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克服錯誤認識實踐好“四種形態”

中央紀委在六次全會工作報告中明確要求，各級紀委要堅持紀在法前，把“讓咬耳扯袖、紅臉出汗成為常態，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成為大多數，對嚴重違紀的重處分、作出重大職務調整是少數，嚴重違紀涉嫌違法立案審查的是極極少數”這“四種形態”運用情況作為檢驗工作的標準，把監督執紀各項工作做深做細做實。準確把握和正確運用“四種形態”，既是對各級黨組織全面從嚴治黨的必然要求，也是紀檢機關開展監督執紀問責的基本遵循。

準確把握“四種形態”的內涵和要求

“四種形態”是一種全新的工作理念，科學回答了“用什么執紀、為什么監督”的重大理論問題和怎樣解決“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階下囚”的現實問題。各級黨委和紀檢機關在推進管黨治黨過程中，要全面準確把握“四種形態”的豐富內涵和根本要求，澄清和克服一些思想認識和行動上的誤區。

消除對把握“四種形態”的錯誤理解。正確理解和把握“四種形態”，要防止產生以下不良傾向。有的認為，把紀律挺在前面，反腐敗要出現拐點了，下一步正風反腐就會節奏放緩、力度減弱；有的擔憂，“嚴重違紀涉嫌違法立案審查的只能是極極少數”，是不是紀委從此以后不查大案了？有的判斷，監督執紀“四種形態”與查辦案件相比要更加容易了。這些都是對中央提出“四種形態”的誤解。實際上，黨中央堅定不移反對腐敗的決心沒有變，堅決遏制腐敗現象蔓延勢頭的目標沒有變。“四種形態”的本質是把紀律挺在前面，做到關口前移、層層設防，發現問題及時提醒，違反紀律及時處理，“有多少就處理多少”。對于黨員干部，要求不是放松了，而是更嚴了；標準不是降低了，而是更高了。對于推進正風反腐，任務不是減少了，而是增多了；力度不是減弱了，而是增強了。

消除“四種形態”與黨委無關的片面認識。總書記要求各級黨組織對有問題的干部，要提提領子、扯扯袖子，紅紅臉、出出汗；對問題嚴重的，就要打手板、敲警鐘，嚴肅處理。這些要求正是對各級黨委正確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把紀律挺在前面的生動體現。現實中，有的人卻認為，既然是監督執紀“四種形態”，就應該是紀委的主業主責，與黨委無關；甚至還有人為落實“四種形態”不力而受處分的黨委書記鳴不平，這些都是對“四種形態”的誤讀。在工作實踐中，把握運用“四種形態”，首先是各級黨委要在第一種形態上下功夫，把咬耳扯袖、紅臉出汗體現在日常，從一點一滴抓起，這才是真正的管黨治黨。其他三種形態的實現，盡管紀委是主要力量，也必須由各級黨組織特別是黨委來領導和組織實施，提供條件和保證。如果黨委主體責任扛不起來，“四種形態”只能是“空中樓閣”。

消除割裂“四種形態”關系的武斷做法。“四種形態”蘊含著整體與個體、必然與偶然、量變與質變的辯證關系，他們既環環相扣，又層層設防，是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現實中，運用好監督執紀“四種形態”，嚴明黨的紀律，可以有效防止黨員干部“帶病”往前走。這就好比醫生給病人看病，也得視病情輕重來對癥治療：頭疼腦熱、感冒咳嗽就開點常用藥；高燒不退、炎癥嚴重再使用抗生素；長了良性腫瘤、組織增生要做手術摘除??這就要求對“四種形態”綜合運用把握，決不能只強調某一種形態，忽略了其他形態的作用。但在實踐過程中，有的把“四種形態”當成“四個筐”，簡單地按照“四種形態”的數據比例下任務、分指標，生搬硬套，僵硬固化，對達不到比例要求的還問責追責；有的甚至搞“宏觀調控”，人為地增加或減少某種形態，刻意繪制看似漂亮的“四種形態”分布圖。運用“四種形態”，必須一切從實際出發，是哪一種違紀行為就采取相應的監督執紀措施，做到不枉不縱、不錯不漏，絕不能不顧事實人為地進行形態調整。

踐行好“四種形態”，把監督執紀問責做深做細

運用“四種形態”，必須把紀律挺在前面，抓住“關鍵少數”，把握好“四種形態”之間的辯證關系，按照不同的違紀情況采用不同的處置方式，把監督執紀工作做深做細做實。

實踐好“四種形態”必須把紀律挺在前面。黨紀嚴于國法，必須讓紀律成為管黨治黨的尺子、不可逾越的底線。只有堅持紀嚴于法、紀在法前，實現紀法分開，各級紀委才能真正做到執紀審查而不是“司法調查”，實現把紀律立起來、嚴起來，執行到位。在實踐中，要體現把紀律挺在前面、越往后執紀越嚴，絕不能因為問題小、程度輕或初次犯，就不聞不問、不查不糾。在審查對象上，要重點審查“三種人”，尤其是要突出一把手這個“關鍵的少數”。在審查內容上，要突出政治性，將違反“六項紀律”特別是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組織紀律、廉潔紀律和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問題作為審查重點。要改變以往“貪大求全”的執紀審查模式，在確保審查質量的前提下，快查快結、快進快出，騰出更多的時間和力量遏制腐敗增量。在尺度把握上，要嚴格對照“六項紀律”，以事實為根據，以條例為準繩，嚴肅、審慎作出黨紀政紀處分決定，堅決防止畸重畸輕。

實踐好“四種形態”關鍵是讓紅臉出汗成為常態。把握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最難的是第一種形態，關鍵也在用好第一種形態。只有把黨內政治生活嚴肅起來，在咬耳扯袖、紅臉出汗的常態中讓監督無處不在，才能防止黨員破紀進而破法，夯實全面從嚴治黨的基礎。用好第一種形態不能“空轉”，必須見諸行動，把嚴的要求、實的措施體現在時時處處事事。黨委要向各級黨組織層層傳導壓力，壓實主體責任，加強日常管理監督，并使其落到實處，結合正在開展的“兩學一做”學習教育，督促全體黨員強化黨章黨規黨紀意識，用好批評和自我批評武器，恢復黨內政治生活的本來面目。各級紀委要做好問題線索的收集研判處置工作，協助黨委做好教育提醒、誡勉談話等工作，抓好問題線索的談話函詢，把常態化的第一道防線筑牢夯實。運用第一種形態，做好談話函詢絕非易事，如何讓被談話人放下心理包袱，直面問題，又能讓其充分認識到這是組織的關愛，考驗著談話主體的能力以及對政策法規的把握，但更考驗著各級黨組織和領導干部的責任和擔當。

實踐好“四種形態”必須因癥施策。在把握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過程中，各地要準確認識常態、大多數、少數和極極少數的關系。四種形態各有側重又相互聯系，把前三種形態落實到位，守住了前三道防線，第四種形態自然會越來越少；用好了后兩種形態，持續保持高壓懲治態勢，才能更好發揮第一、二種形態的作用。面對依然嚴峻復雜的形勢和艱巨繁重的任務，必須從整體上把握運用“四種形態”，既要做好咬耳扯袖、紅臉出汗各項工作，也要堅持力度不減、尺度不松、節奏不變，堅決遏制腐敗蔓延勢頭，實現懲處極少數、教育大多數的政治和社會效果。要探索制定主動坦白黨員干部管理處置辦法，對愿意悔改、主動交代、徹底整改、重建忠誠的要給出路、給機會，拓寬減少腐敗存量途徑，促其從后一種形態向前一種形態轉化。如，對黨員干部問題性質輕微、又主動改過的，本來屬于輕處分的，可以放在紅紅臉、出出汗里面去解決。盡管這種轉化取決于當事人的態度、努力，但是紀檢機關也需要把握政策、主動作為，為實現這種轉化創造環境、提供條件，促使這種轉化實現。

第二篇：挺紀在前,實踐好“四種形態”

挺紀在前，實踐好“四種形態”

2016年01月11日

運用好?四種形態?既是一種工作要求，更是一種目標追求，體現了我們黨?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

?四種形態?與挺紀在前一脈相承，既能發揮紀律建設的治本之效，也能遏制腐敗蔓延勢頭。實踐好?四種形態?，紀檢機關必須改進方法措施，減存量、遏增量，實現正風反腐的標本兼治

?黨內關系要正常化，批評和自我批評要經常開展，讓咬耳扯袖、紅臉出汗成為常態；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要成為大多數；對嚴重違紀的重處分、作出重大職務調整應當是少數；而嚴重違紀涉嫌違法立案審查的只能是極極少數。?2015年9月，王岐山同志在福建調研時，提出監督執紀?四種形態?，為把紀律和規矩挺在前面提供了實現路徑。

一年來，各級紀檢機關跟上中央要求，以把紀律和規矩挺在前面作為深化?三轉?的方向，積極轉變理念，由?盯違法?轉向?盯違紀?，彰顯執紀特色；運用多種方式，讓紅臉出汗、咬耳扯袖成為常態，體現嚴管厚愛；改進方法措施，減存量、遏增量，實現標本兼治，讓?四種形態?落地生根，取得了明顯成效。

加強紀律建設是全面從嚴治黨的治本之策。黨的十八大以來，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始終貫穿著從嚴治黨、嚴明紀律的要求。在2015年初召開的十八屆中央紀委五次全會上，總書記強調，要加強紀律建設，把守紀律講規矩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2015年3月全國兩會期間，王岐山同志參加北京代表團審議時，提出了?把紀律挺在前面?的管黨治黨新理念，作出?紀律是管黨治黨的尺子，紀律建設就是治本之策?的重要論斷，也提出了后來反復強調的?動輒則咎??抓早抓小?等要求，紀律檢查工作由此進入一個新階段。

一年來，各級紀檢機關從學習黨章入手，認真履行黨章賦予的職責，以把紀律和規矩挺在前面作為深化?三轉?的方向，職責定位更加聚焦，執紀特色更加彰顯。

中央紀委主動作為，將挺紀在前落實到監督執紀問責中。比如，把查辦案件規范稱為紀律審查，把案件線索規范稱為反映領導干部問題線索，圍繞?六大紀律?和五類處置標準科學處置線索，堅持抓早抓小、快查快結，用紀律語言描述違紀行為，等等。

在中央紀委的示范帶動下，各地紀檢機關積極探索實踐挺紀在前。各地紀委開展了問題線索大起底，對多年沉積但

主動發現、挖掘問題線索，及時抓早抓小。各地不斷加大執紀監督力度，查處黨員干部違紀問題的數量大幅上升。比如，湖北省各級紀檢機關截至去年10月共處理5404人，其中黨紀政紀處分3595人，占處理總人數的66.5%，移送司法處理的人數占被查處總人數的3.9%。

觀念在實踐中轉變，認識在實踐中深化。?挺紀在前?給紀檢干部帶來的首先是?政績觀?的轉變。?我們原來愛以辦大案要案論英雄，找的是案件線索、算的是涉案數額、看的是貪腐程度，抓早抓小被視為‘小題大做’。?四川省德陽市委常委、市紀委書記馮發貴說，經過一年多的學習實踐，他們認識到，必須由?盯違法?轉向?盯違紀?，用紀律這把尺子衡量黨員干部的行為，既以零容忍態度懲治腐敗，也抓早抓小、動輒則咎，用紀律管住大多數。

觀念的轉變有力地推動實踐的深化。談話、函詢、?斷崖式降級?組織處理、黨紀輕處分和重處分……執紀監督的方式和手段越來越豐富。據統計，2015年上半年，貴州省各級紀檢機關共談話函詢181人，組織處理1002人，受處分人員中給予撤職以下處分的有2483人。2015年1至9月，云南省紀委通過約談、函詢、誡勉談話等方式處理情節輕微問題483件，組織處理233人，對反映失實的1074件予以澄清。

監督執紀?四種形態?，既是對長期以來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實踐經驗的深刻總結，又是對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紀檢工作所面臨形勢和任務的科學判斷；既是對黨內監督工作的理論創新，又是推動紀律審查工作轉型的方向指引；既是一種工作要求，更是一種目標追求，體現了我們黨?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

抓早抓小，通過?四種形態?體現嚴管厚愛

把紀律和規矩挺在前面，實踐好?四種形態?，就要在抓早抓小上狠下功夫，治病于初萌，防患于未然，讓紅臉出汗、咬耳扯袖成為常態。

抓早抓小，前提是早發現。一年來，各地紀檢機關圍繞提高主動發現問題能力，大膽探索嘗試。江蘇江陰結合基層黨風廉政建設實際，開展巡查?體檢?，自啟動以來已巡查32個單位，移送問題線索39條。四川資中及時捕捉涉及黨員干部的輿情信息，從中篩選有價值的問題線索。云南昆明推選出512位作風建設社會監督員，緊盯各種?四風?問題，僅去年上半年就發現問題線索1500余件次。

對不同違紀問題，各級紀檢機關綜合運用談話函詢、組織處理、紀律處分等方式，加快處置速度。其中，用談話的方式，使黨員干部紅臉出汗、咬耳扯袖，已成為各地紀檢機

輕微屬一般性違紀問題或不夠紀律處分的，反映問題籠統或因客觀條件限制難以查證核實的黨員干部實施精準約談，2015年1-10月，全市共約談黨員干部755人，227人主動報告自身存在的違紀問題224條。湖北孝感鼓勵談話對象敞開心扉，提升談話的警示教育效果，2015年1-10月共談話344人次。

?真的很感謝紀委找他談話，讓他知道了自己的錯誤，否則他可能就會在違紀路上走得更遠，甚至落入違法的深淵。?一位曾被約談干部的家屬事后說，?紀委再也不是那個只會抓貪官的紀委了，而是能讓干部懸崖勒馬、幡然醒悟的紀委。?的確，一次次談話，一次次函詢，既不留情面地抓住了問題，更教育、挽救了干部，是嚴管，更是厚愛。

改進方法，發揮?四種形態?的標本兼治之效 有人擔心，實踐?四種形態?是不是只抓小問題？也有人擔心，實踐?四種形態?會不會減緩反腐敗力度？

答案是否定的，僅舉一例便可說明——從去年11月2日至13日短短12天內，已有北京市委副書記呂錫文，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長艾寶俊等6名涉嫌嚴重違紀的中管干部被組織審查。這無疑告訴那些對?四種形態?認識有偏差，甚至還抱有幻想的人：實踐?四種形態?決不放過?極極少數?。

紀律建設的治本之效，也能遏制腐敗蔓延勢頭。實踐好?四種形態?，紀檢機關必須改進方法措施，減存量、遏增量，實現正風反腐的標本兼治。

線索處置是紀律審查的源頭和基礎。各級紀檢機關按照動態清理、分類規范、突出重點、處置得當的原則，對線索進行統一管理，按照?四種形態?嚴格處置問題線索，加大談話函詢處理力度，清理暫存線索。山西省紀委對問題線索處置進行改革，改革后，反映省管干部問題線索的初核類比例由過去的20%上升為38%，談話函詢類比例由過去的1.6%上升為23%，暫存類比例由過去的58.7%下降到19%。?這說明原先擱置的大量問題線索得到了有效處置，減少了存量。?省紀委相關部門負責人介紹說。

在紀律審查環節，各級紀檢機關將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組織紀律、廉潔紀律和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的問題作為審查重點，并改變審查方式，該談話函詢的就談話函詢，該紀律處分的就及時處分，該組織處理的就組織處理，使紀律輕處分成為常態，堅決把增量遏制住。湖北省2015年前10個月給予黨紀政紀輕處分的人員占處分總人數的80.1%，成都市截至2015年12月初共查處輕微違紀干部1503人，占處分總人數的70%。

?誰違反了紀律、破壞了規矩，就會隨時受到紀律的懲戒；何處發現不正之風和違紀問題，就會立刻查處，及時處理。?河南省委常委、省紀委書記尹晉華說，紀檢機關通過探索有效管用的方法措施，實踐好?四種形態?，就能最大限度減少腐敗存量、遏制腐敗增量，這也是對標本兼治方針的深化。（記者 白廣磊）

（中國紀檢監察雜志提供）

第三篇：四種形態,一個都不能少范文

“四種形態”，一個都不能少（深度關注·如何用好“四種形態”④）

本報記者 趙 兵

《 人民日報 》（2016年05月24日版）

“四種形態”提出，嚴重違紀涉嫌違法立案審查的只能是極極少數，這是不是意味著反腐敗高壓態勢減弱？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要成為大多數，是不是對違紀干部重罪輕罰、高舉輕放？抓早抓小，是不是代表紀檢監察工作輕松了？實際上，這些都是對“四種形態”的誤讀，“四種形態”著眼于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四個方面有機統一，相互關聯，實踐中必須全面把握，才能夠達到良好效果。

“抓小”意味“放大”？

“抓小”不能“放大”，反腐高壓不減

【案例】

2015年2月，廣東某市紀委收到群眾舉報市監察局副局長李榮（化名）公款吃喝、收受禮品等頂風違紀問題。在市紀委函詢核實問題時，李與相關人員均予以否認。該事件被網絡曝光后，李與相關人員再次串供，應對組織審查。同年8月，廣東省紀委查實李榮違規接受公務宴請、收受禮金禮品問題，并在組織函詢期間未如實向組織報告，串供隱瞞事實真相，情節嚴重。最終，省紀委決定對李榮予以立案檢查，對其采取撤銷黨內職務、行政撤職等處分。

對干部問題“抓小”，并不意味著“放大”。對重處分占“少數”、立案審查占“極極少數”的強調，并不意味著紀委不查大案，也不意味著將對干部出現的嚴重問題高舉輕放。從上述案件可以看出，如果運用函詢沒有達到良好效果，并存在嚴重違紀問題時，紀檢監察機關將毫不手軟使用更加嚴厲的紀律戒尺。

十八屆中央紀委六次全會指出，“力度不減、節奏不變，持續保持遏制腐敗的高壓態勢。”實際上，“四種形態”的實施，是關口前移，尤其是第一種形態，要讓咬耳扯袖、紅臉出汗成為常態，將干部出現的苗頭性、傾向性問題遏制在萌芽狀態，在法律“紅線”之上設置多道防線，旨在攔截黨員干部從違紀走向違法，避免“好同志”淪為“階下囚”，并不是數量和力度上放緩反腐節奏。

以廣東為例，數據表明，黨的十八大以來，受理與審結的案件數均連年攀升。2014年受理的案件數增長了82.2％，其中審理廳級干部人數比2013年增長165％；2015年受理案件數比2014年增長了162％，其中審結廳級干部人數比2014年增長167％。

“實踐監督執紀?四種形態?，不是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是以前不管的現在管了，以前放松的現在收緊了。”廣東省紀委副書記王衍詩說。

4月16日，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張越涉嫌嚴重違紀接受組織調查；4月18日，廣東省政府原黨組成員、副省長劉志庚嚴重違紀被開除黨籍；4月21日，中央臺灣工作辦公室原副主任、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原副主任龔清概嚴重違紀被開除黨籍；5月12日，外交部原黨委委員、部長助理兼禮賓司司長張昆生嚴重違紀被開除黨籍……一個多月以來，一個個“大老虎”被查處再次表明，反腐高壓態勢不減，強度不降，任何人違法亂紀都不要寄希望于僥幸逃脫或重罪輕罰。

批評教育可以代替硬處理？

不能割裂“四種形態”，需綜合把握運用、對癥下藥

【案例】

今年1月29日，中央紀委公布了2015年給予十名中管干部黨紀重處分并作出重大職務調整的情況，這些干部因嚴重違紀，有五人被開除黨籍，降為科員或副處級非領導職務；有四人受到留黨察看兩年處分，降為正處或副廳級非領導職務……2月5日，中央紀委又公布了四川省省委原副書記、省長魏宏和湖北省委原常委、組織部長賀家鐵因嚴重違紀受到撤銷黨內職務、行政撤職處分的決定，兩人分別被降為副廳級非領導職務和正廳級非領導職務。

“老虎”究竟是怎么長大的？為什么有的黨員干部要么是“好同志”，要么就是“階下囚”？

中央紀委案件審理室副主任熊驚峰在中紀委官網接受訪談時表示，從這些年日常的執紀審理工作中，常常發現不少“老虎”是一路腐敗、一路帶病提拔過來的。在干部監督上，相當一部分黨組織習慣于把防線只設置在反腐敗上；相當一部分紀委只重視查辦大案要案，把法律當尺子，把監督執紀退到法律的“紅線”。

通過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嚴明黨的紀律，可以有效防止黨員干部“帶病”往前走。這就好比醫生給病人看病，也得視病情輕重來對癥治療：頭疼腦熱、感冒咳嗽就開點常用藥；高燒不退、炎癥嚴重再使用抗生素；長了良性腫瘤、組織增生要做手術摘除……這就要求對“四種形態”綜合運用把握，決不能只強調某一種形態，忽略了其他形態的作用。

黨的十八大以來，隨著紀委“三轉”的改革深化，大多數紀檢干部過去以辦大案為英雄的理念逐漸得以轉變。吉林2015年對黨員干部身上的問題早發現、早處置，共談話函詢591人；江蘇防止小錯拖成大錯，今年以來共談話函詢省管干部163人；湖南加強對黨員干部的日常監督管理，今年1至3月共開展談話函詢 3 434人次，同比增長675％……抓早抓小、治病救人理念逐漸貫穿于各級紀檢機關監督執紀過程中。

在轉變片面抓大案的同時，也要防止片面偏向某一種形態。有的地方在監督執紀過程中，以批評教育軟處理代替紀律硬處理。比如，有地方黨委書記收到反映干部問題線索后，直接對干部進行談話提醒，根據談話效果及干部態度來判斷問題線索是否屬實，事后并不對線索及干部反饋進行核實，這就容易造成線索遺漏。此外，有的地方在利用函詢要求干部說明有關情況時，并不進行全面核查，有的采取抽查方式，有的甚至只是作為依據暫存起來。因此，既要重視運用好第一種形態，把問題消化在萌芽狀態，使嚴重違紀的干部越來越少，也要充分發揮后面三種形態的威懾和后盾作用，對嚴重違紀的腐敗行為堅持零容忍。

運用第一種形態最簡單？

警惕“容易論”，提高能力擔當

【案例】

今年2月23日，經過江西宜春市紀委初核之后，市紀委副書記對某縣政協副主席張朝（化名）就違規放貸、投資入股旅游地產問題進行誡勉談話。起初，張朝一直不敢直面問題，含糊其辭，認為交代自己存在的問題就是“自斷前程”。后來在市紀委副書記中肯的開導下，張朝慢慢意識到這樣的誡勉談話是“組織在幫助我、關心我，在咬我的耳朵，讓我出出汗，扯住我的袖子，要我及時收手”。最終，他放下心理包袱，直面問題。談話之后，市紀委就其他反映不屬實的問題在一定范圍內予以澄清正名，沒有影響張朝提拔進步。張朝感慨萬分：“若不是市紀委的同志幫助我及時收手，怕是我會依然僥幸下去，必定釀成大錯。”

運用把握好“四種形態”并非易事，尤其是第一種形態，如上述案例，如何讓被談話人放下心理包袱，直面問題，又能讓其充分認識到這是組織的關愛，考驗著談話主體的能力以及對政策法規的把握。

“談話函詢與執紀審查中的談話不一樣，后者往往已掌握大量違紀證據，需要攻破的僅僅是心理防線，而談話函詢掌握的往往只是一般性的問題線索。因此在談話處置問題線索時，就需要根據現場情況隨機應變、更加耐心做好對方的思想工作。”一位紀檢干部說道。

十八屆中央紀委六次全會指出：嚴管就是厚愛，治病為了救人。實踐“四種形態”，紀委的責任不是輕了，而是更重了，執紀的力度不是小了，而是更大了，要提高思想政治水準和把握政策能力，實現懲處極少數、教育大多數的政治效果和社會效果。

從運用“四種形態”的實踐來看，確實如全會所指出，責任、力度和難度都在上升。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意味著面向全體黨員、干部和黨組織，涉及更多監督內容，但凡黨規黨紀規范所涉及的事項都應納入“四種形態”，紀檢監察機關工作量大幅增加。

同時，對于問題線索，什么情況下運用第一種形態，什么情況下運用后面三種形態，都考驗著紀檢監察干部的責任和能力。有的地方已經進行制度性探索，如廣東清遠市正在制定《清遠市談話提醒制度實施細則》，列出39種談話提醒情形，給運用第一種形態提供明確依據。

因此，運用好“四種形態”要結合紀委“三轉”的不斷深化，在實踐中把握好政策，提高紀檢監察干部的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各級黨委也要切實擔負起全面 5 從嚴治黨的主體責任，尤其是運用好第一種形態不只是紀委的事，更是黨委的責任，只有如此，才能夠齊心合力，將全面從嚴治黨落到實處。

第四篇：四種形態學習體會

如何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的思考 監督執紀“四種形態”,即讓咬耳朵、扯袖子，紅紅臉、出出汗成為常態，黨紀輕處分、組織調整成為大多數，重處分、重大職務調整的是少數，而嚴重違紀涉嫌違法立案審查的只能是極極少數。這是對黨的十八大以來管黨治黨實踐經驗的深刻總結，既是當前紀律檢查機關開展監督執紀問責的基本遵循，也是對各級黨組織全面從嚴治黨的必然要求。在全面從嚴治黨的新形勢下，各級紀檢監察機關既要把紀律和規矩挺在前面，又要學會運用監督執紀的“四種形態”.這不僅是工作任務，更是工作方法。“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要成為大多數”如何理解 古代扁鵲見蔡桓公的故事眾所周知，蔡桓公諱疾忌醫，結果從“疾在腠理”、“疾在肌膚”,變成“疾在腸胃”、“疾在骨髓”,終不可治。同理，有人用“勤澆樹、正歪樹、治病樹、拔爛樹”來形容監督執紀的“四種形態”,“咬耳扯袖、紅臉出汗”好比“勤澆樹”;“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好比“正歪樹”;“重處分、重大職務調整”好比“治病樹”;“嚴重違紀涉嫌違法立案審查”好比“拔爛樹”.在整個“森林”生態中，病樹、爛樹畢竟是少數，執紀監督工作更多的是“勤澆樹”、“正歪樹”.相對于黨紀重處分和刑事責任追究，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尚是柔性措施，既是警示懲戒，更是教育挽救，讓游走在法紀邊緣的黨員干部懸崖勒馬。然而，“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要成為大多數”,也招致這樣一些疑惑和誤解： 疑惑一：這是不是意味著反腐敗節奏放緩了？ 抱有這種想法的人，往往將全面從嚴治黨等同于處理少數有嚴重問題的黨員干部。其實，全面從嚴治黨，全面就是全方位、全覆蓋，每一名黨員、每一個黨組織都在其中、不能例外。“禍患常積于忽微”,對有違反紀律和規矩的行為要“露頭就打”,避免黨員干部大錯不犯、小錯不斷，乃至重蹈蔡桓公的覆轍。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成為大多數有效體現了黨對干部的嚴格要求和關心愛護，反腐敗工作力度不減反增、節奏不緩更急。疑惑二：這會不會成為問題官員從輕發落的借口？ 有人認為，“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成為大多數”,會導致一些違紀人員“該處分的不處分，該重處分的給予輕處分”.其實，這樣的擔心大可不必。從新修訂《條例》和《準則》兩項黨內法規，可以看出全面從嚴治黨“全面，覆蓋到何種程度”“從嚴，嚴格到什么份上”.比如新修訂的《條例》以黨章為遵循、以問題為導向，增加了違反六大紀律行為的內容，在量紀的尺度上比原版更嚴，對黨員在守住“底線”的基礎上要求更高，將一些以前黨紀不追究的行為也都納入黨紀處分的范疇，觸犯刑律的即使免予刑事處罰也一律予以重處分。所以，對問題官員的追究絕對不會輕描淡寫、從輕發落。“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要成為大多數”如何落實 抓住兩個重點，轉變工作理念 切實“三轉”,落實“兩個責任”.黨委是黨風廉政建設責任主體，各級黨委不僅要落實好管黨治黨的主體責任，也要把監督作為分內之事；紀委要強化監督執紀問責，共同運用好監督執紀的“四種形態”.黨要管黨、從嚴治黨是黨組織的日常工作，批評教育、組織處理、紀律處分都是黨章規定的主體責任。紀律審查也必須在黨委的統一領導下進行。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很多涉及的都是“小節”問題，黨委要切實加強日常監管，發現問題及時出手，對違紀人員給予紀律處分、組織處理，并舉一反

三、整頓規范，警示教育大多數。紀委要切實“三轉”,實行“監督的再監督、檢查的再檢查”,通過監督責任履行推動主體責任落實，層層傳導壓力，強化責任追究，有責必問、問責必嚴，倒逼各級黨組織及其負責人做到守土有責、守土盡責。紀委在執紀監督中，對違紀人員可以黨紀立案，也可以提出并處或單處組織處理措施的建議，組織處理要與組織（人事）部門共同研究決定。紀在法前，找準“主戰場”.以前，有的紀檢機關重視查辦大案要案，一些人甚至認為領導干部只要不違法，違反紀律就是“小節”,從而忽視日常監督執紀，致使出現“不出事都是‘好同志’，一出事皆成‘階下囚’”的現象。其實，紀檢機關的陣地不應該擺在法律底線上，在紀、法之間有一個緩沖帶，這個緩沖帶才是今后執紀監督工作的“主戰場”.在這個“主戰場”,紀檢機關一是要抓早抓小，要及時發現苗頭性傾向性問題和輕微違紀問題，更多地運用黨紀輕處分和各種組織處理方式來處理；二是要紀法分開，突出查違紀問題，堅持快查快結，集中精力查清主要違紀問題后，把涉嫌違法犯罪的問題及時移送司法機關處理。落實相關制度，完善系列措施 運用好談話函詢制度，發現問題及時出手。談話函詢本身不是黨紀處分也不是組織處理的手段，而是問題線索處置的一種方式。作為對反映領導干部問題線索的五類處置標準之一，談話函詢環節對線索反映中帶有苗頭性、傾向性、一般性的問題及時處置，做到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中大部分是給予黨紀輕處分或組織處理。談話函詢，不但對被反映的干部是一種負責任的做法，也有利于紀委減少初查核實的工作量。運用好多種組織處理手段，明確相應懲戒措施。組織處理不能局限于狹義上的崗位、職務調整，而要充分運用批評教育、通報批評、提醒、函詢、誡勉等各種方式。黨紀政紀處分后，當事人會受到任職、考核、待遇等方面的懲戒，受組織處理的，相應的懲戒措施也要跟進。比如，2015年新出臺的《關于組織人事部門對領導干部進行提醒、函詢和誡勉的實施細則》，規定了受到誡勉的領導干部，取消當年考核、本任期考核評優和評選各類先進的資格，六個月內不得提拔或者重用。誡勉期滿后，對于沒有很好改正，還可以進一步給予調離崗位、引咎辭職、責令辭職、免職、降職等組織處理。《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責任追究辦法（試行）》對受到崗位、職務調整的，也規定了提任職務等限制。總體來說，組織處理的懲戒措施雖有所規定，但仍要不斷細化完善。比如可以擴大懲戒面，除了現有規定的誡勉、調離崗位、引咎辭職、責令辭職、免職等，對通報批評等也可以規定一定的懲戒措施。正確運用兩種手段，查處問題寬嚴相濟 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都是執紀監督的重要手段，兩者可以優勢互補。紀律審查工作中，要善于運用和正確運用組織處理的手段，提升紀律懲戒的綜合效果。案件調查過程中，借勢借力于組織處理措施。根據《中國共產黨案件檢查工作條例》、《關于在查處違犯黨紀案件中規范和加強組織處理工作的意見（試行）》等規定，被調查的黨員干部錯誤嚴重已不適宜擔任現任職務或妨礙調查的，可及時建議黨委或黨外組織停止其職務或免去其職務。特別是一些突發事件或違紀人員身份特殊的案件，調查取證需要時日，一時難以作出紀律處分的，及時采取停職、免職等組織手段，能夠排除調查干擾，回應社會關注，取得查處主動權。還有查辦窩案串案過程中，有必要區分主從關系、情節輕重作區別對待，組織處理手段可以成為政策攻心、分化瓦解的工具，從而加快查辦節奏、彰顯查辦效果。案件處理過程中，從嚴把握組織處理條件。必須根據被審查人的違紀事實、性質、情節和危害，依照黨內法規和國家法律法規的相應規定確定是否適用；防止和避免組織處理適用上的隨意性。特別是只作組織處理，不再給予黨紀處分的更要從嚴把握條件。要考慮三個方面：一是違紀人員只應受輕處分，即黨內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如果應受重處分，則不宜只給予組織處理；二是具有從輕、減輕情節，或者能認識錯誤、配合調查的；三是有利于經濟發展、社會和諧，能夠被公眾認可。（作者尹玲英系浙江省嵊州市監察局副局長）鏈接 何謂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 黨紀處分和組織處理都是執紀監督的重要手段。黨紀處分，是指各級黨委和紀檢機關，依照規定的權限、程序，對違紀對象作出的黨內警告、嚴重警告、撤銷黨內職務、留黨察看、開除黨籍這五種處分決定。其中的黨紀輕處分，是指黨內警告和嚴重警告兩種處分。組織處理，根據中紀委、中組部《關于在查處違犯黨紀案件中規范和加強組織處理工作的意見（試行）》（x紀發[2008]x號）規定，是指黨組織按照干部管理權限，對涉嫌違犯黨紀的黨員干部，進行必要的崗位、職務調整的組織措施。這個文件規定的組織處理的方式有三種：停職、調整、免職三種；在實際工作中，組織處理的方式顯然并不限于這三種，與崗位、職務調整有關的降職、責令辭職等措施顯然也屬組織處理方式，與崗位、職務調整無關的批評教育、通報批評、誡勉談話也應視為廣義上的組織處理方式。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的關系 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作為執紀監督的兩種不同手段，執行主體、執行條件和程序、懲戒方式都不盡相同。兩者各具優勢且可以優勢互補，但又不能相互代替。兩者優勢互補。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可以并處，以更好地達到對違紀人員教育懲戒的目的。給予違紀人員黨紀輕處分的，可同時建議黨委、政府采取免職、調離崗位等組織處理措施；組織處理也可以單處，以體現寬嚴相濟。如果違紀情節較輕，只應給予黨內輕處分，且有從輕、減輕等情節，僅采取組織處理方式也能達到懲戒目的，也可不再予以黨紀立案。不能相互代替。組織處理不能替代紀律處分，按照違紀性質和情節輕重，應追究黨紀責任的，即使已采取組織處理，仍應予以黨紀立案。比如黨員領導干部有賭博行為，情節不是特別嚴重的，已通過免職措施將其從領導崗位調整下來，不能認為對違紀人員來講免職比黨內警告或嚴重警告處分“嚴重”而不再給予黨紀處分。反之亦然，對明文規定要給予組織處理的，不能以已給予黨紀處分為由，而不再作組織處理。如何運用“四種形態”開展紀律審查 王岐山同志在福建調研時強調，“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方面，但絕不是全部，不能把全面從嚴治黨等同于反腐敗”、“要運用好監督執紀的‘四種形態’。黨內關系要正常化，批評和自我批評要經常開展，讓咬耳扯袖、紅臉出汗成為常態；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要成為大多數；對嚴重違紀的重處分、作出重大職務調整應當是少數；而嚴重違紀涉嫌違法立案審查的只能是極極少數”.可以說，圍繞“四種形態”監督執紀，把紀律和規矩挺在前面，是紀檢監察工作“三轉”的又一次深化，為監督執紀工作避免“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指明了方向。如何在紀律審查過程中貫徹落實執紀監督要運用“四種形態”的新要求，如何落實執行好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每一名紀檢監察工作者都應在工作思路和工作方式上進一步轉變，努力適應紀律審查新要求。重視紀律審查前的初查工作 新形勢、新要求下，紀律審查工作對線索的收集、梳理、分析、排查、初核更加全方位、精細化、專業化。紀律審查各環節工作都必須轉變。案件線索運用的做法需要轉變。“四種形態”的運用，體現紀律審查要更多立足抓早抓小，要求我們必須及時處置各類問題線索，縮短初核的時間、時限。同時，加強線索運用的意識還要繼續保持，因為這既是紀律審查人員的一項基本功，也有利于協調相關部門共同做好反腐敗工作。初查的范圍、重點需要調整。以往線索初查的重點是涉及受賄、貪污等與職務有關的重大違反廉潔紀律的違紀違法線索。隨著“四種形態”的提出，以及圍繞新修訂的兩項法規，就要求我們將違反六大紀律的線索問題處于同等重要位置，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要將違反政治紀律、組織紀律等線索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初查預案制作中的初查方向、涉案性質等內容都需要調整。初查的方式、手段需要調整。對于可能涉嫌違法的線索，主要還是移送給檢察、公安等偵查機關去實施初查。紀檢監察機關主要進行一些材料、資料、證據的書面審查，而不再單獨或以紀律為主地進行一些帶有秘密調查性質的初查。這就意味著，新時期的初查工作，一般性調查談話、取證將會大量使用，即使對于一些相對問題較復雜的當事人也會采取“走讀式”的談話。善于運用談話函詢取得突破 在貫徹執行新修訂的“兩項法規”和適應“四種形態”、把紀律和規矩挺在前面的要求下，紀律審查工作的調查談話，也面臨著重大的調整。對違紀當事人的詢問談話特別是重要口供突破方向上，受賄、貪污問題不應再作為紀律審查主攻目標，最多只是基礎，要全面搜集各種違紀的事實。特別是在已拿下重大違紀事實后，不能在數額大小上戀戰，更要騰出精力來重點攻取違犯其他組織紀律、廉潔紀律、工作紀律等問題。要善于運用函詢這一手段。函詢既是線索處置的方式之一，也是線索調查的重要手段。函詢是具有鮮明紀律審查特色的調查手段，妥善運用可以及時處置、了結一些信訪件，但對于被函詢人來說，函詢就像雙刃劍。這是因為，一方面使用函詢體現了組織對黨員干部的信任和尊重；另一方面，如果函詢對象不如實作出說明，將觸犯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六十七條第二款，構成新的違紀錯誤，同樣受到紀律處分。因此，紀檢監察機關在選擇函詢方式時，首先要立足于掌握一定的證據基礎之上。要更加依規依紀重視程序。重程序是講政治的具體表現，這就要求紀律審查人員既要重視成文的規定，也要重視不成文的規矩。這就要求在紀律審查程序環節上需要正確把握，更需要取得分管領導和上級紀委的支持和支撐，比如在調查處理問題線索過程中要特別強調請示報告，這既是紀律審查的工作程序，更是紀律審查人員的政治規矩。下級紀檢監察部門、具體辦案人員要在線索上報、初查立案等環節上必須嚴格執行及時向上級紀委和主管、分管領導報告、請示制度。做好紀律審查后半篇文章 運用好監督執紀“四種形態”,要求紀律審查工作更加注重政治、法紀、社會等綜合效果，更要經得起歷史、條規、輿論的檢驗，要認真做好每一次審查的后半篇文章。把“一案雙查”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開展紀律審查，不但要審查本案、原案，還要注意其背后是否有失職瀆職或其他需要承擔領導責任、“一崗雙責”的人，要樹立追責審查的意識。紀律審查的文書、文稿上有所變化。一方面，調查報告、立案報告等，特別是涉刑案件的文書，敘述違犯紀律事實部分要放在違法事實部分前面，更要有一定量的篇幅，以區別于司法機關的偵查終結和起訴書。另一方面，對外宣傳、發布的文稿上，除了對構成違紀、給予紀律處分的事實作敘述外，其他一些違反有關紀律、規矩規定的行為，如進行串供、對抗組織調查等行為雖不一定給予黨紀處分，但也可以作出敘述。在紀律審查的成果運用上也有所變化。對于典型案件的剖析，不但要從傳統的思想上、制度上進行剖析，更要從“兩個責任”、“一崗雙責”的落實和不守規矩等方面去剖析。

第五篇：四種形態學習體會

如何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的思考

監督執紀“四種形態”,即讓咬耳朵、扯袖子，紅紅臉、出出汗成為常態，黨紀輕處分、組織調整成為大多數，重處分、重大職務調整的是少數，而嚴重違紀涉嫌違法立案審查的只能是極極少數。這是對黨的十八大以來管黨治黨實踐經驗的深刻總結，既是當前紀律檢查機關開展監督執紀問責的基本遵循，也是對各級黨組織全面從嚴治黨的必然要求。在全面從嚴治黨的新形勢下，各級紀檢監察機關既要把紀律和規矩挺在前面，又要學會運用監督執紀的“四種形態”.這不僅是工作任務，更是工作方法。

“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要成為大多數”如何理解

古代扁鵲見蔡桓公的故事眾所周知，蔡桓公諱疾忌醫，結果從“疾在腠理”、“疾在肌膚”,變成“疾在腸胃”、“疾在骨髓”,終不可治。同理，有人用“勤澆樹、正歪樹、治病樹、拔爛樹”來形容監督執紀的“四種形態”,“咬耳扯袖、紅臉出汗”好比“勤澆樹”;“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好比“正歪樹”;“重處分、重大職務調整”好比“治病樹”;“嚴重違紀涉嫌違法立案審查”好比“拔爛樹”.在整個“森林”生態中，病樹、爛樹畢竟是少數，執紀監督工作更多的是“勤澆樹”、“正歪樹”.相對于黨紀重處分和刑事責任追究，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尚是柔性措施，既是警示懲戒，更是教育挽救，讓游走在法紀邊緣的黨員干部懸崖勒馬。

然而，“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要成為大多數”,也招致這樣一些疑惑和誤解：

疑惑一：這是不是意味著反腐敗節奏放緩了？

抱有這種想法的人，往往將全面從嚴治黨等同于處理少數有嚴重問題的黨員干部。其實，全面從嚴治黨，全面就是全方位、全覆蓋，每一名黨員、每一個黨組織都在其中、不能例外。“禍患常積于忽微”,對有違反紀律和規矩的行為要“露頭就打”,避免黨員干部大錯不犯、小錯不斷，乃至重蹈蔡桓公的覆轍。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成為大多數有效體現了黨對干部的嚴格要求和關心愛護，反腐敗工作力度不減反增、節奏不緩更急。

疑惑二：這會不會成為問題官員從輕發落的借口？

有人認為，“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成為大多數”,會導致一些違紀人員“該處分的不處分，該重處分的給予輕處分”.其實，這樣的擔心大可不必。從新修訂《條例》和《準則》兩項黨內法規，可以看出全面從嚴治黨“全面，覆蓋到何種程度”“從嚴，嚴格到什么份上”.比如新修訂的《條例》以黨章為遵循、以問題為導向，增加了違反六大紀律行為的內容，在量紀的尺度上比原版更嚴，對黨員在守住“底線”的基礎上要求更高，將一些以前黨紀不追究的行為也都納入黨紀處分的范疇，觸犯刑律的即使免予刑事處罰也一律予以重處分。所以，對問題官員的追究絕對不會輕描淡寫、從輕發落。

“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要成為大多數”如何落實

抓住兩個重點，轉變工作理念

切實“三轉”,落實“兩個責任”.黨委是黨風廉政建設責任主體，各級黨委不僅要落實好管黨治黨的主體責任，也要把監督作為分內之事；紀委要強化監督執紀問責，共同運用好監督執紀的“四種形態”.黨要管黨、從嚴治黨是黨組織的日常工作，批評教育、組織處理、紀律處分都是黨章規定的主體責任。紀律審查也必須在黨委的統一領導下進行。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很多涉及的都是“小節”問題，黨委要切實加強日常監管，發現問題及時出手，對違紀人員給予紀律處分、組織處理，并舉一反

三、整頓規范，警示教育大多數。紀委要切實“三轉”,實行“監督的再監督、檢查的再檢查”,通過監督責任履行推動主體責任落實，層層傳導壓力，強化責任追究，有責必問、問責必嚴，倒逼各級黨組織及其負責人做到守土有責、守土盡責。紀委在執紀監督中，對違紀人員可以黨紀立案，也可以提出并處或單處組織處理措施的建議，組織處理要與組織（人事）部門共同研究決定。

紀在法前，找準“主戰場”.以前，有的紀檢機關重視查辦大案要案，一些人甚至認為領導干部只要不違法，違反紀律就是“小節”,從而忽視日常監督執紀，致使出現“不出事都是‘好同志’，一出事皆成‘階下囚’”的現象。其實，紀檢機關的陣地不應該擺在法律底線上，在紀、法之間有一個緩沖帶，這個緩沖帶才是今后執紀監督工作的“主戰場”.在這個“主戰場”,紀檢機關一是要抓早抓小，要及時發現苗頭性傾向性問題和輕微違紀問題，更多地運用黨紀輕處分和各種組織處理方式來處理；二是要紀法分開，突出查違紀問題，堅持快查快結，集中精力查清主要違紀問題后，把涉嫌違法犯罪的問題及時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落實相關制度，完善系列措施

運用好談話函詢制度，發現問題及時出手。談話函詢本身不是黨紀處分也不是組織處理的手段，而是問題線索處置的一種方式。作為對反映領導干部問題線索的五類處置標準之一，談話函詢環節對線索反映中帶有苗頭性、傾向性、一般性的問題及時處置，做到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中大部分是給予黨紀輕處分或組織處理。談話函詢，不但對被反映的干部是一種負責任的做法，也有利于紀委減少初查核實的工作量。

運用好多種組織處理手段，明確相應懲戒措施。組織處理不能局限于狹義上的崗位、職務調整，而要充分運用批評教育、通報批評、提醒、函詢、誡勉等各種方式。黨紀政紀處分后，當事人會受到任職、考核、待遇等方面的懲戒，受組織處理的，相應的懲戒措施也要跟進。比如，2015年新出臺的《關于組織人事部門對領導干部進行提醒、函詢和誡勉的實施細則》，規定了受到誡勉的領導干部，取消當年考核、本任期考核評優和評選各類先進的資格，六個月內不得提拔或者重用。誡勉期滿后，對于沒有很好改正，還可以進一步給予調離崗位、引咎辭職、責令辭職、免職、降職等組織處理。《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責任追究辦法（試行）》對受到崗位、職務調整的，也規定了提任職務等限制。

總體來說，組織處理的懲戒措施雖有所規定，()但仍要不斷細化完善。比如可以擴大懲戒面，除了現有規定的誡勉、調離崗位、引咎辭職、責令辭職、免職等，對通報批評等也可以規定一定的懲戒措施。

正確運用兩種手段，查處問題寬嚴相濟

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都是執紀監督的重要手段，兩者可以優勢互補。紀律審查工作中，要善于運用和正確運用組織處理的手段，提升紀律懲戒的綜合效果。

案件調查過程中，借勢借力于組織處理措施。根據《中國共產黨案件檢查工作條例》、《關于在查處違犯黨紀案件中規范和加強組織處理工作的意見（試行）》等規定，被調查的黨員干部錯誤嚴重已不適宜擔任現任職務或妨礙調查的，可及時建議黨委或黨外組織停止其職務或免去其職務。特別是一些突發事件或違紀人員身份特殊的案件，調查取證需要時日，一時難以作出紀律處分的，及時采取停職、免職等組織手段，能夠排除調查干擾，回應社會關注，取得查處主動權。還有查辦窩案串案過程中，有必要區分主從關系、情節輕重作區別對待，組織處理手段可以成為政策攻心、分化瓦解的工具，從而加快查辦節奏、彰顯查辦效果。

案件處理過程中，從嚴把握組織處理條件。必須根據被審查人的違紀事實、性質、情節和危害，依照黨內法規和國家法律法規的相應規定確定是否適用；防止和避免組織處理適用上的隨意性。特別是只作組織處理，不再給予黨紀處分的更要從嚴把握條件。要考慮三個方面：一是違紀人員只應受輕處分，即黨內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如果應受重處分，則不宜只給予組織處理；二是具有從輕、減輕情節，或者能認識錯誤、配合調查的；三是有利于經濟發展、社會和諧，能夠被公眾認可。（作者尹玲英系浙江省嵊州市監察局副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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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

黨紀處分和組織處理都是執紀監督的重要手段。

黨紀處分，是指各級黨委和紀檢機關，依照規定的權限、程序，對違紀對象作出的黨內警告、嚴重警告、撤銷黨內職務、留黨察看、開除黨籍這五種處分決定。其中的黨紀輕處分，是指黨內警告和嚴重警告兩種處分。

組織處理，根據中紀委、中組部《關于在查處違犯黨紀案件中規范和加強組織處理工作的意見（試行）》（x紀發[2008]x號）規定，是指黨組織按照干部管理權限，對涉嫌違犯黨紀的黨員干部，進行必要的崗位、職務調整的組織措施。這個文件規定的組織處理的方式有三種：停職、調整、免職三種；在實際工作中，組織處理的方式顯然并不限于這三種，與崗位、職務調整有關的降職、責令辭職等措施顯然也屬組織處理方式，與崗位、職務調整無關的批評教育、通報批評、誡勉談話也應視為廣義上的組織處理方式。

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的關系

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作為執紀監督的兩種不同手段，執行主體、執行條件和程序、懲戒方式都不盡相同。兩者各具優勢且可以優勢互補，但又不能相互代替。

兩者優勢互補。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可以并處，以更好地達到對違紀人員教育懲戒的目的。給予違紀人員黨紀輕處分的，可同時建議黨委、政府采取免職、調離崗位等組織處理措施；組織處理也可以單處，以體現寬嚴相濟。如果違紀情節較輕，只應給予黨內輕處分，且有從輕、減輕等情節，僅采取組織處理方式也能達到懲戒目的，也可不再予以黨紀立案。

不能相互代替。組織處理不能替代紀律處分，按照違紀性質和情節輕重，應追究黨紀責任的，即使已采取組織處理，仍應予以黨紀立案。比如黨員領導干部有賭博行為，情節不是特別嚴重的，已通過免職措施將其從領導崗位調整下來，不能認為對違紀人員來講免職比黨內警告或嚴重警告處分“嚴重”而不再給予黨紀處分。反之亦然，對明文規定要給予組織處理的，不能以已給予黨紀處分為由，而不再作組織處理。

如何運用“四種形態”開展紀律審查

王岐山同志在福建調研時強調，“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方面，但絕不是全部，不能把全面從嚴治黨等同于反腐敗”、“要運用好監督執紀的‘四種形態’。黨內關系要正常化，批評和自我批評要經常開展，讓咬耳扯袖、紅臉出汗成為常態；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要成為大多數；對嚴重違紀的重處分、作出重大職務調整應當是少數；而嚴重違紀涉嫌違法立案審查的只能是極極少數”.可以說，圍繞“四種形態”監督執紀，把紀律和規矩挺在前面，是紀檢監察工作“三轉”的又一次深化，為監督執紀工作避免“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指明了方向。

如何在紀律審查過程中貫徹落實執紀監督要運用“四種形態”的新要求，如何落實執行好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每一名紀檢監察工作者都應在工作思路和工作方式上進一步轉變，努力適應紀律審查新要求。

重視紀律審查前的初查工作

新形勢、新要求下，紀律審查工作對線索的收集、梳理、分析、排查、初核更加全方位、精細化、專業化。紀律審查各環節工作都必須轉變。

案件線索運用的做法需要轉變。“四種形態”的運用，體現紀律審查要更多立足抓早抓小，要求我們必須及時處置各類問題線索，縮短初核的時間、時限。同時，加強線索運用的意識還要繼續保持，因為這既是紀律審查人員的一項基本功，也有利于協調相關部門共同做好反腐敗工作。

初查的范圍、重點需要調整。以往線索初查的重點是涉及受賄、貪污等與職務有關的重大違反廉潔紀律的違紀違法線索。隨著“四種形態”的提出，以及圍繞新修訂的兩項法規，就要求我們將違反六大紀律的線索問題處于同等重要位置，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要將違反政治紀律、組織紀律等線索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初查預案制作中的初查方向、涉案性質等內容都需要調整。

初查的方式、手段需要調整。對于可能涉嫌違法的線索，主要還是移送給檢察、公安等偵查機關去實施初查。紀檢監察機關主要進行一些材料、資料、證據的書面審查，而不再單獨或以紀律為主地進行一些帶有秘密調查性質的初查。這就意味著，新時期的初查工作，一般性調查談話、取證將會大量使用，即使對于一些相對問題較復雜的當事人也會采取“走讀式”的談話。

善于運用談話函詢取得突破

在貫徹執行新修訂的“兩項法規”和適應“四種形態”、把紀律和規矩挺在前面的要求下，紀律審查工作的調查談話，也面臨著重大的調整。

對違紀當事人的詢問談話特別是重要口供突破方向上，受賄、貪污問題不應再作為紀律審查主攻目標，最多只是基礎，要全面搜集各種違紀的事實。特別是在已拿下重大違紀事實后，不能在數額大小上戀戰，更要騰出精力來重點攻取違犯其他組織紀律、廉潔紀律、工作紀律等問題。

要善于運用函詢這一手段。函詢既是線索處置的方式之一，也是線索調查的重要手段。函詢是具有鮮明紀律審查特色的調查手段，妥善運用可以及時處置、了結一些信訪件，但對于被函詢人來說，函詢就像雙刃劍。這是因為，一方面使用函詢體現了組織對黨員干部的信任和尊重；另一方面，如果函詢對象不如實作出說明，將觸犯新修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