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刑事案件律師辯護率下降之憂
刑事案件律師辯護率下降之憂 ——談刑辯而色變 查慶九
最近參加一個律師界的會議,聽到的兩組數字令我暗自心驚:一組是全國刑事案件律師辯護率由刑事訴訟法修改前的1996年的40%下降為2001年的30%;另一組則是在全國律師水平最高的北京地區,2001年六千律師辦理的刑辯案件不足四千件,人均辦理刑辯案件數比全國平均水平還要低。由于沒有看到正式的文字材料,上述兩組數字筆者轉述可能不太準確,但這兩組出自權威人士之口的數字,卻足以令人擔憂。
刑事辯護既是律師業務的根本,也是每一位律師的看家基本功。單是對于從事律師職業者個人而言,辦理刑事辯護案件就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這恐怕也是在近代資本主義法治的鼻祖英國,只有號稱“barrister”的“大律師”獨占出庭擔當刑事辯護的榮譽與風光的重要原因吧。更何況在一個現代民主法治社會,刑事辯護對于保障人權,維護法律尊嚴,確保司法公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此,在依法治國方略深入實施、律師業界一片繁榮的今天,律師辦理刑事辯護案件的比例不升反降,這的確是令人驚詫的怪事一樁。刑事案件律師辯護率下降的原因,除了代理刑事案件收費低廉這一人所共知的因素外,影響更深刻、危害更久遠的是兩個方面的因素:一是刑事辯護“不管用”,二是刑事辯護“冒風險”。于前者,盡管我國進行以“抗辯式”為取向的庭審改革已有多年,但在一些法院,尤其是中、基層法院,案件往往先已“研究”妥當,刑事辯護流于走過場,律師在法庭上的慷慨陳詞被當作過耳風,其智慧與勞動得不到體現和法院應有的尊重,久而久之,許多律師對于辦理刑事案件也就興味索然了。于后者,則被律師界認為是導致刑事案件律師辯護率萎縮的主要原因,更有許多律師感同身受,談刑辯而色變。有資料顯示,自1997年新刑法頒布以來,以新刑法第306條“律師偽證罪”之名受到刑事追訴的律師超過一百名。有的律師庭上與檢察官對峙舌戰,一轉眼庭下卻成了檢察官的階下之囚。試想一下,有兩個相互對抗的對手,其中一方卻手握對另一方的自由予奪之權,這種對抗不僅使人覺得滑稽,甚至會讓人感到恐懼。也正因為不想或不敢冒這種隨時可能降臨的災難之險,越來越多的律師、乃至一些以刑辯聞名的律師,對于刑事案件退避三舍,敬而遠之。
刑事案件律師辯護率下降,首先損害的是律師行業整體的社會聲譽。因為無論是由于嫌“不掙錢”還是怕“冒風險”而放棄代理刑辯案件,都會加重社會公眾對整個律師行業這樣的印象:律師從業者要么是一些惟利是圖之輩,要么是一些正義感與社會責任感缺失之徒。這無疑會給正在蓬勃發展的中國律師業罩上陰影,更是令原本已被部分民眾誤解的律師形象雪上加霜。
刑事案件律師辯護率下降,對國家法治的外在形象和實際進程都是一個長遠的傷害。刑事辯護,就個案而言之是保護被告人合法權益、維護司法公正的必要手段,就整體而言之則是一個國家刑事法治的價值取向的象征,是一個國家法治健全和人權保障的具體體現。被告人有權獲得刑事辯護,這既是我國刑事訴訟法賦予被告人的一項重要權利,也是為我國參加的多項國際人權公約所載明的基本人權。因此,如果我們任由刑事案件律師辯護率繼續萎縮下去,這無疑對于我國正在日漸提升的良好國際形象和國際威望是一種嚴重的損害。我們呼吁律師自重自強,積極參與刑事案件辯護,因為這關系到律師的行業形象和職業尊嚴。一個行業的存在價值在于它所做的社會貢獻,一個行業的社會地位則更是取決于它所承擔的社會責任。律師參與刑事辯護,不僅僅是履行法律賦予自己的職責,也不僅僅是維護某個具體被告人的合法權利,更重要的是,律師參與刑事辯護,是在維護國家的刑事法治,是在促進社會的人權保障事業。只有積極參與刑事辯護,律師才能展現其在經濟利益之上的更高的追求,才能顯示其維護權利、獻身法治的理想與信念。一切外在的因素都不足以成為逃避參與刑事辯護的借口,惟有克服困難,通過積極參與改變現實境遇才能夠不負律師作為“法律之師”的崇高使命。
我們呼吁司法各機關和司法人員尊重律師,鼓勵和支持律師參與刑事辯護,因為司法人員尊重律師,尊重和保障律師權利,從根本上來說就是尊重法治,尊重自己。如果我們將法治社會看作是一座由立法、執法和司法三根柱石支撐、生活其中的全體公民的法律素質為其構造理念的大廈的話,司法這根柱石的三維則由法官、檢察官和律師所構成,三維中的任何一維弱小、萎縮甚或缺失,都會令這根柱石結構失衡、脆弱,司法柱石一旦失衡或者脆弱,則整個法治大廈危矣。而法官、檢察官、律師,乃至一切以運用法律和研究法律為職業的群體(有學者謂之“法律共同體”),其生存賴法治社會之生成,其事業之繁榮賴法治之昌明發達,正可謂“一損俱損,一榮俱榮”,息息相關。故國外有學者不無揶揄地寫道,西方國家法官、檢察官、律師等“法律共同體”成員鼓吹法治,相與謙恭抬讓,其意乃在維持法律之治而令自己飯碗恒溢而地位永固。筆者無意以此等“為稻粱謀”之論來勸諭司法人員對律師的尊重,因為我們都有一個高遠的追求和神圣的事業———實施依法治國方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而從筆者上文對法治大廈的結構分析可知,對律師的尊重就是對司法這根柱石的維護,而對司法柱石的維護則是對整個法治大廈的呵護和建設。當然,西方學者對法律人的嘲諷若從善意來理解亦有一定的道理:共同從事法律職業的人互相尊重,共同維護法律職業的尊嚴和法律自身的尊嚴,使社會接受法治,大眾信仰法治,包括法官、檢察官在內的所有法律人才能真正談得上享有獨立的社會地位和高尚的職業尊嚴。
第二篇:刑事案件聘請律師辯護風險告知書
刑事案件聘請律師辯護風險告知書
尊敬的委托人:
崇德尚信,是我們浙江潯溪律師事務所立所之本。為維護委托人的合法權益,提高對律師服務的認識,在正式聘請我所律師之前,特告知如下:
一、因為刑事案件涉及眾多的主客觀上不確定因素,都會影響定罪量刑。律師的辯護意見存在全部或者部分不被采納的可能,所以,即使聘請了律師辯護也并不意味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就能必然罪輕或無罪。
二、依據案情,律師可以為嫌疑人申請取保候審,但決定能否取保候審的受很多因素限制。律師的申請并不是代表保證取保候審一定成功的承諾。
三、律師不接受任何在沒有經過嚴格核實或者公證的證據向法庭提交。如果確有必要的,律師會依法向公安、司法機關申請調取。
四、律師是法律之師,在刑事案件辦案過程中嚴格遵守法律規定,恪守律師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不接受委托人任何違法的要求;不得利用律師身份或者提供法律服務從事違法犯罪活動;不得以任何不正當、不合法的方式和手段去謀求案件的成功或者有利于被告人的行為,對此,委托人應該充分知曉和明白。
五、律師的辦案進程受到偵查、檢察、審判等機構及相關當事方的制約,開庭時間等非承辦律師所能決定。承辦律師有權依據案件事實和法律規定,獨立發表辯護意見或者提出法律意見,不受委托人、嫌疑人(被告人)的意志左右。六、一審判決后是否上訴征求被告人本人意見決定,而非由委托人決定。如果上訴需要繼續聘請律師,則需要重新辦理委托手續,重新交納律師費。
七、您如果與我們律所簽訂了《刑事案件委托協議書》以及類似協議,您應該按照約定及時、足額交納律師費,否則,律師有權拒絕繼續提供法律服務并有權終止本協議。無論今后案件的審理結果如何,案件結果、被告人有罪、罪輕或者無罪與律師費無關,律師費均不予退還。
第三篇:刑事案件辯護委托合同
刑事案件辯護委托合同
甲方:
地址:
郵政編碼:
電話:
傳真:
乙方:律師事務所
地址:
郵政編碼:
電話:
傳真:
鑒于,甲方因被市檢察院指控犯有罪,現案件將移送人民法院進行審理。
鑒于,甲方愿意聘請乙方律師為其擔任第一審和第二審辯護人。
為此,甲、乙雙方經充分協商,就甲方委托乙方為其提供第一審和第二審刑事辯護事宜達成以下合同:
第一條委托
甲方委托乙方律師擔任其第一審和第二審階段的辯護人。乙方接受甲方委托,指派律師擔任被告人第一審和第二審的辯護人,并屆時指派其中兩名律師出庭辯護。
第二條雙方的義務
(一)甲方的義務
l.真實、客觀、全面向乙方律師介紹案情,為乙方律師辦理案件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
2.按期、足額向乙方支付辯護費及辦案費。
(二)乙方的義務
乙方律師接受委托后,除非由于律師所不能控制的原因,在法院審理階段應當完成以下工作:
l.查閱、了解檢察機關向人民法院移進的主要證據復印件和相關材料;
2.聽取甲方對指控的意見及對案情的敘述,根據需要及有效時間對案件進行調查取證;
3.乙方辯護律師應按時出庭,無正當理由的,不得拒絕辯護;
4.依法盡職、盡責為甲方進行辯護。依據事實和法律,提出證明甲方無罪 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維護甲方的合法權益,開庭前應將開庭方案報甲方征求意見;
5.乙方應對其所知悉的甲方商業秘密承擔保密義務;
6.乙方接受甲方委托后,不得接受與本案有利害關系的其他當事人的委托并為其辯護。
第三條辯護費及辦案費
根據本案的具體情況和復雜程度,甲方向乙方支付辯護費元人民幣,支付方式如下:
本協議簽定當日,乙方支付辯護費____元人民幣;
乙方辯護律師接到法院出庭通知后=日內,甲方向己支支付辯護費元人民幣;
第一審判決宣判后三日內向乙方支付辯護贊____元人民幣。
乙方辯護律師在北京市內的辦案費川由乙方承擔,乙方辯護律師在北京市外的辦案費用由甲方承擔。
辦案費是指乙方為辦理甲方委托事項所發生或可能發生的必要的全部費用,包括但不僅限于交通、通訊、復印、打字等費用。
如因甲方不上訴或其他原因不進人第二審程序,則視為本協議終止,乙方應收取(包括已收取)的上述辯護費用不再退還。
如甲方來被檢察機關以被告人身份指控有罪并移進人民法院,乙方應將已收取的辯護費退還甲方,但甲方應向乙方支付適當的咨詢費用或勞務費用。
第四條主協調人
作為主協調人甲方指定____、____負責協商與案件有關的各個方面的關系,在____出差不在期間,指定______為代表。
第五條責任
如果乙方無故終止履行本議,辯護費全額退還甲方,如果甲方無故終止,辯護費不退還。
第六條協議有蚊期
本協議有效期限自生效之日起至本案第二審終結止(判決、檢察機關撤回起訴及撤銷訴訟)。
第七條爭議的解抉
在本協議的履行過程中,如甲方認為乙方或乙方辯護律師的行為違反了國家有關法律、律師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甲方有權向北京市律師協會紀律處分委員會投訴。
在本協議履行過程中如發生爭議,雙方應首先友好協商解決;協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權向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第八條本協議一式兩份,雙方各持一份。如需變更,另行協議。
甲方:乙方:
律師事務所
簽約時間:簽約時間:
第四篇:幫助——律師辦理刑事案件操作流程之庭審辯護
律師辦理刑事案件操作流程之庭審辯護
出庭前的準備工作
一、案件受理后,辯護律師應當及時與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聯系,出示律師執業證,提交如下法律手續:
(一)律師事務所函;
(二)委托書或者法律援助公函。
二、辯護律師在閱卷、會見被告人后,應為出庭辯護作好如下準備工作:
(一)是否申請回避;
(二)是否申請不公開開庭審理:對于涉及商業秘密的案件,被告人要求不公開審理的,辯護人應向人民法院申請不公開審理;
(三)整理被告人(包括其近親屬)提供的證據,決定是否自行調查取證;
(三)是否申請法院調查取證;
(四)是否申請證人、鑒定人、人民警察、有專門知識的人出庭;
(五)是否申請排除非法證據;
(六)確定辯護思路及辯護觀點,草擬辯護方案,辯護方案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內容: 1.發問提綱(包括發問被告人、同案被告人、被害人、證人、鑒定人等); 2.質證提綱(對公訴方證據發表質證意見); 3.舉證提綱(依證據目錄進行); 4.辯護意見及答辯提綱。
三、辯護律師向人民法院提交證據的,應將調查、收集的證據材料進行復制,并制作證據目錄清單,列明證據名稱、來源、擬證事實、頁數,一式三份,于開庭前五日前或者在庭前會議時提供給人民法院,證據材料原件在開庭質證后提交法院。
四、辯護律師在收到開庭決定通知后,應當再會見被告人,及時將合議庭的組成人員、書記員、公訴人的姓名、證據情況、辯護思路、辯護觀點等情況與被告人進行溝通,詢問是否有需要申請回避等事宜,并將庭審流程及注意事項告知被告人。委托人是被告人的近親屬的,也可以跟委托人進行溝通。
當辯護律師的辯護思路、辯護觀點與被告人、委托人的意見不一致時,應當尊重被告人的意見或者解除委托,由被告人另請他人辯護。
當兩位辯護律師的意見不一致時,溝通時應當尊重被告人的意見。
五、辯護律師接到開庭通知書后應按時出庭,因下列情形之一不能出庭的,應及時與人民法院聯系,申請延期開庭:
(一)發現重大證據線索,需進一步調查取證或申請新的證人出庭作證的;
(二)所收到的通知開庭日期與已經收到的其他案件開庭日期沖突的;
(三)具有其他無法準時參加開庭的合理原因的;
(四)法律規定的不可抗力的情形。
六、辯護律師申請延期開庭,未獲批準,又確實不能出庭的,應當與委托人進行協商,妥善解決。
七、辯護律師在開庭前三日內才收到出庭通知的,有權要求人民法院更改開庭日期,人民法院不同意更改開庭日期的,辯護律師有權向同級或者上一級人民檢察院提出申訴或者控告。
八、辯護律師申請人民法院通知證人、鑒定人、勘驗檢查筆錄制作人出庭作證的,應制作上述人員名單,注明身份、住址、通信方式等,并說明擬證明的事實,在開庭五日前提交人民法院。
庭前會議
1、在確定庭前會議的時間后,辯護律師應當分別制作以下材料,一式三份,在庭前會議時提交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各一份:
(一)辯護律師擬當庭宣讀出示的證據目錄清單;
(二)申請人民法院通知證人、鑒定人、勘驗檢查筆錄制作人、相關偵查人員、有專門知識的人等出庭作證的名單,包括姓名、性別、年齡、職業、住址、聯系方式以及擬證事實等;
(三)如有需要進行排除的非法證據,應當單列目錄,并附辯護律師認為應當排除的理由、線索及相應的證據。
如果審判人員沒有召開庭前會議,辯護律師可以將上述材料在開庭五日前提交人民法院。
2、案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辯護律師應及時與審判人員溝通,建議審判人員召開庭前會議:
(一)對案件管轄有異議的(包括偵查、審查起訴的管轄);
(二)需要申請有關人員回避的;
(三)需要申請調取偵查機關、人民檢察院己收集,但未隨案移送的證明被告人無罪或者罪輕的證據材料的;
(四)提供新證據的;
(五)對出庭證人、鑒定人、有專門知識的人的名單有異議的;
(六)需要申請排除非法證據的;
(七)申請不公開審理的;
(八)案情重大復雜及社會影響重大的。
3、審判人員確定召開庭前會議后,辯護律師根據情況可與被告人及審判人員就被告人是否參加庭前會議進行溝通。
4、在庭前會議中,辯護律師除對本規范第一百四十三條的內容與承辦法官、公訴人進行溝通外,還可以就以下內容進行必要的溝通:
(一)向審判人員、公訴人介紹自己的基本辯護思路,必要時可以事先提交舉證提綱;
(二)控辯雙方可以通過庭前會議進行質證的有關證據、意見;
(三)庭審可能持續的時間;
(四)是否可能當庭宣判;
(五)被告人、辯護人可能就案件程序、證據瑕疵、起訴書表述失誤等方面所提出的質疑意見;
(六)與審判相關的其他問題。
5、辯護律師通過參加庭前會議,了解案件事實、證據和法律適用的爭議及不同意見,解決有關程序問題,為參加法庭審理做好準備,并根據庭前會議相應的修改辯護方案,完善質證和舉證提綱。
6、開庭前辯護律師應向法庭了解通知證人、鑒定人、勘驗檢查筆錄制作人出庭作證情況。如發現有未予通知或未通知到的情況,應及時與法庭協商解決。
如確有必要,辯護律師應當向人民法院申請法院院長簽發證人強制出庭令
一審辯護
1、辯護律師在辦理下列公訴案件時,建議被告人要真誠悔罪,通過向被害人賠償損失、賠禮道歉等方式獲得被害人諒解。向被告人說明,對于達成和解協議的被告人,罪行較輕的,人民法院可以從寬或者免除處罰。建議被告人與被害人和解:
(一)因民間糾紛引起,涉嫌刑法分則第四章、第五章規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
(二)除瀆職犯罪以外的可能判處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過失犯罪案件。被告人在五年以內曾經故意犯罪的除外。
2、被害人死亡的,被告人可以與其近親屬和解。近親屬多人的,達成和解協議,應當經處于同一繼承順序的所有近親屬同意。
3、被害人系無行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為能力人,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可以代為與被告人和解。
4、辯護律師在審判階段辦理可以和解的刑事案件,應當建議被告人及其近親屬與被害方達成和解,由人民法院主持制作和解協議書。
5、刑事案件的和解,應當自愿、合法。辯護律師如發現以前的和解,不具有自愿性、合法性,可申請人民法院認定原和解無效,并爭取與對方當事人重新達成和解,由人民法院主持制作和解協議書。
6、在和解協議簽訂前,辯護律師應查看和解協議是否包括以下內容:
(一)被告人承認自己所犯罪行,對犯罪事實沒有異議,并真誠悔罪;
(二)被告人通過向被害人賠禮道歉、賠償損失等方式獲得被害人諒解;涉及賠償損失的,應當寫明賠償的數額、方式等;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應當由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撤回附帶民事訴訟;
(三)被害人自愿和解,請求或者同意人民法院對被告人依法從寬處罰。對和解協議中的賠償損失內容,雙方當事人要求保密的,可以申請人民法院采取相應的保密措施。
7、對于在審判階段達成和解協議的案件,辯護律師應當向人民法院提出從寬處理的建議;對于犯罪情節輕微的案件,辯護律師應當向人民法院提出免予刑事處罰的建議。
8、在法庭調查過程中,辯護律師應認真聽取公訴人、審判長對被告人的訊問以及其他辯護人對被告人的發問,作好相應記錄,及時調整發問提綱及辯護思路。
9、公訴人或者其他辯護人對被告人的訊問、發問的方式、內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辯護律師應當提出反對或質疑意見:
(一)明顯與本案無關的;
(二)重復訊問被告人的;
(三)明顯具有誘導性或威脅、引誘被告人的,而且被告人無法正面回答的;
(四)明顯對被告人進行人身侮辱的;
(五)阻止被告人辯解的;
(六)其它辯護律師認為根據有關法律,應當提出反對或質疑的情況。
10、辯護律師在公訴人訊問、被害人及其代理律師發問被告人后,經法官許可,可向被告人發問。辯護律師向被告人發問時,應當表明自己的身份。
11、辯護律師向被告人發問時,應當圍繞本案的基本事實進行。同時應盡量避免與公訴人、其他辯護人已經問過的內容重復。如果認為被告人已經回答過的問題非常重要,確有必要再次發問的,應當變換、調整發問的角度。
12、公訴人向法庭出示移送證據以外的證據的,辯護律師應當向法庭提出當庭審查證據,并可以根據具體情況分別作如下處理:
(一)經過當庭查看證據,確信該證據不會影響自己的辯護思路的,可以當庭提出質證意見;
(二)經過當庭查看證據,對該證據存在疑問或者可能會影響自己的辯護思路的,應當向法庭提出申請休庭。以便有足夠的時間審查證據,對該證據做必要的準備。
13、公訴人通知移送材料以外的證人、鑒定人出庭的,辯護律師應當向法庭提出意見,并要求休庭作必要的辯護準備。
14、對公訴人宣讀的未出庭證人的書面證言,辯護律師應當從以下方面進行質證:
(一)該證人不能出庭作證的原因及對本案的影響;
(二)該證人證言的形式和來源是否合法,內容是否完整、準確;
(三)本節規范的其他內容。
如辯護律師認為確有必要對該證人證言進行當庭質證的,應當向法庭申請通知證人出庭作證,或者要求通過視頻語音通信等技術手段對該證人證言進行質證,或者建議法庭對該證人證言不予采信。
15、對出庭的證人,辯護律師應當從以下方面進行發問、質證:
(一)該證人與案件事實的關系;
(二)該證人與被告人、被害人的關系;
(三)該證言的內容與其他證據的關系;
(四)該證人感知案件事實時的環境、條件和精神狀態;
(五)該證人的感知力、記憶力和表達力;
(六)該證人的年齡以及生理上、精神上是否有缺陷;
(七)該證人的證言是否與以前的證言有矛盾。
辯護律師應綜合以上方面,對證人證言的客觀性及時發表意見并闡明理由,如有異議,應與控訴方展開辯論。
16、對公訴人宣讀的鑒定意見,辯護律師應當從以下方面質證:
(一)鑒定人不能出庭的原因及對本案的影響;
(二)鑒定機構、鑒定人的資質;
(三)鑒定意見的形式和來源是否合法,內容是否完整、準確;
(四)本規范規定的其他相關方面。
辯護律師應綜合以上方面,對鑒定意見的可信性及時發表意見并闡明理由,如有異議,應與控訴方展開辯論。必要時,辯護律師有權申請法庭通知鑒定人出庭接受質證,或者建議法庭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或者要求法庭延期審理,申請人民法院補充鑒定或者重新鑒定。
17、對出庭的鑒定人和鑒定意見,辯護律師應當從以下方面進行發問、質證:
(一)鑒定機構和鑒定人是否具有法定資質;
(二)鑒定人是否具有該專業知識;
(三)鑒定人是否存在應當回避的情形;
(四)檢材的來源、取得、保管、送檢是否符合法律、有關規定,與相關提取筆錄、扣押物品清單等記載的內容是否相符,檢材是否充足、可靠;
(五)鑒定意見的形式要件是否完備,是否注明提起鑒定的事由、鑒定委托人、鑒定機構、鑒定要求、鑒定過程、鑒定方法、鑒定日期等相關內容,是否由鑒定機構加蓋司法鑒定專用章并由鑒定人簽名、蓋章;
(六)鑒定程序是否符合法律、有關規定;
(七)鑒定的過程和方法是否符合相關專業的規范要求;
(八)鑒定意見是否明確;
(九)鑒定意見與案件待證事實有無關聯;
(十)鑒定意見與勘驗、檢查筆錄及相關照片等其他證據是否存在矛盾;
(十一)鑒定意見是否依法及時告知被告人,被告人及辯護律師對鑒定意見有無異議。辯護律師應綜合以上方面,對鑒定意見的客觀性及時發表意見并闡明理由,如有異議,應與控訴方展開辯論。
18、如果辯護律師認為應該申請有專門知識的人出庭支持辯護律師觀點,應當向法庭提出申請,得到允許后,由有專門知識的人提出觀點,對鑒定人作出的鑒定意見提出意見、進行辯論。
19、對公訴人出示的書證,辯護律師應當從以下方面進行質證:
(一)該書證的來源是否合法、是否為原件、是否經過辨認鑒定;在保管復制的過程中是否符合程序規定;
(二)該書證的真偽:書證在收集、保管、鑒定過程中是否受損或者改變,更改的跡象是否有合理可信的解釋;
(三)該書證與本案的聯系;
(四)該書證與其他證據的聯系;
(五)該書證的內容及所要證明的問題;
(六)取得該書證的程序是否合法。
辯護律師應綜合以上方面,對書證的可采納性及時發表意見并闡明理由,如有異議,應與控訴方展開辯論。
20、對公訴人出示的物證,辯護律師應當從以下方面進行質證:
(一)取得該物證的程序是否合法;
(二)該物證的真偽;
(三)該物證與本案的聯系;
(四)該物證與其他證據的聯系;
(五)該物證要證明的問題;
(六)在勘驗、檢查、搜查過程中提取、扣押的該物證,是否附有筆錄、扣押清單,是否證明其合法來源;
(七)對與案件事實可能有關聯的血跡、體液、毛發、人體組織、指紋、足跡、字跡等生物樣本、痕跡和物品,在提取的過程中是否嚴格依照法定程序進行。
辯護律師應綜合以上方面,對物證的客觀性及時發表意見并闡明理由,如有異議,應與控訴方展開辯論。
21、對公訴人提供并播放的視聽資料,辯護律師應從以下方面進行質證:
(一)是否附有提取過程的的筆錄、扣押清單等,是否能證明來源合法;
(二)是否為原件;是復制件的,是否附有無法調取原件的原因、復制件制作過程和原件存放地點的說明,制作人、原視聽資料持有人、見證人是否簽名或者蓋章;
(三)制作過程中是否存在威脅、引誘當事人等違反法律、有關規定的情形;
(四)是否寫明制作人、持有人的身份,制作的時間、地點、條件和方法;
(五)內容和制作過程是否真實,有無剪輯、增加、刪改等情形;
(六)內容與案件事實有無關聯。辯護律師在視聽資料播放后,通過上述各方面的質證如發現該材料不真實,或者與本案沒有關系,或者其內容不是被告人自愿所為等,應提出要求重新鑒定或者不予采信的建議及理由,控辯雙方可以就此展開辯論,辯護律師有權要求法庭調查核實。
22、對公訴人提出的電子郵件、電子數據交換、網上聊天記錄、博客、微博客、手機短信、電子簽名、域名等電子數據材料,辯護律師應當從以下方面進行質證:
(一)是否隨原始存儲介質移送;在原始存儲介質無法封存、不便移動或者依法應當由有關部門保管、處理、返還時,提取、復制電子數據是否由二人以上進行,是否足以保證電子數據的完整性,有無提取、復制過程及原始存儲介質存放地點的文字說明和簽名;
(二)收集程序、方式是否符合法律及有關技術規范;經勘驗、檢查、搜查等偵查活動收集的電子數據,是否附有筆錄、清單,并經偵查人員、電子數據持有人、見證人簽名;沒有持有人簽名的,是否注明原因;遠程調取境外或者異地的電子數據的,是否注明相關情況;對電子數據的規格、類別、文件格式等注明是否清楚;
(三)電子數據內容是否真實,有無刪除、修改、增加等情形;
(四)電子數據與案件事實有無關聯;
(五)與案件事實有關聯的電子數據是否全面收集。辯護律師在電子數據展示后,通過上述各方面的質證如發現該材料不真實,或者與本案沒有關系,或者有相反的證據表明該數據為偽造等,應提出要求重新鑒定或檢驗的建議和理由,或者建議法庭不予采信,控辯雙方可以就此展開辯論,辯護律師有權要求法庭調查核實。
23、對公訴人出示、宣讀的勘驗、檢查等筆錄,辯護律師應當從以下方面進行質證:
(一)勘驗、檢查是否依法進行,筆錄的制作是否符合法律、有關規定,勘驗、檢查人員和見證人是否簽名或者蓋章;
(二)勘驗、檢查筆錄是否記錄了提起勘驗、檢查的事由,勘驗、檢查的時間、地點,在場人員、現場方位、周圍環境等,現場的物品、人身、尸體等的位置、特征等情況,以及勘驗、檢查、搜查的過程;文字記錄與實物或者繪圖、照片、錄像是否相符;現場、物品、痕跡等是否偽造、有無破壞;人身特征、傷害情況、生理狀態有無偽裝或者變化等;
(三)補充進行勘驗、檢查的,是否說明了再次勘驗、檢查的原由,前后勘驗、檢查的情況是否矛盾。
辯護律師在質證后,通過上述各方面的質證,如發現該材料不真實,或者與本案沒有關系,或者其內容涉及程序性違法,應要求法庭傳喚筆錄的制作人出庭說明情況,如果拒不出庭,可提出不予采信的建議和理由。
24、對公訴人出示、宣讀的偵查實驗筆錄,辯護律師辯護律師應當從以下方面進行質證:
(一)審查實驗的過程、方法,筆錄對偵查條件、經過、結果的記錄是否準確,筆錄的制作是否符合相關規定;
(二)審查偵查實驗所依據的條件與案件發生時的客觀條件是否一致;
(三)審查偵查實驗筆錄記錄偵查實驗過程中所發生的事實、情況是否客觀。辯護律師如發現偵查實驗的條件與事件發生時的條件有明顯差異,或者偵查實驗不具有科學性,或者實驗筆錄與相關物證、書證、證人證言等證據存在矛盾,應提出該偵查實驗筆錄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
25、對公訴人出示、宣讀的辨認筆錄,辯護律師應當從以下方面進行質證:
(一)辨認是否是在偵查人員主持下進行;
(二)辨認前是否讓辨認人見到辨認對象的;
(三)辨認活動是否個別進行的;
(四)辨認對象是否混雜在具有類似特征的其他對象中,或者供辨認的對象數量是否符合規定;
(五)辨認中是否給辨認人明顯暗示或者明顯有指認嫌疑的;
(六)是否存在違反有關規定、不能確定辨認筆錄真實性的其他情形。
辯護律師應綜合以上方面,對辨認筆錄的客觀性及時發表意見并闡明理由,如有異議,應與控訴方展開辯論,或者建議法庭不予采信。
26、在公訴人舉證完畢后,辯護律師應該向法庭申請對本方證據進行舉證,得到允許后按照提交給法庭的證據目錄清單進行舉證。公訴人在質證時提出不同意見的,辯護律師應與控訴方展開辯論。
27、在法庭調查活動過程中,辯護律師發現偵查機關、人民檢察院收集的能夠證明被告人無罪或者罪輕的證據材料沒有向人民法院移交的,有權請求人民法院向人民檢察院調取其收集的能夠證明被告人無罪或者罪輕的證據材料。
28、在法庭審理過程中,辯護律師有權申請通知新的證人到庭,調取新的物證、書證,申請重新鑒定或勘驗。
29、案件每項事實的舉證、質證完畢后,辯護律師可以發表綜合性的質證意見。
30、在法庭調查活動中,有不符合法律規定或不利于查明案件事實的,辯護律師可依法提出建議或異議。
31、在控訴方發表控訴意見后,辯護律師在審判長許可后發表辯護意見,辯護意見應針對控訴方的指控,從以下方面進行:
(一)事實是否清楚、證據是否充分;
(二)定罪是否正確、適用法律是否適當;
(三)訴訟程序是否合法;
(四)是否有法定、酌定的從輕、減輕處罰的理由;
(五)對案件的定罪、量刑發表意見和理由。
32、為被告人做無罪辯護時,應主要從以下幾方面進行:
(一)被告人不在作案現場或者沒有作案時間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
(二)控訴方指控的證據,證明不是被告人所為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
(三)控訴方指控的證據不足,沒有形成完整的證據鎖鏈,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
(四)控訴方或辯護方提供的證據,能證明屬于下述情況,依據法律應當認定被告人無罪: 1.被告人行為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
2.被告人行為系合法行為; 3.被告人沒有實施控訴方指控的犯罪行為。
(五)其它依法認定被告人無罪的情況。
33、為被告人做從輕辯護的,辯護意見主要包括以下內容:
(一)被告人犯罪的主觀惡性較小;
(二)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輔助作用;
(三)具有自首、立功等從輕情節;
(四)認罪態度好,有悔罪表現;
(五)被告人身體狀況不佳不宜羈押及家庭需要照顧;
(六)適用緩刑無社會危險性及已落實監管的;
(七)不屬于罪行極其嚴重,不是必須立即執行死刑的;
(八)未成年人、已滿七十五周歲的人、孕婦、精神病人不能判處死刑;
(九)未成年人、已滿七十五周歲的人、精神病人、聾啞人的從輕、減輕處罰。
34、在庭審過程中發現審判程序違法,辯護律師應當向法庭指出并要求予以糾正。當庭沒有被采納的,休庭后應及時提交書面意見。
35、辯護律師提出對未成年被告人判處管制、宣告緩刑等量刑建議的,應當充分搜集有關未成年被告人能夠獲得監護、幫教以及對所居住社區無重大不良影響的書面材料,并提交法庭。
36、休庭后,辯護律師應就當庭出示、宣讀的證據及時與法庭辦理交接手續。
37、休庭后,辯護律師應盡快整理、完善辯護意見,并提交法庭。
38、一審判決后,在上訴期限內,辯護律師可根據情況回訪被告人,聽取其對判決書是否認可及是否上訴的意見,并給予法律幫助,告知其上訴“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罰”的規定。
39、一審判決書送達辯護人后,辯護律師應保存好法律文書等相應材料,及時結案并整理相應的材料歸檔,交律師事務所存檔。
簡易程序案件的辯護
1、辯護律師擔任公訴案件、自訴案件被告人的辯護人,如果有可能適用簡易程序的,應向被告人闡明關于簡易程序的法律規定,并征求被告人是否同意適用簡易程序。
2、辯護律師對于受理辯護的下列案件:(一)案件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的;
(二)被告人承認自己所犯罪行,對指控的犯罪事實沒有異議的;(三)被告人對適用簡易程序沒有異議的。
如果人民法院沒有適用簡易程序,辯護律師應當書面向人民法院請求適用簡易程序。
3、辯護律師對于受理辯護的下列案件,如果人民法院決定適用簡易程序的,辯護律師應當書面向人民法院提出異議,請求轉為普通程序:
(一)被告人是盲、聾、啞人的;
(二)被告人是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
(三)有重大社會影響的;
(四)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被告人不認罪或者對適用簡易程序有異議的;
(五)辯護人作無罪辯護的;
(六)被告人認罪但經審查認為可能不構成犯罪的;
(七)不宜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其他情形。
4、適用簡易程序的案件,大多數是屬于可以和解的刑事案件。辯護律師受理案件后應當建議被告人及其近親屬與被害方達成和解,以爭取得到法院的從輕處罰或者免予刑事處罰。
5、和解協議的具體操作,見本規范第三節第一百四十八條至第一百五十三條。
6、庭審的準備、辯護,同本規范本章第一、三節。
7、適用簡易程序的公訴案件,辯護律師可以與公訴人互相質證,申請法庭通知證人出庭作證;經法庭許可,可以互相進行辯論。應當主要圍繞罪名、量刑以及其他有爭議的問題進行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在確認被告人庭前收到起訴書并對起訴書指控的犯罪事實沒有異議后, 辯護律師律師應當用簡潔的語言,簡明扼要地發表質證意見、辯護意見。
8、辯護律師在辦理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案件時,在法庭審理過程中,發現以下情形的,應當建議法庭中止審理,轉為普通程序:
(一)被告人的行為可能不構成犯罪的;
(二)被告人可能不負刑事責任的;
(三)被告人當庭對起訴指控的犯罪事實予以否認的;
(四)案件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
(五)不應當或者不宜適用簡易程序的其他情形。
9、鑒于適用簡易程序的刑事案件,有可能是當庭宣判,因此,辯護律師應當盡量在開庭前,提出辯護意見與合議庭溝通,并向人民法院提交辯護詞初稿。對辯護意見有修改的,應在庭審結束后及時向人民法院提交修改后的辯護意見。
二審辯護
1、被告人的辯護人經被告人同意,可以提出上訴。但是,應當以被告人作為上訴人。
2、為了盡快了解案情,二審新受理案件的辯護律師,如果一審辯護人是同一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可以向本所一審辯護律師了解案件有關情況,請求提供有關材料,一審律師應當予以協助。如果是本所以外的律師,向一審辯護律師了解案情、復印卷宗,須持律師調查專用介紹信、委托書、律師執業證,向一審律師請求提供相關材料。
3、辯護律師接受委托后,應被告人及其近親屬的要求,可協助或代其書寫上訴狀。
4、二審辯護律師應當告知被告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近親屬,沒有抗訴的上訴案件,第二審人民法院不得加重對被告人的刑罰。
5、二審辯護律師的辯護主要應當針對一審判決書(裁定書)所認定的事實是否清楚、證據是否確實充分、非法證據是否排除、從輕減輕是否認定、適用法律是否正確等方面進行。
6、二審案件不開庭審理的,辯護律師應向法庭提交書面辯護意見,可以提供新的證據。
7、二審的辯護律師,如果發現有對被告人(上訴人)有利的證據或線索,應當進行調查或申請二審人民法院調查。
8、辯護律師有新證據的,或者認為一審判決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應當向二審人民法院提交書面意見,要求二審人民法院開庭審理。
9、二審決定開庭的案件,辯護律師認為需要舉行庭前會議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請,建議舉行庭前會議。
10、二審人民法院決定開庭的案件,庭審的準備、辯護,同前述。
11、對于法律規定可以和解的案件,二審辯護律師應當盡量促成和解,或者積極賠償,取得被害人諒解,積極退贓、退賠,力求獲得從輕處罰。
死刑復核案件的辯護
1、辯護律師承辦死刑復核案件,應當另行辦理委托手續。并盡快與最高人民法院相關庭室取得聯系。
2、辯護律師承辦死刑復核案件,應當向當事人說明存在不能會見被告人、無法閱卷、辯護意見不被采納等風險,并應當要求當事人自行提供相關的案件材料。應當向當事人說明,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律文書存在不通知律師的情況。被告人及其近親屬希望見被告人的,建議其向原一審人民法院請求許可。
3、在死刑復核期間,辯護律師可以約見被告人的近親屬及其他人了解案件情況。
4、辯護律師辦理死刑復核案件,應當認真審閱卷宗材料,并重點審查以下內容:
(一)被告人的年齡、被告人有無刑事責任能力、是否系懷孕的婦女、是否是年滿七十五周歲的人;
(二)原判認定的事實是否清楚,證據是否確實、充分;
(三)犯罪情節、后果及危害程度;
(四)原判適用法律是否正確,是否屬于不需要立即執行的情形;
(五)有無法定、酌定從輕或者減輕處罰的情節;
(六)訴訟程序是否合法;
(七)其他應當審查的情況。
5、在死刑復核期間,辯護律師應當向合議庭提交書面辯護意見。約見合議庭成員聽取口頭辯護意見,律師在充分陳述辯護意見后,也應當及時向合議庭提交書面辯護意見。
6、能夠會見被告人的,辯護律師在會見被告人時,除與被告人核實相關事實、證據外,應當:
(一)告知其如有檢舉、揭發重大案件,有立功表現的,有從輕處罰的可能,并詢問其有無檢舉、揭發。如有檢舉、揭發的情形,應當及時形成書面材料,報請最高人民法院調查核實;
(二)了解被告人在看守所的生活情況,詢問是否向家屬留言等,并進行人性化的安慰。
1、在死刑復核期間,辯護律師如果發現新的或者遺漏的法定或者酌定從輕、減輕、免除處罰情節的證據,應當及時形成書面材料,連同證據向最高人民法院提供,并申請最高人民法院調查核實。
2、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律師應當及時將相關情況告知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并向最高人民法院提交相關的書面材料:
(一)有新的證據證明原審判決、裁定認定的事實確有錯誤的;
(二)據以定罪量刑的證據未達到確實、充分的標準或者證明案件事實的主要證據之間存在矛盾的;
(三)原審判決認定的事實正確,但適用法律有錯誤,或者量刑不當,不應當判處死刑。
第五篇:刑事案件庭審辯護技巧歸納沈陽刑事辯護劉強律師
刑事案件關系到被告人的生命和自由,與普通民事、商事案件相比,對律師的法律素養、責任心、業務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對律師事務所的規范化程度、知名度和專業化分工程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國的律師制度經歷了三十余年的發展,律師隊伍的數量逐年增加,能夠給當事人提供法律服務的群體數量是增加了,但是絕大部分律師(90%以上)的專業化分工不明顯,猶如“萬金油”般什么案子都干、什么案子都接,論其原因主要是一些律師事務所案源有限,案子少生存對于他們來說是個挑戰,怎么去走專業化路線?因為專業化意味著只研究和處理某一類型的案件,這猶如社區醫院門診大夫和專業醫院專科大夫的區別一樣,一個是什么都能處理點,一個是只在某一方面投入全部的精力。小律師所為了生存必須來者不拒,甚至為了接一個案子刻意降低收費或者給當事人以不切實際的承諾,在當事人委托之后又找出各種理由收取費用,委托時的承諾自然也就不會實現了。作為一個專業刑事辯護律師,根據多年從業經歷和具體刑事案件辯護工作中總結歸納出以下幾點辯護技巧,作為本人的心得體會,希望能夠給有志于專門從事刑事辯護業務的同行們一點參考。當然這只是一個階段性的總結,為了被告人的生命和自由,路漫漫其修遠兮,讓我們以一顆法律人的良心來共勉!遼寧專業刑事律師劉強
一、要善于準確歸納并找出辯護的法定理由。
律師憑什么為被告辯護?我國《律師法》第二十八條規定:“律師擔任刑事案件辯護人的,應當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五條也作了內容相同的規定,只不過是該規定不僅對律師適用,對非律師的其他辯護人也同樣適用。對于律師辯護的法定理由,我歸納出以下四類。
1、無罪或不負刑事責任辯護的法定理由。在我國《刑法》和《刑事訴訟法》中,可作“無罪辯護”或不負刑事責任辯護的情形大致有三種: 一是刑法不認為犯罪的: ①《刑法》第三條法無明文不為罪,②《刑法》第十三條“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為罪,③《刑法》第十六條“不可抗力”或“不能預見”原因造成的危害行為不為罪;④《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二條第(三)項“證據不足”的無罪推定;二是刑法規定不負刑事責任的: ①如《刑法》第十六條年齡方面未滿十四周歲的人犯罪的不負刑事責任,②已滿十四周歲未滿十六周歲的除犯故意殺人、故意致人重傷或死亡、搶劫、強奸、販毒、放火、爆炸、投毒等八項罪名以外的不負刑事責任,③《刑法》第十八條精神方面完全性精神病人犯罪或間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不正常時犯罪的不負刑事責任,④《刑法》第二十條正當防衛不負刑事責任,⑤《刑法》第二十一條緊急避險不負刑事責任;三是刑法不予追究的: ①《刑法》第八十七條規定已過追訴時效的不再追究,②《刑事訴訟法》第十五條第(四)項規定自訴案件受害人不起訴或撤回起訴的,不予追究。
2、從輕、減輕或免除處罰辯護的法定理由。在犯罪主體刑事責任能力方面的有: ①年齡方面已滿十四周歲未滿十八歲的,②精神方面間歇性精神病人,生理方面又聾又啞的人、盲人等;③在主觀方面惡性程度較小的有:防衛過當、緊急避險過當、預備犯、未遂犯、中止犯等;④在犯罪作用方面較小的有:從犯、脅從犯;⑤在犯罪后將功折罪的表現有:自首、立功等。
⑥此外,還有一些特殊規定,例如,《刑法》第十條規定在國外受過刑罰的可以免除或減輕處罰;⑦《刑法》第三十七條規定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可以免除處罰;⑧《刑法》第四十九條規定犯罪時未滿十八周歲的人或審判時懷孕的婦女,不適用死刑等。
3、罪輕辯護的法定理由。通過此罪與彼罪之辯改變定性,將重罪辯成輕罪,最終提出罪輕辯護觀點。主要有:
①一是主觀上的重罪變輕罪,如將故意殺人罪辯成過失殺人罪:
②二是單一主體上的重罪變輕罪,如公職人員的貪污罪辯成非公職人員的職務侵占罪;③三是單一主體變成雙重主體,例如將自然人犯罪辯成單位犯罪,我國對單位犯罪的處罰是對單位適用財產刑,對自然人則刑減一等,特別是沒有死刑;④四是時間差上的罪輕,《刑法》第十二條規定,以修訂后的《刑法》實施日1997年10月1日為界,在此前所犯罪行,按從舊兼從輕原則處理;⑥五是多人犯罪中的罪輕,如前所述共同犯罪或犯罪集團中的從犯、脅從犯;⑦六是多罪中的罪輕,根據數罪并罰原理,將數罪辯成一罪,以達到罪輕而從輕、減輕處罰的目的。
4、注重抗辯從重處罰的理由。
我國《刑法》明文規定應當從重處罰的情形有:
①《刑法》第二十九條規定的“教唆不滿十八周歲的人犯罪”的教唆犯,②《刑法》第六十五條、第六十六條規定的累犯。實踐中公訴人要求酌定從重處罰的還有:(1)犯罪集團中的首要分子相對于主犯,(2)教唆犯相對于被教唆犯,(3)慣犯相對于偶犯,(4)受過刑事處罰的人重新犯罪(又不構成累犯)相對于初犯,(5)拒不如實坦白供述罪行的,(6)拒不退贓或拒不交代贓款去向的。
二、不要忽視對被告有利的酌定情節。
相對于法定情節而言,酌定情節指的是法律沒有明文規定,但依法學理論和司法實踐,可以酌情考慮對被告人從輕或減輕處罰的情節。
隨著公訴人隊伍素質的普遍提高,起訴書和公訴詞的水平越來越高,有人甚至贊揚它是向罪犯宣戰的檄文。對一些可以或應當從輕、減輕被告處罰的法定情節,如年齡未滿十八周歲、從犯、立功等,起訴書和公訴詞一般都能客觀認定,公訴人還利用法庭辯論階段先于律師發言的機會率先向法院提出,大有不讓律師獨做“好人”的趨勢。很多律師越來越感到有利于被告的法定情節都讓公訴人先說了,除了在法庭上向公訴人“致謝”外,沒有留下什么可讓律師說的了。我則不以為然,我認為遇到上述情況時,可以在簡單表達認同公訴人(但千萬不可講向公訴人“致謝”的話)發表的有利于被告的法定情節的基礎上,騰出更多辯護時間和篇幅多說有利于被告的酌定情節。下面,我簡單羅列一下辯護中常作辯題的酌定情節,并借助法院已公開的湛江特大走私受賄案判決的先例,加以說明。
1、性質上的酌定情節。從法理上講,相對于直接故意的間接故意,相對于積極作為的消極不作為,都是司法實踐中經常考慮的從輕處罰酌定情節。例如,司法實踐中同是受賄罪,對被動收賄者的處罰往往輕于主動索賄者,間接故意殺人的處罰也輕于直接故意殺人。
2、主觀惡性程度的酌定情節。民事糾紛引出的刑事犯罪相對于偶發的刑事犯罪,突發性犯罪相對于預謀性犯罪,出于義憤的犯罪相對于無緣無故的犯罪,處罰都輕重有別。
3、犯罪后因交代罪行或退贓而形成的酌定情節。例如,湛江走私受賄案中市委書記陳同慶受賄110萬元,茂名海關關長楊洪中受賄180萬元,依法應當判處死刑,但法院考慮他們積極退贓,兩人都被判了死緩,讓陳同慶和楊洪中“撿回一條命”。又如,陳同慶之子陳勵生犯走私普通貨物罪,數額特別巨本該判處死刑,但法院以其“案發后投案自首并坦白交代罪行”為由,輕判其死緩,留其一命。
4、犯罪次數上的酌定情節。相對于慣犯的偶犯,相對于累犯的初犯,都是從輕處罰的酌定情節。
5、實得利益方面的酌定情節。湛江走私案中,副市長楊衢青犯走私普通貨物罪,本該判死刑,法院考慮其“并非走私貨主”,乃輕判其死緩。
6、量刑平衡方面的酌定情節。我國黽未實施判例法,但法院往往都要考慮上級法院和本院對同類案件的量刑,還要考慮同案各被告如何拉開檔次的問題。例如,湛江走私案,省市兩級法院的判決書認定林春華、姜連生、張瑞泉均是主犯,但同時又認定姜連生的犯罪作用較林春華為次,張瑞泉的犯罪作用又比姜連生稍次,結果判處林春華死刑、姜連生死緩、張瑞泉無期徒刑。我們評價法院的判決實際上將主犯分成“嚴重的主犯”、“一般的主犯”、“次要的主犯”等三種情形,量刑拉開了檔次。其他案件對從犯按排名順序拉開量刑檔次,也不在少數,實際上是將從犯分成了“嚴重的從犯”“一般的從犯”“次要的從犯”等多種情形。這也是刑事案件中,為何常出現主犯之間量刑不同、從犯之間量刑也不同的原因。
7、可免牢獄之苦的酌定情節。只要被告不會繼續發生危害社會的行為,對于量刑時可判拘役或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辯護律師可建議法院判緩刑;對于《刑法》分則條款有管制刑的,辯護律師可建議法院判管制刑。
除上所述外,我國《刑法》第六十三條還規定“犯罪分子雖然不具有本法規定的減輕處罰情節,但是根據案件的特殊情況,經最高人民法院核準,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這一規定在司法實踐中雖不常用,但辯護律師仍不可忽視。
三、要敢辯、善辯和明辯。
敢辯與善辯、明辯并不矛盾,而是相輔相成的。敢辯而不善辯,就會造成辯護可聽不可取;善辯而不敢辯,人們聽來會感覺辯護觀點圓滑有余,份量不足;善辯而不明辯,其辯護結果則讓人不知所言何意,所指何物。若把敢辯、善辯、明辯結合在一起,則會讓人感知你的辯護既有獨立見解,又言詞得體,更是目標明確。據我所知,當事人對辯護律師最有意見的是不敢辯,最抱怨的是不明辯,最挑剔的則是不善辯。
先談敢辯。所謂敢辯,就是敢于講出或寫出辯護律師與眾不同并與控方分歧很大的獨立見解。把死罪辯成無罪,把重罪辯成輕罪,把同行公認為沒有辦法辯的案件辯得頭頭是道,這都是敢辯的表現。
再談談善辯問題。常看到審判長在法庭上這樣打斷或制止律師的發言:“請辯護人注意不要重復”或“請辯護人注意表達方式”等等,個別的出現過法官、公訴人、辯護律師在法庭上為辯論是否恰當而發生爭執的現象。
有人問我,張子強團伙案辯護最難的是什么?我回答:是講司法管轄權問題。一方面,眾所周知,張子強團伙案尚未開庭公審,香港傳媒就對“司法管轄權”問題進行炒作,有的被告在香港亦聘請了一流的律師,被告的親屬也明白這個道理,我們如果對“司法管轄權”問題一聲不吭,就無法向被告及其親屬乃至旁聽的人有個交代;另一方面,該案是通天大案,中央和省市領導都關注,如果將“司法管轄權”說多了或說的方式不當,上級有關部門無法接受,在法庭上直言內地法院無管轄權還可能薄了審判人員的面子,造成審辯對立于辯不利。這就有個如何把握分寸講“司法管轄權”的問題。當時就采取了兩手策略,一是就司法管轄權問題先后給市檢察院、市中級人民法院送了一份5000字的分析報告,建議將案件移送香港處理;二是在法庭辯論中,用少量篇幅簡明扼要地指出該案“犯罪后果地”在香港,該團伙中葉繼歡等人在香港僅判輕刑,建議法院從內地與香港定罪量刑輕重有別的角度考慮,要么將全部案犯移交香港處理,要么則將全部案犯移交廣州法院審判。這樣一來,臺下的人認為大膽地講了很多律師不敢講的司法管轄權問題,被告及其親屬對律師的態度由將信將疑轉變為完全信任;臺上的人又認為講的在理,上級領導、審判人員、公訴人都評價作的辯護最好。
最后講明辯問題。有的辯護人說了半天,臺上的人不知所言,臺下的人聽著昏昏欲睡,而有的辯護人發言,全場靜氣,人人注目。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反差呢?這就看辯護人是否抓住了要害,是否提出了明確的辯護意見。例如,某共同犯罪案中,起訴書認定某被告是從犯,應當從輕或減輕處罰。該被告的辯護律師念了《刑法》第二十七條有關從犯如何處罰的規定,他長篇大論說被告罪行輕得很,從輕處罰是不夠的,但直到發言完畢,還未講明既然對他的被告從輕處罰不夠,應如何處罰。其實,《刑法》對從犯的處罰方式有三種,一是從輕,二是減輕,三是免除處罰,既然從輕處罰不夠,而該案被告免除處罰又不可能,辯護律師就應直截了當地提出“減輕處罰”的辯護意見,不宜東拉西扯,搞得法官和聽眾不知所言何物。
《刑法》上有的條文從輕、減輕、免除處罰或三者兼而有之,或三者僅有其一二,但立法表述在順序上有講究的,我們就應考慮相應的辯護意見。例如《刑法》第十條規定在中國領域外犯罪的,“在外國已經受過刑罪處罰的,可以免除或者減輕處罰”。這里“免除處罰”擺在“減輕處罰”之前,律師為此類被告辯護,就可提出請求法院優先考慮“免除處罰。”
《刑法》上有的條文在從輕、減輕、免除處罰方面,用的是“可以”或“應當”,律師對于是“應當”而非“可以”的,就應當明確指出,以期判決對被告有利。
四、切忌歪辯、亂辯和錯辯。
所謂歪辯,就是歪曲事實、曲解法律、顛倒是非的辯護。舉個例子講,在某特大走私案中,公訴人指控被告的走私行為沖擊了國內市場,給國內同類企業造成了巨大損害。而某辯護律師居然說,封閉國內市場不利于我國企業開展國際競爭,被告的走私行為讓老百姓受到價格優惠,以較少的錢購更多的物,因此這種走私從某種意義上講是有益無害的,甚至走在了開放市場的前頭……辯護律師這種“走私有功論”的辯解,顯然就是一種歪辯。如此歪辯,不僅公訴人、法官無法接受,連被告及其親屬也認為是徒勞的無聊辯護。
那么,什么又是亂辯呢?簡言之,前后矛盾,自己打自己嘴巴的辯護就是亂辯。亂辯常見的情形有:前面才說他的被告不構成犯罪,后面又說他的被告是從犯,其錯誤表現在忽視了從犯的前提是構成犯罪;剛說全案事實清楚,證據充分,定性準確,跟著又說對他的被告定罪證據如何不充分,事實如何不清楚,甚至定性如何不準確,這種錯誤表現在無視他的被告所作所為是全案的組成部分。
至于錯辯,簡言之是指錯誤的辯護。這類辯護本意也許是好的,但方式不對,結果則恰得其反。例如,在某特大綁架犯罪案辯護過程中,有幾位辯護律師為了使其被告受到較輕處罰,本想說他的被告是如何的罪輕,可能是沒有找到恰到好處的表達方式,結果他說相對本案的犯罪集團中的首犯XX,他的被告所作甚少,所得甚少。結果馬上被主犯的辯護律定,因為起訴書認定該案是一般共同犯罪,沒有認定是集團犯罪,也沒有認定誰是首要分子,該律師將一般共同犯罪說成是嚴重的集團犯罪,將“主犯”說成是“首犯”,可能加重全案被告的處罰,不符合法律規定的辯護人職責
五、律師辯護應尊重委托人或被告意見。
違背被告意志辯護常見的情況有:被告要求作無罪辯護,而辯護人堅持作有罪但罪輕的辯護;被告要求作改變定性之辯,而辯護人堅持按起訴之罪作罪輕之辯。在某些律師看來,律師的辯護地位是獨立的,可以不受被告或委托人意志約束。我認為這種觀點是片面的。因為律師的辯護權產生于被告或被告近親屬之委托(最終得到被告確認),而《律師法》第二十九條規定“委托人可以拒絕律師為其繼續辯護,也可以另行委托律師擔任辯護”,但“律師接受委托后,無正當理由的,不得拒絕辯護”;《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九條規定“在審判過程中,被告可以拒絕辯護人繼續為他辯護,也可以另行委托辯護人辯護”。這就表明,律師要拒絕為被告辯護必須要有“正當理由”,而委托人或被告拒絕律師辯護并不需要“正當理由”,委托人或被告有權以律師辯護不符合本人意志為由拒絕律師辯護。當委托人或被告拒絕律師辯護時,律師的辯護權即告終止,所以律師的辯護地位并非獨立。
以我體會,律師為被告辯護,應先征詢被告意見,或將律師的辯護思路與被告溝通商量,達成共識;律師在開庭前,應擬出辯護詞初稿征求被告及委托人的意見,在法庭調查質證后對辯護詞作重大改變的,應再次交被告確認后方可呈送法院。
至于偶爾遇到被告與律師辯護意見不一的問題,我認為只要充分與被告溝通,絕大多數被告都會接受律師的辯護意見,或經反復溝通形成共識。若律師與被告對辯護意見有原則分歧,雖經溝通無法形成共識,則可建議被告另行委托辯護人,切不可在法庭上強行發表被告不能接受的辯護意見,否則被告在法庭上向審判長表明不同意乃至堅決反對律師辯護意見,甚至當庭拒絕律師辯護,對律師執業聲譽也是有害無益的。沈陽劉強律師團隊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