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大調解”背景下三個典型案例的啟示
“大調解”背景下三個典型案例的啟示
“大調解”背景和人民法院的“大調解”原則
2009年3月31日,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在北京舉行全體會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主任***主持會議并講話中指出,各地區各部門各單位要立即行動起來,深入基層調查研究,掌握真情實情,加強具體指導,解決實際問題;要加強矛盾糾紛排查化解工作,構建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緊密銜接和多種方法、多種力量聯調聯動的大調解工作格局,努力把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化解在萌芽狀態。此次講話是中央對“大調解工作格局”進行的較為標準的概括,而且對具體工作行動作出了切實的要求。
2010年2月16日,《求是》雜志上發表***同志題為《深入推進社會矛盾化解、社會管理創新、公正廉潔執法,為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的文章,要求全國政法機關“ 緊緊抓住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源頭性、根本性、基礎性問題,深入推進社會矛盾化解、社會管理創新、公正廉潔執法三項重點工作,推動政法工作全面發展進步,確保國家安全和社會和諧穩定,為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文章進一步細化了社會矛盾化解和社會管理創新的工作要求,著重強調在工作機制上建立“大調解工作體系”,要求“各級政法機關要樹立調解也是執法的觀念,從 政策機制上把調解優先原則貫穿于執法辦案中,努力實現案結事了”。
2010年6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國各級法院印發《關于進一步貫徹“調解優先、調判結合”工作原則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將“大調解”原則在人民法院工作中的運用以專業化、具體化的方式作出具體要求和指導。概括地講,人民法院的“大調解”就是從法院工作系統的三個方面深入貫徹調解工作:一是“把調解貫穿于立案、審判和執行的各個環節,貫穿于一審、二審、執行、再審、申訴、信訪的全過程”;二是“把調解主體從承辦法官延伸到合議庭所有成員、庭領導和院領導”;三是“把調解、和解和協調案件范圍從民事案件逐步擴展到行政案件、刑事自訴案件、輕微刑事案件、刑事附帶民事案件、國家賠償案件和執行案件,建立覆蓋全部審判執行領域的立體調解機制。”
上述具體工作原則是人民法院調解工作進一步強化、突破和創新,筆者在一年多的辦案過程中深刻地體會到了這種變革和創新,也充分感受到了法官辦案風格的轉變。筆者愿在此以親自代理的三個典型案例來分享在“大調解”背景下所調整的辦案思路和積累的調解經驗。
案例一——“大調解”原則破解國有股權返還困境
【基本案情】2001年1月,A公司的控股股東X公司為借助具有高校背景的Y公司聲譽及科研力量促進其經營的科技產業園發展,同意將所持A公司20%股權無償轉讓給Y公司。為辦理股權變更登 記,X公司與Y公司簽署且僅簽署了一份形式意義的《股權轉讓協議》提交工商行政管理部門。雖然無需Y公司實際支付股權轉讓款,但為體現《股權轉讓協議》的完整性,該《股權轉讓協議》還是載明Y公司應于本協議簽收后30日內向X公司支付600萬元股權轉讓款。由于Y公司屬于國有獨資公司,該20%股權于股權變更登記后當然地成為了國有資產。
然而事與愿違,Y公司成為A公司股東后,A公司除了以優惠的條件取得了當地政府的幾塊土地使用權外,并未獲得預期的經營效益,甚至一度出現虧損而停止經營。在A公司停止經營期間的2003年,Y公司撤回了所有派至A公司任職的人員,此后也再未派人參A公司的經營。事實上,Y公司也從未從A公司20%股權獲得任何回報。
自2006年6月起,X公司開始向Y公司及其上級主管機關主張要求Y公司歸還所持A公司20%的股權。Y公司及其上級主管機關多次進行內部討論,也認為當初該股權系無償受讓,亦未產生實際經濟效益,可以考慮予以歸還。但是歸還股權卻面臨實際的困境——由于該20%股權已成為國有資產,Y公司無法逾越國有資產管理相關規定而在不通過產權交易所掛牌交易的情況下直接將股權歸還給X公司;主管Y公司的國有資產管理機構也無法就不經評估、掛牌等程序而直接歸還股權的方案作出批復;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也無法在沒有產權交易所相關文件的的情況下直接辦理股權變更登記。所以由于存在實際操作困難,Y公司始終沒有向X公司作出歸還股權的明確的 意思表示。
2009年12月,X公司無奈將Y公司訴至法院,依據從工商局查檔得來《股權轉讓協議》要求Y公司支付股權轉讓款及預期利息共計900余萬元。一審階段,Y公司陳述了無償受讓股權而無需支付股權轉讓款的歷史背景,但因無法提交相關證據,故主要以X公司的訴訟已超過訴訟時效為由進行抗辯。X公司同時也確實提不出導致訴訟時效中斷的事實和證據,故一審法院經審理后亦認為X公司的起訴確已超過訴訟時效,判決駁回了X公司的訴訟請求。
一審階段,Y公司為尊重歷史,提出了在不違反法律法規的情形下附條件歸還股權調解方案,即鑒于Y公司曾為A公司帶來了一些當地政府的優惠政策,在X公司向Y公同支付***萬元補償款的情況下,Y公司將所持A公司20%股權歸還給X公司,同時指出由于返還國有股權存在現實困境,調解方案必須經過人民法院確認并出具調解書,然后由X公司申請強制執行該調解書,通過執行法院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出具協助執行通知書進行股權變更。
但是X公司當時不同意Y公司關于返還股權所附條件的調解方案,故一審判決結案。X公司也由此終于意識到了本案對其的不利后果,故而進行上訴,重拾雙方的調解機會,在二審階段同意了Y公司的調解方案,雙方最終達成調解協議,二審法院對雙方的調解方案進行確認并出具了相應的調解書。最終,X公司通過申請強制執行該調解書取回了A公司20%的股權,雙方相對簡便地避免國有股權需要通過產權交易所掛牌交易才能轉移的強制性程序。本案中,筆者為Y公司的代理人。【本案在“大調解”背景下的啟示】
事實上,于X公司而言,取回股權使得A公司的股權更加集中,便于A公司起死回生,這比取得900萬元現金(由于時效原因,該目的也難以實現)更有價值;于Y公司而言,附條件返還股權要比不支付股權轉讓款而繼續持有不能得到任何回報的股權更具有實際意義。因此,雙方唯有調解方能實現該目的。
然而在“大調解”原則確立之前,無論在理論界還是在實踐中,對于超過訴訟時效的案件,法院是否主持調解并出具調解書始終存在一定的爭議而無定論,具體的做法并不統一。有些法官為避免麻煩,便持有對超過訴訟時效不予調解的觀點,對此類案件不再進行繁復的調解工作。但“大調解”原則的確立使得此類問題再無爭議,畢竟“有效化解社會矛盾,真正實現案結事了”毫無疑問成為人民法院工作目標,也同時成為本案能夠解決的前提。此外,“大調解”原則消除了雙方當事人對于國有股權無償返還問題在強制程序上的顧慮。法院與各組織和行政職能部門建立起來的積極溝通協調機制,無論對于當事人還是承辦法官來說,都增強了按照最有利于化解矛盾的方案解決問題的信心。
同時,本案提出了一個問題:司法權能否取代行政審批權?為防止國有資產流失,國家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規,強調國有資產轉讓需進場交易或取得國資管理部門進場交易豁免。前述案例通過司法強制執行,免去了國有資產轉讓繁雜的進場交易程序,存在司法權取代行 政審批權嫌疑。理論界一直在探討司法權在一定的條件下可以取代行政審批權,可是一定的條件如何界定呢?實踐中,始終是一個雷區,人民法院在辦理具體案件時,不敢越半步。本案可以說是一個特例,如果當事人在強制執行前辦理國有資產進場交易豁免手續,則該案結案近乎完滿。
案例二——“大調解”原則超越訴訟標的,徹底化解紛爭 【基本案情】B公司和自然人甲、乙均是W公司的股東,分別持有W公司16%,42%和42%股權。由于B公司未派員直接參與W公司管理,甲、乙控制下的W公司亦常年不分配利潤,B公司較長時間以來均欲轉讓所持W公司股權,全面退出W公司。而股權轉讓最大的意向受讓方也是甲和乙。然而,2009年10月,W公司召開股東會,股東甲、乙不顧W公司凈資產高達1.6億元的事實,以所持W公司共計84%股權優勢地位投贊成票通過股東會決議,將注冊資本1000萬元按股東原持股比例同比現金增資至2000萬元。而B公司在從未有投資回報的情況下不愿再以現金出資,故在股東會上投反對票,但僅以16%表決權無法阻止本次增資。由于B公司反對現金出資,故甲、乙分別以500萬元認購了全部增資。增資后,甲、乙控制下的W公司即時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辦理了相應的股權變更登記,B公司所持格林威爾公司股權從16%被稀釋至8%。本次增資直接導致B公司在W公司所占凈資產額減少了一半。由于B公司屬國有企業,上述損失為國有資產直接流失。B公司經多次與甲、乙協商 未果,終以股東濫用股東權利稀釋小股東股權、損害小股東利益為由將甲、乙訴至人民法院,要求甲、乙賠償B公司在W公司所占凈資產的減少額。
本案經人民法院和雙方當事人積極調解,最終達成《和解協議》,約定B公司將現持有W公司8%股權依據國有資產管理相關規定按法定程序在產權交易所掛牌轉讓,甲乙一致同意在該8%股權經評估后的價格低于(含本數)***萬元,且在沒有其他競買人以超過人民幣***萬元的更高價格競買摘牌的情況下參與交易所公開競價,并以評估價和溢價合計不高于(含本數)人民幣***萬元的價格競買摘牌受讓該股權。
由于本案最初調解方案難以確定,且后來影響調解的因素較多,整個調解進程異常艱難,且履行雙方《和解協議》仍需要三個多月的時間,因此本案所需的時間遠遠超過了正常的審限,甚至需跨年度進行。而這勢必影響到法院系統每年年底對法官的結案率考核。
本案中,筆者為B公司的代理人。【本案在“大調解”背景下的啟示】
事實上,B公司早有轉讓所持W公司全部股權、退出W公司的的愿望,但由于持股比列較小,曾到產權交易所掛牌轉讓時幾乎無人問津,現實可能的受讓方就只是甲和乙。由于此類案件較為罕見,屬于《意見》中典型的“相關法律法規沒有規定或規定不明確、適用法律有一定困難的案件”,同時也是雙方當事人有意愿調解卻難以找到合適調解方案的案件。因為如果判決結案,無論什么樣的判決結果,B公司仍持有W公司8%股權而不會為B公司帶來任何實際經濟利益。在這種情況,筆者曾為雙方當事人設計過多種解決方案,最初的方案多為確認股權稀釋的賠償數額和案外轉讓8%股權。最終,筆者經與承辦法官反復溝通,反復研討《意見》原則,并與對方代理人艱苦談判,與雙方當事人選擇了前述《和解協議》中約定的方案。
該方案最突出的特點就是超越了爭議標的。本案訴訟標的是B公司向甲、乙要求的損害賠償金,而增資后的B公司所持W公司8%股權與本案有關但并非本案標的。但同樣為徹底化解矛盾糾紛,雙方當事人有意愿將8%股權納入案內解決,“大調解”原則下 “緊緊圍繞‘案結事了’目標”、“有效化解社會矛盾” 的理念為雙方實現意愿提供了理論基礎。盡管這樣的調解歷程于雙方當事人、代理人和法官而言是異常艱辛的,但相信每個參與者都也從中收獲了些許難得的經驗和體會。
然而另一方面,本案中承辦法官面臨的巨大審限壓力突顯了目前法院的考評機制尚未完全與當前的“大調解”原則相適應,特別是在雙方當事人都有調解意愿的情況下,如果仍以結案率來評價法官,顯然挫傷了法院調解案件的積極性,最終不利于當事人矛盾的化解。
案例三——“大調解”原則妥善協調化解行政爭議
【基本案情】C公司認為某行政機關的行政處罰決定是在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情況下作出的,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人民法院立案庭收到C公司的訴訟材料并了解案情后,并未立即立案受理,而是積極開展了訴前協調工作。經過人民法院調查和與雙方當事人不懈的溝通與協調,行政機關最終撤銷了對C公司的行政處罰決定,C公司也及時從人民法院撤回了行政訴訟的材料。
筆者在本案擔任C公司的代理人。【本案在“大調解”背景下的啟示】
《行政訴訟法》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不適用調解。在向法院提交訴訟材料之初,筆者對人民法院不予立案而進行協調的做法著實存在一定的困惑,但本著為當事人解決問題宗旨嘗試著接受與立案法官進行溝通協調工作。事實上,在領會最高人民法院的“大調解”原則所提倡各級人民法院“在不違背法律規定的前提下”,針對特定的行政案件做好“案件協調工作”的基本涵義后,對照本案,人民法院確實在貫徹落實不違背“審理行政案件”法律規定,始終是在尚未立案的前提下進行本案所有的溝通協調。最終,人民法院和各方當事人的努力便有了成效,針對這一“行政機關自由裁量權范圍內行政處罰”案件,人民法院通過對雙方的調查了解和協調后,促成行政機關自行撤銷處罰決定,順利化解了行政爭議。
結束語
上述三個案例在當前“大調解”背景下極具典型性,均達到“真正實現案結事了”的目標,也真正實現了“有效化解矛盾糾紛、促進社會和諧,定紛止爭,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這種在解決當事人矛盾方面具的徹底性,取得了當事人及法院多方滿意的 效果,案件最終能以調解結案,很大程度上有賴于法官在調解或協調過程中的積極釋明和盡力溝通,可以說也只有在當前“大調解”背景下才能達這樣的效果。這顯然說明《意見》在各級法院都一定程度地得以領會和運用,在貫徹“調解優先、調判結合”工作原則方面進一步提升了調解理念、增強了調解意識。
當然,筆者在切身感受到“大調解”原則帶來益處的同時,也真切體會到這一原則在具體落實方面尚需完善。首先,應進一步加強“大調解”宣傳工作。而且這種宣傳工作不應僅限于大口號,而應是具體工作的指導,也不應局限在法院系統,還應擴大到公安、檢察,甚至各行政職能部門,讓所有可能參與到糾紛解決的機關充分理解并懂得運用。其次,以宣傳為前提,進一步健全法院與公、檢以及行政部門的聯動機制,以真正達到快速解決糾紛的目的,避免即使是當事人愿意調解或和解解決的糾紛卻無法得到行政機關的支持而無法執行。再次,調解亦應嚴格依法。一方面要防止不良用心之人鉆“大調解”的空子,借調解濫用訴權或拖延訴訟,實現其不正當的利益;另一方面還應切實防止法官借訴前調解而不予立案或立案后久調不決,除當事人雙方均同意調解外,各個階段的調解都應限定在合理的期限內,對于不能調解的案件應及時立案或作出判決,以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最后,采用正確合理的調解方法。實踐中有的法官因片面追求調解率,采用“各打五十大板”或者“和稀泥”的方法,以當事人合法權益為代價進行調解是不可取的,應盡力避免,而應始終以當事人自愿為原則開展調解工作。
作者聯系方式:
胡書韓律師、王雪艷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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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調解典型案例
原告李鳳敏訴被告劉正芬健康權糾紛一案
【示范要點】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涉穩民事案件,表面看似一起簡單的健康權糾紛案件,但它涉及鄰里關系,父母與子女間的親情關系,該案最終通過民事調解方式妥善處理,其作為調解典型案例的示范價值可以概括為:深入挖掘案件背后隱藏的刑事案件風險,充分發揮民事法官的洞察力和敏銳性、前瞻性,以“為大局服務,為人民司法”為主題,本著為黨委政府分憂,為人民排憂解難的原則,妥善避免了一起因簡單的健康權糾紛案件引發惡性案件的發生,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
【基本案情】
原告(反訴被告):名山縣萬古鄉紅草村二組村民李鳳敏。
被告(反訴原告):名山縣萬古鄉紅草村二組村民劉正芬。
原告李鳳敏和被告劉正芬系鄰居,且有一定的親戚關系。2009年5月29日,雙方因一株玉米苗的毀損發生口角,進而發生抓扯和毆打,導致原告李鳳敏受傷住院治療10天,經醫院診斷為“全身多處軟組織挫傷和腦震蕩”,花去醫療費2500.80元。同時被告劉正芬臉上被抓傷,事發當天到萬
古衛生院門診治療。經村社干部、新店派出所和名山縣萬古鄉司法所調解未果,釀成訴訟。原告李鳳敏要求被告劉正芬賠償醫療費、住院伙食補助費、誤工費、護理費、交通費共計4557.72元;被告劉正芬反訴原告李鳳敏賠償醫藥費、被撫養人生活費、安裝假牙費、精神損害撫慰金、交通費、鑒定費共計15354.5元。
【調解過程及處理結果】名山縣人民法院受理該案后,對原告(反訴被告)李鳳敏和被告(反訴原告)劉正芬所提供的證據進行認真審查,發現劉正芬所提供的病歷和司法鑒定等證據材料均是在原告于6月23日起訴到法院后,才在6月29日到名山縣中醫院牙科門診治療牙齒,診治內容為門牙旁的兩顆牙齒根折拔除,根管治療后修復; 7月3日,劉正芬到雅正司法鑒定中心進行司法鑒定,鑒定結論為十級傷殘。在事發當天劉正芬去醫院治療僅有一張門診處方,處方上載明是軟組織損傷。被告劉正芬到醫院診治牙齒距5月29日足足一個月,從常理和現有的證據看,不能印證其反訴狀中稱被李鳳敏打掉牙齒5顆(其中3顆為假牙)的事實。針對被告劉正芬提供的證據有許多疑點,著重去派出所、村社干部、司法所、萬古鄉衛生院、名山縣中醫院牙科調查了解,查清事實,為案件調解做基礎工作。在掌握了案件的基本事實后,案件承辦法官再找原告李鳳敏了解情況,從其陳述中得知,是自己兒媳指使和從中作梗,最終導致被告劉正芬與
自己發生糾紛,被告劉正芬與自己兒媳是表姐妹關系。經多次找原告李鳳敏溝通,她均是指責其兒子、兒媳。通過調查了解,案件承辦法官明確了本案的矛盾根源是家庭內部矛盾,焦點是婆媳矛盾,并確定了辦案思路:從家庭內部矛盾入手解決問題,做到案結事了。
從原告李鳳敏的陳述中,案件承辦法官了解到其有兩個兒子,小兒子在雅安,比較有孝心;大兒子在家里,常與自己因生活瑣事發生矛盾。恰恰就在法院處理此事的一天下午,已過了下班時間,原告李鳳敏匆匆來到法院,反映其家里的生活用具被大兒子摔壞,并揚言要殺死她。考慮到原告李鳳敏的處境,承辦法官先端上一杯熱茶,穩定了她的情緒,聽她把事情的經過陳述完畢后,拔通其兒子、兒媳的電話,從情、理、法的角度勸說其兒子和兒媳1個多小時,直到其兒子和兒媳情緒緩和,并表示原告李鳳敏回家后不再為難她。趁此機會,向原告李鳳敏說明其矛盾的根源不在于她與被告劉正芬之間,在于家庭內部的矛盾,希望她正確認識自己存在的不足,配合法院通過調解的方式解決她與被告劉正芬之間糾紛,同時解決其與兒子、兒媳的矛盾。通過近2個小時耐心細致做工作,原告李鳳敏同意通過調解解決糾紛,但要求被告劉正芬賠償醫療費和律師代理費。看到調解希望后,承辦法官及時把握時機找到原告李鳳敏的代理人、小兒子和她的侄兒媳婦及時做其工作,促進婆媳矛盾和案件糾紛 的解決。
之后,承辦法官通知被告劉正芬到法院,在進一步聽取其陳述后進行訴訟風險釋明,告知其法院會依法公正辦案,充分審查證據的“三性”,根據證據來認定案件事實,若她提供的證據不足,那她就可能承擔舉證不能的風險。然后再給被告劉正芬講理、講情,講明凡事要設身處地,站在對方角度考慮問題,畢竟原告李鳳敏沒有文化且年近60歲,要學會體諒他人,畢竟雙方既是鄰居又是親戚。經過不懈努力,被告劉正芬愿意與原告李鳳敏和解,放棄其全部訴訟請求,但不同意賠償李鳳敏的醫藥費。
鑒于雙方當事人的態度在緩和,加之原告李鳳敏一直在反映其大兒子和兒媳對她的態度極端惡劣。做通原告大兒子和兒媳的工作是解決本案矛盾的關鍵所在,于是承辦法官及時通知其大兒子、兒媳和小兒子、兒媳來法院,但大兒子和兒媳來到法院后,態度仍然極端強硬,總認為原告李鳳敏在生活中存在問題,導致整個家庭矛盾重重,雞犬不寧,甚至于大兒子還有想殺死他母親即原告李鳳敏的想法。經過承辦法官和庭長耐心細致的說服教育3個多小時,最后一家人終于冰釋前嫌,解決了原告李鳳敏的家庭矛盾,贏得了原告李鳳敏對法院的信任,同意面對面與被告劉正芬和解。第二天,法院邀請了原告李鳳敏的兒子、兒媳和侄兒媳婦、被告劉正芬的姐姐以及雙方的訴訟代理人一起參加調解,在承辦法官 的組織溝通下,原、被告雙方各自檢討了錯誤,最終達成了一致意見,原告李鳳敏與反訴原告即被告劉正芬均自愿放棄全部訴訟請求,雙方握手言和,本案圓滿審結。
【案例評析】該案案中有案,不僅當事人雙方矛盾尖銳,且事實認定存在很大難度,若是就案辦案,不僅影響家庭的穩定,而且極易引發惡性案件發生,不利于社會和諧。所以,該案在審理過程中,承辦法官牢記“人民法官為人民”的辦案宗旨,增強政治敏銳性,以其作為女性法官獨有的細膩感,及時洞察、發現案件的矛盾焦點,并從矛盾焦點入手,有效化解隱藏在案件背后影響社會穩定的矛盾,促進案件的成功調解,實現了案結事了,體現了辦案的法律效果、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該案的成功調解給了我們以下五個方面啟示:
一、贏取當事人的信任,傾聽當事人的心聲。審判信為先,尊重當事人,法官在感情上要始終貼近民眾需求,真心為民,取得當事人信任,為法官做調解工作打好堅實基礎。一是要親和,要與當事人多談心,多交心,多溝通,取得當事人的最大信任。二是要理智,善于調節、控制自己的情緒,始終保持平和的心態,為當事人營造以誠相待心平氣和的氛圍,引導他們縮小意見分歧,消除對立情緒,為當事人創建和解的“綠色通道”。三是運用親情關聯法。一般情況下,法官開始調解時,當事人與法官的心理距離較遠,對法官有一種防備心理。當事人有了這種心理,就會對
法官的勸說、引導等調解工作具有排斥性,它會阻礙當事人接受法官的勸說和引導。只有消除當事人對法官的防備心理,才能縮短法官與當事人的心理距離。一位偉人曾說:“如果談心真的沒有自己的私心,完全為別人著想,工作中善心語氣,加上道理,會使對方感動得落淚。”說的就是法官在勸說、引導當事人時應注意運用語言的情感性和影響力。對農民,語言要樸實;對老人應穩健,語言節奏放慢。既表示了對當事人的尊重,同時也給人以親切融洽感,有利于消除心理障礙。如本案的處理就是多聽取原告李鳳敏的陳述,然后才與其溝通交流,最終用真心和誠意感動了原告李鳳敏。
二、運用思想疏導法,以情理法感染當事人。思想疏導是法官針對當事人心理上的“熱點、難點、疑點”,采取充分說理方式。一是說服教育當事人必須有的放矢。針對當事人的錯誤訴訟態度和矛盾癥疾所在,在說服教育前,要認真傾聽當事人的陳述,了解掌握當事人的需要、動機、態度、情感和性格,然后有針對性地說服教育。二是說服要曉之以利害。在說服教育中讓當事人知道其不改變錯誤態度和行為會對自己帶來什么樣的不利法律后果。曉以利害,會給當事人造成內心壓力和懼怕感,轉變當事人不正確訴訟態度,降低訴訟期望值。三是說理必須實事求是,既不夸大,也不縮小。夸大會使當事人產生不信任感和疑惑感,甚至導致信任度降低形成逆反心理;縮小則不能引起當事人
必要的重視。四是情、理、法剛柔相濟。法官在調解中應當充滿司法公正所帶來的正義感,不畏恐嚇,用情理法把道理講透,使當事人折報。法律的規定與法官和顏悅色的調解是一剛一柔。如本案在做原告李鳳敏大兒子的工作時先聽取其陳述,然后向其講解法律,曉之以利害,寓情于理,寓情于法,最終消除他對其母親即原告李鳳敏的對立情緒,以解決他們的家庭矛盾。
三、背靠背調解,核算訴訟效益。
先做一方當事人工作,再做另一方當事人的工作,錯開時間,避免矛盾激化。同時結合案件實際情況與訴訟雙方當事人算“經濟賬”,讓其掂量訴訟效益,以期各自讓步,促成和解。針對本案原告李鳳敏的沒文化,年齡大且在調查走訪中均認為原告李鳳敏的“口碑”不好的特點,單獨聽取原告李鳳敏陳述和做其工作8次,每次長達2個小時以上,然后再做被告劉正芬的工作,促進雙方和解。加之本案事實難以查清、責任難以分清,所以向雙方當事人核算訴訟效益,若雙方不能互諒互讓,將增加更多的訴訟成本,最終兩敗俱傷,好鄰居是用金錢難以買到的,雙方和解了,那雙方都贏了這場“官司”,最終促使雙方均各自讓步,實現了案結事了。
四、引導雙方“思前想后”,換位思考緩和矛盾。在調解中找準時機促成雙方理性地對話、談判,讓當事
人先后聽取對方的陳述和苦惱,怨氣適當緩和后,再引導雙方換位思考,想想自己的不足和錯誤,同時也體諒對方的難處。心理互換,能讓當事人從互換心理位臵想問題,能從對方的角色、位臵觀察事物,考慮問題,可以有效地增加彼此心理上的溝通,這個方法容易使雙方互相諒解,轉變態度。本案在背靠背調解后,發現雙方的差距已經不遠,組織雙方“面對面”調解,先后聽取了雙方的陳述和怨氣,再引導她們換位思考,最終達到和解的目的。
五、發揮調解聯動機制,整合社會各方面的力量。充分發揮社會力量的作用參與調解,最大限度地主動爭取社會力量協助做好調解工作,適當引入與當事人有親戚關系而且有助于調解的人、聘請的代理人,適當引入這些外部力量參與到調解之中,發揮當事人各方親友的親情感化作用,訴訟代理人的穿針引線作用。承辦法官在對案件進行調解后,認為距調解成功已經不遠,應主動向庭長匯報,請庭長幫助調解。如本案經過村社干部、派出所和司法調解所的調解,且在調查走訪中均認為原告李鳳敏因沒文化、“口碑”不好的特點,在多次做其思想工作疏導的基礎上,適當引入她的代理人和其兒子以及她的侄兒媳婦,最后再請庭長幫忙做工作,最終使雙方當事人化干戈為玉帛。
案例推薦單位:名山縣人民法院
案例提供人:徐源 聯系電話:*** 案例編寫人:徐源 聯系電話:***
第三篇:調解工作典型案例
巧解糾紛促和諧
2010年7月27日上午,天空布滿陰云,XX鄉司法所里迎來了一位年盡七旬的老太太,手拄拐杖,步履蹣跚的挪動著。面對著我們雙眼含淚地說:“兒子不孝呀,我的生活沒有保障了呀。”
看到老人情緒激動,工作人員首先為老人倒杯熱水,安撫她的情緒,聽老人娓娓道來:老人名叫王栓英,今年69歲,家住河西村。2008年老伴去世后,因悲傷過度,腦溢血導致了半身不遂,從此只能靠拄拐杖走路。共育有四子,二兒子過繼給別人,現為三個兒子來贍養。
起居自理,兒子按時把生活用品備齊。每個兒子每年300元,10斤米,500塊煤球,兩袋白面。大兒子在一至四月份期間提供物品,三兒子為五至八月份,四兒子為九至十二月份。因去年六月份老人與三兒媳因瑣事發生口角,七、八月份三兒子未提供任何物品。今年五月份至今未見任何財物。
目前老人必須品已經要用完,到三兒子家索要未果,希望司法所幫她討個說法。知道了事情原委,工作人員先送走了老太太,并告知她:一定為她做主,圓滿地解決問題。經過了解,我們得知,老人的大兒子盧天仁為前任村委主任;三兒子盧天禮為村民兵連長,曾在軍隊服役三年,有很好的軍隊素質;三兒媳與婆婆也沒有很大的矛盾,只是雙方謾罵激化了矛盾,誰也不服輸。三兒子平時為人和藹,待人誠懇,孝敬父母,這次只是賭氣,希望婆媳關系緩和作出的決定。我們經過考慮,想到了解決問題的辦法。
三天后,所工作人員來到河西村,要求村調委主任王勾奎和老人的大兒子一同前往盧天禮家,共同做好調解工作。在我們認真的說服和解下,雙方達成了調解意見,盧天禮保證以后好好贍養老人,近期內補齊贍養費和物品。三兒媳和老人也在我們的見證下握手言和,在場的人都露出了會心的笑容。
當雙方當事人在調解協議書上簽字按上手印后,至此糾紛圓滿解決。
夫妻不和鬧矛盾,民調援手解糾紛
天空淅淅瀝瀝的下著幾滴小雨,人們已經明顯感到了絲絲涼意。9月2日下午,即將下班時,司法所的工作人員迎來了一對氣勢洶洶的夫妻,他們叫囂著“打死誰算誰倒霉”。我們見此情景,趕忙上前勸說二人先坐下,倒上熱茶,穩定了二人的情緒。經過詳細詢問得知,他們是郭里村村民,因為不和鬧矛盾,發展為武力解決,想請求政府幫助解除婚姻關系。因天已經漸暗,我們耐心的勸說“一日夫妻百日恩”,哪個夫妻能沒有矛盾,有什么糾紛我們明天幫助解決。夫妻投來了期盼的目光。
第二天一早,所工作人員到郭里村經過走訪了解到:丈夫趙勝利兄弟三人,其二弟去年遭遇車禍,癱瘓在床,妻子與其離婚,留有一四歲幼子無人撫養。趙年邁的母親主要精力放在照顧二兒子家庭中,至今仍靠撿廢品度日。趙勝利與妻子要桂清感情一直還不錯,倆人共育有兩個女兒,大的8歲,小的3歲,都已到上學的年齡。郭里村原來的小學就在他們家附近,孩子上學不用接送。現在新校舍建在了離家近1000米的地方,還得過馬路。新學期已到,夫妻倆都要到其它村打工,就接送孩子的問題協商不妥。媳婦很指望婆婆幫忙,自己打工可以賺錢改善家庭生活,但婆婆無能為力,要桂清對此產生不滿,近而演變為夫妻矛盾。
知道事實真相后,會同村黨支部書記要明則(投資有電力瑪鋼金具廠)、村調委主任聯合進行了調解,耐心細致地對雙方進行了勸說和批評教育,據理分析雙方的過錯,指出夫妻應體諒母親的苦衷。要支書當場承諾要桂清從明天開始就可以到他的廠工作,時間方便接送女兒,薪酬不會比原來的少。夫妻倆一直對我們的幫助表示感謝。
目前,他們全家和睦相處,夫妻恩愛,共同致力于發展生產,不斷改善家庭生活,生活變得甜美起來。
調解情系農民工
司法所在縣“五五”普法驗收工作期間,妥善解決了一起由于押金退還問題而引發的涉及20多名農民工罷工的勞務糾紛,有效維護了當地社會的和諧穩定。
10月18日上午,三個操著外地口音的人走進了我所,他們自稱是陜西省安康縣人,現在在四卦村XXX磚廠打工。年初雙方簽訂有為期一年的勞動合同,XXX收取陳廣才、周自高兩位領班人押金各伍仟元,年底燒完磚胚一并退還。現在榮因資金短缺,無法給付工人工資,陳、周二人遂發動工友20余人集體罷工三天。在勞動局的協調下,榮把工資已付清。但現在合同未到期,陳周二人不想繼續干下去,希望榮退還給他們押金,解除合同糾紛。
聽了他們的敘述,我們感到了問題的棘手性,答應他們盡快幫助解決。送走了他們,所長聯系到了四卦村黨支部書記XXX,希望他通知XXX配合我們做好工作。下午兩點三十分,所長XXX、鄉企業辦主任XXX一行五人來到了四卦村,XXX已等候在廠區,工會負責人召集來了陳、周二人,調解工作開始。經過調解員對雙方擺事實、講道理,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的說服、勸導,終于形成解決方案:在合同續存期,XXX保證按時發放工資,不得出現拖欠現象;陳、周二人繼續帶領農民工兄弟們安心工作,待合同期滿時,XXX主動提出解除勞動合同,退還給二人押金。
經過努力,這起糾紛終于得到解決。
第四篇:工傷保險三個典型案例
關于工傷保險認定的案例
界定工傷除了要考慮發生時間、發生地點等因素外,認定參保人的身份及勞資雙方的事實勞動關系也非常重要。
在工傷保險中,工傷認定一直是員工和企業關注的焦點。
記者近日走訪了深圳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工傷保險處,收集了近期深圳市工傷保險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的典型案例,并選取了其中4個常見的典型案例進行報道,并邀請勞動保障部門進行點評。
案例1:不是參保人無法獲工傷待遇
事件:參保時借用他人身份證
在深圳大鵬某制造廠上班的小楊因工受傷,社保部門根據規定沒有給小楊核發工傷待遇。小楊與該廠都不服,而社保部門也堅持自己的認定。該案爭議的焦點在于,小楊是否屬于工傷保險參保人員。
當初投保時,該廠為員工投保的人員當中并沒有小楊,而是小黃。社保部門認為,盡管該廠認定小楊是其員工,但當時小楊使用的是小黃的身份證,為小楊辦理參保時是用小黃的身份證辦理的,因此小楊并不是參保人。社保部門認為,在招聘員工的過程中,該廠應當審核員工的真實身份,造成這個事實的主要原因在于該廠沒有盡到基本身份的審查義務,而工傷保險關系中的參保人是指參加工傷保險時所申報的人員。根據該規定,小楊并沒有參加工傷保險,其與社保部門不存在工傷保險關系,社保部門也就沒有義務給其核發工傷保險待遇,其工傷保險待遇應由廠方支付。
但小楊與廠方認為,盡管參保是以小黃的名義,但實際參保人員是小楊,因此小楊與社保部門存在事實上的工傷保險關系。社保部門則認為,小楊與廠方的看法不能成立,因為工傷保險關系不同于勞動關系,勞動關系存在“事實上的勞動關系”,但是沒有法律法規有“事實上的工傷保險關系”的認定。社保部門在認定“工傷保險關系”的時候,必須嚴格按照參加保險時單位申報職工身份進行工傷保險關系的確定,而不能以事實上的勞動關系推定存在“事實上的工傷保險關系”。
點評:一旦得逞將導致高騙保風險
嚴格區分事實勞動關系與工傷保險關系,意義非常重大。這種以借用他人身份證名義參加工傷保險,最終卻認定參保人為借用人的情形,如果一旦獲得認定,將會給用人單位騙取工傷保險待遇打開方便之門。在這種情形下,用人單位完全無需審查員工身份,也無需為全廠員工參加工傷保險,只要一部分員工參加工傷保險;一旦沒有參保的人員發生傷亡事故,那么用人單位可以主張該傷亡員工是以某參保人員的名義參加的工傷保險,社會保險基金就會處于一種高騙保的風險狀態。
案例2:交接班前傷亡不屬工傷
事件:上班之前突然病發
潘力是深圳市龍崗區坪地某時裝廠的員工,從事保安工作。2005年12月17日,潘力在工作崗位上突發疾病,后經醫院搶救無效,于2005年12月19日死亡。其父潘旗認為潘力是在上班時在工作崗位上突發疾病死亡的,因此向社保部門申請工傷待遇。
但該時裝廠提供的報告則稱,潘力是在準備接班時,因身體不適而要求同事延長上班時間以替其上班;之后潘力感覺病情嚴重,前往醫院入院就診,并于次日經搶救無效而死亡。
鑒于用人單位和家屬就潘力突發疾病的場所存在爭議,社保部門進行了調查。調查后認定,2005年12月17日,潘力準備上班時,因身體不適而要求同事繼續值班,后前往診所就診;因病情嚴重而再次要求同事前往診所送其去醫院就診,后經醫院搶救無效死亡。根據該事實,雖然潘力是在交接班過程中感覺不適,但其情形并非屬于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上,故其并非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上因突發疾病而導致死亡,社保部門認定不屬于或不視同工傷。點評:發病時間、地點是關鍵
社保部門對潘力突發疾病的時間、地點進行調查核實,并對其同事先后兩次進行調查并制作筆錄,確認潘力不是在工作時間、工作場所突發疾病。根據《廣東省工傷保險條例》第九條、第十條的規定,潘力不屬于或不視同工傷。潘力突發疾病的時間、地點是該案的爭議焦點,其死亡時間、死亡原因不是該案的關鍵。因此,潘力的死亡時間不影響社保部門依照相關事實依據作出潘力非工傷的認定結論。案例3:分包人受傷也算工傷
事件:因工資問題被班下工人擊傷
2006年9月28日,曹友為其子曹民(某建筑公司員工)向社保部門提出工傷認定申請。2006年中期,張品承包該建筑公司某花園二期的一部分木工活。2006年8月14日,張品將其中一套木工活包給了曹民。2006年8月30日,曹民班下的工人向曹民討要工資,因未到發工資的時間,被曹民拒絕。其班下的工人趙某操鐵棒擊中曹民,導致其右側腦室左移,經公安局法醫鑒定為重傷,診斷結論為重型顱腦損傷。曹友因此要求社保部門認定曹民所受傷害屬工傷。
但該建筑公司則認為,其與曹民之間不存在事實勞動關系,因為其已將承建的工程分包給了張品,而張品又將其中一項木工項目分包給了曹民,因此曹民所受傷害不屬于工傷。社保部門調查后認為,該公司將工程分包給不具備建筑工程質資的自然人,而自然人顯然不具備用人單位的主體資格。因此,盡管曹民是從張品手里承包木工項目,但是,根據《廣東省工傷保險條例》第三十五條的規定,該公司應當承擔曹民的工傷保險責任,因為與曹民形成事實勞動關系的正是該建筑公司。
點評:形成事實勞動關系且因工作受傷
根據《廣東省工傷保險條例》第三十五條的規定,曹民與該公司形成事實勞動關系。同時曹民作為管班人員,其負責管理班下人員的日常工作以及工資發放等事宜。其在工作時間以及工作場所內,與員工就工資問題進行協商屬于其工作職責之內的事宜。在協商未成的情形之下,其被班下人員打傷,屬于“因履行工作職責而遭受暴力傷害”。
案例4:僅靠打卡表不能界定工作時間
事件:上班時阻止行兇受重傷
2004年10月22日晚上10時許,某百貨商場防損員周峰在工作過程中發現,一伙人數大約為20~30人、身份不明的不法分子企圖沖擊該百貨商場。周峰等人奮力阻止,維護了百貨商場的權益。但是,周峰在這一過程中,被不明身份的不法分子用鋼管、鐵管等打傷,傷勢嚴重,被送往觀瀾人民醫院搶救。此后,其父周辰要求認定周峰所受傷害屬工傷。
盡管維護了商場的利益,但商場卻認為周峰受到的傷害不應當視為工傷。該商場認為,當天周峰已經在22時3分打卡下班,因此整個事件并非在其上班時間發生,因而不被視為工傷。
社保部門調查后認定,周峰與該百貨商場存在事實勞動關系,并有工卡、打卡表、證人證言以及派出所的證明證實周峰屬該百貨商場員工,周峰與該百貨商場之間存在事實勞動關系。同時根據調查,該事件的確存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內,因履行工作職責受到暴力等意外傷害”的事實,因此認定周峰傷害屬于工傷。
點評:打了下班卡不代表沒上班
作為商場防損員的周峰,其上下班時間并不是嚴格的,而是與工作任務有關聯;而且,事發當天周峰需要到晚11時30分才能下班。因此,百貨商場僅僅依據打卡表顯示的時間就認為周峰當時已下班的主張不能成立。周峰的確是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內,因履行工作職責而受到暴力傷害。
第五篇:典型調解案例申報材料(最終版)
典型調解案例申報材料
拆遷補償釀矛盾
人民調解促和諧
河西鎮人民調委會
拆遷補償釀矛盾 人民調解促和諧
---河西鎮司法所經典“調解案例”
申報材料
調解機構:河西鎮人民調委會 案 情:
2011年4月7日,30多人來到河西鎮政府,他們徑直走進黨委辦公室,無視政府人員一起混喊拆遷補償過低要求提高補償標準,他們的到來打破了河西鎮原有的工作秩序。調解經過:
為徹底改變河西集鎮臟、亂、差現狀、政府決定將河西集鎮納入全縣縣城改造范疇之內,統一規劃、統一建設,由于河西集鎮居民認為補償標準過低,遂想起通過集體上訪這種途徑以求提高補償標準。
當時看到這一局面,鎮干部決定通知派出所,前來對上訪人員進行控制,以免發生惡劣的事件。河西鎮調委會主任看到這一局面,認為不能通知派出所,群眾們如果看到警察他們的情緒會更加激烈,反而會誤解河西鎮政府,這樣會使矛盾更加惡化。于是鎮調委會立即介入將上訪群眾勸說到河西鎮調委會進行了解。河西鎮調委會的介入恢復了鎮黨委辦公室正常工作秩序。
調委會采用先安撫后調解的手法,首先采用很輕松的交談方式,讓群眾先開口,傾聽他
們的心聲,并認真的記錄每一位群眾的不滿和要求,當群眾情緒被安撫下來后,調委會根據群眾反映的拆遷補償過低的問題針對性的提出解決意見,并告知群眾要相信政府,政府會立即展開調查工作。看到調委會的態度,來訪的群眾紛紛離去,表示等待政府給一個合理地答復。
之后調委會將上訪情況匯報于鎮黨委。鎮黨委、政府把此事作為當前維穩工作的重中之重,親自部署,組成工作組。調委會聯合工作組走訪調查了60余戶居民,進行了挨家挨戶不厭其煩的做解釋和勸說工作。并多次召開不同類型的群眾會議,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最后拆遷戶全都簽訂了拆遷協議,并全部兌現了拆遷補償費。同時,調委會積極與縣信用聯社協調,解決了拆遷戶建房貸款。政府并把以往的集體土地轉為了國有土地,辦理了房產證和土地使用權證,解決了以前未能解決的上下水等基礎設施。
典型調解案例申報材料
車禍無情起糾紛
人民調解兩相悅
河西鎮加莫臺村人民調委會
車禍無情起糾紛 人民調解兩相悅
---河西鎮司法所經典“調解案例”申報材料
調解機構:加莫臺村人民調委會 案 情:
2011年5月21日,一場突如其來的車禍打破了貴德縣城的寧靜,現場聚來了數以百計的圍觀者,道路被堵塞。加莫臺村民趙壽山駕駛的摩托車與路經的劉玉祥駕駛的北京現代相撞,趙壽山經搶救無效于當日死亡。調解經過:
2011年5月21日,應劉玉祥的申請,加莫臺村調委會對此次重大交通事故進行依法調
解。經了解得知,趙壽山去小賣部(稅務局路段)買東西時,同向行駛的劉玉祥駕駛的北京現代直接撞到摩托車后部,將摩托車與趙壽山
一并撞飛出去。經調查得知,趙壽山屬正常行駛,劉玉祥則超過縣城所限速度超速行駛且無證駕駛,所以才導致此次重大事故的發生,劉玉祥系主要責任方。
調委會在公開調解之前,分別跟雙方當事人進行了談話。趙壽山的父親趙有武因失去兒子而情緒大變、性情暴躁,讓調委會沒想到的是,死者家屬不愿意調解,而是要上訴至法院追究劉玉祥的刑事責任。趙有武覺得劉玉祥的行為帶給他們家無法挽回的損失:父母無人贍養,妻兒無人照顧,家庭生活陷入困境,劉玉祥應該受到懲罰。而劉玉祥深知自己的行為所帶來的嚴重后果,他愿意承擔刑事責任,但是他希望調委會能調解解決此事。他愿意高額賠償來撫平死者家人的傷痛。面對這種情況,為了讓死者安身、讓肇事者改過自新,調委會決定主動介入調解此事。
2011年5月23日,調委會再次來到趙有武家,勸說趙有武,希望他能接受調解解決此事。調委會主任馬國元對趙有武說:劉玉祥的行為是對你兒子生命的褻瀆,是對法律的不尊重,是狂妄自大的表現,應該如你所想的受到刑事責任的追究。但是經過我們的調查,劉玉祥當天的行為是有特殊原因的,他是因為要趕著去處理單位的緊急事情,才將車開得很快,不是因為開了北京現代而很狂妄,所以他不是故意的。其次,劉玉祥也跟您的兒子一樣是家里的頂梁柱,如果他進了監獄,家人將無任何經濟來源,生活也同樣會陷入困境,因為是工薪階層,以后更無法讓家人繼續生活下去。現在,劉玉祥已經深知自己的罪孽行為帶給你們巨大的沉痛和不可挽回的損失,所以他希望、也懇求你們能夠原諒他,給他一個機會,他愿意高額賠償,以后會像家人一樣照顧你們。所以,調委會也希望老趙您能再考慮考慮,接受調解。
聽到馬主任這樣一說,老人以往的暴躁情緒變得安靜了,似乎也感受到了肇事者的真心悔過。最后,趙有武終于同意接受調解。2011年5月26日,在調委會的爭取和肇事者對死者家人的誠懇態度下,調委會對此案進行了調解。劉玉祥自愿賠償死亡賠償金、喪葬費、贍養費及處理喪事的務工、摩托車損失等賠償金額共計260000元。趙有武對此也沒有任何意見,同意了他的賠償。最終調解為:雙方達成一致,并簽訂協議,賠償金于2011年5月26日(簽訂協議之日)一次性付清。
2011年6月6日,調委會在回訪時得知,趙壽山家人已經開始正常生活,不再因兒子的離去而對劉玉祥感到仇恨,趙有武徹底從思想上接納了這個事實。
典型調解案例申報材料
工傷事故起紛爭 人民調解保權益
工傷事故起紛爭
人民調解保權益
河西鎮拉芨蓋村人民調委會
---河西鎮司法所經典“調解案例”申報材料
調解機構:拉芨蓋村人民調委會
案 情:
2010年12月11日,拉芨蓋村二社村民才旦加在青海泰然礦業有限公司打工,當天與公司司機拉水時,因司機不慎,導致拉水車跌入懸崖,致使才旦加當場死亡。調解經過:
2010年12月18日,應才旦加家屬的要求,拉芨蓋村調委會對該起事故案進行第一次調解。才旦加現年32歲,家中剩父母、妻子和一女,他的離去讓家人悲痛欲絕,家里幾乎失去了所有的希望,拉馬加(才旦加父親)面對調委會時痛哭失聲:沒有兒子我們的日子該怎么過啊。調委會了解情況后通知青海泰然礦業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畢力格(內蒙古人),畢力格愿意此事調解解決。畢力格主動向調委會提出自愿承擔才旦加埋葬費31000元,在工工資15000元(每天工資100元,在工5個月),并于2010年12月30日前付清。
拉芨蓋村調委會第一次接觸這么大的案子,對于工傷賠償的數額還不是很確定。為了讓死者家屬安心,為了使案子徹底解決,調委會就到縣律師事務所進行咨詢。事務所工作人員經過計算告知:如果能得到220000的賠償金就是非常合理的賠償。調委會之后到才旦加家
中去了解他們的想法:拉馬加說我們也不知道該得到多少的賠償,只是希望他們(公司)能給我的兒子一個交代。調委會隨之告訴拉馬加220000元是個合理的的賠償,聽到這個數字拉馬加又一次痛哭,什么都沒說。
2011年1月3日,調委會進行第二次調解,解決工傷賠償的問題。拉馬加按調委會的意見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死亡撫恤金、父母親撫養費、女兒的撫養費共計220000元,畢力格聽到這個數字他說:你說的賠償款項我沒意見,只是數額大了點,但沒有提出具體的數額。調委會意識到雙方不能達成共識了,就決定對雙方分別進行談話。由此調解未能成功。
調委會知道按公司的要求拉馬加肯定會同意,他是一個善良的農民、一個不懂得怎樣保護自己的農民。調委會決定想個法子一定要讓公司給死者的家人一個合理的交代。經過調查得知:才旦加之前已不在公司打工,是因為公司沒有付給他工資,他為了要得工資,答應公司去工地拉水,拉水時不幸事故就發生了。調委會知道這個情況立即向縣法律事務所咨詢,結果讓調委會成員大是高興,事務所工作人員說工傷和拖欠農民工工資是不一樣的性質,后者更為嚴重。調委會找到才旦加的工友們了解了才旦加實際在工時間、收集證詞。之后調委會主動到畢力格住處(鴻圖食府)進行溝通,畢力格沒想到調委會會找到這個證據,在調委會依法力舉,分析各種結果后,公司深知自己的責任和對自己不利的一切后果,最后終于答應給付死者家人所有應得的賠償金。
2011年1月20日,調委會進行第三次調解:公司賠償才旦加家人所提出的賠償金額合計266000元。因2010年12月已付清埋葬費及在工工資共36000元,剩余的賠償金220000元于2011年6月25日前一次性付清。
2011年7月10日在調委會回訪時得知,公司已于6月25日一次性付清了220000元賠償金。至今死者家人再也沒有到調委會提出其他要求,此次重大交通事故糾紛案徹底解決。
典型調解案例申報材料
耄耋老人生活無著落 人民調解化贍養糾紛
河西鎮社區人民調委會
耄耋老人生活無著落 人民調解化贍養糾紛
---河西鎮司法所經典“調解案例”申報材料
調解機構:社區人民調委會 案 情:
2011年9月4日,社區居民邢玉桂(75歲)稱:老伴去世多年,現在二兒子不按期支付贍養費,使我不能正常生活。邢玉桂請求社區調委會幫助解決贍養費按期支付問題。調解經過:
2011年9月4日,調委會走訪調查得知,邢玉桂伴有老人癡呆的癥狀,精神偶爾恍惚,家有兩子,大兒子在西寧上班,每月為老人支付100元的贍養費,二兒子和她一起生活,同
樣每月支付100元的贍養費。近期二兒子發生交通事故,由于他作為事故的主要責任方,賠付了對方萬元的賠償金,致使暫時不能按期支付母親的贍養費。邢玉桂所稱的不給贍養費是不全面的。為了使老人不覺得兒子不孝,不覺得兒子故意不支付贍養費,調委會采取了說服引導,使邢玉桂老人從思想上得到安慰,并能理解二兒子。
2011年9月5日,調委會到邢玉桂家給老人說明情況,告訴老人,兒子不能支付贍養費確實是不對的,但我們了解到你的兒子不是故意不給你錢,而是發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將僅有的積蓄賠付給了對方,現在是沒有能力按月支付你的贍養費。調委會還對邢玉桂說:兒子現在已經在養你,兒媳婦每天照顧你的飲食起居,應該說對你已經盡到了贍養義務,至于100元的贍養費,等兒子賺到錢,會給你的。邢玉2011年9月16日,調委會進行回訪時得知,邢玉桂和兒子和睦共處,兒子也開始四處打工來維持生計,家庭生活恢復了溫馨和睦。
桂聽到調委會這樣說,又開始疼惜自己的兒子,從最初的怨恨變成對兒子的理解。
2011年9月6日,調委會進行了第一次調解。刑玉桂情緒激動的對二兒子說:你們的父親去世得早,是我含辛茹苦的把你們撫養成人,我以為你們的翅膀硬了,就不管我了,就不給我生活費,你那次說的車禍我以為你是在騙我,現在政府也這樣說,說明兒子沒有騙我,是我想錯了。為了讓邢玉桂老人放心,也為了讓二兒子按期支付贍養費,這時調委會提出:雙方簽訂贍養費支付的協議,雙方欣然應許。
各鄉鎮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