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刑事案件辯護要點和技巧

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辯護要點和技巧

第一部分 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辯護策略

刑事辯護是一個戰(zhàn)役，應講究戰(zhàn)略、策略。若要決勝千里之外，必須具有運籌帷幄的能力，具有根據(jù)不同案件的不同情況，同一案件的不同階段，制定出一個切實可行的辯護策略。根據(jù)不同的標準，我認為形式辯護策略主要由以下幾類。

一、有罪辯護與無罪辯護的策略。

刑事辯護業(yè)務中的具體案件，首先需要確定的策略問題，就是根據(jù)具體的案件情況恰當?shù)卮_定：無罪辯護還是罪輕辯護。

所謂無罪辯護策略，就是認為控方所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也許是絕對無罪，也許是存疑無罪。這一策略是辯護律師的最高境界——最上策。有人說辯護律師應當懷疑一切，其首要的就是懷疑所指控的罪名能否成立。

確定原則：只要實體上存在不構成犯罪的因素，不符合犯罪構成條件的案件，就應當進行無罪辯護；只要可能做無罪辯護的案件，堅決不做罪輕辯護。在目前的司法現(xiàn)實下，無罪辯護成功的標志：第一，促使二審法院撤銷原判、發(fā)回重審；第二，促使檢察機關撤回起訴；第三，促使法院判處緩刑；第四，促使法院作出“實報實銷”的判決。（判決前羈押的時間要折抵刑期，如果法院對無法定罪的被告直接宣告無罪釋放，就會導致采取羈押措施的機關承擔錯案賠償責任，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的發(fā)生，法院往往會作出“實報實銷”的判決。）

1.為被告人做無罪辯護，應主要從以下方面進行：（1）控訴方指控的證據(jù)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

（2）控訴方或辯護方提供的證據(jù)，能證明屬于下述情況，依據(jù)法律應當認定被告人無罪的：被告人行為情節(jié)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被告人行為系合法行為；

被告人沒有實施控訴方指控的犯罪行為。其它依法認定被告人無罪的情況。2.辯護律師應當做無罪辯護的幾種情形：

（1）被告人沒有實施被指控的犯罪行為的；（2）被告人行為僅構成民事違法或行政違法的；（3）被告人行為系正當防衛(wèi)或緊急避險的；（4）被告人行為不符合刑法分則規(guī)定的特定犯罪構成要件的。

3.辯護律師可以做事實不清、證據(jù)不足的無罪辯護：

（1）指控的犯罪構成要件事實缺乏相應證據(jù)證明的：（2）據(jù)以定案的基本證據(jù)不確實的；（3）證明案件主要事實的證據(jù)之間有明顯矛盾，無法排除的；（4）依據(jù)證據(jù)得出的結論不具備排他性的；（5）只有被告人的口供，而無其他證據(jù)的。

4.只有間接證據(jù)的案件中，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做事實不清、證據(jù)不足的無罪辯護：（1）據(jù)以定案的間接證據(jù)未經查證屬實的；（2）據(jù)以定案的間接證據(jù)之間不能相互印證的；（3）據(jù)以定案的間接證據(jù)未能形成完整證明體系的；（4）依據(jù)間接證據(jù)認定的案件事實，不能得出唯一結論的；（5）運用間接證據(jù)進行的推理不符合邏輯或經驗判斷的。

所謂有罪辯護策略，是指同意控方的有罪指控，多數(shù)情況下是對罪名無異議，只是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從輕、減輕或免除處罰的事實依據(jù)和法律依據(jù)，以求得對當事人從寬處罰的最大化。這是實踐中最常使用的一種策略。

少數(shù)情況下，認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構成犯罪，但指控的罪名和罪數(shù)有誤。要求人民法院依法對指控的罪名更改和罪數(shù)進行更改。多數(shù)情況下是多改少，但也有時候是少改多。要充分利用數(shù)罪并罰、自首、立功等制度的有利點，以求得對被告人處罰的最輕化。

舉一個一改多的例子。曾經有一個案子，江蘇某市檢察機關指控被告人王某在擔任某國有企業(yè)負責人期間，利用負責單位采購原材料的職務之便，先后收受銷貨方回扣18萬元歸個人所有，構成受賄罪。據(jù)查，被告王某確實將這18萬元非法占為己有，但其中有9萬是雙方在簽訂合同時另有副合同，合同約定是售貨方給購方單位的返還款，只有9萬元明確是銷售方給王某個人的。如果我們一概同意控方對王某只構成一個受賄罪的指控，按當時的量刑標準，被告就會判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如果我們將其中的9萬元看作是銷售方給被告單位的回扣，其所有權歸被告所在的單位，他又利用職務之便將其據(jù)為己有，那么這9萬元就是貪污，其余9萬元是受賄，根據(jù)當時的量刑標準和司法實踐，對其貪污和受賄均可處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數(shù)罪并罰一般不會超過10年。

二、事實辯護和法律辯護策略

這是以反駁的對象是控方指控的事實錯誤還是法律適用錯誤為標準做的劃分。所謂事實辯護，是指有罪事實不存在或所依據(jù)定罪的事實不清、證據(jù)不足，也將其稱為證據(jù)辯。證據(jù)辯護策略的核心就是收集和運用能夠否定犯罪事實存在，或者能夠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實施犯罪行為的無罪證據(jù)。由于目前辯護律師收集證據(jù)十分困難，多數(shù)情況下是以控方之矛攻控方之盾。那么，證據(jù)的客觀性、合法性、排他性和關聯(lián)性就是辯護工作的焦點。我們努力的最終目的就是打破控方證據(jù)的確實性和充分性。

被告人的口供自相矛盾。當同一個被告人就同一行為所作的陳述完全相反，而現(xiàn)有的其他證據(jù)又不能證明這個兩個相互矛盾的部分何者為真、何者為假時，實踐中一般運用“零口供”的辦法加以解決。所謂的“零口供”是指當被告人作出兩份完全相反的陳述時，司法機關將供述和辯解都視為不存在，而先去審查口供以外的其他證據(jù)有沒有達到定罪的標準。很多法官都會在被告翻供無法確證的時候，運用“零口供”的方法定案。但可惜的是，很多律師在辯護時卻抓不住這個關鍵。

所謂法律辯護，是指認為控方法律適用錯誤，從而認定當事人無罪或罪輕的辯護方法。對程序法律適用既有因為對實體法律理解及適用的錯誤而導致，如誤將非國家共工作人員受賄罪認為是受賄罪，導致偵查機關由公安機關變?yōu)闄z察機關；將侵占認為是盜竊，使得本為自訴的案件而作公訴處理；也有因為對程序法單獨適用的錯誤，如強制措施不當，剝奪或限制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權益、超期羈押、證據(jù)收集方法違法、級別管轄、職能管轄錯誤等，辯方應當依照法律規(guī)定，特別是充分利用司法解釋和法學理論對控方進行有力的反駁。

三、實體性辯護和程序性辯護，以辯護的內容是針對實體性的內容還是程序性的內容的區(qū)分。

所謂實體性辯護，是指辯護人以對實體法的理解為依據(jù)，或者是以推翻指控的事實為目的而進行的希望獲得被告人無罪或者罪輕的辯護。由于我國刑事訴訟制度歷來重實體而輕程序，以往的刑事辯護多屬于此類辯護。

所謂程序辯護，是指對控方的程序違法行為進行攻擊而進行的辯護。1996年3月，我國立法機關對刑訴法修改的一個重大改革，就是完成了糾問式（也稱為審問式）審判向控辯式審判的轉變，經過近20年的發(fā)展，尤其是隨著兩個證據(jù)規(guī)定的頒布和生效、刑訴法修正案于2013年1月1日施行，今年又出臺了庭審為中心的意見，中國式抗辯制訴訟模式將會進一步得到強化，程序違法將會導致審判機關對全案的否定。因此，我們必須更加重視在程序取勝。

程序性辯護應當成為刑辯策略之首，因為在實體性辯護中，由于律師調查取證權的尷尬現(xiàn)狀，在主要依靠控方提供卷宗抗辯的情況下，即使是錯誤的判決也很難明顯展現(xiàn)其荒謬性，因為案件經過偵查到公訴經歷數(shù)個部門后，其中的荒謬性已經經過加工削減，案件的錯誤變得隱藏。于是事實認定錯誤不容易展現(xiàn)在法庭上給你。法官違背公允的判斷有很大的隱蔽性。而程序辯護卻使得法官違法明顯。因為程序是否公正常常是清晰可見的，比如，簡易程序案件，由于是在看守所或者醫(yī)院開庭，公訴人未能出庭。而公訴人出庭簡易程序案件，是有法律明確規(guī)定的，法官的違法性也會非常清晰的顯露。

近年來程序性辯護的成功范例

（1）刑訊逼供方面的范例。遼寧省高院的一個黑社會犯罪的案件中，辯護律師提出詢問的時間超出了80小時，剝奪了罪犯睡眠的基本權利，造成被告人的痛苦，要求以刑訊逼供排除所得證據(jù)，被法庭采納。

（2）湖南襄樊的一個律師在受賄案中大獲全勝，原因是反貪局長帶領司機提審犯罪嫌疑人，違反了詢問必須有兩名偵查人員在場的規(guī)定，辯護律師在法庭上要求排除此次詢問所得證據(jù)，被法庭采納。

（3）廣西南寧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的一個走私案件，犯罪數(shù)額高達3000萬，但偵查機關是柳州市公安局，辯護律師認為公安機關沒有管轄權，這本應該由海關緝私部門管轄，沒有管轄權就沒有偵查權，該偵查行為當屬無效，證據(jù)應排除，被法庭采納。

辯護要點：一是一定要抓住最嚴重的程序違法，比如刑訊逼供；二是盡量論證某種程序違法會影響審判結果的正確性，這樣才能引起法官的重視；三是如果不能達到宣告無效的效果，可以退而求其次尋求量刑的優(yōu)惠，重大的程序違法會傷害被告人的利益，從輕量刑是對其的安撫，這個觀念法官能夠接受。

第二部分 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辯護要點（技巧）

辯護策略制定的正確與否，是刑事辯護成功的關鍵，它是一個復雜的系統(tǒng)工程，也是刑事辯護律師綜合素質的集中體現(xiàn)。刑事辯護律師除了要熟練掌握和運用刑事實體法、程序法及其相關理論，還要熟練掌握和運用刑事辯護的各種基本技能和技巧。

一、會見

（一）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親屬進行良性溝通、交往的技巧

刑事法律援助是在符合法律規(guī)定的條件下受辦案機關的指派而介入，但也要獲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接納和認可。也需要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進行充分的交流配合。因此，能否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進行良性的溝通和交往是刑辯律師首當其沖的一項基本職能。

第一，要培養(yǎng)耐心傾聽的能力。

第二，要增強說服的能力。（單位犯罪老總的案子）

第三，要教被告人說話。所謂的“教被告人說話”，不是要教被告人說謊。是教給被告人說話的方法和技巧。當犯罪嫌疑人提出明確的問題，比如“這個我要不要講”、“我要不要交代”、“我可不可以這樣講”時，律師是直接給答案呢，還是有其他更好的做法? 操作建議：律師回答犯罪嫌疑人問題，要用法律條文及法律條文的解釋、法律原則及法律原則的解釋、基本法理、實踐規(guī)則等。不引導、不唆使犯罪嫌疑人作虛假辯解。

如面對問題，律師一般以這樣的句式來回答較妥：“你這個問題是涉及主觀方面的問題，關于主觀方面，法律是這樣規(guī)定的??”“你這個問題涉及到犯罪對象是否適格的問題，關于這個問題，法律是這樣規(guī)定的??”“你這個問題，涉及到犯罪事實認定的原則，即排除合理懷疑原則的問題，關于這個原則，法律規(guī)定和實踐掌握是這樣的??”

第四，保持合理的距離。

不太主張和當事人建立一種相互信任關系，相反，認為律師對當事人恐怕始終要保持一定的心理距離。刑事辯護律師都要注意，不要以為因為他委托了你，因為你收了他的錢，你和它就成了一家人，律師始終要保持自己的獨立性，保持律師的職業(yè)操守。有的時候律師也不要想方設法地非要讓人家說實話，不太主張律師一味地就要求當事人說實話。

風險點：新法規(guī)定，律師會見不受監(jiān)聽。那么，律師是否可以與犯罪嫌疑人無話不談，而這些談話是否可能引發(fā)對犯罪嫌疑人權利保障不利的后果? 操作建議：會見時仍要有被監(jiān)聽的意識。雖然法律規(guī)定“律師會見不受監(jiān)聽”，但是否有監(jiān)聽或監(jiān)控，律師是無法把握的。因此，律師有義務在會見時把該情況如實地告知會見對象。律師提供咨詢意見，要自覺地接受法律和職業(yè)道德的約束，同時也要告知當事人要謹慎地提出咨詢。

風險提示：犯罪嫌疑人與律師無話不談將產生弊端，當事人可能懷疑律師不遵守保密和忠誠的職業(yè)道德，從而投訴。

一般來說，如果是共同犯罪案件的話，律師特別要注意你講什么東西，會不會被他們利用，或者客觀上起到給他們串通信息的作用，這是一定要注意、要謹慎的問題。另外就是涉及證人的問題。在辦案當中，特別是審前程序中，對于案中有什么樣的證人，做過什么過程，對當事人的家屬要保密。還有就是案件的證據(jù)材料，可以與當事人溝通核實，但是不能讓當事人的家屬看證據(jù)材料。特別是證人姓名等信息不能披露給他們。

（二）與辦案機關、辦案人員進行良性溝通、交往的能力

在我國目前刑事立法尚不完善、刑事司法環(huán)境尚不理想的現(xiàn)狀下，從某種意義上講，刑事訴訟是在國家專門機關包括公安、檢察、審判等辦案機關主導下進行的訴訟活動，因此，要使訴訟活動能夠合法、正常地進行，作為刑辯律師還要有與辦案機關、辦案人員進行良性溝通、交往的能力。這里面既有對他們應有的尊重，也有與他們善意的溝通，還有與他們堅

持原則的交涉和不失靈活的妥協(xié)、讓步?？傊顾麄兝斫?、體諒、尊重刑辯律師的工作并在法律范圍內支持刑辯律師的工作。沒有與公檢法特別是法官的良好溝通，一味用強，得理不饒人，無理辯三分，逞口舌之快，即使表現(xiàn)特別賣力，可能會贏得當事人及其家屬的肯定，但最終必不能有效維護當事人的權利。刑事辯護注重的不僅是過程，更應注重的是結果，結果遠比過程重要，委托人要的是理想的辯護結果。即使辯護的過程大快人心，甚至再完美，但辯護意見均被駁回，未取得辯護效果，委托人是不會滿意的。

實際上，與辦案人員的關系是比較好處理的，說一些不夠妥當?shù)脑?，辦案人員均是公事公辦，并無更大利益或利害訴求，只要不特別刺激他們，有話好好說，往往會取得他們的理解，最終往往能為當事人贏得權利。

又如，有很多案件的會見，如能恰當?shù)嘏c辦案人溝通，則可能在別的律師會見不上的情況下，得到安排（手續(xù)不全的案件）。要擺正位置，不要空談規(guī)定，會見雖是法律賦予律師的權利，及時安排會見是司法機關的法定義務，但權力部門有法不依、執(zhí)法隨意和律師處于受制于司法機關的現(xiàn)實，使我們不得不與司法機關進行靈活的溝通與必要的妥協(xié)。

二、閱卷

在刑事訴訟中，控辯雙方對案件事實占有的信息是不對稱的，辯方掌握的信息明顯少于而且明顯晚于控方，正確查閱、分析案卷材料的能力很重要。具體如何閱卷，除了上述幾點之外，我認為，如下幾點也很重要：

第一，律師必須做到親自閱卷。再好的律師，如不親自閱卷，是掌握不了全部案情的，在法庭辯論中是不能獨自完成辯護工作的。

第二，要以批判性思維，律師的方法論閱卷。閱卷的過程，就是對偵查機關案卷審查的過程。對公訴人的指控事實和證據(jù)要敢于懷疑。要從無罪推定、疑罪從無思維角度入手，在卷宗材料中找出存在的證明被告人無罪但又無法排除的證據(jù)；在卷宗材料中找出存在的證明被告人有罪但可以合理地排除其存在的證據(jù)。甚至要吹毛求疵，要雞蛋里挑出骨頭！

第三，全面閱卷。在我國現(xiàn)行的審判程序中，法庭調查審理主要是圍繞卷宗材料進行。要反復閱讀起訴意見書，要根據(jù)起訴意見書或起訴書認定的事實對案卷進行全面閱卷。不遺漏任何細節(jié)。通過通閱，達到對案件的基本事實和證據(jù)有整體印象的程度，并找出存在的問題。閱卷是個反復的過程，通讀至少要三遍，第一遍是粗讀，第二遍是細讀，第三遍是重點讀。這樣做并不是簡單的重復，而是取得正確認識必不可少的手段。對案卷情況掌握的越多越系統(tǒng)，在法庭上表現(xiàn)就越沉著，在復雜的庭審中，更能做到急中生智。通讀是為了全部了解卷宗的全部材料，防止遺漏，通過通讀提煉重點，刑事卷宗的重點就是定罪量刑四個字，然后圍繞定罪量刑重點進行摘卷，作好閱卷筆錄。閱卷的過程，如同王國維《人間詞話》談詞所遇的三種境界：第一種“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崖路?！钡诙N，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種，眾里尋她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第四，要閱審結合。在閱卷中要重點審查以下問題：

一要審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分析口供是在什么情況下取得的，有無誘供、逼供的情況；口供有無反復和矛盾，是否合情合理，口供和案內其他證據(jù)之間是否一致，有無矛盾。

二要審查鑒別證人證言。必須審查證人有無作證的行為能力，與案件或者與當事人、被告人有無利害關系；了解證人陳述內容的來源，是耳聞目睹的、還是傳聞的；取得證言的方法是否合法；證言內容是否明確具體、合情合理；證人的主觀條件和客觀情況如何。

三要審查被害人陳述。律師對于被害人陳述，必須仔細審查被害人與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是否相知，平時的關系是否正常，有無利害關系；被害人是在什么時間、條件下提出控告或陳述的，有無受到威脅、引誘的情況；陳述的內容有無自相矛盾或與其它證據(jù)存在明顯矛盾之處，與案內其他證據(jù)能否互相印證。

四要審查鑒別物證、書證。律師對于物證、書證，要求查清它的來源，是在什么時間地點、什么情況下發(fā)現(xiàn)和收取的；是原物、原件還是復制品、抄件；收取或保全的方法是否恰當，有無偽造、調換，或者發(fā)生差錯的可能；了解它是真是偽，分析物證、書證與案情有無關系，能夠證明什么問題。

五要審查鑒定意見。鑒定意見只是證據(jù)的一種，其沒有當然的法律證明力，只有經過質證無疑的鑒定意見，才能成為定案的依據(jù)。必須審查鑒定機構是否具有鑒定資質，鑒定人是否具有鑒定人員從業(yè)資格，與案件有無利害關系，鑒定程序是否合法，鑒定檢材是否充分、可靠，檢材來源是否清楚，是否符合法律規(guī)定的提取程序，鑒定方法是否科學；鑒定意見與案內其他證據(jù)是否一致，有無矛盾，等等。（王曉寧案）

第五，做好閱卷筆錄。無論卷閱了多少遍，如不做閱卷筆錄，是無法達到熟悉掌握、了然于胸的程度的。閱卷筆錄摘記完成，頭腦中案卷事實及證據(jù)情況便形成完整的清晰的影像。只有通過摘卷，才能明確卷宗中對認定犯罪事實存在的矛盾和適用法律存在的問題及發(fā)現(xiàn)程序上存在的影響定罪量刑的問題。

三、調查收集證據(jù)

調查收集證據(jù)是刑辯律師的一項基本功。特別是在我國立法和司法上對刑辯律師調查收集證據(jù)的規(guī)定尚不完善、存在諸多風險的情況下，調查收集證據(jù)更是對刑辯律師的一項考驗。近年來，有的律師懾于壓力和風險，在辦案時不愿或不敢調查收集證據(jù)，其實這是很不負責任的做法；也有的律師勇氣可嘉，敢于調查收集證據(jù)，但由于考慮不周或方法失當，輕者使獲得的證據(jù)材料由于存在某種問題而失去證明資格或證明力；重者，律師則可能被辦案機關或辦案人員抓住某種把柄以涉嫌違法犯罪為由立案，并被追究刑事責任。重慶李某某的案件，雖然不排除司法機關特別是公安檢察機關違法辦案的可能，但當事律師也并非無可指責，其中教訓深刻，尤應汲取。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辦案律師缺乏依法正確、有效地調查收集證據(jù)的能力。

我認為，在調查取證中律師要把握以下幾點：

（1）對關鍵證據(jù)的取證，不能完全依賴于檢察機關或審判機關。刑事訴訟法雖規(guī)定律師可以申請檢察機關或人民法院調查取證，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化解律師取證的風險，但在司法實踐中卻很難取得對被告人有利的結果。

（2）調查盡量在審判階段進行。取證前一定要事前取得審判機關的同意。案件進入審判階段，因法院的中立性，并不排斥律師的調查取證，甚至是希望律師對案件主要事實進行調查取證，以保證案件質量。而這可以有效避開檢察機關對律師調查取證的限制。

（3）對關鍵證據(jù)的取證，要二人進行，盡量現(xiàn)場錄音、錄像。

（4）盡可能不直接接觸證人。審判階段調查取證環(huán)境雖相對寬松，但仍存在法律風險。為了辯護律師自身利益的考慮，律師可以不直接接觸證人。用付錢的方式取證，哪怕付錢給被害人是應該的，哪怕被害人所作的證言也是客觀、真實的，但把兩者聯(lián)系在一起，形成因果聯(lián)系，那就有問題了。作為律師絕不能參與這種事情。其次，雖然律師沒有參與，但如果是知情的，律師也不應該使用這種證據(jù)。因為這種證據(jù)的來源是有問題的。

（5）辯護律師收集相關證據(jù)證明非法證據(jù)的存在并對其合法性進行前置性審查有著重要的意義。而這可以從三個方面入手：第一，主體上，如應當回避的偵查人員調查收集的證據(jù)；非法定偵查人員調取的證據(jù)；非自然人提供的證言與鑒定意見；年幼或患有精神病不能辨別是非、不能正確表達的人所提供的證言等都應作為律師審查與調查的重點內容。第二，程序上，調取證言筆錄時僅偵查人員一人在場，詢問證人時未告知作證的法律責任，偵查人員采用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等方法收集證據(jù)等。第三，形式上，沒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證人、被害人及訊問人簽名的書面供述及證言與陳述；沒有鑒定人蓋章的鑒定意見，沒有勘驗檢查筆錄制作人、見證人簽名蓋章的勘驗檢查筆錄、訊問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時，沒有法定代理人、監(jiān)護人以及其他適格的第三人在場等。上述證據(jù)均屬于違法或不合法的證據(jù)范疇，辯護律師一旦能證明該證據(jù)的違法與不合法時，應及時將相關材料移送人民法院，并請求法院將非法取得的證據(jù)排除法庭調查之外。

四、開庭

（一）在法庭審理中向被告人正確發(fā)問的技巧。

法庭調查中的發(fā)問，是法庭辯論的基礎，針對辯護觀點對被告人發(fā)問和對證人進行發(fā)問。庭審中公訴人、審判人員對案件的事實調查，是對案件的最后核對確認，被告人及證人所述的每句話，都可能成為定案的依據(jù)，辯護人有效的詢問，是對自己辯護論點的加固。

辯護律師向被告人發(fā)問不能糾纏枝節(jié)問題，提問須切中要害，要像“魯提轄拳打鎮(zhèn)關西，拳拳打在要害上”，要通過發(fā)問讓法官形成無罪、罪輕或者應從寬處理的內心確信。一個律師，在庭上與公訴人糾纏于被害方提供的證人對兇器的描述到底是40、50厘米長，還是60、70厘米長的枝節(jié)問題，翻來覆去的，搞得公訴人和審判人員都很煩，效果可想而知。

辯護人應當發(fā)問的問題一般有以下幾個方面：

1.被告人無罪或者罪輕的主觀表現(xiàn)和客觀表現(xiàn)。2.被告人的法定從輕情節(jié)。3.被告人的酌定從輕情節(jié)。

辯護人應當避免問如下問題：

1.公訴人提過的問題 2.被告人構成犯罪的要件行為 3.被告人的從重情節(jié) 4.與本案無關的問題。

（二）在法庭審理中向控方證據(jù)以及其他方面證據(jù)進行有效質證的技巧

刑事訴訟中控辯雙方的舉證責任與民事訴訟、行政訴訟中的舉證責任有很大不同，控方應當承擔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舉證責任，并且還必須達到“事實清楚，證據(jù)確實、充分”的法定證明標準。

關鍵是要發(fā)現(xiàn)對方證據(jù)的合法性、漏洞以及自相矛盾之處的能力，使對方無法運用證據(jù)鏈證明自己的主張，并最大限度地重視庭審質證，庭審質證時堅持寸土必爭。如果不具備這些能力，則難以進行有效的質證。這其中，刑辯律師要著重掌握以下技能：

1.把握證據(jù)能力的第一次進攻。證據(jù)辯護分為兩大類：單個證據(jù)的辯護與司法證明的辯護。這里涉及兩個概念，即證明力與證據(jù)能力。證明力是邏輯問題、事實問題，對應證據(jù)的相關性、真實性。證據(jù)能力又稱合法性，是證據(jù)的準入制度，即證據(jù)能不能出現(xiàn)在法庭上。

辯護時先要解決證據(jù)能力的問題，再考察證明力的問題。證據(jù)能力的辯護要點有三：①取證主體要合法，否則不具有證明能力；②取證方式方法要合法才有證明能力；③證據(jù)在法庭上的調查方法要合法。

2.打好證明力辯護的第二次進攻。時把握客觀性和關聯(lián)性。客觀性的要點有：①孤立的證據(jù)不客觀；②來源不明的證據(jù)不客觀；③言辭證據(jù)前后自相矛盾，無法排除其中一種可能性的證據(jù)也不客觀。關聯(lián)性的認定也是個重點，在實踐中也是個難點，辯護的要點有：①犯罪前后的表現(xiàn)和平時表現(xiàn)與犯罪關聯(lián)性甚微，這只跟量刑輕重有關；②相似行為與犯罪行為沒有關聯(lián)性；③犯罪動機可以作為破案線索，但和犯罪構成的關聯(lián)性不大；④測謊報告沒有多大的關聯(lián)性；⑤事后補救行為跟犯罪沒有關聯(lián)性。

(三）在法庭審理中充分、有效地與控方展開辯論的技巧

法庭辯論是法庭審理活動的一個獨立階段。它是為控辯雙方在法庭調查的基礎上總結性地充分表達各自訴訟主張和意見并展開言辭交鋒而設計的。常言道：“事實勝于雄辯”，但事實得益于雄辯。在辯護環(huán)節(jié)，我們認為，刑辯律師要著重掌握以下技能：

1.在法庭辯論中，對爭議焦點證明或者證偽的過程，可以分成四個不同的層面

一是事實層面。依靠事實來支持己方抗辯立場，這是大多數(shù)人通常不自覺地運用的一種方法，也是常常運用得很糟糕的一種方法。最普遍的誤區(qū)是羅列事實，復述案例的語句。在這個層面，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從中分析行為是否合理，相應地對事實的剪裁必須圍繞說明己方選擇辯點的合理性加以展開。只有如此，才能為法律的分析，鋪墊必要的情境。同時，為感性的抗辯理由，奠定一定的理性基礎。

二是法律層面。即通常我們理解的從犯罪構成的要件加以分析。

三是價值層面。從應然的角度，對案件的實體處理（罪與非罪、此罪彼罪、罪輕罪重的選擇結果）、分析判斷的方法等，進行利弊的權衡。

四是感性層面。感性手段的運用，贏取法官的支持。2.正確處理好辯護詞與法庭辯論發(fā)言的關系

辯護詞是辯護人在法庭辯論階段，依照法律和事實為被告人作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刑事責任的辯護時的演講稿。開庭前一定要準備好辯護詞。

有的律師反對在庭前把辯護詞寫好，我們不認同。律師通過偵查、審查起訴和開庭前的時間，通過會見被告人、調查取證和閱卷，已基本掌握了案件事實，已完全具備了寫好辯護詞的條件。辯護詞是辯護人在法庭上發(fā)表辯護意見的準備，準備越充分，辯護就越有信心。

辯護詞切忌套路化，模式化，要有自己的風格。辯護詞要有理有據(jù)，重點突出，抓住要點，切中要害，語言要簡潔、精煉。重點的部分說到，說透，說清，說全。辯護詞的內容，在辯護中不一定要逐一說明，但要寫明。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從輕處罰的觀點，即使公訴人公訴詞或答辯中已表明，辯護詞中仍需寫明。

3.律師的辯護發(fā)言應觀點明確，論據(jù)充分，論證有力，邏輯嚴謹，用詞準確，語言簡潔。律師多次辯護發(fā)言應避免重復，突出重點，著重針對控訴方的新問題、新觀點及時提出新的辯護意見。

綜合案情，理順辯論思路，寫好代理詞、辯護詞，是每一位律師在庭前必做的一項基礎工作。語言可以傷人，也可以感人。用辯論語言傷人，對于律師職責來說則是不道德的，也不會有好的效果?！霸捰腥f，巧說為妙”。

4.律師辯護陳述對象是法庭，不應以旁聽人員為發(fā)言對象，嘩眾取寵。

進入庭審的案件，都是公訴方認為有罪的案件，因此，辯護律師的任務不是設計迫使對方認可己方辯護觀點，因為公訴方是不可能被你說服的。辯護律師的任務是把事實和法律說清楚，是讓法官聽清楚，法官才是中心。律師發(fā)表辯護意見應當以理服人，尊重法庭，尊重對方，不得諷刺、挖苦、謾罵、嘲笑他人。

5.在法庭辯論和被告人的最后陳述中，律師發(fā)現(xiàn)有新的可遺漏的事實、證據(jù)需要查證的，可以申請恢復法庭調查。

6.在庭審過程中發(fā)現(xiàn)審判程序違法，律師應當向法庭指出并要求予以糾正。

7.休庭后，律師應就當庭出示、宣讀的證據(jù)及時與法庭辦理交接手續(xù)。應盡快整理辯護意見。及時提交書面辯護詞。

第二篇：刑事案件注意事項及辯護技巧

刑事案特殊，跟人身自由緊密相關，當事人及家屬可能會對法院的判決會遷怒于律師，今天結合我的辦案經驗和大家談談多年的心得。

接案：一定要和親屬見面，和嫌疑人的“上下左右”談，非訴案件根據(jù)紙面情況就可報價，刑事案件要分事分人。談話的目的是：一是要和能拍板的人談，要察言觀色，二是看看家人的負擔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沒有負擔能力的可以幫著出出主意。三是了解需求，家人想達到什么程度，期望值多高，是要無罪釋放犯罪嫌疑人還是要達到判多少年的刑期。律師不能給客戶保證，不能為了接案子隨便給承諾。

簽約：按規(guī)定是有分段的，偵查，審查起訴，審判三大階段。實際一般不要分段，最好是按照完整的案件程序從偵查、審查起訴直至一審終審簽合同。建議不要包括二審，因為二審是不可預料的，有的案件時間可能會拖得很長。客戶繼續(xù)找我們做二審可以有優(yōu)惠。行業(yè)規(guī)定刑事案件不允許風險代理，要和客戶解釋清楚。有些案件當事人有風險要求的話，建議不要簽在刑事委托協(xié)議里，可以簽在專項顧問協(xié)議里，刑事案件出庭、辯護、會見按固定收費，其它增值服務如不斷咨詢等簽在專項顧問協(xié)議里。簽協(xié)議和委托書注重格式和筆的樣式，最好不接受快遞，主張當面簽，避免出問題。

收費：北京市律師收費指導意見規(guī)定，每個罪名從偵查到一審判決結束最高50萬，不分難易程度和律師執(zhí)業(yè)年限。建議一次性收費，簽約時寫建議約定自雙方簽署并且委托方依約支付律師費之日起生效。也可以分幾筆，明確每次交費的時間節(jié)點。

會見嫌疑人：謹慎談話，北京市現(xiàn)在規(guī)定除了帶格式八，授權委托書外要交出律師證，拿牌存手機，談完后拿牌取手機，憑牌取回律師證。會見便于交流，給嫌疑人講法律，讓嫌疑人親筆寫出情況說明。嫌疑人交給的東西要光明正大地拿出來給法院并做好筆錄?，F(xiàn)在規(guī)定律師會見時談話不能被監(jiān)聽，警察或檢察官也不在場但仍要謹慎。如果是涉密案和隱私，需要為當事人保密，不要對社會和媒體亂發(fā)表看法，要考慮當事人利益，就事論事。閱卷：起訴意見書拿到后就可閱卷，起訴意見書提供給律師辦案用，不是給當事人的，律師拿到后可以給當事人家屬看，不能拿走。閱卷要看兩方面，一找程序毛病，看時間地點，看有沒有簽字，要細心，閱卷應該從頭到尾，連卷封面也要復印，便于引用。

出庭：應提前準備辯護詞，辯護時候要敢于發(fā)言，不能光念辯護詞，審判的時候應該打開嫌疑人的戒具。如果與當事人意見不一，應該以法律和事實為依據(jù)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無罪或罪輕辯護。若是律師作無罪辯護的案件，最好在結尾也對如法庭認定其有罪應從輕、減輕的理由加以說明。出庭時衣著要正規(guī)整潔，建立良好形象。

會見要用的文書：格式八，要按規(guī)定寫。在存根上要逐項填寫，領函人：某某某，交付：某看守所，事由：會見某某。現(xiàn)在經查，我發(fā)現(xiàn)我們所里這方面存在很多問題，今后應避免出現(xiàn)。

第三篇：刑事案件辯護委托合同

刑事案件辯護委托合同

甲方：

地址：

郵政編碼：

電話：

傳真：

乙方：律師事務所

地址：

郵政編碼：

電話：

傳真：

鑒于，甲方因被市檢察院指控犯有罪，現(xiàn)案件將移送人民法院進行審理。

鑒于，甲方愿意聘請乙方律師為其擔任第一審和第二審辯護人。

為此，甲、乙雙方經充分協(xié)商，就甲方委托乙方為其提供第一審和第二審刑事辯護事宜達成以下合同：

第一條委托

甲方委托乙方律師擔任其第一審和第二審階段的辯護人。乙方接受甲方委托，指派律師擔任被告人第一審和第二審的辯護人，并屆時指派其中兩名律師出庭辯護。

第二條雙方的義務

（一）甲方的義務

l．真實、客觀、全面向乙方律師介紹案情，為乙方律師辦理案件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

2．按期、足額向乙方支付辯護費及辦案費。

（二）乙方的義務

乙方律師接受委托后，除非由于律師所不能控制的原因，在法院審理階段應當完成以下工作：

l．查閱、了解檢察機關向人民法院移進的主要證據(jù)復印件和相關材料；

2．聽取甲方對指控的意見及對案情的敘述，根據(jù)需要及有效時間對案件進行調查取證；

3．乙方辯護律師應按時出庭，無正當理由的，不得拒絕辯護；

4．依法盡職、盡責為甲方進行辯護。依據(jù)事實和法律，提出證明甲方無罪 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維護甲方的合法權益，開庭前應將開庭方案報甲方征求意見；

5．乙方應對其所知悉的甲方商業(yè)秘密承擔保密義務；

6．乙方接受甲方委托后，不得接受與本案有利害關系的其他當事人的委托并為其辯護。

第三條辯護費及辦案費

根據(jù)本案的具體情況和復雜程度，甲方向乙方支付辯護費元人民幣，支付方式如下：

本協(xié)議簽定當日，乙方支付辯護費____元人民幣；

乙方辯護律師接到法院出庭通知后=日內，甲方向己支支付辯護費元人民幣；

第一審判決宣判后三日內向乙方支付辯護贊____元人民幣。

乙方辯護律師在北京市內的辦案費川由乙方承擔，乙方辯護律師在北京市外的辦案費用由甲方承擔。

辦案費是指乙方為辦理甲方委托事項所發(fā)生或可能發(fā)生的必要的全部費用，包括但不僅限于交通、通訊、復印、打字等費用。

如因甲方不上訴或其他原因不進人第二審程序，則視為本協(xié)議終止，乙方應收?。òㄒ咽杖。┑纳鲜鲛q護費用不再退還。

如甲方來被檢察機關以被告人身份指控有罪并移進人民法院，乙方應將已收取的辯護費退還甲方，但甲方應向乙方支付適當?shù)淖稍冑M用或勞務費用。

第四條主協(xié)調人

作為主協(xié)調人甲方指定____、____負責協(xié)商與案件有關的各個方面的關系，在____出差不在期間，指定______為代表。

第五條責任

如果乙方無故終止履行本議，辯護費全額退還甲方，如果甲方無故終止，辯護費不退還。

第六條協(xié)議有蚊期

本協(xié)議有效期限自生效之日起至本案第二審終結止（判決、檢察機關撤回起訴及撤銷訴訟）。

第七條爭議的解抉

在本協(xié)議的履行過程中，如甲方認為乙方或乙方辯護律師的行為違反了國家有關法律、律師執(zhí)業(yè)道德和執(zhí)業(yè)紀律．甲方有權向北京市律師協(xié)會紀律處分委員會投訴。

在本協(xié)議履行過程中如發(fā)生爭議，雙方應首先友好協(xié)商解決；協(xié)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權向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第八條本協(xié)議一式兩份，雙方各持一份。如需變更，另行協(xié)議。

甲方：乙方：

律師事務所

簽約時間：簽約時間：

第四篇：刑事案件辯護提綱

彭桂林涉嫌故意傷害、非法拘禁、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一案

辯護提綱

一、關于非法拘禁罪的指控，作有罪但罪輕的辯護

（一）彭桂林在事中加入犯罪行為，系從犯

1、事前并不知道非法拘禁一事

證據(jù)卷一非法拘禁案彭桂林訊問筆錄第129頁：?問：你是否知道張曉東要你和馬懷統(tǒng)跟他去什么地方？答：我不知道，我當時就問張曉東要去什么地方，但張曉東沒有講。?

2、在事中的毆打行為中加入

從該案主犯張曉東的供述（證據(jù)卷一第27頁）得知：彭桂林參與的非法拘禁李自云一事，是張曉東手下已經將李自云帶往非法拘禁處，張曉東在前往該處時路上才遇到彭桂林，彭桂林在不知道真相的情況下跟隨張曉東來到非法拘禁處，參與實施了毆打行為。

（二）為了講義氣以及礙于張曉東曾經幫過他的情面上才幫助張曉東實施了毆打的行為，因此主觀惡性很小

礙于平日與張曉東的交情以及彭桂林結婚時張曉東為其找人裝修房子花去1萬多元錢的人情而毆打了受害人。雖未受到脅迫，但內心的虧欠是彭桂林實施毆打行為的唯一動機。

因此，彭桂林的主觀惡性很小、系從犯，應當比照主犯從輕或減輕處罰。

二、關于故意傷害的指控，指控不成立

（一）主觀上不具有故意傷害的故意

故意傷害罪主觀方面表現(xiàn)為故意。即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會造成損害他人身體健康的結果，而希望或放任這種結果的發(fā)生。

本案中互毆是由于雙方在路上偶遇發(fā)生口角而發(fā)生，事前并沒有通謀，張曉東、彭桂林等人犯罪動機是顯示自己一伙人的?威風?、?煞氣?，壓倒對方，互毆中，也未使用任何器具，因此，可以看出張曉東、彭桂林并不希望受害人的身體健康受到損害。

除楊瑞外其他人沒有故意傷害的主觀心理也在彭桂林、楊瑞、余偉等人的供述、陳述中得到印證：

1、彭桂林訊問筆錄（證據(jù)卷一第35、37頁）：?當時我見有個伙子被殺著，我還問是誰殺的?，?后來殺著人以后，張曉東還罵楊瑞說給是不用刀就打不贏了?。

2、楊瑞的訊問筆錄（證據(jù)卷一第63頁）：?我和這個打著打著他還還手打我，我這時才拿出隨身攜帶的一把黑色的彈簧刀殺這個人?。

3、受害人余偉的詢問筆錄（證據(jù)卷二第7頁）：?當時我還聽他們的人問是哪個殺著我，當時楊瑞說是他殺的?。

證明：主觀上張曉東、彭桂林等人并不希望受害人的身體健康受到損害。楊瑞的用刀捅受害人的行為并不是受到他人的指使，而且是在其他人不知道的情況下實施的。此種情形下，如其他人事后認可，比如夸贊?捅得好?，尚且可以認為有共同的犯意，但從張曉東、彭桂林筆錄里可以看出，其他人對其故意傷害的行為是不認可的。

（二）故意傷害乃共同犯罪中的實行過限，對于超出共同犯意的 行為，應由實行行為的人單獨承擔責任

犯罪嫌疑人楊瑞因被打倒而臨時產生了故意傷害的主觀心理，隨后其用刀捅受害人的犯意是超出了原本顯示?威風?的共同犯意，是屬于實行過限的情形。對于實行過限的行為，超出部分的責任應當由行為人獨自承擔。

因此，其他被告人僅在斗毆的范圍內成立共同犯罪，而犯罪嫌疑人超出共同犯意的故意傷害行為應當由其獨自承擔。

三、關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的指控，作無罪辯護

（一）由張曉東領導的?洪興幫?不屬于黑社會性質組織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

（八）》對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中黑社會性質組織應當同時具備的條件規(guī)定為：

1、形成較穩(wěn)定的犯罪組織，人數(shù)較多，有明確的組織者、領導者，骨干成員基本固定；

2、有組織地通過違法犯罪活動或者其他手段獲取經濟利益，具有一定的經濟實力，以支持該組織的活動；

3、以暴力、威脅或者其他手段，有組織地多次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為非作惡，欺壓、殘害群眾；

4、通過實施違法犯罪活動，或者利用國家工作人員的包庇或者縱容，稱霸一方，在一定區(qū)域或者行業(yè)內，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響，嚴重破壞經濟、社會生活秩序。

本案中，由張曉東領導的?洪興幫?雖然人數(shù)較多，有明確的領 導者和固定的骨干，但區(qū)別于黑社會性質組織，?洪興幫?或者其成員并沒有利用國家工作人員的包庇或者縱容，形成?保護傘?，在一定區(qū)域或者行業(yè)內形成非法控制。張曉東自己經營的安居建筑公司和佳天藝裝飾公司均是合法的正常經營，雖然張曉東等人實施了違法犯罪行為，但是違法犯罪行為的目的并不是欺行霸市。

（二）彭桂林雖然實施了非法行為，但該行為不應當歸結為涉黑行為。并且本罪要求的主客觀要件均不構成，其本人是出于所謂的江湖義氣而為黑社會性質組織實施違法犯罪活動或者提供幫助、支持、服務，不應當認為是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

1、主觀上彭桂林自己始終不認為自己是該組織的成員 彭桂林訊問筆錄（證據(jù)卷一第38、50、52頁）?問：你是否加入過‘洪興幫’？答：‘沒有’?。

?問：‘你和張曉東等人的關系？’答：‘就只是朋友關系’。? ?問：‘你與上述洪興幫的成員關系如何？’答：‘均是普通朋友關系，沒有過多的深交’。?

證明：彭桂林始終不認為自己加入了?洪興幫?。在這種情況下，他主觀上沒有任何歸屬于這個組織的意愿，是不能認定為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的。

2、客觀上彭桂林不受?洪興幫?領導和管理（1）彭桂林參與兩次犯罪行為的偶然性

第一次：非法拘禁是彭桂林去找張曉東玩時被叫往非法拘禁處，又礙于情面毆打了受害人。第二次：金世紀路口雙方互毆是臨時起意的激情犯罪，雙方均有過錯。

區(qū)別于組織犯罪中事先預謀并付諸實踐的犯罪行為，彭桂林參與的兩次犯罪行為均有一定的偶然性。普通的犯罪行為會在這種偶然性的影響下被披上黑社會性質犯罪的外衣。如當晚彭桂林與非?洪興幫?成員一起與對方互毆，那就不屬于黑社會性質犯罪，僅以共同犯罪人是黑社會性質組織的人，就推定彭桂林的行為為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這樣的推理邏輯是不嚴密的，還應當綜合考慮嫌疑人是否為黑社會組織成員。實踐中有很大一部人是主觀上并無加入意圖，客觀上也不受犯罪組織領導和管理，出于所謂的江湖義氣而為黑社會性質組織實施違法犯罪活動或者提供幫助、支持、服務的人員，按照以上推理，這部分人就完全被認定為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本案中彭桂林就是典型的不受?洪興幫?領導和管理，因江湖義氣而為?洪興幫?實施違法犯罪活動提供支持。因此，彭桂林的行為不應以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定罪處罰。

（2）?洪興幫?領導者張曉東承認彭桂林不是該組織成員 張曉東訊問筆錄（證據(jù)卷一第29-30頁）：?彭桂林是我的朋友?。彭桂林訊問筆錄（證據(jù)卷一第50頁）：?張曉東私下單獨對我說因為我不是洪興幫的人，到傷者家不能以洪興幫的身份出面，另外我做事比較穩(wěn)妥，我去后不會和對方發(fā)生爭執(zhí)，所以就讓我把錢拿去給余偉。?

證明：?洪興幫?領導者張曉東也證實彭桂林僅是其朋友，不是 ?洪興幫?的成員。

彭桂林在非法拘禁的行為中，出于所謂的江湖義氣偶爾參與助拳；在金世紀路口互毆又偶然的激情犯罪，并不是?洪興幫?策劃完成并付諸行動的犯罪行為。且主觀上彭桂林始終不認為自己是該組織的人，客觀上又不受該組織的領導和管理。在這種情況下，他主觀上沒有任何歸屬于這個組織的意愿，客觀上的行為存在相當大的偶然性，因此，是不能認定為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的。

第五篇：刑事辯護技巧庭審質證要點

刑事辯護技巧庭審質證要點

(一)對被告人及同案犯的供詞的庭審質證。

1、對被告人供詞的庭審質證

庭審質證中，被告人的供詞可劃分為以下幾種情況：一是對自己的犯罪事實始終供認不諱，庭審時供詞與偵查起訴階段供詞相一致，且有其他證據(jù)材料相互印證;二是只有其它旁證材料證明被告人有罪，在偵查及審查起訴階段被告人始終不承認自己有罪;三是在偵查及起訴階段供詞變化較大，其它旁證材料也難以確證。針對上述三種情況，辯護人在庭審質證時應采取不同的方法。在第一種情況下，控方指控屬實，辯護人應根據(jù)事實與法律依法履行辯護職責，不能為了質證而質證，故意發(fā)問以求庭審時控辯雙方在舉證、質證方式上的表面平衡;在第二、第三種情況下，辯護人則應不失時機地充分利用庭審發(fā)問及質證技巧以達到去偽存真之目的。在被告人自始至終拒絕交代起訴書所指控罪行時身為辯護人切不可因為在控方提供的其它證據(jù)材料中有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證據(jù)材料，就認定被告人有罪而放棄發(fā)問或拒絕質證。須知這些旁證材料未經庭審質證，是不能直接作為定罪的證據(jù)的。因而，辯護人的職責就是充分利用庭審調查時賦予辯護人的發(fā)問權、質證權，挖掘被告人拒絕交代的合理成分。例如被告人拒絕承認自己有參與聚眾斗毆事實，那么在庭審質證時就得提問被告人除自己拒不承認外，是否有其他現(xiàn)場證人或旁證材料能進一步證明，以及案中被告人與其他證明其有參與斗毆的證人及證據(jù)材料之間是否存在其他利害關系。唯有如此才能使案件真相通過庭審發(fā)問質證逐一明了，而不能在質證階段不發(fā)問甚至站在控方角度指責被告人認罪態(tài)度差或要求被告人坦白交代。同樣在被告人翻供或供詞不穩(wěn)定的情況下，辯護人除要充分注意被告人的翻供是否存在合理成分外，還要緊扣相關事實，通過發(fā)問與質證使被告人為何翻供的有利成分得到進一步闡明。特別是在被告人過去對犯罪事實已有過交代，但供詞相對不穩(wěn)定的情況下，辯護人務必要充分掌握庭審發(fā)問權、質證權，充分挖掘被告翻供的合理成份及原交代確實存在的與事實不符之處。

2、對同案犯供詞的庭審質證

同案犯因為與被告人之間存在一定利害關系，其證明被告人有罪的供詞除與被告人的供詞相一致的以外，辯護人均應持幾分懷疑態(tài)度。特別是在被告人拒絕承認有罪，而同案犯證實其有罪，則更需通過庭審發(fā)問與質證，充分暴露同案犯供詞不真實的一面。例如同樣在聚眾斗毆案件中，如出現(xiàn)同案犯指證被告人參與，就需要充分利用庭審發(fā)問與質證，通過發(fā)問與質證，否定同案犯的供詞，并從同案犯的供詞中發(fā)現(xiàn)其矛盾之處，抓住有利于被告人的辯護素材。

3、質證時常見的控方帶瑕疵的證據(jù)材料及對策

質證時控方存在瑕疵的證據(jù)材料常見的有：(l)偵查人員采取刑訊逼供、威脅、引誘、欺騙及其他非法的方法從被告人及其同案犯中獲取的供詞，違反《刑事訴訟法》第43條規(guī)定及公安部頒發(fā)的《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guī)定》第181條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zhí)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試行)》第58條的規(guī)定。(2)審問未成年人時，沒有妨礙偵查或無法通知的情形而不通知其家長、監(jiān)護人或教師到場;審問聾啞犯罪嫌疑人沒有通曉聾、啞手勢的人參加;訊問不能曉當?shù)卣Z言文字的犯罪嫌疑人時，沒有配備翻譯人員;這些均違反公安部“程序規(guī)定”第182條規(guī)定。(3)訊問筆錄修改及更正或修改處沒有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簽字或按指印，違反公安部“程序規(guī)定”第184條規(guī)定。(4)對被告人在偵查階段供述的申辯和反證，偵查機關沒有及時認真核查、依法處理，違反公安部“程序規(guī)定”第168條規(guī)定，對上述確屬采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證據(jù)，應明確指出其違法性，并按最高院“解釋”第58條的規(guī)定，否定其作為定案的根據(jù)。

(二)、對證人證言的庭審質證

證人證言的質證程序，根據(jù)證人是否出庭作證，分為證人出庭直接參與庭審質證及僅提供證人談話筆錄或書面證明質證。

1、對于證人直接出庭作證的質證。要充分利用控方證人出庭作證的機會，通過發(fā)問及質證，獲取辯護素材?？胤街宰屪C人直接出庭作證，無非是為了進一步鞏固起訴書所認定的事實。因此，控方證人出庭作證時一般都顯得較為從容。對控方所提的問題一般回答得較為流暢。而作為被告人的辯護人，必須對控方證人所要證明的事實及其與案件其它相關證據(jù)材料的存在的內在聯(lián)系做到較為全面的掌握，必須圍繞證明被告人無罪、罪輕等有利于被告人的情節(jié)進行質證或發(fā)問，善于在證人前后矛盾或難以自圓其說的證言中找到突破口。如證人證言出現(xiàn)兩難狀態(tài)，則要巧設兩難發(fā)問句。唯有動搖控方證人的自信心，才能判斷證人出庭作證時說的是否屬于客觀事實。

2、對不出庭作證的證人證言質證。由于國情差異，我國現(xiàn)行刑事審判中控方證人出庭作證還屬少數(shù)，大多數(shù)情況下是以書面的形式作證，對書面證詞，辯護人無法象證人出庭作證那樣巧設發(fā)問句，然而，書面證詞往往都是控方的談話記錄，由于控方取證人員的記錄水平、方式的不一致，以及是在不同階段由不同的人員進行取證，因此需要辯護人在控方移交法院的證詞中，對涉及被告人主要犯罪事實的證人證言進行逐句、逐段認真分析，綜合判斷，提出質證意見。如在開庭前就已發(fā)現(xiàn)證人證言有矛盾或隱含有利于被告人的內容，除向被害人調查取證需經控方批準外，辯護人也可庭前著手向該證人調查取證，或就有關疑點申請法院或控方取證。

3、證人證言質證時常見控方帶瑕疵的證據(jù)材料。主要有：(l)對證人采取羈押措施取證，違反最高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規(guī)則(試行)》第142條規(guī)定。(2)由非偵查機關向證人調查取證所得的材料作為證據(jù)使用。違反公安部“辦案程序”第51條規(guī)定。(3)詢問證人沒有在證人單位、住宅或偵查機關辦公室內進行，違反刑訴法第97條及六部委《關于刑事訴訟法實施中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第17條規(guī)定。(4)詢問證人現(xiàn)場沒有兩名偵查人員，違反最高檢“規(guī)則”第140條及公安部“程序規(guī)定”第188條規(guī)定。(5)詢問未滿18歲的證人，在有條件的情況下，沒有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場，違反最高檢“規(guī)則”第143條規(guī)定。

(三)對被害人證言的質證

被害人的證言屬刑事訴訟證據(jù)之一。但由于被害人與被告人之間存在的對立關系，被害人的證言往往具有兩重性。一方面由于被害人是當事人，案發(fā)時的一切唯有他是最清楚的見證人，此時被害人的證言就是最直接的證詞。另一方面由于被害人是被侵害對象，其證言又偏重于指控被告人，并往往作對自己有利的指控。因此，對被害人證詞作為證據(jù)使用時，辯護人應從上述兩方面進行把關、質證。在案件中被害人的供詞與其它證據(jù)相互印證的應予認可;沒有其它證據(jù)相印證時，在質證時應重點把握：(1)將被害人的證詞與案卷中其它旁證材料相比較，指出被害人證詞中關鍵事實、情節(jié)與其它證據(jù)的不同之處。(2)充分注意被害人證言前后矛盾或夸大其詞之處。(3)充分注意被害人是否有意在作偽證。(4)案發(fā)時的客觀條件是否與被害人陳述的情境相一致。

被害人證言質證明

常見控方帶瑕疵證據(jù)材料：(1)在犯罪嫌疑人不明確，讓被害人進行辨認時，在偵查階段被辨認人少于七人，照片少于十張，在檢察階段被辨認人少于五人，照片少于五張，違反公安部《程序規(guī)定》第251條、最高檢《規(guī)則》第193條的規(guī)定。(2)單一將被害人證言作為起訴依據(jù)，并沒有其它證據(jù)相印證，違反《刑訴法》第61條規(guī)定。

(四)對鑒定結論的質證

刑事案件中較為常見的鑒定結論有：法醫(yī)鑒定、司法精神病學鑒定、筆跡鑒定、化學鑒定、會計鑒定、技術鑒定等。一般為涉及需具有專業(yè)知識的人才能對案件中某些專門性問題進行分析判斷后作出結論的，均需有權威中介部門提供書面鑒定結論。但是，基于鑒定人員的技術水平及鑒定內容的復雜程度，司法實踐中有關鑒定結論出現(xiàn)失誤的情況還是經常發(fā)生。因此，辯護人在承接刑事個案中，千萬不能看到鑒定結論，就認為該案已作定論。特別是遇到唯有以鑒定結論定性的時候，更應持合理懷疑的態(tài)度。辯護人若囿于自身知識的有限，應在庭前就鑒定結論中的有關問題向專家咨詢。必要時可要求控方或法院依法進行重新鑒定。如果在庭審中才發(fā)現(xiàn)鑒定結論存在的問題，那么應在庭審中進行質證，所出不同意見，或要求進行重新鑒定(必須具有充足理由)。

鑒定結論質證時常見控方帶瑕疵證據(jù)材料：(1)只有單位蓋章，沒有鑒定人簽字，違反《刑訴法》第120條規(guī)定。(2)人身傷害的醫(yī)學重新鑒定及對精神病的醫(yī)學鑒定沒有到省級人民政府指定的機構進行鑒定，違反《刑訴法》第120條規(guī)定。(3)沒有將用作證據(jù)的鑒定結論告訴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剝奪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申請補充鑒定及重新鑒定權，違反《刑事訴訟法》第120條規(guī)定。(4)檢察機關對一些專業(yè)性問題需要鑒定時沒有及時向鑒定人送交有關檢材的比對樣本等原始材料，違反最高檢《規(guī)則》第182條規(guī)定。(5)鑒定結論沒有兩名以上具有鑒定資格的鑒定人簽名或蓋章，違反公安部《程序規(guī)定》第238條的規(guī)定。

(五)對勘驗檢查筆錄的質證

現(xiàn)場勘查及檢查筆錄是由偵查人員從案發(fā)現(xiàn)場繪制的。一般應認定具有法律的效力。可作證據(jù)使用。但作為現(xiàn)場勘驗筆錄同樣可能存在一定的不完善性，或受到勘驗人員的經驗、程序、知識等方面的影響，以及司法實踐中還存在某些偵查人員在偵查終結后補寫現(xiàn)場勘驗筆錄的情況。因此，作為間接證據(jù)的現(xiàn)場勘驗筆錄也同樣存在去偽存真的問題。

勘驗、檢查筆錄質證時常見控方帶瑕疵證據(jù)材料：(1)搜查時沒有被搜查人及其家屬或其他證人在場，并由他人簽名或蓋章，違反《刑訴法》第113條規(guī)定。(2)勘驗時沒有兩名與案件無關的證人在現(xiàn)場見證，違反最高檢《規(guī)則》第149條規(guī)定。(3)檢察院決定解剖死因不明尸體時，沒有通知死者家屬在場，違反最高檢《規(guī)則》第150條規(guī)定。

(六)對錄音、錄像等影視材料的質證

錄音、錄像等影視材料作為證據(jù)使用是新《刑訴法》實施以后的事。當事人私下取得的錄音、錄像資料不能作為證據(jù)使用。因此，在控方將影視材料作為證據(jù)使用時，獲取手段是否合法應在庭審質證時予以充分注意。

錄音、錄像等影視材料質證時常見控方帶瑕疵證據(jù)材料：(1)錄音、錄像沒有與原物核對無誤或經鑒定證明真實，違反最高院《解釋》第51條規(guī)定。(3)影視材料沒有附制作過程的文字說明及制作人簽名、蓋章，違反最高院《解釋》第51條規(guī)定。

(七)對物證、書證和質證

物證是指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一切物品和痕跡;書證是指以其記載的內容反映案件事實真相的書面材料或其它物質材料，通常以文字、圖表、符號等表示。特證和書證具有客觀性，控方以物證、書證舉證一般不會出現(xiàn)造假(書證、物證本身就系偽造的除外)，需要質證之外主要在于控方在取證程序上有否存在錯誤。

物證、書證質證時常見控方帶瑕疵證據(jù)材料：(1)扣押的物品沒有見證人、持有人簽字，違反《刑訴法》第115條規(guī)定。(2)檢察機關對于扣押的金銀、文物、名貴字畫、違禁品以及其它不易辨別真?zhèn)蔚馁F重物品沒有及時鑒定，違反最高檢《規(guī)則》第170條規(guī)定。(3)檢察機關組織辨認人對同一物品進行辨認時，每名辨認人沒有單獨時行，違反了最高檢《規(guī)則》第193條規(guī)定。(4)公安機關向有關部門調取物證及書面證據(jù)時，沒有被調取單位或個人在《調取證據(jù)通知書》及書面證據(jù)材料上簽字，違反公安部《解釋》第53條規(guī)定。(5)偵查機關提供的書證復印件或物證照片沒有制作過程文字說明及原件原物存放處的說明，違反公安部《規(guī)定》第53條及最高院《解釋》第51條規(guī)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