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談德治與法治的關系

淺談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在中國

社會主義社會的關系

江澤民同志在“十五”計劃實施的第一年年初，在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明確指出：“對一個國家的治理來說，法治與德治從來都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廢??我們應始終注意把法制建設與道德建設緊密結合起來，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這一重要論述，為我國社會經濟步入新的時期發展提出了極其重要的治國方略，對于我們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質，完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治國體系，意義十分深遠。

“以德治國”是江澤民同志在新世紀之初提出的一個重要命題，是對我國深入實踐“依法治國”方略作出的深層次的、全面性的思考中提出來的。“以德治國”是對“依法治國”這一根本方略的補充和完善。

“依法治國”是治理國家的根本方略。所謂法治是相對人治而言的，就是用法律制度來規范和管理國家事務的一種治國方略。它是先進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是真正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保障，體現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愿望和根本利益。不斷發展生產、改善生活是廣大人民群眾的愿望，而生產的發展是以穩定的社會環境為前提的。因為沒有穩定的環境，什么都搞不成，已取得的成果也會失掉。實行“依法治國”正是保證國家長治久安、經濟持續發展、人民生活不斷改善的一項重要舉措。“以德治國”講的是以社會主義道德治國。社會主義道德是無產階級道德與中華民族傳統美德有機結合的產物。所以“以德治國”既有五千年優秀傳統道德的土壤為積淀，又充分體現了時代特征，是時代發展與歷史繼承相統一的道德。“以德治國”并不是對“依法治國”的否定，而是在強調加強法治的前提下實行德治。社會主義法治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懲惡揚善，道德的本質是勸善，只有對違法犯罪以嚴厲打擊，才能不斷強化人們正確的道德價值判斷，提高人們揚善的自覺性。歷史證明，離開法治的所謂德治或者離開德治的所謂法治，結果都必然會使整個社會失范，甚至變成人治或專治。

同時要看到，德治是實行法治的根本保證。法與德均屬規范人們行為的社會上層建筑，兩者既有區別又有聯系。道德的實施不是憑借國家的強制力，而主要依靠社會輿論和傳統力量以及人們的自覺來維護；法律則通過國家的強制力來強迫人們遵守。無論從立法還是司法實踐中，都離不開社會主義道德的保證，再完備的法律都是靠人來執行的，特別是對執法者來說，如果道德水平低下，就會把法律作為謀私或滋生腐敗的工具和土壤。法治與德治的實行，首先要做到依法治吏，以德治官，從而推進整個社會法治與德治的實行。通過對違法犯罪行為的制裁和對合法行為的保護，既可以培養人們的守法意識，又可以提高人們的道德觀念。法律規范必須有道德作為基礎，同時道德狀況制約著立法的發展，道德水準的提高，會為法的制定創造條件，對法的實施起促進作用。法治與德治的結合，才是完備的治國方略。

還要看到，德治既是治國的手段，也是社會發展進步的目標。從個人的角度看，人的自我發展很重要的內容是人格的自我完善，而人格的完善主要依賴于道德水準的提高，一個道德水準低下的人是不會有健康人格的。同時，道德與法治比，它是人類社會一個永恒的概念，只要人類社會存在，就離不開道德的規范。而法治則是歷史的范疇，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它就會自然消亡。從這個角度上講，德治的意義更加廣范、更加深遠。

實現法治與德治的結合，需要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道德體系。這種道

其次，法治是實現德治的輔助手段。由于社會主義法體現社會主義道德精神，所以，法治包括法的創制、實施和法制教育等，都必然會提高人們的道德水平和道德覺悟。一部新法的制定，不僅要符合政治經濟的客觀規律，還要符合道德的要求，因而一部法律的制定、頒布就幫助人們建立和提高道德意識。從法律的實施上看，當有關國家機關特別是司法機關適用法律時候，特別是表彰獎勵守法好公民，作為人民學習的榜樣時，就能形成一種良好的社會風氣，從而較大地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直接促進了精神文明的發展。

（二）法治、德治的結合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統一的

首先，法治，德治作為上層建筑要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及與之相適應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之上，并隨之不斷豐富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法治和德治，要求構筑與之相適應的“法制家園”和“精神家園”，法治和德治內在統一性必須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為社會基礎，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為兩者的統一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和德治經濟，其實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與必然選擇。

其次，法治、德治的結合又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保駕護航。作為治理國家的方略，兩者都是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規范人們思想和行為的重要手段，它們相互補充，相互結合發揮作用。德治使人們認同“良法”而把外在法律規范內化為自覺行為的規范，這種自內而外的控制力彌補了法治的不足，督促人們自覺守法，法治才能貫徹控制，而對那些因“缺德”而不違法之舉則難以奏效，這種“缺德管涌”將造成極大的隱患，而只有法治才能對這些行為作出有效控制。因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必須將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互結合起來。

（三）法治、德治相輔相成是黨治理國家基本方略的完善和創新

法治、德治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市場經濟過程中，猶如鳥之兩翼，在社會控制上具有共同的作用。但在某一特定價值取向和調整領域中，具有各自獨立的功能，各有優劣，必須把二者結合起來。

改革開放以來，在法治建設方面，黨和國家加強了立法和執法工作。進一步完善了法律監督體系，大力發展了普法教育工作。“依法治國”已成為全社會共識，在德治方面，宣傳先進地區，樹立了典型榜樣，并利用這些典型引導人們去正確評價社會上的真善美，假丑惡，喚起人們的責任感，并把德治與法治并舉作為治國基本方略，這是黨領導人們治理國家基本方略的完善與創新，是對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豐富和發展。

只有法制、德治并舉，才能保障社會穩定，經濟繁榮和國家長治久安，才能為實現我國各民族現階段的共同發展和實現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奠定堅實的基礎。

二、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是我國治國方略的一次創新，體現著豐富的哲學思想。

（一）吸取古代儒法并用的思想精華，體現軟硬相佐的法國方略的辯證關系。

在我國歷史上，法治與德治，歷來是統治階級治理國家、調整社會關系和維持社會秩序的管理之道和根本方法。有的朝代以“法治”為主，有的注意“德治”。而儒家主張儒法并用，通過儒家的政治思想和倫理道德思想的教育手段，同國家的管理手段相結合起來，維護社會秩序，使社會生活、生產秩序產生了良好的一面。統治階級一方面要求人們個人“有道德”、家庭要“以德治家”、君臣要“為政以德”，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成為以德為本的管理體系；而另一方面，又制定出非常嚴密、非常系統的法律，把道德“定天下”的體系與法律“制天下”的體系緊密結合。從而推動了社會的發展，這種結合的重要性，孔子早就說過：“霸道的‘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即靠行政命令和刑罰來制約人民，老百姓只知道避免犯罪而不知道犯罪是恥辱的事，而用道德和禮教來引導人民老百姓不僅知道犯

從嚴打擊，就尤為重要；而在法制體系基本完備后，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方面不斷改革，各種條件逐漸成熟，進一步強化道德的感化和勸導作用，并與法治“融合”為新的治國方略，賦予社會主義道德以新的指導思想和“五愛”教育等新的內容，是完全可以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馬克思曾說：“兩個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爭以及融合成為一個新范疇，就是辯證法的實質。”在我國，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們的法制意識、道德意識和文化素質逐步提高，人本意識也不斷加強，對于市場經濟發展的轉型時期出現的一系列丑惡現象，黨和國家有關部門一方面加強正面宣傳和治理力度，從嚴打擊少數犯罪分子，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另一方面強化道德意識，倡導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和社會公德的巨大勸導力，感召力作用，不斷尋找二者相結合的最佳載體形式。如“致富思源，富而思進”的“兩思”教育、“五好家庭”的評定、英雄選進事跡報告等，正是不斷加加宣傳的結果。這不僅體現了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的治國方略，也體現了矛盾兩點論的辯證法原理，是抓重點、樹典型、促次要、保全面的表現形式。

(五)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辨證關系

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都是上層建筑組成部分，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關系，是維護社會秩序，規范、調整人們的思想和行為的重要手段。依法治國是一種治國方略或社會調控方式。它是保持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的基礎，也是維系社會進步、保障人民福祉、促進經濟繁榮的關鍵所在。以德治國是根植于中華民族幾千年的優良道德傳統，繼承和發揚了我黨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設的優秀成果，按照“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站在代表先進文化前進發展方向的高度，以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關鍵所在。

首先，依法治國要有完善的法律體系和公正的執法、司法態度。

1、依法治國須有法可依；

2、依法治國需要司法公正。

其次，以德治國要建立社會主義的“德治觀”。

1、社會主義的“德治”把道德建設和道德教育提高到治國方略的高度；

2、社會主義“德治”的根本目的，是要通過加強道德建設，把提高人的道德素質作為實現中華民族振興的一個重要環節；

3、社會主義的“德治”是以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最高道德準則。

再次，“法治”與“德治”相輔相成、相互促進。法治與德治，一個靠國家機器的強制和威嚴來起作用，一個靠人們內心信念和社會輿論來起作用，二者其目的都是要達到調節社會關系、維護社會穩定的作用，對于一個正常社會的健康運行，各自起著獨特、不可替代的作用。社會主義法制和社會主義道德都是建立在共同的經濟基礎之上，并為經濟基礎服務，都以權利和義務為調整內容，是維護社會秩序的重要機制和手段，存在著相互滲透、相互轉化、相輔相成的關系。

最后，發展社會主義，必須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緊密結合。

1、運用立法、執法、法制宣傳等手段，促進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結合；

2、發動群眾制定和執行各種道德守則、公約，法律對這種活動則給予一定支持；

3、從嚴治黨，使廣大黨員、特別是黨員領導干部成為遵守社會主義法律和實踐社會主義道德的表率，成為法治和德治相結合的有力推動者。

總之，堅持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基本方略，不僅包含著豐富的辯證法思想，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而且凝聚著重大的現實意義。我們要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堅持以“三個代表”為指導，始終注意把法制建設與道德建設緊密結合起來，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身體力行，不斷創新，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更大的貢獻。

第二篇：法治與德治的關系

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思想道德體系，把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這是法制的發展，也是時代的呼喚。法治和德治相互促進，相互補充。我們在加強法治建設的同時，要堅持不懈地加強德治，這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的過程中的必然要求。但在進行法治教育和德治教育時，客觀上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矛盾的地方，而兩者發生矛盾時，又以哪一個為準：

一、法治治外，德治治內，二者具有互補性。

法律與道德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為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服務的，由于兩者之間各有獨特的地位和功能，它們之間有著很強的互補性。依法治國是外在的，從外面的力量、從強制的角度來規范人的行為的話，以德治國就是從內心、從人的素質上要求來自覺地遵循這些規范，如果這兩個相輔相成精神文明建設會搞得更好。法律的實施依然需要道德的土壤，當整個社會迷信市場作用的時候，互助精神在法院的司法判決中無法體現。處于弱者的消費者面對一個又一個貌似公正卻完全不同的判決無所適從。我們不缺少市場的理念，也不缺乏對法律的關照，我們缺少道德的支撐。

按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法律是統治階級用以統治的一種工具，它必須同經濟政治道德等諸因素緊密聯系相互適應。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的思想，是在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實踐的基礎上，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規律性再認識。我國市場經濟下的法律和道德在實質上是一致的，有著共同的經濟、政治和思想基礎，法律的基本原則和內容體現了不同層次的道德要求，法律規范和道德規范都是對人們行為的約束力量和鼓勵力量，并且通過對人們行為的約束和鼓勵而具有指引人們應該怎樣行為的功能，實現它為一定的社會經濟基礎和一定的階級利益服務，對社會的發展起推動作用。遵紀守法成了社會生活的基本道德要求，法律具有崇高的道德價值。法治和德治是人類管理社會和階級社會實現階級統治的兩種重要手段，是兩種性質不同而又關系密切的社會現象。其中，法治是對道德中重要問題的調整，是對道德力量的強化，道德法律化把人類的理念鑄化為法律；德治既是對法治內化，把法律內化為人們的品質，同時也是對法治的重要補充，把法律之外的社會關系納入自己的管轄范圍。法律道德化和道德法律化在人類社會發展中是一個交互演進的過程。法律是傳播道德的有效手段，“法律肩負著維護社會共同道德的任務。”

「1」“法律的最終目標是使人們在道德上善良。為了求得眾人所能達到的最大的善良，世俗法律使自己適應各種道德信條所認可的各種生活方式，但它應該抗拒那些由于道德觀念的真正松弛和墮落的風尚而為人們所要求的變更。它應該始終保持走向有道德生活的總方向，并使共同的行為在第一個標準上面傾向于道德法則的充分實現。”

「2」 道德是法律評價標準和推動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補充，二者在某些情況下可以相互轉化。“道德和法律是不可分的，沒有道德的支持，法律就不成其為社會組成部門，而僅僅是寫在官方文件上的詞句，只顯得空洞且與社會無關。”

「3」兩者相輔相成、相互呼應，互相配合，實現對社會關系的調整。但是，法律本身屬于政治上層建筑范疇，是以國家意志和全民必須遵守的姿態出現的，它直接干預人們的行為，它只要求對人們的行為是否違法、是否構成犯罪以及違法或犯罪的程度，作出相應的評判；道德屬于思想范疇，而思想問題是不能靠國家權力的強制來解決的，它通過干預人們的思想和精神來實現干預人們的行為，道德規范的評判要求比法律要廣泛得多和高得多。這告訴我們，在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過程中，必須高度重視道德建設，把法治和德治緊密結合起來，相輔相成，相互促進。法律的充分實現必然會提高一般公民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道德水平，反過來，社會道德水平的提高又必然會促進法律的制定和實現。我們在創建社會主義文明法治環境中，必須把握法治與德治的互補性、兼容性和一致性。

二、法治和德治的差別

法治和德治雖然具有一致性，但兩者始終是兩種不同的治理國家和社會的方式，二者不能混淆。其區別可以從法律和道德的區別中看出，即二者產生的條件不同，表現形式不同實施方式不同，調整范圍不同。“法律與道德的區別非常明顯：法律由國家制定和實施，道德則通過人的內心信念、信仰及社會輿論來實現；法律具有確定的、強制性的制裁力，道德的懲罰方式則主要依據公共輿論、不贊成、嘲笑和摒棄于某一特定的社會團體之外。??法律與道德在客觀性及執行方面的區別表現在：法律著眼于行為，而道德著眼于意志和感情；法律規則的效力具有普遍性和絕對性，道德準則則因人、因環境而異。”

「4」 “法律規定一般來說總是避免涉及良心的問題，不過問其意圖如何，而只考慮其行為和態度；與此截然相反，道德所選定的范圍則是意圖。對法律來說，‘所有未禁止的都是允許的’。然而，反過來人們可以說在制裁方面，法律比道德更有強制性。違反一項道德規范可以招致指責，這是不可忽視的，因為指責，或者哪怕是嘲笑，都可能導致嚴重的后果，如造成精神失常，毀了前程，甚至引起自殺。但是，它畢竟不如公眾權力的行為，如刑事判決那樣在有關人員的身上打上烙印。” 「5」從《法律基礎教程》和《思想道德修養教程》看，德治強調為人民服務為核心，以集體主義為原則；而法治則是強調公民意識，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的利益，公民個人和組織的合法權益受到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侵犯遭受損失時，有權提起行政訴訟和要求國家賠償。德治要求人們多盡義務、多奉獻；法治則要求人權保障，公民在享有權利的同時，要履行法律規定的義務，權利和義務是一致的。德治要求發揚傳統美德和老一輩革命傳統，而法治要求遵循現行法律和法治與國際接軌。德治從治心的角度來規范人們的內心世界和行為，執行的標準有點空洞，不便于操作；而法治從治行為的角度來規范人們的行為，執行的標準就是法律，明確具體，便于操作。

法治與德治的關系在中國經歷了一個歷史的發展過程。早在西周時，“德”就是一個融道德、政治、信仰、策略為一體的綜合概念。“德”既是治理國家、取得民心的主要方法，也是司法行政的指導方針。周禮所確定的基本原則是“親親”、“尊尊”。“禮”和“刑”在適用上是“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漢代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德刑關系上實行德主刑輔，并把《春秋》作為決獄的依據。唐朝繼續并發展了漢魏晉的法律儒家化的潮流，其特點是“一準呼禮”。其指導思想是“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德禮和刑罰之間的關系是“本”和“用”的關系。明朝在德法的關系上采用“刑亂國用重典”的指導思想，但并不放棄德禮的教化作用。清朝在立法上貫徹了“詳譯明律，參與國制”的基本指導思想。基本延續了前朝的做法。在我國的封建社會，歷代封建王朝奉行“德主刑輔”、“出禮入刑”的思想。其結果是：道德訓誡具有了法律的威勢，甚至代替了法律，把道德義務和法律義務等同起來。

在現代社會，法治是主要的，德治是補充。強調以德治國和以德育人，法治與德治相結合，是對我們黨治國理淪與實踐經驗的科學總結和深化發展。是個人健康成長和國家繁榮穩定的客觀需要。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必然要求。是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迫切需要，是體現中國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的治國理念。是建立健全社會秩序和市場經濟秩序的重要手段。法律雖然嚴密，但也有它難以管轄的地方。因為違反法律的行為一般是違反最低層次的道德要求的行為，但不能由此認為一切違反道德的行為就是違反法律的行為。法律行為與道德行為，法律義務與道德義務之間是有嚴格界限的。法律規定人們的權利和義務，而道德一般強調的是義務。通過道德的義務推動法律的實施。以人作為主體而言，法律和道德都具有外界強制性。無論道德和法律，既調整人們的外部行為，也調整人們的內心活動。但法律側重于調整人們的外部活動，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是他律；道德側重于調整人們的內心活動，一般體現為社會輿論的譴責，是自律。法律是外部強制性的管束，道德是發自內心的自我約束和社會輿論的外力作用于內心活動。內外結合，方可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因為現實社會還存在一些不平等的現象，人們所處的社會地位、所接受的教育程度、所掌握的知識和技能，以及個人的遺傳天賦、聰明才智等等在事實上還是不平等的。只有在法治社會中堅持正確的道德導向，在政策制定中充分注意保護社會的弱勢群體，才能使社會穩定有序和文明進步。

法律的基礎是道德，法律的立意和歸宿是為了公正，公正也可看作是道德要求的范疇。法律實施的過程是個機械過程，它必須以道德作為基礎。而且，一個國家的法制是否健全，主要取決于道德規范被納入法律規則的數量。道德不具有國家強制性，而是基于個人的自主的創意和決心規范自己意志以及人們的相互高尚而建立的準則，它主要訴諸良心，明辨善惡，是居于人的內心自律。“法律不考慮潛在的動機如何而要求對現行規則與法規進行外部服從，而道德則求助于人的良心。道德規則要求人們根據高尚的意圖-首先是根據倫理責任感-而行為，它還要求人們為了善而去追求善。”

「6」法治的實現只有通過立法者、執法者、守法者將自身的道德修養、人格魅力體現在法治的活動中，使法律與道德的精神協調起來，使法律得到道德的內化力的支持，讓法律精神同道德精神一起成為全社會共同的價值觀念。只有這樣，法治建設才會成為可能。一般地說來，道德調整的社會關系領域要比法律廣泛。法律難以觸及人的心靈，解決不了人的思想問題，而德治的落腳點在于人心，在于人的思想自覺。法律解決不了信仰、價值觀問題，只有道德才能使人樹立正確的信仰、價值觀、人生觀，并以其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法律不可能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統統管起來，而必然留有一些領域由道德來管理。道德是指導和制約人們思想和行為的精神力量，道德的相對獨立性是道德的社會價值能夠發揮出來的前提。道德建設中堅持以立為本、重在建設的方針，依靠教育、引導、培養和熏陶，輔之以相應的社會管理制度和法規約束，努力倡導和培育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道德規范，大力倡導社會文明新風尚，逐漸形成和確立以思想道德教育為內容，以排解引導為橋梁，以陣地建設為依托，以強化管理為手段的新機制，使一些公共道德規范上升為法律規范，再轉化為人們的道德行為，改變人們的舊習慣，推動社會的不斷文明和進步。

三、社會需要法治和德治的統一。

“法治的理念來自西方，德治則來自中國傳統法文化，兩者的結合順應了尋根意識與全球意識相結合、民族性與時代性相結合的潮流。”

「7」在一定意義上，市場經濟就是法治經濟，這主要表明法律對經濟的影響和作用的密切關系。法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重要作用，搞市場經濟離不開法或法治。法律對市場經濟的運行起著引導、促進、保障和制約作用。法律確認經濟活動主體的法律地位，調整經濟活動中的各種關系，解決經濟活動中的各種糾紛和維護正常的經濟秩序。雖然法律對經濟和社會的保障和促進作用是巨大的，但我們也應認識到，法律是概括的，它為一般人的行為提供了一個標準和模式，而實際生活卻是具體和千變萬化的，因而法律的作用也有其局限性：法律并不是調整社會關系的唯一手段：“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

「8」法律的這些缺陷，彌補的手段就是道德。道德就是滲透于經濟、政治、行政、文化、教育、習慣、傳統和輿論的思想觀念和準則。制定得再好的法律，也需要合適的人正確地去執行和適用，如果一個法律工作者不具備思想道德水平，又如何能正確執行與道德緊密聯系的法律呢，也就很難想象法律會得到有效實施。另外，制定得再好的法律，也需要絕大多數社會成員的支持，如果社會成員缺乏守法的思想道德風尚，沒有他們對任何違法行為的道德上的抵制，法律也不可能得到有效地實施。再者，法律的不健全和存在漏洞，如果社會成員缺乏起碼的道德水平，就會做出不違法卻又有害于社會公德的行為，影響社會的健康有序的發展。最后要提及的是，官僚腐敗的滋生，一是法治觀念的淡薄和官本位思想的突出，認為法律是”專管老百姓“的，二是道德約束下降，心理防線潰堤。市場經濟需要道德和法律兩手抓，兩手都要硬。通過法律推動和影響道德的發展，通過道德推動法律的制定和實施，并彌補法律的不足。

在西方，治理社會一手靠的是法律，一手靠的是《圣經》，法律管行為，《圣經》管靈魂和內心。“法律與道德代表著不通的規范性命令，其控制范圍在部分上是重迭的。道德中有些領域是位于法律管轄范圍之外的，而法律中也有些部門幾乎是不受道德判斷影響的。但是，存在著一個具有實質性的法律規范制度，其目的是保證和加強對道德規范的遵守，而這些道德規則乃是一個社會的健全所必不可少的。”

在我國，治理社會靠的是綜合治理。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國改革由經濟改革向經濟、社會、政治以及倫理文化的綜合改革發展。對市場經濟的整體道德評價轉向對市場中的道德秩序與行為規范的關心和評價，因而法律和道德成了治理社會和經濟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僅要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法律規范體系，而且要建立與之相適應的道德規范體系。既要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依法治國，同時也要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以德治國，要把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結合起來。兩者相互依存，相互補充，相輔相成。

我國的市場經濟促進人們的自立、競爭、效率和開拓創新精神，但市場自身的弱點和消極方面也會反映到精神道德中來。市場經濟就是競爭經濟，其原則就是要求等價交換，即交換的商品應是貨真價實和雙方的互利互惠，同時又絕不允許搞權錢交易。我國目前社會面臨的狀況和帶來的問題首先是信用危機問題，其突出表現是：在宏觀方面，政府管理者一方以“三亂”來增加財政收入，甚至建立小金庫，亂發獎金；社會單位（包括企事業單位和社團）一方以各種偷逃稅方式來轉移和隱瞞利潤。在社會組織（特別是企業）之間利用“雙軌制”長期存在的條件，大規模地、非法地侵占和轉移權益，“三角債”是最突出的表現。在社會組織內部，管理人員利用國家“所有人缺位”以及改革賦予他們的“自主權”，為個人謀取利益；勞動者則利用抽象的“主人翁”地位普遍地消極怠工，追求分配利益的擴大化，而國家又使勞動者在缺乏社會保障的情況下下崗，其利益受到損害。這樣，一方面，信用問題幾乎遏制了社會經濟活動，另一方面，社會對信用危機一致譴責，建立信用危機已經成為全社會的普遍需要。

其次是單純謀利的動機和取向問題，表現為物質主義、拜金主義和享樂主義；再次是不擇手段問題，表現為把致富與商業賄賂、商業欺騙、商業投機、商業偷竊和掠奪性開發經營；又次是對經濟利益的態度問題，表現為欺行霸市、強買強賣、不對等交易和強制性簽合同等；還有就是“搭便車”或“無票乘車”問題。不少人仍抱有“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思想，使得國家權力被濫用，社會上貪污腐敗、徇私枉法現象屢禁不止，雖然采取多種措施，但各種職務犯罪行為仍然甚囂塵上。這些現象的嚴重性在于，社會組織和個人普遍“陷入”了不道德的經濟行為之網，對應當遵從的道德規則失去信任，將以不道德手段謀取利益作為普遍的行為準則。對此現象，用法律手段來解決，對一般的問題顯得蒼白無力。因而，隨著中國經濟進入全面的“系統整合”階段，而全面的市場整合需要全面的倫理道德建設為基礎，制度整合更需要以倫理道德觀念整合為必要條件，社會對規范的市場經濟倫理道德觀念的呼吁已經越來越強。

全社會要共同行動，齊抓共管，協調一致，發揮法律的權威作用，發揮道德的感化作用。各級人大要發揮權力機關的主導作用，積極行使憲法和法律賦予的各項權力，加強監督，特別是有立法權的人大及其常委會，要積極適應形勢要求，根據實際情況，抓緊制定建立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所必需的法律法規，為建立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執法機關要按照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要求，依法行政，從嚴治政，公正司法，嚴格執法，同時通過各種具體的執法活動，把基本道德觀念的要求融于各項具體政策中，融于社會的各項管理中，不斷推動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在全社會的形成和完善。大力整頓社會秩序和市場經濟秩序，創建社會主義文明的法治環境，進一步推動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

四、德治應與法治的協調

近年來，由于市場經濟的浪潮和西方文化的沖擊，以儒家倫理文化為主導的“自然道德”傳統已經崩潰，計劃經濟時代的道德體系也因為不能適應市場經濟運行要求而失去其社會約束力和整合力。儒家的以人性論為基礎的“德教為先”思想涵蓋從政治到日常生活的基本道德秩序的內容，是與儒家的“德治”思想及治國方略緊密相聯的，儒家的思想道德對中國歷史上的法律產生了重大影響，特別是“德主刑輔”、“明刑弼教”和“出禮入刑”的思想。其優點在于強調人是可以教化而且必須教化的，這種教化，包括家庭道德和社會公德，其缺點在于它的立足點在治民，即教化老百姓對封建統治者安分守己，順從封建專制和等級剝削制度。市場經濟條件下需要的道德同傳統社會是完全不同的。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德治”的根本目的不在于治民，而在于服務，在于通過道德和法律兩種手段調節社會利益關系，維護正常的社會秩序，從而實現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道德教育不是奴化和愚民的教育，而是“以科學的理論武裝人，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所有的人在不損害他人的條件下有權利追求自己生活的滿足；道德規范在權利義務平等的基礎上規定個人應盡的義務；在日常生活中，人們能夠生活在一種實用化和功利化的道德環境和法治環境中。

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在健全社會主義法律制度的同時形成社會主義市場道德。市場經濟和依法治國的內容要求我們要發揚和繼承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應該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構造具有時代特色的社會主義道德體系和框架，把當前我們已經提倡的加強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建設抓好。我們應使傳統美德和新型規范相互滲透，法制和德治相輔相成，把依法治國不斷完善，使以德治國深入人心。為改革發展營造一個人心思進的良好社會環境。

第三篇：淺析法治和德治的關系

淺析法治和德治的關系

——“法安天下，德潤人心”

法律和道德都是對人行為的約束，一個約束在制度，一個約束在人心。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內心的法律。

我國既有悠久的法制傳統，又有厚重的道德傳承。孟子日“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有法必依，執法必嚴，唯有“法”才能安天下。戰國策日“人無德不立，業無德不興，國無德不威“，以德育人，以德化人，唯有“德”才能潤人心。

在習近平法治思想中，人民是依法治國的主體，法律的權威源自人民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而道德就是人民認可和信仰的一部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本質上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在法治領域的具體體現，就是在形成完備的法律體系的同時，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法治和德治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依法制國，就是要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我國正在形成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其系統性、整體性和協同性，能夠使方方面面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同時，完善制度和監督，做到規范執法，依法履責、提升執法公信力、維護法律權威。再者，推動掃黑除惡常態化，營造安定和諧的社會環境。

以德治國，就是以道德教化、凝聚人心，通過社會和輿論對人們的行為進行引導和約束，所謂某明星的行為”違反了公序良俗“，就是違反了社會道德，而弘揚”美德義行“，推舉”道德楷模“，就是倡導人心向善，引導人民擁有祟高的品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也是一種德，它是國家的德、社會的德，它既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建設目標，又是對美好社會的生動表述，還是對公民基本道德的規范要求。通過宣傳倡導，將其轉化為人們的道德認同和行為習慣，使之內化于心、外化于行，它所體現的精神文明是國家走向強大的根本支撐。

“法安天下，德潤人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其鮮明特點就是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強調法治和德治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在法治層面，以德貫法，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貫穿立法、執法、司法全過程，把條件適宜的道德要求上升為法律規范，為法律政策的制定完善提供精神引領，引導全社會崇德向善；在道德層面，以法養德，運用法治手段解決道德領域突出問題，以嚴格執法、公正司法為道德建設保駕護航。

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相輔相成。法律的有效實施有賴于道德支持，道德的自覺踐行離不開法律約束。在法律一步步完善的過程中，總會有難以規范的領域，這時候道德可以發揮作用，近期的許多事件，人民日報常常第一時間發表評論，就是在道德上引導人民正確的輿論；道德無力約束的行為，法律可以踐行懲戒，因為法大于天，任何人無法凌駕于法律之上。只有建立在道德基石上的法治，才有深厚的正義和道德基礎，也只有堅強可靠的法治保障，才能強化道德的教化、引導功能。

總之，只有讓法治和德治協同，推進以德治為基礎的法治建設和以法治為保障的德治建設，法中有德，德中有法，才能使人人心中有法、行中見德，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實現民族復興中國夢。

第四篇：簡述德治與法治的關系

簡述德治與法治的關系

摘要

德治與法治都是社會主義治國方略，二者在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和國家治理上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對于一個國家的發展來說，這兩者是必須要密切結合起來的，這是時代發展的必然方向。德治與法治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也有自己的獨特內涵，必須要正確處理二者的關系，才能使二者在最大程度上發揮自己的功效。我們國家在加強法治的同時，也要堅持發展以德治國的方略，這是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系過程中的必然趨勢，但是這兩者的關系看似清晰卻也是相互矛盾，那么我們又如何處理這兩者之間的關系，這是當今社會存在的問題。

關鍵詞：德治

法治

國家

社會

關系

目錄

一德治與法治的時代內涵...................................3 1.1德治與法治的起源......................................3 1.2德治與法治的含義......................................4 1.3德治與法治的特征......................................4 二德治與法治的辯證關系...................................5 2.1德治與法治的外在區別..................................5 2.2德治與法治的內在區別..................................5 三德治與法治相結合的具體途徑.............................6 3.1德治與法治的基礎關系..................................6 3.2德治與法治的特征關系..................................6 3.3德治與法治相結合的重要性..............................7 參考文獻.................................................8

引

言

我國當今現狀并沒有以法治的方式去約束德治的行為，但是想要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國家，我們就必須要在存在國家法治的前提下，實現以德治國的方略。當然如果說要把德治納入法治范圍內，這也是不太切合實際的，畢竟德治很大程度上是和公民自身素質以及社會氛圍聯系在一起的。雖然現在我國相關律法已經相對于比較完善，但是德治卻是非常之有待于提高。很多人認為國家法治就可以約束一切了，但是事實卻不盡如此，法治的范圍畢竟是有限的，一些關于道德的東西卻并不能以法治的行為去強制約束，所以這時候就需要我們每一個公民去深入了解德治與法治，并從自身做起，付諸實際行動，為實現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斗，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奮斗。

一

德治與法治的時代內涵

1.1德治與法治的起源

在中國，德治思想要源于西周。范文瀾先生說，商是“尊神文化”，周是“尊禮文化”。而這個禮的實質存在，就是周朝的德治思想。西周之初，周公攝政，求賢若渴，廣招人才，并制禮作樂，建立典章制度，對于鞏固周天子的統治，保證社會秩序的穩定，促進經濟文化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為了論證周朝取代商朝的合法性，周公提出“天命靡常”和“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的觀點，以改造夏、商時代的“天命觀”，強調天意不能脫離人意，統治者的地位主要靠德行來維持，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天”及鬼神的作用，看到了人的力量。與此同時，強調德治的治國理念，提出“敬德保民”、“明德慎罰”、“以德配天”，激發了人們道德意識的覺醒。

法家思想起源于春秋時期，形成于戰國時期。法家是中國歷史上主張富國強兵，以法治國的重要學派，在法理學方面對于法律的起源、本質、作用以及法律同社會經濟、國家政權的關系等基本問題，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討，強調“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這是難能可貴的。孔子對法家的先驅人物管仲、子產都有高度評價，孔子創立的儒家思想與法家思想并非截然對立。生活在戰國晚期的荀子，溶禮法于一爐，提出“隆禮重法”的治國理念。他立足于儒家的“禮治”觀，在“禮”與“法”的關系上，繼承孔子的觀點，認為禮是高于法的。而對于法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認識，卻突破孔子，汲取法家的“法治”觀，主張“禮法并重”，從而把“禮”與“法”當作治國安邦的兩大根本手段。《唐律疏議》以“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兩句膾炙人口的言辭，將這一治理模式做了簡明的概括，使之成為歷代統治者維護和鞏固國家政權的基本國策。1.2德治與法治的含義

德治就是以德治國，指社會成員在本身思想覺悟和道德素質的影響約束下，實現以德治國的方略，是一種社會控制的一種主觀模式。德治強調的是以道德的引導和輿論的力量，還有一些鄉規民約等，這樣的一些約俗去發揮它的一種道德指引的作用。

法治就是依法治國，指依照當前相關法律法規制度，規范和約束人們的行為，實現依法治國，所以法治是社會控制的一種被動模式，是人們通過法律治理國家達到理想社會的一種實現。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要遵守法律，它是一種強制性制約機制。1.3德治與法治的特征

德治是人們關于人們關于善惡、榮辱、公私等觀念、原則和規范的總和。德治主要是通過人們內心的信念和思想活動動機的調整來影響人們的外部行為。德治著重的是人們內在的自律，強調的是人格塑造的重要性及必要性，德教是使人揚善棄惡的基本途徑。儒家的仁政思想最能體現這一人生境界的升華。道德是一種思想境界，是人類社會前進的“助推器”。當然從自我發展來看，主要就是人格的自我完善和思想境界的不斷升華。

法治是依據現有國家法律法規實現依法治國的方略。法治是需要強制實施的，是不可觸碰的底線。有了法，這就使得一些逾越、違背了這一底線的不法分子得以受到懲處甚至為其過失的行為付出更高的代價。鄧小平在1978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中提出并確立了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十六字方針“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為我國的社會主義法制建設開啟了嶄新征程。法治是維護社會穩定與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保障。

二

德治與法治的辯證關系

德治與法治雖同為治國方略，但二者卻又不盡相同、區別甚大。法治側重于“治法”，而德治卻是側重于 “治人”，所以就事實而言，“治人”應大于“法治”。法治是依律法而治，德治是依道德而約；律法只能約束外部行為，而道德卻是可以從內部約束人們的思想意識，道德行為，可以更加直觀的體現出來。所以自認為德治與法治應有外在區別與內在區別。2.1德治與法治的外在區別

德治主要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以集體主義為原則，以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為基本要求；以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族美德、個人品德的建設為落腳點。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與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相配套的社會主義思想體系，并使之成為全體人民普遍認同和自覺遵守的行為規范。德治是根據善惡、榮辱、公私、美丑等標準，通過社會輿論、內心信念、傳統習慣和教育力量等來影響和規范人們的行為。

法治是依照體現人民意志和社會發展規律的法律治理國家，而不是依照個人意志、主張治理國家；要求國家的政治、經濟運作、社會各方面的活動統統依照法律進行，而不受任何個人意志的干預、阻礙或破壞。法治按照合法與否的標準來強制規范人們的行為。

但是，在真正的法治建立起來之前，德治作為一種社會的調控的手段毫無疑問是必要的，其作用在于：有利于良法的建立和運行;有利于消解重刑主義的偏見;有利于提高官員的道德水準;有利于提高全民的道德素養。[1] 2.2德治與法治的內在區別

? 德治是一種軟約束；法治是一種硬約束。

? 德治強調思想道德的規范作用；法治則強調法律的懲治作用。

? 德治以說服力和勸導力來規范人的行為；法治以其強制力規范人的行為。對抑制、防止犯罪行為而言，德治重在治“本”，法治重在治“標”。以德治中的“德”這是一種主體內存的軟性的約束機制，以“揚善”為重要的目標，而依法治國的法，指的是強制性制約機制，它以“抑惡”為重要的指向，國家和社會的治理必須實現“揚善”與“抑惡”的有機統一。

三

德治與法治相結合的具體途徑

法律與道德，歷來是建立公序良俗、和諧穩定社會的兩個保障[2]。德治與法治都是社會上層建筑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規范人們行為的重要手段，但二者又有各自不同的特點和作用，它們相輔相成，不可或缺的并駕齊驅在社會主義的道路上。

3.1德治與法治的基礎關系

以德治國是依法治國的基礎，依法治國是以德治國的補充與重要保障。德治著力于通過提高人們內心覺悟和建設人的動機文明來端正人的文明行為；法治則著力于通過約束人的外部行為實現人的文明行為；德治通過不同的個體來營造社會的良好氛圍，法治則是通過建設群體文明震懾個體不法行為；德治側重于人的義務行為意識，而法治則是通過強制維護權力，強調人的權力意識；二者可謂是各司其職又相得益彰。3.2德治與法治的特征關系

“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依法治國，同時也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以德治國。對一個國家的治理來說，法治與德治，從來都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廢。法治屬于政治建設、屬于政治文明，德治屬于思想建設、屬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疇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們應始終注意把法制建設與道德建設緊密結合起來，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江澤民同志的這一重要論述，為我們正確處理法治與德治的關系提供了根本指針。[3]

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在總結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精神文明建設的經驗教訓基礎上，結合新的形勢需要，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對精神文明建設的重大意義、指導思想、奮斗目標、核心內容、主要手段等問題作了詳細的規定。1997年9月，江澤民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強調了道德建設的意義。他指出：提倡共產主義思想道德，同時把先進性要求和廣泛性要求結合起來，鼓勵一切有利于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思想道德。在現在這個社會，人情味變得越來越少，轟動一時的“小悅悅”事件更是對全民道德的考驗，我們要呼吁社會，在這個法制逐漸健全的時代，道德不能丟。在中共中央舉辦的中央領導同志法制講座上，聽完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王家富的《關于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理論和實踐問題》講座后，江澤民發表了重要講話。他對“依法治國”的內涵、基本要求、現實意義作了說明，號召各級領導干部加強法學和法律知識的學習，掌握和提高運用法律手段管理經濟和社會事務的本領，以自身的實際行動帶動廣大干部和群眾，在全社會形成學法、用法的良好風氣，為堅持依法治國打下堅實的思想基礎。“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是社會進步、社會文明的一個重要標志，是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必然要求。這兩個理念的提出以及對兩者互相關系的闡述，是中國共產黨人國家管理理論上的一個重大創舉，是對人類政治文明成果的吸收和創造。堅持以德治國和依法治國相結合的治國方略 ,是以江澤民為代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在總結古今中外一切治國經驗基礎上得出的科學結論。把以德治國與依法治國統一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 ,這是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規律性認識的升華。[4]

國家和社會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發揮作用。必須堅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中華傳統美德，培育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族美德、個人品德，即重視發揮法律的規范作用，又重視發揮道德的教化作用，以法治體現道德理念，強化法律對道德建設的促進作用，以道德滋養法治精神、強化道德對法治文件的支撐作用。這就可以看出我們黨也是非常重視德治與法治的，德治對依法治國具有重要的積極作用，德治是立法和執法的基礎。

依法治國對道德建設起到了保障和促進作用，統籌兼顧德治與法治順應了時代要求，發展實際，可以將法律的規范作用和教化功能充分發揮出來，切實做到剛柔并濟，提高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3.3德治與法治相結合的重要性

道德與法律作為上層建筑的組成部分，都是維護社會秩序、規范人們思想行為的重要手段，它們相互聯系、補充。德治以其說服力和勸導力提高社會成員的思想認識和道德覺悟。法治以其權威性和強制手段規范社會成員的行為。道德規范與法律規范應該緊密結合起來，統一發揮作用。德治是法治的基礎；法治是德治的補充與重要保障。德治與法治相輔相成，相互促進。在我國發展社會主義的道路上若要全面落實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必須堅持德治與法治相結合，二者缺一不可。

結

論

德治是法治的基礎，法治是德治的補充與重要保障，在我國社會主義飛速發展的今天，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不斷奮斗的今天，在社會建設當中我們要堅持兩手抓，一手抓德治，一手抓法治，要堅持德治與法治并行前進，相互配合，相輔相成，且二者缺一不可。從自身做起，遵守國家的法律法規，努力提升自我道德觀念，升華思想境界，奉德守法，嚴以律己，以自我行為影響他人，為早日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獻上自己的微薄之力。

參考文獻

[1] 周永坤：《尋求憲法原則下的德治》，《法學》，2002年第4期。[2]習近平：《之江新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

[3] 魏志明：《關于法治和德治的辯證思考》，《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03年第24卷第7期15頁。

[4] 賈應生：《論德治與法治的統一》，《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4期。

第五篇：德治與法治論文

德治與法治辯論賽觀后感

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長河中，法治和德治一直都是統治階級用來治理國家的主要方式，兩者相輔相成，共同起著調整社會秩序、維護社會和諧發展的作用。一般而言，法治是依靠一整套剛性的制度、規范來維系社會秩序的治國方式，它首先是建立一整套維護社會正常秩序的法律規范，并依靠國家機器來強制推行。德治則是統治者利用個人品德、社會教化的潛移默化，通過社會輿論、個人良知、傳統習俗等的約束來調節社會成員的行為，以維護整個社會的和諧有序。

昨天，我們10軟件班與10商英4班舉行了一場關于德治與法治的辯論賽。我方是支持以法治為主、德治為輔；在辯論賽中，雙方的論據充足，但是我們法治方因為欠缺辯論經驗，最終輸給了德治方。

其實，法治與德治從歷史中走來，中國古代豐富系統的法治與德治思想中有許多文化遺產和政治智慧值得我們吸收，西方在其發展的進程中運用法治與德治的治國經驗值得我們借鑒。但也由于時代的原因，馬克思主義以前的思想家總是從唯心史觀的角度來闡述法治與德治，只有馬克思主義從唯物史觀的角度科學地揭示了法治與德治的本質及其發展規律，總結了法治與德治相互聯系、相輔相成的辯證關系，形成了完整的、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法治與德治的基本理論，并將其直接運用到無產階級的解放事業中，指導社會主義的實踐。

馬克思第一次科學地揭示了階級的本質，指出了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是階級統治的工具，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關。統治階級建立國家的目的是為了建立一種“秩序”，一方面使其對被統治階級的壓迫合法化、固定化，另一方面剝奪被壓迫階級用來推翻統治階級的斗爭手段，鎮壓被壓迫階級的反抗。這種“秩序”必須通過一系列的制度及其設施來體現統治階級的利益和意志，法律和道德就是體現統治階級意志的兩種重要形式。思想是對社會認識的理性升華，道德是在一定認識的基礎上靠輿論影響的作用形成和維系的人們行為規范的總和。思想道德的形成在先，法律的制定在后，法律也是統治階級思想道德的表現，思想道德對法律有先導作用。社會主義思想道德產生于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定階段，資本主義發展到高級階段，形成了更加完整的科學理論體系，這就是馬克思主義。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無產階級革命取得了成功并建立了社會主義，隨之并產生了社會主義法律制度。隨著社會主義經濟政治的發展，社會主義思想道德不斷進步，社會主義法制也不斷完善。

馬克思主義法學以科學的唯物史觀為理論基礎，認為法是國家意志的體現，由社會的物質生活條件決定，由一定社會的經濟基礎決定并反過來為經濟基礎服務；法不是超階級的，它體現統治階級的意志，為統治階級的利益服務；法不是超歷史的，而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隨著私有制、階級和國家的出現而出現的。馬克思主義的法治觀代表了無產階級及其領導下的廣大人民利益，闡明了唯物史觀基本原理的同時也說明了法的本質及其產生和發展的規律，批判了資產階級的法治。馬克思主義法治觀的主要有觀點：法的關系歸根結蒂是經濟關系的反映；主張用無產階級的法律代替資產階級法律，使法律保障人民的自由并成為人民意志的自覺表現；無產階級應當在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基礎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要建立民主制國家。

馬克思主義從根本論述了道德的客觀物質基礎，恩格斯認為道德不是神的意志，不是人所固有的，也不是人的主觀意識所派生，道德產生于人們的社會生活中，由一定社會經濟關系所決定的一種特殊的社會意識，是唯物史觀的學說。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主義經濟關系對道德有決定作用，道德又有相對獨立性，對社會生活有重大能動作用。馬克思運用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初步奠定了無產階級道德觀的理論體系，認為道德是建立在一定社會的經濟基礎之上，具有階級性和歷史性。馬克思構建了無產階級的道德規范，認為無產階級道德與資產階級道德對立，資產階級道德以利己主義為特征，而無產階級道德以集體主義為原則，應把個人和集體的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只有在集體中才有個人的自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將他們的法治理論和德治理論直接運用于無產階級的革命斗爭，從而構成了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重要內容。

列寧在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也發展了馬克思的法治觀。他在領導革命斗爭中有力地揭露了沙俄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律制度，特別是與資產階級代議制民主相聯系的資產階級法治的本質及其虛偽性，并提出了社會主義法治學說，認為蘇維埃政權的法律應代表無產階級及其領導下的廣大勞動人民的意志，社會主義法律是實際經驗的總結，應嚴格遵守社會主義法律，堅決懲辦違法行為，要運用法律同官僚作斗爭等等。列寧堅持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俄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德治觀，認為道德建設必須服從和服務于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要樹立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世界觀，確立無產階級道德規范，在道德建設中要與群眾實踐相結合，同物質利益相結合，與法制建設相結合，灌輸與榜樣相結合，開展文化教育等等。

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三代領導核心，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偉大實踐中，賦予了馬克思主義法治觀和德治觀以中華民族的偉大智慧和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創造，使之具有鮮明的民族風格和中國特色。

早在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就對新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作了詳細的論述，提出了新的國體是各革命階級的聯合專政，政體的民主集中是具體構想。在新中國建立前夕，他提出了我們不但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還將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要求全黨必須用最大的努力去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隨后又明確指出國家工作人員需要學習和取得經驗。盡管毛澤東晚年在管理國家和建設社會主義等方面的實踐中出現了失誤，但他的上述思想，對我們今天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治國方略，仍具有指導意義。在德治方面毛澤東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德治觀，認為道德是人們經濟生活與其他社會生活需求的反映。還提出了道德評價的標準，即不同的階級有不同的道德觀和以德養廉思想，要樹立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道德追求。

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在治國方略的探索中，提出了建立、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的思想。鄧小平反復強調民主和法制密不可分，指出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法制是保障，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在帶領全黨進行社會主義改革和現代化建設的實踐中，積極推進法治而否定人治，極力反對那種把領導人說的話就叫法，不贊成領導人說的就叫違法。鄧小平的民主法制理論，是我黨治國方略認識的重大歷史成果。另外，鄧小平還豐富和完善了馬克思主義的德治觀，提出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社會主義的重要特征，確立了培養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新人的戰略任務，全面論述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利益原則、集體主義、無產階級功利主義，教育全黨發揚共產主義道德，優化社會風氣。

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繼承和發展了鄧小平民主法制理論。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從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繼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高度，第一次把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為我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鄭重地提了出來，指出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社會主義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依法治國思想的提出，標志著我黨對治理國家基本方略認識上一次歷史性的飛躍。黨的第三帶領導集體對馬克思主義的德治觀也做出了新的貢獻，把精神文明建設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認為社會主義思想道德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并提出了與依法治國方略相結合的以德治國方略。

對于一個國家的治理來說，法治與德治，從來都是相輔相成，互相促進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廢。將以德治國提升到與依法治國同等高度的地位，是對治理國家實踐經驗的高度概括，表明我們黨在社會主義治國思想上的進一步深化，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第一次，是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對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重大貢獻，也是對政治學、倫理學理論研究的重大貢獻。法治與德治的區別與聯系是什么？為什么要德、法并重？提出“以德治國”會不會沖淡“依法治國”？這些都是我們需要認真研究和回答的問題。

一、1.法治與德治的區別

法治之法律與德治之道德作為上層建筑的組成部分，都是調整社會生活的一種規范，但這兩種規范的性質不同，因此法治與德治也具有不同的特征和適用范圍。（1）、二者所屬的范疇不同

鄧小平不僅一貫重視社會主義法制建設，而且創造性地提出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概念，認為思想道德建設屬于精神文明。第三代領導集體則進一步提出“政治文明”的概念，認為法治屬于政治文明的范疇。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目標。所謂政治文明，是指人們在改造社會的實踐中所獲得政治成果的總和，它不僅包括政治制度的文明，還包括政治意識的文明，政治行為方面的文明。政治制度是政治文明的核心內容，政治制度即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前提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本質是人民當家作主，而民主作為一種國家形態，其基本特征表現為社會主義的法治國家。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的實質就是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與依法治國三者之間相互作用、動態的發展過程。黨的領導是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根本保證，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要求，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國的主體是當家作主的人民，客體是國家事務、經濟文化事務和社會事務，依據是憲法和法律，核心是依法辦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民主政治建設的戰略目標，依法治國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理論的重大發展。在一個國家，民主與法制是緊密聯系、相輔相成、相互保證的制度基礎。民主是法制的前提，法制是民主的體現。民主只有以法制為依托，才有可靠的保障，法制只有以民主為基礎，才具有至上的權威。加強制度建設，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內容，也是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

德治是一個與社會物質文明發展相對應的精神文明建設過程，它旨在提高人們精神生活的境界和生活品質，促進國家穩定、社會繁榮和個人的全面發展，讓人們過上一種自尊高尚，幸福美滿的道德生活。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學、文化（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產主義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紀律、革命的立場和原則，人與人的同志式關系等等。社會主義精神文明與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是一致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目標和重要保證。我國的精神文明建設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為指導，以思想道德建設和科學文化建設為主要內容，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新人為目標，以提高整個中華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為根本任務。道德建設是精神文明建設的靈魂，決定著精神文明建設的性質和方向，所要解決的是整個民族的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問題，是精神文明建設的根本。道德建設包括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以集體主義為原則，以“五愛”為基本要求，以加強家庭美德、職業道德和社會公德建設為任務，引導人們樹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和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面對道德領域出現的種種問題，進行德治，必須賦予其符合時代要求的新內容，如正確處理婚姻家庭關系中的責任與義務關系，重視職業道德中的道德與效益關系，引導社會公共關系，正確處理個人生活與保護自然環境的關系等等。實行繼承優良傳統與宏揚時代精神相結合，尊重個人權益與承擔社會責任相統一，注重效率與維護社會公平相協調，把先進性要求與廣泛性要求結合起來，努力形成與經濟和社會發展相適應的健康和諧、積極向上的思想道德規范。要在全社會強化信用意識，加強公民誠實守信的道德教育，依法嚴厲打擊制假、售假、偷稅騙稅、經濟欺詐、惡意逃棄債務等行為，創造良好的市場秩序。（2）、二者實施的方式不同

法治作為一種外在的規范，是強制性的他律，法治的主要功能是懲惡。法治重在懲治一些人的違法犯罪行為，法律規定了人們社會行為的底線，為人們設置了明確的警戒線，法律不可逾越。法治是剛性的，以國家力量為后盾，維系社會秩序的手段是依靠國家的強制性機關如公安機關、法院、檢察院等等。法律通過之后，任何人無論你理解也好，不理解也好，贊成也好，不贊成也好，都必須遵照執行，違反了就要受到處罰。法治以其權威性和強制手段來約束社會成員的外在行為，以“必須怎樣”的法律準則為調節尺度，警告人們棄惡從善，使人們在法律威力的面前能夠檢點自己的行為，不致走向犯罪。法治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經濟文化事務和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正常進行。法治作用于人們違法之后，懲治于罪人，警示于他人。大多數情況下，它只能以行為的效果為目的，而很難顧及行為的動機。法治以法律條令來約束，以刑罰來威懾，禁止人們做壞事，人們最多也只能做到不觸犯法律，但如果一個人道德素質低下，沒有羞恥之心，就會投機取巧，鉆法律的空子。法治治近，追求近期效應；法治治身，對人的影響是外在的，對社會的影響比較直接和及時。因為刑罰手段大多施于事后補救，是治標的，是“揚湯止沸”、“立竿見影”。

德治則在實施手段上與法治相反。德治是一種內在的約束，是自覺性的自律。道德的主要功能是揚善，規定人們理想的行為方式，指出人們社會行為的理想模式。德治一般不具有強制性，而是引導和勸導。德治是自律、自省，是自覺的發自內心的自我道德修養過程，靠堅定不移的道德信念支撐。德治主要通過政策的引導、思想教育的勸導和社會楷模的示范作用提高社會成員的思想認識和道德覺悟，使人們自覺遵守社會規范，維護社會秩序，筑起一道抵御犯罪的堤防。同時德治以其引導力和說服作用改善人們的內心世界，以“應當怎樣”的道德準則為調節尺度，以行為的動機來衡量行為的效果，并注重動機與效果的統一，通過社會輿論的贊揚和譴責、表彰和批評的方式來實現。德治就是要在全社會確立最基本的、普遍的、可執行的道德原則及道德規范，培養人們高尚的道德情操，推動社會全面進步。德治作用于人們行為之前，防范于未然。德治治遠，追求遠期效應；德治治心，對人的影響是內在的，間接的，對社會的影響更為深刻和長遠。道德教化重在教育沒有違法犯罪的人們，側重于事前引導和防范，是治本的，是“釜底抽薪”、“潛移默化”。（3）、二者實施的對象不同

法治通過法律確定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權利和義務關系，在行為主體之間建立起權利和義務關系，然后利用法律對人們的權利和義務關系進行調節。法律側重于平等保護正當利益，在此社會關系的角度上，法治以權利為本位。遵守法律是一個人的義務，而遵守法律的前提也是為了獲得相應的法律權利。一個人盡了法律的義務，他也就享有一定的法律權利，享有了法律的權利，也必須履行相應的法律義務。遵守了法律義務而沒有獲得法律權利的人，可以拒絕以后再盡法律義務。

而德治在這一方面也與法治不同，德治總體上以義務為本位，德治所治理的行為一般是法律所禁止或應當禁止的。德治主要規范人們在社會生活中對他人、對社會應盡的義務，通過人們內心的義務感、責任感和榮譽感，在人們中間建立起以義務為紐帶的道德關系來調整人們之間的社會關系。道德義務不與獲得個人權利和報償相對立，一個人盡了道德義務，通常也應當享有相應的道德權利。但就道德來講，盡道德上的義務，其目的不是為了從他人或社會中得到某種權利和報償。義務的道德是我們必須遵守的道德，如果我們的行為不符合義務的道德，我們會受到指責，而履行義務性的道德對我們來說是理所應當的。也就是說一個人完全應該自覺地盡道德義務，而其道德行為不應有任何獲得某項權利和報償的動機。道德是一種義務，是一種內心的自覺。（4）、二者實施的范圍不同

盡管法治也可以對于人們沒有觸犯法律的行為進行干預，但這種干預十分有限，法律有嚴格的規定性，不能超越自己的權限。法律只作用于特定領域的特定行為，主要干預人具有法律意義的行為，只對違法行為進行懲處，對違德不違法的行為不干涉。也就是說法律所管的范圍要窄一些，法律不管的事情，道德則可以管到。當一個人的行為違反他人或社會利益時，可能他并沒有違法，但卻違背道德規范，這時道德就要干預。法律通過建立法律規范文件，要求人們的外部行為合乎法律規定。對于違法行為，它不評判你內心的想法，對于守法的行為，它不問你是出于自覺還是盲目服從。

德治則不一樣，德治對人們行為管轄的范圍比法律要寬泛得多，深入得多。對“缺德”不違法的行為，如在公共場合抽煙、喧鬧、婚姻生活中的喜新厭舊、第三者插足等不道德的行為進行譴責，加以勸阻并批評教育，從而弘揚正氣，抑制和反對歪風邪氣，而這些行為沒有觸犯法律，法律就不能制裁。德治不僅對人們的現實社會行為進行干預、規范，而且還要預先對人們的思想、動機產生影響；不僅影響人們一般的社會行為，對違法亂紀行為也進行有力的批判，更對人們的優良行為進行表揚引導。德治要求人們的外部行為和內存動機都符合道德規范，社會公認的道德準則要求人們的行為符合道德意志。如果一個人的外部行為合乎道德標準，而內心卻沒有正確善良的道德意識，道德評價也不認為這種行為是高尚的，是值得提倡的。法律對人們行為的要求是最低限度的，而道德傾向于理想性的目標，合乎道德的行為比守法的行為更具有社會價值。（5）、二者表現的形式不同

法治以國家意志的形式出現，表現在政治機關所制定的規范性文件中，有嚴格的邏輯，是一種規范性的，通過一定固定程序進行治理的政治過程，依靠一系列法律制度和法律規范來維系社會秩序的治國方略。法律通常以憲法、判例法、條約等規范性文件和國家認可的形式存在。法治所依據的法律文件的制定、公布、修改和廢除，都由國家政權機關按照一定的程序進行。法治以其禮、法、刑、政等規范每一個社會成員的行為，以各種明文細則作為衡量有罪、無罪或罪行性質和輕重的依據，使人們的行為都統一到各種法律規章制度上來。

德治以社會意志的形式出現，表現為社會輿論、社會公約和各種道德規范等，無嚴格的邏輯，主要通過疏導性的社會政策、社會文化和統治者、先進分子的示范作用形成良好的社會信仰和道德風尚。道德除明文規定的道德原則、道德規范以及某些職業道德規范以外，還具有不確定表現形式如內心信念、社會輿論、風俗習慣等形式表現出來的公德和日常生活道德等，其產生一般是在本階級的先進分子中形成，然后為整個階級甚至全社會所接受。德治以其倫理道德（包括仁、義、禮、智、信、禮義廉恥）為規范，教化每個成員的思想，以各種規范的原則性規定作為評價人們行為善惡的標準，不僅使人們自覺遵守各種法律制定，而且在各種環境下堅持道德信念而不動搖。

2.法治與德治相輔相成、相互促進

對一個國家的治理來講，法治與與德治兩者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缺一不可。我國古代思想家早就看到法治與德治的互補性。從孔子的“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到孟子的“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可以看出，我國古代思想家早就看出了法治與德治的互補性，那么在今天，法治與德治的相互促進作用到底表現在那些方面？（1）、法治與德治的一致性

從起源上看，道德和法律都來自于古代社會最原始的風俗、習慣和禁忌。法產生之前，道德就是“普遍規范”，法產生后，道德是基礎，法律是道德的更高要求。在階級社會出現之后，統治階級的法律與道德有著共同的經濟基礎、政治基礎和思想基礎，又都為維護統治階級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服務，兩者在本質上是一致的。法律和道德同屬意識形態，都是行為規范，法治的以其權威性和強制性進行外在的約束，而德治則通過對社會成員的內在價值引導并對社會成員或群體行為進行指導和約束，從而協調社會關系，維持社會秩序，促進社會發展。在制約力上兩者有著一個根本的共同點，即法律至尊，道德至尚，具有同等的權威，都應視為神圣不可侵犯。兩者的終極目標一致，都是為了營造一個安定、團結、和諧、健康有序、持續發展的社會氛圍，價值取向都是為了促進社會進步。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法治和德治都建立在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之上，都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而形成和發展的，都代表了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意志和利益。作為治國方式，它們在功能上是一致的，都是對社會成員或群體行為進行指導和約束，從而協調社會關系，維持社會秩序，促進社會發展，它們在當前和今后相當長時期內的主要任務是促進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建設。另外，兩者的一致性還體現在法治的基本原則和內容，從本質上也體現了不同層次的道德原則，遵紀守法也是社會生活中一項基本的道德要求，我國的社會主義法治具有崇高的道德價值。法律規范與道德規范有時也往往重合，我國歷史上最系統、最嚴密的封建法典－唐律，其主要內容就是把“三綱五常”這個封建道德規范格律化、條文化。社會主義條件下也體現著法律與道德的對接，每一條法律規范同時也是道德規范，因此法律與道德在內容上相互溝通，互相滲透，并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法律乃是我們道德生活的見證和外部沉淀”，“法律的制定者們經常會受到道德傳統觀念或新觀念的影響”。（2）、法治是德治的前提

法治對德治的作用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規范與強化作用。法治對道德建設的規范作用表現在立法中將道德建設的思想原則、主導內容做出明文規定，用法律的規范作用強化道德建設。二是保障與強制作用。道德的功能表現為教育引導作用，法律的功能則有保障與強制作用。法治就是要保護文明行為，禁止甚至懲罰不文明行為，這種保障作用加大了道德建設的速度與效率，是道德建設自身不能產生的，守法的意識本質上已成為道德意識。三是促進與推動作用。法治對道德建設的強力保障，以及法治的穩定性、連續性的特點，必然推動道德建設的進步與發展。

法律規定道德的底線。它將清楚地教育廣大人民，國家保護什么，反對什么；什么行為是合法的，什么行為是違法的；什么行為是正確的，什么行為是不正確的。就社會主義法治來說，它既是弘揚社會主義道德的有力工具，又是進行社會主義道德的重要手段。開展法制教育，既宣傳了法律知識，使人們明確了自己在社會生活中的權利職責，增強人們的法律意識，同時也在客觀上宣傳了自覺性，改善了人們的道德品質。如人民法院舉行的公開審理或它所宣布的判決，往往可以成為對廣大公民進行法紀教育，進行道德教育的一個教材，同時也是揚善懲惡，弘揚社會主義道德教育的過程。一個連法律法規都不懂的人，雖遵守道德規范卻不愿守法甚至違法，就不能成為一個合格的社會公民，更不可能成為一個道德高尚的人。比如說，一個堪稱道德楷模的人出于義憤殺死了作惡多端的惡棍，法律就要對這個人處以刑罰，而道德卻說他是好人，那個惡棍罪有應得，對這個道德高尚的人做出懲罰是不正義的，就放過他吧！這樣會損害法律的威嚴。另外，在社會生活中不實施法治，就會助長一些違法犯罪分子的氣焰。違法犯罪分子得不到懲治，社會生活中各種丑惡現象就會蔓延，違法犯罪分子就會呈現劇增失控的勢頭。違法犯罪現象的增多，也就等于敗壞道德的現象增多，必然導致社會道德風氣的惡化，甚至大多數人都有可能發生一定程度道德觀念淡化的心理。反之如果加強法治，冒出的違法犯罪分子及時得到懲治，再通過深入地悔過自新，并由此走上光明的人生道路。同時懲治違法犯罪分子也會在社會心理上產生良好影響，使人們更加堅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更加注意加強思想道德修養，社會秩序就越好。因此在處理法治與德治的關系時，要把法治作為前提來抓。（3）、德治是法治的基礎 法律產生的過程實際上就是原始道德習慣的規范化和形式化的過程。法律中的公平、正義、人道、人權等諸多法律基本原則，屬于道德價值范疇，是道德規范倫理價值的提升。道德是制定法律的指導思想，是法律善惡的價值判斷標準。許多法律規范在確立的過程中，往往伴隨著道德的大辯論，如安樂死的合法性問題等等。從法律體系的建構和完善看，它離不開倫理價值觀的制約。法律的建立，以道德為內在價值取向，任何立法過程及其結果，都蘊涵著立法者的思想，并體現著一個社會人的道德價值取向。立法是社會道德規范法定化的過程，不同社會的法律體系體現著不同社會的道德價值取向，社會主義的法治觀必須同社會主義的道德價值取向相一致。道德在本質上是一種社會理性取向的表達，而法律所追求的正義和道德所體現的正義，在根本上應當服從于這個社會的價值目標。人類的法律體系如果不同道德體系目標保持內在的一致性，就不能成為合理的符合道德的法。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西方的一位著名的法學家指出，“法律的生命力在于永遠力求執行在法律制度和法律規則中默示的實用的道德命令”。因此，在法制體系建設中，應以道德為基礎，進一步加大道德涵量。

為了實現社會主義法治，需要有一批大無畏的不惜以身殉職的司法工作者來維持社會主義法治的尊嚴。因此司法工作者要具有很高的道德水平，一個道德平庸甚至道德敗壞的人無法體現法律的公平、公正原則。另外，沒有大多數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沒有他們自覺遵守法律的道德風尚，沒有他們對任何違法行為道德上的抵制，任何法律都不可能有效地實施，甚至會出現法不責眾的局面。法律可以動用外在的權威手段對社會成員進行強制制約，但如果缺少道德規范的內在引導和自律約束，就很難使社會成員做到真正自覺地履行法律，僅僅出于對法律的盲從或迫于法律的威懾而產生的法治結果，絕不可能達到那種出自對法律的信服而產生的效果。如果加強德治，用道德來引導人們，用禮節來規范人們的行為，人們的道德覺悟提高了，有了內心的法，人們自覺地遵守法律和紀律，有助于預防犯罪行為的產生。道德教育和輿論作用有助于提高法律的尊嚴和功效。（4）、法治和德治相互補充

法律和道德作為對人類行為進行管理控制必不可少的互相聯系的規范系統，在內容上互相滲透，在功能上互相補充，在實施過程中互相促進。我們知道，法律重在懲罰已經違法犯罪的人，而道德則重在教育那些尚未違法犯罪的人。一個靠國家機器作后盾，是法律；一個靠人們內心的道德法則自覺遵守，是自律，它們是相互補充的。德治給法治以道德基礎的支撐，法治的維持和實行要以德治的思想道德教育為基礎；反過來德治的維持實行，必須以法治作為保障和支持。法治和德治相互支持，正如江澤民同志指出的，“法律和道德作為上層建筑的組成部分，都是維護社會秩序，規范人們的思想和行為的重要手段，它們相互聯系，相互補充。”

道德的影響力在許多時候是超過法律，補充法律的。因為法律規定得再細，也不可能把社會生活的一切方面全用法律條文規定下來，特別有一些屬于提倡的東西很難用法律規定下來，需要用道德去填補。對于某些危害社會的行為，法律顯得束手無策，而道德卻可以有所作為，這即所謂“法律之所遺，道德之所補。”法律調整的一些社會關系，如國家機關的某種職權劃分、工作程序、技術規定等，道德不去調整。而道德調整的一些社會關系，如愛情關系、友誼關系，法律不去調整。另外，法律需要一個不斷發展與完善的過程，在法律不夠完善，不能有效地調整社會關系時，社會主義道德就可以以自己的獨特功能，對維護社會的穩定和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起到重要的調節作用。列寧曾指出：“光有法律是不夠的，我們也決不能滿足于只頒布法令”。鄧小平在談到兩個文明建設時也指出：“我們主要通過兩個手段來解決，一個是教育，一個是法律”。

法律的規范性、穩定性必然會帶來僵滯性，道德制約卻有時間上的永恒性。法律強制冷酷無情，是剛性的，道德感化則使社會充滿溫情，是柔性的。法律側重于人的外部行為，道德側重于人的內心世界。因此，法治和德治雖屬兩個范疇，表現形式不一樣，但在實踐中卻是相互補充，相輔相成的。道德觀念的變化和更新可以直接影響某些法律規范的立、改、廢，以至于“那些成為法律的一些道德原則和那些不在法律范圍之內的道德原則劃分界線是在變動著的。”一方面，許多行為從公共道德的領域中進入強制性的法律范圍；另一方面，一些從前被法律所禁止的行為，也會游離于法律領域，轉入個人道德領域。（5）、法治與德治相結合構成完整的治國方略 法治與德治相結合，不僅在中外歷史上是一個國家治國方略成熟的標志，就是在現代法制社會中，同樣也是一個國家治國方略成熟的標志。法治的作用立竿見影，因此，人們往往容易重視法律，唯法律是重，認為法治能解決一切問題。在原始社會中，只有德而沒有法，人們只是靠輿論維系的道德規范來調整相互之間的關系。到了階級社會，統治階級僅靠輿論的力量無法確保社會秩序的穩定，特別是無法制約被剝削階級的反抗，這才確定了帶有強制性的法律規范，動用暴力來維持自己的統治。在中外歷史的發展中，一些時期統治者重法治忽視德治，單靠法律的強制性手段來統治社會，導致國家的滅亡；或重德治而輕法治，使社會難以維系正常的秩序，最終也走向滅亡。如果只重視法律而不重視道德，法律的失范現象就可能更加頻繁地出現，這時全社會才重視道德建設，人們才反思更深層次的治國之道，才承認道德的價值，才意識到法治和德治并重的重要性。江澤民同志指出：“道德規范與法律規范應該相互結合，統一發揮作用。”這是為了避免重蹈古人的覆轍，在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的基礎上，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規律性總結，是我們黨對社會主義治國方略的利學認識。

德治著眼于解決意識形態領域的問題，通過加強精神文明建設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不斷發展；法治著眼于解決政治領域的問題，通過完善政治法律制度和采取有效的政治法律措施，消除社會主義的破壞因素，給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政治法律保證。法治與德治相輔相成，互為基礎，只有法治，才可能德治，只有德治，才有可能更好地法治，必須充分運用法律和道德這兩種最基本的調整社會關系的手段，才能保障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穩定、協調、健康地發展。法治和德治，尤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一個靠國家機器的強制力，一個靠人們的內心信念和社會輿論，其目的就是調節社會關系，維護社會穩定，對一個正常社會的健康運行，各起著獨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它們相輔相成，是構成完整的治國方略所不可或缺的。

二、社會主義條件下法治與德治的實踐方略

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關于把法制建設和道德建設結合起來，把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結合起來的重要思想，表達了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實現，不僅需要在全社會實行法治，而且還必須要全面加強德治，建立一整套有利于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特別是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相適應的法律制度和道德規范體系。對于全面推進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具有重大的意義，標志著我黨的治國之道正在走向更加科學、完善和成熟。理論來源于實踐，同時理論又指導實踐，根據我國現今社會生活中法治與德治領域存在的具體問題，有的放矢，綜合治理，努力開拓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局面。

（一）社會主義條件下“法”“德”并重的必要性

1、“法”“德”并重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 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而發展生產力的一個最重要的方面就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當前，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現經濟體制的根本轉變，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市場經濟是一種法治型的市場經濟，因為市場的主體資格要由法律來確認，市場主體的財產所有權要有法律來保護，市場的交易規則要由法律來規定，政府對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主要依據法律，市場經濟帶來的貧富分化要由法律確定的社會保障制度來調節。市場經濟的民主、競爭、開放，能夠激發人們的競爭意識、開拓精神、創新思想和效率意識，同時由于市場自身的弱點，市場的趨利性、排他性和商品交換等價原則，容易引發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個人主義和消極腐敗現象，因此，市場經濟還是一種信用經濟、道德經濟。道德對于市場經濟的重要作用，西方的一些經濟學家認識比較清楚。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其《道德的情操》一書中認為，沒有公正就沒有市場經濟。如果追求金錢、名利超出對智慧和道德的追求，那么整個社會便會產生道德和情操的墮落，結果便是公正性原則被踐踏，市場經濟趨于混亂。從現代社會來看，市場經濟不僅表現為實際和特定的買賣場所，更是一套法律規則和道德倫理體系，這些就構成了市場經濟的前提。市場之所以能作為資源配置的基礎手段達到資源的合理配置和價格的均衡，離不開相應的道德規范。完善成熟的市場經濟與坑蒙拐騙、假冒偽劣是不相容的，它要求企業必須講誠信、重信譽，樹立企業良好的社會形象，要求企業在經營活動中必須遵循平等、公平等一些基本的道德原則，才能獲得生存和發展。相反市場經濟一旦缺乏法制規則和道德環境，勢必導致市場秩序的混亂，從而阻礙經濟的發展。

由于我們國家目前處于社會轉軌、經濟轉型時期，人們的法制觀念還比較淡漠，立法工作還跟不上，缺乏有效的法律監督機制。人們道德觀念所受到的“雙重效應”也是相當復雜的，既有大量積極的、正面的效應，也有負面的、消極的效應；既有市場自身的弱點和消極思想反映到思想道德領域中來，也有資產階級唯利是圖、損人利己等腐朽思想的趁機而入。市場經濟中運行的等價交換法則侵蝕到社會政治生活和人們的思想領域，一部分人信仰失落、道德失范，引發見利忘義、權錢交易，導致國家意識、集體意識和互助精神、奉獻精神的弱化。一些人又受到極端個人主義、拜金主義和享樂主義等腐朽思想的影響，如果任其發展，必然會影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乃至社會的穩定。因此，在繼續加強民主和法制建設的同時，進一步重視和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這是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維護穩定的迫切需要，是保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沿著正確方向快速健康發展的迫切需要，歸根到底，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迫切需要。

2、“法”“德”并重是杜絕人治的必然要求

人治原本是與法治相對應的一個范疇，二者也是人類社會治理和管理中的一對基本范疇，相輔相成。從認識論的角度看，人治屬于經驗性的范疇，而法治屬于規范性的范疇。由于歷史上我國長期是皇帝一人家天下之治的封建社會制度的原因，傳統的法治也好，德治也好，都是人治的不同手段而已，都是為人治服務的，歷史上人治在我國治國方略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社會主義新中國建立后，人民群眾當家作主成了國家的主人，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制度決定了今天的法治與德治不會由于社會制度的原因而導向人治。由于傳統的影響，人治現象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仍大量存在。人治主要靠人的主觀意志來處理國家事務，它與我國實現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目標截然不同。社會主義國家廣大人民群眾成了國家的主人，不管是領導還是一般人員，都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必須遵守法律，任何人違法必究，堅決反對重權輕法，以言代法，任何人都不能搞特殊。要加強法律制度的建設，從根本上根除人治的源頭。實踐證明，如果法律不健全，制度上存在著漏洞，就會有壞人鉆法律的空子，影響社會風氣。為了杜絕人治的行為，除了完善社會主義法治，還要加強社會主義德治。從實踐中看，即使有了比較完善和健全的法律制度，如果廣大人民群眾缺乏權利意識、法律意識、平等意識、責任意識，一些執政者的主人意識、權力意識、等級意識膨脹，就不能樹立公仆意識，就會侵犯百姓的權利，那么再好的的法律也會成為一紙空文，形同虛設。因此為了杜絕人治，固然要大力加強對人民群眾的法治與德治教育，但“治官”是根本。針對各級領導干部而提出的思想道德約束，要求各級領導干部率先垂范，不僅要依法管理國家事務，依法行政，而且要以德管理國家事務，以德行政，更要以德正己，為人民群眾做出道德榜樣。因此，法治和德治有效了結合起來，才能杜絕人治，使我國的各項建設沿著健康的軌道運行。

3、“法”“德”并重是加強黨風廉政建設的內在要求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這些與廣大黨員干部艱苦奮斗、無私奉獻、開拓進取、發揮先鋒模范作用的精神是分不開的。但由于“一手硬，一手軟”的問題沒有根本解決，市場經濟的負面影響和資產階級的腐朽思想侵蝕了一些黨員干部，同時近年來有不少黨員和領導干部漸漸背棄我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經不起新形勢下金錢女色的誘惑和考驗，以權謀私、貪污受賄、違法亂紀、執法犯法，走上了腐化墮落之路，給黨的事業帶來了嚴重的危害，影響了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形象，極大地敗壞了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

腐敗產生的原因是復雜的，有其歷史根源和特定的社會條件，是世界頑疾。我國經過幾十年的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設，在法治和德治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從總體上看，我國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水平、道德水平、民主意識和法治習慣尚須培養和極大提高，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還不能真正具備法治的條件。這些條件是經濟比較發展，一般居民生活穩定，社會秩序相對穩定，民主政治達到較高的標準，社會成員擁有基本的道德水平和法律意識，有較完備的法律和比較健全的立法、執法、司法和法律監督機制。只有當這些條件真正具備，真正的法治國家才能建立起來，而我國的國情和國際環境決定這個建設將是十分漫長和不易的，這就給了一些腐敗分子可乘之機。加強黨風廉政建設，反腐倡廉，需要綜合運用法治和德治兩種手段。加強法制建設，完善各項制度，特別要加強對權力的監督，不給腐敗分子有空隙可鉆。除了完善各項制度建設，對于違紀違法，經受不住權力、金錢、美色考驗的領導干部，不論涉及到什么人，都要用重典，依法查處，這樣才能對腐敗分子產生巨大的威懾力，使腐敗分子懾于法律的威嚴而不敢輕舉妄動。我黨歷來重視思想政治教育，而道德作為人們思想行為的具體規范，既是思想建設的重要內容，又對規范人們的思想行為具有重要的作用。我黨要始終保持自己的先進性，就必須大力加強黨員隊伍的思想道德建設，這樣才能提高黨自身的凝聚力和戰斗力。只有廣大黨員的思想道德素質提高了，才能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才能在復雜的局勢中保持清醒的頭腦，自覺抵制各種錯誤思想傾向的侵襲，筑牢思想防線，為黨的各項工作提供牢固的思想基礎和強大的精神動力。法治和德治，如同一個形象的比喻，猶如戰爭中一個主陣地上的兩道防線，第一道是思想道德防線，第二道是黨紀國法的防線，如果第一道防線堅固，能較好地抵御腐朽思想的侵蝕，不僅可御敵于主陣地之外，也由于不必啟用第二道防線，從而大大減少犯錯誤受處理的黨員。相反，如果第一道防線脆弱，一沖即垮，將會大大增加第二道防線的壓力，也不利于保護黨員干部不犯錯誤或少犯錯誤。另一方面，如果沒有第二道防線，則會使少數道德敗壞的腐敗分子大肆違紀違法而不受到懲處，不僅會喪失陣地，更會影響和侵蝕我們整個隊伍。

（二）社會主義條件下法治與德治實踐的具體措施 １、加強法律制度建設，提高全民族的法律素質 通過立法，建立健全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是依法治國，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基本條件，缺少這一條件，就無法可依，就談不上依法治國，更談不上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因此，有法可依，國家的各項工作都要遵循法律的規定，依法進行，是實施法治的前提。只有實現法律的統一性、完整性、公正性，才能有效地厲行法治。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的立法工作取得了重大進展，已經形成了一個以憲法為基礎，包括一系列重要法律在內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初步改變了過去那種無法可依的局面，為進一步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實行社會主義法治奠定了基礎。但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和日新月異的社會現實相比，立法范圍狹窄，立法內容原則性太強，立法工作滯后的現象還沒有完全改變。法律制度還有待健全、完善和深化，離真正做到有法可依，形成完善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還有相當的距離。今后，法律制度建設的工作仍然任重道遠，必須付出更大的努力。

由于長期以來傳統社會德治思想影響人們的思想，人們的心理結構中早已鑄下了厭訟，恥訟的烙印，統治者也以減訟、輕刑為美德，追求無訟。由于中國社會缺乏法治的傳統，人們的法治觀念淡薄。在成立新中國以后，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認識不足，走了一些彎路，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的影響下，我們在較長的一段時間里對公民的法律素質和法律信仰的培育重視不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對于公民的法律素質的要求越來越高，在客觀上促進了民主觀念和法治意識的增強，但僅僅依靠自發的積累還遠遠滿足不了法治國家的需要。因此江澤民同志指出，搞好法制教育，增強全體公民的法治意識和法律觀念是社會主義法治實踐的基礎工程，也是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法律的具體實施和完善，有賴于公民法律素質的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質是在其思想文化素質的基礎上所具備的公民意識、法治觀念和法治能力，表現在現實生活中，就是公民積極的守法精神。公民作為具有獨立意識、獨立地位、獨立人格的權力主體加入到社會政治關系和政治制度之中，應自覺遵守法定的義務和責任，參與政治活動和社會活動。只有公民自覺遵守法定的義務和責任，積極地參與政治活動和社會活動，將法律規范內化為自己的行為準則，才能建立健康、穩定和內在的法治秩序。改革開放以來，經過多年的普法宣傳教育，特別是黨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國確定為治國方略以來，廣大人民的法治意識有了很大的提高，法治觀念開始逐漸為人們接受。然而在現實生活中“以人代法”、“權大于法”的現象極相當普遍，“人治”在短期內不可能完全根除。因此要在全社會繼續進行遵紀守法教育，大力普及法律知識，增強全體人民的法治觀念，在全社會形成一種知法、守法、用法、護法的風氣。

２、要依法治權

由于歷史上我國是個法治傳統比較薄弱的國家，封建社會皇帝的詔令就是法，強調人治，在治理國家中基本上是權力支配法律，即人治。因此從建國到現在我們在這方面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如“文革十年”無法無天，社會生活無序。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的法制建設迅速發展，一個以憲法為核心的法律體系初步形成，但是在法治實踐中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現象還大量存在，尤其是許多領導干部濫用公共權力，以言代法、以權代法甚至以權謀私、貪贓枉法，把自己置于法律之上或法律之外。在司法領域中還存在著辦關系案、人情案、不依法辦事、司法不公的現象。要貫徹依法治國的方針，就必須使法律支配權力，而不是權力支配法律。實現權力法治化從以下幾點做起：首先，要增強領導干部的法律意識，正如教育者必先受教育一樣，治國者必先治于法。毛澤東曾明確指出，治國就是治吏，治國靠法治，法治靠吏治，吏治靠治吏。領導干部是權力的直接使用者，如果領導干部不懂一定的規章制度和法則，在行使權力中就有可能枉法，甚至違法。因此領導干部必須努力學習法律知識，熟練地掌握履行領導職責所必須的各種法律和法規的基本知識，增強法治觀念，正確認識和處理好黨和法律、政策和法律、權力和法律的關系。其次，要嚴格執法，執法是法治實現的最重要形式，是法治實踐的最重要環節，作為執法人員，應牢固樹立尊重民眾合法權益的意識，嚴格依法辦案辦事，不受各種關系、人情的影響，保證司法的公正性。對于其他機關的行政人員，牢固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公仆意識，依法從政，嚴于律已。最后要強化權力制衡機制，健全和完善監督體系，從制度上根本杜絕濫用權力的現象。要保障嚴格執法，就必須有法律監督和健全的法律監督體系，權力監督是保障嚴格執法的重要條件，也是促進嚴格執法的一條最有效地途徑。列寧認為：“一般什么來保證法律的實行呢？第一、對法律的實行加以監督。第二、對不執行法律的加以懲辦。”也就是說，“只有通過法律監督，才能排除一切??回避法律的可能性。”的確，從目前影響我國權力濫用的諸多因素看，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監督和制約的力度不夠，造成動用權力的隨意性較大。目前我國的法律監督工作由檢察機關來實施，但由于認識上等多方面的原因，在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上，還存在著不少薄弱環節，法律監督工作與依法治國的進程還有很大差距。因此必須進一步完善監督機制，給依法治權提供保障。要把黨的監督、法律監督與群眾監督結合起來，充分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使專門機關的監督和廣大人民群眾的監督緊密結合，形成有效的監督網絡，以實現法律制約權力。

３、吸收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法制建設經驗

西方國家的法制化歷史進程在20世紀初已經完成，它們在發展過程中所取得的經驗和教訓，可供我們今天去批判地吸收、借鑒。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由于受“左”的思想的影響，在對待西方法治的問題上，我們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持排斥態度，習慣于用不同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標準來判定之，西方法律的法律思想、法律制度幾十年來成為法學批判的對象，人為地為借鑒和吸收西方法治設置了一道難以跨越的屏障，用法律的階級屬性代替了法律的多元屬性和功能。一般認為，西方的法律尤其是其中居核心地位的法律制度是西方政治制度的重要構成，由此便成為社會主義國家天然排斥的東西。其實資本主義法律除了那些表現為較強政治色彩的政治法律制度外，還有大量表現為社會層面的、帶有中性特點的、技術性較強的、為社會發展和社會公共事業服務的法律制度。法律制度并不完全等同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法律制度是一種既同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密切相關又具有相對獨立性和自身特點的制度文化體系。對于那些表現為非政治屬性和層面的法律制度，社會主義國家完全可以借鑒吸收，為我所用。市場經濟在西方有較為發達的歷史，也積累了較成熟的經驗，自然地也有一套較為成熟的適應市場經濟機制的法律體制。中國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凡是現代法律中有的，反映市場經濟本質規律的法則和制度，各國成功的立法經驗和行之有效的新成果，都可以大膽地吸收借鑒。“洋為中用”，不必要固步自封，重復老路，浪費人力、物力、財力。

４、深入開展道德教育和道德實踐

廣泛傳播道德知識，普及基本道德規范，是加強公民道德建設的基礎性工程。一切宣傳思想文化陣地，一切精神文化產品，都要堅持正確導向，宣傳科學理論，傳播先進文化，塑造美好心靈，倡導科學精神，弘揚社會正氣。在道德教育中，要面對世界范圍內各種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蕩，面對道德建設的新情況、新問題和新矛盾，積極探索道德教育的規律和特點。道德宣傳教育，既要全面系統，又要突出重點；既要保持聲勢，又要力求實效；既要注意集中宣傳，又要加強日常工作，把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單位教育和社會教育有機結合起來，要持之一恒，以一貫之。另外傳統的道德教育是照本宣科，取得的效果并不大。因此還必須注意道德教育的方法，做到密切聯系實際，要用群眾的新鮮語言，多用群眾身邊的事例，多用群眾喜聞樂見的方式，使道德教育通俗易懂，深入人心。

從小到大，從較低層次到較高層次逐漸發展，將主體的道德完善作為一個長期的、循序漸進的社會實踐來科學對待。道德教育是人們道德觀念形成的重要環節，而道德實踐則是道德觀念外化的過程。因此，在開展有效的道德教育中，還必須開展群眾性的公民道德實踐活動，以活動為載體，吸引群眾普遍參與。緊緊圍繞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廣泛開展“共鑄誠信”，加強誠信教育，強化信用意識，堅決打擊制假售假，欺詐經營等違法行為，引導人們堅持誠信為本，操守為重，推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保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圍繞提高社會文明程度和公民道德素質，開展“希望工程”、“送溫暖”、“扶殘助殘”等豐富多彩的公益活動和“講文明”、“樹新風”為主題的文明創建活動。從具體事情抓起，從一言一行做起，從一點一滴攻起，不斷增強道德建設的感召力和影響力，引導人們在社會做個好公民，在單位做個好建設者，在家庭做個好成員，使各種道德實踐活動貼進基層、貼進群眾、貼進生活。

５、完善德治實踐中的社會導向和回報機制

在社會實踐中，道德要發揮其規范人們行為應有的作用，光靠自律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完善導向機制和回報機制。盡管我國社會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多種道德價值觀念長期并存，但在道德建設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在全社會加強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道德的宣傳教育，仍然是不可忽視的任務。因為我國現階段多種道德價值觀中，居于主體地位的仍然是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以集體主義為基本原則的社會主義道德。只有堅持社會主義道德，才能堅定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保持社會主義方向。在完善道德建設的社會導向機制中，輿論引導在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中居于重要的地位，輿論是公眾道德選擇的引導者，是人們道德實踐的評價者，又是全社會道德行為的監督者。輿論引導在傳播和使公眾形成正確的道德觀念，弘揚高尚的道德情操，營造良好的道德氛圍等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輿論監督的主要形式是批評指導，通過批評指導揭露各種不符合社會主義道德規范的言行，使缺德者公之于眾，受眾人的唾棄，這對當事者既是一種懲罰，對公眾也有教育作用。宏揚正義斥責邪惡的輿論監督，是開展道德建設的必要手段。

市場經濟條件下價值取向的多元化對人們的道德選擇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如何有效地引導個人自主行為選擇的正確方向，使其與社會主義道德行為完美地結合起來，這就需要道德回報機制。目前，道德滑坡現象的出現就與缺乏有效地道德回報機制有關。道德的回報，首先包括社會對人格的尊重，社會對道德行為的肯定，但最根本的一條就是不能將道德行為的選擇與物質利益隔離，甚至對立起來。應尊重道德主體追求物質利益的權利，假如道德主體在進行道德行為選擇時必須以犧牲個人利益為代價，就會造成許多道德主體在選擇時退縮，不利于道德的建設。因此，只有將道德權利和道德義務結合起來，形成一個比較完善的道德奉獻和道德回報的社會機制。最重要的就是將涉及到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等方面的行為規范納入到各地方、各行業、各單位的有關規定和管理制度之中，使之成為人人必須遵守的行為準則，對執行有關行為準則的予以獎勵，從而形成獎善罰惡，揚善抑惡的道德回報機制。

６、領導干部率先垂范是德治實踐的關鍵 孔子說，“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由于領導干部是以德治國的組織者、指揮者，也是帶頭實踐者，領導干部所處的特殊地位，除了具有權力的感召力之外，更需要具有內在的感召力，這種內在的感召力就是領導干部的榜樣力量。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榜樣的力量有時會發揮法定的權力所起不到的約束作用和控制作用，領導干部的自身素質有利于公共權力的管理和公共行政效率的提高。另外中國有“以吏為師”的傳統，人們自覺不自覺地學著領導干部的樣子做。如果領導干部奢侈腐化，卻教育群眾勤儉創業，自己帶頭弄虛作假，卻教育別人誠實守信，這樣社會風氣就會越來越差。應充分發揮領導干部中先進人物的榜樣示范作用，廣大黨員和領導干部要成為踐行“三個代表”，踐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道德的模范，使領導干部成為全體人民的表率，成為全體黨員的表率。

領導干部面對市場經濟，接觸物質利益的機會比較多，道德信念動搖的風險較大，因此領導干部必須提高道德素質，筑牢思想防線。盡管目前我們黨的領導干部隊伍整體上道德素質是好的，但還有相當一部分領導干部道德素質低，把手中的公共權力變成為個人謀利益的工具，生活腐化，嚴重地敗壞了我黨的風氣，降低了我黨在群眾中的威信。各級領導干部要嚴于律已，清清白白做“官”，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實實做事，正確行使自己手中的權力，當好人民的公仆。要時時處處自重自省自警自律，講政治品格，光明磊落，襟懷坦白，一身正氣，在任何時候都把黨性原則、黨的紀律放在第一位，用自己高尚的品德和人格力量去感召人、凝聚人。因此加強領導干部的思想道德素質成為目前十分迫切的任務，也是德治實踐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