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九三學社先賢風采選錄

九三學社先賢風采選錄

王淦昌

王淦昌(1907年5月28日―1998年12月10日)，出生于江蘇常熟。核物理學家。1955年被選聘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1950年加入九三學社。九三學社第四、五、六屆中央委員會委員，第七屆中央委員會常委，第十屆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

王淦昌自幼好動又好學，先讀私塾，1916年轉入太倉縣沙溪小學，13歲到上海，就讀浦東中學。1924年高中畢業，接著進了外語專修班。半年后，又進了一所技術學校，學習汽車駕駛和維修技術。1925年8月，考入清華大學。1929年6月畢業于清華大學物理系，留校任助教，在吳有訓教授指導下完成論文《清華園周圍氡氣的強度及每天的變化》，這是我國第一篇有關大氣放射性的實驗研究論文。

1930年王淦昌考取江蘇省官費留學，到德國柏林大學威廉皇家化學研究所讀研究生，師從著名的女核物理學家Meitner。

他留學德國時，正值核物理的黃金時代。當時柏林大師云集，德國物理學界群英薈萃的學術討論會經常舉行，這對年輕的王淦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他剛到柏林時，聽到關于Bothe用α粒子轟擊鈹核產生強貫穿輻射的報告。玻特將它解釋為γ輻射。王淦昌對此解釋有所懷疑，曾兩次向邁特納建議，用云霧室做探測器，重復玻特的實驗。他認為，用云霧室比用計數器更能弄清玻特發現的貫穿輻射的真正性質，但未被邁特納采納。1932年，英國物理學家Chadwick采用電離室、計數器和云霧室證實玻特的貫穿輻射不是γ射線，而是一種尚未發現的中性粒子――中子。為此，邁特納曾十分惋惜地對王淦昌說：“這是個運氣問題。”1935年，查德威克因此榮獲諾貝爾物理學獎。在邁特納指導下，王淦昌于1932年1月發表了“關于RaE連續β射線譜的上限”的論文；1933年12月完成了關于內轉換電子研究的博士論文，獲得博士學位。取得博士學位后，王淦昌決定回國。當時有人勸他說：“科學是沒有國界的。你是科學家，中國沒有你從事科學研究的條件。”王淦昌回答說：“我是學科學的，但我首先是中國人。現在，我的祖國正在遭受苦難，我要回到祖國去為她服務。”回國前，他曾去英國、法國、荷蘭、意大利等國作學術訪問，訪問了卡文迪許(Cavendish)實驗室等歐洲著名科學中心，會見了盧瑟福、查德威克、埃利斯等物理大師。1934年4月，王淦昌回到了祖國。那時國內物理研究的條件很差。他認為首先

要培養人才，以使近代物理在中國生根開花。他先到山東大學物理系任教授，后到浙江大學物理系任教授。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爆發。10月，日本侵略軍逼近杭州。浙江大學被迫先后遷往浙江建德，江西吉安、泰和，廣西宜山。在顛沛流亡途中，王淦昌堅持教學與實驗研究。

1940年初，浙江大學遷到了貴州遵義，有了比較安定的教學與研究環境。1940年，王淦昌讀到一篇德國的關于熒光粉的文章，產生了興趣，開始進行研制，結果在中國首次制出了熒光粉。在遵義期間，王淦昌集中閱讀了當時有關中微子問題的論文，于1941年寫出一篇題為“關于探測中微子的一個建議”的論文，提出通過輕原子核俘獲K殼層電子釋放中微子時產生的反沖中微子的創造性實驗方法。1941年10月13日，他將論文投寄到美國《物理評論》(Physical Review)。1942年1月，該刊發表了這篇短文，立即引起美國同行的重視。這是他早年最重要的一項研究工作，此項成果榮獲第二屆范旭東先生紀念獎。

1941年，浙江大學理學院又遷往遵義附近的湄潭縣。王淦昌在湄潭工作、生活了5年，從1943年開始，王淦昌還擔任了物理系主任。在繁重的教學與行政工作之余，在十分艱苦的條件下，他堅持實驗研究和理論研究，先后發表了9篇論文。6篇是有關實驗方面的：“宇宙線粒子的新實驗方法”，“γ射線的若干化學效應”，“中子的放射性”，“中子和反質子”，“一種有機活化ZnO?ZnCl2磷光體”，“用機械方法產生磷光”。3篇是有關理論研究的：“核力與引力的關系”及2篇“五維場論”。

通過教學與研究，王淦昌在這一時期，培養出一批優秀的青年物理學家，其中包括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李政道。

1946年，王淦昌隨浙江大學遷回杭州。1947年9月，王淦昌作為訪問學者前往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從事研究工作，他與Jones合作研究有關宇宙線中介子衰變的問題。1948年，發表了《關于介子的衰變》一文。1949年1月王淦昌回到祖國，他用自己的節余購買了國內奇缺的用于科研的電子元器件和一個直徑30厘米的云室。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王淦昌的科研事業獲得了新生，聰明才智得到了充分發展。1950年4月，他應錢三強的邀請到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員，分工主持宇宙線方面的研究工作。1952年5月到9月，他與吳恒興、林傳騮赴朝鮮戰場，在極其艱苦與危險的條件下，完成了探測美軍是否使用原子武器、投擲放射性物質的任務。1952年秋任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長，主持日常工作。1952年10月至11月主持制定了近代物理研究所第一個五年計劃，強調了實驗研究和基礎研究，為以后的原子能應用以及高能粒子物理的發展打下了基礎。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王淦昌領導并參加了有關宇宙線的研究。他與肖健共同領導籌建位于云南落雪山海拔3185米處的中國第一個高山宇宙線實驗室。在他們領導下，在高山實驗室安裝了自行設計建造的磁云霧室。實驗室于1954年建成，開始觀察宇宙線與物質相互作用。共搜集到700多個奇異粒子事例，研究了奇異粒子性質，使我國在宇宙線方面的研究進入當時國際先進行列。

1956年9月，王淦昌作為中國的代表，到蘇聯杜布納聯合原子核研究所任研究員，從事基本粒子研究，后又被選為副所長。在聯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期間，他領導的物理小組首次發現了反西格馬負超子(～∑―)，首次觀察到在基本粒子相互作用中產生的帶奇異夸克的反粒子。1960年12月王淦昌從蘇聯回國，1961年4月，中央決定任命王淦昌為核武器研究院研究員，王淦昌欣然應允，決心以身許國。不久，他又被任命為副院長，負責冷試驗技術委員會的領導工作，改名為王京。從此他投身到我國核武器的研制工作。王淦昌隱姓埋名17年，為我國的第一顆原子彈、第一顆氫彈的研制以及地下核試驗，做出了重大貢獻。1999年被追授“兩彈一星功勛獎章”。

1964年12月，王淦昌獨立提出激光驅動核聚變的建議。在他倡導下，我國激光核聚變研究開始起步。1978年，王淦昌調回北京，任核工業部副部長，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長。在他直接領導下，先后開展強流電子束慣性約束核聚變和氟化氪(KrF)激光慣性約束核聚變的基礎性研究工作，為后來的慣性約束聚變獲取核能做出了開創性工作。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上掀起新技術革命的浪潮，這對我國來說，既是挑戰，又是發展我國科學技術、振興中華的良好機遇。1986年3月3日，王大珩、王淦昌、楊家墀、陳芳允等四位科學家上書中央，對跟蹤世界戰略性高技術發展提出建議。報告認為：“我國應以力所能及的資金和人力，跟蹤新技術發展的進程。因為真正的高技術是不可能引進的，我們必須從現在起就開始抓起來。”這個建議得到中央領導同志的極大關注和大力支持。3月5日，鄧小平批示“這個建議十分重要”，并強調指出“此事宜速決斷，不可拖延”。經過200多名專家學者的全面論證和反復修改，1986年11月經過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國務院批準，具有深遠意義的“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綱要”(即“863計劃”)在我國大地上破土而出。“863計劃”實施后，已取得一大批重要成果，不少工作進入國際先進行列，在我國高技術發展中起了帶頭和核心的作用，為國民經濟的發展和社會進步做出了直接的貢獻。人們將永遠銘記王淦昌等老一輩科學家為發展我國高技術事業做出的重大貢獻。1982年，王淦昌因發現反西格馬負超子和研制、試驗核武器方面的工作，榮獲兩項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1984年，他在聯邦德國駐華使館接受了柏林自由大學授予的榮譽證書，以紀念他在柏林大學獲得博士學位50周年。這種榮譽證書是專為獲博士學位50年后仍在科研第一線工作的科學家設立的。人們稱這樣的科學家為“金博士”。王淦昌也是一位國際主義者。他像世界上一些著名原子科學家一樣，熱愛世界和平，表現出高度的社會責任感。正是因為他研制過核武器，促使他以更強烈的愿望提倡從事和平利用核能的事業，特別是核聚變能的控制和利用，以使人類從根本上擺脫能源危機的困境。這是一項需要全世界的科技人員共同努力奮斗的事業。作為中國的核物理學家，他希望中國的科技工作者能在這項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事業中做出我們應有的貢獻。正是出于這種高度的歷史責任感，這種高度的國際主義和愛國主義精神，才使他不顧年逾八旬的高齡，仍不斷為受控核聚變能源開發這一科研項目，為發展我國的核電事業和加速器等儀器制造工業，為發展我國的高技術和基礎科學，特別是基礎性實驗科學，不遺余力地奔走呼號，埋頭苦干。

王淦昌堅持真理、主持正義、不畏強暴、同情受難者、先人后己、樂于助人、真誠坦蕩、謙虛謹慎、平易近人。面對“四人幫”之流的淫威，他橫眉冷對。他看人有他自己的價值標準，不是看人的地位高低，權力大小，而是看他對祖國、對人民、對科學的貢獻和為人的品德。在工作中，他和周圍的各種人都能友好相處，相互切磋。他的學生、助手病了，他都要親自去探望。在教學與工作中，他是學生和助手們的嚴師，要求大家學習、工作一絲不茍。在日常生活交往中，他給予大家的則是父兄般的愛。正如國務委員張勁夫為慶賀王淦昌80壽辰所寫的那樣：“無私奉獻，以身許國，核彈先驅，后人楷模”。

王淦昌歷任第二機械工業部第九研究設計院副院長、副部長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長及名譽所長、部科技委員會副主任，并曾任中國物理學會副理事長、名譽理事長，中國核學會理事長、名譽理事長，中國核工業總公司科技顧問，中國科協副主席，九三學社中央委員、常委、主任委員、名譽主席等職。

王淦昌的辦公室非常樸素，沒有任何裝飾。只有靠近辦公桌的墻上，有一幅書法家的墨跡，寫的是：“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他以此自勵，這同時也是他人生的真實寫照。“獻身、創新、求實、協作”是科研道德的四要素，王淦昌一生在這些方面為后人做出了表率。

鄧稼先

鄧稼先(1924年6月25日―1986年7月29日)，出生于安徽懷寧。核物理學家。1980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1951年加入九三學社。

鄧稼先的父親鄧以蟄是著名的美術學家和美術史家，先后任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鄧稼先出生后不久，全家遷往北平(北京)。“七七事變”時，鄧稼先在北京宗德中學讀書，日寇強迫老百姓舉旗“慶祝”，他氣憤地將小旗踩在腳下，漢奸為此到學校追查。為避迫害，16歲的鄧稼先與姐姐告別父母，繞道越南到了云南昆明，后到四川江津第九中學讀高中。1941年考入西南聯大物理系，受業于王竹溪。1945年于西南聯大物理系畢業，在北京大學物理系任教。

1948年夏，鄧稼先考取美國印第安州普渡大學物理系研究生。1950年8月，完成了博士論文“氫核的光致蛻變”，獲該校物理學博士學位。取得博士學位后，沖破重重阻礙，立即回國。

1950年10月，鄧稼先在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員，從事原子核理論研究。1952年晉升為副研究員。1954年至1958年，鄧稼先任中國科學院數理化學部副學術秘書，協助錢三強學術秘書和吳有訓副院長工作。在此期間，鄧稼先在彭桓武教授領導下，分別與何祚庥、徐建銘、于敏等合作，在1956―1957年的《物理學報》上相繼發表了“β衰變的角關聯”、“輻射損失對加速器中自由振動的影響”、“輕原子核的變形”等論文，為我國核理論研究做出了開拓性的工作。

1958年8月，鄧稼先調到新組建的第二機械工業部核武器研究所，任理論部主任，負責領導核武器的理論設計。后任研究所副所長、所長，核工業部第九研究設計院副院長、院長，核工業部科技委副主任，國防科委副主任。他是我國核武器的理論研究工作的奠基者和開拓者之一，是我國研制和發展核武器在技術上的主要組織領導者之一。

核武器研究所成立后，鄧稼先是優選來所工作的第一位高級研究人員。他負責領導核武器的理論設計并開展爆轟物理、流體力學、狀態方程、中子輸運等基本理論研究。當中國決定自己研制核武器時，鄧稼先立即組織理論隊伍對原子彈的物理進程進行大量的模擬計算和分析。他領導青年人利用僅有的幾臺電動計算機和手搖計算機，用特征線方法計算內爆型原子彈的物理過程，考察各種物理因素和參數對計算結果的影響，先后共進行九次，歷時將近一年。通過這些計算不僅獲得了正確的計算結果和物理圖像，而且積累了豐富的數值計算經驗，推動并深化了有關專業學科的研究，培訓了一批既有一定理論基礎又有數值計算實踐經驗和分析能力的青年科技骨干，邁開了中國自力更生研制核武器的第一步。

1962年底，鄧稼先領導起草了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理論方案，并參與指導核試驗前的爆轟模擬試驗。為了使理論工作更好地與試驗配合，理論部派出由青年研究人員組成的工作組，前往西北核武器研究基地，參加現場實驗，共同解決試驗中遇到的理論問題。鄧稼先本人也以理論部主任的身份參加了以王淦昌教授為主任的冷試驗委員會，參與指導核試驗前的各種模擬爆轟試驗。他經常深入實驗現場，與實驗人員研討實驗方案和測試結果，指導理論部工作人員做好實驗預估和結果分析。1964年秋天，他去新疆羅布泊參加我國第一次核試驗。10月16日下午3時30分，原子彈爆炸成功，原子彈的理論設計方案檢驗結果圓滿。

由于保密原因，鄧稼先公開發表文章和著作不多。人們知道的，是他和周光召合寫的“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理論研究總結”。這是一部核武器理論設計開創性的基礎巨著，它總結了上百位科學家的研究成果，既闡述了流體力學、爆轟物理、狀態方程、中子輸運等有關基本理論，又詳細描述了原子彈物理過程的各個發展階段的圖像，并對其中的物理規律作了深入的探討，諸如球面爆轟波理論，沖擊波與金屬的相互作用，沖擊波的聚焦和不穩定性，核材料壓縮度的粗估方法，裂變系統深燃耗的解析表達式等等。這部著作不僅對以后的理論設計起到指導作用，而且又是培養科研人員入門的教科書。

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之后，鄧稼先一方面組織人力研究原子彈的小型化，一方面率領理論部主力探索氫彈原理。1965年9月，理論部副主任于敏領導的一個科研組逐步明確了突破氫彈原理的可能途徑，他與大家一起分析計算結果，討論技術問題，反復分析技術難點，尋求解決途徑。在他和各位副主任領導下，終于形成了一套經過充分論證的工作方案，為領導正確決策提供了堅實的基礎。這個方案，后來被稱為鄧-于理論方案。根據這個方案，周總理決定，進行兩次突破氫彈原理的核試驗。試驗表明，此方案完全可靠。1967年6月17日，中國第一顆氫彈空爆成功。

鄧稼先不僅在核武器理論研究方面做出了重大貢獻，而且也十分重視核武器的實戰化。他親自參與提出和解決了許多提高核武器性能，突破核武器小型化原理等關鍵技術。80年代，我國核武器有幾次新原理的突破，都滲透著鄧稼先的智慧和心血。

鄧稼先對高溫高壓狀態方程的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貢獻。當時由于保密原因，國外不發表核材料的狀態方程，國內還不具備實驗條件。在這種情況下，鄧稼先指導科研人員從已經發表的其他金屬材料的狀態方程，推出了低壓區軸的狀態方程，同時，他又對托馬斯-費米(Thomas

Fermi)理論做出了修正，求出極高壓下的核材料狀態方程，并且巧妙地與低壓區狀態方程連接，給出了相當大區域之內完整的狀態方程，滿足了理論設計的需要。為了培養年輕的科研人員，他還寫了電動力學、等離子體物理、球面聚心爆轟波理論等許多講義。即使在擔任院長重任以后，他還在工作之余著手編寫“量子場論”和“群論”，但終因工作任務過于繁忙，再加上癌癥過早地奪去了他的生命，只寫了開頭幾章就輟筆，未能全部寫成。

鄧稼先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優秀代表，為了祖國的強盛，為了國防科研事業的發展，他甘當無名英雄，默默無聞地奮斗了數十年。他放棄了在國外優厚的生活條件，沖破阻力回國參加建設；他中止了已有相當成就的原子核理論研究，隱姓埋名投身于核武器的研究事業。他常常在關鍵時刻，不顧個人安危，出現在最危險的崗位上，充分體現了他崇高無私的奉獻精神。在突破氫彈原理的緊張階段，他的家庭受到“文化大革命”極大沖擊，但他沒有為家庭不幸遭遇所壓倒，他忍受著精神上的巨大打擊，仍然夜以繼日地緊張工作，為早日研制成氫彈而四處奔波。1971年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某些人利用連續三次冷試驗沒有得到預期結果的技術問題，組織不明真相的工人群眾向理論部進行批判圍攻。作為理論部主任的鄧稼先，如果在技術上說一句違心的話，他本人也許會暫時得到解脫，但很多無辜同事就將被連累，技術問題可能被歪曲、被掩蓋，給核事業帶來重大損失。他不顧個人安危頂住了種種壓力，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做了大量耐心細致的解釋工作，既使技術問題得以解決，又保護了一大批科技骨干，避免了重大損失。

鄧稼先身處領導崗位，但他謙虛真誠，能把大家團結起來。建所伊始，他是所里惟一的高級研究人員，可他既當老師，又當學生，虛心向比他年輕的大學生請教，從不擺領導架子。他善于發揚學術民主，博取眾長。在9次計算期間，專家云集，眾說紛紜，在他的領導下，建立了一種可使初級人員與高級專家在學術上平等討論的民主氣氛，這種風氣留傳下來，對核武器理論的迅速發展和幾次重要突破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從1958年至1986年，28年間，我國共進行了32次核試驗，其中有15次是鄧稼先親自指揮的，100%獲得成功。由于他的杰出貢獻，曾獲得1982年的全國自然科學獎一等獎，1986年的兩項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特等獎，1987年和1989年的兩項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特等獎。1984年他被評為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1986年7月被授予全國勞動模范稱號，榮獲國家“七五”期間第一枚全國勞動模范獎章。

由于從事著國家安全的特殊工作，他從不向任何人吐露工作內容或炫耀工作成就。通過鄧稼先在一次慶功會上寫的一首打油詩，人們或許能體味出他的工作與歡欣：

紅云沖天照九霄，千鈞核力動地搖。二十年來勇攀后，二代輕舟已過橋。

王選

王選（1937年2月5日—2006年2月13日），江蘇無錫人。他是漢字激光照排系統的創始人和技術負責人。他所領導的科研集體研制出的漢字激光照排系統為新聞、出版全過程的計算機化奠定了基礎，被譽為“漢字印刷術的第二次發明”。

１９９２年，王選又研制成功世界首套中文彩色照排系統。先后獲日內瓦國際發明展覽金牌，中國專利發明金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科學獎，國家重大技術裝備研制特等獎等眾多獎項，１９８７年和１９９５年兩次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１９８５年和１９９５年兩度列入國家十大科技成就，是國內唯一四度獲國家級獎勵的項目。他本人被授予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專家稱號，并多次獲全國及北京市勞模、先進工作者、首都楷模等稱號，１９８７年獲得中國印刷業最高榮譽獎——畢生及森澤信夫獎，１９９５年獲何梁何利基金獎，２００１年獲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

王選是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曾任九三學社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是第十屆全國政協副主席，北京大學計算機科學技術研究所所長，文字信息處理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電子出版新技術國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北大方正集團董事、方正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科技顧問。

王選在家中最小，排行老五。從這張小學畢業時給同學的留言，可以看出，他是個勤奮好學的孩子，但在這幅十四歲時的畫作里，也透出了幾分好學生背后的頑皮。

王選的父親畢業于現在的上海交通大學，做了一輩子的會計，在王選的眼里父親比較嚴厲，有點家長作風，但是父親做事極端認真的風格深深地影響了他。

在半個世紀前的1954年，王選考進了北大數學系，在這里，他度過了一生中最為狂熱的時期。

1958年，正是王選畢業實習的那一年，中國進入了“大躍進”時代，北大決定研制一臺中型計算機，并為此起了一個火紅的名字：紅旗機。

三年紅旗機的經歷，使王選養成了在一線自己動手的習慣，并且豎立了以后在科學研究中的自信。從1975年到89年的十四年間，圍繞王選和激光照排的各種嘲諷和懷疑就一直沒停息過。70年代，國內也有五家著名的科研單位進行漢字照排機的研究，但王選卻認為，它們所選擇的模擬存貯漢字的道路走不了多遠，他提出，要走數字存貯式的激光照排道路。那時，王選還只是北京大學一個默默無聞的小助教，并且已經在家重病休養了十年。

改革開放后，正在研制中的王選，迎來了一個更大的挑戰，一些國外著名的大公司已經研制出了激光照排樣機，并且他們來到了中國，開始搶占這塊巨大的印刷出版市場。短短幾年，已經有幾十家報社用大量的外匯購買了這些產品。

從1988年開始，國產激光照排系統以強大的功能，僅有進口產品五分之一的價格稱雄市場，短短一年多的時間，定貨款就已經超過1億元大關，一年后，來華銷售照排系統的外國公司全部都退出了中國市場。1992年，他們發明的漢字激光照排系統占領了國內99%和國外80%的中文電子排版系統市場。這一發明也把我國印刷業的發展歷程縮短了整整半個世紀，從而創造了一個漢字印刷革命的神話??

從1995到 2002 年，王選一直擔任方正集團的領導職務。在他的帶領下，1996年，北大方正的年產值就達到40億人民幣，成為國內最大的校辦企業。現在王選雖然已經不再擔任集團的領導職務，但新的方正領導層說，王選一直是方正集團的精神領袖。

卓著成就

1987年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列入國家十大科技成就； 1987年獲得中國印刷業最高榮譽獎—畢升獎及森澤信夫獎；

1992年王選又研制成功世界首套中文彩色照排系統。先后獲日內瓦國際發明展覽金牌，中國專利發明金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科學獎，國家重大技術裝備研制特等獎等眾多獎項；

1995年第二次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并再次列入國家十大科技成就，是國內唯一四度獲國家級獎勵的項目；

1995年獲何梁何利基金獎； 2001年獲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

2003年，當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此外被授予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專家稱號，多次獲全國及北京市勞模、先進工作者、首都楷模等稱號。

中國“橋魂”茅以升先生，不僅是一位國際著名的橋梁專家，同時也是一位杰出的社會活動家，是一位與時俱進、不斷追求進步的民主戰士。他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九三學社名譽主席等職。從少年時代起，他就追求民主，獻身科學，積極參加學生進步活動，融入爭取民主的洪流之中。他受革命先驅孫中山先生的鼓勵，懷抱科學救國的理想出國深造，學成回國服務，投身進步事業，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今天生活在繁華、安寧的大上海的人們，也許不會知道茅以升曾為解放上海，保衛上海立過“兩大功”。他以自己的威望、智慧和勇敢，營救出了被關壓在上海龍華監獄中的300多位進步學生，保證上海工廠免受兵燹之災。

解放前夕，上海的許多工程師紛紛跟著國民黨官員逃往臺灣。茅以升堅決留了下來，他痛恨國民黨的殘暴和倒行逆施，他不能忘記自己的同窗好友、宋慶齡同志的親密戰友楊杏佛慘遭殺害的情景。他要等待上海解放，迎接勝利。這時，他參加了一個進步組織——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

1949年4月，人民解放軍百萬雄獅過長江，解放了南京，統治中國人民22年的國民黨政權覆滅。陳毅大軍以秋風掃落葉之勢、長驅直入逼臨上海，國民黨上海警備司令湯恩伯負隅頑抗。一日，茅以升在家，翻閱報紙，忽見報上頭條新聞說:上海市長陳良委任茅以升為上海市秘書長，心下十分詫異。他盼望國民黨政府快快滅亡，怎么可能出任他們的秘書長呢。陳良夫人李佩娣是茅以升在美國留學時的舊識，她與陳良輪番登門勸說，希望茅以升出任秘書長，顯然他們的目的是想借茅以升的名望穩住上海的科學、教育界，以維持**的政局。茅以升嚴辭拒絕。他深知此事不會就此完結。是夜，就帶上很多書，悄悄地住進同濟大學中美醫院。果然不出所料，蔣介石派人把茅以升接到戒備森嚴的金神父路118號，再三勸說他要以大局為重，出任秘書長一職，以安定上海人心。茅以升稱病拒絕，蔣介石大失所望，卻也只好惱怒地放回了茅以升。

回到醫院，茅以升接到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的負責人傳來中共地下黨的指示，要他利用秘書長一職，里應外合，為解放上海、保衛上海做兩件緊急而重要的工作:

一、阻止湯恩伯在滅亡之前炸毀工廠;

二、設法營救關在龍華監獄中的300多名進步學生，爭取他們一個不受傷害。

茅以升高興地接受了這神圣使命。翌日清晨，就離開醫院，立即去找陳良，出任秘書長。他通過李佩娣做陳良工作，在他們的協助下，茅以升以上海秘書長的身份，出席領事團會議。會上，他抓住時機，說服外國領事團起草了一份措辭強硬的照會，禁止湯恩伯破壞外國人在滬開設的工廠。偌大的上海城，洋人工廠與國人工廠交錯并立，這使在國人面前飛揚跋扈，而在外國人面前低眉屈顏的湯恩伯只得下令，不得炸毀工廠。至于龍華監獄中的300多名進步學生，茅以升早已說服陳良密令警察嚴加監管，聽候處理。

5月25日，解放軍開進南京路。茅以升急忙往各處打電話，了解工人和學生的情況，當得知全市工廠無一被毀，全部學生無一被害，他才如釋重負，欣然參加到歡迎解放軍入城的群眾隊伍中。6月15日，上海市新市長陳毅，在金神父路118號，邀請上海市耆老座談。茅以升、吳有訓、竺可禎、陶孟和、陳望道、張之濟、顏惠慶、唐文治應邀在列。

再一次走進金神父路118號，茅以升感慨萬分，時隔兩月，卻已是天翻地覆，換了人間。他剛走進門，就被早已等候在那的陳毅市長緊緊握住了雙手。陳毅市長一邊握住他的手，一邊由衷地稱贊道:“茅先生，您立了兩大功，黨和人民感謝您!”茅以升聽后不勝感激。

上海龍華監獄中放出的那批“政治犯”，后來絕大多數都成了國家的各級領導干部，在各自的崗位上，為國家建設作出貢獻。在一次國慶宴會上，坐在茅以升身邊的一位中年干部，在他耳邊親熱地說:“茅老，您知道我是誰嗎?我就是當年被關在上海龍華監獄的‘政治犯’，是300多學生中的一個。多謝您協助黨救出了我們!”說著，他激動地握住茅以升的雙手，用力搖了搖，感激之情，溢于言表。這位當年的“政治犯”，已是共和國衛生部副部長。

嚴濟慈

他十分欣賞法國作家莫泊桑的一句名言:“一個人以學術相許身，便再也沒有權利同普通人一樣生活，”這句話一直銘記在他心里，支配了他的一生。——作者題記

翻開現代人類科學史畫卷，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涌現出了一批聞名于世的杰出科學家。為了使中華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躋身強國之列，他們以殉道者的姿態，身許科學，孜孜以求，含辛砥礪，自強不息，不僅為全人類做出了貢獻，而且也點燃了中國現代科學的圣火，使科學之光照亮了中國。嚴濟慈就是他們中的一員。

他把畢生的精力貢獻給了中國的科學和教育事業，實踐了“讓科學在中國土地上生根”的誓言。

走進科學的殿堂

1900年12月29日，嚴濟慈誕生在浙江東陽縣下湖嚴村一個普通的農家。他從小就對數字有著一種天然的嗜好，5歲跟隨父親學打算盤，僅憑父親從杭州一個小書攤上偶然買回來的一本《筆算數學》，無師自通，第一次進入了數學王國的大門。1918年夏，他以優異成績完成了中學學業，決定去省城杭州報考大學。那時候，高等師范學校不僅不收學費，而且還免費供應食宿，家境困難的嚴濟慈報考了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在等候發榜的日子里，閑來無事的嚴濟慈抱著試試看的心情又報考了南京河海工程學校。考試成績揭曉，嚴濟慈同時考上了兩所大學，名冠全省第一，杭州城為之轟動。由于他是家鄉第一名考上大學的畢業生，為此，當時的浙江省教育廳將他的母校——東陽縣立中學列為全省重點中學。

1923年，他以在大學期間應商務印書館總編輯王云五聘請撰寫的《初中算術》和《幾何證題法》兩書的稿酬以及暑期兼課的酬金，在恩師何魯、胡剛復、熊慶來的資助下，自費赴法留學。在短短一年的時間里，連中三元，獲得微積分、理論力學和普通物理學三門主科的文憑，榮獲巴黎大學理學院數理學碩士學位，創造了巴黎大學建校以來從未有過的奇跡。一時間，嚴濟慈名聲大震。為此，他成為國際著名物理學家、巴黎大學夏爾?法布里教授的學生，進入法布里教授的實驗室工作。

法布里教授對這位中國學生寄予厚望。他鄭重地把物理學上的尖端課題“石英在電場下的形變”交給了他。年僅25歲的嚴濟慈毫不猶豫地接下了這一相當困難的課題。在此之前，居里、倫琴等世界一流的物理學家只能測定石英受壓后產生的電量變化——居里兄弟發現的石英晶體壓電效應之“正現象”，而無法測定其“反現象”——石英在電場下的形變數據。這一實驗的困難在于:石英片在電場下厚薄的變化極其微小，只有億萬分之一到百萬分之一厘米，這用普通的機械方法是不可能測得的。嚴濟慈被這一難題迷住了，他把分分秒秒都用在實驗上，經過幾百個日日夜夜的反復實驗，無數次失敗和挫折，嚴濟慈終于找到了一把測定水晶片通電后厚薄變化的“尺子”，即采用單色干涉法測量，終于精確測定了晶體壓電效應反現象的數據。不僅如此，他還同時發現了與克爾效應不同的另一種新的效應，即在水晶上施加正負電壓后產生的光雙折射現象。

1927年6月的一天，巴黎人吃驚地發現當天報紙頭版頭條新聞的顯要位置上刊登了一條觸目的新聞:法布里教授將以宣讀在他指導下的一位中國年輕物理學家的論文《石英在電場下的形變和光學特性變化的實驗研究》而開始他的法國科學院院士生涯;并向人們透露，這位中國年輕的物理學家——嚴濟慈將成為第一位獲得法國國家科學博士學位的中國人。

“科學沒有國家，科學家有國家”

“科學沒有國家，科學家有國家”。這是19世紀法國著名科學家巴斯德的一句名言。對此，嚴濟慈有著自己的深刻理解。他從自然科學史中尋找有力的證據，對二三十年代流行的“科學是國際的”、“中國毋須培養自己的科技人才”的洋奴思想予以尖銳的批判，他指出;作為炎黃子孫，以自己“悠久的歷史，高等的文化，與深邃的潛勢力”，對于各種科學，應當做出“獨立而重要的貢獻”。

1927年，嚴濟慈獲得博士學位后，沒有留戀巴黎的生活，即刻踏上了歸國的旅程，決心為實現他的理想——把科學研究扎根在祖國的土地上而奮斗。

歸國后的嚴濟慈受聘于南京和上海的四所大學，緊張的工作之余，他還參加了中央研究院理化實業研究所的籌備工作。

但在此期間，他痛感中國現代物理學的落后，為此他十分焦慮，認為中國科學技術欲越入世界先進行列，必須向西方學習。于是，他辭去所有職務，重返巴黎，在巴黎大學法布里物理實驗室和法國科學院大磁鐵實驗室做了兩年扎扎實實的研究。

1930年，再次回到祖國的嚴濟慈定居北平，并主持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和鐳學研究所的工作。整個30年代，是嚴濟慈科學生命力最旺盛的時期。這一時期，他與他的助手們一共發表了42篇論文，除兩篇在《中國物理學報》（英文版）上發表外，其余都發表在法、英、美、德等國的權威學術刊物上;在壓力和照相效應、臭氧紫外吸收、氖之連續光帶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其中精確測定臭氧紫外吸收的系數，為世界各國氣象學界使用長達30年之久。中國終于有了被西方承認的現代科學。1935年，嚴濟慈與法國的約里奧?居里和前蘇聯的卡皮查同時被法國物理學會選為理事。

嚴濟慈視尊重科學和捍衛科學為自己的天職。1934年，國民政府度量衡局擬定出荒謬絕倫的“中華民國小數命名標準草案”和“度量衡法則”，把分數法、成分法、面積、長度、體積等度量單位弄得一塌糊涂，嚴濟慈認為這是對科學的極大褻瀆。他以科學家的良知和責任感，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公開予以批駁，他的《論全國度量衡局所擬中華民國小數命名標準草案》、《論公分公分公分》等文，為人們爭相傳誦，一時洛陽紙貴。嚴濟慈還聯合眾多科學家集體向南京政府請愿，有效地遏止了中國現代史上這一蔑視科學的鬧劇的發展。

1937年5月，嚴濟慈赴法國代表我國出席在巴黎召開的國際文化合作會議，適值震驚世界的“七?七”事變爆發。嚴濟慈在會上強烈譴責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呼吁國際社會阻止日寇妄圖轟炸故都北平的暴行。他在接受法國《里昂進步報》記者采訪時說:“中國人民的抗戰是正義的事業。不管戰爭要持續多久，情況多么險惡，最后勝利必將屬于中國人民。??我將和四萬萬同胞共赴國難。我雖一介書生，不能到前方出力，但我要和千千萬萬中國的讀書人一起，為神圣的抗戰奉獻綿薄之力。”

歸國后，他展轉到了抗戰大后方昆明。在十分艱苦的條件下，建立了北平研究院昆明辦事處，帶領流落在大后方的科技人員，從事科研工作，并把科研方向轉向實際應用方面:制作1000多具石英震蕩器，用于無線電發報機穩定波頻;制造300多套五角測距鏡和望遠鏡，供我國抗戰部隊和盟國英國駐印度軍隊使用;研制出500架放大倍數為500倍的顯微鏡，供后方醫院和研究教學的需要。抗戰勝利后的1946年，嚴濟慈因以科學支持抗戰而被政府授予“景星勛章”。獲此殊榮的科學家只有兩人。

抗戰勝利后，蔣介石發動內戰，國家再一次陷入災難之中。隨著時局的惡化，國民黨政府壓制民主，政治腐敗，賄賂公行，通貨膨脹，物價飛漲，人民怨聲載道。1948年，嚴濟慈在他主持的北平科學工作者協會成立大會上嚴正指出:“目前的情形實在令人惶恐，怕要弄到科學家寸步難行、寢食不安的地步。”9月，在北平研究院第二屆全國學術會議上，嚴濟慈再一次激昂地喊出了科學工作者的憤慨，他指出:以經費而言，整個研究院的全部經費只有11億法幣，折合360元金圓券，七個研究所每月能分到1億法幣，折合33.3元金圓券;研究員每月研究費只有200萬法幣，折合0.60元金圓券。不要說什么學術研究，即便正常的維系也難以為繼。9月下旬，嚴濟慈出席中央研究院院士大會，他在會上發言抨擊時政，抵制當局威逼利誘科學家遷往臺灣的圖謀，毅然南下昆明，繞道河內、香港，回到剛剛解放的北平。

“創寰宇學府，育天下英才”

嚴濟慈不僅是我國的“科學泰斗”，也是桃李滿天下的“教育宗師”。

20世紀20年代初，還在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學習時，他應商務印書館之約，寫了《初中算術》、《幾何證題法》兩本書，其中《初中算術》作為教科書流行20年;《幾何證題法》直到解放后還多次再版，1982年，應廣大青年讀者的要求，又出版了白話文版本。他寫的《居里和居里夫人》、《我在你們眼睛里的確是倒立的》等一大批科普讀物深受讀者歡迎，培育、啟迪了無數后來者走上通往科學殿堂的道路。

1927年，嚴濟慈留法回國后，同時受聘四所大學——上海大同大學、暨南大學、中國公學和南京第四中山大學。培養了錢臨照、陸學善、余瑞璜、顧功敘、吳學藺、霍丙權等科學英才。三四十年代，嚴濟慈主持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和鐳學研究所工作，開創了團結合作、嚴謹治學的濃厚學術氣氛，人才輩出、碩果累累、譽滿科壇、聞名歐美。培養出了鐘盛標、陳尚義、錢三強、翁文波、楊承宗等優秀科學家。

新中國建國前夕，嚴濟慈應郭沫若邀請參加籌組中國科學院。建國伊始，他協助郭沫若參與中國科學院的組建工作，并擔任辦公廳主任兼應用物理研究所所長;爾后歷任東北分院院長、數理化學部委員、技術科學部主任、副院長以及《中國科學》、《科學通報》主編等職。

他參與制定了新中國第一個發展科學技術的遠景規劃，即“十二年規劃”;在提前5年完成的基礎上，又參與制定了“十年規劃”，有力地配合了新中國的經濟建設，為全國培養、輸送了大批科技工作者和管理干部，基本形成了以中國科學院、高等教育、產業部門、國防部門和地方科研機構既各有分工，又協作配合的科研體系，為新中國科學技術事業的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新中國科學技術的每一次重大突破，無不凝結著他的辛勤汗水、無私奉獻。

1958年，嚴濟慈參與籌建中國科技大學，并重執教鞭授課達6年之久，為新中國培養了數千名優秀青年科技人才。1978年他領導創辦了我國第一所研究生院——中國科技大學研究生院之后，1980年他出任中國科技大學的第二任校長，提出了“創寰宇學府，育天下英才”的建校目標。

從1980年起，嚴濟慈和李政道教授合作組織、實施了著名的CUSPEA計劃，在國內招考與物理有關專業的大學畢業生赴美國攻讀博士學位。歷經10屆，共考選900人，分赴美國72所學府攻讀博士學位和從事研究工作，他們大多好學向上，成績優異，有些優秀的年輕人才已經學成歸國服務，為發展今天我國科學事業發揮著不可低估的作用。

嚴濟慈曾經說過:一個真正的科學家應該成為“一個不自滿自足地閉門幽居以科學術士自居的人，不讓自己以老一輩的科學領導者自居的人，懂得老科學人員與年輕科學人員聯合的意義和巨大的力量的人，自愿和樂意給年輕人打開一切科學道路使他們奪得科學高峰的人，承認科學的未來是屬于科學青年的人。”嚴濟慈正是這樣一位建樹學術偉業而不居功自傲，提攜后人、立言立德、甘為人梯的一代“教育宗師”。

他曾經號召青年:“武裝自己，鍛煉自己，團結起來，為中國科學服務，為中國人民服務，為整個人類服務。”這也正是他一生的寫照。

吳階平

吳階平(1917年1月22日—2011年3月2日)，出生于江蘇常州。醫學家，醫學教育家。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1952年加入九三學社。九三學社第七屆中央委員會委員，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副主席，第九、十屆中央委員會主席，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

吳階平于1917年1月22日出生于江蘇省常州市。很小的時候，父親就教他認字，6歲時就能閱讀《史記·項羽本紀》、《三國演義》等。10歲之前在私塾讀《四書》、《五經》，打下較好的古文功底。同時，也學習數學和英語。吳階平的父親是個經營企業很有辦法的企業家，思想開明務實，主張子婿和親戚們學醫。醫生能治病救人，又不會失業，還特別強調要做一個好醫生，一定要到協和醫學院學習。所以，當1933年吳階平從天津匯文中學畢業時，步其姐夫、長兄之后，選學了醫學，由匯文中學保送進入北平燕京大學醫預科。1937年畢業于北平燕京大學，獲理學士學位。同年，考取北平協和醫學院。在學期間由于患腎結核癥，切除右腎，休學了一段時間，至1942年仍以優異成績畢業于北平協和醫學院，獲醫學博士學位。

吳階平在學校期間，特別受到泌尿科專家謝元甫教授的栽培與賞識。珍珠港事件后，北平協和醫學院被迫停辦。協和名醫如謝元甫、鐘惠瀾、關頌韜、孟繼懋、林巧稚等相繼來到中央醫院(人民醫院前身)任職。院長鐘惠瀾高標準、嚴要求，健全管理制度，徹底改造這座過去由法國修女控制的中央醫院。幾度春秋，培養出一批學有專長的醫務骨干，吳階平便是其中出類拔萃的新秀。1942年他在中央醫院任住院醫師，以縝密的臨床思維，認真負責的工作態度，對他所經管的病人的病史、病情的發展和變化了如指掌。1944年他提升為外科住院總醫師，翌年又升為外科主治醫師。抗日戰爭勝利后，1946年—1947年他在北京大學醫學院以講師身份開始踏上講臺，同時兼任外科主治醫師。

1947年，吳階平接受學校委派，赴美國芝加哥大學進修，師從C

哈金斯教授(1966年度諾貝爾醫學獎獲得者)。吳階平在他的指導下從事臨床和科研工作，深受哈金斯器重。當他結束進修時，哈金斯以優厚的待遇、良好的工作條件懇切挽留，并許諾把吳階平的家眷接來。吳階平婉言謝絕，于1948年12月回國，迎接祖國的解放。

1949年，吳階平在北京大學醫學院任外科副教授，即籌劃建立泌尿外科。1951年，當中國人民志愿軍在三八線上浴血奮戰時，他作為北京市抗美援朝志愿軍手術隊隊長，率領一支精干隊伍奔赴長春，在后方醫院工作，榮立了大功。

吳階平是我國泌尿外科學的奠基人之一。在工作中，他充分注意到教學、科學和臨床三結合，特別強調科研為臨床服務，把科研成果融合于臨床工作中，為病人服務。在任住院醫生期間，他特別注意觀察病人的病狀表現和病況變化，發現每位病人對藥物、手術的反應以及最終治療效果各不相同。他認為，住院醫生每天都要接觸病人，反復實踐的機會極多，而且每一次都可以了解到診療工作的全過程，只要深入病人的實際，認真觀察變化，認真總結經驗，理解病人的感情，就能夠有更新的知識和手段為病人服務，并能很快的提高治療效果和提高自己的學術水平，使工作精益求精，成為一個好醫生。吳階平的臨床科研工作一開始就從我國的臨床實際出發，他以敏銳的觀察力，深入分析一般認為已無疑問的問題。建國初期，結核病人較多，腎結核在泌尿外科病人中占很大比例。一側腎結核患者，在切除病側腎之后，可以靠另一側正常無病癥的腎存活。如果雙側腎都患結核，在當時的醫療條件下，少量的進口鏈霉素對晚期患者毫無療效，因此被認為是絕癥。吳階平勤于思考，對一般所謂“雙側腎結核”的診斷產生懷疑，從1953年開始積極進行多方面的研究。他應用“腎穿刺”的方法，從患者無功能的腎中取得尿液，進行結核菌檢查和腎造影，并對診斷為“雙側腎結核”晚期病人的尸體進行檢查。根據大量資料和臨床實例，他發現在診斷為雙側腎結核的患者中，約有15%實際是可以治療的一側腎結核，對側的腎由于膀胱結核性攣縮或輸尿管下端狹窄引起輸尿管積水和腎積水，因而喪失功能。他提出“腎結核對側腎積水”這一新概念，此病的癥狀與雙腎結核在臨床表現上十分近似，但在治療方案和能否痊愈的前途上是截然不同的。吳階平在理論上和臨床工作中把雙腎結核與腎結核對側腎積水區別開來，并制訂了切實可行的診斷和治療方案。他這一創見是泌尿外科學一項突破性進展，1954年初發表后，迅速得到重視和廣泛應用，使全國數以千計的病人得到挽救。我國目前資歷最老的泌尿外科專家王以敬在《泌尿外科學》中高度評價了吳階平的科研成果。吳階平的專題論文在俄文雜志上發表以后，蘇聯醫學界很快報道了類似的病例。

用男性輸精管結扎術實行計劃生育的方法有時失敗，達不到避孕的效果，究其原因可能是在手術前已經通過結扎斷端的精子仍有可能在術后使女方懷孕，因此已有百年歷史的輸精管結扎術并不能在術后立即收到避孕效果。吳階平在1956年—1957年間采取了改進措施，即在用手術切斷輸精管尚未結扎之前，向遠段精道(即輸精管、精囊、后尿道)注入少量殺滅精子的藥物(如醋酸苯汞溶液)。此法簡便可靠，1958年發表后，已在全國推廣使用，對計劃生育工作做出重大貢獻。以上兩項科研成果均獲得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獎。

1960年吳階平遇到一例臨床診斷為“嗜鉻細胞瘤”，而手術表明并無腫瘤，只發現髓質增生。他查遍內分泌學專著，或否認有這種疾病存在，或根本忽略這一情況，在文獻資料中他查到4篇報告，其中提到6例與他所見的類似。他認為此癥雖屬罕見，但不容忽視。從1960年—1976年的16年中，他收集到17個病例。在經歷3個病例之后，他已能做到手術前即診斷為髓質增生。當時的化驗條件不夠完善，而且多數病例是“文革”期間收集的，但足以證明有這種疾病存在。醫生在臨床工作中能夠確定某一種疾病的存在則屬于重大貢獻。衛生部授予他科技成果甲等獎。1977年他在《中華醫學雜志》上發表了有關這17個病例的報告。其中只有一例是錯誤診斷；其他16例病例或者治愈，或者治療效果較好，病情有顯著改善。這16例均有病理資料。16例中有一部分曾先在其他醫院診治，均被診斷為“嗜鉻細胞瘤”。1978年他又在《中華醫學雜志》英文版發表了他的專題報告。1979年美國《泌尿外科年鑒》選入了這篇英文報告，摘要刊出，給予很高評價，國際醫學界正式承認吳階平的這項創見。1983年9月他參加在聯邦德國舉行的國際外科學會第30屆大會，并擔任大會副主席，在會上作了“腎上腺髓質增生15例長期隨診”報告。此項隨診復查工作一直延續到1985年，無一例演變為嗜鉻細胞瘤。

20世紀80年代開始，吳階平研究一側的腎被切除后對側腎的代償性增長現象。當腎病病人一側發生病變的腎需要切除時，只要留存的另一側腎屬于正常，便認為腎切除對病人日后的勞動能力和壽命不會有什么影響。吳階平通過長期臨床實踐，認為這種論斷雖是一個指導原則，但臨床實際并不如此簡單。他觀察到多數做過腎切除手術的人，勞動能力和壽命確實都不受影響，但也有少數人則不然。關鍵在于留存腎是否有充分的代償性生長。他在長期的臨床實踐中又注意到腎切除時的年齡與后來留存腎能否充分代償有明顯關系。對這項屬于泌尿外科的根本性問題，早在60年代他已有進行研究的愿望。由于各種原因未能開展研究。80年代初期，實驗條件已經具備的時候，吳階平即指導全國泌尿科專業第一個博士研究生開始進行這項科研，用年輕和年老的大白鼠，在切除一側腎后，觀察兩者的留存腎代償性生長的差別。所謂“代償性生長”是依靠腎切除后血清中出現的“促腎生長因子”對腎細胞的影響而實現的。在實驗過程中，分別培養年輕和年老的大白鼠的腎細胞，同時收集兩者在腎切除后的血清。實驗方法是分別用兩種血清與兩種腎細胞進行交錯組合式培養(即A-a，A-b，B-a，B-b)。觀察究竟是年輕、年老的腎細胞對同樣血清有不同反應，還是血清不同而影響了年輕和年老的腎細胞反應。通過反復多次實驗，充分證實了吳階平臨床觀察所得結論的正確性：(1)年輕動物的代償性生長明顯大于年老者；(2)年輕和年老的腎細胞對同樣血清都有反應，但前者反應強得多；(3)年輕和年老動物在腎切除后，血清中都有促腎生長因子，但年老的促進作用小得多；(4)如果用年輕動物切除腎之后的血清與年老的腎細胞一起培養，就可以得到相當好的代償性生長。在首次實驗獲得成功后，第二個博士研究生繼續研究這個課題，直接用人體腎細胞和腎切除后的血清培養，也按年齡進行交錯組合式培養，獲得同樣結論。在研究中還發現有的抗癌藥物對腎代償性生長有一定影響。代償性生長最重要的階段是腎切除后最初兩周。如果抗癌藥物的應用延緩約兩周，則能避免藥物對代償性生長的抑制作用。這種作用與術后的代償大有關系。這項科研工作既屬基礎性的應用研究，又直接與臨床實際相關。在學術上既有理論意義，又能應用于臨床實際。這一特色反映了吳階平幾十年來醫學科研工作的卓越貢獻的現實意義。

吳階平醫術精湛，醫德高尚，他深刻體會病人的痛苦、家屬的心情。他認為醫生除了專業知識，還要懂得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臨床工作要以高尚的醫德、精湛的醫術為基礎；而且還要有服務的藝術，醫生要善于發揮病人的積極性，取得家屬的合作，以便很好的提高治療效果，利于病人的康復。

吳階平還是一位杰出的醫學教育家，1946年就開始了他的教學生涯。他很欣賞F

培根(Bacon 1561—1626)的警句：“學問本身并不教給人如何運用它，運用學問的智慧在學問之外，靠觀察體會才能得到”，并結合自己成長過程中的經驗來啟發學生，說明解決一切實際問題的能力只能來自實踐，否則就不能真正懂得前人從實踐總結出來的知識，更不能掌握這些知識為自己所用。他說：“??實踐、思考、知識的自覺結合至關重要。三者缺一不可，思考是結合的關鍵，從重視思考到善于思考要認真學習辯證唯物主義，在實踐中認真總結自己的學習體會。”1987年6月13日北京醫科大學向吳階平頒發了首屆“伯樂獎”榮譽證書和閃光的銀鼎。吳階平興奮地表達自己的感想：“我平生獲得的獎勵不只一種，但我最重視的是北京醫科大學授予我的第一個‘伯樂獎’。”

吳階平長期擔任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保健醫生及醫療組的工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健康做出了重大貢獻。

吳階平歷任北京第二醫學院院長，中國醫學科學院副院長、院長、名譽院長，北京協和醫科大學校長、名譽校長，北京醫科大學泌尿外科研究所所長、名譽所長，中華醫學會會長、名譽會長，中國科協副主席，國際計劃生育聯合會中央理事會理事、副主席、亞太地區主席，九三學社中央委員會副主席、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教科文衛委員會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副委員長等職。他還是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委會副主任，中國醫學百科全書編委會副主任，《中華泌尿外科雜志》主編，《中華醫學雜志》英文版顧問，國際內分泌外科醫生協會會員等。

啟 功

啟 功 男，1912年7月生，北京人，滿族。1952年加入九三學社。現任九三學社第十一屆中央顧問。北京師范大學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全國書法家協會名譽主席，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主任委員。第十屆全國政協常委。

1937年至1952年歷任輔仁大學講師、副教授。1952年至今歷任北京師范大學副教授、教授。曾任九三學社第六、七屆中央常委、第八、九屆中央參議委員會副主任、第十屆中央顧問。社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六、七、八、九屆政協常委。故宮博物院專門委員，北京大學教授，全國書法家協會主席。

生平簡介

啟功先生字元白，1912年生于北京，滿族。幼年失怙且家境中落，自北京匯文中學中途輟學后，發憤自學。稍長，從賈爾魯先生（羲民）、吳熙曾先生（鏡汀）習書法丹青，從戴綏之先生（姜福）修古典文學。刻苦鉆研，終至學業有成1933年經傅沅叔（增湘）先生推介，受業于陳援庵先生（垣），獲聞學術流別與考證之學。

援庵先生慧眼識才，聘為輔仁中學國文教員；1935年任輔仁大學美術系助教；1938年后任輔仁大學國文系講師，兼任故宮博物院專門委員，從事故宮文獻館審稿及文物鑒定工作；1949年任輔仁大學國文系副教授兼北京大學博物館系副教授；1952年后任北京師范大學副教授、教授至今。啟功先生曾任九三學社第六屆中央委員，第七屆中央常委兼宣傳部副部長，第八、九屆中央參議委員會副主任，第十、十一屆中央委員會顧問。現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委員、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中國書法家協會名譽主席、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

啟功作品藝術特色

啟功先生是當代著名學者、畫家和書法家。他著作豐富，通曉語言文字學，甚至對已成為歷史陳跡的八股文也很有研究；他做得一手好詩詞，同時又是古書畫鑒定家，尤精碑帖之學。

欣賞他的書法作品，我總要聯想到他對碑帖的精深研究，因為他對碑帖的研究和他的書法藝術的成就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碑帖之學是明清兩代興起的一門學問，這門學問現在隨著地下墨跡的不斷出土，開辟了新的境界。他就是這片園地的開拓者之一。這門學問除夸揚珍異、競炫收藏的古董藏家不能算外，其路子約分為二類：一是研究其中歷史資料，以碑刻文辭證史補事，或校讀文辭；二是賞鑒、研究其書法藝術。啟功先生兼于兩者，更精于后者，他在兩者之間融合貫通，其方法突破前人藩籬。“買櫝還珠事不同，拓碑多半為書工。滔滔駢散終何用，幾見藏家誦一通”。他寫這首詩是有感于過去多少鑒賞家重視碑帖的書法，而對其中文辭則往往視而不見。名家如孫承澤、翁方綱以及葉昌熾莫不有此疵病，而他且不放過文辭內容。正因為這樣，他把歷來定論的《曹娥碑》駁得體無完膚。因此，所謂王羲之小楷《曹娥碑》，也就不存在了。更何況蔡邕的書丹。

啟功先生的書法理論著作，我最喜歡他的發比喻，時出妙語，對書法藝術以及書法史上的許多問題，有其獨特的《論書絕句百首》，這是他數十年書法實踐、研究的體會。特別是詩中的自注，行文雋逸，闡見解。我自己有些長期窒礙的問題，讀了之后感到迎刃而解，有豁然開朗之感。諸如考證《鶺鸰頌》出于開元翰林供奉之手；日本藤遠后之臨《樂毅論》以證明王羲之書體勢之雄強；鑒定張旭書庚信《步虛詞作》實為大中祥符以后宋之筆；以西陲晉人殘紙證《閣帖》中索靖書法的本來面目。這些都是翻書法史上成說的案，論據充分堅實有力，不得不令人信服。此外如論蔡襄、祝允明書法之未成自己體段；柳公權、黃庭堅書法用筆盡筆心之力，結字聚字心之勢。而其中對歷代著名書法家之特色，各時代書法的體勢、風格，以至辨別書體源流，變遷原因，都是非常精辟的。教師啟功

啟先生的教學總是同他的學術研究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像在《歷代韻文選》課上，先生給我們講過敦煌變文，從敦煌石室的發現，伯希和、斯坦因劫走大批藏品，到《張義潮變文》、《王昭君變文》和《燕子賦》等眾多內容，使我們這些剛上大學的學生們了解到許多從未聽說過的知識。到后來王重民等六位先生整理的《敦煌變文集》出版了，我們才知道給我們講課時可能先生正在關注、研究變文。1934年和1948年王重文、王慶菽兩位先生先后從倫敦、巴黎帶回來一些敦煌變文的照片和鈔件，這期間學術界出現了敦煌文學的研究熱，而啟先生正是把當時最“前衛”最新的信息傳達給我們了。啟先生講課，寫文章極注意做到深入淺出，化繁富為簡明，化深奧為平易，從不板起面孔故弄玄虛地嚇唬學生，所以總讓人感到讀書求學乃是一項愉快的活動，而不是那么枯燥乏味，艱深困難。如詩歌格律問題講不好就很使人厭煩，但啟先生卻繪成圖表教我們掌握其變化規律，使學生很容易就了解到它不但有規律可循，還有其靈活性。至今我們還保存著幾張他親手繪制的律詩平仄表，工整的墨筆字和朱筆符號，那是先生三十幾歲時的墨跡。而這也正是他后來所著《詩文聲律論稿》的雛形。

可能是出于教師的職業習慣，啟先生的文章總是有首有尾，脈絡分明。開宗明義交代寫作目的，然后邏輯嚴密地鋪展開去，而且旁征博引、縱橫馳騁卻總不偏離文章的核心。如《〈蘭亭帖〉考》首先說明什么是《蘭亭序》和《蘭亭帖》，再梳理世傳的五類《蘭亭帖》摹本刻本的情況及真偽問題，最后論斷說：倘有荊溪吳氏所藏唐摹本存世，得與神龍本“匯合而比較，則《蘭亭帖》的問題或者可以沒有余蘊了”。文章既極專門，又很通俗，所以我們外行人也能看得明白。——聶石樵、鄧魁英《啟先生教學和治學的風格》

學生啟功

陳垣先生對他幾十年的精心教育，使啟功先生異常感動，時刻銘記于心。此事先是我就不知聽過多少遍。一個學生能對培育自己的老師如此念念不忘，我還很少見到。我們在《啟功韻語》上可以讀到題為《扇上寫青松紅日為勵耘師壽》：“萬點松煤寫萬松，一枝一葉報春風。輪自富千春壽，更喜陽和日正東。”這是為老師祝壽的詩，那“一枝一葉報春風”的情感實在令人感動。這“勵耘”就是陳垣老師書房的名字。想必啟功先生經常出入這“勵耘”房，留下美好的記憶，喚起對老師教育之恩的感念，所以在自己名滿海內外之際，執意要“勵耘”作為獎學金的名稱了。（編者按：啟功先生將拍賣自己書畫作品的200萬元建立“勵耘獎學金”，用以獎勵優秀青年教師和學生。）——童慶炳《啟功先生，治學為師的楷模》

在治學之道上，啟功先生體味諸老前輩的言行，有兩條銘心不忘的收獲：一是懂得對古人的成說，不可盲從，不可輕信；二是明白了學問不是死的。后來啟功先生每逢和人談到他對許多問題的理解時，常用個比喻說：“盤子不是永遠向上盛東西的，立起來也可以當小車輪子用。”——郭英德《無法之法：啟功先生的治學之道》

朋友啟功

《〈葉遐庵先生書畫集〉跋》更是一篇記述師友之倫的字字珠璣而又“字字都是血和淚”的摯情文章，試讀如下一段：

昔當先母病劇時，功出市附身之具，途遇高軒，先生執功之手曰：“我亦孤兒也。”言次淚下沾襟。其后黑云幻于穹蒼，青蟲掃于草木，綿亙歲月，而先生亦長往矣。

今裂生紙，草短跋，涕漬行間，屢屬屢輟。雖然，縱果傾河注海，又詎能仰報先生當年沾襟之一掬耶！有誰能讀到這樣的文字而不肅然動容！這種自然表露、細致抒發悲愴與思念的文章，我認為是足可以比肩于韓愈的《祭十二郎文》、歸有光的《項脊軒志》的。如果了解葉、啟兩先生都在1957年遭受“派曾右”“（《叢稿·詩詞卷·自撰墓志銘》）的不公正待遇，從此步入坎坷，就更能感受到“黑云幻于穹蒼，青蟲掃于草木”的深刻內涵了。——董琨《元白先生之風誼》

學者啟功

1995年11月的一天，數十位學者會聚在北京師范大學英東樓，討論啟功先生的新著《漢語現象論叢》，對這部別開生面的著作給予高度肯定。討論結束前，一直正襟危坐、凝神傾聽的啟先生站起來講話。他微躬身子，表情認真地說：

我內侄的孩子小時候，他的一個同學常跟他一塊上家來玩。有時我嫌他們鬧，就跟他們說，你們出去玩吧，乖，啊？如此幾次，終于有一天，我聽見他倆出去，那個孩子邊下樓邊很有些不解地問：那個老頭老說我們乖，我們哪兒乖啊？

今天上午聽了各位的發言，給我的感覺就像那小孩，我不禁要自問一聲：我哪兒乖啊？ 聽完這最后一句，靜靜的會場里伴隨著歡笑，響起熱烈的掌聲。

真令人拍案叫絕！一則故事，一段比興，傳達了謙虛，暗和了感謝，表現出風趣與幽默。這，就是我們熟悉和愛戴的啟功先生。——劉石《我所理解的啟功先生》

《漢語現象論叢》是一部智慧的書。對此有所覺知，有所挹取，可以蘇活學人的心智，助長學術的正見。這也是《論叢》在今天特別具有的學術意義。

今人治學，喜操方法。這當然是好事，但看看詳情，卻頗不令人樂觀。常見方法的使用，實則只是使工具，道器一如的方法論，已被降為工具一層論。工具當然不是自家打造。學術開放，國外理論大量地傳來，使工具的拆兌有了方便。這主義、那理論，套套地來，件件地使，見李逵說板斧，見魯達說禪杖。學術的進展很大程度上不是表現為客體認識的深化，而是角度的翻新。可以不為理論的外來憂，卻須為方法的套用懼。因為與此相伴的實際是我們的學術從業者主體能力的日益暗弱。以致知為目的的學術，會因此喪失自己的本質。這種學術的“方法病”，不自今日起，它由來甚久，是一個近代現象。如啟功先生這本書里所論對的“葛郎瑪”，就是“辦洋務”形勢下的一個學術舶來品。這也不限于語言一科，甚至不限于學術界。試問自從國人覺得自己不如西洋之后，有哪樣“維新”不是從仿造開始？干實業，照抄照搬可以立見其不通，但在學術，卻可以因其表面的不關國計民生而維系其長期的昧。啟功先生的《漢語現象論叢》以其對漢語特征的那種獨到見解博得喝彩，尤當為之喝彩的是流動于其中的那種睿智，和作者的那種用自家頭腦面對問題的治學氣度。對于明確什么是真正的學術方法，這些流動的智慧實在有發壅起蔽的開示意義。——李山《〈漢語現象論叢〉中的學術智慧》

啟功先生曾多次對人說：“我沒有大學文憑，只是一個中學生。” 這是事實。沒有經過大學學院教育的正規訓練，這是他的不幸，更是他的幸運。因為這樣一來，他就沒有任何學院教育的框框束縛，學雜諸家，不主一說，隨心所欲，始終保持著自由自在的思維本色。——郭英德《無法之法：啟功先生的治學之道》

名人啟功

在我的印象里，啟功先生是少數不太像名人的名人。

自古及今，名人似乎都或多或少有點名人的傲氣和架子。比如魏晉時的嵇康吧，有一次，好朋友山濤寫信勸他到中央謀個一官半職，你不領情也就罷了，還寫了一封公開信，把人家臭罵一頓，最后說要斷交。至于時下的名人似乎也沒有因為時代的進步而把脾氣改得溫和一些，“假唱”、“摔話筒”、“拒演”一類的事時有發生。

這種傲氣和做派在啟先生身上很難找到。以做人論，他的謙和與幽默是有口皆碑的；以作文論，總感覺到他不避俚俗，甚至有點故意與“高雅”為敵。“乘客紛紛一字排，巴頭探腦費疑猜。東西南北車多少，不靠咱們這站臺。坐不上，我活該。愿知究竟幾時來。有人說得真精確，零點之前總會來。”（《鷓鴣天八首·乘公共汽車》之一）這多少有點打油詩的味道。在已出版的三本詩集中，這樣的詩不少。雖然得到的意見“一般都是在照例夸獎之中，微露有油腔滑調之憾。”（《啟功絮語·自序》）但這種作風好像并沒有收斂。“但這冊中的風格較前冊每下愈況，像《賭贏歌》等，實與《數來寶》同調，比起從前用俚語入詩詞，其俗更加數倍。”（《啟功絮語·自序》）他向讀者“招認”，“這些語言，可以美其名曰?詩?。比較恰當，實應算是?胡說?。”并且解嘲曰：“我們這族人在古代曾被廣義地稱為?胡人?，那么胡人后裔所說，當然不愧為胡說。即使特別優待稱之為詩，也只是胡說的詩。”——這是謙虛，還是坦白，我不知道。但啟先生不愿讓別人把自己擺上“神壇”遠遠地朝拜，而寧愿走下來和“追星族”們稱兄道弟的心意還是顯而易見的。

啟先生寫起學術著作來也與他的人、他的詩一樣沒有架子，一樣“老實交代”。

拿《詩文聲律論稿》（中華書局版）為例，這本著作連同附錄不足7萬字，書后也沒有數量之多足以令人咋舌的“引用書目”，既看不出作者的“飽學”，也看不出操作上的“專業”。在當今很看重“數量”的學術氛圍中，不知這樣“部頭”不夠大的著作可不可以拿到評審委員會那里評職稱？ 但薄薄一本小冊子，討論的范圍卻涉及了詩、詞、曲、駢文、韻文、散文等諸多文體的聲律問題，精彩的論點隨處可見。單是書中提出的“平仄長竿”規律，就我所知，應該是至今為止對于詩文聲律形成的最具根本性的解釋之一。其含金量也未必就不如那些恢弘巨著吧。

書中所用的語言，純系白得不能再白的大白話，沒有利用“之乎者也”來烘托自己國學功底的高深。讀他的書就如同與一個忘年交在面對面討論問題，不必正襟危坐，不必洗耳恭聽，你盡可以毫不客氣地責難，也可以用最放松的姿勢會心一笑——因為作者本來就不是以學術權威的架勢來教導人的。

我敢斷言，如果沒有與讀者平等交流的心態，這樣的書是絕對寫不出來的。

聽朋友說，中華書局新近影印出版了啟功先生手書的《詩文聲律論稿》，我覺得非買不可，以后置于案頭，學他的字，學他的文，也學他的人。——士心《中華讀書報》

·書畫家啟功· 1980年夏天，我去美國參加《紅樓夢》的國際學術研討會，需要給大會送一些禮品，我們就請啟先生寫一小幅字帶去。我懷著忐忑的心情去拜訪啟先生，提出了這個奢求，不料啟先生竟說我們合作一幅畫吧。我的畫根本是學習，怎可與啟先生合作，但啟先生卻毫不猶豫，鋪好紙就讓我動筆，我只好勉強畫了幾筆，然后由啟先生完成并題句。為什么由我先畫，因為最后要由啟先生來“收拾”，這樣我畫得不當之處，他就可以幫我彌補過去。這使我深深感到啟先生的寬宏仁厚。——馮其庸《博學宏通，顯幽燭微：拜讀啟功先生〈論詩絕句百首〉》

·詩人啟功·

啟功先生是當代古典詩壇上的泰斗之一，近十幾年來出版了《啟功韻語》、《啟功絮語》、《啟功贅語》等三部詩集。最近由中華書局又將這三部詩集匯集成《啟功叢稿·詩詞卷》，共收入近600首作品。這些作品工力深厚，風格鮮明，完美地利用了古典詩詞的固有形式，又充分體現了新時代的創造特點，為古典詩詞如何繼承與創新樹立了很好的典范。同時，啟功先生還對古典詩詞的創作發表了很多精辟的見解，從理論上對當代古典詩詞的創作進行了深入的探討，這些都對當代古典詩詞的創作有很大的啟發，值得我們很好地加以借鑒。——趙仁王圭《舊體詩的新作法：讀啟功詩詞所得的啟示》

啟功先生在《詩文聲律論稿》中精辟地歸納了舊體詩的格律。按我的理解，他深入研究詩律，是為了總結前人寫詩的經驗，借以詮釋古典詩歌的語言藝術，并不是要求今人都按照舊體詩的格律來寫詩。啟先生自己的詩集《啟功韻語》和《啟功絮語》、《啟功贅語》，各體兼備，風格多樣，足見他的創作正在探索詩體的革新，為中國詩的發展尋求出路。——程毅中《讀啟功先生“三語”有感》

我是古代文學方向的研究生，我的研究對象主要是詩歌，為了對這一體裁有更深刻的了解，我一直在嘗試寫一些舊體詩。啟功先生的《詩文聲律論稿》是我學詩的一本重要的工具書。正如啟功先生在書的緒論中講到的，“本文所要探索的是古典詩、詞、曲、駢文、韻文、散文等文體中的聲調特別是律調的法則，……分析前代人的成說，從具體的現象中歸納出目前所能得出的一些規律。”啟功先生對于這些規律的論述和分析深入淺出、簡潔明了，很利于初學者去把握。

這本書也是一本很見功力的詩文聲律研究專著。作者在這樣一本薄薄的小冊子里完整的論述了律詩的發展歷史，深入的分析了律詩的幾種重要的形式，同時還對詞、曲、駢文、韻文中的律調句以及散文中的聲調問題進行了研究，既有對前人研究成果的總結，又有許多創見，是做詩歌研究的學者不可忽略的成果。

書中作為例證的作品如杜甫的《客至》、李白的《登金陵鳳凰臺》、李商隱的《七月二十八日與王鄭二秀才聽雨后夢作》等都是技巧與意境俱佳的上乘之作，可以當作一本優秀的詩歌選本來讀。——胡秋蕾

啟功先生的《詩文聲律論稿》對于初學詩詞格律的人來說是很相宜的，以大學者之巨眼高瞻遠矚，在紛繁的音韻聲律現象中總結出了幾條比較清晰的規律，特別是其中的“平仄長竿”說，猶如撥云見日，一下子讓初學者理出了頭緒。薄薄一本小冊子，兼及詩、詞、曲、文，亦論及永明體等與詩體流變相關之問題，可謂由博返約，非大學者莫辦。這本書的重點雖然在講詩詞格律，亦旁及駢文、韻文與散文等其他學者較少提及的文體的聲調押韻問題，為初學者一解疑惑。啟功先生在提到前人成說時均詳述其作者書名，讀者若欲進一步深入研究，便可依照書目查閱，甚為方便。此書為啟功先生的手寫本影印，先生的書法，筆秀神清，向為海內所重，讀者執此一卷，既可學習詩文聲律，兼得欣賞、臨摹書法，豈非一舉而兩得乎？

第二篇：選錄如何造句

選錄拼音

【注音】： xuan lu

選錄解釋

【意思】：選擇收錄（文章）。

選錄造句：

1、參觀當地的音像店，選錄對方喜歡的歌手音樂。

2、以下僅僅是清單的選錄，未來50年我的靈性行動計劃的一部分。

3、四分之一的動物擁有多個電影選錄片段，創建的成套資料庫中還有500個獨立的影片。在其中一些影片中，戴維爵士還非常年輕。

4、但由于檢索體系在選錄我國科技期刊文獻存在不全面性，所以其評估和參考只有相對意義。

5、他選錄了報上文章中的幾段，在會議上念。

6、他選錄的文件很有價值，應該推薦給大家看看。

7、第二、改革開放以前中學語文教材魯迅作品選錄及其讀解情況介紹和分析。

8、這一時期的選錄和解讀主要受政治局勢的左右，為政治革命服務，作品教學被放在次要地位。

9、考察《文選》所選錄的中古作家的地域分布，可以看出該時期不同發展階段各地文學盛衰變化的情況。

10、本課程主要是以作業單元中整套的學生專題及選錄的課堂講稿為特色。

11、創刊號除刋載「城市文學創作獎」的得獎作品外，還選錄了城大師生和校友的創作、評論和譯介作品。

12、文章從分析SCI選錄期刊的標準入手，探討了論文被SCI收錄的投稿策略。

13、《古詩歸》選錄陶淵明詩作數量最多，且評價極高。

14、中學語文教材所選錄的古典詩文之中，包蘊著豐富的儒家人格思想，是我們今天對中學生進行素質教育的極好的思想資源及精神營養。

15、茲選錄部分學人的評論文章，以幫助讀者了解《全宋文》的基本情況。

16、由此可以看到駢文特殊的敘事方式，并幫助理解《文選》選錄作品的藝術標準。

17、唱片公司選錄了他不同時期的歌曲。

18、中學語文教材中選錄了一些《左傳》中的篇章，對學生學習古代漢語與傳統文化十分有益。

19、錄制介質包括一個具有選錄流文件和與選錄流文件關聯的選錄信息文件的數據結構。

20、該選錄流文件至少包括靜止圖像的視頻數據，該選錄信息文件至少包括一個入口點映射表。

21、書中選錄的案例都經悉心篩選，案例的翻譯工作亦非常嚴謹及極具專業水準。

22、然而當前對于唐代蝴蝶詩的研究，仍主要表現為作品的選錄和賞析，尚缺乏對其整體、系統的研究。

23、他選錄了報上文章中的幾段，在會議中念。

第三篇：九三學社2011年終總結

九三學社2011年終總結

2011 年,是九三學社市直二支社發展進程中很不平凡的 一年,是繼往開來、與時俱進的一年。在九三市委的領導下, 在支社干部的精心組織策劃下,在各位社員的積極配合和大 力支持下,工作有一定的起色。現將本的工作總結如下:

一、社團活動更具特色 我支社有多位律師社員,我們根據專業特點,于 2011 年5 月8 日,開展了一次,九三學社市直二支社創建'平安 岳陽'義務法律服務活動,由三位律師社員提供現場法律 咨詢,并發放了婚姻家庭、刑法修正案(八)的宣傳資料上 百份,且幾位律師社員在平時的工作中,也很注意平安岳陽 宣傳,為平安岳陽貢獻出了一份力量。2011 年7 月,又有一 位新律師社員加入到支社,在今后的法律服務方面,支社可 以提供更有力的保障。

二、社團活動較豐富 社員小型活動聚會較多,社員紛紛獻計獻策,支社先后 二次組織社員開展聯誼活動,其中一次組織會員到君山開展 聯誼會。另一次于 2011年5月8 日,我支社與農科所支科 聯合組織聯誼會,并至龍山戶外燒烤,社員聯系更緊密。

三、總結經驗,展望未來(一)總結經驗 支社工作有一定的起色,但由于時間較短,本職工作較 忙,工作經驗的缺乏,我們也深知還存在這樣那樣的缺點和 2 不足,現總結如下:

1.支社干部與會員之間的交流還不夠,很多信息沒有及 時暢通,很多想法、經驗沒有很好的交流;致使未能開展一 些大的活動。2.活動影響力不大:精品社團活動不多,活動從數量上 來說,有點少,沒有達到預定的目標;活動的宣傳工作有待 提高,如宣傳方式選擇,宣傳時間的選擇問題,從而對宣傳 工作造成一定的影響。(二)展望未來 1.進一步規范工作,活動流程化;2.進一步提升網絡、媒體作用,推動與兄弟支社、社會 各界的交流合作;3.進一步打造精品社團活動,為社員的成長成才提供深 層次、高質量的服務。回顧過去,展望未來。支社的工作光有起色還不夠,要 認真的總結經驗,改進不足,支社成員要共同努力,按照九 三市委的各項要求,以與時俱進、發揚有為的精神風貌,充 分利用一切有利條件,發揮各方面的積極性,堅定信心,知 難而進,扎實工作,為支社工作上新臺階而努力奮斗!

第四篇：九三學社章程

九三學社章程

（九三學社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部分修改2007年12月12日通過）

總

綱

九三學社是以科學技術界高、中級知識分子為主的具有政治聯盟特點的政黨，是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同中國共產黨通力合作的親密友黨，是進步性與廣泛性相統一、致力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參政黨。本社前身為抗日戰爭后期一批進步學者發揚五四運動反帝反封建的愛國精神，以民主、科學為宗旨，在重慶組織的“民主科學座談會”。后為紀念1945年9月3日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偉大勝利，改建為“九三學社”。國共和談和舊政協期間，本社支持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反對內戰，反對獨裁。解放戰爭期間，本社嚴正聲明不承認偽“國民大會”，贊成中國共產黨的各項主張，與中國共產黨團結合作，積極參加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的民主運動，為爭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而斗爭。隨后，本社響應中國共產黨召開新政協，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為建立新中國作出了積極貢獻。新中國成立后，本社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和政協章程總綱為自己的政治綱領，積極參與國家政治生活中重大問題的協商，組織成員參加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運動，為發展科學技術、教育和醫藥衛生等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走上了為社會主義服務的道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在鄧小平理論的指引下，本社進一步明確了性質、地位和作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履行參政議政、民主監督職能，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作出了顯著成績。半個多世紀以來，本社秉承愛國、民主、科學的優良傳統，同中國共產黨在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宏偉事業中風雨同舟，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歷史進程中攜手前進，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中團結奮斗，發展成為一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維護國家安定團結的重要力量。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適合我國國情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本社堅持并認真實踐這一制度。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參加國家政權，參與國家大政方針和國家領導人選的協商，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參與國家方針政策、法律法規的制定和執行。

本社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斗。

本社的一切活動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為準則，并負有維護憲法尊嚴、保證憲法實施的職責，享有憲法規定的權利和義務范圍內的政治自由、組織獨立和法律地位平等。

我國現在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家的根本任務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進入新世紀后，本社的基本任務是：堅定不移地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和基本經驗，貫徹執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維護寬松穩定、團結和諧的政治環境，高舉愛國主義、社會主義旗幟，團結全體社員和所聯系的知識分子，牢牢把握發展這個第一要務，不斷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為實現新世紀新階段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局面的奮斗目標，為實現推進現代化建設、完成祖國統一、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的新世紀三大任務貢獻力量。

本社弘揚民主與科學精神。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的歷史時期，弘揚民主與科學精神，要在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中，把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為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推進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做出不懈努力；要貫徹“科教興國”和可持續發展戰略，大力

推進創新型國家建設，積極發揮我社科技人才比較集中的特點和優勢，充分調動廣大社員的積極性、創造性，努力弘揚科學精神，倡導科學方法，崇尚高尚的學術道德和職業道德，為推進科技創新、促進科技進步、培育科技人才、發展先進文化、普及科學知識，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不斷做出貢獻。本社積極開展海外聯絡工作，促進祖國統一。

本社努力促進與各國人民的友好往來和國際交流，維護世界和平。本社積極反映社員的意見和建議，維護社員的合法權益。

為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多黨合作事業的需要，本社要不斷加強自身建設，把我社建成堅定不移地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能夠經受各種困難和風險考驗，不斷提高履行職能的能力，與中國共產黨通力合作的參政黨。自身建設的原則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發揚社會主義民主，體現政治聯盟特點，保持進步性與廣泛性相統一。自身建設要以思想建設為核心，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學習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統一戰線理論，繼承、發揚我社優良傳統，不斷提高成員的政治素質；要以組織建設為基礎，實施人才強社戰略，堅持民主集中制，切實做好各級領導班子建設、后備干部隊伍建設、機關建設和基層組織建設工作，建立內部監督機制，增強社的活力和凝聚力；要以制度建設為保障，建立健全參政黨工作機制，使各項工作走上制度化、規范化軌道，以肩負起歷史賦予的光榮使命。

第五篇：九三學社申請書

入社申請書

九三學社福建省委員會：

本人，籍貫，年遠自山東來閩攻讀碩士學位，09年畢業。目前是單位。長久以來對九三學社懷有的熱愛、仰慕之情。現特向九三學社福建省委提出申請，志愿加入九三學社。

九三學社是以科學技術界高、中級知識分子為主的具有政治聯盟特點的政黨，是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同中國共產黨通力合作的親密友黨，是進步性與廣泛性相統一、致力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參政黨。本社前身為抗日戰爭后期，一批進步學者發揚五四運動的反帝愛國精神，以民主科學為宗旨，在重慶發起成立的“民主科學座談會”，后為紀念1945年9月3日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偉大勝利，改建為“九三學社”。半個多世紀以來，本社同中國共產黨風雨同舟、患難與共，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做出了積極貢獻。進入新的歷史時期后，本社帶領廣大社員及所聯系的群眾圍繞中心、服務大局，與時俱進、開拓創新，認真履行參政黨職能，不斷加強自身建設，在我國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近幾年，九三學社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秉承“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多黨合作方針，積極參政議政、建言獻策，服從服務于經濟建設大局，主動開拓社會服務，特別是開展智力開發、科技咨詢、辦學講學和支邊扶貧活動，成效顯著，充分說明九三學社把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當作己任，為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盡責盡力。

九三學社福建省工作委員會籌備組成立于1983年，成立以來廣泛團結福建廣大高、中級知識分子，發揚學社科技優勢，致力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福建省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做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

九三學社前輩們致力于學術自由、科教興國，始終走在時代的前列，引領著

科研方向，在國防、科技、經濟、醫藥等諸多領域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他們擯棄官僚和陳腐，懷著為人民謀福利的熱心，用他們睿智的頭腦、淵博的知識建言立論,為各級黨政領導提出了許多價值很高的建議。他們對科技刻苦鉆研、永不言棄的精神，對事業的無限忠誠、無私奉獻的崇高品格著實讓人感動，激發了我加入這個優秀群體的愿望。

本人畢業，參加工作近兩年，先在企業，后到工作，一直從事與專業相關的技術工作，研究，做了一定的努力，發揮了一些作用。但我我清楚地知道個人是渺小的，和高、中級知識分子云集的九三學社之間還有距離，但我不會妄自菲薄。我想早日融入九三學社這個崇高的集體，向學社前輩學習，通過加入九三學社發揮自身優勢致力于福建省現代農業發展工作。我會不斷提高完善自己，更加深入學習社史、社章，嚴格遵守學社紀律，以優秀的九三學社社員為榜樣，宏揚學社精神，勤奮學習，努力工作，投身于火熱的社會服務中去。

九三學社是光榮的，我希望在她的關懷下不斷進步。

我再次懇請加入九三學社，懇請組織批準。

申請人：

年月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