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安徽農村社會保障地方性立法探析

關于安徽農村社會保障地方性立法探析

論文摘要：安徽省農村社會保障工作正在持續穩定發展，但是農村社會保障的地方性立法工作尚處于探索階段，存在很多問題。文章就安徽省農村社會保障立法作出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對構建和完善我省農村社保的立法工作提出了建議，認為應采取統一立法模式，確立“全覆蓋”、“低水平”、“與社會經濟發展相適應”和“社會保障一體化”原則，做到科學立法，程序公開公正。并在立法中注意做好農村社會保障的城鄉銜接、地區銜接和新老銜接工作，關注特殊群體的社會保障問題以及強化解決農村社會保障糾紛的救濟立法。

論文關鍵詞：農村；社會保障；地方性立法；特殊群體社會保障

隨著城市化進程加快，農村經濟結構的變化以及農村人口結構的逐步老化，農村傳統的土地保障、家庭保障功能逐漸弱化，農村人口對社會保障的需要越來越迫切。安徽作為中部農業和人口大省，經濟發展較為落后，農村社會保障的制度建設起步較晚，但對社會保障的需求又較為迫切。目前，安徽省積極響應黨中央和國務院關于“三農”工作和城鄉協調發展的工作號召，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實施也取得了相當的成效，但從法律制度而言，農村社會保障的立法工作尚處于探索階段，許多制度尚未成型。

一、安徽省農村社會保障地方性立法的現狀分析

(一)農村社會保障的法律意識滯后，地方性立法存在大量空白

我國農村社會保障主要包括社會保險、社會救濟和社會福利三個方面，涉及農村養老保險、醫療保險、“五保”供養、優撫安置、社會救濟等項目。目前，安徽省農村社會保障的立法建設滯后。首先，在立法意識上，還沒有完全看到建立健全農村社會保障法律制度的重要性與迫切性，社會保障的很多項目尚未納入地方性立法的規劃，農村社會保障的實施只是通過政府的通知性的文件，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推進，幾乎無法可依。其次，社會保障存在大量的立法空白。比如農村失業保險、生育保險等處于立法空白。農村剩余的勞動力根本沒有失業保障。農村婦女沒有生育保險待遇可以享受。

從農民的角度來說，由于法律知識的缺乏和社會保障意識的淡薄，大多數人錯誤地認為社會保障完全是政府的責任，如果要求農民個人繳納社會保障費用，那無疑是“亂收費”。另外，由于當前農村社會保障的規定多是政策性文件，不同于法律文件，公開性也較差，造成許多農民對制度的知曉程度較低。

(二)立法層次低，缺乏穩定性和權威性

目前，安徽省關于農村社會保障的地方性立法僅有一部政府規章——《安徽省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暫行辦法》，其余的多是政府工作部門的文件。比如，目前指導農村醫療保險的有《安徽省新農合補償實施方案(試行)》(皖衛農[2007]89號)、《關于提高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補償待遇的通知》(皖衛農[2008]19號)、《關于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進一步完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意見》(皖衛農[2008]89號)以及2009年省衛生廳、省財政廳《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實施辦法》。以上的政策性文件，幾乎每年都有新的變化，缺乏穩定性，導致社會重視程度不夠，大家會把它僅僅看作是某個方面的政策，而不是有機的法律體系。其次，制定機關多是政府的工作部門，沒有地方性立法權，也導致社會保障制度不夠權威，政府、社會、部門、家庭和個人責任不清，缺乏必要的強制性和約束性。

(三)沒有統一的地方性立法，缺乏整體規劃性

安徽省現有的農村社會保障方面的規定，除有極少量的省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地方性法規和省政府制定的規章外，其余絕大部分出自省政府辦公廳、勞動與社會保障、民政、衛生等職能部門。因為各部門的職能范圍不同，導致制定規范性文件時的政策選擇和價值取向不同，缺乏部門之間的橫向協調性、統一性，也沒有制度建設的縱向邏輯連貫性和系統性，這使規范的執行者與遵守者均無所適從，造成法制資源的浪費。

二、安徽省農村社會保障地方性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一)安徽省新農村建設需要農村社會保障的地方性立法

黨中央、國務院以中發[2006]1號文件的形式，發布了關于建設“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新農村目標。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既包括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也包括農村各項制度的建設和完善，其中，在農村建立健全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制度，亦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要內容。

我們不能忽視新農村建設的社會背景，那就是伴隨著城市化進展，安徽農村土地被大量占用，農村人均耕地面積急劇減少，城市化進程與農村人口就業水平脫節，從事農業的市場風險增大，農民收入不穩定。更值得憂慮的是，在生產生活條件落后的農村社會兩極分化日益加劇的情況下，大部分農村居民未被納入基本保障體系，經濟基礎脆弱的貧困人群有所擴大，導致矛盾加劇。如果在農村不建立良好的社會保障制度，新農村市場經濟將不會順暢地發展起來。因此，在新農村建設過程中，政府應重視保護農民的社會保障權利，要通過公共財政補貼，幫助農民建立起包括合作醫療、養老保險等在內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以保障社會公平和社會的和諧穩定。而這一切，最終還是要靠立法來進行制度保障。

(二)安徽省經濟發展和社會保障工作日益完善，能夠為地方性立法提供經濟和制度支持

不少人認為安徽省目前的財力尚未達到實現農村全面社會保障的階段，立法工作可以延后。事實并非如此。就國際經驗而言，德國、法國等13個歐盟國家在類似于中國目前或更低的經濟發展階段時，已經成功地建立了農村養老保險制度。與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相當甚至稍微落后的印度，為了防止出現因老返貧的現象，也為65歲以上的老人提供每月5美元的養老金。實行“米保障”的越南，也以特殊的方式建立了農村養老保險制度。與國外做法相比，安徽省在經濟發展水平上已經達到了在農村建立社會保險制度的條件。

根據2006年《安徽關于貫徹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實施意見》，我省正逐步加大財政對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投入，建立與農村發展水平相適應的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擴大對農村計劃生育家庭實行獎勵扶助制度試點范圍。落實軍烈屬優撫政策和各項救災救濟政策。保障農村困難群眾的基本生活，探索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進一步完善農村五保戶供養、特困戶救助、災民補助等社會救助體系。2007年安徽進一步出臺《推進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落實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將農村“五保戶”供養標準提高到每人每年平均l200元，提高農村醫療救助水平，逐步建立重大傳染病病人醫療救助和生活救助保障機制，盡快實現部分社會保障制度全面覆蓋農村。同時，開展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改革試點，逐步建立以個人賬戶為主、集體補助和政府補貼為輔、與其他社會保險相互銜接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積極做好被征地農民的就業培訓和社會保障工作。

安徽省目前已建立了包括養老、醫療、救助、最低生活保障等在內的農村社會保障的基本框架，并且體現出制度化、統一化的特點。比如，在新農村合作醫療方面，安徽規定自2008年始，將在現有參合費用統一、籌資標準統一的前提下，對全省100個參合縣、市、區實行統一操作，包括統一補償模式、統一起付線和封頂線、統一補償比例、統一實行保底補償、統一逐步取消家庭賬戶實行門診統籌、統一慢性病病種和補償辦法、統一規范二次補償和健康體檢、統一基本用藥目錄和診療項目等。八大統一徹底改變2003年以來以縣為單位、各參合縣標準不統一的現狀，也改變了貧縣與富縣之間由于補助差距過大而導致的明顯不公。

因此，在經濟和制度條件都基本具備的情況下，目前的工作就是通過地方性立法的方式將已經日趨成熟的經驗和制度法律化，并給未來的工作提供法律依據。

(三)地方性立法的創制性和靈活性，能為農村社會保障提供前瞻性的技術支持

當前我國正在抓緊制定社會保險法。從目前草案看，這部法律并沒有對農村社會保障進行詳細規定，只是對目前農村建立起來的新型合作醫療制度和社會養老制度予以確認。根據我國《立法法》的規定，在上位法有空白的情況下，地方性立法的首要任務就是以立法的形式創制性解決由地方自己解決的問題，是對國家法律法規的拾遺補缺，重點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無法可依的現狀。

因此，我省農保立法工作完全可以在堅持法制統一前提下，努力突出地方特色，為農村社會保障提供前瞻性的技術支持。在立法中強調針對性、可行性和地方特色，努力對國家法律的補充和細化上下功夫，把搞好創制性立法作為立法重點，對法律尚無明確規定、而我省又迫切需要且條件成熟的，大膽探索，先行制定地方性法規。

三、構建和完善安徽省農村社會保障的立法制度

(一)確立農村社會保障的立法原則

農村社會保障立法和制度建設應明確“全覆蓋”、“低水平”、“與社會經濟發展相適應”和“社會保障一體化”原則。為貫徹這一原則，在地方性立法中要堅持以下幾點：1．堅持廣覆蓋、?；?、多層次、能轉移、可持續的制度建設方針。2．堅持權利和義務相對應、公平與效率相結合、自我保障和國家保障相結合，保障水平與當地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3．實行個人繳費、集體補助、政府補貼、社會捐助等多渠道籌資方式。4．堅持因地制宜，分類試點。5．堅持屬地管理，分級負責。

(二)確立統一的立法形式和體系

安徽省農村社會保障立法面臨的首要問題是立法體系的選擇。根據社會保障項目的不同，可以分項立法和統一立法，但兩者各有利弊，前者靈活性強而穩定性不足，后者正好相反。從目前我省社會保障已有的規定來看，各種規定比較零散，缺乏權威性和穩定性，因此，我省立法采取統一性立法的方式比較可取。具體而言，由安徽省人民代表大會或人大常委會根據憲法制定《安徽省農村社會保障條例》，分為總則和分則兩部分。總則規定農村社會保障的基本原則和保障對象和保障項目。保障項目包括農村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生育保險、最低生活保障、專項救助、自然災害救助等。分則規定各社會保障項目的參保人、主管機關、資金籌集、資金管理、保險待遇以及法律責任等相關內容。

(三)科學立法，保障程序公開公正

農村社會保障事關農民、民生，要考慮省內不同地區、不同區域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差異，如果在制度設計和保障待遇方面差異過大，則不符合法制的統一性以及社會保障的公平性。因此，我省立法時要做到科學立法，從論證、起草、修改、、審議和通過，每一個過程都要嚴格按照立法程序走，不搶程序，不越程序，該調研的一定要調研，該聽證的一定要聽證。要將立法調研、起草、審議和法規通過后的各項工作內容具體化、規范化。

四、安徽省地方性立法還應注意的幾個問題

(一)注意做好農村社會保障的城鄉銜接、地區銜接和新老銜接

目前大量農民進城務工，轉為農民工的身份，按照當前的政策，應給予其城市勞動者的待遇，為其購買養老保險。但是農民工就業不穩定，可能隨時回鄉務農，相應的養老制度安排也會不同，目前這兩者如何銜接還沒有明確的規定。在醫療保險方面，一些地方要求農村中小學生加入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但同時農村以家庭為單位參加新農合，二者的銜接也要加以研究，避免農民重復參保，增加負擔。“新農?！睂嵤┖?，如何與“老農保”銜接，也是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目前北京市的一些做法可以提供立法參考。比如，農民轉為城鎮居民參加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的，農保繳費年限可按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繳費折算。參加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的農民工到達領取年齡時不符合按月領取條件的，可按一次性待遇政策，將資金轉入農保機構，建立個人賬戶，享受農保待遇。農民工加入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履行了與城鎮職工同等義務的，退休時可以享受同等權利。

(二)特殊群體的社會保障問題

1．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問題。除目前受到廣泛關注的農民工之外，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也需要獲得法律保護。目前，失地農民社會保障資金的主要來源是征地補償費中的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也就是江浙等地區所試行的“土地換保障”。但是現在的征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標準過低，無法滿足失地農民未來生活的基本保障。因此建議在立法中，把失地農民納入到最低生活保障的范圍之內。失地農民大多生活在城市近郊或者就在市區生活，且已經基本不從事農業生產，所以失地農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應該與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一致。其次，要為失地農民提供養老保障，勞動保障部門要建立專門的失地農民基本生活保障個人專戶檔案和相應的繳費證、領取證，確保失地農民進入領取年齡后按時足額領取養老金。第三，要為農民參加醫療保險排除制度上的障礙。目前，失地農民參加醫療保障仍然存在身份上的不確認，應當在個人、集體“拿大頭”的情況下，給予一定的優惠政策，確保農民大病有錢醫。

2．農村雇工的社會保障。農村雇工是繼農民工以后出現的一個社會群體。雇主是承包集體土地的農業生產經營者，通過承包、轉包等方式擁有較多的土地使用權。雇工有的是既經營自己承包的土地又兼職被雇用；有的是將自己承包的土地轉包給雇主，同時又被雇用；有的是可能放棄承包權，完全被雇用。農村中的雇工現象已形成了一種特殊的勞動關系。一方面，它有雇傭合同關系的特點，不完全等同于勞動法上的勞動關系，另一方面，雇工和雇主之間也存在著勞動報酬的支付、生產安全、職業病危害等問題，要求《勞動法》上的安全生產標準和勞動時間標準，因此，繼對農民工、失地農民的權益關注后，應該對正在發展的農村雇工問題特別關注，探討農村雇工的職業病危害和工傷保險問題。

3．農村計劃生育戶的社會保障問題。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繼續推行，農村計劃生育人口也在繼續增長，其養老問題日益凸顯。針對農村獨生子女戶和兩女戶的養老保障問題，中共中央、國務院2000年在《關于加強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穩定低生育水平的決定》中明確提出，在農村，堅持政府支持和農民自愿的原則，根據實際情況逐步建立實行計劃生育的獨生子女戶和兩女戶的養老保障制度。根據這一政策，我省立法中，應將農村計劃生育戶的社會保障問題和其他人口區別對待，建議可以采取江蘇省的“財政補一點，集體出一點，個人交一點的辦法”，為計劃生育戶籌集養老資金，探討融社會養老保險與計劃生育戶養老保險合一的制度。

(三)強化解決農村社會保障糾紛的救濟性立法

目前的社會保障立法中關于法律責任、權利救濟途徑的規定比較缺乏，這也是導致有法不依的關鍵原因之一。再加上農民自身權利意識淡薄，法律知識欠缺，因此建議在立法中設立符合農村和農民的法律服務體系和司法救濟制度。如：加強基層行政機關的法律服務功能，為農民普及社會保障的法律知識。設立多渠道的救濟途徑，以行政救濟為主，司法救濟為最終救濟。簡化辦案程序和起訴條件，明確當事人的舉證責任，強化基層派出法庭的司法力量，深入到田間地頭為農民處理社會保障糾紛。此外，針對經濟困難的農民，減免訴訟費用，及時提供法律援助也尤為重要，這也需要在地方性立法中加以具體規定。

第二篇：社會保障立法之探索

社 會 保 障 立 法 之 探 索社會保障制度在國家政治經濟生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任何社會保障制度比較成熟的國家，都是通過社會保障立法，使社會保障制度得以確立；通過社會保障法的實施，使社會保障制度得以規范；通過社會保障法的修改，使社會保障制度得以完善。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現正處于初創階段。改革的深化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呼喚著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根據我國國情，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必須堅持“低水平、廣覆蓋、多層次”的基本方針，而這一正確方針的實施也會遇到大量十分復雜的困難。我國《勞動法》的頒布以及xx制定的《社會保險費征繳條例》、《失業保險條例》等4個法規，已經在社會保障法制建設方面邁出可喜的一步。如果能盡快制定《社會保障法通則》，使之對相應法規起到綜合、統領的作用，定能為我國改革的深化和經濟的蓬勃發展提供堅實的保障體系。

一、社會保障立法的法理分析目前我國在社會保障制度方面尚無綜合性的法律，除近年來頒布的法規外，大量工作處于依政策操作的階段。盡管目前制定《社會保障法典》的條件尚不成熟，但以《社會保障法通則》的立法形式，明確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基本原則、構建框架、運行規則、適用范圍、籌資方式、管理機構、管理體制、監督機制、糾紛調處、訴訟程序等方面的內容卻是極為必要和可行的。以《社會保障法通則》作為規范國家、單位、個人等社會保障相關主體的權利義務的綜合性法律，有關勞動就業、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助殘幫困等方面的法規與之配套，才能逐步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保障法律體系。我國社會保障立法的依據是我國憲法第45條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有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國家確認公民取得社會保障的權利，同時意味國家承擔著相應的義務，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是國家為了充分實現公民的生存權、健康權、發展權所應盡的義務。對公民而言，社會保障制度不是國家的恩賜，而是對公民理應享有的法定權利的保障，它意味著國家通過履行自己不可推卸的義務而實現公民的基本～。所以，公民具有不可剝奪的社會保障獲取權，國家的基本義務是社會保障制度建立和存在的基礎。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充分地體現了國家對其基本義務的承擔。然而這不等同于國家作為單一主體要在該制度中承擔全部責任和履行全部義務。首先，國家沒有能力作為單一主體履行義務。其次，社會保障制度的義務主體具有多元化特征。我們說國家義務是社會保障制度存在的基礎，這并不意味著國家是履行義務的唯一主體。最后，國家在多元義務主體中的主要義務人地位，決定其必須作為保障公民基本權利實現的第一義務人。眾所周知，在法治的國度里，權利并不來源于權力的賜予，而權力恰恰需要法律的制約。依法治國的本質含義在于依法治權。公民權利的實現既需要國家的認可與支持，也需要通過立法和執法對國家權力予以必要的限制。獲取社會保障既然是公民的權利，那么，這一權利的實現在客觀上就必須要求以法律形式確認國家義務并防止國家權力的濫用。就權利義務的雙方而言，任何一方義務的不履行或不充分履行，都是對相對方權利的剝奪或部分剝奪。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能否真正建立，從內部控制力而言，是國家能否有效地實現自我約束；從外部控制力而言，是對國家權力的制約是否到位。社會保障法的突出特點有：

（一）義務的多方履行與權利的單方享受在社會保障制度中，履行義務的主體可以是國家、企事業單位和雇主、勞動者，而享受權利的主體只有公民一方。以養老保險為例，當國家履行義務的時候不存在任何直接的收益。首先，國家為履行自己的義務建立養老保險制度；其次，當國家為退崗勞動者支付養老金時，只有資金的付出而不可能有資金的回報。在養老保險金支付的過程中，企事業單位和雇主也不存在直接的收益，其收益早在雇員為其提供勞動時就已經獲得了。因此，在為退崗勞動者支付養老金的過程中，國家只存在義務的履行。而作為公民個人來說，其在養老保險制度中以連續繳納保險基金的方式承擔一部分義務，到需要社會為其養老時則無條件享受這一權利。

（二）受益～利與義務的統一堅持受益人即獲得保障的公民權利與義務的統一是社會保障立法的基本原則。受益～利與義務的統一應從兩個層面上來理解：其一，任何符合條件的公民必須依法繳納其應付的失業保險、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基金費用，才能在法定事由出現之時得到相應的保障，這是一般意義上受益～利與義務的統一。對大多數公民來說，在社會保障制度中；繳納保險基金是他們必須履行的義務，根據權利與義務相統一的原則，倘若這一基本義務得不到充分履行，那么他們也一定不可能充分實現其在社會保障制度中相應的權利。其二，對于那些對國家、社會有特殊貢獻的公民，因為他們在特定的崗位上為國家履行了特別的義務、做出了特殊的貢獻而應享有優于一般公民的社會保障，這是特殊意義上權利與義務的統一。

（三）義務的現實履行與權利的未來享受社會保險是社會保障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出于社會保險有類似于“零存整取”儲蓄的特征，就使得社會保障制度中公民的部分權利與義務具有義務現實履行與權利未來享受的特殊性。以我國正在建立的養老、失業、醫療保險為例，這三種保險基金的重要來源之一就是公民以每月收入的一定比例繳入個人帳戶進行積累。在實施積累的過程中，公民必須現實且持續地履行繳費的義務，而給付卻要等待法定事由的出現，這就形成了履行義務（現在時）與享受權利（將來時）的時間差。形象地說，當勞動者處于青壯年階段，只要不出現疾病、傷殘、失業、死亡等意外情況，其獲得社會保障的權利就處于休眠狀態，而當以上意外出現或年老退休時，其休眠的權利就會“蘇醒”，而這種權利的享受又是以其長時間持續不斷地履行勞動和繳納社會

保險費等義務為前提的。

（四）公平原則指導下的有限按需分配公平與效率是社會發展中必須妥善處理的一對矛盾。根據“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在我國現階段只能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農村還只能提倡家庭養老、土地養老、儲蓄養老和互助養老，對比較富裕地區的農民則鼓勵通過商業保險解決自身保障等問題。這種面對我國國情、實事求是的作法本身就體現了公平原則，如果提出不切實際的保障標準，地區間盲目攀比，只會形成新的、更大程度上的不公平。從社會保障面向社會全體成員這一點看，其貫徹的是“按需分配”原則；即“幫助弱者，多需多助，少需少助，不需不助”，由于受到綜合國力和資金統籌能力的限制，我國現階段的社會保障并不是陽光普照式的“逢需必助”，而是在公平原則指導下有限度的、漸進式的“按需分配”。如我國現階段只能向城市居民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即便對殘疾人、孤兒、孤老提供的特殊福利及社會扶助，也只能以滿足其基本生活需要為準則。這就是說，社會保障雖然具有一定的國民收入再分配的作用，但這種再分配對調節收入差距懸殊的作用是極其有限的，其公平性主要體現在保障基本～的實現上。

二、我國社會保障的立法難點我國亟待制定《社會保障法通則》，不僅因為我國現有的社會保障法規零散而不成體系，有的地方性社會保障法規的出臺頗有應急色彩；更重要的原因是社會保障費用支付困難、管理混亂等情況已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改革的深化。依筆者之見，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保障制度，首先要處理好以下幾個難題：

（一）資金缺乏與人口眾多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生產力發展水平較低，在世界上屬于低收入國家。一個更為嚴峻的形勢是，到下世紀30年代我國人口可能達到16億，而屆時工薪階層的退休人數亦將達到高峰，退休人員將相當于在職人員的40％以上。可以預見，到下世紀我國社會保障金支付能力不足與保障對象眾多的突出矛盾將成為最大難題。為了最大可能地緩解矛盾，一是要想辦法“節流”，如盡可能減少管理費用開支；二是要在“開源”上做好文章，資金來源多渠道是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目標之一。為此，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必須實現三個轉變：一是社會保障模式由“國家型”向“保險型”轉變，二是社會保障基金籌集模式由“現收現付制”向“國家積累制”轉變，三是由被動地實施社會救濟向積極地推進“再就業”工程轉變。

（二）用工與養老目前，我國正在建立由國家、用人單位、勞動者三方共同負擔的養老保險制度與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從現實情況看，實施的最常見難題是：有的固定制用人單位借口經濟效益不好等實際困難停付、減付、欠付養老金，臨時用工企業又想方設法逃避為雇員繳納養老金。為了改變這一現狀，我們必須從明確養老金屬性、強制企事業單位和雇主繳納與喚醒勞動者自我保障意識三方面著手。首先，養老金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基本屬性可以概括為“與勞動者的工資一樣，屬于勞動力再生產費用的一部分，也是勞動力價格或價值的實現形式，是勞動者必要勞動時間內創造的，是勞動者一生勞動報酬分期支付中的延期支付部分?！笨梢姡笫聵I單位和雇主應當支付勞動者的部分養老費用。其次，對企事業單位和雇主來說，在用工與養老的問題上存在權利義務關系。雇員在其在職期間向企事業單位和雇主提供一定數量與質量的勞動，企事業單位和雇主就在一定時間享受到了獲得勞動者提供勞動的權利，而勞動力的雇傭金理應包括兩大部分：一是即時領取的工資，二是延遲領取的養老金。因此，企事業單位和雇主必須在使用現實勞動者的同時，承擔為自己的雇傭者繳納部分養老費用的義務，形成“誰用工、誰付薪、誰養老”的良性循環格局。最后，勞動者自身也必須明確：雇主支付的養老金既來源于勞動者在“必要勞動”中創造價值的一部分，又是雇主履行義務的必要形式，一定要在“必要勞動”所創造的價值中預先提?。粐覍懿焕U納雇員養老金的雇主應當依法懲處；被雇傭者也決不能因為已經得到了不菲的工資而忽視未來的養老問題。

（三）保障與褒揚從我國現行的社會保障制度來看，優撫安置是主要由國家財政支付資金，對軍烈屬、傷殘軍人、退伍軍人等有功人員實施救助與保障的制度。與社會保險等涉及絕大多數社會成員的保障方式不同，優撫安置的對象只能是特定的群體。與社會救濟等以扶危濟困為目的的保障方式不同，優撫安置必須體現國家的政治褒揚與經濟補償。然而，我國現行的優撫安置政策已經不能適應現階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際需要。對象范圍過窄。把優撫安置對象的外延限定為軍烈屬、傷殘軍人、退伍軍人等顯然有利于解決戰爭年代的遺留問題，而事實上只要不發生大規模戰爭，這部分優撫對象的數量必然趨于減少。重公平超過了重效率。我國現行的優撫安置制度雖然也考慮到依貢獻大小確定保障的層次和標準，然而，該制度最主要還是體現國家對全體保障對象應負的責任，貢獻大者高保障、貢獻少者低保障的褒揚機制在經濟補償方面未得到應有的體現。

（四）先富與共享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同志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觀點。改革開放以來，確有一部分人實現了超出社會平均水平若干倍的致富速度與程度。我們實施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實現全社會的共同富裕。但在當今中國，也出現了分配不公等嚴重的社會問題。少數人超前消費、揮霍浪費，而較多的人無法滿足最低消費的兩極分化現象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改革、發展的進程。筆者認為，未來的中國已不宜繼續鼓勵“先富”，而應致力于“共富”的實現，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全民共享則是共富的必要前提。社會保障不應是給先富者“錦上添花”，而應是對普通勞動者的“雪中送炭”。當前，三、對我國社會保障法立法的幾點建議社會保障立法既是社會保障制度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又是社會保障體系建立的必然要求。對我國來說，鑒于基本國情和未來即將面臨的嚴峻形勢，我國社會保障立法工作更加任重道遠

。為此，我們不僅要立足現實，放眼未來，更要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在社會保障立法方面的經驗和教訓，才能制定出一整套集科學性、前瞻性、可行性、操作性為一體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保障法律體系。

（一）養老金給付時必須考慮貨幣貶值因素由于社會保障制度中公民的部分權利義務具有權利未來享受與義務現實履行的特殊性，以養老保險為例，這一時間差更是長達幾十年。因此，國家為了防止被保險人利益因貨幣貶值而受到損害，就不能不在給付養老金時根據通貨膨脹率對養老金實行補貼。

（二）社會保障基金只能在無風險的前提下實現增值鑒于我國社會保障基金籌集模式將從原有的“現收現付制”過渡到“國家積累制”，必然會有大量的保障基金在政府手中積淀。但是，從本質而言，社會保障基金的所有權屬于全體勞動者，而非當地政府的代表。從理論上講，大量的保障基金積淀在政府有關部門手中，是公民在社會保障制度中履行義務與享受權利的時間差達成的。社會保障基金必須保值、增值這是不言自明之理。

（三）應通過立法在社會保障制度中建立褒揚與懲罰機制國家應當給為公共利益作出特殊貢獻者以特別保障，這樣既可以解決這部分人的后顧之憂，又有助于褒揚奉獻精神。

（四）對領取失業保險金的條件應當進行必要的限制在各國的失業保險制度中，大多都對享受失業保險金規定了嚴格的限制條件，其中“非因本人原因導致失業”是大多數國家的共同規定。

（五）企業為員工足額繳納養老保險金應成為勞動合同必載條款在我國現階段，有的企業對為員工繳納養老保險金存在抵觸情緒，大多勞動者也尚未意識到企業為自己養老提供保障的必要性。因此，國家必須通過嚴格的制約機制和強制手段，保證資金的多渠道籌集。為此，建議在《勞動法》中新增一條勞動合同的必載條款，即企業必須及時、足額地為員工繳納該員工在崗期間企業應付的養老保險金。這一條款的增加，不但使企業繳納職工養老金有了充分的法律依據，更形成了職工對企業的制約機制，在法律上真正明確了“誰用工、誰養老”的權利義務關系xxx街道司法所二00四年五月

第三篇：社會保障立法之探索

社會保障制度在國家政治經濟生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任何社會保障制度比較成熟的國家，都是通過社會保障立法，使社會保障制度得以確立；通過社會保障法的實施，使社會保障制度得以規范；通過社會保障法的修改，使社會保障制度得以完善。

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現正處于初創階段。改革的深化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呼喚著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根據我國國情，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必須堅持“低水平、廣覆蓋、多層次”的基本方針，而這一正確方針的實施也會遇到大量十分復雜的困難。我國《勞動法》的頒布以及國務院制定的《社會保險費征繳條例》、《失業保險條例》等4個法規，已經在社會保障法制建設方面邁出可喜的一步。如果能盡快制定《社會保障法通則》，使之對相應法規起到綜合、統領的作用，定能為我國改革的深化和經濟的蓬勃發展提供堅實的保障體系。

一、社會保障立法的法理分析

目前我國在社會保障制度方面尚無綜合性的法律，除近年來頒布的法規外，大量工作處于依政策操作的階段。盡管目前制定《社會保障法典》的條件尚不成熟，但以《社會保障法通則》的立法形式，明確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基本原則、構建框架、運行規則、適用范圍、籌資方式、管理機構、管理體制、監督機制、糾紛調處、訴訟程序等方面的內容卻是極為必要和可行的。以《社會保障法通則》作為規范國家、單位、個人等社會保障相關主體的權利義務的綜合性法律，有關勞動就業、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助殘幫困等方面的法規與之配套，才能逐步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保障法律體系。

我國社會保障立法的依據是我國憲法第45條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有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國家確認公民取得社會保障的權利，同時意味國家承擔著相應的義務，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是國家為了充分實現公民的生存權、健康權、發展權所應盡的義務。對公民而言，社會保障制度不是國家的恩賜，而是對公民理應享有的法定權利的保障，它意味著國家通過履行自己不可推卸的義務而實現公民的基本人權。所以，公民具有不可剝奪的社會保障獲取權，國家的基本義務是社會保障制度建立和存在的基礎。

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充分地體現了國家對其基本義務的承擔。然而這不等同于國家作為單一主體要在該制度中承擔全部責任和履行全部義務。首先，國家沒有能力作為單一主體履行義務。其次，社會保障制度的義務主體具有多元化特征。我們說國家義務是社會保障制度存在的基礎，這并不意味著國家是履行義務的唯一主體。最后，國家在多元義務主體中的主要義務人地位，決定其必須作為保障公民基本權利實現的第一義務人。眾所周知，在法治的國度里，權利并不來源于權力的賜予，而權力恰恰需要法律的制約。依法治國的本質含義在于依法治權。公民權利的實現既需要國家的認可與支持，也需要通過立法和執法對國家權力予以必要的限制。獲取社會保障既然是公民的權利，那么，這一權利的實現在客觀上就必須要求以法律形式確認國家義務并防止國家權力的濫用。就權利義務的雙方而言，任何一方義務的不履行或不充分履行，都是對相對方權利的剝奪或部分剝奪。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能否真正建立，從內部控制力而言，是國家能否有效地實現自我約束；從外部控制力而言，是對國家權力的制約是否到位。社會保障法的突出特點有：

（一）義務的多方履行與權利的單方享受

在社會保障制度中，履行義務的主體可以是國家、企事業單位和雇主、勞動者，而享受權利的主體只有公民一方。以養老保險為例，當國家履行義務的時候不存在任何直接的收益。首先，國家為履行自己的義務建立養老保險制度；其次，當國家為退崗勞動者支付養老金時，只有資金的付出而不可能有資金的回報。在養老保險金支付的過程中，企事業單位和雇主也不存在直接的收益，其收益早在雇員為其提供勞動時就已經獲得了。因此，在為退崗勞動者支付養老金的過程中，國家只存在義務的履行。而作為公民個人來說，其在養老保險制度中以連續繳納保險基金的方式承擔一部分義務，到需要社會為其養老時則無條件享受這一權利。

（二）受益人權利與義務的統一堅持受益人即獲得保障的公民權利

第四篇：中國社會保障立法的發展趨向

中國社會保障立法的發展趨向

針對現階段中國社會保障立法的現狀，筆者認為需要采取下列舉措來促進其健康發展：1.由地方立法向中央立法發展。目前，中國社會保障立法大量表現為地方立法。如以海南省為例，該省人大于1993年12月30日通過了《海南經濟特區城鎮從業人員養老保險條例》、《海南經濟特區從業人員失業保險條例》、《海南經濟特區城鎮從業人員工傷保險條例》，于1995年2月26 日通過了《海南經濟特區城鎮從業人員醫療保險條例》等地方性法規，海南省政府則先后頒布了上述條例的實施細則等一批行政規章；上海市、深圳市等地政府，也分別按項目頒布了社會保險方面的多種行政規章等等。這種狀況是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在部分地區綜合試點或部分單位分散試點的需要和表現。進入社會保障制度總體設計與整體推進階段時，必須高度重視并有計劃地制定全國性的社會保障法律和法規。就社會保障進行立法，是在全國范圍內使社會保障制度走向統一的基本保證。因此，在改革試點地區立法先行的基礎上，應努力為中央立法創造條件，盡快實現以中央立法來指導地方立法。

2.由分散立法向相對集中立法發展。由于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與重建尚處于探索階段，社會保障立法表現出過度的分散性。如沒有綜合性的社會保險法律或法規，卻有養老保險、工傷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生育保險等單項法規；在社會福利、社會救助領域，更是表現出一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傾向。國務院或其職能部門發布的大多是解決實踐中的某一個具體問題的指示、意見等，致使與社會保障有關的法律、法規、政策數以百計。這種過分分散的立法局面，不僅不利于社會保障的整體發展和全面發展，而且不利于社會保障項目的均衡發展和協調發展。因此，現階段是到了考慮向相對集中立法發展的時候了。如制定集中性的《社會保險法》、《社會救助法》、《社會福利法》等，以其統率其他法規、制度，將能夠使整個社會保障法得到全面、系統的發展，并維系社會保障制度在整體上的正常運行。需要指出的是，社會保障立法也不能走向過度集中化，有關人士主張制定一部綜合性的《社會保障法》顯然不具有現實性。

3.由行政立法向人大立法發展。社會保障是全體社會成員的共同意愿。興辦社會保障事業也是現代社會的國家意志，它應當通過國家立法機關進行立法并以其統率行政法規來具體體現。而缺少人大立法和過多行政立法的局面，是無法滿足社會保障制度正常運行需要的，特別是難以避免部門利益分割而給統一社會保障制度設置障礙。我們已經經歷較長時期的行政立法階段，許多行政法規事實上為人大立法打下了較好的基礎，因此應該適時進入全國人大立法的階段。從國家立法機關的角度出發，不僅應當關注社會保障方面的法制建設，更應當將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到基

本的社會保障法律的制定上，如迫切需要《社會保險法》、《社會救助法》、《社會福利法》、《醫療保障法》、《軍人保障法》等法律早日出臺。人大立法是整個社會保障法制系統建設的最高保證。

4.強化社會保障法律制度的實施機制。社會保障制度功能和效應的發揮與釋放需要強有力的制度和措施作后盾。一方面，應加強法律規范本身的強制性，盡快建立起相關的社會保障法律責任制度，對拒不繳納法定的社會保障費、拒不履行支付社會保障金義務、不正當使用保險基金、貪污、挪用、侵占保障基金的行為人，應當依法追究其行政責任、民事責任和刑事責任；另一方面，借鑒國外普遍實行的專門法院審判方式，建立我國專門的勞動和社會保障法庭（院），專門從事審理勞動和社會保障的爭議案件，使當事人在社會保障權益受到不法侵害時獲得有力的司法保護，并對社會保障領域里發生的違法、犯罪案件，依法及時審理。

總之，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正在進入總體設計、整體推進的關鍵時期。社會保障立法系統作為整個社會保障體系及其運行過程中的依據，則是這一關鍵時期的關鍵所在。重視社會保障法制建設，盡快按照獨立平行、相對集中、系統協調推進的方針進行社會保障立法，顯然是現階段在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保障制度時應當優先考慮并付諸實踐的重要內容。

四、中國社會保障法體系的宏觀結構

國外社會保障立法模式基本上可以概括為三種：一是一法為主模式，如美國就基本上是以綜合性的《社會保障法》為主，其法律數量不多；二是多法并重模式，如日本就是由多部平行的社會保障法律共同構成其社會保障法系統的；三是混合立法模式，有的國家既頒布有部分社會保障方面的專門法律，又同時將另一些社會保障關系納入到其他部門立法體系中進行規范，從而形成一種混合性的社會保障立法模式。對社會保障法制建設而言，混合式立法顯然是缺陷最大的一種立法模式，但選擇一法為主體的母子法結構還是選擇多法并重的立法結構，還應當根據各國的具體國情來決定。從中國的現實國情出發，由于社會保障的內容廣泛和多部門管理，以及以往的立法慣例、法制結構和經驗，要制定綜合性的社會保障法作為母法，再在此基礎上制定若干部社會保障子法，顯然既不現實，也無必要。因為這種立法模式將破壞現行的社會保障法律制度格局，造成新型社會保障法律制度建設的成本高昂化，而且從社會保障制度運行的需要出發，亦并非只有母子法結構才是最佳選擇。因此，盡管國際勞工局在《展望21世紀：社會保障的發展》中曾經建議“分散的社會保障法律應綜合并盡可能匯集起來，法律應當用最清楚的合理的語言來起草”，但這種建議因社會保障內容的廣泛性而在西方發達國家也無法做到，中國就更不能以此為依據了。有鑒于此，筆者主張按照獨立平行的原則來建設中國的社會保障法律制度，即社會保障法律制度不屬于任何其他法律部門，而是與其龐大的領域及獨特的運行規律相適應構成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同時，根據社會保障體系的六大子系統，在尊重現有的立法格局與立法傳統的基礎上，分別制定《社會保險法》、《社會救助法》、《社會福利法》等多部平行的社會保障法律。這種立法格局不僅符合社會保障制度的內在要求，而且同樣能夠收到集中、有效的效果，應當成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保障法律制度必須遵循的一項基本原則。其宏觀結構如下：

如上所示，社會保障法體系，是由一個國家的全部社會保障法律規范按照一定標準分類組合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縱向結構和橫向結構的有機整體。其縱向結構，是由不同效力層次的各種法規，按照效力層次的高低順序所組成的“寶塔式”結構，即憲法所統轄的各專項社會保障法律及以下各層次社會保障法規的組合。其橫向結構，是由全部社會保障法律規范按照一定標準所劃分的若干項社會保障法律制度所構成。

第五篇：農村社會保障問題淺析

農村社會保障問題淺析

基本生活權利而提供的救助和補貼。其目的是通過保障使某些特殊的群體重新獲得參與競爭的機會，以維護社會的穩定，實現社會的良性運行與協調發展，保證現代化的實現。我國是一個農村人口占多數的國家，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的80%，世界的30%，國家的整體發展、全面推進，必須考慮到農村。作為農村社會的最小組織單位——家庭，對農村社會的發展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它是農村人口的再生產和農村社會發展內生因素的源泉。而目前的中國已逐漸步入老齡化社會，家庭成員的醫療、養老問題則成為社會關注的問題。它已成為當今社會保障的一個重要方面，特別是農村社會的醫療、養老問題。只有解決好了農村的社會保障問題，才能維護整個社會的穩定，才能實現社會的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保證現代化的實現。筆者就吉林梨樹勝利果鄉郭家窩堡村的實際情況，整理了資料，做出以下調查報告。

一、郭家窩堡村的現狀

郭家窩堡村（以下簡稱郭村）是勝利果鄉的一個小村子，目前有10個社，9個自然屯，共約730戶人家。該村較有特色的是其2001年成立的合作社。該合作社是以醫療、養老、教育為服務的合作社。該合作社是農民自愿聯合成立起來的一個經濟組織，以供銷形式為基礎，即合作社直接從廠家購進飼料，進貨價格低于市場價格，其中的差價就作為股金分配，分別用于醫療、養老、教育方面。發展至今已經有社員52戶，包括工人、農民、黨員和宗教人士，社員除了本村的農戶、還有外村的農戶、其中本村村民占80%。經過四年時間的運作，合作社入社股金72330元，共積累醫療、教育、養老三項基金15436元（包括2005年上半年不完全統計），專項養老基金1424.25元（包括2005年上半年不完全統計）。社員使用基金：用于醫療付出4017.30元，用于助學付出5681.20元。

二、目前農村社會保障的現狀

總體上，新型的農村醫療合作社發展起來了，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大部分地區農民的社會保障問題，但這也僅僅是部分地區。在全國范圍內，仍有很多地區的農村社會保障處于一個低水平的運作狀態。具體表現如下：

（一）農村社會保障水平相對低下

據資料顯示：與城市相比，農村社會保障水平相對低下。1990年，全國社會保障支出1130億元，其中，用于城市人口的977億元，占全國的89%，而用于農村人口的僅126億元，占11%。城市人均社會保險費413元，農村人均才14元，前者是后者的30倍。占全國人口80%的農民只享有全國社會保障資金的11%。2003年，據最新統計，全國社會保障

支出總數約為1300億元。和1990年相比，相差200億元，就算把這兩百億全部放入農村的社會保障中，和城市相比，差距還是很大。

（二）農村社會保障的范圍小

農村社會保障的主要項目有：社會救濟（貧困人口社會救助、災民救助）、社會保險（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優撫安置、社會福利和社會互助等項目。目前，農村社會保障以社會保險為主，養老、醫療保險是其中的主要部分。醫療保險是指當人們生病或受到傷害后，由國家或社會給予的一種物質幫助，即提供醫療服務或經濟補償的一種社會保障制度。而養老保險則是指國家和社會根據一定的法律和法規，為解決勞動者在達到國家規定的解除勞動義務的勞動年齡界限，或因年老喪失勞動能力退出勞動崗位后的基本生活而建立的一種社會保險制度。但社會保障基金調劑的范圍卻是相當有限的，大部分是由政府來提供，這就使農民的生老病死基本上由個人和家庭來負擔。如果這個家庭的經濟收入非常有限，一旦有家庭成員生病，嚴重的便不再治療。像這樣的情況，在我國的農村是很普遍的。

當然也有部分地區成立了新型的農村醫療合作社，這種合作的方式在農民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特別是農民利益得到了保障。但是，像這樣的合作社在中國農村還沒有普及，大部分農村地區農民的社會保障問題還得不到解決。地區之間的差異表現在：東部集體經濟發展好的地區水平高，范圍也廣，而相對的西部經濟不發達的地區，農村保障水平就較低了。

（三）社會參與程度不高

農民在參與社會保障時的積極性不高。其原因：一是農民自身的經濟原因，二是政府的支持方面。我們的調查中，在醫療、養老方面，農民不是不愿意進行這方面的投資，而是部分農村家庭經濟十分困難，沒有條件去投保。還有部分即使是投保了，檔次也是較低的，時間也較短。自身經濟條件的限制迫使他們無力承擔叫高的投保資金。另一方面，政府政策的影響。在事業保險方面，1999年國務院頒布的《失業保險條例》所規定的保險范圍，只包括城鎮企事業單位職工，不包括農村失業人員。但是在中國，農村人口占多數，勞動力剩余嚴重，大部分失業或無業人員都在農村，而這部分人的失業保險卻無法滿足。政策的傾斜性使農民的利益的不到保障。在社會救助方面，國家也投資了大量的資金（1990—1999年，共投入了7.9億元），但由于農村所需要救助的人數太多，平均到每個人頭上也就少了。所以國家雖然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面對如此龐大的農民隊伍，那也是杯水車薪。

（四）農村社會保障的資金來源匱乏

農村社會保障的資金來源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參保農戶自己集資，另外便是政府的財政撥款。由于農民生活水平普遍較低，因此參保的集資數目就十分有限了，主要還是要靠政府財政支持。但由于我國農村人口眾多，基數過大，政府財力有限，僅僅靠財政撥款來解決

農村社會保障問題是不可能的。這就需要一部分社會投資，主要是來自企業單位投資。但經濟欠發達地區的農村，鄉鎮企業的發展本身就很困難，再鼓勵他們進行當地農村社會保障的投資，這種可能性也較小。對于城市大眾型企業，沒有政府政策上的支持，自愿投身于這種公益事業的就更少了。資金的嚴重缺乏阻礙了農村社會保障的推進。

三、農村社會保障問題的思考和建議

農村社會保障各個項目的建設（社會救助、社會保險、優撫安置、社會福利、社會互助）是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核心。事實上，廣大農民的要求也不高，他們的基本愿望就是“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只有保證農村的社會穩定，才能推動新農村建設，也才能促使整個社會經濟的進步與社會的穩定?；谝陨蠋讉€問題，筆者提出幾點建議：

（一）強化農村社會保障的法制基礎

由于缺少法律制度的保障，在解決農村社會保障問題時便缺乏法制的約束。譬如，國家財政支持的款項是否真正落實到基層；在資金從上級到下級流動時，監督體制是否完善并得到有利實施等。為了保證農民能真正從中得到利益，要盡快指定出農村社會保障的立法體系，特別是監督制度；并且要加強各地的執法力度，使立法與執法有機地結合起來，統籌規劃。

（二）推廣以互助合作形式為主的農村經濟合作組織

農民是一個弱勢群體，單靠個人或家庭的力量是很難發展起來的。只有團結合作，將個體力量團結起來形成一個強有力的團體，才能抵御外部環境帶來的挑戰。比如在農村醫療保障問題上，目前國家推行一種新型農村合作為主的農民醫療互助共濟制度。這是一種農民自愿參加，個人、集體和政府共同籌資，以大病統籌為主的農民醫療互助共濟制度。與以往的合作醫療制不同的是，新制度由政府組織引導，政府承擔了合作醫療基金中2/3的出資比例，資金方面的困難解決了，農民獲得保障的層次也將更高，抵御大病的風險能力將更強。但這樣的措施目前在全國范圍內還沒有完全展開，僅是一些試點地區推行。對于非試點地區的農民醫療、養老問題怎么解決？筆者認為郭村就是一個很好的借鑒方法，農民要自強自立，只有團結起來。因此，推行以互助合作形式為主的農村經濟合作組織，不僅使農民自身利益得到保障，也減輕了財政的負擔。

（三）拓寬農村社會保障的籌資渠道

目前，農村社會保障的籌資渠道主要是國家的財政支持。但中國農村是一個龐大的群體，完全靠國家支持，也會造成國家財政的負擔。因此，應該積極鼓勵社會籌資，對參與社會籌資的企事業單位給予一定政策性的支持。這樣既調動了他們的積極性，又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財政負擔。其次，對于農民個人、家庭繳納資金，應盡量放寬尺度，收入低時就少交，收

入高時就多交，以補足收入少交時資金的空缺。這樣，以達到個人繳納、社會籌資、國家財政支持三者的有效結合。

中國的發展不僅僅是城市的發展，更重要的是要達到城鄉共同發展。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是維護農村社會穩定的一個重要方面。沒有農村的穩定，中國的可持續發展就會受到影響。在農村建立一套切實可行的社會保障體系，不僅是關系到9億農民利益的大事，更關系到中國人整體脫貧致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大目標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