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官僚主義是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

官僚主義是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

作者： 楊連旭 | 2005年09月22日11時08分 | 原始出處：燕南 |

人類是在與自然的矛盾斗爭中生存和發展的。生活在不同地理環境中的人類，與自然形成了不同的主要矛盾，決定了人類的不同生存和發展方式，形成了人類的不同文明。

中華大地的天然環境和地理條件決定了自古以來中華民族與自然界的矛盾集中表現為人與水的矛盾，決定了中華文明必然形成以中央集權制為主導的社會發展的組織形式。

由中央集權主導社會發展，這雖然是解決水與人之間矛盾的最佳選擇，但是卻也由此產生了官吏與百姓之間的矛盾，官僚主義也就成為了中國社會自古以來的基本矛盾，主導著中國社會的興衰榮辱。

（一）對于官僚主義，鄧小平不僅深惡痛絕、恨之入骨，而且一針見血、入骨三分地指出：

“它的主要表現和危害是：

高高在上，濫用權力，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好擺門面，好說空話，思想僵化，墨守成規，機構臃腫，人浮于事，辦事拖拉，不講效率，不負責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諉，以至官氣十足，動輒尋人，打擊報復，欺上瞞下，專橫跋扈，徇私行賄，貪贓枉法，等等。”（《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327頁）

官僚主義的實質就是，隨心所欲、濫用權力。

官僚主義產生的主觀根源是，只顧自己名利、不管別人死活，這是主觀官僚主義。

官僚主義產生的客觀原因是：脫離人民，脫離實際，這是客觀官僚主義。

官僚主義的終極結果是：主觀官僚主義由客觀官僚主義掩蓋著，形成政治腐敗，直至政權腐朽無能，最終腐爛透頂，民不聊生，天怒人怨。

“官逼民反”主導著自秦以來歷代王朝的興衰。各王朝的滅亡原因，基本都是由官僚主義導致貪官污吏形成一個特殊的階級，投機專營、結黨營私、瞞上欺下、排斥賢官能吏，貪贓枉法、魚肉百姓，造成政治腐朽無能，社會虛弱無力，引發民不聊生、鋌而走險。

所以，清除官僚主義的能力就是執政掌權能力的標志。

能否消除官僚主義的特權階級，這也是社會主義生命力的標志。當年，陳獨秀曾指出：

“如果列寧有理由說蘇俄是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我們也可以說，蘇俄的國家工業是沒有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蘇俄雖然經過了社會革命，變更了財產關系，變更了國家的階級性，剩余勞動在名義上歸了工人自己的國家，而實際上遠遠優裕過一般工人工資和生活的高級職員及寄生官僚這一階層，還存在著，如此便不能夠說已經走出了人剝削人的資本主義制。”（陳獨秀：《我們斷然有救》，東方出版社，1998年6月，第75頁）

正因如此，他才得出結論，認為“資本主義是中國經濟發展必經的過程”。

陳獨秀的論點不幸被歷史所證實。五十年后，“遠遠優裕過一般工人工資和生活的高級職員及寄生官僚這一階層”就發動了自我政變，摧毀了蘇共和蘇聯。

不僅如此，“高級職員及寄生官僚這一階層”，他們的腐敗無能直接破壞了社會發展和人類進步。教育的腐敗無能造成教育投入的效益低下，人才培養緩慢；學術的腐敗無能導致科學技術投入的效益低下，科學研究的質量低劣；國有企業的腐敗無能造成了國有經濟的衰敗，科學技術難以及時轉化成生產力；軍隊的腐敗無能導致軍備松弛、戰則必敗；政治的腐敗無能必定導致國家政權的腐朽無能、天怒人怨、離心離德、一盤散沙、不堪一擊。

事實說明，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基礎上“高級職員及寄生官僚這一階層” 蛻變異化成人民的異己階級，這個問題不僅是有著現實的可能性，而且也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構成了直接危脅。

社會主義，如果不能有效地防治“遠遠優裕過一般工人工資和生活的高級職員及寄生官僚這一階層”，那么不僅是“不能夠說已經走出了人剝削人的資本主義制”，而且還會養育出自己的掘墓人。

（二）官僚主義導致腐敗暢通無阻、政治腐爛透頂、政權腐朽無能。

主觀官僚主義者多數就是貪官污吏，他們信奉的是升官發財，必然結黨營私、嫉賢妒能，由此官吏或者胡作非為、為非作歹，或者明哲保身、無所作為，從而導致政治腐爛透頂、政權腐朽無能。

家國一體的皇權專制形成的是社會政治理念的二重性，即一方面是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教化綱常，另方面是“千里做官，只為吃穿”的世俗信條。其中何去何從，這主要取決于皇帝的品行。

當皇帝官僚主義嚴重、昏庸無道時，升官發財的理念就蔚然成風，就實現了政治的產業化。當官職變成了商品后，升官發財就成為主觀官僚主義者的行為準則，所謂“忠君報國”就毫無意義了。歷史上，貪官污吏大多數是投降派和叛國者。因為他們只關心升官發財，并不在意其它。

不僅如此，貪官污吏為實現利益的最大化而結成各自的利益同盟，不僅壓抑德才兼備的各種人才，而且開展朋黨爭斗，形成社會發展的反動，造成國家政權腐朽無能、政治腐爛透頂。

于是，國家機器也就成了泥足巨人，一有風吹草動，便轟然倒地。

掌權者的腐敗是一切腐敗之源，掌權者的任人唯親和賣官鬻爵是制造投機分子和貪官污吏的工廠。

晚清時代的中國之所以任由列強瓜分，主要是由于政權的腐朽無能。無論是早期的林則徐虎門銷煙抗英，還是后期的娘子關守軍抗德，都打得侵略者望而卻步。這證明：中國軍隊完全能夠打敗侵略軍。

經過“洋務運動”，大清帝國的軍事裝備在世界上也是堪稱一流的，不僅有陸軍60多萬人，而且海軍實力位居世界第六。相對實力，要遠遠大于新中國成立后的“抗美援朝”時期。

此時的中國，如若政治清明、君賢臣能，同心同德，縱然不能躋身世界列強，至少也讓列強不敢小覷。遺憾的是，此時中國社會所固有的腐敗絕癥在大清帝國已經復發多時、病入膏肓，早就不再是腐敗而是腐朽乃至腐爛的問題了。

梁啟超指出：

“夫固用同此主義也，而俄何以不施諸英，英何以不施諸德，德何以不施諸美，歐美諸國何以不施諸日本？亦曰有隙無隙之分而已。”（侯宜杰：《新民時代——梁起超文選》，百花文藝出版社，2002年1月，第48頁）

這個所謂的“隙”，就是人人痛恨卻又不能根除的政治腐敗。

（三）官僚主義導致天怒人怨，社會離心離德、一盤散沙。

集權專制家國一體，國家即皇家。皇家愛大家，大家自然愛國家。既然皇家不愛大家，大家為何非要愛國家呢？

正因如此，中華傳統文明信奉“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有德者得之，無德者失之。”大家只在乎皇家是否愛大家，并不在意誰家是皇家，且不論民族，不管國籍。歷史上盡管有著岳飛、文天祥、袁崇煥、史可法這些抗擊異族入侵的英雄，但是更多的卻是積極參加異族政權的知識分子和安順良民。

“乾隆皇帝七下江南，皇家船隊奢侈到了傾盡人間想象所能及的富麗堂皇，皇帝所到之處無不是地方官員進獻來的人間寶物，地方官員為了自己的?前途?開始了?行政?搜刮，泱泱帝國終于裂開了它走向腐爛的第一道縫隙。

“到了光緒年間，效率低下、貪污成風、奢侈腐化等一切政治丑陋行為已經成為帝國官場的風俗，所有帝國官員都公開而自然地向世人袒露著最丑陋、最骯臟的官場游戲規則：?官可價得，政可賄成。?——這是一部中國歷史中最黑暗最骯臟的部分。”（王樹增：《1901年》，昆侖出版社，2001年8月，第333頁）

慈禧為了維護權力和滿足奢靡，既玩弄權術，制造養護政治派系；又賣官鬻爵，挪用海軍軍費。這樣，就導致政治從乾隆年間形成的腐敗，道光年間形成的腐朽，達到了腐爛的程度。

其時，日本僅有陸軍十幾萬人，海軍實力在世界僅是位居第十六，只與北洋水師旗鼓相當。甲午戰爭之初，沒幾個人認為日本能戰勝。

可是戰前，北洋水師為了軍費，利用軍艦開展商業運輸，提督丁汝昌以下趁勢經商，全體將士聲色犬馬，既損耗了裝備，又荒廢了技術。

戰端開啟，首先李鴻章為一己之利，下令“保船制敵”，迫使水師放棄制海權；其次，陸軍除左寶貴、聶士成等所屬個別部隊之外，淮軍其它各部兵無斗志，從朝鮮至遼東、一路望風而逃；最后，兩江總督劉坤

一、兩廣總督張之洞和其它各省督撫軟磨硬泡，公然抗旨拒不派南洋水師和所屬軍隊北上增援，形成了偌大中國只有北洋一師獨抗日本全國之軍力的局面。

結果，恰恰是中國被日本打得一敗涂地、割地賠款。

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入侵時，從天津進攻北京，面對著手執大刀長矛冷兵器的清軍阻擊，用了40天。

40年后，“八國聯軍”入侵，總兵力不過3萬人，且各揣心腹事、互不協調，不僅聯軍統帥瓦得西尚未到位，而且還要留下萬人固守天津，最多有2萬人進攻北京，同樣的攻擊路線，面對著的已經不僅是人多勢眾，而且裝備一流的新式清軍，可居然在10日內就大功告成。

“八國聯軍”在大沽口登陸時，只有炮臺守軍獨自拼死抗戰，其他各軍竟然全作壁上觀，海軍甚至不戰而作俘虜；爾后只有直隸駐軍參加抗戰，東南各省竟然與洋人簽訂了“東南互保協議”，就連坐鎮山東、近在咫尺、執掌最精銳的現代化新軍的袁世凱也公然坐視侵略者攻陷首都，打進皇宮。

當初，太平天國興起，八旗軍不堪一擊，大清王朝岌岌乎危哉！那時，尚且有以僧格林沁、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為代表的大批官吏和知識分子效命沙場，力挽危局。此時的封疆大吏卻擁兵自保、坐視國破，大批知識分子投靠侵略者。

當年，三元里的普通鄉民揭竿而起，尚且能將英國侵略軍打得一敗涂地、望而生畏；可如今幾十萬的義和團和數萬的新式清軍卻是一觸即潰、頓作鳥獸散。

可見，此時大清王朝的政治已經達到了腐爛透頂，氣數已盡的地步。

（四）官僚主義在中國社會根深蒂固，往往積重難返。

經歷了“八國聯軍”入侵后，慈禧在有關變法的詔書中指出：

“我中國之弱，在于習氣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借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牘來往，而毫無實際。人才以資格相限制，而日漸消磨。誤國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王樹增：《1901年》，昆侖出版社，2001年8月，第733頁）

“誤國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這就一針見血道地出了大清王朝和歷代王朝走向覆滅的根本所在。也就充分說明，政治腐爛的先進化是沒有思想、沒有靈魂的先進化，所有的先進裝備不過是一堆廢銅爛鐵。中國的強盛就取決于能否持續地清除貪官污吏，保證由德才兼備者執政掌權。

官僚主義及相生的官場腐敗，這幾乎成了中國社會周期復發的不治之癥。為了嚴明吏治，歷代王朝說教嚴刑、軟硬兼施，幾乎竭盡全力、無所不用其極。

尤其是貧民出身的皇帝朱元璋，更是對官僚主義和貪官污吏恨之入骨，嚴法酷刑、特務監督、百姓扭送，只要是他所能想到的辦法他就都使用了，甚至抽筋剝皮、成萬的殺戮，可就是不能根除，大明王朝還是因此而亡。

清朝的雍正和乾隆二帝又反其道而行，實行“養廉銀制”，可也是無濟于事。就從所謂的“乾隆盛世”起，在貪官污吏和土豪劣紳的壓迫下，農民起義已成規模。

如果說明崇禎皇帝在上吊的衣襟遺書中指責官僚集團害民誤國、還有推卸責任之嫌的話，那么清嘉靖皇帝詩中對貪官污吏的譴責就應該是名副其實的：

內外諸臣盡紫袍，何人肯與朕分勞？

玉杯飲盡千家血，銀燭燒殘百姓膏。

天淚落時人淚落，歌聲高處哭聲高。

平時漫說君恩重，辜負君恩盡爾曹！

由此可見，官僚階級的腐敗能力之強，就連乾綱獨斷、言出法隨、權力無邊的皇帝也是無可奈何。

對此，毛澤東指出了跳出這個“興亡周期律”的方向：“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鄧小平則進一步強調：

“要有群眾監督制度，讓群眾和黨員監督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凡是搞特權、特殊化，經過批評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權依法進行檢舉、控告、彈劾、撤換、罷免，要求他們在經濟上退賠，并使他們受到法律、紀律處分。”（《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332頁）

所以，發展民主政治必須以強化民主監督為先導。

（五）官僚主義的產生就在于權力的無拘無束，消除官僚主義就在于拘束權力。所以，實行民主政治，相對來說，民主監督比民主選舉更為重要。

正如潘維博士所指出：

“民主的多數決原則并不能幫助我們遏制腐敗，也無法控制住政府官員濫用權力。絕對權力無論是屬于多數還是少數，都是人治的一種，都會腐敗。”（北大在線：《北大最佳講座》第二輯，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年10月，第252頁）

民主選舉只是解決社會領導人的產生問題，不能解決權力監督問題。更何況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里，現有條件下的簡單多數原則也不是包治政治百病的靈丹妙藥。

民選產生的社會領導人也并不一定就是理想的，他的實際表現很可能并不如當初親口所許和人民所愿。

但是，只要有了民主監督的彈劾制即可及時更換領導人，制止惡化。這樣的威懾力，就迫使當選的領導人不得不盡力順從民意，從而也就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社會的健康發展。

正因如此，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金錢民主”，盡管是財大氣粗者的天下，但是由于有著廣泛而深入的民主監督，當選的領導人也決不敢肆無忌憚的違背民意胡作非為。

倒是民主監督弱化的國家，社會領導者一旦大權到手便有恃無恐、恣意妄為，勞民傷財屢禁不止、貪官污吏層出不窮，就連反貪污賄賂人員也加入其中，形成了貪賄分贓的貓鼠同盟。

早在1982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就在《關于打擊經濟領域中嚴重犯罪活動的決定》中指出：

“特別令人觸目驚心的是，近兩三年來，走私販私、貪污受賄、投機詐騙、盜竊國家和集體財產等嚴重犯罪活動有了明顯的增加，在少數地區、少數人員中還相當猖獗。這些嚴重破壞經濟的犯罪活動，往往是由國家機關和企業事業單位內的少數人員同社會上的不法分子相勾結進行的，有時還打著國家和集體的幌子，有的甚至受到某些領導干部的支持。問題遠比一九五二年?三反?時嚴重。”（《堅持改革、開放、搞活》，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43頁）

時至今日，中國的貪官污吏不僅每年侵吞的金額竟然約占全年國民生產總值的七分之

一、高達1.5萬億！而且大貪竊國，小貪剝民，官官相護，已初露官逼民反的端倪。

蔡定劍博士就強調指出，現在農村里群眾鬧事，砸鄉政府、村委會的事情屢有發生，原因就是一些鄉村干部為所欲為，不受老百姓的監督，任何一個基層干部都有機會可以盤剝老百姓。（北大在線：《北大最佳講座》第三輯，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3月，第159頁）

事實一再證明，僅僅是“江南無日月，神州有青天”根本不能清除官僚主義的腐敗，只有民主監督才是官僚主義腐敗的天敵和克星。

關于實現民主監督，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共就開始付諸實踐。

毛澤東的辦法是，以群眾運動為主實行群眾路線。因此，自執政開始，20世紀50年代先后發起了“三反”運動和“大鳴大放”運動，60年代又先后組織了“四清”運動和“文化大革命”運動，直到他逝世。頻繁的群眾運動確實對官場腐敗保持了強大的高壓抑制作用，但是也產生了無政府主義盛行，嚴重擾亂行政秩序和激化派性爭斗的副作用。

鄧小平的方法是，以法制建設的專業打擊為主。因此，他組織取消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恢復了國家的檢察、政府的審計和監察、黨的紀律檢查機構，頒布了大量的法律制度。這雖然抑制了派性爭斗、恢復了行政秩序，但是卻導致了官場腐敗的惡性膨脹。

由此可見，既要有效監督官吏，又要穩定行政秩序，目前還是個二難選擇。

（六）中國共產黨在戰爭年代的蘇維埃政權、邊區和解防區的“三三制”民主政府，在建國后的民主政府，都開創出了“只見公仆不見官”的清明政治。

實踐證明，有效監督官吏和穩定行政秩序完全能實現統一。

梁起超曾強調指出：

“中國數千年之腐敗，其禍極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隸性來，不除此性，中國萬不能立于世界萬國之間。”（侯宜杰：《新民時代——梁起超文選》，百花文藝出版社，2002年1月，第20頁）

在集權體制長達兩千多年的壓迫下，惟權是從的奴隸主義必然形成了深厚的社會文化氛圍。

不要以為僅僅是普通群眾有奴隸主義，其實官僚的奴隸性乃至奴才性更是十足！

這種奴隸性也是形而上學的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的兩面性，一方面表現為無權無勢時的逆來順受，另方面表現為大權在握時的無法無天。

奴隸性的兩面性，造成了成了權力的威力與權力的監督相互矛盾。

社會是以一定的秩序形成，權力的意義在于建立和維護社會秩序形成威力，組織社會活動。社會的和諧來自于社會的秩序，社會秩序來自于權力。社會處處需要秩序，社會權力無處不在。社會權力主導著秩序，社會秩序體現著權威。所以，權力具有維護秩序的本能。

權力既是對人類天性的普遍壓抑，又是人類天性個體爆發的工具。人類的本性是欲壑難填、貪得無厭、無法無天、無拘無束的，只是由于生存和發展產生了“組織起來”的要求，這才不得不收斂天性、服從權力。但是人類的天性決定了，人格化的權力是以追求權力的無拘無束為終極目，不斷追求權力內容、權利運用和權力威力的無窮大化的。

權力監督就是限制權力內容和運用的無限擴張，防止權力的異化。權力是人類進化過程中的社會產物，社會必然要求監督權力，把權力限制在社會允許的范圍之內，防止人格化的權力凌駕于社會之上。

權力具有抗拒監督的本能，監督本身也是權力，同樣追求最大化。權力必然要求威力，權威來自于權力的內容和運用。權力人格化后的奴隸性兩面性，導致或者權力絕對權威，監督絕對順從；或者監督絕對權威，權力絕對順從。不只是權力失卻監督就必然產生腐敗，而且監督泛濫就會使權力失去權威。社會失卻了權威就失去了秩序，秩序受到破壞就必然損害權威；權力威風掃地，秩序蕩然無存。

毛澤東“讓人民監督政府”的大民主，普及分散了監督權，使監督權失去了監督而無拘無束、無法無天，普遍削弱了行政權威，必然導致無政府主義的“天下大亂”。

鄧小平“讓群眾黨員監督干部”的法制建設，回收集中了監督權，限制了監督權，普遍弱化了行政權的監督，必然導致權力的無拘無束、無法無天。

（七）“農村改革是權力下放，城市經濟體制改革也要權力下放，下放給企業，下放給基層，同時廣泛調動工人和知識分子的積極性，讓他們參于管理，實現管理民主化。”（《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42頁）

這美好的心愿卻被殘酷的現實所無情地粉碎。

長期的集權體制養成了嗜權如命的中國社會傳統，幾乎人人都有自覺追逐和把持權力的本能。見到權力就如同蒼蠅見血，到手的權力就不會輕易放棄。面對中央下放來的權力，大小官吏無不用足用活，有的竟然明目張膽地實行起所謂的“一把手負責制”，形成了“一把手專制”。

長期的集權體制養成“不怕官就怕管”中國社會的傳統，“官大一級壓死人”。幾乎人人都有以權壓人的本能，形成權力專制，造成社會畏懼權力怕“穿小鞋“的氛圍。不要說工人和知識分子難以參與管理，就是多數同級副職也是甘當唯唯諾諾的應聲蟲。

于是，大權獨攬、獨斷專行和唯唯諾諾、甘做奴才成為官場的時髦。以往的國家統一集權，形成各地各級的分散集權，國家的總家長制變成了各地各級的分家長制，從大家長制變為了小家長制。改革不僅沒有實現民主的目的，而且還動搖了中央的權威，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大行其道。

這樣，在“天高皇帝遠”和沒有民主監督的條件下就什么事情都可能發生，官場腐敗更不在話下。下放權力不僅沒有能提高經濟效率，反而導致大批國有企業虧損倒閉和基層機構人員膨脹。

所以，不管采取什么辦法，最根本的是必須解決“人民程度未及格”這個老問題。

“天下之論政術者多矣，動曰某甲誤國，某乙殃民；某之事件，政府之失機；某之制度，官吏之溺職。若是者，吾固不敢謂為非然也。雖然，政府何自成？官吏何自出？斯豈非來自民間者耶？某甲某乙者，非國民之一體耶？久矣夫聚群盲不能成一離婁，聚群聾不能成一師曠，聚群怯不能成一烏獲，以若是之民，得若是之政府官吏，正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其又奚尤？……

“國民之文明程度低者，雖得明主賢相以代之，及其人亡政息焉，……

“國民之文明程度高者，雖偶有暴君污吏，虔劉一時，而其民力自能補救整頓之，……

“然則茍有新民，何患無新制度，無新政府，無新國家？”

梁啟超認為，什么樣的國民產生什么樣的官吏什么樣的政府。無論是禍國殃民的官吏，還是腐敗無能的政府，或是腐朽沒落的制度，之所以能生生不已，就是因為國民素質低所導致。

正因如此，他提出：“論新民為今日中國第一急務”（侯宜杰：《新民時代——梁起超文選》，百花文藝出版社，2002年1月，第45頁）。

在此，梁啟超道出了問題的本質。確實，不僅是有種豆得豆、種瓜得瓜道理，而且還有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現象。在奴隸性的社會文化氛圍，任你選擇什么樣的體制，也必然造成各種權力的無拘無束、橫行霸道。

事實證明，在國民沒有強烈的民主意識條件下，簡單的簡政放權不可能實現民主，只能形成以民主的名義和形式強奸民意。

（八）從根本上說，國民的政治文明的程度是由經濟基礎的特點和生產力的發展所決定。

現代民主政治，產生于西歐的特殊經濟結構和生產力水平。

首先，是在西歐封建領主制的無政府基礎上產生的。在自然狀態下，由于生產力的發展，民間工商業主的經濟實力強大到了足以與阻礙其發展的封建領主的實力相抗衡后，工商業主為了自身利益通過各種手段獲得了城市的自治共和。

其次，是經過革命推翻君主專制形成了開放的政治制度。生產力發展到了工商業主的經濟實力強大到足以左右國家政治走向的程度，通過革命建立資本主義制度而成為西歐社會主流政治的。人民有了政治權力，自然也就自覺的關心和參與政治。

最后，是由于其所表現出的政治先進性，又為其它國家所自覺選擇或接受。

也就是說，國民的現代政治文明程度不僅取決于國民與政治的相關度，而且取決于政治向國民的開放度。

中國的地理和經濟特點既然決定了中央集權制的上層建筑，也就同時決定了社會政治文明的集權性。中國既不可能出現無政府的封建制度，也不可能產生出足以左右政治走向的民間工商經濟，也就不可能自然的形成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和民主政治的制度。

所以，李約瑟博士強調：

“中國文明本身不可能產生資本主義。因此，很顯然，沒有任何理由要求中國在本世紀必須經歷資本主義的各個階段。資本主義對中國來說，在本質上是外來的東西。中國人自己決不會產生資本主義；他們不理解，而且越來越不需要，什么資本主義。”（李約瑟：《四海之內》，三聯書店，1987年10月，第130頁）

我國國民的現代政治文明程度之所以低，就是因為兩千多年的集權專制剝奪了國民的政治權力。“中國歷代的農民，就在這種封建的經濟剝削和封建的政治壓迫之下，沒有人身自由。地主對農民有隨意打罵甚至處死之權，農民是沒有任何政治權利的。地主階級這樣殘酷的剝削和壓迫所造成的農民的極端貧困和落后，就是中國社會幾千年在經濟和社會生活上停滯不前的基本原因。”（《毛澤東選集》第二卷，1991年6月，人民出版社，第623和624頁）

集權專制的政治向國民封閉。無論是皇權專制，還是政黨專制，專制政治是通過“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法理和乾綱獨斷的制度，實現了對國民政治權力的剝奪。

人民沒有政治權力，自然也就不關心政治。雖然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教化，實際上人民更注重的是“說了也白說”和“禍從口出”的現實，造就了“肉食者謀之，有何見焉”的社會氛圍和 “莫談國事”的國民理念。

通過大量的調查和考察，蔡定劍博士指出：

“我得出的結論是民主的事件是最好的民主教育，無論經濟文化發展，選舉人群的素質高低。”（北大在線：《北大最佳講座》第三輯，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3月，第159頁）

所以，只有用民主的方式提高民主的意識，用民主的政治提高民主的素質。將人民監督權力的權力具體化成每個人的權力，并保證這個權力的有效性。

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只有保持協調的同步發展，才能實現社會生產力最大限度地發展。否則，上層建筑就會阻礙，乃至破壞生產力的發展。

我們既然是在通過自覺的行動推進生產力的跨越式發展，那么就必須同時自覺地推進政治文明的跨越式發展，向國民開放政治。

（九）鄧小平強調指出：

“就國內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兩條，一條是政治上發展民主，一條是經濟上實行改革，同時相應地進行社會其他領域的改革。”（《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42頁）

國家和民族的先進必然是科學技術和生產力的先進，國家和民族的強盛必然是政通人和、同心同德。趕超世界先進，盡管必須以實現科學技術和生產力的趕超先進為根本，但是卻又不能僅僅是如此。因為科學技術和生產力從來也不是脫離社會而單獨發展的，相反卻是在社會各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中發展的。所以，僅僅是科學技術和生產力先進了，可政治腐朽無能也不可能實現民族的偉大復興。

誰都知道，權力失去監督就必定產生腐敗，無限的權力必定產生無限的腐敗，可是又由誰來監督權力呢？

權力來自并從屬于體制，自然由體制實施監督。體制能否有效地監督權力取決于體制的效率，體制的效率來自于體制的能力和對象。

體制的能力是由體制的所能發揮出的智慧和技術組合而成，體制的對象規模是由社會活動的規模。當對象的規模處于體制的有效能力之內時，體制的權力運用得當就形成高效；當對象的規模超出體制的有效能力時，體制的權力運用不當就形成低效。

新中國的經濟經濟體制之所以曾經高效無比，就是因為：

其一、社會規模相對的小，“一五”時期只有156個重點工業工程項目；

其二、體制內積聚的是一世的人杰各顯其能，所能發揮出的智慧也就達到了最大化。

所以，對象的規模處于體制的有效能力之內時，體制的效率達到了最大化。

鄧小平所主導的改革之所以是以下放權力為主，就是因為社會經濟的規模發展已經超出了體制計劃的能力，導致了經濟效率下降，只能把超出了體制計劃能力的那部分經濟活動從計劃體制中分離出去，交由市場調節，形成市場經濟。

正是因為體制的無能才下放了權力，體制也就不可能對全部權力實施有效監督。這樣，所謂的法制自然也是力不從心、鞭長莫及的，必須也只有借助于體制之外的力量才能有效地監督下放的權力，民主監督的重要性即凸現出來了。

現實的問題是，從理論上說，人民當家作主，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自然必須監督權力。可在制度上，權力是通過制度而實現了人格化了的具體力量，人民卻是沒有通過制度實現人格化的抽象概念。

因此，權力是無敵的，只有大權力制服小權力，沒有哪個公民能監督權力，就連同級副職都奴性十足，更何況普通百姓呢。

所以，消除奴隸主義實現民主監督的關鍵是，以“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的氣魄，以國家的強制力為后盾，從法律和制度上將人民由集權體制下的弱勢變為強勢群體。

歷史的經驗教訓證明：也只有實現群眾路線和法制建設的有機結合、專業斗爭和群眾運動的有機結合，才能在保持秩序和穩定的基礎上，最大限度地抑制官僚主義和官場腐敗。

首先，將法制建設建筑在群眾路線的基礎之上。因為只有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才能實現“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其次，將組織建設建筑在群眾路線的基礎之上。因為只有堅持定期的開門整黨審干，才能及時發現和清除投機異己分子，純潔組織和隊伍。

又次，將官吏的查處至于人民的監督之下。因為只有能將專業反腐敗工作的主要過程置于人民的嚴密監督之下，才能有效防治貓鼠同盟，這就必須實行科學的審判陪審員制、檢察陪查員制。

再次，將社會的主要工作至于人民的監督之下。為此，必須實行人民代表的必須提案制和一定比例的基層人民代表輪流住會制，專司調查、彈劾官吏之職。

還有，至少是將現今人民代表享用的彈劾權推廣到民間，落實到每個人，若干群眾代表或一定比例的群眾聯名即可啟動官員的彈劾程序。

最后，必須追究那些推薦和考察官僚主義者和腐敗分子高升的人的責任。

在官僚階級“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高壓下，人民作為集權官僚體制下的弱勢群體只能是忍辱負重，形成了“莫談國事”的理念。可是，一旦達到忍無可忍的程度，就會出現“民之輕死”、鋌而走險的局面。

如此循還往復，代代相傳，直至國民政府。

這就是中國歷代政治最大的教訓！

至今，中國的政治實質上還依然停滯在“訓政”階段。這是不得已而為之，必須因勢利導、循序漸進，以對國家民族和歷史負責的精神，放棄一切私利，以完善傳統的精英治國、再加上現代的民主監督為主題，主動向著民主政治前進。這正是：

“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萬國蒸蒸，日趨于上。大勢相迫，非可閼制。變亦變，不變亦變。變而變者，變之權操諸己，可以保國，可以保種，可以保教；不變而變者，變之權讓諸人，束縛之，馳驟之，嗚呼，則非吾之所敢言矣！”（《新民時代——梁起超文選》，百花文藝出版社，2002年1月，第9頁）。

所以，必須以“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的理智，從法律制度上鞏固提升人民的政治地位，從實踐上培訓涵養人民的民主素質；必須將反對官僚主義納入政權的基本建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每時每刻都要講，使每個同志對這個問題都能有一個比較清醒的認識。”

只有這樣，才能實現民主革命先驅們的夢想，不負毛澤東、鄧小平的期望！

第二篇：官僚主義是萬惡之源

官僚主義是萬惡之源

總書記強調，各級領導干部要帶頭發揚勞模精神，出實策、鼓實勁、辦實事，不圖虛名，不務虛功，堅決反對干部群眾反映強烈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以身作則帶領群眾把各項工作落到實處。

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被稱之為“四風”。最近，反對“四風”被寫進了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之中。可見中央對反“四風”的重視和決心，也體現了反“四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我認為，官僚主義是“四風”之首。解決“四風”問題的關鍵是解決官僚主義。為何這樣講呢？

首先，讓我們來看一看什么是官僚主義

官僚主義一詞在漢語中出現較晚，是從西方轉譯過來的。官僚一詞，中國古代指在衙署辦事的官吏。而“官僚主義”（bureaucratism），《辭海》的解釋是：“指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做官當老爺的領導作風。如不深入基層和群眾，不了解實際情況，不關心群眾疾苦，飽食終日，無所作為，遇事不負責任；獨斷專行，不按客觀規律辦事，主觀主義地瞎指揮等。有命令主義、形式主義、文牘主義、事務主義等表現形式。官僚主義是剝削階級思想和舊社會衙門作風的反映。”

毛澤東給官僚主義列了二十種表現：

第一種，高高在上，孤陋寡聞，不了解下情，不調查研究，不抓具體政策，不做政治思想工作，脫離群眾，脫離實際，一旦發號施令，必將誤國誤民。這是脫離領導、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

第二種，狂妄自大，驕傲自滿；主觀片面，粗枝大葉；不抓業務，空談政治；不聽人言，蠻橫專斷；不顧實際，胡亂指揮。這是強迫命令式的官僚

１ 主義。

第三種，從早到晚，忙忙碌碌，一年到頭，辛辛苦苦；對事情沒有調查，對人員沒有考察；發言無準備，工作無計劃；既不研究政策，又不依靠群眾，盲目單干，不辨方向。這是無頭腦的、迷失方向的、事務主義的官僚主義。

第四種，官氣熏天，不可向邇；唯我獨尊，使人望而生畏；頤指氣使，不以平等待人；作風粗暴，動輒破口罵人。這是老爺式的官僚主義。

第五種，不學無術，恥于下問；浮夸謊報，瞞哄中央；弄虛作假，文過飾非；功則歸己，過則歸人。這是不老實的官僚主義。

第六種，遇事推諉，怕負責任；承擔任務，討價還價；辦事拖拉，長期不決；麻木不仁，失掉警惕。這是不負責任的官僚主義。

第七種，遇事敷衍，與人無爭；老于世故，巧于應付；上捧下拉，面面俱圓。這是做官混飯吃的官僚主義。

第八種，學政治不成，鉆業務不進；語言無味，領導無方；尸位素餐，濫竽充數。這是顢頇無能的官僚主義。

第九種，糊糊涂涂，混混沌沌，人云亦云，得過且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一問三不知，一曝十日寒。這是糊涂無用的官僚主義。

第十種，文件要人代讀，邊聽邊睡，不看就批，錯了怪人；對事情心中無數，又不愿跟人商量，推來推去，不了了之；對上則支支吾吾，唯唯諾諾，對下則不懂裝懂，指手劃腳，對同級則貌合神離，同床異夢。這是懶漢式的官僚主義。

第十一種，機構龐雜，人浮于事，重床疊屋，團團轉轉，人多事亂，不務正業，浪費資財，破壞制度。這是機關式的官僚主義。

第十二種，指示多，不看；報告多，不批；表報多，不用；會議多，不

２ 傳；來往多，不談。這是文牘主義和形式主義的官僚主義。

第十三種，圖享受，怕艱苦；好伸手，走后門；一人做“官”，全家享福，一人得道，雞犬升天；請客送禮，置裝添私；苦樂不均，內外不一。這是特殊化的官僚主義。

第十四種，“官”越做越大，脾氣越來越壞，生活要求越來越高，房子越大越好，裝飾越貴越好，供應越多越好；領導干部這樣，必定引起周圍的人鋪張浪費，左右的人上下其手。這是擺官架子的官僚主義。

第十五種，假公濟私，移私作公；監守自盜，執法犯法；多吃多占，不退不還。這是自私自利的官僚主義。

第十六種，伸手向黨要名譽，要地位，不給還不滿意；對工作挑肥揀瘦，對待遇斤斤計較；對同事拉拉扯扯，對群眾漠不關心。這是爭名奪利的官僚主義。

第十七種，多頭領導，互不團結；政出多門，工作散亂；互相排擠，上下隔閡；既不集中，也無民主。這是鬧不團結的官僚主義。

第十八種，目無組織，任用私人，結黨營私，互相包庇；封建關系，派別利益；個人超越一切，小公損害大公。這是宗派性的官僚主義。第十九種，革命意志衰退，政治生活蛻化；靠老資格，擺官架子；大吃大喝，好逸惡勞，游山玩水，走馬觀花；既不用腦，也不動手；不注意國家利益，不關心群眾生活。這是蛻化變質的官僚主義。

第二十種，助長歪風邪氣，縱容壞人壞事；打擊報復，違法亂紀，壓制民主，欺凌群眾；直至敵我不分，互相勾結，作奸犯科，害黨害國。這是走上非常危險道路的官僚主義。

以上是有官有僚的官僚主義之表現。為官者應以此為鏡，自行對號入座。

３ 回顧過去政府提倡為人民服務那陣子，我們的領導干部是有官無僚。以縣級領導干部為例，大多像焦裕祿那樣，與普通群眾無區別。他們無特權、無專車，住房交房租，下鄉蹲點與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吃飯交錢交糧票。卻時時處處為百姓解決生產和生活上的困難；培養典型樹樣板，千方百計組織生產、努力改變著本縣的落后面貌。

而現在，一些七品芝麻官卻是官不大僚不小。山高皇帝遠，干啥他都敢。貪贓枉法、享受特權，坐著百八十萬的專車游山玩水。家離縣衙幾百米遠。上下班也要車接車送。除了上廁所不坐車以外，什么赴飯局，會朋友，不管遠近，凡是出衙門必坐車。專車也成了私車，除自己享用外，家人親屬人人沾光（就連縣以下的局（科）長們也一樣有專車）。這些縣太爺們，檢查工作坐車觀花，布置工作夸夸其談。一些人搞權錢交易，利用小城鎮建設之機，與房地產商互相勾結。只要錢包送到家，你想在哪開發就在哪開發。無統一規劃或有規劃也不執行，嘴就是規劃。對群眾的疾苦不聞不問，對群眾上訪避而不見。任職多年，轄區內經濟無任何發展，自己腰包卻越來越鼓，他們整日想的是保官、升官、發財。還有的為了保官，回避矛盾。認為擺平就是水平，沒事就是本事，搞定就是穩定，妥協就是和諧。這還不算典型的官僚主義嗎？

其次，讓我們來看看官僚主義的危害。

反對官僚主義是中國共產黨面臨的一個重大任務和嚴重斗爭。這個任務和斗爭的重要性十分清楚，因為官僚主義是生長在黨和國家肌體上的贅瘤，是毒素和禍害，如果任由官僚主義滋長、蔓延，終將導致黨和國家的覆亡。官僚主義是腐敗的土壤，有官僚主義就必然要滋生腐敗。從官僚主義到腐敗有一個發展公式：官僚主義——特權——腐敗。

４ 結合專家們的看法，概括起來，官僚主義有以下幾方面危害：

1、官僚主義嚴重脫離群眾，直接侵蝕黨的執政基礎和動搖黨的執政地位。“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我們黨作為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其最大的政治優勢是密切聯系群眾，最大危險即是脫離群眾。人心向背，對于一個執政黨來說至關重要。在革命戰爭時期，我們黨要安身立命，就必須自覺、主動地去密切與群眾的關系。黨執政后，對權力資源的全面掌控支配，以及實際上形成的黨和群眾之間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往往容易凌駕于群眾之上，忽視群眾工作，密切聯系群眾的緊迫性更是不那么強烈了。漠視群眾意愿和要求，官僚主義和特權思想就會滋生蔓延，就會動搖黨的執政基礎。前蘇聯的解體和蘇共的垮臺，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蘇共已經形成了一個擁有特權的官僚階層。有人估計，這個官僚特權階層大約有50—70萬人，加上他們的家屬，共有300萬人之多。嚴重脫離群眾，從而被人民所拋棄，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2、官僚主義侵蝕我們黨風政紀，導致腐敗現象的滋生和繁衍。實際上存在的一些違反黨紀國法的現象，例如一言堂、買官賣官、對領導的意見不能提、領導的看法是最大的法、領導身邊的人相當于領導等現象，都是官僚主義在背后發生作用。官僚主義盛行，在現實中就表現為放棄我們這個社會被法律、道德、文化、規律等因素所支撐的健康的社會秩序，從而侵害人民的利益。正是因為有官僚主義的存在，雖然國家不斷地加大反腐力度，但這些現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門仍然十分突出，損害群眾利益的事情仍然時有發生。鄧小平同志1980年8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做了《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改革》的講話，其中對官僚主義的危害性做了深刻析論，斷言官僚主義是助長腐敗產生的重要源泉。大量事實表明，一些地方的政策法規之所以無法落實，流于形式而無力無效，除了腐敗分子人為地破壞法規、逃避懲罰

５ 外，官僚主義帶來的管理不嚴、執行不力、扯皮推諉、放任自流等亦是一大原因。

3、官僚主義嚴重破壞社會公平，影響社會效率。一方面，官僚主義盛行意味著人情的力量永遠大于規章制度，危害民主法制與公平正義。官僚主義“任人唯親”、“任人唯財”，只講私利，不講公理，勢必會影響社會的民主法制和公平正義。另一方面，我們的黨政機構以及各種企業、事業領導機構中，官僚主義會導致事無大小，往往無章可循，絕大多數人往往不能獨立負責地處理他所應當處理的問題，只好成天忙于請示報告，批轉文件。有些本位主義嚴重的人，甚至遇到責任互相推諉，遇到權利互相爭奪，扯不完的皮，這勢必會影響工作效率。

近一年多來，中央加大了反腐力度，總書記提出老虎蒼蠅一起打。一批又一批的省部級官僚主義貪官紛紛落馬。在高干層中產生了地震效應。但是打了老虎蒼蠅未必害怕。

這里特別提及的是，不要小看縣級的官僚主義。縣級官員是地方的父母官，是當地的土皇帝，掌有一個縣的黨政財文和生殺大權。有的人把下屬各職能局（科）的權利都收在自己手上，事無巨細，必親自審批。無利不起早，當然不會白批。因為縣級官員生活在基層，直接接觸群眾，一言一行，群眾都看得清清楚楚。而群眾又都視他們為黨的形象。所以他們的官僚主義對黨對國家影響更直接，更壞，危害也更大。

從古今中外引發社會動蕩的事件來看，無一不與官僚主義有關。有官僚主義就會產生特權，有特權必生腐敗，有腐敗就必然引起人民的反對甚至反抗。官僚主義不遏制，腐敗不根除，就會亡黨亡國。

上面談過蘇聯的教訓，蘇聯共產黨在擁有20萬黨員時奪取了政權，200萬

６ 黨員時打敗了法西斯，但在擁有2000萬黨員時卻丟了政權。根源在于官僚主義。

最后，談談如何遏制官僚主義

關于如何遏制官僚主義，許多專家提出了多種很好的意見。我認為最重要的有四條：

一是真正交給群眾監督權，讓群眾有話語權。政府定期聽取群眾的反面意見，而不是聽喜歌、評功擺好。

二是重提為人民服務，使官員真正成為“公務員”、“服務員”。三是完善制度，取消特權。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特權是官僚主義通向腐敗的必經之路，所以要千方百計加以限制，下決心實行官兵一致的制度。從工資、福利、待遇、住房、用車等各方面縮小官兵差別。建國初期，官兵待遇也有區別，但差別很小，因而沒有特權階層，不存在剪刀差和兩極分化問題。而現在的工資按職務而定，待遇按職務來區分，住房更是不合理。一個縣級官員調到外縣，外縣要為他安排住房。待他再調動或是退休時，該房便成了他個人財產。而普通工作人員只能用半生的積蓄來自購住房。專車問題不合理。下面的業務人員工作量甚至比當領導的還要大，但只能擠公交、騎自行車或步行去跑業務，哪怕領導專車在那閑著。

常言道，飽漢子不知餓漢子饑，領導者、掌權人享有與民眾不同的特權，就不會體會到民眾的疾苦。長官坐專車上班，就不會在機關或單位修建自行車棚而任憑干部們的自行車在風雨中銹蝕。北方有一個縣，把供熱公司和自來水公司都承包給了個人。副處級以上官員都免交供熱取暖費和自來水費。長官免交供熱取暖費和自來水費，就體會不到群眾承受的經濟壓力。在熱費、水費已是全國最高的情況下，仍然隨意答應供熱公司和自來水公司的漲價要

７ 求。甚至幫助他們挑選聽話的人員去參加漲價聽證會，而把敢于替百姓說真話、會算成本帳的人員從參加聽證會人員名單中勾掉。要求漲價的企業也很慷慨，愿意給參加聽證會的人每人一萬元酬金，以便順利通過。那么縣官得到多少呢？當然這種官僚主義的背后是直接的腐敗。真可謂腐敗腐敗，無處不在。

四是，限制權力過于集中。有關人財物的事項要通過領導班子集體討論決定，反對一人說了算。政府作出重要決策之前，必須報人大討論和交政協討論，廣泛征求群眾意見。因為政府官員是為人民辦事的，不能拿群眾當草民，拿自己當家長，說啥是啥。要多點民主少點獨斷專行。

2013.12.6.發表在《榕樹下》小說網、《煙雨紅塵》小說網、《紅袖添香》小說網、《百姓散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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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友評論：

1、掌握什么權，獲得什么利。握力謀利。莫過于此！問好！

2、官僚主義真是要不得。需要認真的改改了。問好！

８

第三篇：形式主義與官僚主義是一對

形式主義與官僚主義是一對“孿生兄弟”，二者同根而生、相伴而行。如果深挖一下形式主義與官僚主義的根源，可以清楚地看到，兩者在許多方面有著驚人的一致。表現在思想根源上，它們都是嚴重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在認識和實踐活動中帶有極大的主觀性和盲目性，是徹頭徹尾的唯心主義、形而上學；在價值觀上，都是受個人名利思想和“官本位”意識的驅動，表現為極端個人主義或小團體主義；在具體工作上，兩者都是事業心、責任心不強，怕吃苦、圖安逸，對工作敷衍塞責。正是由于這種“近親”關系，兩者往往如影隨形，一個地方只要存在形式主義，必定會有官僚主義出沒；如果這里的官僚主義習氣嚴重，形式主義也必然猖獗。對一個人來說也是如此，官僚主義者往往也是形式主義者。

形式主義與官僚主義相互影響、相互滲透。形式主義就其脫離實際、對工作極端不負責任來說，已具備了官僚主義的某些屬性和特征，實際上就是一種官僚主義。而官僚主義者就其尸位素餐、欺上瞞下，工作有名無實來說，本身又是一種形式主義。有時候，同一種表現，說它是形式主義也行，說它是官僚主義也可以；也有的在一種情況下表現為形式主義，在另一種情況下則變成了官僚主義。比如，在實際工作中，許多單位單純以會議落實會議、以文件落實文件，喜歡搞各種華而不實的考核檢查、達標評比，等等，這既是形式主義，又是典型的官僚主義。

形式主義與官僚主義相互利用、相互蔭庇。從官僚主義這方面來說，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形式主義的“催生劑”、“助產婆”。一方面，許多官僚主義者為了出名掛號，求官、保官，必然整天琢磨花花點子，炮制一些中看不中用的“經驗 ”，想盡種種形式主義的花樣，以求引起上級的注意；另一方面，他們長期浮在上面做官當老爺，對下情缺乏深入細致的了解，往往胡表態、瞎指揮，盲目提出一些不切實際的高指標，逼得下面無所適從，只好搞一些形式主義的東西來糊弄上級，以求過關。也有的領導，對下級單位的工作不是看扎扎實實的業績，而是單憑場面大不大、花樣新不新來評判優劣，導致下面一些人紛紛迎合，片面地在花樣、場面上大做文章；而他們對下面搞的形式主義的各種東西，又往往采取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態度。有了官僚主義的助長和保護，搞形式主義的人自然有恃無恐，膽子越來越大，一些人實際工作沒干多少，卻月月報成果，三天兩頭出經驗，蒙蔽了上級的視線，妨礙了領導對實情的把握，致使上級領導和機關在一片“滿意”、“放心”聲中淪為官僚主義。而一些官僚主義者也甘心受這種“蒙蔽”，因為有了形式主義這個道具，他們就可以裝潢門面，炫耀政績，藉以制造種種轟動效應，達到掛名得彩、仕途升遷的目的。

第四篇：官僚主義

官僚主義

通過學習，我覺得反對官僚主義，就要在工作中力戒以下幾點：

一、戒浮而不實。

干部不能浮在上面，脫離群眾，不深入實際調查研究，不抓具體中心工作的貫徹落實，不做艱苦細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一切滿足于過得去；干部不能下基層了解情況，走馬觀花，蜻蜒點水，既抓不住問題更解決不了問題，對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中在改革、發展、穩定中出現的新經驗、新情況、新事物，視而不見，充耳不聞，麻木不仁；在工作上不能漫不經心、敷衍塞責。

二、戒官氣十足。

有些同志“官”大脾氣長，官氣十足、官位十足、官癮十足、官相十足，官氣熏人，驕傲自滿，盛氣凌人，唯我獨尊，常常用官話訓人，用大話嚇人，用假話哄人，把自己打扮成“了不起”、“管不起”、“惹不起”的特殊人物，使人望而生畏；不按民主制度辦事，不愿接受群眾監督，我行我素，聽不得不同意見、容不下半點異議，家長作風十足；一切憑個人意愿辦事，作風不民主，愛搞“一言堂”，喜歡“一錘定音”，玩弄“一枝筆”，一切都是我說了算；聽不得反面意見，誰批評一句就回敬一句，其行為是聽到表揚眉開眼笑，遇到批評一觸即跳；領導干部在克服官僚主義中的“官氣十足”是非常必要的。“水唯善下方成海，山不矜高自極天。”對我們來說，在崗位上要用心想事、用心謀事、用心干事，“但求事功，不事張揚”。銳鋒產生于粗石，貴珠出乎賤蚌。要才高而不自滿，德高而不自矜，功高而不自居，名高而不自譽，位高而不自傲，永遠把自己的位置放低一些，高調做事，低調做人。.三戒浮夸虛績。有些同志對上級領導“三分成績講七分，兩成事情夸十成”，只講“過五關斬六將”的功跡，不講“走麥城”的教訓，其結果“唇槍倒流三江水，舌劍獨掃千人軍”；貶低同事的作用，抬高自身的價值，把集體的智慧說成是個人的才干，把全體職功的功跡說成個人的功績；有的人凡事為領導諱，把紅腫當鮮桃，視潰爛為乳酪；在領導面前盡報“好事”，愛端“盆景”，展示“亮點”；對下兜圈子，捉迷藏，不講原則，單位出了問題，靠送禮“滅災”，靠賄賂打通，靠捧場掩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四戒結黨營私。

為了個人利益，互相包庇，相互利用，重用會搞“關系學”者，埋沒老實能干的人；不干事業，專門在背后議論、談論、指責人，今天說姓趙的不是，明天講姓王的不對；對靠成績有進步的人，不是看人家的主流、本質，而是專找人家的缺點、毛病、鄧小平同志曾指出：“形式主義也是官僚主義”。由此可見，官僚主義存在的普遍性、廣泛性、嚴重性。在新形勢下，官僚主義更是具有危害猛、大、廣、毒、烈的特點，這些都會上我們的工作受到嚴重損失，也嚴重影響了干群關系以及落實科學發展觀。因此，對于新形勢下滋長的官僚主義，要引起我們高度重視，我們每個黨員都要認真學習，深刻剖析，查找自己的不足，痛下決心，力戒官僚主義。

2014年5月8日

第五篇：官僚主義

官僚主義

官僚主義是一種長期存在的、復雜的歷史現象。首先，官僚主義在新政權中存在有其社會歷史根源中國共產黨是在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產生的，最早的一批黨員都是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中走出來的，“由于黨的組織基礎的最大部分是由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成分所構成的”，因此，舊社會的觀念、傳統、習俗和作風無時無刻不在侵襲著他們，官僚主義作風在一些黨員干部身上廣泛存在著.其次，官僚主義在新政權中存在有其思想意識根源.一方面，官僚主義來自剝削階級的思想觀念的影響。，“因為勝利，人民感謝我們，資產階級也會出來捧場。敵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們的，這點已經得到證明了。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意志薄弱者。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共黨內和國家機關中的官僚主義現象日益凸顯出來。在“三反”運動中，毛澤東更是直接的指出，“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是資產階級的東西，我們黨內存在這三個東西，這個帳要掛在資產階級身上”，他一再告誡全黨要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襲擊。另一方面，是由于黨執政后部分領導干部放松學習和思想改造，以功臣自居，產生驕傲自滿情緒，缺乏民主作風、產生享樂思想、脫離群眾。再次，官僚主義在新政權中存在有其政治制度根源。但是，他只是初步認識到我國政治體制的某些弊端與官僚主義的關系，只是從原則上提出來，并沒有在理論上進行深入的探討，后來由于黨內“左”傾錯誤的發展，其正確的反官僚主義思想沒有持續進行下去。，毛澤東主要強調了官僚主義現象產生的社會歷史根源和思想意識根源，新政權存在官僚主義現象主要是受舊社會剝削階級思想意識的影響，在這種認識下，毛澤東在部署反官僚主義的實踐中注重運動反官僚主義，注重加強對黨員干部的思想改造。一九三三年八月毛澤東在中央革命根據地經濟建設大會上指出，“官僚主義的表現，一種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責的怠工現象”③。這種官僚主義者對人民群眾麻木不仁，對于那些損害群眾利益的“壞人壞事有一些了解，但是熟視無睹”④。四是獨斷專行，強迫命令。這種官僚主義者，以為自己是領導，高高在上，不做調查研究，不同群眾商量，工作方法簡單粗暴，動輒強迫命令，“別人提不得不同的意見，提了就不高興。只愛聽恭維話，不愛聽批評話”⑤。五是貪污腐化，違法亂紀。毛澤東認為，貪污腐化，違法亂紀是黨內官僚主義的一種惡劣表現，1947 年12 月他在《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一文中就指出官僚主義包括貪污現象。”建國初期，他明確指出官僚主義是貪污、浪費和違法亂紀現象所以存在和發展的根本原因。三毛澤東為反對黨內官僚主義提出的原則與措施走群眾路線，通過增進干部與群眾之間感情，使干部不愿變成官僚主義者，通過加強群眾監督，使干部不能變成官僚主義者，這是毛澤東為防止黨內官僚主義提出的總原則。毛澤東特別強調干部要同群眾一起參加勞動，通過勞動密切與群眾的感情。在57 年整風運動中，中央專門發出指示，要求各級黨政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凡能勞動的，每年以一部分時間，分別下田、下工廠、下礦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場所，和工人農民一道從事可能勝任的一小部分體力勞動。“這樣一來，黨和群眾就打成一片了，主觀主義，官僚主義，老爺作風，就可以大為減少，面目一新”⑩。對于那些硬要將自己與群眾對立起來的人，則可通過人民群眾的監督，將他們孤立起來，使他們不能搞官僚主義。開展整風運動是毛澤東反官僚主義的總措施。延安時期，黨中央曾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延安整風運動，建國后的“三反”斗爭也是以整風運動的方式反對官僚主義，957 年又開展了以糾正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為主要內容的整風運動，960 年，毛澤東再次強調，對官僚主義“需要每一年整風一次。”瑏瑡具體措施方面，毛澤東提出了加強思想教育，營造反對官僚主義的社會輿論氛圍，加強督促檢查，從組織制度與具體政策上消滅官僚主義產生的土壤，以及歡迎民主黨派監督等。毛澤東曾反復告誡全黨要做到“兩個務必”，強調從黨中央、中央人民政府、中央軍委開始，要加強對下級(直至最基層單位)的工作檢查，要求“凡典型的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的事例，應在報紙上廣為揭發”瑏瑢。毛澤東認為，要徹底鏟除官僚主義，就應該從組織制度與具體政策方面入手，消滅官僚主義產生的土壤。他曾提出“在一不死人二不廢事的條件下，我建議黨的機構進行大精簡，砍掉它三分之二”瑏瑣。在反官僚主義實踐中，毛澤東一方面對壞的典型深刻批判，無情撻伐，同時重視榜樣的作用，提出“為著有力地徹底地消滅貪污現象和官僚主義現象，必須獎勵那些不貪污，不浪費和毫無官僚主義習氣的模范單位和個人。反官僚主義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毛澤東對官僚主義深惡痛絕，在理論上大力批判，在實踐上堅決反對，認識何等深刻，態度何等堅決，力度何其排山倒海，但歷史已經證明，反對官僚主義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也不是通過幾次突擊性的群眾運動的“大掃除”所能清除得了的，而是一個與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建設同步進行的長期任務。一方面反官僚主義的警鐘要長鳴，我們應該“時時批評自己的缺點，如同我們為了清潔，為了去掉灰塵，天天要洗臉，天天要掃地一樣”瑏瑥，否則 “官僚主義這種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壞作風，一年不用掃帚掃一次，就要春風吹又生了”瑏瑦。另一方面，既然克服官僚主義是一個長期過程，我們就不能害急性病，以免事與愿違。在對“文革”的反思與研究中，許多“文革”的研究者認為毛澤東發動“文革”的主要動機之一是反對修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這一點也是研究毛澤東反對官僚主義思想不能忽視的，而且對這種事與愿違現象的分析，恰恰有利于新時期反對官僚主義的實踐。

文革

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災難，它帶給中國和世界的破壞意義遠遠大于它的積極意義所以，今天我們在反思文革的教訓時，應當特別注重今后的發展如何防止犯同樣的錯誤。文革的錯誤只不過是社會發展過程中遇到一些問題在特定的情境中被放大而已，但是只要鄧小平在報告中描述的這些情況沒有被根本扭轉，我們將無法斷言若干年后的人們不會重犯這一類錯誤。首先，明確文化不是解決社會一切問題的法寶。五四以來，我們在文學大家和革命家的引領下，在“革命”話語的掌控下，對傳統文化和道德進行了無情駁斥，批判甚至毀壞，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干著違背馬克思主義基本精神的勾當。文革一起，原本還基本維持正常的社會秩序瞬間瓦解，5000歲月建立起來的傳統價值觀、道德基礎、倫理觀念徹底消亡，夫妻反目、兒女成仇、好友揭發、私下告密，人類心靈中最陰暗的一面暴露無遺，祖宗傳下來的文化遺產，甚至風俗習慣，都被全面系統地毀壞了。一句話：幾千年的文明積淀，10 年間幾乎蕩然無存。但是，文化批判不但沒有解決中國任何問題，反而使得國人因為信仰的喪失而變得極不自信，無所適從 反腐敗和廉政建設

一、堅定不移地推進反腐敗和廉政建設

新中國成立之初，先后設立國家檢察機關、政府監察機關和中國共產黨的紀律檢查機關，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貪污條例》等法律法規，反腐敗和廉政建設體制機制初步建立。20 世紀70 年代末，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改革開放是一個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社會大變革的過程，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激發了社會活力0 世紀90 年代，中國開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進入21 世紀，中國把反腐敗和廉政建設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確立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并舉、注重預防的方針，制定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這一反腐敗國家戰略，整體推進反腐敗和廉政建設

二、反腐敗和廉政建設領導體制與工作機制

在反腐敗和廉政建設實踐中，中國探索形成了黨委統一領導、黨政齊抓共管、紀委組織協調、部門各負其責、依靠群眾支持和參與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反腐敗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中共中央、國務院還先后頒布和修訂了《關于實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的規定》，明確要求各級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按照 “誰主管、誰負責”的原則，在抓好業務工作的同時，抓好職責范圍內的反腐敗和廉政建設，對違反規定的，進行責任追究。全國各地區各部門按照中央要求，把反腐敗和廉政建設納入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規劃、寓于各項改革和重要政策措施之中，同改革發展工作一起部署、一起落實、一起檢查、一起考核，保證了反腐敗和廉政建設扎實有效地向前推進。人民群眾的支持和參與是反腐敗和廉政建設取得成功的重要基礎。各社會團體、新聞媒體和廣大人民群眾，在建言獻策、參與監督、揭露腐敗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三、反腐敗和廉政建設法律法規制度體系

以中國憲法為依據，制定了一系列反腐倡廉法律法規； 以中國共產黨章程為依據，制定了一系列中國共產黨黨內制度規定，逐步形成內容科學、程序嚴密、配套完備、有效管用的反腐敗和廉政建設法律法規制度體系。為規范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行為，中國共產黨制定了一系列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的行為準則和道德規范，建立健全防止利益沖突制度。中國今后將更加注重法律法規制度的貫徹實施，并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繼續制定新的、修訂原有的反腐敗和廉政建設法律法規制度，使之不斷發展和完善。

四、權力制約和監督體系

中國按照結構合理、配置科學、程序嚴密、制約有效的原則，逐步建立健全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推進權力運行程序化和公開透明，加強對權力的制約和監督。目前，已形成了由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人大監督、56政府內部監督、政協民主監督、司法監督、公民監督和輿論監督組成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監督體系。各監督主體既相對獨立，又密切配合，形成了整體合力。

五、通過體制改革和制度創新防治腐敗

改革開放特別是進入21 世紀以來，中國堅持用發展的思路和改革的辦法預防和治理腐敗。針對容易滋生腐敗的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大力推進體制改革和制度創新，建立適合時代發展要求的新體制新機制，努力從源頭上防治腐敗。

六、依法依紀查處腐敗案件

依法依紀查處腐敗案件，是懲治腐敗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堅持在法律和紀律面前人人平等，嚴肅查處黨員干部和國家工作人員中的腐敗行為，保持懲治腐敗的強勁勢頭。

七、廉政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設

教育是反腐敗和廉政建設的一項基礎性工作。多年來，中國堅持不懈地在國家工作人員中開展廉潔從政教育，在全社會加強廉政文化建設，促使國家工作人員增強廉潔自律意識，推動全社會形成崇尚廉潔的良好風尚。中國大力開展廉政文化建設，弘揚以廉為榮、以貪為恥的社會風尚。制定《關于加強廉政文化建設的意見》，推動廉政文化進機關、社區、家庭、學校、企業和農村。注重繼承和發揚中華優秀傳統中的廉政文化精華，以文學藝術、影視作品、書畫展覽和公益廣告等形式表現廉政文化的豐富內涵，推出一批主題昂揚向上、時代特色鮮明、體現人文關懷的優秀廉政作品。通過這些內容豐富、形式多樣、喜聞樂見的廉政文化活

八、反腐敗國際交流與合作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快速發展，腐敗行為呈現出有組織、跨國境的趨勢。加強反腐敗國際交流與合作成為世界各國、各地區的共識。中國重視反腐敗領域的國際交流與合作，主張在尊重主權、平等互利、尊重差異、注重實效的原則下，與世界各國、各地區和有關國際組織加強合作，互相借鑒，共同打擊腐敗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