰略的具體舉措，是在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及《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基礎上提出的跨世紀教育改革和發展的施工藍圖。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為構建21世紀充滿生機活力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教育體系指明了方向。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的基礎教育事業取得了巨大成績。截止到2010年底，全國已有幼兒園15.04萬所，在園幼兒2976.67萬人；有小學25.74萬所，在校學生9940.7萬人；普通初級中學54890所，在校生5279.3萬人；普通高級中學14058萬所，在校生2427.3萬人；有特殊教育學校1706所，在校生42.56萬人。

（1）幼兒教育

中國幼兒教育是中國教育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形式在城市以幼兒園為主，有三年制的，也有一年或兩年制的；有全日制的，也有半日制、寄宿制、計時制的。在農村則以學前幼兒班為主要形式，另外還有季節性幼兒園。在老、少、邊、窮地區，除正規教育外，還有幼兒活動站、游戲小組、巡回輔導站、“大篷車”服務等靈活多樣的非正規教育形式。中國幼兒教育按照國家、集體、公民、個人一起辦，多渠道、多形式發展的方針，極大地促進了幼兒教育事業的發展。為加強對幼兒園的領導和管理，國家先后頒發了《幼兒園管理條例》和《幼兒園工作規程》等一系列法規文件，使幼兒園的管理工作逐步走上科學化、制度化的軌道。

國家還規定了幼兒教師的任職資格和考核制度。目前全國的幼兒師范學校、職業高中的幼教專業也得到很大發展，已形成了一定規模的幼兒師資的培養培訓體系。

（2）中小學教育

中國的中小學分小學、初級中學、高級中學三個階段，共12年。小學有5年制和6年制兩種，前者約占小學總數的35%，后者約占65%。初中多數為3年制，極少數為4年制(約有98%的初中生在3年制學校)。小學和初中一共9年，屬義務教育階段。普通高中學制3年。

198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頒布以來，各級政府依法實施九年

義務教育并取得了顯著的成績。據統計，2010年全國小學適齡兒童入學率已達99.7%，小學畢業生升入初中階段(含普通初中和職業初中)的比例已達98.7%。全國90%的人口地區普及了初等義務教育，85%的人口地區普及了初中階段義務教育，大城市市區和沿海經濟發展較快地區已開始普及高中階段教育。

中國政府非常重視農村、貧困地區、民族地區的普及義務教育工作。1987年，原國家教委和財政部頒發了《關于農村基礎教育管理體制改革的若干問題的意見》。目前我國農村普遍推行“縣、鄉、村三級辦學，縣、鄉兩級管理，以縣為主”的體制，把發展教育，提高勞動者素質同發展地區經濟，加強精神文明建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結合起來，促進了農村教育和當地經濟的發展。目前，全國有95.2%以上的小學、87.6%以上的初中、71.5%以上的高中設置在縣鎮和農村。1995年-2000年，教育部、財政部實施了“國家貧困地區義務教育工程”。其中中央撥專款39億元，加上地方政府配套資金共100億元，用于改善貧困地區義務教育辦學條件。

（三）職業技術教育

八十年代以后，中國職業技術教育迅速發展。職業教育體系逐步形成高等職業教育、中等職業教育和初等職業教育三級職業教育體系。

從經濟社會發展上來看，發展高職教育對于走新型工業化道路，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加快發展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促進就業再就業，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做出了應有貢獻。

中等職業教育學科門類齊全，進一步貼近市場。面向生產服務第一線，深入推進教育教學改革，中等職業教育的培養模式靈活多樣，職業特點更加突出，辦學特色更加鮮明，充滿發展活力，中等職業學校規模不斷擴大。

高等職業教育辦學主體多元化，打破了單一的政府辦學格局，初步形成了以政府為主導，行業、企業和各種社會力量多方參與，公辦與民辦共同發展的多元化辦學格局。目前，高等職業院校在數量、在校生人數、畢業生人數等 方面在普通高校中所占比例上升，本科院校在普通高校中所占比例則下降。經過積極探索，目前形成了“國務院領 導下，分級管理、地方為主、政府統籌、社會參與”的管理體制。行業和企業舉辦職業教育得到了 進一步落實，公辦和民辦高等職業教育共同發展的辦學格局初步形成。

回顧改革開放以來，在鄧小平理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指導下，我國教育的狀況發生了很大變化，有力地推動了我國教育的發展和質量的提高。我們必須不斷加強學習，不斷更新教育理念，用先進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指導我國教育的改革和發展，為建設教育強國、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做出貢獻。

參考文獻：

1.楊德廣:改革開放以來高等教育理念的轉變與創新[A]

2.張秀蘭:《中國教育發展與政策30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12 3

3.王夢奎：《中國改革30年》，中國發展出版社，2007.7

4.教育部：中國教育發展概況

5.教育部：中國基礎教育發展概況

第三篇：改革開放以來的變化

改革開放以來的變化

共和國60華誕已至，萬方樂奏，舉國歡騰。在北京加緊準備閱兵、聯歡的忙碌里，在人們透著喜氣的眼神里，在“歌唱祖國”的旋律里??到處是國慶的歡樂、熱烈的氣氛。

恢復中國的偉大所必需的全國統一是所有愛國的中國人衷心渴望的目標。60年來，一個偉大的中國、富強的中國屹立在世界的東方。

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30年來成就輝煌。我們的黨中央，每臨大事有靜氣，總是能夠帶領全黨全國人民，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不為任何風險所懼，不被任何干擾所惑。中國科學發展、持續發展、和諧發展、和平發展的基礎已奠定，道路已開通。

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高舉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偉大旗幟，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與時俱進、頑強奮斗，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推動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黨的建設取得新的豐碩成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展現出更加蓬勃的生機和更加旺盛的活力。

２００３年早春，一場災難突然襲來。非典疫情肆虐，給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帶來嚴峻挑戰。

在抗擊非典的緊要關頭，胡錦濤總書記出現在疫情嚴重的廣東，出現在人民群眾中。黨中央帶領全國人民萬眾一心、眾志成城，堅持一手抓防治非典這件大事不放松，一手抓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不動搖，經過艱苦不懈的努力，終于奪取了防治非典的重大勝利。盡管受到非典疫情和自然災害影響，２００３年國內生產總值仍比上年增長了１０％。

抗擊非典的斗爭，讓我們更加感受到促進經濟社會、城鄉、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性。錯綜復雜的世情、深刻變化的國情，讓我們更加認識到：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推向前進，必須準確把握世界發展趨勢，認真總結我國發展經驗，深入分析我國發展的階段性特征，更好地推進經濟社會發展。

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煤電油運全面緊張??面對一個時期紛繁復雜的經濟形勢，黨中央、國務院見微知著，果斷作出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的決策部署。胡錦濤總書記強調，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實質就是要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優化經濟結構，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逐步消除可能導致經濟大起大落的體制性機制性障礙，以充分利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實現又快又好發展。

從“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人們注意到，２００６年下半年開始，黨中央關于經濟工作的部署明確提出要努力實現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與以往提法相比，“好”字排在了“快”字之前。

在全黨、全國人民共同努力下，國民經濟運行中的不穩定、不健康因素得到有效抑制，經濟增長的穩定性明顯加強，國民經濟連續４年保持年均１０％以上的增長速度，比同期世界經濟年均增長率高出５．５個百分點。我國經濟總量突破２０萬億元大關，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從２００２年的１０００多美元增加到了２００６年的２０００多美元。

農業豐則基礎強，農民富則國家盛，農村穩則社會安。過去的５年，黨中央、國務院為更好地解決“三農”問題出臺了一系列方針政策和工作部署。實施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大力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國家投資重點向農村轉移，延續了２６００多年的農業稅退出歷史舞臺，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農村免費義務教育全面實現，啟動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一系列支農惠農政策推動下，農村大地發生了新的巨變。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０６年，糧食產量實現了１９８５年以來的首次連續３年增產。２００６年，農民人均純收入比２００２年增加１１１１元。農村非農產業快速發展，城鎮化水平由２００２年的３９．１％提高到２００６年的４３．９％，隨著社會主義新農村建 1 設穩步推進，農村面貌為之一新??

人民的利益始終高于一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無論時代怎么發展，無論條件怎么變化，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終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矢志追求。

辛苦勞碌在城市中的數千萬農民工，成為社會高度關注的群體。從中央領導，到專家、學者、社會各界、媒體輿論，都把關懷的目光投向他們。給農民工討工資、找工作，幫農民工子女解決上學難題，為維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奔走呼號??

教育公平，是極為重要的公平。黨中央強調，保證人民享有接受教育的機會，是黨和政府義不容辭的職責。要深化教育體制改革，統籌城鄉、區域教育，統籌各級各類教育，統籌教育發展的規模、結構、質量、效益，努力辦好讓人民群眾滿意的教育。

權威部門統計顯示，我國目前財政收入增長量的７０％用于義務教育。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從１９９１年的６１７．８３億元，增長到２００５年的５１６１．０８億元，增長７倍多。

從為貧困家庭學生免費提供教科書、補助寄宿生活費到全面免除農村義務教育階段的學雜費，從對高校師范生實行免費教育到建立健全國家獎學金、助學金制度??近年來，黨中央、國務院先后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著力解決廣大群眾反映強烈的上學難、上學貴問題，使這一問題正在逐步得到解決。

與此相應的是，自去年來，僅西部地區和中部部分地區，已有約５２００萬名農村中小學生免除了學雜費，約３４００萬名貧困家庭學生領到了免費教科書，７８０萬名家庭貧困寄宿學生領到生活補助。此外，隨著新的國家資助家庭經濟困難學生政策體系的實施，全國每年將有大約４００萬名大學生和１６００萬名中等職業學校學生獲得各種形式的資助。

看病難、看病貴，是影響社會和諧的一個突出問題。

人民的喜憂，牽動著中南海。黨中央強調，人人享有基本衛生保健服務，人民群眾健康水平不斷提高，是人民生活質量改善的重要標志，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目標。要著眼于實現人人享有基本衛生保健服務的目標，著力解決群眾看病難、看病貴問題，努力縮小城鄉之間、地區之間、不同收入群眾之間醫療衛生服務差距，加快完善有利于人民群眾及時就醫、安全用藥、合理負擔的醫療衛生制度體系，不斷提高醫療衛生服務的水平和質量。

近年來，根據中央的要求，有關部門出臺多項政策措施，不斷完善醫療保障體系。在農村，截至２００７年６月底，全國農業人口的８２．８３％參加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到２００８年全國所有縣市區將基本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在城市，截至２００７年初，全國共建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５０００多個，社區衛生服務站近１８０００個。

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黨的十六大以來，一項項體現以人為本理念，重視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的政策措施，被寫入黨和國家的重要文件，傳遞到城市鄉村、千家萬戶。

人們忘不了：胡錦濤總書記佩戴著愛心紅絲帶，來到艾滋病患者病房，微笑著主動伸出手，和患者親切握手、交談；人們忘不了：每年農歷除夕，總書記總是和革命老區、困難地區的群眾一起辭舊迎新、共賀新春；人們同樣忘不了：胡錦濤、吳邦國、溫家寶、賈慶林、曾慶紅、黃菊、吳官正、李長春、羅干等中央領導同志，一次次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傾聽民聲，體察民情，解決民憂??

從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提出“四個現代化”，到鄧小平同志規劃的中國現代化建設“三步走”發展戰略；從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對第三步戰略作出更具體的規劃，到黨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在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的不懈探索、艱苦奮斗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藍圖日益清晰，中國特色社會 2 主義道路越走越寬廣。

這是值得驕傲的巨大成就：２００６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突破２０００美元，提前實現了在本世紀頭一個１０年翻一番的預期。

藍圖鼓舞人心，目標催人奮進。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１３億中國人民團結奮進，艱苦奮斗，一定能夠把握機遇、戰勝挑戰，不斷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繼續創造新的輝煌！

第四篇：改革開放以來服飾變化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眼中衣著服飾的變化

1.引言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經濟的蓬勃發展，廣大民眾很清楚的感覺到我們的生活越來越好，我們越來越富裕了。然而我想說改革開放給我們帶來的更多是思想上，文化上的進步與創新，而這些都大大的體現在服裝的變化上。服裝已由過去的遮體保暖，向新穎美觀、時尚靚麗發展。時尚便捷與環保將是未來服裝發展的新趨勢。

2.衣著服飾的變化的表現

其實在改革開放初期，城市居民的物質生活還是比較困乏的。那個時代的人說，收入少，供應也很緊張，買東西不僅要有錢還得有票。衣服的顏色也就僅限于灰黑藍這幾種。但是漸漸的呢，隨著改革開放的進行，人們的生活慢慢的富裕，同時人們的時尚觀念也開始進行一次變革。在70年代后期，出現了許多至今仍能喚起那一時代人內心渴望和熱情的字眼。那么今天我們就從這些字眼中感受改革開放。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啊，三褲一衫進入了人們的視野。喇叭褲，健美褲，牛仔褲，蝙蝠衫。這里面大家比較熟悉的應該就是牛仔褲和蝙蝠衫了。對于20世紀80年代的人們來說，喇叭褲可以說是一種所向披靡的時尚，被稱為中國時尚界最初的冒險。2008年，有網絡興起的國貨回潮熱更是讓喇叭褲再次回到時尚的前沿。可想而知，那個時候，喇叭褲火到什么程度。

其實喇叭褲流行的另一個原因也在于它有一個很張揚的名字，比張揚還張揚。喇叭一詞，像是大聲朗誦給這個時代的青春宣言，像是民眾向往個性與自由的旗幟。同時，與喇叭褲站在同一個角度的還有健美褲。

記得當時流行這樣一句話，不管多大官，都穿夾克衫；不管多大肚，都穿健美褲。貼身，高彈力，且透風。有人曾指出，當下比較受女性歡迎的絲襪正是來自當時的健美褲。

其次蝙蝠衫，說到蝙蝠衫那就不得不提起霹靂舞，《霹靂舞》是20世紀80年代最震撼中國青少年的歌舞片，身著蝙蝠衫，頭繃裹布，腳踩高幫運動鞋，一遍遍模擬擦玻璃或者外星人行走動作的情景，吸引了無數人的眼光，蝙蝠衫一直持續到今天的，而且愈演愈烈，而且越來越受女性歡迎。

其實，在改革開放這段時間以來，大部分服裝都是從外面傳進來的，你比方說喇叭褲。1960年成為美國的時尚，后來“貓王”把喇叭褲推向了時尚巔峰，隨后流傳到日本和港臺。隨著日本和港臺電影在中國內地的流行，風靡大陸。

然而，在改革開放期間，最讓世界矚目，讓國人自豪的是有關中國元素開始走向了世界舞臺。

你比如說，唐裝，旗袍。

2001年在上海APEC峰會上，20位各國領導人集體亮相，他們穿的都是大紅色或寶藍色的中式對襟唐裝，這一情景通過電視瞬間傳遍全球，唐裝迅速流行。有句話叫：“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服裝作為時尚的風向標早已超越了民族的范疇，只有當傳統和現代真正結合的時候，當東西方文化水乳交融的時候，時尚才能展現出最為奪目的光芒。

漸漸地，我們進入了90年代。人民的生活更加富裕，精神文化需求更是日益膨脹。所謂的80后，90后開始刺激人們的眼球。那什么內衣外穿，露臍裝，超短裙已經見怪不怪。，時代在進步，我們從未停止腳步。

改革開放，西方新思想流入中國，大眾從以往的“從眾”心理到“追求個性”。而這主要表現就是服裝的變化。敢穿，能穿大量新潮服裝。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老百姓手上有錢了，可以買獨特的高檔用品，對衣服選擇也越來越挑剔，這也導致了服裝的變化。進口的商品越來越多，人們能選擇的生活用品越來越豐富，服飾選擇也越來越多。加速了社會競爭，生產商為了吸引顧客，不斷推動服裝的發展，服裝也變的越來越符合時尚，越來越漂亮了

改革開放30年，一些漸漸消失的服飾詞語，記錄著一個一去不復返的時代。今天當我們重新回憶它們，除了苦澀、辛酸、親切，還有不盡的感慨：是改革開放給我們帶來了今天的美好生活。時代在變，觀念在變。服裝，這一社會文化的產物，承載著人們深層次的精神需求，也在不斷地進步、創新，透過衣著的變遷，我們看到了一個嶄新的、開放的中國。

1.結語

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生產力有了很大發展，人們衣著的變化，是三十年改革開放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進步的真實寫照。是人們的生活從貧困走向富裕的真實寫照，是國家由貧困走向繁榮昌盛的真實寫照。透過人們衣著的變化，我們看到了人民生活的富庶，社會的發展，國家的強盛。

參考文獻

[1] 《半月談》2012年第6期

[2]《研討探究》2009年第6期

[3] 陳祥鋒，朱道立．現代物流金融服務創新田．物流技術．2005；(3)．

[4] 羅齊，朱道立．第三方物流服務創新：融通倉及其運作模式初探．中國流通經濟，2002；(2)．．

[5] 鄭明祥．金融機構發展物流金融的思路和對策．經濟與管理，2006；(9)．

[6] 儲雪儉，粱虹龍．對發展物流金融中信貸風險防范的思考．物流技術，2005；

第五篇：黨的十六大以來中央與地方關系的新變化

黨的十六大以來中央與地方關系的新變化

辛向陽2011-4-22 9:47:24來源： 《瞭望》

2002年11月，黨的十六大召開。在十六大報告中，江澤民明確指出：“依法規范中央和地方的職能和權限，正確處理中央垂直管理部門和地方政府的關系。”七年多來，中央與地方關系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進程中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

一、中央與地方關系新變化的動因

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處理好中央與地方關系。2003年10月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決定》在中央文件中第一次區分了三個層次的事務：全國性和跨省事務、地方性事務以及共同管理的事務。《決定》第37條內容指出：“合理劃分中央和地方經濟社會事務的管理權責。按照中央統一領導、充分發揮地方主動性積極性的原則，明確中央和地方對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的管理權責。屬于全國性和跨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事務，由中央管理，以保證國家法制統一、政令統一和市場統一。屬于面向本行政區域的地方性事務，由地方管理，以提高工作效率、降低管理成本、增強行政活力。屬于中央和地方共同管理的事務，要區別不同情況，明確各自的管理范圍，分清主次責任。根據經濟社會事務管理權責的劃分，逐步理順中央和地方在財稅、金融、投資和社會保障等領域的分工和職責。”

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要求處理好中央與地方關系。2004年9月召開的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決定》明確提出：“正確處理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合理劃分經濟社會事務管理的權限和職責，做到權責一致，既維護中央的統一領導，又更好地發揮地方的積極性。”曾慶紅在2004年10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的《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綱領性文獻》

一文中對這一點作了進一步的說明：“要正確處理中央和地方的關系。由于實行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國社會經濟成分、組織形式、就業方式、利益關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樣化。如果我們思想上不清醒，工作上不注意，是很容易搞散的。這些年，我們采取各種措施加強了國家的集中統一，這是完全必要的。但在維護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的同時，應當更好地發揮地方的積極性，這就要合理劃分經濟社會事務管理的權限和職責，做到權責一致、上下一心，充分調動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

推進國民經濟和社會又好又快發展要求處理好中央與地方關系。2005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胡錦濤在2005年10月11日在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講話指出：“要加強統籌協調，提高處理利益關系的能力。要深入分析研究改革發展中出現的利益關系和利益格局調整，正確處理中央與地方、地方和地方、部門和地方、部門和部門之間的關系，??把各方面的積極性引導好、保護好、發揮好。”

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要求處理好中央與地方關系。2007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七大提出科學發展觀的根本方法就是統籌兼顧。統籌兼顧就是“要正確認識和妥善處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的重大關系，統籌城鄉發展、區域發展、經濟社會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統籌中央和地方關系，統籌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充分調動各方面積極性。”統籌中央和地方關系的主要措施就是：健全中央和地方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體制，加快形成統一規范透明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規范垂直管理部門與地方政府的關系。

健全黨的民主集中制要求處理好中央與地方關系。2009年9月召開的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決定》指出：始終同黨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保持高度一致，堅持把發揮地方積極性同維護中央權威結合起來，把局部利益同全局利益統一起來，嚴守黨的紀律特別是政治紀律，保證中央政令暢通。

二、中央與地方關系新變化的表現

中央與地方關系的復雜性在增加。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中國各個省區的經濟實力在顯著上升。大陸國內地區生產總值超萬億元的省級行政區在不斷增加，“萬億GDP”的省份2004年只有4個（廣東16040億元，山東15490.7億元，江蘇超過15000億元，浙江為11243億元），而到了2008年底，“萬億GDP”的省份已經超過13個。其中超過3萬億的有：廣東為35696億元，山東為31072億元，江蘇為30024億元；超過2萬億元的是浙江為21486，之后的就是河南、河北、上海、遼寧、四川、湖北、湖南、福建和北京等省市，都在萬億元以上。這些省市的經濟體量越來越大。如果我們把它們與世界上一些國家2008年的GDP相比，就會看得更明顯。2008年GDP排在第39位的是馬來西亞，為1620美元；第40位的是智利，為1570億美元，第41位的是以色列，為1500億美元。這三個國家按照2008年人民幣與美元匯率計算，基本上在1萬—12000億元。每一個省區不只有體量比較大的經濟，還有政治、社會、文化等諸多越來越復雜的事務，擴大與其事權之相適應的財政權是必需的。2006年10月11日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講：“完善公共財政制度，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進一步明確中央和地方的事權，健全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財稅體制。完善中央和地方共享稅分成辦法，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促進轉移支付規范化、法制化。”

中央與地方關系的法治化程度在提高。2004年3月22日，國務院頒布《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綱要》提出，全面推進依法行政，經過十年左右堅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實現建設法治政府的目標。第一個目標就是“政企分開、政事分開，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關系基本理順，政府的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基本到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政府各部門之間的職能和權限比較明確。”又說：“合理劃分和依法規范各級行政機關的職能和權限。”《綱要》的意義在于：提出用10年的時間基本建成法治政府，也就是說到2015年前后，法治政府的框架就已經確立。法治政府的內涵非常豐富，其中中央與地方關系的法治化是衡量法治政府的基本標準之一。這也就意味著到2015年前后，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就應該基本上實現法治化、制度化的目標。隨著法治化目標的推進，有很多的工作需要進一步制度化。例如，垂直管理部門與

地方政府關系的規范化需要加大力度。從近幾年的情況看，越來越多的職能部門開始脫離地方政府的序列，實行垂直管理，以加強執法效能。這種垂直管理從技術層面上有其合理性和現實性，但是與地方政府的決策體制相銜接的問題需要制度化的解決方案。法國依法規劃垂直管理部門與地方政府關系的經驗值得注意，1992年2月6日議會通過的法案、1992年7月1日補充法令以及1997年法案，明確規定了國家行政機關與其駐外機構之間職權劃分的基本原則，中央行政機關將某些決策權直接授予給各部在地方的專門權限駐外機構，國家代表(省長、大區長)而非傳統的中央部門統一指揮這些分支機構，使它們能更好地做出貼近地方的決策，改變權力在中央各部的過于集中。

中央與地方關系的組織化程度在加強。這里講的組織化程度主要是講兩個方面：一個是以統籌區域發展來促進統籌中央與地方關系，一個是加強對國家級綜合配套改革實驗區的管理與領導。從第一個方面講，1999年中央提出西部大開發戰略，隨后于2000年3月成立國務院西部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統籌實施西部大開發政策，這就把西部10余個省區作為一個整體加以規劃和發展。2003年中央又提出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戰略，并于同年12月成立國務院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領導小組，領導小組協調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經濟社會全面發展。另外，中央提出的東部率先發展戰略、中部崛起戰略都有利于推進中央與地方關系的體制化。從第二個方面看，申報國家級發展“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是很多城市發展中的一個關鍵舉措。2005年6月21日，國務院批準上海浦東新區為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國務院提出：浦東新區要按照著力轉變政府職能、著力轉變經濟運行方式、著力改變城鄉二元結構三個方面的要求，進行綜合配套改革，在一些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要取得突破。2006年5月國務院發布的《關于推進天津濱海新區開發開放有關問題的意見》指出：推進天津濱海新區開發開放，有利于提升京津冀及環渤海地區的國際競爭力；推進天津濱海新區開發開放，有利于實施全國區域協調發展總體戰略；有利于探索新時期區域發展的新模式。2009年1月國務院發布的《國務院關于推進重慶市統籌城鄉改革和發展的若干意見》指出：加快重慶市統籌城鄉改革和發展，是深入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的需要，是為全國統籌城鄉改革提供示范的需要，是形成沿海與內陸聯動開發開放新格局的需要，是保障長江流域生態環境安全的需要。另外，武漢和湖南的長（沙）

株（洲）潭（湘潭）是國家的“兩型社會”試驗區。這些國家級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共同特點就是承擔推動國家發展的使命。通過對這些國家級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領導與管理也會不斷推動中央與地方關系的體制化。

（作者系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來源：《瞭望》2009年第4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