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劉宏偉的事跡材料

“先鋒工程”個人事跡材料

豐收第二作業區書記 劉宏偉

2010年5月17日

劉宏偉同志自開展“北大荒先鋒工程”以來，他把每項工作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不斷鞏固和發展先進性教育活動中所取得的成果，圍繞中心，服務大局，不斷提高黨員干部在生產生活及各項工作中發揮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和共產黨員的先鋒模范帶頭作用。從而促進了本單位的經濟、社會、衛生、人員思想不斷發展和進步。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構建和諧社會做出了積極貢獻。

一、健全組織機構 工作求真務實

“北大荒先鋒工程”一開始，他按照上級黨委的布置工作方案，首先結合本單位實際，成立了“北大荒先鋒工程活動領導小組”，他本身擔任組長，其他成員4人。組織成立之后，他積極組織全體黨員開展各項工作。多年來在黨員隊伍中普遍存在一種很多黨員注重經濟上的發展，而且忽略了思想政治工作及黨建工作。很多人認為黨建工作就是擺設，沒有實際用處。根本不去想，不去做，不去研究黨建工作。從而一度使黨的建設工作發揮不出決定性作用。出于這種情況他先后組織黨員召開12次黨員大會：支委會4次，出宣傳板報3次.認真組織他 們認真學習開展“北大荒先鋒工程”有關文件和材料，通過學習，從而使全體黨員干部改變了過去的那種錯誤想法和做法。同時他還積極帶領黨員干部開展“九個一”活動。舉辦培訓班2次，集中上黨課3次，召開座談會，組織黨員干部觀看科教片6次，建立宣傳陣地，每個黨員都有學習計劃，有筆記，有體會，有目標，有總結，有標準。從而激勵了每個黨員的學習熱潮，堅定了信念。

二、抓典型 以點帶面 為實施“北大荒先鋒工程”見實效他認為實施“北大荒先鋒工程”，核心是建強黨的基層組織，關鍵是在實際工作中有所創新。充分發揮每個黨員干部模范帶頭作用，時時

刻刻多為職工群眾辦實事，辦好事。

樹立黨員典型，他是一面旗幟，同時能充分培養和帶動一大批黨員在實際工作中起模范帶頭作用。這個單位在開展“北大荒先鋒工程”工作中，在他精心組織實施下，使連隊整個面貌煥然一新，具體表現在：黨員隊伍思想純潔，思想認識提高了，帶頭作用強啦。黨員在群眾中的威信提高了。連隊生產經營形勢也得到很大發展，職工收入有了明顯的改變，社會也比較平穩，環境衛生也得到了改善，人與人之間的感情也得到了進一步加深。在連隊人人爭當先鋒。人人爭發家致富現象層出不窮。

在實施“北大荒先鋒工程”活動中，他本人在各項工作中處處起帶頭作用，他時刻沒有忘記自己是一名中國共產黨員，有責任有義務幫助職公群眾脫貧致富奔小康，為構造和諧社會 積極努力工作。

通過“北大荒先鋒工程”的實施，在他的帶領下，這個連隊支部一班人正處處積極帶領職工脫貧致富奔小康。這個單位現在在任何一項工作中，都積極走到管理區的前頭，在支部建設方面他帶領全體黨員干部，各項工作走在前頭，如為地震災區捐款，為貧困家庭捐款，為家庭貧困兒童失學而捐款，都走在管理區的前頭，最明顯好轉的是這個單位的社會風氣得到明顯好轉，上訪告狀的沒有啦，打仗斗毆的現象基本上沒有啦。

現在這個單位黨支部一班人，在他的帶領下抓住有限時機，想方設法為廣大職工群眾創造一切有利條件。為職工解決一切實際問題，他們現在時時處處都想群眾之所想 急群眾之所急。在他的帶領下這個支部的黨員干部，正在為構造和諧社會創造條件?，F在這個支部在他的帶領下充分利用“北大荒先鋒工程”為契機，給黨員職工群眾加滿油，充滿電，在共同致富的路上，發揮引導作用，不斷增強黨組織戰斗堡壘的凝聚力，積極領導職工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促進本單位的經濟盡快發展。

豐收第二作業區黨支部

2010.5.17 3

第二篇：劉宏偉律師法庭辯護詞

法庭辯護詞

審判長、審判員：

本案的被告人喬志強只是因為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準確的說是一起故意傷害案件卻被保定市人民檢察院以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組織賣淫罪、組織淫穢表演罪、逃稅罪、容留他人吸毒罪等罪名移送保定市中級人民法院起訴和交付審判。在這一案件的偵查和起訴階段存在諸多偵查活動違法的情況下就不負責任的、草率的提起公訴，這不是社會主義立法的瑕疵而是提起公訴權被扭曲和濫用的悲劇;第二，今天喬志強面對的不僅有保定市人民檢察院的國家公訴人，更有莊嚴國徽下的合議庭組成人員；有公正、公平、公開執法如山的人民法官。作為辯護人，我相信雖然我和公訴人、人民法官角色和工作職責分工不同，但在各位的法律世界里法律母儀天下、法比天高，真理大于權利；我更相信保定市中級人民法院的法官一定會做出對得起法律、對得起人民、經得起歷史和現實考驗的公正判決！

審判長、審判員：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五條規定：辯護人的責任是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我接受被告人喬志強的委托，由河北太平洋世紀律師事務所指派和河北國存律師事務所陳鋒律師共同擔任喬志強故意傷害案件審查起訴階段和一審終結期間的辯護人。開庭前我們制定了詳細的辯護思路和方案，八次會見了喬志強并詳細閱讀了全部案卷卷宗：主要證據復印件、照片、證人名單、證人目錄、鑒定結論、勘驗檢查筆錄、控辯材料、法律訴訟文書以及與涉案無關財產的扣押清單、照片；并提交了辯方證人名單和證據，又通過這幾天開庭期間的法庭調查，針對保定市人民檢察院《起訴書》中指控的六項犯罪和一項尋釁滋事違法行為，辯護人認為喬志強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不能成立；指控喬志強故意傷害罪在定性方面本辯護人沒有意見，但喬志強有投案自首情節，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六十七條之規定，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且喬志強犯罪以后主動對被害人寧致生進行了6萬元的人身損害賠償，并愿意充分足額的對吳金星進行人身損害賠償。因此喬志強在本案的法律適用中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起訴書》指控喬志強尋釁滋事行為不符合提起公訴條件，該項行為是已經超過治安處罰時限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的行為；《起訴書》中指控喬志強組織賣淫罪不能成立；《起訴書》中指控喬志強組織淫穢表演罪不能成立；《起訴書》中指控喬志強逃稅罪不符合法定程序，應中止審理或由保定市人民檢察院撤回起訴交由保定市地方稅務局進行立案，通過聽證、復議程序解決；《起訴書》指控喬志強容留他人吸毒罪不能成立。

下面本辯護人針對《起訴書》中指控喬志強項下罪名，結合今天的法庭調查的發問、舉證和質證，從事實辨、證據辨、法律辨、綜合辨角度發表如下辯護意見，供合議庭鄭重參考：

一、《起訴書》指控喬志強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不能成立 保定市人民檢察院在《起訴書》中指控：1998年以來，被告人喬志良多次組織社會閑散人員進行故意傷害、尋釁滋事等違法犯罪活動，至2004年，逐漸形成了以喬志良為組織、領導者，以喬志強、喬揚、林可心、孫瑩瑩、李志平、劉永生、滿智輝為成員的黑社會性質組織??，該指控不能成立。首先，喬志強不是社會閑散人員，而是保定僑升文化發展有限公司的董事長，其次喬志強沒有實施或參加過一起《起訴書》指控的1998年以來至2009年案發前由喬志良組織的故意傷害、尋釁滋事等已超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87條追訴時效的違法犯罪案件。這可以從《起訴書》和《補充起訴書》共29頁9個罪種68項指控第一被告喬志良的案件中清楚的看出，在這些指控中，喬志強和喬志良沒有在同一故意、同一策劃、事先通謀、事中組織、同一時間、同一區域共同實施或分工、分配實施過一起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喬志強2009年9月5日發生的傷害案件是一起獨立于《起訴書》指控的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的普通刑事案件，該案件的發生與對喬志強和本罪的指控沒有任何法律上的因果關系和連帶關系。

由于《起訴書》指控喬志強的前提條件是“社會閑散人員”，該前置條件的不存在，延伸的講喬志強既然不是社會閑散人員，也沒有第一被告人組織喬志強進行任何違法犯罪，怎么能把喬志強列為喬揚等6人的“參與黑社會性質的組織者”的“頭兒”，而參加了黑社會性質組織呢？上述6位被告與喬志強不發生任何縱向的隸屬關系和橫向的團伙關系，喬志強也沒有接受過喬志良的引誘、勸說、威脅、恐嚇而參加一個什么“組織”，更談不上什么“黑社會性質組織”。因此《起訴書》開篇的定論就是通過不明確或者模糊的非法律用語和文字用語將喬志強無端地牽扯進去，這六個字是“社會閑散人員”，其表述是極不嚴謹也是完全錯誤的，因為被指控的“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成員”有的是部隊復員轉業人員、有的是煙廠職工、有的是鐵路工人、有的是個體從業者、有的在工商局工作，根本不是“社會閑散人員”，其中的李志平是喬志強所擁有的僑升文化發展有限公司的總體承包者，保定市人民檢察院使用這個定語的訴訟目的是企圖以“黑社會性質組織的參與者”把喬志強硬牽扯甚至綁在一起，從而枉法追究喬志強的刑事責任。

《起訴書》指控：該組織以喬志良建立的僑升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僑升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僑升物業管理有限公司、僑達旅行社有限公司為依托，采用公司化管理模式，由喬志良負責全面管理，通過設置各職位對喬志強、喬揚等6人組織成員逐層進行管理，通過規定各職位的職責和分工使成員之間形成較為明確的層級制約關系，其組織結構嚴密，組織成員比較固定，喬志良為了籠絡該團伙成員，多次出面解決因維護組織利益而發生的違法犯罪行為，并通過制定成文或不成文的制定對成員進行嚴格管理??，該指控沒有事實依據也是子虛烏有，《起訴書》指控的4個公司都是合法的民營企業，保定市僑升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喬志良；保定市僑升文化發展有限公司的董事長是喬志強；而保定市僑升物業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喬志靜并沒有列為本案的被告是合法的公民；而《起訴書》竟然把保定僑達旅行社有限公司列為喬志強、喬志良黑社會性質組織的場所依托更是極不嚴肅、極為荒唐和完全錯誤的。因為保定僑達旅行社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王春玲，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個人獨資的法人單位，且王春玲與喬志強于1997年經保定市北市區人民法院（1997）北民初字第113號離婚調解書已經調解離婚，怎么能把該旅行社也牽扯進去呢？《起訴書》為了能使喬志強成為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的參加者受到刑事追究，竟然偷換概念的使用“組織機構嚴密、組織成員比較固定”的錯誤用語。一方面，保定僑升文化發展有限公司確實有嚴格地規章制度和議事規則，也設置了決策層、管理層、操作層、執行層等層級關系，但這些都是為了民營企業的發展壯大和企業利益的最大化，《起訴書》指控的組織成員并不是“黑社會性質組織”成員，而是喬志強、喬志良所擁有的公司所形成的勞動者和用人單位的勞動關系；另一方面，有的被指控的被告人，也不是所謂的“組織成員”，而是發包方和承包方的關系，比如：喬志強和李志平、孫瑩瑩的關系就是僑升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和承包方李志平、孫瑩瑩的發包方、承包方的關系，怎么能錯誤的稱為是“黑社會性質組織”成員呢？

《起訴書》指控喬志強運用公司化管理模式，對被告人進行控制更是錯誤的，喬志強確實是運用公司法人治理機構和公司化的模式對公司和內部層級員工進行公司化的管理，但這是現代公司化管理的先進模式，這一切都是為了公司的長遠規劃和近期目標，期間所制定的成文和不成文規定也緊緊圍繞著公司的發展和壯大，而絕不是《起訴書》中所說的為維護組織利益而進行違法犯罪行為。事實也表明喬志強沒有組織、參與和實施一起《起訴書》指控的1998年以來任何違法犯罪活動。

《起訴書》指控該組織通過暴力手段有組織的進行多次故意傷害、尋釁滋事等違法犯罪活動，稱霸一方，為非作惡，欺壓百姓，導致多人重傷、輕傷或財產損失，并以威逼和賠償的手段，使多名受害人不敢報案或隱瞞案情，致使部分案件成為隱案。形成了以保定市裕華路為中心，輻射市區的較為穩定的犯罪組織，嚴重妨害了當地的社會管理秩序，敗壞了社會風氣，嚴重破壞了經濟和社會、生活秩序沒有事實依據。喬志強是保定市著名的民營企業家，在1988年他趁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和對內搞活、對外開放的大好時機，利用4000元的原始資本艱難起家，可以說創業過程艱難而曲折，但喬志強把艱難和痛苦當作壓力和挑戰，因為他堅信：困難和挑戰是奮進的機遇，拼搏的擂臺、爭先的使命、騰飛的高空，從而終于成就了保定市較大的民營企業，他們安置就業、吸納職工，并回報國家和人民：組織保定市象棋大賽、贊助慈善機構、扶助老弱病殘、關注模特比賽、組織老年人登山活動，在喬志強兄弟的創業史中留下了他們為保定和河北省民營企業光輝的一筆和華彩的篇章。而《起訴書》竟然“莫須有”的指控喬志強稱霸一方，為非作惡等字樣的文字表述完全是子虛烏有。公訴人和尊敬的法庭可以詳細閱讀29頁《起訴書》和《補充起訴書》，喬志強沒有指控的除2009年9月5日故意傷害一案以外的任何一起故意傷害、尋釁滋事犯罪案件，更談不上什么稱霸一方、為非作惡、欺壓百姓??有的只是喬志良在2009年接到世界華商大會的邀請函，喬志強的產品項目在亞洲國際獲獎，這是稱霸一方、為非作歹、欺壓百姓嗎？

《起訴書》指控被告的四個公司是“黑社會性質組織”的依托，也就是犯罪場所條件是完全錯誤的，喬志強的公司是保定僑升文化發展有限公司，該公司是合法登記、資質齊全、手續完備的公司，絕不是《起訴書》中指控的“黑社會性質組織”場所依托，我們看一下公安刑事偵查卷第二十九冊：僑升文化發展有限公司所申請、登記、開業、公司章程、資質齊全：公司設立登記申請書（29冊-7頁），公司股東名錄（29冊-8頁）、公司董事會成員、監事會成員、經理情況（29冊-9頁）、公司設立登記審核表（29冊-10頁）、公司登記委托書（29冊-11頁）、公司章程（29冊-12至19頁）、股東會決議（29冊-第20頁）、企業名稱預先核準通知書（29冊-21頁）以及土地、房屋所有權、公司變更登記、委托代理人、公司章程、修正案材料，且辦理了所有資質手續：冀保w09號《文化經營審核合格證》、《衛生許可證》、保公消驗字（2006）第0022號保定市公安局建筑工程消防驗收意見書、《企業法人營業執照》、《驗資報告》等。

因此保定市人民檢察院《起訴書》中指控喬志強通過違法犯罪手段獲取了經濟利益，積累了較強的經濟實力，從而錯誤的求證《起訴書》指控的“以黑養商”和“以商護黑”是完全錯誤和站不住腳的。

喬志強的發展史不是違法犯罪史、也不是欺行霸市史、更不是黑社會犯罪的“洗錢”史；而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創業史、血淚史、拼搏史、奉獻史和英雄史。喬志強民營企業的做大做強是二十年來一靠黨的富民政策；二靠法律法規；三靠勤勞致富所得，如果說形成了一定的“勢力”和實力，也是改革開放和個人以及家族血汗拼搏所得，絕對不是《起訴書》中指控的，在進行了一系列違法犯罪活動以后而形成的勢力，喬志強所經營的民營企業不是搶劫、盜竊、詐騙、搶奪所得；也不是聚眾哄搶、侵占、職務侵占、敲詐勒索、欺行霸市、壟斷經營所得；更不是非法經營、欺壓百姓、“打、砸、搶”所得，而是合法經營所得；更非“涉黑”所得。

保定市人民檢察院在《起訴書》中指控以喬志強、喬揚、林可心、孫瑩瑩、李志平、劉永生、滿智輝為成員的“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是完全錯誤的。首先上述7人并沒有參加喬志良的“黑社會性質組織”，喬志良也沒有什么“黑社會性質組織”，并沒有為共同實施犯罪而組成較為固定的犯罪組織，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十六條的犯罪集團的法律概念；其次喬志強與喬揚、林可心、孫瑩瑩、李志平、劉永生、滿智輝等人也沒有共同犯罪目的、犯罪綱領（包括口頭或書面的）、犯罪組織、犯罪動機、手段和分工，更沒有犯罪前的事先通謀、事中通謀甚至也沒有犯罪臨時起意，更何談“參加黑社會組織罪”的組織結構特征、經濟特征、行為手段特征和社會危害特征？保定市人民檢察院《起訴書》中指控的林可心、劉永生、喬揚等7人積極參加喬志強的黑社會性質犯罪組織純屬欲加之罪，是莫須有的“扣帽子、抓辮子、打棍子、擴大化和封建社會的隨意株連”，也是強加在喬志強等人身上的錯誤指控，為了求證喬志強等7人沒有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本辯護人詳細地介紹一下《起訴書》指控的幾位被告人不是“社會閑散人員”、也不是“集團犯罪成員”、更不是“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成員”：

1、喬揚，1998年在保定武警四支隊服役，2000年退伍以后，就回了徐水老家，到了2002年以后，就到了他二叔喬志良的僑升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當司機（刑事偵查卷第2冊-43頁），在喬揚與妻子開歌廳期間，喬揚故意重傷了張利，還是喬志強掏了16.5萬元給予中間調解，喬志強與揚沒有任何隸屬關系和合伙合作關系，怎么能說是和“喬志強參加黑社會組織”呢？

2、林可心，1990年至1993年個體經營服裝店，1993年至1999年與喬志強的弟弟喬志良合作經營大理石工藝品廠，1999年至案發前無業且和喬志強沒有合伙合作與其他縱向和橫向關系，怎么能和喬志強“涉黑”扯在一起（見公安刑事偵查卷第11卷第45頁）？

3、孫瑩瑩2005年7月8日到紅館一直到2007年春節離開，2007年7、8月又回到紅館，當樓層經理（公安偵查卷23卷-4頁），孫瑩瑩即使參加涉嫌組織賣淫也與喬志強沒有“涉黑”因果關系。因為紅館至尊會所的組織結構有決策層、管理層、操作層和執行層的分工，僑升文化發展有限公司經營主要是室內娛樂活動、休閑健身、娛樂活動、演藝、茶吧、電視制作與發行，國內戶外廣告設計、制作、發布、副食品及其它商品銷售，喬志強也沒有以此“紅館”作為固定場所和黑社會的組織據點。

4、李志平，初中畢業后到保定市工商局工作，2005年7月到保定紅館至尊會所兼職，任公司經理，2007年2月至9月個人承包了紅館至尊會所經營，2007年9月底離開紅館至尊會所。到2007年2月至9月底，李志平承包了紅館并和喬志強協定了《承包協議》：李志平和王軍夫妻在喬志強辦公室談的，李志平總體承包紅館，每月25萬元現金，每天從現款賬上劃走一萬元，先劃25天，剩下的是李志平的，這25萬元包括水電費、紅館房屋的使用及相關設施的使用、工人工資、房屋的維護、維修及相關設備的維護、維修，如果每個月的營業額到不了25萬元，李志平、王軍、韓雪三人就花錢補上，由李志平墊付（公安偵查卷第20卷第104頁）。

從以上李志平材料中，完全可以看出，李志平和喬志強先是喬志強的雇主，李志平是雇員，后來喬志強是紅館的發包方，李志平是承包方且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民商事法律關系，怎么能把李志平參加“喬志強黑社會組織”牽在一起呢？

5、劉永生，在1988年喬志強停薪留職做生意時的合伙人是劉永生（刑事偵查卷第三卷第三頁喬志強筆錄）。而劉永生1982年部隊復員后，在保定市汽車四隊上班后辭職，干個體，開過出租車、開過飯店，劉永生通過喬志強認識了喬志良，后來經常去南大街喬志強哥倆住處，關系逐漸近了，又過了幾年，碰見喬志良，喬問劉永生：干嗎呢？劉答：沒事，呆著呢。喬志良就安排劉永生到僑升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當“副經理“，開始干零活，當僑升公司拆遷裕華路“金街”時，劉永生為了僑升文化公司拆遷，在內部成立了一個拆遷小組，由劉永生負責，成員有張春陽、張濤、周文龍、苑新建等（見刑事偵查卷第11卷第6頁劉永生筆錄）。在劉永生僑升房地產工作期間發生了劉運青被傷害案，這與劉永生參與喬志強“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沒有任何法律和事實上的因果關系。

6、滿智輝，滿智輝和喬志強并沒有事實和法律上的因果關系，何談與喬志強一起“參加黑社會組織罪”？且喬志強和滿智輝也根本沒有工作關系和一般朋友關系。在公安刑事偵查卷第2卷第91頁、92頁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樣的表述：喬志良外號喬老二，他母親多年前在保定市卷煙廠上班，我也在卷煙廠上班，慢慢地就知道喬老二??直到2007年的時候，我見到了喬老二正在和別人下棋，我自認象棋水平不低，后來和他下了幾盤，這樣我們就認識了，我就開始經常去他住處（僑升大廈608室）跟他下象棋??。

保定市人民檢察院在《起訴書》中指控多名受害者不敢報案或隱瞞案情，致使部分案件成為隱案。嚴重妨害了當地的社會管理秩序，敗壞了社會風氣，嚴重破壞了經濟和社會、生活秩序沒有任何事實依據。喬志強沒有《起訴書》指控的所謂隱案，也沒有《起訴書》指控的1998年以來的故意傷害和尋釁滋事案件，喬志強發生的2009年的故意傷害案只是一起個案，與“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沒有任何關系，當然也談不上敗壞社會風氣、嚴重破壞經濟和社會、生活秩序。

二、《起訴書》中指控喬志強參加黑社會組織罪沒有任何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條明確規定了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的立法原文：組織、領導和積極參加以暴力、威脅或者其他手段，有組織地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稱霸一方，為非作惡，欺壓、殘害群眾，嚴重破壞經濟、社會生活秩序的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他參加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

本案的引發是喬志強的一起普通的故意傷害案件，卻被冠以“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而錯誤的偵查、起訴和交付審判，這一切源于民間一句話“窮不與富斗，富不與官斗”，喬志強是雞蛋碰了強權的石頭。但是只要進入訴訟程序就必須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因為我國是社會主義法制國家，要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備、富有效率、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法律體制；要實現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社會主義法制原則；要按照我國刑事政策、《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條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四條第一款的解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之規定完成對喬志強的訴訟和審判。本辯護人對保定市人民檢察院公訴人“掃黑除惡”的勇氣和膽識表示欽佩，但是提起公訴喬志強“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必須按照刑事政策、法律、法規和司法實踐嚴格界定的主、客觀標準并按照訴訟程序進行，因為“打黑”不是“黑打”！

首先，喬志強沒有參與“黑社會性質組織”，改革開放以后，喬志強樹立起豪情壯志：男兒不展凌云志，空負平生七尺軀，他堅信順勢而為，搶先一步，誰先升起，誰就是太陽的戰略理念，用從信用社貸款的4000元小本資金起家，經營小家電產品，一年一個新變化，年年都上新臺階，不斷擴大經營增加積累，并以多元化、高品質、高效益的經營方針擴展實力，因實際原因，兄弟兩人于1986年開始分開經營，各自發展。但他們相信自己、相信伙伴、互相鼓勵、互相支持，從而各自創業，同舟共濟海讓路，風卷紅旗過大關，喬志強的弟弟于2002年12月經河北省建設廳批準，開辦成立了保定市僑升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現已逐步發展成為保定市房地產業后起之秀。《起訴書》指控喬志強兄弟用“招攬”的方式非法獲得土地是完全錯誤的，2006年1月公司經過政府審批購買了土地，位于恒祥北大街78畝開發建設了僑升金苑小區項目，該項目建筑面積8000㎡，18層結構3幢、多層等6棟，于2009年初基本完工。

喬志強的民營企業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經過20年左右的發展，他們的民營企業終于華麗轉身，一飛沖天：公司多次出資贊助公益事業。僑升公司2006年出資贊助保定市南市區殘聯，北市區殘聯的殘疾人登長城活動，充分體現了社會對傷殘人士的關愛和幫扶。南北市區殘聯代表殘疾人向僑升公司贈送了錦旗，僑升公司為活躍保定市文化事業，出資贊助保定市象棋大賽，河北省模特大賽等公益事業，繁榮了保定市文化體育事業的發展。喬志強兄弟的創業之路彰顯了他們知難不難，迎難而上，知難而進，永不言敗，永不退縮的大無畏的創業和拼搏精神。

其次，《起訴書》指控喬志強“參加黑社會組織罪”沒有任何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94條對“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做了立法規定，在審判實踐中，該“黑社會組織罪”一般具有四個特征：（1）從組織特征看：該罪組織結構較為嚴密，成員基本固定；（2）從經濟特征看，經濟特征明顯，一般是靠犯罪手段完成原始資本積累，且又稱霸一方，為非作惡，欺壓、殘害群眾、嚴重破壞經濟、社會生活秩序的黑社會性質組織；（3）從行為特征看，一般是經常性、多發性、系列性的以暴力、威脅或者其他“打砸搶”手段進行違法犯罪活動，并形成黑社會勢力；（4）從社會危害特征看，應該是性質嚴重，情節惡劣，手段殘忍，后果影響特別重大。

從以上四個法律特征看，喬志強一條也不具備，喬志強的僑升文化發展公司所有的證照、資質、手續齊全，他和他旗下的員工為豐富保定市的文化事業開展象棋比賽，二人轉表演、模特大賽、卡拉ok等做出了突出貢獻；喬志強的民營企業也是點滴積累、艱苦創業、守法經營而來，絕不是違法犯罪的“黑金”，喬志強這次案發，只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且案發后投案自首。他從來沒有進行過系列性、經常性、多發性的犯罪。喬志強這次被以“羅列”的多項罪名指控完全錯誤的。

針對保定市人民檢察院《起訴書》中的指控，辯護人認為指控喬志強“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沒有法律依據。該罪的罪體是，從行為上看，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的行為是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這里的組織黑社會性質組織，是指倡導、發起、策劃、安排、建立黑社會性質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是指在黑社會性質組織中，處于領導地位，對該組織的活動進行策劃、決策、指揮、協調；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是指加入黑社會性質組織，成為其成員，并參加其活動。因此，在司法實踐中，必須首先要確定有一個黑社會性質組織的存在，這是認定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是否成立的前提條件，喬志良的民營企業是合法的，資質齊全的企業怎么能是黑社會場所呢，喬志良的員工確有故意傷害和賭博行為存在，但怎么能說是黑社會成員呢，喬志強從沒有組織領導過三人以上的黑社會集團、黑社會組織何以存在呢？既然沒有黑社會組織，“皮之不存，毛將焉否”，喬志強又怎么能“參加黑社會組織”呢？

指控喬志強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不具備法律客觀條件。根據2000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的規定，一般應具備以下特征：

（1）組織結構比較緊密，人數較多，有比較明確的組織者、領導者、骨干成員基本固定，有較多嚴格地組織紀律；

（2）通過違法犯罪活動或者其他手段獲取經濟利益，具有一定的經濟實力；

（3）通過賄賂、威脅等手段引誘、逼迫國家工作人員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活動，或者為其提供非法保護；

（4）在一定區域或者行業范圍內，以暴力、威脅、滋擾等手段，大肆進行敲詐勒索、欺行霸市、聚眾斗毆、尋釁滋事、故意傷害等違法犯罪活動，嚴重破壞經濟、社會生活秩序，及至2002年4月2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94條第一款的解釋》對黑社會性質組織的構成特征，作出了立法解釋，對司法解釋的規定予以某種程序的修正。根據立法解釋的規定，黑社會性質的組織應當同時具備以下特征：（1）形成較穩定的犯罪組織，人數較多，有明確的組織者、領導者、骨干成員基本固定；

（2）有組織的通過違法犯罪活動或者其他手段獲取經濟利益，具有一定的經濟實力，以支持該組織的活動；

（3）以暴力、威脅或者其他手段，有組織地多次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為非作惡、欺壓、殘害群眾；（4）通過實施違法犯罪活動，或者利用國家工作人員的包庇或者縱容，稱霸一方，在一定區域或者行業內，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響，嚴重破壞經濟、社會生活秩序。

從以上法律規定、司法解釋中，我們可以看出，黑社會性質組織具有以下六個特征。

（1）地理環境特征；（2）生產資料的生產方式；

（3）按照企業或幫會等方式組織的犯罪組織，必須有一定數量的成員（一般指3人以上），即為“人口條件”；

（4）內部的生產關系與占統治地位的生產關系相對立：其財產所有權是通過非法渠道取得，其成員通常是以所取得的非法收入作為生活主要來源，成員間系共犯關系，即為“經濟基礎”；

（5）政治上層建筑特征；

（6）其成員通常有明顯的反社會心理，甚至干預政治事務，構成對國家當局的正面攻擊，引起社會情況惡化，威脅國家的穩定。因此，黑社會性質組織往往形成與主流社會意識形態格格不入的“亞文化”。即“思想上層建筑”。

從以上立法、司法解釋中，我們可以看出檢察機關《起訴書》中指控“喬志強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無論是從主觀故意、主體條件、客體、客觀方面都是站不住腳的。法律上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是有嚴格地構成要件的，首先是一個“組織”，其次才是一個“黑社會性質組織”。從語法結構也可看出，“黑社會性質”是“組織”的定語，是限定“組織”的。

由于認定的是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因此行為人組織、領導、參加的是黑社會性質組織而不是什么別的組織。如果行為人領導、組織、參加的恐怖組織，則其行為就構成組織、領導、參加恐怖組織罪；如果行為人參加的是間諜組織，則其行為構成間諜罪，如果行為人組織的是邪教組織，則其行為構成組織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罪。只要行為人具有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的行為，就構成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而不論其在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組織后是否從事了其他違法犯罪活動。

綜上事實理由和法律法規依據，證明了喬志強沒有“參加黑社會組織罪”，該項指控不能成立。

三、《起訴書》指控喬志強“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沒有“確定、充分”的證據支持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6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進行刑事訴訟，必須依靠群眾，必須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從該立法思想中我們可以看出，以事實為依據就是以客觀的訴訟事實為依據，而訴訟事實是以訴訟證據來支持的。確定被告人是否有罪，是否應當追究刑事責任，必須有“確實、充分”的證據支持，“確實”是對證據質量的要求，對同一事實，必須有排它的、唯一的訴訟證據；“充分”是對證據“數量”的要求，直接證據要求直接或者鏈條式達到證明要求和證明目的，間接證據要求環環相扣、形成證據鏈，從而達到證明要求和證明目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53條還明確規定：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確實、充分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因此，保定市人民檢察院在審查起訴時必須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137條和《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250條、254條-260條之規定查明：

1、犯罪事實、情節是否清楚，證據是否確實、充分，犯罪性質和罪名的認定是否正確；

2、有無遺漏罪行和其他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人；

3、是否屬于不應追究刑事責任的；

4、有無附帶民事訴訟；

5、偵查活動是否合法。從本案提起公訴的訴訟證據上看，保定市人民檢察院沒有全面、客觀、深入、細致的收集和審查證據，對保定市公安局提交的證據的真實性、合法性和與本案指控喬志強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的關聯性沒有認真分析、甄別，對保定市公安局存在的偵查活動違法行為沒有認真監督；甚至對指控的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的場所條件：保定市僑升文化發展有限公司的公司資質和涉及的工商檔案中所顯示的公司設立、公司登記、公司開業、公司章程、出資、驗資以及年檢情況都沒有認真審查，就草率的把僑升文化發展有限公司等四個公司做為“參加黑社會性質犯罪組織”的場所依托，這是檢察機關公訴權的消極、缺失和枉法。

保定市人民檢察院在《起訴書》中指控“喬志強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沒有訴訟證據支持，沒有確實充分的證據支持“喬志強參加黑社會組織犯罪”的組織特征、經濟特征、行為特征、社會危害特征和主客觀事件的訴訟證據，在眾多的“被告人供述和辯解”、“證人證言” 中指控“喬志強參加黑社會組織犯罪”的證據中都是“聽說過喬老大點高了，黑白兩道等等”這樣的話語，如：刑事偵查卷第2卷第112頁孫瑩瑩筆錄：“我只是聽員工說，喬家兄弟倆有錢，有勢力，但我只是聽員工們說，至于怎么個有勢力法，我也鬧不清”？再比如：刑事偵查卷第2卷第162頁，王建寶筆錄問：你認識喬老二嗎？答：認識，他叫喬志良，有個哥哥叫喬志強，平時都叫他們哥倆“喬老大”、“喬老二”，但人家有錢，我和人家不能比，搞房地產有了錢，有了錢就比較張狂，有了名氣。更比如：刑事偵查卷第4卷第35頁何國華筆錄，問：你認識喬老大和喬老二嗎？答：不認識，只是聽說。問：你知道僑升公司開展什么業務嗎？答：他們搞房地產開發，他們拆遷并開發了裕華金街，并且購買倒手了燕趙大酒店，還開發了僑升金苑小區，他們開著紅館，紅館消費很高。聽說里面黃、賭、毒都有，比較亂，聽說他們在河北電影院三樓把一個業主打了，打了挺狠??，在公安偵查卷中有大量的“不認識喬氏兄弟”，“聽說過”、“沒見過”“點高了”“黑白通吃”甚至把“居民造謠”“下崗工人拍手歌”這些傳來證據、間接證據甚至民間傳說，道聽途說都拿來湊數，作為“喬志強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證據，是極不負責，極不嚴肅、極為荒唐和可笑的。

綜上事實和理由，保定市人民檢察院《起訴書》中指控喬志強“參加黑社會組織罪”沒有事實依據，沒有法律支持，更沒有“確定充分”的證據支持，該指控不能成立。保定市公安局、檢察院之所以“喬志強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定性和提起公訴，原因是喬志強等人故意傷害了公安局某領導的親屬而濫用職權，企圖用“喬志強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非法沒收喬志強家族的合法財產。保定市公安局動用幾百名警力給喬志強“羅列”與故意傷害案無關的罪名，并對僑升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僑升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僑升物業管理有限公司、僑達旅行社有限公司暨喬志強家族和已經離婚十三年的王春玲的不動產、現金、銀行卡、車輛、存折、公司章程、公司證照、公章、電腦、個人銀行卡、工程款、會計賬目、檔案、簿冊、個人通訊錄進行非法查封、扣押、沒收、毀損造成喬志強家族所擁有的公司和個人財產巨大損失，其濫用職權行為比“文革期間”紅衛兵抄家有過之而無不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十三條明確規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第三十九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和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體。《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七十五條第二款規定：公民的合法財產受法律保護，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侵占、哄搶、破壞或者非法查封、扣押、凍結、沒收，《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三條規定，對查封、扣押的財物、文件、郵件、電報或者凍結的存款、匯款、債券、股票、基金份額等財產，經查明確實與案件無關的，應當在三日以內解除查封、扣押、凍結，退還原主或者原郵電機關。

保定市公安局偵查活動重大違法，檢察機關對這一濫用職權行為應予檢查監督，對于“喬志強參與黑社會組織”罪應裁定不予受理，保定市公安局的濫用職權行為使喬志強家族痛不欲生，心音如鼓，思緒如潮，扼腕長嘆，仰天長嘯，喬志強的母親王守英自殺未遂，繼父精神崩潰，妹妹離家出走，200多名職工生活無著，下崗失業，喬志強的民營企業無法正常經營，嚴重影響了保定市的和諧與穩定的局面，直接關系到重大的保定民生問題，這一重大濫用職權行為在保定市乃至河北省和周邊省份引起震動，喬志強家族和200多名職工隨時有大規模進京訪和越級訪的大火燎原之勢。請求受案人民法院追究保定市公安局刑偵指揮人員和涉案民警濫用職權的法律責任，解封返還喬志強所擁有的公司和已經離婚十三年的王春玲的僑達旅行社和王春玲個人的住宅、存折、銀行卡、會計賬目、公司證照、現金、公章、電腦主機、汽車、通訊錄、裝修押金，并賠償所有損失。

四、《起訴書》中指控喬志強故意傷害一案，喬志強故意傷害以后主動到公安機關投案自首，可以從輕和減輕處罰，且積極賠償寧致生、吳金星人身損害賠償，建議人民法院對喬志強故意傷害一案免予刑事處分

保定市人民檢察院《起訴書》中指控喬志強故意傷害寧致生、王振海、黃金松、周立波、吳金星。一方面王振海、黃金松、寧致生的傷情為輕微傷，周立波外傷未達到輕微傷的標準，構不成故意傷害罪，應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處罰法》第四十三條：毆打他人或者故意傷害他人身體的，處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處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罰款。

而吳金星的重傷是王迪所為，喬志強有組織之責。喬志強愿意墊付承擔王迪的民事賠償責任。

五、《起訴書》中指控喬志強組織賣淫罪不能成立 《起訴書》在第12頁-14頁指控了11起組織賣淫案件，首先，該案構不成組織賣淫罪。本案屬于違反治安管理行為，應該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66條之規定的“賣淫、嫖娼”行為，應處以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處五千元以下；情節較輕的，處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罰款；《起訴書》指控的嫖娼行為和賣淫行為均發生在紅館以外的場所，沒有確證證明是喬志強組織的，且11項指控證據均不確實和充分；即使《起訴書》以喬志強組織賣淫罪起訴，喬志強也不具備組織賣淫罪的主觀特征，也就是說紅館是否有組織賣淫的行為、如何組織、在什么地方賣淫、嫖娼，喬志強主觀上不具備故意。喬志強在紅館發包期內也就是《起訴書》指控的時間內他根本不知情。

《起訴書》中指控：2005年被告人喬志良投資注冊成立“保定市僑升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后更名為“紅館至尊會所”，被告人喬志強、喬志良先后任法人代表，由被告人喬志強任總經理，被告人李志平任副總經理，協助喬志強管理，并曾承包紅館至尊會所。

本辯護人在2010年3月11日在保定市公安局定興看守所會見喬志強時，喬志強對這一指控予以否認：“我經營的紅館有嚴格的規章制度和民警提示，只是為顧客提供喝酒、唱歌等服務，公安機關指控我在查賬時有100元出臺費，因為紅館我全部發包了李志平，由承包方李志平自由經營，自負盈虧，承包方每月給我250000元，李志平于2007年2月至11月總體承包紅館至尊會所，以后又有王軍、孫瑩瑩于2007年11月至2008年2月承包，馬靜于2008年2月至2008年12月承包以后又有 “寶寶”和張志峰承包，在經營項目上我不再參與了?！?/p>

為求證公安機關指控喬志強組織賣淫罪不能成立。2010年4月12日，喬志強的另一名辯護人河北國存律師事務所律師陳鋒在會見喬志強時，喬志強又重新提出“紅館”是承包給其他人經營管理的，而且在每次會議上，喬志強都提出要依法經營、拒絕“黃、賭、毒”。根據喬志強提供的線索，陳鋒律師依法向其公司負責人葛海軍搜集了一部分會議紀要、會議記錄和承包合同等證據。同時，葛海軍還提出了：還有大部分會議紀要、記錄等資料已被公安機關調取，而且該公司電腦中也有保存（電腦已被公安機關扣押）。

葛海軍提交給陳鋒律師的證據有2009年8月31日、2009年9月1日、2009年9月4日的會議記錄。

2009年5月28日、2008年6月2日、2008年6月22日、2008年7月10日、2008年8月4日的通知。

2008年5月11日的《包房最低消費打折種類》、2008年6月1日的《通知》、2008年7月14日的洋酒、紅酒配送方案三份紅館內部文件。2007年2月1日鑒定的紅館《承包協議》《關于紅館歷屆經理、承包人的說明》

本辯護人認為：根據以上證據可以證實“紅館”曾發生或可能發生的“賣淫”行為，并非喬志強指使行為，根據罪責自負原則，不應由喬志強承擔責任；且在《起訴書》指控的2007年4、5月份至2009年7月份的11起違法行為，喬志強已將僑升文化發展有限公司暨紅館先后包給李志平、王軍、孫瑩瑩、“寶寶”、張志峰承包。

六、《起訴書》中指控喬志強組織淫穢表演罪不能成立 首先，該指控的行為屬于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69條第2款的行為，該款規定“組織或者進行淫穢表演的，處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處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罰款”，《起訴書》在第14頁指控喬志強在2009年5月和2009年6、7月間兩起淫穢表演即使存在也是情節輕微的違法治安管理行為，不是犯罪行為；且在《起訴書》指控的時間內喬志強已將紅館整體發包給第三人，喬志強對紅館內是否淫穢表演并不知情，不具備主觀故意，因此構不成此罪。

2010年3月11日，辯護人就這一指控會見了喬志強，喬志強對公安機關組織淫穢表演的指控予以否認：“紅館至尊會所有一個100平米的演藝廳，只是輔助一些散客和司機等人員觀看二人轉、蹦迪、模特等表演，其中也有艷舞，還有一種表演即女演員舞蹈的名稱叫”鋼管舞“，這種舞蹈在其他場所也有。且紅館我發包給了李志平，具體表演內容我并不知情”。

七、《起訴書》中指控喬志強逃稅罪在立案程序上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

（二）》，應裁定中止審理，將此案交由保定市地方稅務局進行聽證、復議和民商事訴訟

保定市人民檢察院在《補充起訴書》中指控保定市僑升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在2005年至2008年4月期間，在被告人喬志強授意下，進行虛假的納稅申報。逃稅總計3414031.84元。

該項逃稅罪的指控不符合追訴逃稅罪的程序條件，也就是說逃稅罪是否有偽造、變造、隱匿、擅自銷毀賬簿、記賬憑證，在賬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應該有一個前置程序，既除暴力抗稅外，應該由稅務機關先行進行納稅申報和稽查的調查和聽證，如果納稅人拒不申報或因偷稅被稅務機關給予二次行政處罰又偷稅的，才能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86條“有犯罪事實發生可能追究刑事責任”的法定立案條件將此案交公安機關立案偵查；《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第63條也規定納稅人偽造、變造、隱匿、擅自銷毀賬簿、記賬憑證，或者在賬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經稅務機關通知申報而拒不申報或者進行虛報的納稅申報，不繳或者少繳應納稅款的，是偷稅。對納稅人偷稅的，由稅務機關追繳其不繳或者少繳的稅款、滯納金，并處不繳或者少繳的稅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該條款也規定了逃稅罪進行刑事追訴的前置條件，也就是說只有納稅人即僑升文化發展有限公司由保定市地方稅務局追繳其不繳或者少繳的稅款、滯納金，并處不繳或者少繳該款規定的罰款而不履行納稅人義務才能移交公安司法機關立案；《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

（二）》也規定

（一）納稅人采取欺騙、隱瞞手段進行虛假納稅申報或者不申報，逃避繳納稅款，數額在五萬元以上并且占各稅種應納稅總額三分之十以上，經稅務機關依法下達追繳通知后，不補繳應納稅款、不繳納滯納金或者不接受行政處罰的；

（二）納稅人五年內因逃避繳納稅款受過刑事處罰或者被稅務機關給予二次以上行政處罰，又逃避繳納稅款，數額在五萬元以上并且占各稅種應納稅總額百分之十以上的；該《規定》也是逃稅罪在程序上的前置條件，也就是說在納稅人喬志強的僑升文化發展有限公司不履行或怠于履行納稅義務時才有刑事立案和被追訴的風險。

保定市人民檢察院《起訴書》中指控保定市僑升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在2004年至2007年4月期間，在被告人喬志良的授意下，被告人喬志強伙同其他被告進行虛假的納稅申報。逃稅總計13565572.16元與事實不符。

喬志強不是僑升房地產的法定代表人，僑升地產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長是喬志良，在2006年10月至2007年9月，因喬志良身體不好，喬志強代管了一段僑升房地產，在喬志強代管期間喬志強加強了會計管理制度，積極納稅，補交稅款。從2003年至2006年欠稅80-90%，到2007年的10%，截止至2008年稅務局，反而欠僑升地產400多萬。稅務局同志也對喬志強說：欠稅不是問題，只要列出欠稅數額，能補交就不是犯罪。

因此喬志強在主觀上不具備偷稅的主觀故意。

2010年4月23日，保定市僑升文化發展有限公司接到保定市地稅局關于逃稅聽證通知，僑升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在2010年4月25日做出“情況說明”（1）僑升文化發展有限公司自2009年9月5日后已經停業、員工全部下崗；（2）公司的章程、財務賬本、電腦主機、財務票據已經全部被保定市公安局北市區分局扣押、至今未歸還，無法核對賬目；（3）因財務人員已全部下崗，無法對稅收問題進行核實，稅務局查僑升文化賬目是在公安局操縱下進行的，僑升文化公司無法確認。保定市地方稅務局（2010）002號稅務處理決定書認定喬志強少繳的各項稅款，一方面是稅務部分單方面計算，沒有經過雙方確認且有公安機關違反立案程序掌控。2010年4月21日，本辯護人在會見喬志強時，喬志強認為稅務部門單方認定的欠繳稅款數額不對，僑升文化項目很多，主要收入來源是紅館夜總會其他項目基本沒收入，紅館正式開業是2005年11月18日，從9月18日是試營業，到2006年是由公司經營。到2007年1月，紅館總體發包給李志平，雙方協定有承包協議，也就是由李志平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納稅也是李志平，合同條款很清楚。喬志強當僑升文化發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長時都是按時繳稅，該繳的繳，該補的補。稅務部門規定按每月流動資金20%繳。喬志強的僑升文化，2005年資金流動不到300萬，2007年李志平交了250萬（稅后），2008年不到200萬，稅務部門決定與實際不符，且李志平承包紅館期間應繳稅款雖然沒有做納稅人變更，但不應全部計算在喬志強身上。

根據2009年2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

（七）》的修正意見，我們可以看出：在經濟生活中，偷逃稅的情況很復雜，同樣的偷稅數額在不同時期對社會的危害程度不同。因此，新《刑法修正案》刪去了偷稅罪的具體數額標準，僅規定逃稅納稅款數額較大、數額巨大，結合逃避繳納稅款數額占應納稅額的比例作為定罪標準。同時，規定了初犯原則上可以不追究刑事責任。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77條之規定：在宣告判決前，人民檢察院要求撤回起訴的，人民法院應當審查人民檢察院撤回起訴的理由，并作出是否準許的裁定。因此，請求保定市中級人民法院裁定駁回保定市人民檢察院對保定僑升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和喬志強逃稅罪的指控，由保定市人民檢察院撤回起訴，交由保定市地方稅務局受理。且逃稅罪即使構成犯罪，也一般是以單位犯罪且科以附加刑的罰金為主，《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30條對單位犯罪規定的很明細不再詳述。

八、《起訴書》中指控喬志強容留他人吸毒罪不能成立 首先，《起訴書》指控2006年以來的五起吸毒案件是違反治安管理案件，必應定性為容留他人吸毒罪，《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72條第3款規定吸食、注射毒品的處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處2000元以下罰款；情節較輕的，處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罰款；

該案首先沒有確證證明喬志強容留他人吸毒，在《起訴書》指控的時間、空間內，喬志強已經將“紅館”整體發包給李志平，“紅館”內是否存在吸毒，喬志強主觀上并不知情，且即使“紅館”內存在吸毒行為，因喬志強不具備主觀上的故意而不能認定喬志強該罪，喬志強更沒有給吸毒人員提供吸毒工具，在“紅館”私密的包間內，如果存在吸毒所用的工具是飲料上的吸管和果盤上包裝水果的錫紙，從《起訴書》指控的五起吸毒案件中，喬志強既不具備主觀故意，也沒有故意容留吸毒的行為。

尊敬的法庭：我國是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要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備、富有效率、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法律體制，要貫徹落實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社會主義法治原則，要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完成對喬志強的定性和量刑，但是“打黑不是黑打”，辯護人有理由相信：保定市人民中級法院一定會準確適用法律，做出對得起法律，對得起人民，經得起歷史考驗的公正判決。

辯護人：劉宏偉 2010年7月29日

第三篇：高宏偉同志的主要事跡

高宏偉同志的主要事跡

高宏偉，男，漢族，1980年4月出生，中共黨員，大專學歷，2000年11月參加工作?，F任河東鄉黨委組織委員。該同志在工作和生活中，處處以共產黨員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堅持以提高自身素質和能力為基礎，兢兢業業做事，老老實實做人，盡職盡責，任勞任怨，較好地完成了各項工作任務。

一、強化學習，提高素質

為了盡快進入工作角色，高宏偉同志把學習作為提高自身素質的有利武器，充分利用業余時間，努力提高業務素質，以適應工作需要。幾年來，深入系統地學習了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理論知識，當前在“兩學一做”學習教育工作中，更是以身作則，認真學習領悟《黨章》，不斷地武裝頭腦，增強對當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的分析能力。同時，堅持在實踐中學習，在工作中提高，把每項工作都當做對自己素質和 1

能力的檢驗和挑戰，進一步增強了對實踐的認識和感知能力，努力做到了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在學習中增強了迎接挑戰問題的本領。

二、務求實效 注重創新

高宏偉同志不管是在原來的農業中心工作還是在組織委員這一崗位上，在工作中始終任勞任怨，一絲不茍，堅持注重實效的原則。在柴草垛搬遷、化解村民矛盾、村產業發展等工作中，都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他所包的長發村是軟弱渙散村，原村活動場所狹小不能滿足辦公需要，通過積極協調包鄉部門，一年來完成了場所建設任務。長發村全村320戶，1065人，耕地面積4800畝，與本鄉蓮河村、臨鄉元寶鎮毗鄰，土地糾紛、農林矛盾以及柴草垛搬遷等引發的矛盾尤為突出，介此高宏偉同志走村入戶，做老百姓的思想工作，主動到上訪戶家中做思想工作，了解其思想根源想法與意圖，與鄉級領導和村兩委共同研究解決問題的辦法，通過努力，解決了矛盾糾紛。并且幫助有困難的農戶解決生產、生活中的問題。在 2

發展產業上，結合本村的實際情況，2016年發展紅小豆種植300畝，沙棘種植400畝，優化產業結構，增加農民收入。美麗鄉村工作中，結合所包村的實際情況，栽花7000株，清理邊溝600延長米，修繕田間路8公里。積極參與上級組織部門舉辦的各項活動，在“創先爭優”活動中，每月開展一次對各村遠程教育設備的檢查與維修，經常性的組織黨員干部學習農村實用技術。發展新黨員做到嚴格把關，切實加強黨員隊伍建設，把好發展黨員這第一道關口。要按照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的要求，堅持貫徹“堅持標準、保證質量、改善結構、慎重發展”的方針，重點做好在生產和工作一線、高知識群體和青年中發展黨員的工作，不斷優化黨員隊伍結構。2015共發展新黨員5名，其中本科學歷1名，種植大戶1名，完全符合知識化、年輕化、專業化的要求。切實發揮了黨員在發展農村經濟的先鋒模范作用。

三、嚴于律己，樹立形象

作為政府機關干部，一言一行都為廣大干部群眾 3

所關注，自己的任何一點不慎都會給領導和干部形象造成不良影響，甚至會給黨和政府抹黑。因此，高宏偉同志嚴格遵守黨的章程和各項規章制度，在工作和生活中嚴格要求自己。一是加強團結。一方面，認真維護與領導、同志們之間的團結，強化大局觀念和一盤棋思想，大事講原則，小事講風格，學人之長，容人之短，諒人之難，互相補臺不拆臺，互相幫忙不添亂，不利于團結的話不說，不利于團結的事不做。另一方面，認真加強同基層和群眾的團結，無論是隨同領導到企業和基層，還是接待到辦公室反映問題的群眾，他都堅持做到態度和藹，主動熱情，認真傾聽，耐心解釋，堅決杜絕冷橫硬。二是廉潔自律。黨建工作內容繁雜，更需細心，多年來，一直嚴格要求自己，不浮躁，積極培養“埋頭苦干的實干精神，精益求精的敬業精神，甘于清貧的奉獻精神，不斷進取的創新精神”，力求工作的高標準，默默奉獻，無怨無悔。在生活上，不慕奢華，艱苦樸素，從來沒有打著領導的旗號為自己謀求私利，時刻維護領導和自身的形象。4

三是搞好傳幫帶。在自己努力工作的同時，認真搞好傳幫帶，把自己工作中的經驗、教訓傳給新同志，互幫互學，在一些工作上，給予新同志力所能及的指導，使少走彎路，盡快適應新形勢，提高辦文和綜合協調能力。通過幾年來的工作實踐，增長了智慧，鍛煉和提高了能力，也積累了一些工作經驗，工作中也做出了一些成績，但距領導的要求和加快發展的客觀形勢需要還有一定差距。

四、廉潔自律，以身作則

高宏偉同志能夠以身作則、率先垂范，處處為機關干部做表率。認真執行《廉潔從政準則》。工作中每一項重大決策出臺前，他總能虛心聽取和采納接受同志們的不同意見，營造了團結民主、和諧融洽的氛圍。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帶動和感染全鄉的干部群眾。通過自身帶頭和嚴格管理，增強了黨性觀念，法律紀律觀念和廉潔勤政的觀念，提升了干部形象，積極與干部群眾談心交心，聽取群眾意見，不斷完善自己，時刻用共產黨員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不驕不躁，扎實工 5

作，受到廣大干部群眾的一致好評。

中共河東朝鮮族鄉委員會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第四篇：高一年級組11-12學工作計劃劉宏偉

高一年級組11-12學工作計劃

高一年級在本學年將以建設教育名縣、山區名校為契機，以《教師職業道德》和《中學生日常行為規范》為基礎，以德育工作為首，配合德育處做好學生思想工作，與教學為中心，團結協作努力工作。加強日常管理，以人為本，營造和諧自然，奮發進取，合作競爭的工作學習環境，為把我校建成陜南山區名校而努力。具體工作如下.一、緊密依靠全體教師，積極開展年級組工作。調動全組教師的工作積極性、主動性，樹立質量意識和責任意識，熱愛學校，關心學生，不斷提高教書育人的能力和服務廣大學生的水平。以班主任為核心，加強班主任的班級管理工作，年級組將協助加強班級管理，使學生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形成勤奮好學，積極向上的學習風氣。

二、依靠全體教師，加強學生管理工作。積極做好新生入學管理工作，開展軍訓活動，加強新生的紀律觀念，增強愛國意識，培養他們頑強拼搏的意志和克難攻堅的精神；充分利用開學前幾天的有利時機組織學生學習《中學生道德行為規范》和趙灣中學學生管理的各項規定，加強培養學生行為意識，文明意識，學習意識，幫助學生盡快適應高中生活。

三、做好教學組織、協調管理工作。各學科要以備課組長為核心，積極開展教育教學工作，為提高學科教學質量而

努力。教學工作是學校工作中的中心工作，是我們教師的中心任務，教學質量是學校的生命，因此，每位科任教師應主動做到以下幾點：

1、樹立質量意識和責任意識；

2、積極履行教學常規；

3、備課要盡量照顧大部分學生；

4、不斷改善教學方法；

5、培養學生學習興趣，指導學生改善學習方法；

6、積極做好課后輔導；

四、定期開展主題活動：

1、九月學習《中學生日常行為規范》及我校學生管理的各項規定；

2、十月以軍訓為契機，開展我愛我校，感恩父母的活動；

3、十一月開展誠信教育；

4、十二月開展學習方法交流活動；

5、寒假安全教育及寒假作業；

第五篇：24-劉宏偉-4s店實習總結

4s店實習總結

2013年12月23日到2014年1月12日，我在利星行天竺之星進行維修實習。在這三周利里，我對汽車4S店的整車銷售、售后服務、維修、信息反饋等有了一定的了解和深刻體會。

俗話說：“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痹?S店實習過程中，我深深的感覺工作環境和學校環境的巨大差異。在學校的生活無非就是三飽一倒，無憂無慮；當真正走向工作崗位、走向社會等待我的會更多，究竟是什么我根本無法言語。

初來乍到，工作第一天我就很茫然不知所措。由于對新環境的陌生，公司給我們定了培訓計劃和流程，以便我們更快的適應新的工作環境。在培訓課堂上能學到不少對工作有用的實用的方法。對于剛剛步入工作的我來說，首先要對自己的職業進行規劃，為自己做一個定位——我是誰，我要到哪里去，我的職責是什么。要樹立一個目標，當然目標人人從小就會樹立，但是我的目標不是那種處于游離狀態、短期的。我為什么要工作，工作的意義又是什么，是修身——能養活自己，為家里減少負擔，自己不僅得到了鍛煉，并且帶走了工作經驗。其次要迅速的轉變角色，要從學生轉變為員工，從以自我為中心轉變為以他人為中心，要把學轉變成用。最后要完成自己的目標，正所謂目標是寫在石頭上的，計劃是寫在沙灘上的，無論計劃怎么變，目標不能變。每個人都想成功，我也一樣，但是對我來說成功不如改為成事聽著順耳。在工作中想要成事最不能少的是人，所以要不斷的尋找自己的人脈，人脈就是資源，即：成事=別人+自己的努力，所以在剛進入職場最重要的是人脈的建立。

以上說的都很膚淺，可以說不是自己的工作經驗，其實我在培訓中學到了什么總結開來：

①在工作中要多想自己的錯，不要過多在再三的議論別人。②要努力要吃苦，不要太自私；

③做人好厚道、平淡、低調，多與“有志之士”交流；

④上司沒有“錯”，少抱怨，多做事；

⑤人在做，天在看，做好自己，與同事和諧相處，建立好自己的人脈；⑥把每件事做好，人生就會精彩；

⑦工作中理由和借口會給自己的信用打折；

⑧努力學習，工作不代表放棄學習，工作了更應該學習。

工作不能紙上談兵，說了那么多算是“虛”。既然在4s店工作，那就要必須知道4s——銷售、零件供應、售后服務、信息反饋。

天竺之星4s店是一個擁有奔馳車定點、配套、直接提供的一流維修設備：舉升機、輪胎動平衡機、車身校正架、烤漆房、四輪定位儀等，還擁有先進的進口檢測儀器：star-D電腦檢測儀、點火測試儀等，及使用于維修業務的計算機網絡。寬敞、整潔的業務接待大廳和服務周到的客戶休息室為客戶提供舒適的環境，寬敞的維修車間，設置十幾個標準工位充分滿足維修作業的需要。規格齊全，優質純正的配件是奔馳系列車輛運行的安全保證。

這家店不但擁有一批高素質、高技能的汽車維修技術人員，而且從國內、外購進一批先進的汽車維修檢測設備。例如：電腦檢測分析儀、噴油清洗分析儀、四輪定位儀、ATF自動循環清洗??等等。使得該廠軟、硬件兼備且完善。在這三周的實習中，我對汽車的保養以及保養的必要性有了深刻的理解。汽車保養是很重要的，買了一輛新車，首先要懂得如何保養。汽車保養需要做的幾項工作：

1、清潔汽車外表，檢查門窗玻璃、刮水器、室內鏡、后視鏡、門鎖與升降器手搖柄是否齊全有效。檢查散熱器的水量、曲軸箱內的機油量、油箱內的燃油儲量、蓄電池內的電解液液面高度是否符合要求。檢查喇叭、燈光是否齊全、有效，安裝是否牢固。檢查轉向機構各連接部位是否松曠，安裝是否牢固。檢查輪胎氣壓是否充足，并清除胎間及胎紋間雜物。檢查轉向盤的游動間隙是否符合標準；輪轂軸承、轉向節主銷是否松動。檢查離合器和制動踏板的自由行程是否符合規定。

2、檢查輪胎螺母、半軸螺栓、鋼板彈簧騎馬螺栓和U形螺栓是否牢固可靠。起動發動機后，察看儀表工作是否正常，傾聽發動機有無異響。檢查車輛有無漏水、漏油、漏氣、漏電等“四漏”現象。檢查拖掛裝置工作是否可靠。

3、發動機油的更換。發動機機油的作用主要是對發動機進行潤滑、冷卻、密封、清潔、防銹、防腐??若沒有機油，汽車的心臟就不能正常運轉。使用礦物油，一般5000公里換一次機油。

4、汽車制動液檢查與更換：汽

車行駛一定的時間就要檢查制動液，必要時需更換。制動液在使用一定時間后，會出現沸點降低、污染及不同程度的氧化變質，所以應根據氣候、環境條件、季節變化及工況等及時檢查其質量性能，做到及時更換。普通工況下，制動液在使用2年或5萬公里后就應更換。原則上，不同型號的制動液不能混用，以免相互間產生化學反應，影響制動效果。不同車型，使用的制動液也往往不同。制動液有礦物油型制動液、合成型制動液等類型。

然而，給我印象最深的不單單是專業的實習，還包括實習的一些體會。實習工作的認識：

大學生實習活動是一個從大學生活到社會工作的一個過渡階段。實習報告網學校和社會的差別很大，有些同學在學校時，對自己以后工作的事情考慮得少，準備得少，一旦步入社會，自己心理上就一片空白。在踏入社會時，對于自己到底要干什么工作，自己有什么技能，是什么料，都不是很有把握。因此，實習就顯得尤為重要。

實習和正常上班沒有什么兩樣。如果實習時就沒有方向，那么，以后工作了，想找到方向就可能會走彎路。還有，對于許多同學來說，先就業再擇業是最好的。畢竟自己在學校里接觸社會少，專業實際操作和運用能力與實際工作要求還是有一定的差距。不要一開始就想著自己要找到一份好工作，自己專業內的工作，自己喜歡的工作，這樣是不夠切合實際的。

工作總結：

1.最好每天都能做工作日記，早上上班前寫好自己在這一天的工作目標，工作中應該注意的重點問題，有那些事情是要問清楚的等。然后在每天下班前再看一下自己在當天做了那些工作，那些工作目標沒有完成，為什么沒有完成，自己在以后的工作中應該注意那些問題??這樣將是很重要的，經常看看會有很大進步的。

2.在工作時，如果遇到一些不是很清楚的地方，一定要向上級或師傅問清楚，不能亂憑空想象，亂做，這樣做出來的東西很有可能會返工。

3.在實習工作中，很有可能會碰到和你的頂頭上司發生矛盾的事。如果已經發生了，你要思考為什么會發生這樣的事，事情能不能避免，如果能避免，自己在以后的工作中就要注意些。

4.在討論問題時，要有自己的見解，不能人云亦云，沒有見解。

5.工作中要踏踏實實，人人真真做，要多總結，多交流。

雖然我在這家公司實習的時間不長也不短，但是我在這家公司卻學到了很多我們想學習到的知識，使我對汽車行業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我深知自己在學校學到的東西很有限，還有很多知識是我不知道的。在實習期間我認真跟師傅們學習汽車方面的知識，積極動手，培養了我吃苦耐勞的精神，認真了解車身的構造。完成了汽車有關零部件拆裝的目的，達到了實習的要求，也使我在企業里，了解到了企業文化和企業管理體制。使我不僅在自己的專業有了突破，也使我學習到關于企業管理方面的知識?？偟膩碚f，我成功的完成了這次實習，為我以后的工作道路起著很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