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三山法院調解工作匯報09.3.31

蕪湖市三山區人民法院

調解工作匯報

一、民事調解工作基本情況

（一）民一庭

2008年，民一庭共受理案件427件，結案426件，結案率99%，其中調解171件，撤訴77件，調撤結案共計248件，調撤率58%。

案件類型上，追索勞動報酬糾紛125件，調撤124件，調撤率99%，占調撤案的50%，居于調撤首位，其次是婚姻家庭類糾紛109件，調撤44件，調撤率40%，占調撤案的18%。另外，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損害賠償糾紛、土地承包經營權糾紛等其他類型案件占調撤案件的32%。

民一庭案件呈現出以下特點：一是新類型案件不斷涌現，利益訴求多樣化、復雜化。除傳統的婚姻家庭、財產繼承以及分家析產、財產權利、權屬爭議案件以外，還有大量的勞動爭議案件，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損害賠償案件。二是由于經濟結構的調整、就業方式的轉變，勞動爭議案件呈上升趨勢。這類案件容易引起矛盾激化，處理不當，即會影響社會穩定；三是由于區劃調整，在城鄉一體化的復雜背景下，很多農村的土地被征用，引發了農村土地糾紛案件增多，這類案件利益沖突加劇，容易造成連鎖反應，帶來群訴群訪。因此依法妥善化解矛盾糾紛，保障和諧社會建設，已經成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人民法院民事審判最為緊迫的任務。

（二）民二庭

全年共收各類案件153件（含公示催告1件），審結148件（含公示催告1件），結案率96.73%。其中調解、和解、撤訴114件，占總結案數77.02%。案件涉及借款合同102件，買賣合同29件，其他類合同22件。

民二庭主要是經濟類案件，涉案標的比較大，處理不當往往會造成不良的社會影響。調解工作應建立在對當事人釋明是非責任、解析法律關系的基礎上，采取當面、背靠背、律師、親戚等參與協商等方式，力求把案件的審判工作與社會的和諧統一起來，達到“案結事了”的目的。

二、主要做法和成功經驗

我院在民商事審判工作中，充分發揮化解社會矛盾、保障群眾權益、調節利益關系、推動經濟發展、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和諧、實現公平正義等多重職責，取得了良好成效。

（一）樹立大局意識，注重民事審判法律效果、社會效果和政治效果的統一

人民法院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進程中肩負著重大的歷史使命。我院從促進社會和諧出發，依法履行憲法和法律賦予的職責，努力做到辦案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政治效果的有機統一。確保各類民商事案件嚴格依法辦理，各類民商事糾紛獲得公正裁判，各類民商事主體合法權益受到平等保護。要求我院全體審判人員首先在思想上牢固樹立“三個至上”的社會主義司法理念，從化解矛盾、維護穩定、促進和諧的高度充分認識民商事審判工作的地位和作用，把民商事審判工作臵于黨和國家的工作大局、經濟社會發展的全局中去統一謀劃，準確把握民商事審判職能的科學定位，在服務大局的過程中實現民商事審判工作的全面發展。以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為切入點和著力點，維護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積極協調、妥善處理了一批沖突激烈、矛盾復雜的案件，有效地維護了社會穩定。例如，民一庭王梅香等117人訴蕪湖市達意服飾有限責任公司追索勞動報酬案，蕪湖市達意服飾有限責任公司倒閉以致拖欠該公司117名員工2至4月工資計16.425萬元，原告王梅香等訴至本院要求被告給付。考慮到工廠倒閉導致拖欠員工工資，農民工及其家屬聚集在有關部門和機關門-2員要擁有豐富的審判經驗，能夠大膽運用法學理論來裁判案件，尤其在法無明文規定的情況下，不拘泥于法條，而是根據法理、案件的性質、目的進行裁判，并充分運用調解的方式來填補法律漏洞，使案件的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相統一。例如，民二庭在審理合肥國力公司與楊可勝買賣合同糾紛案中，因原告為了延續訴訟時效，而畫蛇添足的提供了一張40000的收據，致使本案因此證據的提交而多收被告27500元，故被告提起反訴要求原告賠償因保全錯誤造成的180000元損失。合議庭發現買賣合同中約定所有權保留條款，即被告在沒有付清全部貨款之前，標的物仍歸原告所有。我們根據庭審中雙方提供的證據，合同的性質、付款時間、交易習慣、蓋然性原則，推定被告并沒有支付原告提供的為了延續時效的那筆款，及時行使釋明權，原告變更訴訟請求，要求行使取回權，合議庭支持了該請求，并駁回被告的反訴請求。此案，如果單純適用買賣合同中的債權請求權，勢必千萬原告敗訴，社會效果將非常糟糕，因為欠款不還，原告不僅要不到欠錢，還要承攬賠償損失的責任，法的價值導向就會出現偏差。后經承辦法官努力調解，雙方當事人最終選擇和解，避免了判決帶來不利的社會效果，將此案劃上了圓滿的句號。

（四）注重調解藝術，充分利用法律對調解的利好空間。調解工作是解決訴訟糾紛的首選方式，也是構建和諧社會所提倡的辦案方式，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民事調解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從有利于促成調解的前提出發，同時又能保證案件不超過法定期限，規定了兩種期間不計入審限：一是雙方當事人申請庭外和解的期間。當事人在庭外通過協商自行解決糾紛，訴訟進程應由當事人把握，法院不應進行干涉。二是在答辯期滿前調解不成，各方當事人同意繼續調解的，延長的調解期間不計入審限。如何利用好法律對調解工作的利好空間，最大限度地發揮調解優勢，是值-4

（六）送法進村，整合民間的、行政的調解力量，建立調解工作室。

在我區“三辦一鎮”設立調解工作室，是我院創新工作機制，促進社會和諧，減少當事人訴累的新舉措，主要以民一庭案件為主線，整合民間的、行政的調解力量，最大限度地發揮法院調解職能，切實踐行司法為民服務理念。具體操作如下：

1、選取適當案件。對涉及婚姻家庭、鄰里關系、土地承包等與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的簡易程序案件是調解工作的重點。作為群眾實際生活中常發生的糾紛，我們可以歡迎廣大群眾前來旁聽，借助調解中的實際案例開展法律宣傳工作，使當事人不僅解決了矛盾糾紛，同時也學習和懂得了相關法律知識，從而提高當事人的法律意識。

2、發揮基層組織的調解力量。鎮政府、村委會、居委會這些基層組織與廣大群眾接觸較多，對群眾之間的矛盾也比較了解，在群眾中的威性也較高，我們在開展調解工作中，也要充分利用這些有利資源，增加調解成功率。在工作中，嘗試將一些案情明了、有調解基礎的簡易程序案件在立案后交由基層組織在調解工作室進行調解，并對其調解工作進行法律上的指導，對基層組織調解達成的協議，通過法律程序予以確認。

3、做好“文明調解”工作。調解工作室不同于法庭的關鍵在于其輕松的氛圍，而作為調解法官，也要以熱情的態度和積極的方式開展工作，一方面讓當事人有話敢說，有話要說，另一方面從法律的角度幫助當事人分析問題，在輕松的氛圍中化解矛盾，達到“案結事了”的效果。

4、暢通溝通渠道。一是暢通院內溝通，認真聽取院黨組對調解工作室的指導意見，落實院黨組對調解工作室的工作意圖；二是要暢通庭室溝通。庭內人員加強業務交流，共同探討研究調解方式，提高調解能力；三是要暢通群眾溝通，調解工作案件源于群眾，結果的落實也在于群眾，對于群眾給我們提出意見和建議，應當認真聽取，不斷改進和完善。

5、總結調解成績，-67-

第二篇：論述法院調解

論述法院調解

法院調解，又稱訴訟調解，是指在人民法院審判人員的主持下，雙方當事人就民事權益爭議進行自愿、平等的協商，已達成協議，解決糾紛的訴訟活動。

法院調解有利于徹底解決當事人之間的糾紛，減少訴訟程序，同時有利于進行法制宣傳、預防糾紛。具有以下特點：首先，法院調解具有廣泛的適用性。除了適用特別程序審理以及其他不適于用調解的案件外，對于有可能通過調解解決的案件都可以適用調解程序。其次，法院調解使用與民事審判的始終，即在庭前、庭審中以及庭審后判決宣告前都可以適用。

關于法院調解的性質，我國采取審判行為和處分行為結合的說法。即法院調解既是當事人之間自主處分訴訟權利的表現，也是法院行駛審判權，結束訴訟的一種方式。據此，就可以清晰地區分法院調解與當事人和解，二者不僅性質不同，效力也因為法院的參與不同。

進行法院調解一定要遵守相應的規則。首要的原則就是自愿原則。包括兩個方面的含義：第一，在程序上，即調解的啟動上必須遵守當事人自己的真實意愿，法院不可強制。第二，實體上，即調解的具體內容上要遵循當事人的意愿，法院可以提出調解方案，但不可以將其強加于當事人。其次是合法原則。也包括兩方面：第一，程序上合法。我國《民事訴訟法》對法院調解的程序作了詳細的規定，人民法院在適用時必須嚴格遵守。第二、實體上合法。即達成的調解內容不得違反國家的法律規定、不得侵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權益。再次是查清事實，分清是非原則。該原則是“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原則在訴訟上的具體體現。

法院調解的啟動主要有三種方式：第一，當事人主動要求調解，法院準許。第二，法院依職權詢問雙方當事人，取得雙方同意后開始。第三，法院不需經過雙方當事人同意直接進行調節，比如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部分案件（婚姻家庭糾紛、勞務合同??）在審理時必須先進行調解，無需征求當事人意見。

法院調解的過程中，必須在審判人員的主持下，雙方當事人或其特別授權的代理人參加，已公開或者不公開的方式進行。調解結束后，如果制作了調解書，雙方當事人都簽收以后生效。如果沒有制作調解書，則達成的調解協議或調解筆錄經雙方當事人、審判人員、書記員在上面簽字后即生效。達成調解后，訴訟即告終結，同時雙方不得就同一爭議再另行起訴。一方如果不履行義務，另一方有權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

第三篇：大調解工作匯報

青蓮鎮矛盾糾紛“大調解”體系建設工作的情況

匯報

為加快推進我鎮矛盾糾紛“大調解”工作體系建設，確保全鎮“大調解”網絡體系建設工作任務的圓滿完成。根據高坪區委、政府[2010]46號文件精神進行全面建設，建成鎮、村（居）、村（居）民小組和各部門、各行各業的調解組織網絡，實現了調解工作全面覆蓋。現就我鎮開展“大調解”體系建設工作的情況匯報如下：

一、領導重視，全面構建調解組織網絡體系

1、我鎮成立了矛盾糾紛“大調解”領導小組，由黨委書記任組長，鎮長、副書記、人大副主席任副組長，黨政辦、派出所、法庭等有關部門負責人為成員。主要負責全鎮矛盾糾紛“大調解”的管理、協調、督促、督查、督辦、考核等工作。

2、領導小組下設矛盾糾紛“大調解”協調中心，負責日常工作。矛盾糾紛“大調解” 協調中心由綜治維穩專職副書記牽頭，司法、信訪、維穩、民政辦、衛生院等有關部門從事行政執法或調解工作人員組成。成員單位按照“有事則聚、無事則散”的聯動工作機制，主要根據矛盾糾紛的類別和發生地確定參與調解部門和具體負責人。主要職責：負責需要聯動調處矛盾糾紛的接待、受理、調處或分流指派；協調跨村（居）、跨單位發生矛盾糾紛的調處工作；負責調解員的培訓；成立人民調解督導組，加強對人民調解工作的檢查、督促、指導。

二、措施具體

1、配齊人員，加強隊伍建設。由綜治維穩專職副書記任專職副主任，綜治辦、司法所、群眾工作辦為骨干，鎮級政府內設機構和各單位負責人為成員；協調中心日常工作人員有4人，其他相關部門也遵循“有事則聚、無事則散”的聯動工作機制原則。主要職責：負責轄區范圍內各類矛盾糾紛的排查、調處和信息上報；加強村（居）人民調解工作檢查、督促、指導。

2、建立完善村（居）、單位調解組織，確保覆蓋全鎮各村（居）、各單位設立矛盾糾紛調解室，每個調解室落實專門人員。主要職責：調解合同、婚姻等糾紛和其他民事糾紛，調解由民間糾紛引發的治安案件和矛盾糾紛雙方當事人自愿要求行政機關調解的民事糾紛。

3、配齊配強村（居）級人民調解委員會，吸收有文化、有素質、有調解經驗人員進入人民調解委員會，特別是吸收一些德高望重有群眾威信、有法律、有政策水平的退休干部、基層干部等人員參加。主要職責：負責轄區內矛盾糾紛的排查、調解、信息上報等工作。

三、制度健全

建立有七項主要制度：

1、矛盾糾紛排查和預警制度。

2、“三三”調解制度和“特邀調解員”制度。

3、定期會議制度。

4、培訓制度。

5、重大事項通報制度。

6、聯動協調制度。

7、協調、督促、督辦制度。

四、程序完善

1、完善調解效力機制。人民調解和行政調解的矛盾糾紛，嚴格按照程序辦理；除事由簡單、能及時辦結的案件外，應如實記錄調解過程，達成協議的要出具調解協議書，并及時送達雙方當事人，確保調解文書合法、有效。

2、矛盾糾紛調解實行“屬地管理”原則。村（居）調委會、鎮“大調解”協調中心等有關部門本著案結事了，便民、快捷、高效原則，實行首按負責制。由首按人負責分流、調處或跟蹤矛盾糾紛的調解，隨時了解動態，穩控雙方當事人，不得互相推諉，防止矛盾激化。

3、人民調解程序。原則按照《青蓮鎮矛盾糾紛調解流程》開展工作。

4、行政調解、司法調解嚴格按照法定程序辦理。

五、工作銜接

1、建立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案件信息通報制度，每周鎮“大調解”協調中心和綜治辦、司法所等部門以書面形式進行一次調解案件信息通報。

2、建立“大調解”組織之間調解員互請互聘制度。

六、管理規范

1、一般糾紛調解成功后，只填制《矛盾糾紛受理調解登記表》并歸檔即可；疑難重大糾紛應一案一卷。

2、調解文書制作要求：

（1）、調查筆錄及相關證據事實清楚，證據充分。

（2）、調解協議書要權利、義務具體，履行時間、地點明確。

（3）、回訪記錄要求記載協議履行情況，當事人對矛盾糾紛調解意見。

（4）、調解案件適用法律、法規明確。

（5）、簽名捺印規范。

七、效果明顯

1、將調解工作納入綜合目標考核。

2、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主管單位層層簽訂責任書，層層考核，嚴格兌現獎懲，每年對調解工作成績突出單位和個人實行獎勵。

3、督促、督查、督辦有力

（1）、鎮“大調解”領導小組加強對調解工作的督促、督查、督辦，對結果及時向主要領導反映。

（2）、對可能發生的群體性事件或越級上訪矛盾糾紛，由鎮“大調解”領導小組研究，協調落實包案單位和責任領導，限期調解結案。

通過全面構建我鎮矛盾糾紛“大調解”體系，將使我鎮進一步加強對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并深化農村平安建設，為全力化解各種矛盾提供一個全新的平臺，為推進我鎮經濟建設穩定健康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全新的環境，為構建和諧平安鎮鎮做出了更大的貢獻。

第四篇：論法院調解制度

論法院調解制度

發布時間: 2009-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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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西市雞冠區人民法院民一庭 譚寶昌

內容提要 法院調解，亦稱訴訟調解，是在法院審判人員的主持下，雙方當事人通過自愿協商，達成協議，解決民事爭議的活動和結案方式。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的自愿、平等原則很好地體現了法院調解的本質，但由于我國采取的調審結合、交互運行的調解模式往往會造成調解與審判的混同，不利于民事訴訟目的的實現。因此本文借鑒其他國家和地區經驗，重點分析我國調解制度的存在問題及其帶來的消極影響，并就如何對其進行制度完善和改革提出相應的建議。

關鍵詞: 法院調解 制度 完善 改革 建議

一、我國法院調解制度的特點

（一）我國法院調解制度的歷史

法院調解，亦稱訴訟調解，是指在民事訴訟中，雙方當事人在審判人員的主持下，自愿就民事權益的爭議，平等地進行協商，達成協議，解決糾紛所進行的活動。在我國調解制度可謂源遠流長，原始社會紛爭的解決基本上都采用民間調解的方式，到了階級社會，調解更是被官吏及普通老百姓所接受，調解制度在中國古代之所以這么盛行，是由于深受儒家貴在持中、貴在尚中思想及“合文化”的影響。中國作為一個“禮儀之邦”，儒家的綱常倫理深深的滲入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成為普通性的社會規范和社會行為的價值標準，這種文化傳統使調解的作用經久不衰。同時也正由于調解的盛行，從而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形成了整套的制度，為以后西方國家把調解作為“東方經驗”而加以借鑒提供了依據。當然，這種制度辨明是非、平息糾紛對于維護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狀態，對于維護社會生活秩序的穩定發展確實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又因為調解是建立在自然經濟及宗法關系的基礎上的，以維護封建等級制度和秩序為目的，忽視了個人的權利，所以又具有明顯的落后性。它要求通過勸和的辦法折中妥協的解決雙方的紛爭，追求息事寧人的效果，這不利于維護當事人正當的權利和利益，不利于社會經濟的進步和發展，從而不利于法治的形成，與現實的市場經濟所追求的法權要求明顯相悖。

現階段，在我國人民法院審理的全部民事案件中，調解結案的比率 雖然呈下降趨勢，但與判決相比仍占絕對多數，這也與我國現存的民事審判方式有關，在我國的審判方式中，調解占據重要地位，并且已形成“調解型”的民事審判方式，這種模式雖然已暴露出許多弊端，但并不全是調解制度本身的問題，調解作為處理和消弭糾紛的一種方式，確實具有自身獨特的價值和重要的作用，且與我國特定的文化歷史、法律傳統、心理定勢、經濟基礎、基本國情等諸多背景因素緊密相連，在審判實務中也具有不可替代的實用價值，如避免可能因此而造成的反目成仇，促使他們心平氣和的達成協議，以及對改革我國訴訟模式的超職權主義也可起一定的作用。

（二）法院調解的基本模式

根據調解和審判間的關系的不同，各國的法院調解制度大體上可分為以下3種模式：

1、調審結合式。即法院調解與審判沒有分開，沒有專門獨立的調解程序，調審互相結合、交互運行。德國、法國和我國均采用此種模式。值得注意的是，德、法等國的法院調解是通過促使當事人達成和解的方式進行的，通常使用“和解”來表述。但由于這種“訴訟上的和解”的達成是在訴訟中進行的，法官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且和解協議具備形式上的法律效力和實質上的確定力，與我國民訴上的和解含義（雙方當事人可以自行和解[1]）完全不同。本質上與我國的法院調解的含義是相同的。[2]

2、調審分立式。即單獨設立調解程序，同審判程序并立，一般將調解作為審判的前置程序。調解成立，調解協議書具有類似判決的法律效力；調解不成立，則轉入訴訟程序，進行審判。日本、丹麥、中國臺灣省的法院調解均屬于這種模式。[3]

3、調審分離，審前調解。即將調解程序從審判程序中分離，作為處理民事糾紛的另一種方式。放在審判之前進行，代表國家為美國。[4]

（三）我國法院調解的特點

我國法院調解制度，是從抗日根據地時期的司法工作沿襲而來。歷經了六十多年的不斷發展和完善，具有濃郁的中國特色，被譽為“東方經驗”，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曾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但由于我國曾經長期實行計劃經濟制度以及對法治的相對忽視，法院調解制度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計劃經濟的烙印，具有強烈的職權主義特點。從本質上來看，我國法院調解采取的是調審結合模式，但在具體操作上卻與其他實行調審結合模式的國家有諸多的不同。我國的法院調解制度是當事人行使處分權和人民法院行使審判權相結合的產物。當事人就爭議的實體權利和義務，在審判人員的主持下進行協商，達成協議則結束訴訟；未達成協議則進行下一訴訟程序，這種調審緊密結合、交互進行的方式在計劃經濟時代曾起到積極作用，但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已經越來越顯示出了它的滯后性。

二、我國法院調解制度存在問題及消極影響

(一)調解必須在“事實清楚、分清是非”的基礎上進行。

《民事訴訟法》第85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根據當事人自愿的原則，在事實清楚、分清是非的基礎上進行調解。因此在事實未查清楚的情況下，即使當事人之間已經達成了調解協議也不能結案。筆者認為該原則值得商榷：

1、它混淆了判決和調解的界限。“調解的含義本身就包括對某些界限不清的事實、責任含糊不究，互諒互讓，以達到既解決糾紛又不傷和氣的目的”[5]。查清事實、分清是非是判決的前提條件，調解和判決二者手段不同、程序不同、當事人行使處分權的范圍不同，其前提條件也應有所區別。

2、不利于提高辦案效率，減少訴訟成本。當事人接受調解的目的就是為了縮短訴訟時間，減少訴訟成本，而如果調解必須在“事實清楚、分清是非”的基礎上進行的話，則當事人被迫繼續舉證，法院被迫繼續組織質證、認證，從而增加了當事人的訴訟成本、占用有限的司法資源。

3、與民事訴訟法其它規定相矛盾，違反了民事權利合法自由處分（私法自治）原則。《民事訴訟法》第13條規定：當事人有權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處分自己的民事權利和訴訟權利。它肯定了當事人在一定條件下，可以放棄自己的民事權利。而在沒有查清事實、分清是非的情況下，當事人即達成調解協議，正是當事人行使自己處分權的一種表現。因此法院強令當事人不得放棄這一訴訟權利實際上是剝奪了當事人的處分權，同時也是對當事人法律權利的一種侵害。

（二）審判的公開性與調解的不公開要求發生沖突。

審判公開是民事審判的一項基本原則,除了依法不公開審理的案件以外,其他所有的案件都應當公開審判,包括允許群眾旁聽,允許記者采訪報道。調解與此不同,調解需要和諧氣氛,沒有必要在公開場合進行調解。按照我國民事訴訟法的規定,調解貫穿于審理活動的全過程,即使在庭審過程中,在公開的法庭上,也應當根據自愿合法原則進行調解。然而,由于法庭是一個嚴肅的場所,再加上群眾的旁聽,當事人往往難以達成調解協議。

（三）調解的規定過于簡單，容易使調解形成強制合意。

民事訴訟法對調解的規定僅數百字，對調解中的許多具體做法并未作具體規定。在調解適用階段上，法律未具體規定，只是籠統地規定在判決或裁決之前的任何一個階段可適用調解。在調解的組織形式上，規定隨意。民訴法第86條規定調解既可以由審判者一人單獨主持，也可由“合議庭主持”，使當事人無法判定調解意見到底是法官個人意見還是合議庭意見。這些簡單的規定也大大促使了審判人員在調解適用上的隨意。在我國現行制度環境下,審判人員在調解時容易使調解形成強制合意。審判人員為了回避判決帶來的風險，往往利用特殊身份勸說甚至誘逼當事人接受調解。當事人迫于對可能產生的不利判決以及主審法官的畏懼，通常可能迫于壓力而被迫達成合意，這就形成了強制的合意，違背了合意的本質要求，使調解的正當性失去基礎，甚至是不平等的調解方案。另外，審判員在合意庭評議之前對當事人進行的“分清是非、說服教育”的工作，如果與合意庭意見不合，也缺乏法律依據。

（四）民事訴訟法對調解的規定本身尚有矛盾。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13 條規定調解是“當事人可以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處分自己的民事權利和訴訟權利”，肯定了可以在一定條件下，對案件本身客觀真實的放棄。但第7條又規定了案件的審理“必須以事實為根據”，第85 條又規定了調解必須在“事實清楚的基礎上”進行。這樣，即使當事人之間已經達成了調解協議，事實未查清也不能結案。審判是強制性的解決糾紛的方式,這就在本質上要求審判必須遵循嚴格的程序規則,要給當事人充分的程序保障,并且應當查清事實分清是非。調解與此不同,它是建立在雙方當事人合意基礎上的較為靈活的解決糾紛方式,并非一定要嚴格遵守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審判程序,也并非一定要像判決那樣查明事實。當事人接受調解的目的就是息訟，減少訴訟成本。結果為了查清事實，又不得不繼續審理。違背了調解的本身所具有的效率優勢，同時是對當事人法律權利的一種損害，不符合法律的基本精神。

（五）缺乏對調解過程的有效監督。

目前我國絕大部分地區法院都建立了錯案追究制，將主審法官的錯案率與工資待遇、職務升降等直接掛鉤。這就導致主審法官在審判時面臨著判決可能產生錯判的風險壓力，特別是在一些法律依據比較含糊或不完備以及當事人雙方證據勢均力敵的情形下，為了規避風險，法官往往會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進行調解勸說，甚至有可能進行威脅。因為主審法官在調解中得到的好處相對于判決而言，幾乎沒有多少風險可言。另外，律師也可能在調解過程中配合法官勸告當事人息訟。因為缺少監督和法律風險的調解簡單而有效，對律師而言，不僅省時省力且可以與法院搞好關系。[6]這一切都導致了調解結果有欠公正的可能性，與民事訴訟的目的有悖。

綜上所述,自由與效率價值在現行的法院調解制度中得不到充分的、有效的實現。

三、我國民事訴訟中調解制度的完善

針對我國法院調解在立法及實踐中存在的一些問題,我國理論和實務界提出一些建言。主要的觀點有全盤否定說、審前調解說、全程調解說。

（一）全盤否定說

全盤否定說認為,我國民事訴訟法應當完全取消法院調解,即取消現行立法意義上的法院調解,但這并不是說民事訴訟中不允許當事人合意解決糾紛,依民法的自愿原則和民事訴訟法的處分原則,當事人在訴訟中具有和解的權利, 因而能夠依雙方當事人的合意達成和解解決糾紛。就訴訟上的和解而言,在當事人達成和解協議之前,審判人員是無法主持、無法實際介入和干預,因而也難以將其意志和影響力滲入和解中,[7]訴前調解說主張像我國臺灣地區民事訴訟法那樣,把法院調解作為審判的前置程序加以規定,設調解庭,專司調解工作。[8]

（二）審前調解說

審前調解說認為,無論是從調解結果的公正性,還是從訴訟成本的節約方面來看，審前調解比其他幾種調解模式更適合糾紛的解決的需要。它以當事人自由合意的運行方式來積極回答對“審判式效果”的社會心理,同我國民事審判制度改革的“強化審判、弱化調解”的基本思路相一致,應成為我國法院調解模式的改革方向。審前調解僅適用于一審庭前準備階段。

（三）全程調解說

全程調解說認為,我國民事訴訟中的法院調解原則和制度既有實踐經驗的基礎,在原理上也并不違背當事人意思自治和處分原則,符合民事糾紛解決的特點和規律,并且與現代世界民事司法改革的趨勢殊途同歸,無取消之必要。調解原則仍應作為基本原則貫徹于訴訟程序的始終,并應該強調法官的調解義務。但可以在普通程序中通過確立審前準備程序,加強審前調解;同時,把審判中的試行調解時機調整到法官認證之后判決之前。[9]

筆者認為,在考慮完善我國法院調解制度時,我們既不能夜郎自大,盲目排外,又不能囫圇吞棗,照搬照抄。要總結我國法院調解的經驗教訓,又要借鑒國外的先進做法，在此，美國和德國的做法都值得我們借鑒。完善法院調解制度的基本目標是落實當事人在調解過程中的合意，保障當事人在調解或和解過程中的意志自由。為此,筆者總體上贊同全程調解說。對于一審普通程序而言,應當注重審前準備階段的調解,即調解主要在審前進行,隨著審前準備程序的改革,審前準備階段將成為一個獨立的階段,在此階段,當事人完成了起訴與答辯,甚至完成了證據交換,雙方各自對對方的觀點及雙方爭議的爭執點有了基本的認識,此時,法院可以通過適當方式進行調解,如有的法院開預備庭進行調解,調解是基于當事人的自愿,審前準備階段的調解是不公開的。在開庭審理階段,如果當事人愿意自行和解的,可以自行和解,要求法院出面調解的,法院也可以幫助當事人和解。在二審階段,也可以按此去做。審判公開并不意味著調解也要公開,庭審中的調解原則上應當是不公開進行。在法官進行調解時,法官可以視情況命令所有的旁聽人員包括新聞記者都退出法庭。當然,調解需要案外人協助時,協助調解的人員不應退出法庭。法官也可以決定將法庭移到適宜調解的地方如法官的辦公室進行調解。當事人雙方愿意在公開的法庭上調解的,法官也可以在公開的法庭上進行調解。調解或和解協議經雙方當事人簽字或蓋章,并記入法院筆錄后,即產生與終局判決一樣的效力。

四、我國民事訴訟中調解制度的改革

隨著民事審判方式發展改革，建立和完善與人民調解工作相銜接的簡捷、經濟的訴訟程序近年來，人民調解委員會受理的案件呈逐年下降的趨勢，一方面人民調解沒有起到“第一道防線”的作用，增加了人民法院的負擔。另一方面，人民調解的作用得不到充分發揮。這是因為我國現行法律對調解協議效力規定不明確，人民調解組織在實際工作范圍、組織形式、隊伍素質等方面與社會發展不符。對于一些不遵守調節的糾紛情況束手無措，或者置之不理任其發展，到最后把部分可以用調解能解決的問題訴諸法院。此時人民法院也應該進一步加強訴訟調解工作，認真做好當事人的思想工作，通過耐心細致的說服教育使當事人自愿作出調解協議，努力使法院調解起到重要的作用，無形中提高辦案效率和質量。

（一）法院調解的適用范圍

1、在適用訴訟階段上，我國法院調解的適用范圍十分廣泛，無論是庭前、一審、二審還是再審階段都可適用。

2、在適用可調解案件范圍上，除一些非訴案件外，其他一切涉及此事權益的案件和經濟糾紛的案件都可適用。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適應簡易程序審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中對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民事案件的訴訟調解一些改革，凡涉及婚姻家庭糾紛和繼承糾紛、勞務合同糾紛、交通事故和工傷事故引起的權利義務關系較為明確的損害賠償糾紛、宅基地和相鄰關系糾紛、合伙協議糾紛、訴訟標的額較小的糾紛在開庭審理時，應當先行調解。[10]

筆者認為，在訴訟階段上，法院調解僅適用于一審庭前準備階段，在訴訟的其他階段，不再適用調解程序，同時完善訴訟中和解制度作為補充。在適用案件范圍上，并非所有民事案件都適用調解。首先，適用調解的民事案件必須是涉及民事權益糾紛的案件。而對于特別程序的案件，如宣告公民失蹤或者死亡等以及法律推定為理論基礎的督促程序案件、公示催告程序案件等，并無明確對立的雙方當事人，因此，無法適用法院調解。其次，對一些嚴重違反國家法律的民事經濟案件，不適用調解。否則無法對這些案件進行經濟制裁，違背了立法意圖。如對于確認違法的經濟合同無效的訴訟案件中就必須以判決的方式。因此，法定的可調解案件范圍應排除以下幾種：（1）適用特別程序審理的案件；（2）嚴重違反法律，侵犯國家、集體或他人合法權益的案件；（3）涉及確認民事行為無效的案件。

（二）規范法院調解的方式

我國民訴法及相關解釋并未規定法院調解應采用的方式。實踐中最為流行的則是所謂“背對背”的調解方式，即法官與當事人各自協商，在雙方之間穿針引線，最終促成雙方達成一致的意見。實際上采用這種調解方式達成的協議大多數是在雙方都不曾知道對方的真實意思下形成的，與調解的自愿合法原則背道而馳。筆者認為，應該借鑒其他國家和地區立法經驗，對調解的方式應以法律條文的形式加以原則性的規范，即從調解開始，進行到達成協議必須是雙方當事人或代理人共同在場的情況下方有效。這樣有利于杜絕調解人員的暗箱操作，有助于雙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自由協商達成協議。

（三）關于調解效力問題

對調解協議的生效方式也作了特別規定，當事人雙方達成調解協議，經審判人員審核后，雙方簽字或捺印即生效，該調解協議自雙方簽字或者捺印之日起發生法律效力。民訴法規定調解成立的效力等同于生效的判決效力。但卻規定不得就調解協議提出上訴，筆者認為這與兩審終審的原則相悖，其限制了當事人的訴訟權利，即使調解是在當事人合意的基礎上達成的，但卻不能否認調解協議有可能存在錯誤，或者一方當事人被迫的情形存在。因此，應該允許當事對有缺陷的調解協議申請再審予以補救。

（四）關于調解無效的認定標準

關于調解無效的認定標準，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民事調解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第12條規定：“調解協議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予確認：侵害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侵害案外人利益的；違背當事人真實意思的；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禁止性規定的”。第13條規定：“當事人各方同意在調解協議上簽名或者蓋章后生效，經人民法院審查確認后，應當記入筆錄或者將協議附卷，并由當事人、審判人員、書記員簽名或者蓋章后即具有法律效力。當事人拒收調解書的，不影響調解協議的效力。一方當事人不履行協議，另一方當事人可持民事調解書申請強制執行。”即調解協議達成后，一方反悔也不能確定調解協議無效。

在這個不僅經濟發展迅速而且人們思想行為也尤為變化無常的社會，如果要保證社會的穩定健康發展，就必須要做好如何對待糾紛的對策，在這些對策的發展中調解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把各個階段的調解工作做好，才能使案件得到有力的解決，對方便人民群眾訴訟，提高辦案效率起著積極的作用，使我國的民事訴訟制度更加權威，實效地化解民間糾紛，促進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

五、結束語

由于知識的有限和視野的局限，筆者針對我國現有的民事糾紛中的法院調解原則的具體運用所產生的弊端提出以上問題，并想借此引發更多的思考，希望我國的法制建設能夠日臻完善，也希望國人能夠更多的、更加善于運用訴訟來尋求法律的救濟。

第五篇：民事糾紛法院調解協議書

調解協議書

立協議書單位或者代表：

甲方：代表人：

乙方：

調解事由：

XXX一位有二十余年教齡的代課教師，為教育奉獻一生，現年X歲，眼睛視力模糊，不能勝任工作，回家便無法維持生計，曾多次請求甲方解決其生活困難。甲方因其對教育有功，經甲方各領導共同研究，同意給與解決。現經XXX律師事務所XXX律師從中調解，雙方同意后，訂定如下協議：

一、甲方補貼乙方XXX元。

二、甲方發給乙方X個月代課教師同等待遇工資，每半年發一次，XXXX年底發完。

三、因XXX經XXX殘聯核定為三級殘疾（已發證），甲方表態出面為乙方解決XXXXX

四、乙方享受上述待遇后，以后不再糾纏甲方。

五、乙方表態自己以后會大力支持甲方工作。

請XXX律師事務所XX律師監督，如有一方違反協議，雙方發生爭執后所造成的后果由違反協議的一方負責。

此協議一式三份，甲乙雙方各執一份，吳律師處保存一份。

甲方簽字蓋章：

乙方簽字：

調解律師簽字：

XX年X月X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