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世紀中國兩種政治力量與意識形態

20世紀中國兩種政治力量與意識形態

站在世紀之交回首過去100年的中國政治生態，沒有比國民黨和共產黨更引人注目的政治力量，也沒有比共產主義和三民主義交鋒更激烈的意識形態。

一、民族主義問題

在1900年前后，一些事件有力地刺激到中國四億鄉巴佬的心靈深處，中日戰爭的失敗，割地賠款，不平等條約，洋人在中華大地橫行。這一切一切，極大地改變了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原來在山東一帶活動的大刀會和小刀會，本來還在干著一項兄弟鬩墻的大業---反清復明，在這一背景下，迅速改成扶清滅洋的共御外侮政策。雖然到今天，許多人還在抨擊義和團的“盲目排外”（以中國人為主）和極端民族主義（以西方人為主），但非常明顯的是：國共兩黨都從中吸取了重大教益。國民黨的三民主義中民族主義為首，共產黨要窮畢生精力推翻三座大山其中就有一座是帝國主義，這大概是一切成熟的中國政治家都不能漠視的民眾意愿，如果說國共兩黨曾經有什么地方取得高度一致的話，反帝算是一樁。

二、外國盟友問題

在中國的革命過程中，國民黨是先驅者，走了許許多多的彎路。從驅除韃虜到五族共和，從依靠西方到聯俄聯共，從暗殺、依靠會黨軍閥到發動民眾自組革命武裝進行北伐。孫中山先生要積四十年革命經驗，才知道必須聯合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來共同奮斗，而且最后才證明這個民族就是蘇聯，臨終還特意給蘇聯人留了一份遺囑。而毛澤東一開始就有條件來思考：“中國人急切地向西方那些先生學習，可為什么先生總是要打學生？”這樣的問題。而完全不必像國民黨大佬陳其美那樣，枉費心機地跑到上海匯豐銀行門口去干等幾個小時，試圖阻攔“五國善后大借款”簽字。

蘇聯也的確沒有辜負國民黨的期望，黃浦軍校的建立，武器裝備供應，甚至黨組織如何建立都一一給予支持。最讓人瞠目結舌的是：軟硬兼施地要求共產黨人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當時，共產黨人要說是一點意見沒有，那是不可 1 能的，看一看張國燾《我的回憶》就知道了。據筆者推測，當時蘇聯之所以出此下策，主要可能是基于蘇聯剛剛成立，在世界上極端孤立，急于找到盟友，是明顯的---“信仰誠可貴、盟友價更高”---商人勢利主義。共產黨當時只有幾十個黨員，而國民黨卻有50000黨員，雖然孫中山當時被陳炯明趕到上海，但仍然是中國最有希望的革命勢力。后來國民黨人抱怨蘇聯更加重視馮玉祥的“首都革命”，也是基于同一理由，馮玉祥手上有軍隊，更有希望執政從而是可能性更大的盟友，所以值得更加關注。

三、共產黨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

共產黨的正確思想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是從地下蹦出來的嗎？不是！是在國民黨的大力幫助之下，去粗取精、去偽存真而來的。

國民黨主要走的是上層路線，而共產黨走的主要是下層路線。上層路線比較簡便易行，所以革命能夠迅速成功。共產黨走不通捷徑，只好深入農村打持久戰，搞農村包圍城市。由于農民在舊中國人口中占絕大多數，贏得了農民的信任和支持就可以說贏得了一切，國民黨失去了農民的支持，所以最終難以保住得到的一切。

值得指出的是：共產黨也并不是一開始就重視農民革命的，在城市里進行有組織的合法斗爭的思想，一直在共產黨早期占主導，這既有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也有張國燾的機會主義。畢竟共產黨也是普通人，也有好逸惡勞的秉性和低投入高產出的功利計較，也喜歡呆在城市而不愿意呆在閉塞的鄉村。然而，這一錯誤路線終于得以糾正，其功勞應該記在國民黨反動派的名下。因為在1927年的上海“分共會議”以后，國民黨反動派拿起屠刀一通亂殺，陳獨秀和張國燾終于不免紛紛垮臺，最終在一大會議上的書記（即寫筆記的人）毛澤東終于成了共產黨的一把手，從此中國農民革命逐步進入一個星火燎原的時期。金庸的小說中有一回題為“古來成敗原關數、天下英雄大可知”，信哉斯言。

共產黨奪取政權的三大法寶是：統一戰線、武裝割據和黨的建設。這三大法寶都是在國民黨傾盡全力幫助下才找到的。

武裝割據就是工農武裝割據和農村包圍城市兩大步驟，為什么要搞武裝割 2 據呢？因為國民黨反動派已經舉起屠刀，沒有武力抵抗就沒有生存，完全是逼上梁山。為什么選在農村那是因為在城市已經無法立足了。

統一戰線就是跟國民黨爭奪同盟軍和中間力量。直到今天臺灣還有很多人，認為統戰就是等同于欺騙，這一看法是極端錯誤的。如果僅就欺騙而言，恐怕不能說共產黨的騙術超過了國民黨，想想看當時共產黨才有幾張報紙，才有幾個能力強的演說家、鼓動家，毫無疑問優勢是在國民黨一邊。但國民黨堅決拋棄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放棄“扶助農工”的基本政策，揚棄國民黨前身同盟會的“土地國有、地權平均”的理想；放手讓共產黨自由發揮，從減租減息到分田分地，率由共產黨獨占知識產權，直至全國農民把共產黨視為“大救星”而后止。最后，國民黨反動派被共產黨得意揚揚地稱為“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獨夫，其統治基礎被共產黨侵蝕待盡，連小地主和小資產階級都跟著共產黨走了，已經形成了“以天下之所助、攻親戚之所叛”的一邊倒局面。然而共產黨并不以此為滿足，還要再接再厲，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據當時深入解放區的西方記者報道：共產黨不僅發動窮人斗爭富人，而且還發動激進的年青人斗爭保守的老年人，發動婦女斗爭在家里作威作福的先生。幾乎整個社會都被共產黨控制在手里，這個境界也是曠古未聞的。可以說共產黨的戰斗力已經達到了“以此攻堅何堅不摧、以此制敵何敵不克”的地步。后來一些美國人質問另外的美國人：“是誰丟失了中國”，這種自居救世主的心態是多么的不知道天高地厚啊！毛澤東1946年在回答美國記者安娜·露易斯·斯特朗的提問時，毫不客氣地指出：“美帝國主義及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連威力無比的原子彈都被他老人家看成紙老虎，這就大有商榷余地了），因為他們沒有人民的支持”。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國民黨在如此不利的情況下，毅然發動了不得人心的內戰。雖然農民感激共產黨給自己分田，但在其他方面并不佩服共產黨。當時東北農民在新開嶺一仗之后，感到難以置信，“共產黨竟然把國軍給打屁了”，這才覺得共產黨有點了不起。衷心感謝我最偉大的老鄉林彪，如此迅速地打嬴了遼沈戰役，把內戰由原來預計的8年時間縮短到5年時間（根據毛澤東的預計）。同樣還要感謝粟裕和陳毅劉伯承鄧小平等一班鄉巴佬，在同樣難以置信的情況下，3 打贏了淮海戰役，使解放戰爭最終縮短到3年時間，5億民眾少受了多年的苦痛和煎熬。更要感謝國民黨主流派，勇敢地以自己的無能證明了共產黨的能力。國民黨徐州剿匪總司令劉峙反省徐蚌會戰時說：戰略錯誤大于戰術錯誤，戰術錯誤大于戰斗錯誤。不管怎么說，國民黨主流派由于錯誤不斷，有力地配合了共產黨致力于縮短內戰的進程，也算是功在社稷。

黨的建設也是明顯以國民黨為反面教材的。根據共產黨的經典說法，在國民黨內，一民主義者、二民主義者大有人在，三民主義者少得可憐只有極少的革命派。所以共產黨極其重視組織的純潔性，多次發動大規模的教育和改造運動，一些非常激進的家伙還搞了幾次小清洗。蔣介石對民主人士不僅當面開槍而且也在背后開槍（暗殺），濫發鈔票大打內戰不顧民眾死活，民主和民生是萬萬談不到了，但還算是個中國人有點民族氣節，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一民主義者”。1949年以后，國民黨主流派轉進臺灣，今天的國民黨主席李登輝以標榜自己是日本人為榮，民族精神蕩然無存，把民生主義全部放棄并美其名曰商業自由，并極力標榜民主，考慮到他所激起的非同凡響的民粹主義，幾乎算得上是一個“二民主義者”。和老蔣相比，進步不可謂不大。

四、關于對中國農民正確認識的重要性

“五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這是中國農民幾千年來，比較穩定而較少變化的一條理想。在過去100年中，沒有哪一個政治家比毛澤東對此領會得更深刻了，這大概是毛澤東能夠從儕輩中脫穎而出的主要原因。

在中共產黨內，林彪無疑是一個佼佼者,但他沒有認識到五畝地的重要性，因而產生過“紅旗究竟能夠打多久”的疑問，1930年毛澤東寫了一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文章去堅定他的革命立場。直到七十年代林彪垮臺，還有人把這件陳年舊事翻出來，說林彪曾經是一個可恥的動搖者。其實真正像老毛那樣英明的又有幾個，試想如果國民黨內銳意進取的英豪，當初看到這一點，不要說實行臺灣那樣的“耕者有其田”計劃，更用不著分田分地，只要搞一搞減租減息（而不是保甲連坐），恐怕共產黨的星星之火，按照其本來的發展趨勢，是更加容易被撲滅而不是相反：更容易燎原。

由于林彪對“五畝地”的認識不足，所以終其一生也只不過升任副統帥。培根說得好“知識就是力量”，國民黨在至關重要的方面，存在知識的欠缺終于導致轉進臺灣后的再次垮臺。

后來林彪率領共軍，建立不世軍功，從東北打到海南，打得許多國軍高級將領英名掃地，被稱為“戰爭魔鬼”。主要就是得益于他后來注意了這一點，在東北決戰之前，土改已經進行得很好，有三千萬畝土地已經被分給農民了。翻身農民“踴躍”參軍，這個“踴躍”來之不易，尤其值得書寫一筆。據八十年代大陸出版的一些出版物披露，當時東北農民有了地以后，“老婆孩子熱炕頭”的理想已經伸手可及了，從軍意愿比較低落。共產黨就派馬列主義老太太打頭，小姑娘大嫂子參加，組織小伙子們開動員會，逐個進行動員參軍打國民黨，以保衛革命果實。許多小伙子就是這樣被激起革命的英雄主義精神，被人在胸口戴上一朵紅花，敲鑼打鼓歡送上前線。共產黨批評國民黨抓壯丁，是有道義基礎的，雖然不是十分穩固。

在四平保衛戰的時候，林彪手邊只有三個縱隊，當時一個縱隊是一個旅的兵力，兩年后他率軍打回遼西走廊圍攻廖耀湘的西進兵團時，一個縱隊已經是一個軍了。1945年底，共產黨抽調2萬干部11萬部隊出關，到1948年底，跟隨林彪入關的就有84萬大軍。考慮到大約有30-40萬的國軍加入共軍（即所謂的解放兵），保守估計也有50萬以上東北青年參軍。共產黨的星星之火就這樣形成了沛然莫之能御的燎原之勢。

實際上這個仗已經沒有辦法打下去了，老蔣曾經向宋希鐮抱怨說“軍隊缺乏革命精神，在北伐時能夠以少勝多，為什么現在有武器優勢兵力優勢時，還常打敗仗”。其實這種說法對不起為黨國犧牲的國軍將士，據共軍方面的記載，新六軍的第22師號稱“虎師”，一次共軍一部阻擊22師，22師竟然根本不予理睬只顧加快腳步前進。共軍氣得咬牙切齒，編了一句順口溜“吃菜要吃白菜芯，打仗要打新六軍”。這樣的軍事素質實在是沒有什么好挑剔的，只不過他們站錯了地方，與農民民心向背有異，終于為時代所淘汰，英雄造時勢那是何其艱難的一件事情。據國軍高級將領杜律明回憶說：老蔣曾派顧祝同去沈陽，督促衛立煌組 5 織西進兵團支援錦州，衛不肯，并賭咒發誓說“共產黨一貫圍城打援，西進兵團一出沈陽必定有去無回，如果你不信，我跟你畫個十字”。看來國民黨內也不是沒有明白人，最后的結果當然是不幸而言中。從1948年10月25日夜里，廖耀湘的司令部被小股共軍襲擊（夜襲者全部壯烈犧牲，深切懷念那些為了國家民族興旺而犧牲的無名英雄），第二天下午國軍飛機偵察，已經沒有有組織的抵抗了。國軍的兩大王牌新一軍新六軍就這樣垮了。

五、政治人物的使命感和野心

一個政治家如果能夠作到沒有野心而只有使命感，這大概已經接近中國傳統中最為推崇的圣人了。現實中的政治人物多半都是二者兼而有之，中共一大中曾經有過“功成身退”的說法，但業已被證明是不成熟的表現。

在四十年代中期，老毛的老三篇全部脫稿，他在《為人民服務》中說：中國人民正在受苦受難，我們有責任解救他們。這是使命感在起作用。在《愚公移山》里，他提到：只要我們堅持不懈的努力，就一定能感動上帝，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人民大眾。因為共產黨要挖掉兩座壓在中國人民身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國主義，一座叫做封建主義。等到老蔣發布《戡平共匪總動員令》（1947/7/4）以后，資本主義也成為壓在中國人民身上一座新的大山，必須加以推翻。大山雖然是三座，但實際任務只有一項，那就是“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1947/10/10）。這恐怕就有點個人和集團野心在發酵了。

據說，去臺灣的國民黨主流派的繼承人，已經廢除了《戡平共匪總動員令》，但反共反華的態度并未有哪怕是極其微小的調整，甚至是受過美日一流大學培養的洋博士，還不時破口大罵共產黨是土匪、流氓和控固力等等，看來剿共這件事情是“非不為也恨力不能耳”。而共產黨迄今為止并未宣布《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即雙十宣言）作廢，“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任務并未完成，這一任務是典型的標本兼治，“解放全中國”是治本，“打倒蔣介石”只是治標，所以蔣介石并不一定非要打倒不可，只要是能夠達成“解放全中國”的根本任務，第三次國共合作也是值得倡導的。

去年共產黨與獨臺偏安的國民黨進行了不妥協的舌戰。把臺獨說成是“以 6 2200萬臺灣人民為人質”可恥行徑，同時把把祖國的完全統一說成是“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基礎”。雖然我的一位朋友對后一句大為不滿，說江總的意思是“大陸各地的和尚都不行，只有臺灣的和尚會念經”，并對中共不扶持私營經濟發展持強烈批評態度。但平心而論，還是體現了中共關心兩岸民眾切身利益的使命感。接下來《人民日報》的一篇評論員文章又說：國民黨把兩國論入黨綱，是葬送了國民黨的前途。聯系到八十年代大陸一些人鼓吹的“補課論”（立論的一個重要論據是大陸不如香港澳門和臺灣）大大地損害了共產黨的威信，看得出來共產黨感到既得利益不受挑戰、而有一種心花怒放的喜悅。這是一種不思進取的不好心態。

總體而言，中共在臺灣問題上的表現還算是差強人意，雖然不是十全十美，但滾滾紅塵之中，也只有那些結合了使命感和野心加既得利益的好政治家了。更等而下之的是，只有野心而沒有使命感的政客，或者使命感流落為一種務虛的口號和裝飾。

而臺灣的一些政客，言必稱美日如何，就比較令人不齒了。他們所提出的一些“高明”策略，諸如：七塊論、夾擊論、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等等，都不過是過去中華民族的強仇大敵使用過并且失敗過的策略。

七塊論最有條件成功的時代，是孫中山發表《興中會宣言》（1905年）的時代，那時老大中國倒真是面臨“蠶食黥吞、瓜分豆剖”的切實危險。可惜時光不能倒流，否則由李某人率國民黨全力打拼，說不定真有那么一點實現的希望。

亞安體系是蘇聯七十年代鼓吹的，企圖包圍中國，并以支持越南組織印支聯邦的條件，引誘越南出兵夾擊大陸，可惜被中國一巴掌徹底打醒，自此以后，越南再也做不起白日夢了。此前印度也曾經于1962年，在美蘇的鼓勵之下，想充當反華的急先鋒以自利。其陸軍王牌第四軍（前身是英印軍團，參加過在北非對隆美爾的戰略反攻），遭到中國軍隊的殲滅性打擊，至今印度上下引以為國恥。因為當時中國剛剛度過三年困難時期，再加上翻越喜馬拉雅山的后勤無法解決（西藏每年只有3-5月和9-11月路況尚可，其他時間容易發生泥石流和大雪封山），東線只好退回來而無法守住，而西線因為在公路附近，就沒有撤退。中國 7 以兩個地方軍分區的3萬多人進行的一次反擊作戰，就導致印度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那更是一個國際笑柄。

臺灣想要充當反華的急先鋒，和印度越南相比，海峽稱不上是一個多么優越的地理優勢，最大的優勢是臺灣的2200萬人，妄圖以此條件來和中國對抗是極其不明智的。民進黨在白皮書中，倒也開宗明義，言必稱文明的沖突，實際上美國的亨庭頓在他的書中，也并不敢十分篤定，美國極其盟友必定能夠從對抗中勝出，從而建立起白人為主導的單極世界，實際上書中頗有對白人淪為少數派的恐懼。而一些頭腦缺缺的政客卻想參與其中撈一把，在利令智昏這一點上，也可以算得上是出類拔萃了。

[背景資料] 補課論：八十年代以來，大陸實施開放政策，外面的世界和中國現實的強烈反差，使得國民心態產生了空前的失落，對傳統的否定和對執政當局的否定，都達到了空前的程度，八九**中的種種思潮是這種心態的集中表現。

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王若望、方勵之的“補課論”，臺灣常常是用來論證資本主義優于社會主義制度的參照物。方勵之最常用的論據就是：“北朝鮮不如南朝鮮、東德不如西德、大陸不如港澳臺”，所以，現階段在中國搞社會主義超越了人類歷史的正常進程，必須先搞一段時間的資本主義來補回這一課。表面上看，補課論說得很是溫和，補完這一課后，咱們還是一切照舊，但這一課就不知道要補到哪一年哪一月了。這對中共的“四項基本原則”是一個完全徹底的否定，足以動搖執政黨的政權基礎。

六、對國民黨的頌詞

今天，國民黨就要垮臺了，就像人們常說的“追悼會上無壞人”，我們應該推倒幾十年來的不實之辭，如實評價國民黨在共產黨的成長中所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主要表現在：為共產黨改正錯誤的路線并促使最合適的人上臺當一把手、不敢為共產黨先的謙讓精神和竭盡全力為共產黨樹立一個出色的反面教材讓共產黨從中吸取教訓。同時磨礪之功也不容輕忽，在國共共處的幾十年內，對共 8 產黨窮追猛打，極大地提高了共產黨的生命力和戰斗力，并有效清除了共產黨隊伍內的絕大多數意志不堅定者，使得共產黨隊伍空前純潔和團結，使共產黨成為中國有史以來最為強大的、最能體現民族精神的、最有戰斗力的領導團體。

可以毫不夸張地這么說，從來沒有一位如此糟糕的先生培養出過如此優秀的學生。今天，大陸共產黨內混進了為數不少的腐敗分子和形形色色的異己分子，由此可見，沒有國民黨就沒有共產黨的純潔。這和在教室里沒有先生，學生就開始不守紀律沒有什么不同。

我不知道而且也從未聽說，有哪一個黨派像國民黨主流派那樣曾經為他的敵手，作出過如此多的奉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國民黨就要垮臺的時候，提出兩國論引起全中國人民中絕大多數的憎惡，從而大大增進了中共的凝聚力，有效地消除了“補課論”對中共的危害，真是“春蠶到死絲方盡”。

偉大的、錯誤的國民黨主流派（應該平反不再稱之為反動派）---生的偉大，垮得光榮！

第二篇：中國傳統文化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

第八章加入WT0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

傳統文化是一個國家和民族在長期歷史發展進程中創建和傳承的物質精神成果。作為歷史上存在過的觀念體系和知識體系，任何一個國家的傳統文化均具有鮮明的地域性、民族性和時代性等特征。加入WrO是我國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的重要舉措。經濟全球化是當代世界經濟發展最根本的特征和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它既是資本擴張與增值的經濟過程，又是思想文化激蕩·與碰撞的政治過程。作為經濟和政治過程的統一，經濟全球化在產生經濟整合的同時衍生出文化沖突，在推動國際交流合作的同時引發民族及地區間的摩擦。加入W10勢必加劇這些矛盾的進一步激化。為此，我們必須堅持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把握機會，迎接挑戰，在批判、繼承和創新傳統文化的基礎上，發展社會主義意識形態。

一、中國傳統文化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

(一)文化與意識形態文化是人類為廠滿足自己的欲求和需要而創造出來的物質和精神成果。作為人類改造世界的方式、能力和結果，文化既表現為有形的物質存在，又表現為內在的精神狀態。為了物質上的滿足，針對自然界，人類創造了物質文化；為了精神上的滿足，針對人類自身，人類創造了精神文化。由于文化幾乎涵蓋了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我們通常對文化作出較為狹義的解釋，而特指精神文化。精神文化分為知識型文化和心理型文化兩大類。知識型文化往往以相對穩定的形態表現在人們面前，它包括教育、科學、哲學、史學、語言、宗教、文學和藝術等；心理型文化則潛在地蘊涵于人們的風俗習慣之中，它包括民族精神、社會心理和個體心理等。概而言之，精神文化主要指人類在一定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基礎之上，通過教育、科學、哲學、史學、語言、宗教、文學和藝術等形式表現出來的價值取向、心理定式和行為準則。人們在一定條件下的生存方式，如生產方式、消費方式和生活方式等亦屬于精神文化的范疇。就精神文化的現象而言，其內在蘊涵和外在形式極其復雜，它是社會因素各個方面相互作用的結果。每一種文化的形成均涉及生物、地理、歷史、政治和經濟等各種要素，這些要素對文化特性的形成均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但都不是惟一的。雖然“經濟與文化其他方面的關系要比地理環境與文化的相互關系更為密切，但這并不意味著文化生活的每個·特征都由經濟狀態所決定。我們看不到經濟力量如何決定藝術風：格、禮儀和特殊的宗教信仰的形式。相反，我們看到的是經濟和文化相互作用、互為因果”①。文化呈現為一個連續不斷的動態過程，它是特定社會和特定時代的產物。文化擁有一個連續不斷的積累過程，它是任何社會和任何時代都必須直視的歷史遺產。我們每一代人都面臨著一定的、不容選擇的文化環境，同時，我們每一代人都根據自己的經驗和需要對繼承下來的文化加以改造，拋棄過時的理念，注人新的內容。有鑒于此，眾多歷史交織的同一社會里，先前文化的某些特征總會以各種方式存在于后續的文化現象中，民族國家的歷史越是悠久，民族文化的積淀就越是深厚。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傳統文化是固化的過去，凝聚著古代思想理論之精華，體現著全部歷史活動之表征。文化傳統則是動態的現實，并不代表傳統文化的全部，而是經過選擇和積淀的傳統文化。文化傳統的本質和核心是人本身，它是人為實現自身價值和滿足自身需要，對所獲成果的一種強調，體現出人主體性所特有的能動與創造。作為人特殊勞動過程的一種結果，文化傳統在歷時性與共時性的交織之中，得到了重新篩選和沿傳。通過一代又一代人創造性的歷史活動，文化傳統不斷獲新的生命與活力，在現代社會中煥發出新的力量與生機。因此，一定的文化總是歷史的、時代的、民族的，由民族群體在共同的社會環境中創造，由民族成員在共同的歷史傳承中保持、完善和弘揚。它植根于民族群體的土壤，反映民族群體的本質，折射民族群體的特征，維系著民族群體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具有獨立性、穩定性和全民性的特點。意識形態是一種自覺地反映一定社會集團經濟政治利益系統化、理論化的思想觀念體系，是一定社會集團、階級的政治理想、價值標準和行為規范的思想基礎。作為意識形態一般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意識形態是一個內涵非常廣泛的概念，它是千百年來歷史上形成的傳統的道德價值觀念、倫理思想、心理情感、風俗習慣、交往方式與現代社會中為統治階級所倡導的、為經濟基礎服務的、以政治法律思想為核心的占統治地位的思想觀念相互作用而表現出來的價值取向。它滲透在人們日常的生活行為方式之中，既奠基于歷史的傳統，又受制于現實生活中的統治思想，還不可避免地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文化傳統是意識形態觀念體系形成和發展的思想源泉。文化的繼承和發展，意識形態的承繼與演進，反映出歷史與現實之間的不可割裂性。思想意識獨特的歷史繼承性和發展慣性，為任何一個社會形態或多或少地打上了過去歷史時代的思想烙印。在現實小挖掘歷史的軌跡，在歷史中尋找現實的脈絡，以古明今，以史鑒后，構成了生生不息的文化流程，凸顯出思想意識的歷史繼承性，使一定時期的思想意識具有時代性的同時并蓄了歷史的延續性。與此相適應，某種意識形態一方面總是反映現實世界的物質經濟關系，另——方面則往往保留著歷史上形成的反映過去物質經濟關系的思想觀念。民族的從來都是世界的，傳統的歷來也是時代的。一個民族與其他民族的差異表現為民族文化，顯示出世界文明的斑斕和多彩；同一個民族不同時代的差異，顯示出歷史的繼承-與發展。作為特定的人群在特定的生存條件下進行生存的表現，文化同組成社會的民族群體相關，同民族群體的社會變遷相續，這正是文化傳統得以存在和發展的空間。就意識形態的思想源泉而言，文化傳統是特定意識形態形成和發展的前提和條件，對思想觀念的形成和發展發揮著導向和整合作用。因此，意識形態的形成和發展既不能離開現實社會的物質經濟關系，也不能與該社會的文化傳統脫節。在這甩，歷史和現實達到了某種程度的協調。綜觀世界歷史，任何一種新的思想觀念，無論產生于本土：，還是來源于外在，最終都只有在民族國家既有的文化傳統山口以闡釋和升華，方能生根發芽。在這個過程中，意識形態小斷選擇、改造著特定的文化傳統，文化傳統亦在不斷變化著的意識形態中得到延續和發展。文化傳統是意識形態觀念體系形成和發展的心理支撐。價值觀是文化傳統的核心，個人和群體行為受思想觀念的激勵，歸根結底來源于價值觀的支配。作為人類歷史所創造的精神成果，文化傳統通過遺傳和繼承決定了社會個體的語言、心理、思維等結構，進而決定丁社會群體的社會意識、價值觀念和心理素質，并潛移默化地積淀為意識形態觀念體系的心理支撐，發揮著價值導向莉t精神激勵的功能。在觀念體系形成和發展的實踐中，文化傳統以其特有的運行機制通過影響社會成員的心理定式和價值判斷來協調社會成員的行為規范，以此對社會團體的行為準則發生作用，影響和制約意識形態觀念體系的凝聚和提升。思想觀念的歷史特質和現實規范往往相互聯系、不可分割。這是歷史發展的積淀與現實需要的彰顯交織的結果。歷史特質內含文化傳統，構成意識形態觀念體系的內在繼承性；行為規范外現時代要求，反映出意識形態觀念體系的時代特征。意識形態觀念體系的心理支撐來源于社會群體對文化傳統的認同，這種認同取決于社會成員的民族意識，取決于社會成員對先在的、作為民族生存方式的文化模式的肯定和禮拜。任何一個民族、群體、個人，不僅包括了以特定遺傳基因為內容的血肉之軀，而且包括了以特定文化遺傳為內核的心理積淀。換言之，以一定文化心理為基礎的社會成員的個體行為必須受到一定的社會環境的陶冶，并按照一定的文化準則形成社會的群體行為，作為社會存在思想反映的意識形態不可避免地受制于這樣的文化定式。社會成員思想觀念社會化的強制力除了統治階級的因素之外，還表現為文化傳統所提供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準則。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認同一種文化傳統意味著信仰和遵循這一文化的基本價值和行為規范，統治階級亦不例外。盡管在某些情形下，意識形態的觀念體系可以推崇與文化傳統相異的價值觀、選擇另類的行為方式，然而，無論是推崇還是選擇，歸根到底仍然要與特定的文化歷史傳統相結合，與社會成員俗定成規的心理定式相一致。(二)優秀傳統文化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是以歷史唯物主義為世界觀基礎，反映無產階級的根本經濟政治利益的、自覺的、系統化的觀念體系。社會主義的文化意識形態就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文藝理論、藝術形式、道德風貌、行為方式、思維取向、風俗習慣等所表現出來的政治意向性或階級性。文化的發展是一個歷史的連續體，每一個民族的文化都是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在母體文化的基礎上延續和發展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也不例外，其基石的構建離不開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鋪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繼承和弘揚了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1．愛國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統一愛國主義是歷史上形成的，以維護祖國利益為最高職則，并反映了歷史進步趨勢的思想觀點和行為模式。愛國主義是世界上各個民族普遍推崇的思想情感，中國歷史上的愛國主義，以其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和團結御侮的不屈精神為特征，為歷代中國人所注重和傳承。“易之興也，其與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①中國主流文化體系的儒家學說本身就滲透了強烈的憂患意識，表現出對國家、民族和社會生存與發展前途的關注，以及對視天下為己任的愛國主義情感的高揚。“君子憂道不憂貧”。；“生于憂患，死于安樂”③；“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④；“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位卑未敢忘憂國，⑥；“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Q)。綜觀中國歷史，愛國主義如同一根紅線貫穿著中華民族的發展過程，凝聚著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精華，構成了中華民族的立國之本。中華愛國傳統的思想基礎是對祖國深厚的感情，其核心是祖國的利益與尊嚴，其原則是維護祖國的利益。中華愛國傳統的特點在于它的歷史性和進步性，即歷史上所形成的、反映歷史進步趨勢的“祖國利益”才是愛國主義的重要內容。中華愛國傳統的形成經歷了從感性上升為思想觀點、再轉變為行為模式，由淺人深、由低到高的發展過程。作為思想觀點，中華愛國傳統表達了愛國主義的人生觀、價值觀和道德觀，即為祖國的利益而奮斗的精神風貌，獻身祖國的價值取向，以及自覺維護祖國利益與尊嚴的民族氣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①，“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②，“僵臥孤村不自衰，尚思為國戍輪臺”③等詩章就是這種人生觀、價值觀和道德觀的真實寫照。作為一種行為模式，中華愛國傳統在國家和民族利益上，反對侵略，捍衛國家和民族的獨立與安全，實現民族間的平等與聯合；在群體與國家的關系上，反對分裂，維護國家統一，地方擁護中央，個別民族支持整體民族；在個人與祖國的關系上，個人利益服從祖國利益，必要時為祖國的統一和繁榮貢獻生命。文天祥寧死不屈的浩然正氣、岳飛精忠報國的赤膽忠心、鄧世昌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就是這種行為模式的突出代表。近代以來，中華愛國者們為振興中華進行了艱難的探索，社會主義制度是千百萬仁人志士用鮮血換來的歷史選擇，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這是全體中國人通過實踐得出的共同結論。愛國主義是社會主義的基礎，社會主義是愛國主義的升華，只有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當代的愛國主義才能成為充滿實際內容的思想和行動。在這個基礎上，愛國主義與社會主義統一起來了o2．群體意識與集體主義的結合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群體意識孕育了中華民族整體為上的思維傳統。代表中國傳統文化主流的儒家學派將天、地、人合為一體，把三者視為一個整體，形成了以三者的和諧統一為基礎，以不破壞整體協調為特征的傳統思維定式。中國傳統文化另一主要學派道家則在強調人與自然、人事與天道協調的基礎上，追求主觀與客觀、人與環境之間的平衡與和諧，引發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維方式，其“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的心態折射出整體為上的群體意識。除此之外，中國傳統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墨家的思想亦滲透了“天下尚同”的政治訴求。在文化心理上，整體為上的群體意識使大一統的理性自覺積淀成深層的社會心理。所謂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人力，仰取象于天，俯取度于地，中取法于人，天下一家，民胞物與，四海之內皆兄弟。在治國方略上，整體為上的群體意識使《中庸》所宣揚的“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的思想匕升到了本體論的高度，所謂“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而以“兼愛”為核心的墨家，也主張“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并提出要尚賢、尚同、節用、節葬、非樂、尊天、事鬼、兼受、非攻等。在價值推崇上，整體為上的群體意識使個人自我價值的實現必須以個體和群體的協調為前提，從而建立起立足于群體運轉之上的集體主義原則，全局利益高于局部利益，整體利益高于個體利益。為了從整體存在和心理滿足中實現自身的價值、完成生存的道義，人們不惜犧牲個人的利益乃至生命，從而培育出一種以他人為重、以集體為懷的高尚情操，表現出中華民族以小我成全大我，以犧牲局部利益成全整體利益的高尚品格。在新的時代，集體主義仍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道德建設的基本原則，它內在地包含了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的關系，蘊涵著個人與集體關系的認知和選擇，把個人利益同集體利益結合起來，使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與其他一切道德尤其與資本主義道德根本相左，集體主義體現了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整體利益，它是衡量個人行為和思想品質的最高標準，也是調節個人與社會的關系、指導個人行為的最一般要求。在這個基礎上，群體意識與集體主義結合起來了。3．民惟邦本的人本思想與為人民服務的精神理念民惟邦本是中華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早在夏初，人們就已注意到民眾是護衛邦國的力量，所謂“眾非元后，何戴?元后非眾，何以守邦?”①。商周統治者認為“民之所欲，天必從之”G)，因而有了“重我民”、“罔又惟民之承”、“視民利用遷”、“施實德于民”③的宣示。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的孔子所創立的“仁學”，其核心內容就是“愛人”，所謂“大畏民志，此謂知本”④，這一思想后來被概括成為“民惟邦本，本固邦寧”③的民本思想。孔子還主張“泛民眾”，要求統治者實行“庶民”、“富民”、“教民”政策。⑥孟子創立的“仁政”進一步提出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理念⑦，明白無誤地表達·了民眾比國家、君主還要重要的思想。除此之外，先秦諸子幾乎都有強調民惟邦本的思想。老子曾說，“圣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咽。韓非子認為“聞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順人”⑧，“利之所在，民歸之”。⑩正因為民眾是國家之本，所以“保民而王”，“民猶水也，君猶舟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山所謂“民者，萬世之本”，“與民為敵者，民必勝之”②；“天下之務莫大于恤民”，只有“行仁政”，才能合乎“天意民心”③。近代以來，許多先進的思想家繼承了古代民本思想的傳統。在康有為所描繪的“至仁至治”、“盡善盡美”的大同世界里Q)，我們仍能看到民惟邦本思想的光輝。至于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思想，特別是民生主義方面更是直接繼承了孔子“愛民”、“利民”和“富民”的主張。在新的時代，民惟邦本對于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社會主義的出發點是人民的需要和人民的利益，社會主義的最終歸宿亦是滿足人民的需要，給人民以實際的利益。為人民服務是現代條件下民惟邦本思想的發展，為人民服務，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就是要使廣大人民群眾在社會發展進步的基礎上不斷獲得切實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利益。因此，為人民服務始終是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的核心。在這個基礎上，民惟邦本的人本思想與為人民服務的精神理念形成了現實的統一。4．剛健有為、自強不息的歷史傳統與團結奮斗的時代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⑤的歷史傳統，集中地反映了中華民族朝氣蓬勃、奮發向上的頑強生命力，形象地體現了中華民族百折不撓、完善進取的開拓精神，凝聚成為中華民族勤勞勇敢的風俗習慣與傳統美德。它具體包括：頑強拼搏的勇敢精神，努力躋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強精神，除舊、革新的意識與觀念，積極樂觀的人生哲學與信念。剛健有為、自強不息的歷史傳統來源于孔子所倡導的積極有為、奮發向上的人生態度，奠基于孔子所推崇的剛正不網、威武不屈的浩然正氣。所謂“學而不厭”、“為之不厭”，“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才之將至”。①所謂“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③。正如孟子所言：“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③“故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④因此，“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惟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圣賢發憤之所為作也。”⑤魯迅先生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于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于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⑥正是這種一予貫之的歷史傳統，凝聚了中華民族堅強不屈的民族精神，增強了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民族向心力，哺育了中華民族獨立自主、不斷進取的民族斗志，成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所倡導的團結奮斗、一往無前精神的歷史積淀。為此，江澤民同志指出：“前進的征途不會一帆風順。奮斗就會有艱辛，艱辛孕育新的發展。要把現代化事業干成功，必須有一種不畏艱難、頑強拼搏的鋼鐵意志，一種堅忍不拔、敢于勝利的英難氣概。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都要自強不息，勵精圖治，致富思源，富而思進，不斷攀登事業的新高峰。”山在這個基礎上，剛健有為、自強不息的歷史傳統與團結奮斗、一往無前的時代精神構成了現實的融合。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其中的精華，除上述幾個重要方面外，還有許多寶貴的思想文化精髓，在當代中國仍然具有現實意義，如抗擊強暴、英勇不屈的民族氣節，同甘共苦、團結互助、顧全大局的倫理規范，艱苦樸素、勤勞堅忍的責己意識，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自然觀，言行一致、扶弱濟貧、尊老愛幼、尊師重教的良知品格等。

第三篇：網絡傳播與政治力量影響的思考

隨著網絡技術的飛速發展和世界全球化的趨勢增強，網絡已經成為了人類傳播的新領域。在這一環境下，網絡開始影響和改變以往的政治傳播模式，同時也給政治力量帶來了新的挑戰和機遇。而在這一過程中，政治力量同樣對網絡傳播進行著影響與控制。

網絡傳播與政治力量的關系

1.網絡傳播與政治力量的和諧共振

2008年

6月20日，胡錦濤視察人民日報社時，做客強國論壇和網友面對面交流，表示“通過互聯網了解民情、匯聚民智，是一個重要的渠道”。由此可見，網絡作為一個信息交流、意見形成的“政治空間”，早已引起了政治力量的高度關注。同時政治力量給予了網絡傳播高度的重視和充分的肯定，這對網絡傳播的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網絡的“正向”傳播力對政治力量也起到了積極的影響。在四川汶川大地震發生后，傳統媒體的力量畢竟有限，許多感人的故事與受災細節不能全部展現。而網絡傳播恰恰彌補了這種缺憾，讓受眾更為全面與真實地看到了災難發生后政府的反應，國家的積極救援。在網絡傳播中，凸顯出全中國人民高度的凝聚力，這對政府實施救援，穩定大災后全國的社會穩定和迎接奧運會都有著積極的促進作用。

網絡傳播與政治力量利用自己的優勢恰到好處地影響著對方，有機地相互結合，力圖達到和諧共振、取得最佳效果，這種理想狀態的獲得正是網絡傳播與政治力量相互影響的價值所在。

2．網絡傳播與政治力量的博弈

⑴大選中的博弈

2008年美國大選中出現了一個新的焦點：誰會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位通過網絡傳播爭取民意被選出的總統？2007年3月5日，網絡上出現了一條時長只有1分14秒名為“希拉里1984”的惡搞視頻。短短兩周時間里，這個視頻成為全美關注的焦點。最終希拉里退出了大選，很多人認為這個通過網絡傳播傳遍美國的惡搞視頻是她被迫退出大選的原因之一。通過此事件我們可以看到網絡傳播的巨大力量，此時，它的控制力與操縱力都遠遠超過了政治力量。

⑵戰爭中的博弈

科索沃戰爭第一次把戰火燒到了網絡領域，北約和南聯盟雙方在網絡傳播中上演了相當精彩的“對手戲”。戰爭一打響，北約就開設網頁，對南聯盟進行大規模的在線宣傳，此時的網絡傳播已經成為政治力量在戰爭中的武器。南聯盟主要媒體和政府機關也都在互聯網上設立自己的網頁，反映戰爭真相，以此打破北約媒體的新聞封鎖和輿論圍剿。由此可見，政治力量在戰爭中完全控制了網絡傳播。

由以上兩個事例看出網絡傳播與政治力量的相互博弈，二者在控制力和操縱力上過于強大時都會將對方徹底壓倒，從而在雙方關系上呈現出一種失衡的狀態，不利于大眾傳播的展開。

網絡傳播與政治力量博弈的原因

1．從制度層面闡釋

⑴產生于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原因

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是以私有制為主體的社會制度。雖然近些年資本主義政府采取了一些緩和社會矛盾的方法，但是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與剝削仍然存在并根深蒂固。因此，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中，無論是網絡傳媒還是政治力量，所追求的是各自的經濟利益，這正是網絡傳播與政治力量相互博弈產生弊端的根源所在。

⑵產生于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原因

以我國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國家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制度，我國的政治力量便是執政黨——中國共產黨，人民與執政黨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而中國的大眾傳媒,包括國內的網絡傳媒正是代表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利益。由此我國的網絡傳播與政治力量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這有利于對網絡傳播進行宏觀管理。但是，幾十年來，我國的大眾傳媒一直充當著黨和政府的喉舌，即教育功能相對突出，而監督功能則由于種種原因相對不足，對一些事件采取報喜不報憂的態度，對于事件報道的實效性不強,從而限制了網絡傳播的自由度，使網絡傳播與政治力量產生博弈。

2．從時間變遷上看

隨著時間的變遷，網絡傳播與政治力量相互的影響是在不斷變化的。可以說早期的網絡傳播是戰爭的工具，戰爭結束后網絡傳播繼續充當著政治力量的工具，但是同時網絡傳播也開始追求自身更大的發展空間。網絡傳播的不斷壯大，使其成為世界全球化發展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它也正努力使自己不再被政治力量所控制而成為一支獨立的、自由的力量。由此，政治力量的控制欲與網絡傳播的獨立愿望所產生的矛盾也是二者相互博弈的原因。

尋找網絡傳播與政治力量相互影響的最佳契合點

1．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

美國的網絡傳播中，有相當一部分網絡媒體和消息發布者追求的是點擊率、經濟效益，追求一種個性的張揚甚至是嘩眾取寵，從而使網絡傳播中的信息真假難辨，有的虛假信息甚至會對政治力量或國家產生消極的影響，所以網絡傳媒和網民的自身素質絕對是優化網絡傳播的關鍵所在。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一些信息和報道中帶有明顯傾向性與不實因素,絕不僅僅是由于網絡傳播的運作失當而產生的，美國的主導政治力量才是其根源。美國政治力量利用其強大的權力將網絡視為其向民眾喊話的傳聲筒，這種強勢的做法勢必會引起當代網絡傳播參與者的不滿，由此本就存在的網絡傳播與政治力量之間的矛盾也會更加激化。

當然，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網絡傳播和政治力量所追求的都是經濟利益，所以只要資本主義制度不改變，網絡傳播與政治力量的不協調關系就無法根本改善，只能通過雙方運作方式和態度的改善來緩和他們之間的矛盾與不協調，力求使雙方達到一個較為適當的契合點。

2．以中國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國家

在社會主義國家，包括受眾在內的網絡傳播的所有參與者,與國家的政治力量即執政黨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在社會主義國家基本不存在網絡傳播與政治力量之間尖銳的矛盾。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網絡傳播應當是國家政治力量與人民群眾之間溝通的橋梁，從而使政治力量能清晰直接地了解大眾的需求與想法，也使大眾更為直接地參與到民主政治中。

雖然我國對于信息化建設高度重視，也取得了相當的成就，但是，實際上我國對于網絡傳播優勢的建構還遠遠不夠。一個政府要想在政治傳播中影響和贏得民意, 需要利用和開發網絡媒體帶來的軟資源,制造輿論、設置議程, 從而形成自己的軟力量優勢。如何建構網絡政治傳播優勢，需要國家在戰略上的高度重視，在加大“硬件”設施投入力度的同時，更要在傳播內容、方式、方法這些“軟件”的創新上采取新的策略。只有網絡傳播與政治力量在相互影響中各自完善不斷融合，二者才能達到最佳契合點。

第四篇：【案例】中國的兩種宴席范文

中國的兩種宴席

2008年06月21日

青年參考

多年來，我多次訪問中國并在那里生活，練習用筷子的技能和學會跨越文化鴻溝，現在我想向讀者傳授一點個人體會。

作為一名在中國從商的外國人，如果你對中國做生意當中的一些做法有所了解，就能為你省去不少麻煩。我這里要講的是中國宴席。

我參加過數百場吃喝盛會，但歸納起來不外乎兩種，一種是真宴席，一種是假宴席。我的看法是，在你拿起筷子前，要明白自己面對的是哪一種。

先說真宴席。這是與你的中國朋友歡聚的場合，屬于那種安逸的、讓人放松的聚會。在我的印象中，如果你拒絕這種宴席，那可是件嚴重的事情。你會因此失去結交知心朋友的機會，或至少會使他人猶豫以后是不是該請你加入他們的圈子。這意味著你可能會失去中國人的“關系”，而這是在中國長期做生意不可缺少的東西。

在朋友聚會時，沒人在乎你是不是把湯灑在碗外，是不是懂敬酒的禮數，或者因為不會用筷子而老是把食物掉在桌上。你可以展現真實的自己，放下你作為西方人的客套。但是，你如何知道自己身處這種宴席呢？一個明顯跡象是，沒有人老是站起來敬酒，不停地稱贊你的友誼，因為你們的友誼早已確立。所以，你可以放心地喝，開幾句玩笑，不用擔心次日上班時會被人拽到盥洗室訓話。

不過，在這種場合你也要注意。你不要吝惜對中國進步的贊譽，不要過于停留在他們的不足上面，有關你自己國家的所謂優點要少說。最后，永遠別忘了搶著去付賬。可能到最后根本用不著你出錢，但你必須努力去這樣做。

現在我們來看看你的中國商務之旅的艱難所在。

我將“假宴席”稱之為“發現事實的宴席”。通常在這種場合會有你聽說過的官員和商人參加，場面看起來就像是重大婚禮，似乎是個十分有趣的場合。但請相信我，事實不是這樣。坦率地說，大多數這種宴席都讓我覺得討厭。

這種虛假的宴席總是一種試驗場，你的潛在商業伙伴會借此挖出你的所需、了解你的性格，或許還會從中發現你的弱點。這種宴會不是休閑而是工作，它只能讓人筋疲力盡。但是，除了考察你未來伙伴的盈虧狀況、財務和業務歷史之外，這種宴席是你在中國從商最重要的部分了。

為了對付這種吃吃喝喝的苦差事，你必須要有耐心、沉著應戰，而且對在座的掠食者要有鯊魚般的本能。如果你足夠聰明，這種假宴席會為你所用。不要忘記這只是生意。

我們來看看這種宴席是如何進行的。

你會聽厭那些冗長空洞的贊美之詞，通常都是稱頌你們的友誼如何偉大。要記住他們只是你剛剛見面的人，對這些贊美不必在意。不過，如果你觀察敏銳，這些漂亮話會透露出宴席的社會結構——通常都是那些有權力的老板說得最多，其他的發言也往往與他們的地位和實力對應。

其間，你必須嘗嘗端上來的每道菜，并且不要忘了夸贊其味道鮮美，或至少說一些“有意思”和“別致”之類的話。你必須假裝自己很享受沒完沒了的敬酒。你用筷子的技能必須說得過去。你不要說得太多。最重要的是，你必須會喝白酒。關于這一點，不妨看看英國商人布賴恩·索頓(Brian Thornton)的忠告：

“不要同意在上午簽合同。下午會好得多。因為，如果他們頭一晚為你大擺宴席，次日上午你的精神不會好。中國人的另一個奇怪之處是，他們晚上可能喝得一塌糊涂，但第二天仍能早早起來，精力充沛地投入工作……這給了他們相對于大多數西方人的明顯優勢，通常他們會利用這一優勢。”

所以，在中國，要吃就吃、要喝就喝，但要小心。

第五篇：淺論消費主義文化與中國意識形態安全

淺論消費主義文化與中國意識形態安全

一、消費主義文化

消費主義文化是20世紀伴隨西方消費社會到來而出現的一種文化思潮和生活方式，是一種以推銷商品為動力，以消費至上價值觀為核心的文化現象。在中國，雖然消費社會尚在形成之中，消費主義文化也并未成為一種主流意識形態，但現代消費觀念正在逐步滲透到中國人的日常行為之中。

在很多情況下，消費主義代表一種意義的空虛狀態和不斷膨脹的欲望和消費激情，帶有一定的貶義色彩。它最明顯的特征，是將對商品象征意義的消費看作是自我認同和社會認同的實現，看作是高質量生活的標志和幸福生活的象征。

消費主義文化，換言之，這是一種后現代消費觀。后現代消費的突出特征表現在，它是一種“異化”的與炫耀性的消費。

有學者將當代消費行為歸納為六大特征：一是早熟消費，即消費水平和質量超過了經濟發展的實際水平；二是畸形消費，即消費內容過多、過快地向高檔化和享受型傾斜；三是豪華消費，即追求不切實際的奢侈、氣派和浮華；四是炫耀消費，即把高消費當作實現社會優越感和虛榮心理的手段；五是懸空消費，表現為追求一種脫離經濟發展以及個人消費承受能力的消費；六是情緒化消費，即把消費對象的占有、享受作為彌補精神空虛的手段，等等。

二、我國的意識形態安全

目前就我國而言，國家意識形態的安全主要是指維護我國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不受各種因素的干擾和侵犯，堅定社會主義信念，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以便推動我國走出全球化境域下國家意識形態方面的困境，進而繼續發揮其凝聚社會成員、維持社會穩定的安全閥作用。我們強調國家意識形態安全并不是要求全體民眾在政治認識上高度一致，在行為方式上整齊劃一，而是要求思想上、政治上、價值觀念上的個性和分歧從屬于共同的社會信仰、政治理想和主導價值。

三、消費主義文化對我國意識形態安全的威脅

伴隨全球化而來的多樣化價值觀不斷沖擊著社會主流文化和主流價值取向，使社會成員處在價值觀念的沖突中，原本普遍認同的行為規范和價值取向在這種沖擊下影響力不斷減弱，表現在我國就是社會成員的馬克思主義信仰、價值觀出現不同程度的淡化，且經常被置于邊緣的位置，個別情況下竟然面臨著失語的危機。

其中，消費主義思潮就威脅著我國國家意識形態安全。西方社會的消費主義文化一味強調個人的自主地位、個人自由選擇，承載的不僅僅是現代民眾居家度日的準則和倫理，它強調的是西方意識形態的意志在思想道德、價值觀念等方面對民眾日常消費行為和生活方式的控制和主宰。

在現時代，消費主義文化對國家意識形態安全構成的威脅，主要在于潛移默化地誘使我國民眾在生活方式、消費觀念、價值取向、處世哲學等方面日益向西方認同，并不斷剝離和解構著我國民眾對理想信念、政治信仰和集體主義價值觀的神圣感和崇高感。

面對風險和挑戰，如果僅僅一味依賴于御“敵”于國門之外的“屏蔽”思維和“封堵”策略，不僅無助于安全問題的解決，反而會造成意識形態領域的封閉和凋零。為此，我們必須轉換安危理念，建構安全機制，以軟實力提升作為意識形態的理論生長點，不斷創新和發展國家意識形態，使之切入社會實際，表征新的時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