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批判視域下的老年社會工作_對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的反思(精)
批判視域下的老年社會工作 :對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的反思 陳 偉 黃 洪
摘 要 談及近十年來我國在發達城市大力推行的社區居家養老服務 , 很容易聯想到已有半個多世紀 發展歷程的英國社區照顧 , 然而 , 本文并沒有采取同類比較的手法去啟發我國的社區居家養老服務 , 而是從西 方學界對英國社區照顧近二十年來的爭議與探討著手 , 重點引入批判老年社會工作方法 , 對我國為老服務的 輸送環節在批判視域下做出更好的借鑒與反思。
關鍵詞 批判老年學;批判老年社會工作;社區居家養老服務
中圖分類號 C 916.2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1-8263(2012 01-0070-08 作者簡介 陳偉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系博士生 香港 新界沙田;黃洪;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副教授、博導 香港 新界沙田
對于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的涵義 , 通過相關的 文獻回顧以及筆者在田野調查中與前線社工的深 度訪談 , 都不難看出 , 無論是學術界擬或是實務領 域 , 目前尚未對其有一個統一的界定 , 甚至在名稱 的使用上也存在很大程度的隨意性與誤導性 , 如 “ 居家養老 ” 很容易讓人忽略服務層面的重要性 , 并把服務的范圍狹義地縮窄在上門 /到戶服務的 范疇內;又如 , “ 居家養老服務 ” 雖然較 “ 居家養 老 ” 多了對服務的強調 , 但也未能跳出傳統的以 家庭為載體的思維定勢 , 遺漏了社區作為服務載 體的并重性。因此 , 筆者在本文采用 “ 社區居家 養老服務 ” 一詞 , 以突出家庭與社區雙重載體在 服務輸送層面的并行不悖 , 此外 , 不僅在廣義的層 面上強調為老服務的場域 , 更以批判性的視角強 調服務層面對專業化介入的渴求與反思 , 而這樣 的反思 , 除了由來自于構建我國為老服務模式本 土化的內源性考慮引發 , 更有來自于西方學術理 論探討與實務經驗的外源性因素的推動。近十年來 , 于我國發達城市如北京、上海、廣 州等地試點的 “ 社區居家養老服務 ” , 在理念的源 頭不難看到 “ 英國社區照顧 ” 的影子。第二次世 界大戰之后 , 英國發展福利國家 , 社會工作即被提 倡介入到針對弱勢群體的國家福利供給當中 , 上 世紀 60年代初 , 社會工作者
被大量聘用至地方政 府 , 并被 形 象 地 稱 作 英 國 福 利 國 家 的 “ 第 六 只 手 ” ①。盡管在政治經濟與社會福利意識形態演 變的背景之下 , 英國的社會工作者在社區照顧中 所扮演的角色 , 也由原先的直接服務提供者 , 逐漸 向照護管理者以及服務購買者等多元化方向延 伸 , 但不難看出 , 無論是社會工作 , 還是社會工作 者 , 其在為老服務輸送過程中的受重視程度與滲 透力度都非常高 , 值得我國在推行社區居家養老
07 服務的過程中從專業介入的維度出發加以思考與 借鑒。
意識到社會工作對社區居家養老服務本土化 與專業化的積極意義 , 就社會工作專業與社區居 家養老如何更好地結合、以便在服務輸送方面做 到專業性與人性化的雙重考慮呢 ? 這不僅要求在 研究與實務領域把握發展社區居家養老的核心環 節 , 還要在老年社會工作方面做出及時的反思與 知識翻新。而在這一點上 , 西方學界對英國社會 背景下推出的社區照顧已有類似的探討 , 并力圖 將老年學研究與社會工作的實務領域在批判性視 域的連結下做出適當的整合 , 因而衍生出批判老 年學(critical gerontology , 并進一步在實務領域 發展出批判性老年社會工作方法(critical geronto-logical social work approach , 以期待填補傳統老 年社會工作研究與實務領域和具有批判性視角的 老年學研究方法之間的空白 , 本文借由老年專業 領域的學術創新與反思 , 不僅力求社會工作的專 業手法能在社區居家養老服務中逐漸滲透并打開 新局面 , 更要乘勝追擊地引入批判性視角 , 時刻做 到對為老年群體服務的審視與反思。
批判老年學 :多重視角的兼容與博弈
作為老年實務的理論前提 , 批判老年學無疑 為批判老年社會工作夯定了良好的基石 , 而基于 學科的歷史發展背景 , 在引入對批判老年學的探 討之前 , 本文首先會以對傳統老年社會工作在老 年照顧領域的批判性分析作為反思的開端 , 順著 這樣一種歷史的脈絡讓理論與實務發展的內在邏 輯變得有跡可尋。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 , 社會工作與老年學 在很大程度上是分離的 , 幾乎沒有學科方面的共 通與交集。相對而言 , 視域較廣的老年學很少如 老年社會工作一樣聚焦在健康與社會照護領域(Phillips , 2000。然而 , 20世紀 80年代的英國 , 以市場為導向、強調私營化、市場化的理念驅使其 老年社會工作實務在社會照護領域發生了根本性 的轉變 , 逐步投向管理主義及后來的新管理主義(Managerialism /Newmanagerialism ②。而不少西 方國家的社會工作研究也轉向注重對社區照顧以 及個案管理之效果與效率的考察。這種重心轉移 無疑體現了由對老年群體需要的關注轉向對服務 效果與成本的考慮 , 從而易使社會工作實務人員 對服務本身專業化的強調逐漸隱退在個案管理的 面紗之下 , 甚至使老年照護工作越發成為一門標 準化的技術。然而 , 這種趨勢并非沒有引起警惕 , 事實上 ,近來出現的一些反思也正是從一個側面 折射出對日前被頻繁提及甚至較為推崇的個案管 理所持有的批判性思維。因而 , 有學者評論說 , 社 會工作者繼承了只顧行動、而忽視反思的文化 , 在 社區照顧方面 , 商業化的思維先入為主 , 卻極少關 注其它更為重要的方面 , 如專業技巧、自主性、避 免對老年群體的邊緣化等等(Sheldon &Chilvers , 2000。相對于老年社會工作研究對評估與服務 的重視 , 社會老年學研究(social gerontological re-search 則有所不同 , 其在 20世紀 80年代開始就 已經逐步采用混合方法、多重學科與理論視角 , 來 進行相關研究領域的探索。如 , 采用政治經濟學 視角來批判公共政策或健康與社會照護的提供 , 以此來反思福利體系如何將老年群體變成依賴群 體 , 及其偏重市場、效率與管理的特性;又如 , 另一 個關鍵的研究分支則力求逐漸打破老年人處于病 態的觀念 , 強調其所具有的優勢與資源 , 注重運用 優勢視角看待老年群體;再如 , 從女性主義與人文 主義視角出發 , 采用定性方法、傳記式手法來理解 老年人的人生經歷。正是由于這些多元研究視角 的存在 , 才推動著老年人社會工作與健康照護領 域打破福利架構中對市場以及有效管理一邊倒的 局面。
為了彌補舊有老年社會工作缺乏理論視角 , 從而導致社會工作實務方面過于偏重老年群體的 功能缺失 , 將之置于全然的依賴者角色中去 , 摒棄 傳統的將老化與問題(ageing and problem 天然劃 等號的慣性 , 新的指導理念勢在必行。也就是說 , 批判性實踐(critical practice 要求實務工作者擁 有良好的理論儲備、以及對實踐情
境下社會政策 的洞悉(Brechin , 2000 , 并力求打破對已有的、程 序化的框架的習慣性依賴。因而 , 在社會老年學 基礎上衍生出來的批判老年學(critical gerontolo-gy 在本文尤其值得關注。起源于 20世紀初的批 17 判老年學是一個具有爭議的詞 , 現今對其仍缺乏 普遍認可的定義。有學者將之理解為 :對老年學 有歷史性建構作用的社會影響、哲學基礎、經驗性
方法論報以批判的態度(Ray , 1996。也就是說 , 應當提高對社會、政治、經濟等因素的敏感度 , 找 到最適合的方式來探析老年群體的切實生活與需
要。因此 , 更有學者將批判老年學視作較社會老 年學 更 忠 于 價 值 觀(value -committed 的 方 法(Phillipson &Walker , 1987。確切地說 , 批判老 年學最初主要回應于當時社會老年學尚不能對主 流的范式作出充分的挑戰(Holstein &Minkler , 2007。現今的批判老年學已經跳脫了批判社會 學運動的前身 , 正依靠眾多學術基石逐步夯實自 身的觀點。具體地說 , 批判性視角主張應當意識 到社會、社會結構是如何壓迫個體的。就老年群 體而言 , 批判老年學認為他們長期被無視、被邊緣 化 , 因而人們應當重新審視個體及社會對待或回 應老年群體的方式 , 并要意識到傳統理論與方法 對老年及老年群體的觀念應當有所轉換或翻新。也正因為此 , 基于批判老年學的視角 , 其所探究的 大多是主流社會老年學研究常常忽略的議題 , 試 圖跳出陳規來看待其領域內的現象與問題 , 如 , 如 何解釋壓迫與不公的產生 ? 以及壓迫與不公是如 何影響老年群體的 ? 如何使受壓迫或多元化群體(如老年婦女、智障人士等等 的聲音被聆聽 ? 最早根植于政治經濟視角 , 批判老年學著重 強調老齡化與經濟生活的關系、階級不平等等方 面。以英國社區照顧為例 , 政治經濟學者認為它 實際上反映和加固了專業人士與非專業人士之間 力量上的不平等(Estes et al., 2003。甚至究其 實質 , 是在控制和管理 , 而非提供給老年群體自我 決定、參與等機會 , 這一點實際上有違英國社區照 顧以 “ 正常化 ” 為目標的宗旨 , 受照顧者的自主性 無法正常發揮 , 其公民身份自然也無法全然體現。而公共政策、健康與社會服務也通過加強這種控 制與
管理 , 不斷地深化老年群體的依賴 , 故而又被 稱之為 “ 結構性依賴 ”。正是由于秉持這樣一種 觀點 , 使得老年學研究開始偏離傳統社會工作研 究向來所強調的評估與服務;直至 20世紀 80年 代到 90年代 , 政治經濟學一味偏重的老齡化與經 濟生活的關系、階級不平等的局限視角被女性主
義者與人文主義者挑戰 , 主要表現為女性主義視 角承認長期的性別不平等為老年生活帶來的深遠 影響;而同時間在美國發展較快的人文主義視角 則主張還原老化中的群體以人性的實質 , 側重在 探索諸如什么是好的晚年 ? 社會應當如何支持不 同的老年 ? 等等這些有關進入老年階段后的意義 之類的探討。此外 ,近來一些學者開始強調另一 種新的視角 , 即人權視角 , 此一視角反對對老年群 體的歧視 , 指出任何年齡層、任何情況下 , 都應享 有合理的生活標準。
正是在上述多元視角的開啟下 , 批判老年學 不僅摒棄了傳統的以評估及服務為主 , 并建筑于 社會老年學的基礎從而具備了新的特質 , 包括 :采 用混合方法、多重學科及理論視角;對影響老年生 活的公共政策、健康與社會服務供給持以批判的 眼光;對老年歧視、代際間公平應有適當的研究;關注老年生活的多樣性與異質性;強調老年群體 所具有的優勢與資源;關注進入老年階段背后的 意義 , 注重生活品質的探索;運用定性研究與傳記 式手法了解老年群體的真實生活;把老年群體置 于老年研究與實務的中心位置等等。然而 , 除了 以批判的視角、結合老年學運用在老年社會工作 領域 , 也應看到批判老年學需要應對的挑戰 , 如怎 樣在以上提及的多重視角尤其是爭議最大的政治 經學視角與人權視角中做到融合 , 使不同視角與 觀點之間良性博弈 ? 即 , 如何將政治經濟學視角 所偏重的 “ 老化的結構性 ” 與人文主義視角看重 的 “ 老化的個體性 ” 做到統一的闡釋 ? 如何做到 既了解老年群體所處的社會結構、社會情境與老 年個體的生命歷程(life course , 又能深入探析其 所處情境中的人性化因素 ? 如何在方法上做到二 者的兼容并包呢 ?(Holstein &Minkler , 2007。在此 , 增權的概念尤被本文所推崇 , 以試圖做到對 宏觀與微觀方面的同時關注 , 因其使我們意識到 身處的社會與政治情境 , 意識到研究對象的同質 性與異質性 , 以便能夠以多樣的方式探析弱勢
及 邊緣人群。如若能夠了解到環境以及政策如何對 一部分人造成了消權 , 那么 , 學者或實務工作者便 有機會以創新的思維開展對弱勢人群的環境重 建、權力重塑 , 并對有益于增權與個人成長的渠道 有更多的掌握。也正是基于此 , 更要求批判老年 學在研究與實務的過程中 , 學者或前線工作者應 強調老年群體對整個為老服務過程中各個階段的 融入、參與 , 而非處在一個價值中立或保持距離的 位置上 , 并且應做到及時的反思與自我反省。也 就是說 , 理念上提倡運用增權的角度、方法上運用 傳記式、敘述式、參與式、反思的方式貫穿始終 , 以 破除傳統老年社會工作中專業人員與老年群體在 服務輸送過程中施與受的固有角色。而是把老年 人置于社會工作研究與實務中較為中心的位置 , 以便更全面地給予老年人融入的機會 , 如商定不 同階段田野調查中的研究問題、將田野調查的分 析所得重新放回老年研究群體當中以驗證資料收 集的有效程度并同時提升老年人的參與感等等。而以英國社區照顧為例 , 談及其深受影響的 “ 去 機構化 ” 與 “ 正常化 ” 思潮 , 真正在實踐過程中 , 如 何做到通過 “ 去機構化 ” 的途徑實現受照顧者對 正常生活的回歸 , 從而在脫離機構式照顧的風險 中真正實現其作為正常人的權利 , 體現其公民身 份 , 很大程度上也是需要通過增權作用的發揮 , 來 實現受照顧者對自我及其所期望的生活的掌控。可見無論單純地從社會工作專業理念分析 , 還是 結合西方為老服務領域的經驗總結 , 我國在推進 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的進程中 , 不僅要對批判老年 學所蘊含的多重視角有所掌握 , 更要在實際操作 過程中運用增權理念巧妙地將多種視角串聯 , 活 靈活現地效力于現實的服務輸送環節 , 而不是束 之高閣、僅僅停留在各自為論的單純博弈層面。
批判老年學社會工作
1.老年人的需要 ? 還是風險與資格標準 ? 通過對老年學的反思而衍生出的批判老年 學 , 及其對于傳統老年社會工作的啟示與反思 , 開 啟了老年社會工作領域的嶄新視角 , 即兼具老年 學的理論基礎與老年社會工作的實務經驗的 “ 批 判老年學社會工作 ”。本文以社區居家養老為背 景 , 著重探討批判老年學社會工作作為一種帶有 濃厚批判性思維的老年社會工作方法 , 能為老年 人在享受公共服務方面能帶來怎樣的反思 , 為我 國老年人社會服務專業化帶來何種啟發。
在服務供給的過程中 , 社會工作者通常會面 臨對老年群體的評估 , 而傳統老年社會工作者對 老年人自身狀況或所處環境的描述會習慣性地用 “ 處于風險之中 ”(at risk、“ 依賴性 ”、或 “ 年老體 弱 ” 等較為負面而又呼應以往刻板印象的詞匯。加之總體照顧資源的短缺 , 導致了在通常情況下 對老年人所具有的風險的強調順理成章地變成了 前線工作人員與機構、組織對老年群體關注的重 點 , 并以此來決定其可獲得的社會服務。簡而言 之 , 這體現了一種以風險為導向(risks -led 的評 估理念 , 風險成了評定服務使用者是否具備資格 的核心指標 , 而不是考慮到其作為個體、作為公民 所能公平享有的權利。實際上 , 這也是在無形中 建構了一種老年人之間以自身的弱勢狀況所引發 的對可能享有的有限資源的競爭機制 , 在原本孱 弱的老年人之間展開資源角逐。從批判老年學社 會工作的角度出發 , 實際上 , 風險一詞 , 本身具有 很大的爭議 , 它更多地是一種意識形態上的理念 , 是可以被社會建構出來的(Lupton , 1999。因此 , 不假思索地使用風險一詞 , 會帶來某種習慣性思 維與負面效果 , 如 , 忽視社會工作所強調的以優勢 視角來看待老年群體、或者在風險評估的過程中 把老年群體當作 “ 他人 ” 而非真正的 “ 參與者 ”。從評估的角度來看英國社區照顧 , 一方面 , 其一開 始所強調的對服務使用者整體需求的評估(a ho-listic assessment of need , 實際上在英國社區照顧 改革中逐漸導向了最有需要的老年群體 , 一言以 蔽之 , 對資格的審核以及鎖定資源在小部分群體 儼然成了高于一切的考慮。因此 , 最有可能獲得 資源的服務使用者集中在少部分群體 , 而大部分 也有需要的老年人擋在資源之外;另一方面 , 雖然 服務使用者被鼓勵說出自己的需要 , 但實際上評 估的 “ 把門人 ”(gate keeper 則是實務工作者 , 其 擔負著決定老年人的需求是否位列機構或組織的 資格 范 圍 內 的 篩 選 職 責(Department of Health , 1991。簡而言 之 , 基 于 財 政、資 源 等 現 實 的 考 慮 , 老年人作為服務
使用者的主動地位被變相剝 奪 , 其真實的需求很可能屈服于拮據的現實而被 迫隱沒。也正因為此種中央政策自上而下的導 37 向 , 從 20世紀 80年代開始 , 英國地方服務局對風 險概念在評估方面的使用便越來越多 , 對于 “ 風 險理念 ” 的不斷強調使之成為資格審查的一項決 定因素 , 并逐漸取代了對 “ 需求理念 ” 的堅持。也 基于此 , 專業人員所做的評估被局限在孱弱、風險 所建構出的框架與指標中 , 并不能做到對應老年 群體的需求、或真正實踐對老年群體的增權 , 以幫 助其獲得正常生活的機會 , 使 “ 正常化 ” 的口號大 于實踐 , 口惠而實不至。
反觀我國在構建專業化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的 過程中 , 對于何謂專業化 , 應有更加批判性的認 知。雖然英國社區照顧對我國社區老年服務的本
土化建構起著很重要的引領或先導作用 , 但批判 老年學社會工作方法對西方經驗的審視 , 也使我 國在英國社區照顧的本土化導入過程中提高敏感 度、盡量規避一些錯誤示范 :對風險的強調 , 只是 滿足了最有需要、最少部分老年人對健康、安全、以及自主的渴求 , 這從社會工作的專業角度出發 , 充其量是最小程度而非最佳的介入或干預 , 達不 到提升老年群體生活品質的效果、無法給與其展 現其積極的公民身份的機會。因此 , 老年社會工
作者既要注重對老年人承受風險的關注 , 也要平衡其應享有的自立性與自主權。不加批判地使用
風險的概念容易帶來潛在的不良后果 , 無論是對 老年群體自身、或是對希望用專業手法幫助老年 群體的人。如 , 過度依賴以技術性或科學性的手 法對風險的定義 , 定會強加生理醫學的視角而做 出不當的理論假設 , 導致老年群體被動且身體及 智能退化的形象不斷加深 , 從而使介入的手法也 相對程序化。此外 , 常規性的評估常常聚焦在老 年群體的功能失范與病理方面 , 既不能跳出風險 本身看待問題 ,又不能深入分析構成風險的原因 , 因而需要考慮更多諸如結構性因素、生命歷程中 的不平等、醫源性因素等等。再如 , 以風險為主導 的方法 , 容易使老年群體的狀況被二元對立 , 要么 是充滿依賴性或處于風險之中 , 要么就是完全相 反的狀況 , 機械的歸類忽略了老年群體的多樣性 與異質性 , 也是既無法客觀分析老年人自身的原 因 , 又忽略了個體功能失范以外結構性的原因 , 如 老年歧視、社會經濟不平等所造成的終身貧困、社 會排斥或被邊緣化等等。
2.易被忽略的角落 :從照顧者角度出發的反 思
早期的老年社會學與老年社會工作習慣性地 把研究觸角與實務領域伸向老年人群體 , 關注這 個群體所面臨的問題 , 從專業層面尋求解決問題 的手法。不僅如此 , 其所關注的重點也大幅度地 局限在正式服務的范疇 , 如政府部門對老年民政 對象的居家養老服務補貼(如廣州市民政局按月 發放的 300、200、100元的分層次補貼 , 用于幫助
不同困難等級的老人購買服務、“ 家庭綜合服務 中心 ”
(廣州、南京等發達城市正大力推行的針對 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的實體 所設置的各類中心式 活動、社區衛生系統對弱老的定期巡診等等。然 而 , 本文秉持的基本觀點則是 :在社區居家養老的 服務輸送過程中 , 正式服務無論如何也無法并不 可能取代來自家庭、親友、鄰里等渠道所提供的非 正式照顧。而對非正式照顧來源尤其是護老群體 所表現出來的政策關注也可體現社區居家養老服 務背后的理念是否滲透著社會工作專業的人本主 義關懷 , 亦或是政府僅僅出于成本效益的考慮而 推動的以隱沒家庭照顧成本為代價的所謂 “ 便宜
選擇 ” , 從而反觀當下的主流社會福利意識形態 在為老服務領域所折射出的基本價值觀。通過評估與個案管理 , 社會工作者需要同時 面對非正式照顧者與老年群體。雖然前者作為服 務提供者的身份需要應對來自老年群體較為復雜 的需要 , 然而 , 他們自身的需求和權利是否得到應 有的關注 ? 這常常是容易被忽略的環節 ,或容易 造成與受照顧者需要的沖突 , 因此 , 西方社會情境 之下 , 學者嘗試著從照顧者的角度來建構不同的
照顧模型 , 其中比較早期的四個模型分別是 :“ 作 為資源的照顧者模型 ”(carers as resources mod-el、“ 同為工作者的照顧者模型 ”(carers as co -workers model、“ 同為案主的照顧者模型 ”(carers as co -clients model、“ 取代照顧者模型 ”(super-seded carers model(Twigg &Atkin , 1994。但通 過分析 , 這四個模型不僅未能為正式與非正式照 顧的交匯提供充足的基礎 , 也不能真正反映 “ 增 權、合作、自主選擇 ” 這三個理念 , 僅僅表現了正 批判視域下的老年社會工作:對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的反思 式與非正式照顧為達成共同目標而共同具備的一 些觀點。真正需要的模型,應該更多地在政策及 實務中滲透出合作與增權的理念,并意識到正式 服務的提供與家庭式的照料有著權力差異(power differentials),從而有學者進一步提出了新的模 —“作為專家的照顧者模型 ”(carers as experts 型 model)(Nolan et al.,1996)。此模型相較之前的 四個模型對批判老年社會工作有著強烈地回應。如,不僅僅通過對照顧工作困難度的評估來了解 照顧者的需求,而是把照顧當成一項職業,從專業 包括與老年人 知識的角度去評估照顧者的需要,照顧的酬勞、應對技能、資源 過往和現在的關系、等等方面; 評估必須結合照顧者的主觀經驗、照顧 意愿、以及照顧的能力; 生命歷程的方法應當被采,用,以便強調照顧的“此時此刻性 ” 即照顧的需 求會改變、照顧的技能與專業知識也會隨時間改 ; 變 如若照顧者被定義為專家,則他們進一步提升 技能、改進照顧的手法的可能性便更大,并且能
在 不傷害照顧者自身健康的前提下更好地保證服務 的高質素。總的來說,應該重新評定照顧者的價 值,在知識的建構中強調照顧者與照顧關系的多 而非強化已有的權力架構。樣性,由此,從批判老年學社會工作的角度出發,提 議應當打破一直以來著重強調照顧者的壓力、負 轉 向 以 權 利 為 基 礎 的 方 式(rights - 擔的觀 念,based approach)、引入權力、公民身份與人權的概 念,來看待照顧者與受照顧者的角色。幫助實務 工作者 在 增 權 的 情 境 之 下(an empowering context)同時照顧到非正式照顧者與受照顧者之間的 Bernard & Phillips,2008)。而在關注 需求(Ray,照顧者權益、了解其需求之前,首要的是對照顧一,詞應有大致的了解 因其可以在不同的社會文化 背景之下有不同的理解、面向或價值體現,所以現 今對照顧的界定仍是不確定且充滿爭議的,主要 如,究竟照顧應該 體現在其周邊的界限尚不明確,是正式的,還是非正式的? 有償的,還是無償的? 專業的,還是非專業的? 由家庭內部提供的,還是 由市場提供、或公 / 私部門提供的? 等等。此外,早期的文獻對照顧的理解多局限在單向的層面,即照顧者與受照顧者之間施與受的關系,而他們 之間的互動與聯系卻被有意忽視; 對照顧情境的 關注遠甚于對照顧的理論探討,就算對照顧情境 有所關注也并不太強調賦權的理念; 并頻繁地將 照顧理解為有性別取向的詞匯,即主要由女性擔 當體力的或情感方面的照顧職責。因此,隨著女 性主義視角的拓展,有關照顧的文獻也開始關注 男性與女性在照顧職責承擔方面的不公,即賦予 照顧以性別視角。再有,早期文獻對照顧者所承 受的成本或代價(如經濟代價、身體代價、精神 / 情感 / 社會代價等等)的偏重,負強化“缺失 ” 印象,即缺乏 的同時也忽視了照顧者所具有的“優勢 ” 隨著新管理主義的理念被提上 優勢視角。最后,政策議程,對照顧領域的關注普遍集中在對家庭 和個人責任的強調,而甚少聚焦在對照顧者的人 文關懷方面。并且,相較于青少年照顧,老年人照 顧領域中對照顧者的政策關注明顯不多。以英國 社區照顧為例,直至 1990 年全民健康服務與社區 照顧法令的出臺,對照顧者的關注才開始在社會 政策與法令中有所重視,但即便如此,從對英國社 區照顧三個面向(care in / by / for the community)的 “為社區照顧”(care for the communi分析來看,對 ty),即在護老者方面的著墨仍少之又少。在此一 方面,我國的社區居家養老服務亦未引起應有的 重視,即便在學術探討領域有少量篇幅的涉及,也 無 不足以帶動思維的轉變與政策的制定。因此,論是非正式的照料,或是專業的照護,實際上都飽 含著照顧任務、角色以及角色之間關系的內在復 雜性,在拓展及加深對照顧一詞認知的同時,必須 首先認同它的多面性,才能夠很好地將之再定義、理論化、以及在社會政策方面給予正確的啟示,這 一前提對于我國在今后構建一個全面的社區居家 養老服務體系也同樣適用。在上述對照顧一詞的 爭議簡要回溯之后,從批判老年學社會工作的角 度出發,主張對照顧的涵義應有重新的界定。近來的批判女性主義理論對照顧的再定義有著比較 好的理解,認為無論對男性還是女性,照顧本身應 當是一項合法的、受到法律保護的工作,提倡照顧 應由男性與女性共同分擔; 公 / 私領域的照顧不應 當被人為分開; 家庭內部照顧的重要性應當被公 開認同,而非僅僅被視為一項私人責任,應走入公 75 2012 年第 1 期 2008)。因而 共視野(Martin - Mattews & Phillips,照顧被看作一個具有政治以及道德成分的理念,可以直接從有關護老領域的社會政策中反觀整個 社會的福利意識形態,洞悉執政者對護老領域重 視與否,讓公民有機會對來自公共領域的照顧水平做出更適當的評判甚至監督。除此之外,對照 顧的界定應注重其背后具有特定的社會文化,即 照顧因其所在文化的不同而有別樣的定義。高質 量的照顧必然是充分考慮文化背景的,也正因為 此,不僅很難給照顧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界定,也要充分意識到任何照搬照抄西方經驗如英國社 的 區照顧的舉動在我國一定會遭遇“水土不服 ” 境遇,必須橫向比較政治經濟環境以及福利服務 意識趨同與否、縱向比較對某一種為老服務模式 / 方式的選擇是否存在類似的養老傳統與習慣的演 變軌跡、專業對服務的介入如何因地制宜等等,都 是社區居家養老服務需要在比較中為更好地推進 本土化進程而充分考慮的因素。綜上所述,無論是從批判老年學延伸到批判 老年社會工作、還是以西方社區照顧的先驗為我 國社區居家養老服務做前車之鑒,都不難看出,理 論與實務之間的息息相關讓為老服務的發展在批 判的視域下得到了提升,既不讓理論束之高閣,也 避免了盲目實踐所走的彎路; 西方經驗也為我國 在為老服務本土化過程中提供了更多借鑒與反省 的論據,使我國在探討社區居家養老服務這樣一 種養老方式以便形成某一種或幾種可推廣的模式 的同時,有了更多來自于橫向與縱向的類
比,以及 來自于社會工作專業本身的發展所帶來的啟示。注: ①除政府 / 公立單位(可以是全民健康服務經營的,也可以是地 方政府社會服務局經營的單位)、志愿性組織(非營利的獨立 單位)、私立組織(非政府控制下的單位,也可以是非營利性 商業單位、傳統的家庭照料所能提供的服務以外的第 質的)、六個服務輸送管道。②運用管理的理念、技術及商業組織的運作方式,以經濟理性 化為基礎,提倡私立組織以市場化為導向的服務提供理念。參考文獻: 〔1 〕 Brechin,A.(2000). Introducing Critical Practice. In A. Brechin,H. Brown & M. A. Eby(Eds). Critical Practice in Health and Social Care(pp. 25 - 47). London: Open University / Sage. 〔2 〕 Department of Health.(1991). Care Management and Assessment: Summary of Practice Guidance. London: Department of Health. 〔3 〕 Estes,C.,Biggs,S.,& Phillipson,C.(2003). Social Theory,Social Policy and Ageing: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4 〕 Holstein,M. & Minkler,M.(2007). Critical Gerontology: Reflections for the 21st Century. In M. Bernard & T. Scharf(Eds.).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Ageing Societies(pp. 13 - 26). Bristol: Policy Press. 〔5 〕 Lupton,D.(1999). Risk. London: Routledge. Martin - Matthews,A.(2008). Introduction. In A. Martin - Matthews & J. Phillips(Eds.). Ageing at the Intersection of Work and Family Life: Blurring the Boundaries.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6 〕 Nolan,M.,Grant,G.,& Keady,J.(1996). Understanding Family Care.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7 〕 Phillips,J.(2000). Reconstructing Knowledge about Older People Through Social Work Research. Conference proceedings of ‘What Works as Evidence for Practice? The Methodological . Cardiff: Social Care Instiepertoire in an Applied Discipline’ tute for Excellence,27 April. 〔8 〕 Phillipson,C. & Walker,A.(1987). The Case for a Critical Gerontology. In S. De Gregorio(Ed.). Social Gerontology: New Directions. London: Groom Helm. 〔9 〕 Ray,R. E.(1996). A Postmodern Perspective on Femin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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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ilization Mechanisms of Modern Charity Resource in Our Country Zhu Li & Long Yongho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our country's charity,the three elements of our country's mobilization mechanism of charitable resources are studied: the legitimacy of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the trust capital of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charitable organization network. These three elements are mutually reinforcing relationship. Balanced development between these elements will help
mobilization up to optimal efficiency. Financing mobilization mechanism of our charitable resources would be more emphasis on social exchange and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strategy. Key word: our country; modern charity resources; mobilization mechanism 77
第二篇:批判視域下的老年社會工作對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的反思
批判視域下的老年社會工作:對社區居家養老
服務的反思
陳偉 黃洪
2012-7-25 15:32:51 來源:《南京社會科學》2012年第1期
摘 要:談及近十年來我國在發達城市大力推行的社區居家養老服務,很容易聯想到已有半個多世紀發展歷程的英國社區照顧,然而,本文并沒有采取同類比較的手法去啟發我國的社區居家養老服務,而是從西方學界對英國社區照顧近二十年來的爭議與探討著手,重點引入批判老年社會工作方法,對我國為老服務的輸送環節在批判視域下做出更好的借鑒與反思。
關 鍵 詞:批判老年學 批判老年社會工作 社區居家養老服務
對于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的涵義,通過相關的文獻回顧以及筆者在田野調查中與前線社工的深度訪談,都不難看出,無論是學術界擬或是實務領域,目前尚未對其有一個統一的界定,甚至在名稱的使用上也存在很大程度的隨意性與誤導性,如“居家養老”很容易讓人忽略服務層面的重要性,并把服務的范圍狹義地縮窄在上門/到戶服務的范疇內;又如,“居家養老服務”雖然較“居家養老”多了對服務的強調,但也未能跳出傳統的以家庭為載體的思維定勢,遺漏了社區作為服務載體的并重性。因此,筆者在本文采用“社區居家養老服務”一詞,以突出家庭與社區雙重載體在服務輸送層面的并行不悖,此外,不僅在廣義的層面上強調為老服務的場域,更以批判性的視角強調服務層面對專業化介入的渴求與反思,而這樣的反思,除了由來自于構建我國為老服務模式本土化的內源性考慮引發,更有來自于西方學術理論探討與實務經驗的外源性因素的推動。
近十年來,于我國發達城市如北京、上海、廣州等地試點的“社區居家養老服務”,在理念的源頭不難看到“英國社區照顧”的影子。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英國發展福利國家,社會工作即被提倡介入到針對弱勢群體的國家福利供給當中,上世紀60年代初,社會工作者被大量聘用至地方政府,并被形象地稱作英國福利國家的“第六只手”①。盡管在政治經濟與社會福利意識形態演變的背景之下,英國的社會工作者在社區照顧中所扮演的角色,也由原先的直接服務提供者,逐漸向照護管理者以及服務購買者等多元化方向延伸,但不難看出,無論是社會工作,還是社會工作者,其在為老服務輸送過程中的受重視程度與滲透力度都非常高,值得我國在推行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的過程中從專業介入的維度出發加以思考與借鑒。
意識到社會工作對社區居家養老服務本土化與專業化的積極意義,就社會工作專業與社區居家養老如何更好地結合、以便在服務輸送方面做到專業性與人性化的雙重考慮呢?這不僅要求在研究與實務領域把握發展社區居家養老的核心環節,還要在老年社會工作方面做出及時的反思與知識翻新。而在這一點上,西方學界對英國社會背景下推出的社區照顧已有類似的探討,并力圖將老年學研究與社會工作的實務領域在批判性視域的連結下做出適當的整合,因而衍生出批判老年學(critical gerontology),并進一步在實務領域發展出批判性老年社會工作方法(critical gerontological social work approach),以期待填補傳統老年社會工作研究與實務領域和具有批判性視角的老年學研究方法之間的空白,本文借由老年專業領域的學術創新與反思,不僅力求社會工作的專業手法能在社區居家養老服務中逐漸滲透并打開新局面,更要乘勝追擊地引入批判性視角,時刻做到對為老年群體服務的審視與反思。
批判老年學:多重視角的兼容與博弈
作為老年實務的理論前提,批判老年學無疑為批判老年社會工作夯定了良好的基石,而基于學科的歷史發展背景,在引入對批判老年學的探討之前,本文首先會以對傳統老年社會工作在老年照顧領域的批判性分析作為反思的開端,順著這樣一種歷史的脈絡讓理論與實務發展的內在邏輯變得有跡可尋。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社會工作與老年學在很大程度上是分離的,幾乎沒有學科方面的共通與交集。相對而言,視域較廣的老年學很少如老年社會工作一樣聚焦在健康與社會照護領域(Phillips,2000)。然而,20世紀80年代的英國,以市場為導向、強調私營化、市場化的理念驅使其老年社會工作實務在社會照護領域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逐步投向管理主義及后來的新管理主義(Managerialism/New managerialism)②。而不少西方國家的社會工作研究也轉向注重對社區照顧以及個案管理之效果與效率的考察。這種重心轉移無疑體現了由對老年群體需要的關注轉向對服務效果與成本的考慮,從而易使社會工作實務人員對服務本身專業化的強調逐漸隱退在個案管理的面紗之下,甚至使老年照護工作越發成為一門標準化的技術。然而,這種趨勢并非沒有引起警惕,事實上,近來出現的一些反思也正是從一個側面折射出對日前被頻繁提及甚至較為推崇的個案管理所持有的批判性思維。因而,有學者評論說,社會工作者繼承了只顧行動、而忽視反思的文化,在社區照顧方面,商業化的思維先入為主,卻極少關注其它更為重要的方面,如專業技巧、自主性、避免對老年群體的邊緣化等等(Sheldon & Chilvers,2000)。相對于老年社會工作研究對評估與服務的重視,社會老年學研究(social gerontological research)則有所不同,其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就已經逐步采用混合方法、多重學科與理論視角,來進行相關研究領域的探索。如,采用政治經濟學視角來批判公共政策或健康與社會照護的提供,以此來反思福利體系如何將老年群體變成依賴群體,及其偏重市場、效率與管理的特性;又如,另一個關鍵的研究分支則力求逐漸打破老年人處于病態的觀念,強調其所具有的優勢與資源,注重運用優勢視角看待老年群體;再如,從女性主義與人文主義視角出發,采用定性方法、傳記式手法來理解老年人的人生經歷。正是由于這些多元研究視角的存在,才推動著老年人社會工作與健康照護領域打破福利架構中對市場以及有效管理一邊倒的局面。
為了彌補舊有老年社會工作缺乏理論視角,從而導致社會工作實務方面過于偏重老年群體的功能缺失,將之置于全然的依賴者角色中去,摒棄傳統的將老化與問題(ageing and problem)天然劃等號的慣性,新的指導理念勢在必行。也就是說,批判性實踐(critical practice)要求實務工作者擁有良好的理論儲備、以及對實踐情境下社會政策的洞悉(Brechin,2000),并力求打破對已有的、程序化的框架的習慣性依賴。因而,在社會老年學基礎上衍生出來的批判老年學(critical gerontology)在本文尤其值得關注。起源于20世紀初的批判老年學是一個具有爭議的詞,現今對其仍缺乏普遍認可的定義。有學者將之理解為:對老年學有歷史性建構作用的社會影響、哲學基礎、經驗性方法論報以批判的態度(Ray,1996)。也就是說,應當提高對社會、政治、經濟等因素的敏感度,找到最適合的方式來探析老年群體的切實生活與需要。因此,更有學者將批判老年學視作較社會老年學更忠于價值觀(value-committed)的方法(Phillipson & Walker,1987)。確切地說,批判老年學最初主要回應于當時社會老年學尚不能對主流的范式作出充分的挑戰(Holstein & Minkler,2007)。現今的批判老年學已經跳脫了批判社會學運動的前身,正依靠眾多學術基石逐步夯實自身的觀點。具體地說,批判性視角主張應當意識到社會、社會結構是如何壓迫個體的。就老年群體而言,批判老年學認為他們長期被無視、被邊緣化,因而人們應當重新審視個體及社會對待或回應老年群體的方式,并要意識到傳統理論與方法對老年及老年群體的觀念應當有所轉換或翻新。也正因為此,基于批判老年學的視角,其所探究的大多是主流社會老年學研究常常忽略的議題,試圖跳出陳規來看待其領域內的現象與問題,如,如何解釋壓迫與不公的產生?以及壓迫與不公是如何影響老年群體的?如何使受壓迫或多元化群體(如老年婦女、智障人士等等)的聲音被聆聽?
最早根植于政治經濟視角,批判老年學著重強調老齡化與經濟生活的關系、階級不平等等方面。以英國社區照顧為例,政治經濟學者認為它實際上反映和加固了專業人士與非專業人士之間力量上的不平等(Estes et al.,2003)。甚至究其實質,是在控制和管理,而非提供給老年群體自我決定、參與等機會,這一點實際上有違英國社區照顧以“正常化”為目標的宗旨,受照顧者的自主性無法正常發揮,其公民身份自然也無法全然體現。而公共政策、健康與社會服務也通過加強這種控制與管理,不斷地深化老年群體的依賴,故而又被稱之為“結構性依賴”。正是由于秉持這樣一種觀點,使得老年學研究開始偏離傳統社會工作研究向來所強調的評估與服務;直至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政治經濟學一味偏重的老齡化與經濟生活的關系、階級不平等的局限視角被女性主義者與人文主義者挑戰,主要表現為女性主義視角承認長期的性別不平等為老年生活帶來的深遠影響;而同時間在美國發展較快的人文主義視角則主張還原老化中的群體以人性的實質,側重在探索諸如什么是好的晚年?社會應當如何支持不同的老年?等等這些有關進入老年階段后的意義之類的探討。此外,近來一些學者開始強調另一種新的視角,即人權視角,此一視角反對對老年群體的歧視,指出任何年齡層、任何情況下,都應享有合理的生活標準。
正是在上述多元視角的開啟下,批判老年學不僅摒棄了傳統的以評估及服務為主,并建筑于社會老年學的基礎從而具備了新的特質,包括:采用混合方法、多重學科及理論視角;對影響老年生活的公共政策、健康與社會服務供給持以批判的眼光;對老年歧視、代際間公平應有適當的研究;關注老年生活的多樣性與異質性;強調老年群體所具有的優勢與資源;關注進入老年階段背后的意義,注重生活品質的探索;運用定性研究與傳記式手法了解老年群體的真實生活;把老年群體置于老年研究與實務的中心位置等等。然而,除了以批判的視角、結合老年學運用在老年社會工作領域,也應看到批判老年學需要應對的挑戰,如怎樣在以上提及的多重視角尤其是爭議最大的政治經學視角與人權視角中做到融合,使不同視角與觀點之間良性博弈?即,如何將政治經濟學視角所偏重的“老化的結構性”與人文主義視角看重的“老化的個體性”做到統一的闡釋?如何做到既了解老年群體所處的社會結構、社會情境與老年個體的生命歷程(life course),又能深入探析其所處情境中的人性化因素?如何在方法上做到二者的兼容并包呢?(Holstein & Minkler,2007)。在此,增權的概念尤被本文所推崇,以試圖做到對宏觀與微觀方面的同時關注,因其使我們意識到身處的社會與政治情境,意識到研究對象的同質性與異質性,以便能夠以多樣的方式探析弱勢及邊緣人群。如若能夠了解到環境以及政策如何對一部分人造成了消權,那么,學者或實務工作者便有機會以創新的思維開展對弱勢人群的環境重建、權力重塑,并對有益于增權與個人成長的渠道有更多的掌握。也正是基于此,更要求批判老年學在研究與實務的過程中,學者或前線工作者應強調老年群體對整個為老服務過程中各個階段的融入、參與,而非處在一個價值中立或保持距離的位置上,并且應做到及時的反思與自我反省。也就是說,理念上提倡運用增權的角度、方法上運用傳記式、敘述式、參與式、反思的方式貫穿始終,以破除傳統老年社會工作中專業人員與老年群體在服務輸送過程中施與受的固有角色。而是把老年人置于社會工作研究與實務中較為中心的位置,以便更全面地給予老年人融入的機會,如商定不同階段田野調查中的研究問題、將田野調查的分析所得重新放回老年研究群體當中以驗證資料收集的有效程度并同時提升老年人的參與感等等。而以英國社區照顧為例,談及其深受影響的“去機構化”與“正常化”思潮,真正在實踐過程中,如何做到通過“去機構化”的途徑實現受照顧者對正常生活的回歸,從而在脫離機構式照顧的風險中真正實現其作為正常人的權利,體現其公民身份,很大程度上也是需要通過增權作用的發揮,來實現受照顧者對自我及其所期望的生活的掌控。可見無論單純地從社會工作專業理念分析,還是結合西方為老服務領域的經驗總結,我國在推進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的進程中,不僅要對批判老年學所蘊含的多重視角有所掌握,更要在實際操作過程中運用增權理念巧妙地將多種視角串聯,活靈活現地效力于現實的服務輸送環節,而不是束之高閣、僅僅停留在各自為論的單純博弈層面。
批判老年學社會工作
1.老年人的需要?還是風險與資格標準?
通過對老年學的反思而衍生出的批判老年學,及其對于傳統老年社會工作的啟示與反思,開啟了老年社會工作領域的嶄新視角,即兼具老年學的理論基礎與老年社會工作的實務經驗的“批判老年學社會工作”。本文以社區居家養老為背景,著重探討批判老年學社會工作作為一種帶有濃厚批判性思維的老年社會工作方法,能為老年人在享受公共服務方面能帶來怎樣的反思,為我國老年人社會服務專業化帶來何種啟發。
在服務供給的過程中,社會工作者通常會面臨對老年群體的評估,而傳統老年社會工作者對老年人自身狀況或所處環境的描述會習慣性地用“處于風險之中”(at risk)、“依賴性”、或“年老體弱”等較為負面而又呼應以往刻板印象的詞匯。加之總體照顧資源的短缺,導致了在通常情況下對老年人所具有的風險的強調順理成章地變成了前線工作人員與機構、組織對老年群體關注的重點,并以此來決定其可獲得的社會服務。簡而言之,這體現了一種以風險為導向(risks-led)的評估理念,風險成了評定服務使用者是否具備資格的核心指標,而不是考慮到其作為個體、作為公民所能公平享有的權利。實際上,這也是在無形中建構了一種老年人之間以自身的弱勢狀況所引發的對可能享有的有限資源的競爭機制,在原本孱弱的老年人之間展開資源角逐。從批判老年學社會工作的角度出發,實際上,風險一詞,本身具有很大的爭議,它更多地是一種意識形態上的理念,是可以被社會建構出來的(Lupton,1999)。因此,不假思索地使用風險一詞,會帶來某種習慣性思維與負面效果,如,忽視社會工作所強調的以優勢視角來看待老年群體、或者在風險評估的過程中把老年群體當作“他人”而非真正的“參與者”。從評估的角度來看英國社區照顧,一方面,其一開始所強調的對服務使用者整體需求的評估(a holistic assessment of need),實際上在英國社區照顧改革中逐漸導向了最有需要的老年群體,一言以蔽之,對資格的審核以及鎖定資源在小部分群體儼然成了高于一切的考慮。因此,最有可能獲得資源的服務使用者集中在少部分群體,而大部分也有需要的老年人擋在資源之外;另一方面,雖然服務使用者被鼓勵說出自己的需要,但實際上評估的“把門人”(gate keeper)則是實務工作者,其擔負著決定老年人的需求是否位列機構或組織的資格范圍內的篩選職責(Department of Health,1991)。簡而言之,基于財政、資源等現實的考慮,老年人作為服務使用者的主動地位被變相剝奪,其真實的需求很可能屈服于拮據的現實而被迫隱沒。也正因為此種中央政策自上而下的導向,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英國地方服務局對風險概念在評估方面的使用便越來越多,對于“風險理念”的不斷強調使之成為資格審查的一項決定因素,并逐漸取代了對“需求理念”的堅持。也基于此,專業人員所做的評估被局限在孱弱、風險所建構出的框架與指標中,并不能做到對應老年群體的需求、或真正實踐對老年群體的增權,以幫助其獲得正常生活的機會,使“正常化”的口號大于實踐,口惠而實不至。
反觀我國在構建專業化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的過程中,對于何謂專業化,應有更加批判性的認知。雖然英國社區照顧對我國社區老年服務的本土化建構起著很重要的引領或先導作用,但批判老年學社會工作方法對西方經驗的審視,也使我國在英國社區照顧的本土化導入過程中提高敏感度、盡量規避一些錯誤示范:對風險的強調,只是滿足了最有需要、最少部分老年人對健康、安全、以及自主的渴求,這從社會工作的專業角度出發,充其量是最小程度而非最佳的介入或干預,達不到提升老年群體生活品質的效果、無法給與其展現其積極的公民身份的機會。因此,老年社會工作者既要注重對老年人承受風險的關注,也要平衡其應享有的自立性與自主權。不加批判地使用風險的概念容易帶來潛在的不良后果,無論是對老年群體自身、或是對希望用專業手法幫助老年群體的人。如,過度依賴以技術性或科學性的手法對風險的定義,定會強加生理醫學的視角而做出不當的理論假設,導致老年群體被動且身體及智能退化的形象不斷加深,從而使介入的手法也相對程序化。此外,常規性的評估常常聚焦在老年群體的功能失范與病理方面,既不能跳出風險本身看待問題,又不能深入分析構成風險的原因,因而需要考慮更多諸如結構性因素、生命歷程中的不平等、醫源性因素等等。再如,以風險為主導的方法,容易使老年群體的狀況被二元對立,要么是充滿依賴性或處于風險之中,要么就是完全相反的狀況,機械的歸類忽略了老年群體的多樣性與異質性,也是既無法客觀分析老年人自身的原因,又忽略了個體功能失范以外結構性的原因,如老年歧視、社會經濟不平等所造成的終身貧困、社會排斥或被邊緣化等等。
2.易被忽略的角落:從照顧者角度出發的反思
早期的老年社會學與老年社會工作習慣性地把研究觸角與實務領域伸向老年人群體,關注這個群體所面臨的問題,從專業層面尋求解決問題的手法。不僅如此,其所關注的重點也大幅度地局限在正式服務的范疇,如政府部門對老年民政對象的居家養老服務補貼(如廣州市民政局按月發放的300、200、100元的分層次補貼,用于幫助不同困難等級的老人購買服務)、“家庭綜合服務中心”(廣州、南京等發達城市正大力推行的針對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的實體)所設置的各類中心式活動、社區衛生系統對弱老的定期巡診等等。然而,本文秉持的基本觀點則是:在社區居家養老的服務輸送過程中,正式服務無論如何也無法并不可能取代來自家庭、親友、鄰里等渠道所提供的非正式照顧。而對非正式照顧來源尤其是護老群體所表現出來的政策關注也可體現社區居家養老服務背后的理念是否滲透著社會工作專業的人本主義關懷,亦或是政府僅僅出于成本效益的考慮而推動的以隱沒家庭照顧成本為代價的所謂“便宜選擇”,從而反觀當下的主流社會福利意識形態在為老服務領域所折射出的基本價值觀。
通過評估與個案管理,社會工作者需要同時面對非正式照顧者與老年群體。雖然前者作為服務提供者的身份需要應對來自老年群體較為復雜的需要,然而,他們自身的需求和權利是否得到應有的關注?這常常是容易被忽略的環節,或容易造成與受照顧者需要的沖突,因此,西方社會情境之下,學者嘗試著從照顧者的角度來建構不同的照顧模型,其中比較早期的四個模型分別是:“作為資源的照顧者模型”(carers as resources model)、“同為工作者的照顧者模型”(carers as coworkers model)、“同為案主的照顧者模型”(carers as co-clients model)、“取代照顧者模型”(superseded carers model)(Twigg & Atkin,1994)。但通過分析,這四個模型不僅未能為正式與非正式照顧的交匯提供充足的基礎,也不能真正反映“增權、合作、自主選擇”這三個理念,僅僅表現了正式與非正式照顧為達成共同目標而共同具備的一些觀點。真正需要的模型,應該更多地在政策及實務中滲透出合作與增權的理念,并意識到正式服務的提供與家庭式的照料有著權力差異(power differentials),從而有學者進一步提出了新的模型——“作為專家的照顧者模型”(carers as experts model)(Nolan et al.,1996)。此模型相較之前的四個模型對批判老年社會工作有著強烈地回應。如,不僅僅通過對照顧工作困難度的評估來了解照顧者的需求,而是把照顧當成一項職業,從專業知識的角度去評估照顧者的需要,包括與老年人過往和現在的關系、照顧的酬勞、應對技能、資源等等方面;評估必須結合照顧者的主觀經驗、照顧意愿、以及照顧的能力;生命歷程的方法應當被采用,以便強調照顧的“此時此刻性”,即照顧的需求會改變、照顧的技能與專業知識也會隨時間改變;如若照顧者被定義為專家,則他們進一步提升技能、改進照顧的手法的可能性便更大,并且能在不傷害照顧者自身健康的前提下更好地保證服務的高質素。總的來說,應該重新評定照顧者的價值,在知識的建構中強調照顧者與照顧關系的多樣性,而非強化已有的權力架構。
由此,從批判老年學社會工作的角度出發,提議應當打破一直以來著重強調照顧者的壓力、負擔的觀念,轉向以權利為基礎的方式(rightsbased approach)、引入權力、公民身份與人權的概念,來看待照顧者與受照顧者的角色。幫助實務工作者在增權的情境之下(an empowering context)同時照顧到非正式照顧者與受照顧者之間的需求(Ray,Bernard & Phillips,2008)。而在關注照顧者權益、了解其需求之前,首要的是對照顧一詞應有大致的了解,因其可以在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之下有不同的理解、面向或價值體現,所以現今對照顧的界定仍是不確定且充滿爭議的,主要體現在其周邊的界限尚不明確,如,究竟照顧應該是正式的,還是非正式的?有償的,還是無償的?專業的,還是非專業的?由家庭內部提供的,還是由市場提供、或公/私部門提供的?等等。此外,早期的文獻對照顧的理解多局限在單向的層面,即照顧者與受照顧者之間施與受的關系,而他們之間的互動與聯系卻被有意忽視;對照顧情境的關注遠甚于對照顧的理論探討,就算對照顧情境有所關注也并不太強調賦權的理念;并頻繁地將照顧理解為有性別取向的詞匯,即主要由女性擔當體力的或情感方面的照顧職責。因此,隨著女性主義視角的拓展,有關照顧的文獻也開始關注男性與女性在照顧職責承擔方面的不公,即賦予照顧以性別視角。再有,早期文獻對照顧者所承受的成本或代價(如經濟代價、身體代價、精神/情感/社會代價等等)的偏重,負強化“缺失”印象的同時也忽視了照顧者所具有的“優勢”,即缺乏優勢視角。最后,隨著新管理主義的理念被提上政策議程,對照顧領域的關注普遍集中在對家庭和個人責任的強調,而甚少聚焦在對照顧者的人文關懷方面。并且,相較于青少年照顧,老年人照顧領域中對照顧者的政策關注明顯不多。以英國社區照顧為例,直至1990年全民健康服務與社區照顧法令的出臺,對照顧者的關注才開始在社會政策與法令中有所重視,但即便如此,從對英國社區照顧三個面向(care in/by/for the community)的分析來看,對“為社區照顧”(care for the community),即在護老者方面的著墨仍少之又少。在此一方面,我國的社區居家養老服務亦未引起應有的重視,即便在學術探討領域有少量篇幅的涉及,也不足以帶動思維的轉變與政策的制定。因此,無論是非正式的照料,或是專業的照護,實際上都飽含著照顧任務、角色以及角色之間關系的內在復雜性,在拓展及加深對照顧一詞認知的同時,必須首先認同它的多面性,才能夠很好地將之再定義、理論化、以及在社會政策方面給予正確的啟示,這一前提對于我國在今后構建一個全面的社區居家養老服務體系也同樣適用。在上述對照顧一詞的爭議簡要回溯之后,從批判老年學社會工作的角度出發,主張對照顧的涵義應有重新的界定。近來的批判女性主義理論對照顧的再定義有著比較好的理解,認為無論對男性還是女性,照顧本身應當是一項合法的、受到法律保護的工作,提倡照顧應由男性與女性共同分擔;公/私領域的照顧不應當被人為分開;家庭內部照顧的重要性應當被公開認同,而非僅僅被視為一項私人責任,應走入公共視野(Martin-Mattews & Phillips,2008)。因而照顧被看作一個具有政治以及道德成分的理念,可以直接從有關護老領域的社會政策中反觀整個社會的福利意識形態,洞悉執政者對護老領域重視與否,讓公民有機會對來自公共領域的照顧水平做出更適當的評判甚至監督。除此之外,對照顧的界定應注重其背后具有特定的社會文化,即照顧因其所在文化的不同而有別樣的定義。高質量的照顧必然是充分考慮文化背景的,也正因為此,不僅很難給照顧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界定,也要充分意識到任何照搬照抄西方經驗如英國社區照顧的舉動在我國一定會遭遇“水土不服”的境遇,必須橫向比較政治經濟環境以及福利服務意識趨同與否、縱向比較對某一種為老服務模式/方式的選擇是否存在類似的養老傳統與習慣的演變軌跡、專業對服務的介入如何因地制宜等等,都是社區居家養老服務需要在比較中為更好地推進本土化進程而充分考慮的因素。
綜上所述,無論是從批判老年學延伸到批判老年社會工作、還是以西方社區照顧的先驗為我國社區居家養老服務做前車之鑒,都不難看出,理論與實務之間的息息相關讓為老服務的發展在批判的視域下得到了提升,既不讓理論束之高閣,也避免了盲目實踐所走的彎路;西方經驗也為我國在為老服務本土化過程中提供了更多借鑒與反省的論據,使我國在探討社區居家養老服務這樣一種養老方式以便形成某一種或幾種可推廣的模式的同時,有了更多來自于橫向與縱向的類比,以及來自于社會工作專業本身的發展所帶來的啟示。
注釋:
①除政府/公立單位(可以是全民健康服務經營的,也可以是地方政府社會服務局經營的單位)、志愿性組織(非營利的獨立單位)、私立組織(非政府控制下的單位,也可以是非營利性質的)、商業單位、傳統的家庭照料所能提供的服務以外的第六個服務輸送管道。
②運用管理的理念、技術及商業組織的運作方式,以經濟理性化為基礎,提倡私立組織以市場化為導向的服務提供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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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老年需求社區居家養老服務
老年需求:社區養老助老服務的取向、問題與對策研究
作者:王輔賢
文章來源:中國社會工作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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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經濟的發展,人們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人口死亡率下降,平均壽命延長,老年人口數量在增加。目前,全世界60歲以上老年人口已近6億,預計到2050年將增加到20億。有關預測表明,1950年-2025年跨世紀的75年中,世界老年人口以年均2.4%的速度遞增。而我國從1990年以后以年均3%的速度遞增。至1999年10月,我國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已占總人口的10%,中國已進入老年型社會是不爭的事實。我國目前的老年人口近1.3億,占世界老年人口總量的20%以上。預計到2050年,我國老年人口將達到2.8億,占總人口的18.64%。因此,我國人口的老齡化具有速度快、絕對數量大以及是在經濟不太發達的條件下進入老年型社會的等鮮明的特點。老年人口已經成為一個有其特殊需求的龐大群體。老年人有哪些特殊需求?根據我國的國情,怎樣開展社區養老助老服務來滿足老年人的需求?這是本文研究的中心所在。
一、老年人的需求分析
總的來說,老年人的需求具有多樣性,既有生理性的,又有社會性的;既有物質的,又有精神的。美國著名的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把人的各種需求歸納為五個層次,這就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尊重需求、歸屬與愛的需求和自我實現的需求。老年人也有這五個層次的需求,根據老年心理的特殊性,對其需求應作具體的分析。
第一,生理需求。這是一切需求中最基本、最優先的一種需要。它包括人對食物、水、空氣、衣服、排泄及性的需要等,如果這一類需要不能得到滿足,人類將無法生存下去。老年人也有這些基本的需要,以滿足其生存,但老年人的生理需要有其特殊之處。在食物方面,老年人更注重保健,對飲水和空氣環境的需求也更講求潔凈、新鮮、衛生;在服裝方面,老年人需求與自己年齡相符的服飾,講求寬松、輕便、保暖、透氣和適用;由于其身體機能的衰退,老年人更需要方便、舒適、無障礙的衛生間;老年人對性的需求雖已不象中青年那樣強烈,但依然是一種本能的需求。
第二,安全需求。在人們的生理需要相對滿足后,就會產生保護自己的肉體和精神,使之不受威脅、免于傷害、保證安全的欲求。如防御生理損傷、疾病,預防外來的襲擊、掠奪、盜竊,避免戰亂、失業的危害,以及在喪失勞動力之后希望得到依靠,等等。老年人的安全需要較之其他人群更為迫切,尤為集中在醫、住和行這樣三個方面。在醫療康復保健方面,老年人希望老有所醫、老有所樂、健康長壽。一旦生病,希望能及時得到治療,能就近看病和看好病;還希望生病期間身邊有人護理和照顧;另外就是希望有人指導他們加強平時的健康保健,使其不生病或少生病。老年人的居室要求稍寬敞一些,以便于行走和活動,室內要求通風、干燥、透光;內部設施要便于老年人使用和行動,比如衛生間要有扶手和坐便器之類,樓道要安裝欄桿和扶手,以防其摔倒;居住樓層不宜太高,以便于老年人進出和下樓活動。老年人出行的安全尤其重要,一般需要有人伴護,以防途中摔倒或犯病,公共場所和交通工具也需設老人專座或老人通道,保障老年人出行的安全。
第三,歸屬與愛的需求。一個人在社會生活中,他總希望在友誼、情愛、關心等各方面與他人交流,希望得到他人或社會群體的接納和重視。如交結朋友、互通情感,追求愛情、親情,參加各種社會團體及其活動,等等。老年人的這些需求也是強烈的。首先,他們需要家庭的溫暖,子女的孝順,享受天倫之樂;其次,老年人也需要參與社會活動,渴望與鄰里、親朋好友的接觸和交流,害怕孤寂;還有,老年人也有愛情需求,特別是一些喪偶老人,希望能有一個伴侶與之相濡以沫,共度晚年。
第四,尊重需求。一個人在社會上總希望自己有穩定、牢固、強于他人的社會地位,需要自尊和得到他人的尊重。老年人特別愛面子,自尊心強,特別需要別人對他的尊重,對于他人對自己的態度尤為敏感。這種尊重需求往往也會延伸為老年人注重自己在知識和修養方面的提高,對自身形體、衣著裝扮的關注等等。
第五,自我實現的需求。人們希望實現自己的理想和抱負,充分發揮個人的聰明才智和潛在能力,取得一定的成就,對社會有較大的貢獻。老人年也希望為社會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充分發揮自己的潛能和余熱,實現自身的價值或未完成的心愿,也從中體驗到成功的喜憂和滿足感。
面對滾滾而至的銀發浪潮,根據對老年需求的分析,我們不僅要提供解決供養、醫療等問題的經濟保障,更需要提供大量的日常生活照料和幫助。在這種情況下,借鑒世界上一些福利型國家和地區的經驗,結合我國的國情,開展和加強社區養老助老服務,滿足老年群體的多方面需求,已經成為當務之急。
《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中明確規定,“發展社區服務,逐步建立適應老年人需要的生活服務、文化體育活動、疾病護理與康復等服務設施和網點”。這不僅從根本上明確了我國老年人權益保障的主要問題,而且也為開展和加強我國社區養老助老服務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依據。
二、社區養老助老服務的主要取向
社區養老助老服務,內容涉及方方面面,而且這方面的理論研究、制度建設、社會實踐也得經歷初創、發展并逐步完善的過程。開展社區養老助老服務,首先應立足現實,在充分考慮愿望與效果統一的前提下進行。既不能盲目超前搞理想化的大而全模式,又不能以困難多等為由畏手畏腳。必須堅持量力而行的原則,不搞形式主義,而又實實在在地為老年朋友解決實際需求。從當前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來看,我國社區養老助老服務的重點取向是如下幾個方面:
(一)舉辦社區養老院、敬老院、托老所、老人公寓、老人新村等社會福利機構。這是滿足社區內老年人生理和安全需求的一個重要方面,也是養老助老服務的重要內容。在這些福利機構內部,可以根據老年人對居住條件的不同需求,設計不同層次的住房和生活設施;老年人也可以根據自己的經濟狀況和家人的不同需求,或進養老院或住老年新村,或當寓翁或做托老。
(二)設立社區老年購物中心和服務中心。使老年人根據自己的特點和需要,能夠方便地買到合適的食品、衣物及各種日用品,保證老年人的晚年生活需求。
(三)開設老人餐桌、老人食堂、家政服務中心。許多老年人特別是單身老人和體弱多病的老人,不愿為買菜做飯、料理家務、打掃衛生花費很多時間,希望能有適合老年特點的食堂、餐館;能在家政服務中心請到家政服務人員幫自己料理日常的清潔衛生和日常生活。
(四)建立社區老年醫療保健機構。為方便老年人就診和康復保健的需要,應本著小病不出社區,健康保健日常化的原則,在社區內開設老年門診、家庭病床、保健中心或興建老人醫院、老年康復保健站等,以減輕老年人在病中擠車、排隊、耽誤治療和日常健康保健無人指導的壓力,有利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
(五)建立社區老年活動中心。老人們在經濟有了保障的同時,更渴望豐富的文化娛樂活動,以增進生活的情趣,擴大社交的范圍,使精神生活得到充實。因此,可根據實際情況,建立形式多樣的老年文化娛樂中心,讓他們在這里看電視、聽音樂、打撲克、下象棋、讀書看報、吹拉彈唱,開展多種文化娛樂活動以豐富他們的生活,增加他們的樂趣,使他們的晚年生活幸福快樂。同時,還可以建立老年體育活動中心,開展各種適宜老年人的體育活動,通過體育鍛煉,促進他們的身體健康,有助于老年人延年益壽。這些文娛體育活動,也將增加老年人的社會聯系,擴大社交范圍,陶冶思想情操,滿足老年人歸宿與愛的需要。
(六)設立老年婚介所。伴隨社會家庭小型化趨勢,鰥寡老人日益增多,老年人求偶需求也會增加。設立社區老年婚姻介紹所,幫助鰥寡、孤獨、離異的老人求得生活伴侶,互相照顧、互相關心、安度晚年,也應是社區養老助老服務不可缺少的內容。
(七)開辦社區老年學校。可以利用廣播、電視、網絡、函授等多種方式,也可采取集中授課的方式開辦老年書畫班、音樂班、舞蹈班、電腦班等,以滿足老年人求知、自尊的需求。
(八)設立老年人才市場。老年群體是一個蘊含著極大開發價值的人才資源群體,尤其是離退休的老干部、老科技工作者,是國家的寶貴財富。設立社區老年人才市場,就是為了使老年人中的各類人才通過人才市場找到發揮余熱的場所,以自己的優勢再就業,繼續奉獻,參與社會發展,體現老年價值。這樣既為社會發展做出了新的貢獻,又滿足了老年人自我價值實現的需要。
(九)開展老人法律援助、庇護服務。老年人有許多問題需要得到法律的援助和支持,時有的家庭、財產、鄰里等關系也需要有咨詢、調解的地方。開展社區老人法律援助、咨詢、調解、庇護等服務活動,幫助老年人解決諸如喪偶、離異后的再婚問題;無子女及親人瞻養問題;老年人受虐待問題;家庭財產分割問題等等,維護和保障老年人權益,使其安度晚年。
針對老年人的諸多需求所作出的以上取向,設想未必面面俱到。隨著養老保險制度的改革,離退休人員由“單位人”變為“社會人”的步伐的加快,會產生許多新的需求,這將對社區養老助老服務與管理工作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
三、社區養老助老服務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我們為養老助老服務提出了上述取向,目前我國社區中的老人實際享受服務的現狀如何呢?有資料表明:托老所,18.9%的老人需要,僅有0.5%的老人得到服務;保健指導,36.8%的老人需要,僅有9.3%的老人得到服務;家庭病床,42.5%的老人需要,僅有14.8%的老人得到服務;定期體檢,57.8%的老人需要,僅有7.6%的老人得到服務;應急服務,45.1%的老人需要,僅有0.7%的老人得到服務。由此可見,社區養老助老服務與老年人的迫切需求相距太遠。歸納起來,主要存在如下問題:
(一)觀念認識不到位。面對我國人口老齡化的挑戰,我們的一些職能部門和社區管理與服務部門對開展和加強社區養老助老服務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認識不足,觀念落后。沒有把社區養老助老服務事業提高到反映一個社會文明進步水平和提高人民生活質量、保持社會穩定的高度來認識,服務意識差。
(二)政策法規不健全。前面曾經提到,我國是在經濟不太發達的條件下進入老齡型社會的。當前我國正處于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中,由于物質基礎比較薄弱,許多地方需要承擔“扶貧”與“養老助老”雙重任務,使傳統的養老方式和養老觀念,敬老助老的傳統美德受到一定的沖擊,老年人的合法權益在一些地方得不到保障;部分人道德水準較低,養老助老意識淡化,不盡瞻養義務,打罵、侮辱甚至虐待、遺棄、殘害老年人的現象時有發生;加之我國已有大量的獨生子女家庭的養老困難和健康上最脆弱的老年群體壓力,對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籍還不盡如人意。這些問題急需大力發展社區養老助老服務,用法律來調整有關社會關系,把一些道德規范上升為法律規范。
(三)基礎設施差,硬件設備和服務水平跟不上需要:
1、老年醫療保健匱乏,醫療費用高,有病不能醫、不敢醫。隨著醫療費用的逐年增加,而醫療保險又相對滯后,使許多退休職工看病成了一個大問題,迫切需要有一個老年人自己的醫療保健機構。
2、老年人購物困難,合適的商品不僅數量少,而且品種單一。雖然國家千方百計擴大內需,拉動消費,大小商場林立,商品門類繁多、檔次各異,但適合老年人的生活用品、服飾、食品等卻難以購買。這顯然是社區養老助老的一個薄弱環節。
3、老年文化體育設施缺乏,老年人沒有地方玩耍,精神沒有寄托。目前,適合青少年的文化娛樂體育設施及各種活動,內容豐富,精彩紛呈,而適合老年人的則較少,致使老年人生活枯燥乏味。
4、現有的養老設施使用率相當低。主要原因一方面是收費偏高,老年人難以承受;另一方面是現有養老機構的設施條件和管理服務水平難以令人滿意。
(四)專業工作人員缺乏,志愿者隊伍不足。人力資源是推動一個事業發展的基本因素。目前活躍在養老助老服務中的大部分是一些僅憑人道主義和經驗而工作的人,沒有接受過相關的專業教育或有關老年服務知識的培訓。這不僅影響了養老助老服務的質量,而且也制約了養老事業的發展。根據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經驗,社區養老助老服務工作除了專業工作人員之外,還應有相應的志愿者服務隊伍作為支撐,組成諸如“老年服務小組”、“送溫暖小組”、“孤老殘疾保護網絡”等志愿組織。他們所提供的救助和服務是無償的和非盈利性質的。但目前我國社區中的志愿者服務隊伍普遍不足,有的社區還根本沒有形成志愿者組織,也就談不上具有志愿者隊伍。沒有社區公眾的廣泛支持與參與,社區養老助老服務工作肯定是搞不好的。
四、開展和加強社區養老助老服務的對策與建議
社區養老助老服務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保障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它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和千家萬戶,是一項意義重大、影響深遠、惠及眾多老年人的社會系統工程。要使這一工程建設好,應充分發揮政府、社區組織和社區公眾的支持力量。綜觀國內外社區養老助老服務的實踐,無不充分考慮社區老年人口的特殊需求。結合老年學的有關理論,針對社區養老助老的取向、現狀和存在的問題,對發展和加強我國社區養老助老服務事業提出以下對策和建議:
(一)充分認識發展和加強社區養老助老服務工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社區養老助老服務是迎接人口老齡化挑戰,滿足老年人需要和促進老齡工作可持續發展的一項戰略措施。在發展過程中,要強化政府的主導作用,加強理論研究,加大宣傳力度和資金投入,制定優先優惠政策,鼓勵發展。同時,要規范管理,明確職責,努力提高服務水平和服務質量。
(二)社區養老助老服務必須走社會化的道路。
1、服務主體社會化。即服務機構、服務設施的社會化。
2、服務客體社會化。也就是服務對象既突出重點又要面向社會全體老年人,增大服務的受益面。
3、資金籌措社會化。改革資金來源的單一渠道,多渠道籌措資金,采取財政撥款、社會集資、有獎募捐、各方捐助、街道和居委會出資等方式解決社區養老助老服務資金問題。
4、服務隊伍社會化。建立一支由專職人員、兼職人員和志愿者組成的服務隊伍。以專職人員為主體,兼職人員為輔助,青年志愿者為基礎,形成龐大的服務隊伍;充分動員社區公眾和年輕型的老年人參與自愿助老服務;增強老年人的自助能力和代際間的互助意識。
5、服務管理社會化。社區養老助老服務是一個廣泛而復雜的社會工作過程,僅靠民政部門一家是難以運籌的,它要解決場地、占道、治安、衛生、辦照、免稅等諸多具體問題,需要各部門的支持與參與。
(三)社區養老助老服務必須走產業化的道路。社區養老助老服務不能等同于慈善事業,而是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保障體系內不可缺少的一項重要內容。必須在政府的扶持下納入社會發展的總體規劃積極發展,走產業化道路,逐步形成自我服務、自我管理、自我積累和自我發展的動力機制。
(四)社區養老助老服務必須走專業化的道路。社區養老助老服務是一項長期的具有豐富內涵的工作,要把它作為一個專業來研究和發展;要從專業院校(如社會工作職業院校)選用相應專業(如社區服務與管理、養老服務、社區康復技術、家政與社區服務等)的大中專畢業生,充實社區養老助老服務專業工作人員隊伍;還應分批選送在職工作人員到有關高校或培訓機構學習老年服務知識和技能;國家有關職能部門要制定老年服務職業資格標準,實行勞動準入制度,提高專業工作者隊伍的質量和服務水平。通過以上專業化措施,為社區養老助老服務的發展提供最基本的人才保障。
(五)要以發展的觀點開展和加強社區養老助老服務。把幫助老年人實現“老有所養、老有所醫、老有所樂、老有所學、老有所為”的目標作為發展的方向,根據老年人的不同需要,全方位地提供不同層次的養老助老服務。當前,開展和加強社區養老助老服務,既有諸多有利條件,也有不少制約因素。各級老齡工作部門和老年服務機構必須以黨的十六大精神和“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為指針,深入學習和貫徹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老齡工作的決定》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面對現實,與時俱進,緊緊依靠各級黨組織和政府,充分調動全社會的力量,協調行動,從設施、管理、服務對象、資金籌措、從業隊伍等幾個方面入手,逐步形成多方參與興辦,運作機制完善,政策法規配套,管理規范有序,專業化程度高的社區養老助老服務體系。
第四篇:社會工作如何介入社區居家養老服務
社會工作如何介入社區居家養老服務
我國早在2000年就已進入老齡化社會行列,近年來更是呈現出老年人口龐大、未富先老、老齡化速度快的特點。《中國老齡化事業發展“十二五”規劃》指出,從2011年到2015年,全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數量將由1.78億增長到2.21億,比重將增加到16%,增幅高達7.2%。隨著人口老齡化進程的不斷加快,養老問題也日益凸顯。
為彌補家庭養老功能弱化、機構養老資源缺乏等不足,滿足老年人的生活需求,社區居家養老服務應運而生。《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總則第五條也明確規定,“國家建立和完善以居家為基礎、社區為依托、機構為支撐的社會養老服務體系”。居家養老是我國傳統的養老模式,具有濃厚的文化底蘊,也符合大部分老年人的生活意愿。社區居家養老服務更是整合各種養老資源、提升老年人生活質量的一種現代化養老服務模式,并深受歡迎。
目前,我國內地的社區居家養老服務方式以日托服務和上門服務為主。在服務開展過程中,還存在各種問題。從服務對象看,因宣傳不到位,老年人對社區居家養老服務模式認識不足,導致其自主參與度低下;從服務環節與服務內容看,服務前評估不完善,簡單的菜單式組合及資源短缺導致無法滿足服務對象不同層次的需求;從服務人員看,從業人員專業素質偏低,職業認同度低下,社會地位和待遇偏低,造成人員流動性大,專業人員缺乏;從社會氛圍看,社會及公眾認識不到位,難以鏈接、整合有效資源。
社會工作是一門專業的助人學科,老年社會工作是其中的一個重要領域。早在20世紀60年代初,英國的社會工作者便已投身到社區照顧當中。歷史和現實經驗均揭示:社會工作介入社區居家養老服務,能解決目前社區居家養老服務存在的一些問題,也將有效提升社區居家養老服務質量和水平。
現有的社會工作介入社區居家養老服務可分為四類:一是社會工作組織直接對開展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的機構或項目進行托管;二是由提供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的社會組織直接招聘專業社工參與服務;三是依托街道的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組織,由原先的社區工作人員經過培訓或學習取得助理社工師、社工師等相關資質,介入到社區居家養老服務中;四是兼職社工長期或短期參與社區居家養老項目和活動。
在提供社區居家養老服務時,社工往往會承擔不同的角色和職能。例如,在日托服務中,社工主要運用個案、小組工作方法,組織小組活動、興趣活動,為老年人處理心理問題,以及對日托所進行管理工作。在上門服務方面,社工多從事間接服務,如對助老員進行培訓,并調解、處理沖突與矛盾。但目前,社工對某地區社區居家養老服務體系的統籌、設計的職能尚未體現出來。
在我國,雖然社會工作介入社區居家養老服務已有十多年時間,但這種介入實踐并不廣泛。一方面,社區居家養老服務體系中沒有全面強調社會工作的介入;另一方面,由于項目性質、項目資金情況和社工經驗等條件限制,社會工作并未介入社區居家養老項目的整體運營。因此,將來應著重從以下三個方面開展工作。
第一,完善社會工作介入社區居家養老服務體系。目前我國社會工作介入社區居家養老服務主要停留在提供直接服務的層面,宏觀層面的介入尤其薄弱,無法體現出社會工作的政策建議和倡導功能。完善的社會工作介入社區居家養老服務體系包括微觀、中觀和宏觀三個層面。微觀層面即對需要照顧的老人及其家屬提供直接服務,注重對服務對象評估、服務方案制訂、資源協調和服務輸出等方面,以實現對老年人精神慰藉、生活照料和醫療康復的功能。同時,注重對老人家屬的關懷,以緩解其壓力、增強其技能、化解矛盾。中觀層面,即從組織層面來說,主要可分為組織管理與資源鏈接、志愿者管理、工作人員督導、自我評
估與矛盾解決四大部分,以達到對組織、對工作人員、對志愿者以及對外形象的管理和提升。宏觀層面,社工專業人才或組織通過深入有效的社區需求調研以及對已有服務的評估工作,對構建社區居家養老服務體系提出有針對性的政策建議,使社區居家養老服務更切合民眾需求、更專業。
第二,加強從業人員的教育培訓,提升服務質量。從業人員教育背景和工作經驗的層次差異,造成了他們之間服務能力的差距。即使是接受過社會工作專業系統教育的社工,也常因初入養老服務領域、缺乏實踐經驗而出現服務提供能力不足等問題。因此,在社區居家養老服務推廣過程中,應注意對服務人員的專業培訓,提升其工作技能,以保證為服務對象提供優質服務。
第三,增強社工的評估能力。目前,針對社區居家養老服務,很多地方尚未形成完善的評估體系。社工應加強對社區居家養老服務各方面知識的了解,增強自身各項技能,為承擔評估責任做準備。應逐步建立起社區居家養老專業服務的評估體系和評估指標,增強社工的評估能力,并提升以評促建的功能。
另外,部分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組織忽視了對在職工作者的督導和培訓,無法更好地提升服務技能和水平。因此,應加強社區居家養老服務領域專業高級督導的跟進。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組織的發展階段不同,對專業督導的需求也不同。在服務初期適當引進部分外部督導力量的同時,也應加強對本機構督導人員的培育,以便盡快提升社會工作介入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的整體服務質量。
第五篇:社區居家養老服務[模版]
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站工作制度
1、認真貫徹落實省、州、市相關制度,加強對居家養老工作的組織領導,不斷探索深化居家養老工作的新途徑。
2、建立工作機制,落實工作責任,強化目標管理,明確服務理念,推進居家養老工作深入開展。
3、加強對中心服務人員的管理,嚴格各項管理制度,落實獎懲措施,確保各項服務項目落到實處。
4、樹立為老服務意識,講究禮貌用語,滿足老年人的特殊需求,熱情周到地為轄區老年人提供服務。
5、認真聽取老年人意見建議,盡可能改進工作,促進服務水平的不斷提高。
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站服務制度
1、居家養老的服務對象是社區60歲以上的所有老年人,根據老年人的生活、身體狀況提供無償、有償服務。
2、發揮社區助老志愿者隊伍的作用,為偶爾需要服務的老年人提供志愿者服務。
3、利用居家養老信息員隊伍,提供老年人生活信息。主動上門與老年人取得聯系,為需要幫助的老年人服務。
4、服務站要組織開展以下服務項目:文化教育、健身娛樂、醫療保健、精神安撫、陪護陪伺、家政服務、飲食就餐、家電維修、法律服務、發揮余熱等。每個服務項目都設有服務網點,由專人負責,為老年人提供服務。
5、接待老年人時要熱情服務,急老年人所急,想老年人所想,要向老年人推薦質量好、信譽高的服務機構為老年人提供實惠的服務。老年人有需要的,社區應盡力提供服務,暫時無條件提供的服務,社區也要做好解釋工作,要讓老年人滿意而歸。
社區居家養老服務對象
1、孤寡貧困和空巢老年人;
2、長期患病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
3、傷殘老年人;
4、烈軍屬老年人;
5、高齡并生活不便的老年人(90歲以上);
6、居住在本轄區內,自愿出資申請居家養老服務的老年人和其他60歲以上需要照料的老年人。
社區居家養老服務方式
1、實行“五定”即定服務人員、定服務對象、定服務時間、定服務地點、定服務項目;
2、走訪家庭個別服務;
3、組織生活集體服務;
4、找代理結對服務;
5、電話信息網絡服務;
6、建立檔案跟蹤服務;
在傳統服務方式的基礎上,擴大服務范圍和種類,滿足老年人日益增長的不同需求,使養老服務目標得以實現。
社區居家養老服務項目
1、生活服務;照顧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幫助老年人買菜、做飯、洗澡、清理衛生等,為老年人購買生活用品或開展捐贈活動。
2、精神服務;對老年人進行心里保健教育,陪老年人聊天、讀書、散步、游覽或參加娛樂、體育等活動,豐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
3、健康服務;為老年人建立健康檔案,定期體檢,對生病老年人及時提供醫療救助服務。
4、走訪服務;在節日和老年人生日期間,到家中探望,陪老年人過節、過生日,使老年人享受親情。
5、日間照料;早晨接老人到日間照料室,組織開展文體活動,負責午餐、休息和安全,并在晚間送其回家。
6、法律服務;為老年人免費開展法律咨詢和法律援助。
7、其他服務;根據老年人的需求,組織開展各種人性化的居家養老服務。
服 務 公 約
禮 貌 待 客態 度 親 切 接 待 求 助主 動 熱 情 提 供 服 務快 速 準 確 解 答 問 題耐 心 細 致 接 受 意 見虛 心 誠 懇
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站組織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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