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罪犯的監獄矯正與社區矯正模式比較

罪犯的監獄矯正與社區矯正模式比較

——以上海市為例

孫輝

2012-9-21 14:48:52 來源：《南京師大學報：社科版》2007年4期第25～30頁

【作者簡介】孫輝，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上海200092

孫輝（1970—），男，上海楊浦區司法局工作人員，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博士生。

【內容提要】 2002年以來，上海開始社區矯正工作的探索，與監獄矯正相比，社區矯正實現了工作主體和經費投入主體從一元向多元的轉變。在公共財政的投入大幅下降的同時，罪犯的改造效果得到有效提高，刑滿后的重新違法犯罪率得到有效降低。由此可見，引進第三部門參與罪犯矯正這種公共性程度非常高的公共物品，既有理論上的可行，也有現實的必要。

【關 鍵 詞】監獄矯正/社區矯正/公共物品

中圖分類號：C916；DF8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1—4608（2007）04—0025—06

作為一種特殊的公共物品，罪犯矯正具有公共物品的一般特點，如產權的非排他性和消費的非競爭性、外部效應、不可分性、共同消費性、難以衡量、不可選擇性、規模經濟[1] 等特點，因而獲得了福利經濟學理論充分地支持——罪犯矯正應由政府或國家壟斷經營、獨家提供。以上海市為例，自1949年5月解放以后，上海市的監獄建制先后經過了從法院、公安到司法行政機關的轉變，但對于罪犯的矯正，一直由監獄警察來承擔。政府出錢出物出力，將罪犯矯正這種公共物品的安排者和生產者集于一身。在計劃經濟時期，政府將罪犯矯正這一公共物品的安排和生產集于一身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確實必要，在理論上符合公共物品的公益性特點，在現實中也與當時的社會資源配置模式相適應。但是，隨著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和變遷，以前那種公益物品和公共安全服務由政府“獨家經營”的制度安排日益顯露出其不適應性。針對傳統監獄矯正模式的弊端，2002年8月，上海市開始了社區矯正罪犯改造模式的探索。社區矯正是相對于傳統的監禁矯正而言的一種刑罰執行方式，是指將經法院宣告緩刑、裁定假釋以及由監獄等部門予以監外執行的罪犯置于社區內，由專門的國家機關，在相關社會團體和民間組織以及社會志愿者的協助下，在判決、裁定或決定確定的期限內，矯正其惡習，并促進其順利回歸社會的非監禁刑罰執行活動。本文主要從實證研究的視角，對上海市兩種不同的罪犯矯正模式進行比較。

一、上海市社區矯正工作的實踐探索

上海市社區矯正的探索，從微觀層面看，主要是刑事司法領域行刑理念變革的要求，而從宏觀層面看，則是順應城市公共事務治理理念的轉變，建立公共物品供給中的政府與第三部門伙伴關系，回應政府獨家經營公共物品時的低效率問題。

（一）上海市社區矯正工作簡要回顧

2002年8月，上海市開始了社區矯正試點探索工作，到目前為止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見表1）：

第一階段，2002年8月至2002年底。主要以擴大罪犯假釋面為突破口，市委政法委和公、檢、法、司組成領導小組，辦公室設在司法局，由市監獄管理局組織推進，在徐匯區斜土路、普陀區曹楊新村和閘北區寶山路三個街道正式啟動社區矯正的試點工作，社區服刑人員平均每月約100余人。

第二階段，2003年1月至8月。由市委政法委直接領導和推動，試點范圍由原先的三個街道擴展到徐匯、普陀、閘北三個區的所有31個街道（鎮），社區服刑人員平均每月1100余人。

第三階段，2003年8月至2004年5月。為了探索城鄉結合部如何開展社區矯正工作，為全市的推開做好準備，2003年8月，上海市社區矯正工作的試點范圍擴展到徐匯、普陀、閘北、盧灣和浦東新區五個區的所有59個街道（鎮），社區服刑人員平均每月數量約1800人。這一階段，上海組織成立了隸屬于市司法局管理的社區矯正工作辦公室，承擔社區矯正協調推進的職能主體也由政法委整體移交給司法行政機關。

第四階段，2004年5月31日至今。上海市19個區（縣）全面開展社區矯正工作，根據2006年10月的統計數據，共有社區服刑人員4974人。

（二）上海市社區矯正：罪犯矯正模式的變革

2002年之前，上海市的罪犯矯正基本上是通過監獄來進行的，從工作主體上看，監獄警察既承擔對罪犯的懲罰和監控（“管得住，跑不了”）職責，也承擔著對罪犯的教育轉化（“改造好”）工作。從經費投入上看，監獄的人民警察經費、犯罪改造經費、罪犯生活費、獄政設施經費及其他專項經費，全部列入市財政預算。從公共物品供給的視角看，這是一種典型的政府獨家壟斷經營的模式。2002年8月以來，上海開始進行社區矯正這種新的罪犯矯正模式的探索。其本質不僅是將罪犯矯正的場所由監獄變成社區，更重要的是政府通過簽定合同的形式，引入上海市新航社區服務總站這種社團組織的力量，與后者結成伙伴關系，對被裁定假釋、被宣告緩刑、被單處剝權、被判處以及暫予監外執行的5種罪犯在社區進行矯正。具體設計是：對于罪犯的刑罰執行職能（作為罪犯矯正這種公共物品中的基礎要素），仍然由政府集安排者與承擔者為一身；而對于罪犯的幫教、服務（作為罪犯矯正這種公共物品中的附屬要素），則由政府通過簽定合同的形式，委托給新航社區服務總站來承擔（兩種不同矯正模式下的政府職能變化見圖1和圖2）。

圖1政府在傳統監獄矯正中的職能定位

圖2政府在社區矯正中的職能定位

從圖1、2可以看出，監獄矯正模式中，無論是對罪犯的“管得住，跑不了”，還是“改造好”，都由政府統包統攬。而在社區矯正模式下，對罪犯矯正的基本要素（刑罰執行、管理、控制），政府是安排者，也是承擔者；而對于罪犯矯正的附屬要素（對罪犯的幫教、服務，如幫助解決矯正對象在就業、生活、心理等方面存在的問題），政府只是安排者，新航社區服務總站這種第三部門是承擔者。因為，對于罪犯的幫教、服務是無利可圖的，對市場營利組織而言沒有足夠的激勵，即便市場營利組織參與進來，也很容易利用自己和委托部門之間的信息不對稱，降低幫教、服務的質量。作為一個第三部門，新航社區服務總站所追求的是一種使命感而不是利潤，所以會參與生產罪犯矯正這種對社會有正外部性的公共物品。同時，又由于第三部門具有不分配盈余的性質，即使政府因“信息不對稱”而無法精確評價服務的質量或數量，受到降低服務質量的誘惑也比市場營利組織要小得多[2]27。

二、上海市社區矯正和監獄矯正模式的比較

（一）工作主體實現了一元到多元的轉變

在傳統監獄矯正模式下，監獄干警既承擔對罪犯的懲罰、控制和管理的重任，也有對罪犯進行教育改造的要求。如在上海市監獄矯正工作中，無論是“管得住，跑不了”，還是“改造好”，都由監獄干警這一單一的工作主體承擔。實際上，由于干警素質以及一元控制的社會管理模式等方面的原因，相當數量的監獄干警只是一名稱職的“看守”，只能完成“管得住、跑不了”的任務，難以勝任將罪犯“改造好”、使其順利回歸社會的使命。而在社區矯正模式下，司法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專業社工以及社區志愿者組成多元化的工作主體。司法行政機關工作人員主要承擔刑罰的執行職能，對罪犯進行控制和管理，而專業司法社工則在社區志愿者的協助下，主要幫助解決矯正對象在就業、生活、心理等方面存在的問題，以利于他們順利適應社會、重新做人（見圖3）。

圖3罪犯矯正工作主體的演變

（二）經費投入主體由一元到多元的發展

在傳統的監獄矯正模式下，對罪犯矯正所有的費用（人民警察經費、犯罪改造經費、罪犯生活費、獄政設施經費及其他專項經費等），全部由上海市政府來承擔；而在社區矯正模式下，罪犯矯正的經費來源則呈現多元化態勢（見圖4）。

圖4罪犯矯正費用投入主體的變化

圖4左邊表示傳統監獄矯正模式下，罪犯改造經費全部由市級政府承擔，而在社區矯正中，除了市級政府承擔基礎費用外，區級政府和街道鄉鎮也相應承擔了部分社區矯正工作的費用，另外，還有一部分來自于社會的捐助。具體而言，上海市社區矯正辦公室按照每位社工（按照50名矯正對象配備1名社工的比例確定社工的數量）4萬元的標準，與新航社區服務總站簽訂合同。從監獄系統以及其他政法機關抽調的具有公務員身份的社工的工資費用由市級政府承擔，而對于從社會上招聘的社工，其4萬元的費用支出則由區級政府和街道鄉鎮各承擔2萬元。

（三）公共財政投入降低產出比提高①

一種新的公共物品的供給模式取代或補充舊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新舊模式在提供公共物品時的成本——效益分析。根據法經濟學[3] 理論，一種較優的行刑方式，必須能夠以最小的社會成本，達到最有效的預防和控制犯罪的目的。無論是國際上既有的統計數據，還是對上海市兩種矯正方式投入進行粗略計算，都可以得出社區矯正比監獄矯正在提高公共財政投入產出比方面具有優勢。

從西方幾個主要國家的實證研究看，由于其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社會資源，社區矯正的成本遠較監獄矯正的成本為低（見表2）。

由于上海在最近幾年才著手探索社區矯正工作，因此，我們無法通過占有更長時間內的數據，對監獄矯正和社區矯正兩種不同的罪犯矯正模式的成本進行比較，而只能退而求其次，對目前上海市4974名社區矯正對象采用不同的行刑方式的成本進行比較。

按照現有的條件，如果目前上海4974名社區矯正對象放在監獄中的話，需要建造一座可容納4000名犯人的監獄，需要撥付經費1.5億元，另外按照運營50年計算，年度折舊費用需要300萬元；每年政府還要撥付犯罪改造經費、罪犯生活費、獄政設施經費及其他專項經費約3680萬元；按照現有的監獄干警與監獄犯人的比例，需要800余名監獄干警，每年需要的人頭經費為4800余萬元，即便不考慮監獄周圍土地價值的損失以及監獄周圍居民心理和審美影響，每年也大約需要投入8780萬元，平均到每個矯正對象身上為17651.79元。而社區矯正的費用大致分為社工的辦公用房費用、政府購買服務費用、司法行政機關人員費用和社會捐贈，即便把志愿者的勞動也折合成金錢，總共4135.14萬元，平均到每個矯正對象身上1655.43元。前者所需費用是后者的10.68倍（見表3）。

說明：2005年底，上海市有社工447名，他們的工作對象包括社區矯正對象和五年內的刑滿釋放的對象和解除勞教的人員。按照1∶50的配比，開展社區矯正的社工約有100人左右。

（四）提高了罪犯矯正的效果

刑罰的目的不僅在于懲罰犯罪，更要改造罪犯，使其重新回歸社會。但就目前的監獄矯正對象而言，他們長期困于狹小的空間，人生發展受到制約，甚至還互相傳染惡習，以致于在刑滿釋放之后，由于無法順利融入社會而再次選擇犯罪，成為“二進宮”、“三進宮”人員，如此循環往復，終其一生。相對于監獄矯正，將對象放在社區內，依靠包括新航社區服務總站在內的多元化的社區矯正工作主體，形成與矯正對象“一對一”或“多對一”的幫教關系，不僅有助于對社區矯正對象的控制和管理，而且通過社工的專業化、個性化的教育、幫助、服務，有助于罪犯順利回歸社會。因為“非營利機構是改造人、點化人的組織，其產品是治好的病人、樂于進取的孩子、年輕男女成長為具有自尊的成人??總之，一個改變了的新的生命力”[4]。

從犯罪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社區矯正有助于改變矯正對象實施重新違法犯罪行為的預期效用③。具體言之，通過有效的控制和人性化的服務與幫助，（1）降低了矯正對象獲得生存與發展的成本；（2）提高了其再次違法犯罪被發現和追懲的概率。由于犯罪成本和通過正當途徑生存發展成本的此消彼長，作為“理性人”的矯正對象而言，積極主動的認罪服法，自覺接受教育改造并順利實現“再社會化”。最終的結果，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社會犯罪的總量。

有關統計數據也印證了德魯克的論斷和犯罪經濟學理論的假設。根據上海市社區矯正辦公室的統計，2004年，上海市社區矯正對象期滿后一年內重新犯罪率為0.67％，2005年為0.70％；而根據上海市連續七年的統計數據顯示，監獄矯正對象刑滿釋放后一年內的重犯率平均為3.2％（見表4）。

資料來源：監獄刑滿釋放對象一年內的重新犯罪率根據上海市監獄管理局1998—2005年的統計表計算所得；社區矯正對象期滿宣告后一年內的重新犯罪率根據上海市矯正辦公室2004年和2005年的統計報表計算所得。

是不是由于社區矯正對象本來刑期就短，犯罪的主觀惡意程度不深的原因才導致兩種不同的矯正對象在刑滿之后的重新違法犯罪率的差異呢？事實并非如此，有關研究表明：在監獄中的短期刑犯人在刑滿釋放后的重新違法犯罪率要明顯地高于刑期較長的罪犯。司法部預防犯罪研究所的一項調查顯示，監獄中刑期在3年以下的短刑犯，一般占整個在押犯人數的25％左右，但刑滿釋放后其在重新犯罪人員中卻占70％以上。短期刑罪犯重新犯罪率高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它也反映了監禁刑的嚴重缺陷，因為短期自由刑的執行如果固守短期監禁刑的模式，除了增加了犯罪感染的概率外，幾乎無法得到其他東西[5]85。

三、社區矯正存在的問題與局限

盡管在實踐中，通過政府（司法行政機關）與第三部門（司法社工）之間的伙伴關系，社區矯正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行刑成本，提高了罪犯矯正的效果。但從調查所掌握的數據看，還存在一些制約社區矯正成效的因素，在社工組織、政府以及社會三個層面均有所體現。另外，作為一種新型的罪犯矯正模式，社區矯正也存在其本身難以克服的局限性。

在社工層面遇到的問題正如中國當前的其他諸多第三部門一樣，主要是實然狀態與應然狀態之間的差距問題，如：有效激勵不足、專業素質偏低、競爭缺失、經費來源單一以及工作方式機關化等。在政府層面存在的問題與不足主要在以下方面：一是“缺位”，將一些本來應該由自身承擔的職能交由司法社工來承擔；二是對社工管理的行政化，基層司法科往往把社工當作自己的工作人員來對待；三是還沒有建立科學的對社工工作績效評估標準和評估機制。在社會方面則存在扶助力量不足的問題。社會學家霍爾曾指出：“第三部門能否有效地開展工作，不僅取決于第三部門及其工作人員的努力，在某種程度上還需要恰當的“社會支撐物”（social moorings）[6]。社區矯正工作開展的好壞以及成效如何，既取決于社工的努力，同樣也有賴于其他人的配合，需要來自于多學科、多專業、多部門的志愿者的幫助，從而形成一個有效的工作團隊和工作系統。從我們調查的情況看，現在社區矯正中的志愿者主要還是居委干部、社區民警等傳統幫教者，真正具有志愿精神和奉獻精神、把工作作為人生價值目標追求的專業化的志愿者還比較缺乏。

不僅如此，對罪犯改造來說，社區矯正這種罪犯矯正模式也存在其自身難以克服的局限性，對社區矯正的作用和期望也不能無限拔高。與封閉式監獄相比，社區矯正是人類文明的一大進步，但他無法完全替代監獄矯正。社區矯正是一種刑罰執行方式，而我國目前的刑罰有5中主刑，即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死刑。這其中有三類罪犯是在監獄服刑，包括：（1）部分有期徒刑；（2）無期徒刑；（3）死刑緩期執行。無期徒刑和死刑緩期執行的罪犯不經過若干年的監獄矯正和多次減刑，沒有可能進入社區矯正。有期徒刑中有暴力傾向以及拒絕改造和難以改造者，也都沒有進入社區矯正的可能，只有有期徒刑中無暴力傾向、改造較好、余刑較短、無社會惡劣影響的罪犯，才有可能進入社區矯正[7]22。另外，從國際刑事政策發展的走向來看，“整體趨輕、輕輕重重”（即“矯正可矯正者，不可矯正者使其不再為罪”）是發展趨勢。而在我國，目前的刑罰制度對重型犯罪的懲罰相對較輕，對輕型犯罪的懲罰相對較重。從改革和發展的方向看，重型犯要判的比現在重一些，使那些“不可矯正者”失去危害社會的機會，輕型犯要判的比現在輕一些，以有利其重新實現“再社會化”。對上述兩類對象，監獄矯正主要解決其中的“重重”的問題，社區矯正主要解決“輕輕”的問題。監獄將變成主要對重型犯、暴力犯和長期犯的控制和管理；社區矯正將主要對輕型犯、非暴力犯和經監獄多年改造后表現較好的長期犯的矯正和管理。鑒于此，從長遠發展看，社區矯正只能是和監獄矯正并存的一種罪犯矯正模式，兩種矯正方式分工明確，但又互相促進、相互配合、相互補充，共同完成刑罰執行的任務。

四、簡短的結論

中國社會已經和正在發生巨變，一個多元化的社會已經漸次展現在我們面前，社會成員對于公共物品的需求數量更多、質量更高。無論是市場還是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時都存在失靈的問題。在資源有限尤其是在“企業型政府”[8] 已經成為人們對政府績效的重要期許時，罪犯矯正也應該講究經濟性、節儉性。即便在經濟上允許建造更多的監獄，錄用更多的監獄警察；進一步改善監獄的軟硬件裝備，但也面臨政治上的壓力，同時也不符合政府管理的理念。陳興良教授指出：“刑罰作為一種社會控制手段，其作用是有限的，不可能將維持社會秩序的任務完全指望刑法完成??刑事控制模式應以犯罪的相對性與刑罰的經濟性為基本觀念，建立一個實現刑法資源的最佳配置并能取得遏制犯罪的最佳效果的刑事控制模式，這應當是我們的理性選擇。”[9]56 為了實現行刑效率的最大化，一方面可以優化監獄的內部運行機制，在既定甚至在降低公共財政投入的情況下，提高監獄矯正的效率；另一方面，可以根據不同的罪犯，選擇不同的矯正方式，提高非監禁刑的適用比例。因為非監禁刑適用比例的增加，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監獄的擁擠問題，提高監禁刑的質量。上海市的實踐也證明，社區矯正這種刑罰執行方式的效率比監獄矯正的效率要高得多：（1）社區矯正可以節約單個罪犯需要政府投入的公共財政；（2）在矯正對象身上所體現的效果要好，有利于降低重新違法犯罪率，也符合行刑的目的。因此，按照懲辦與寬大（也即“重重輕輕”）相結合的刑事政策，監獄矯正和社區矯正應該形成有效的補充。由此形成所謂的國家和市民社會共同參與的刑事政策，在這種新的犯罪控制模式中，兩種矯正方式應實現有效互動。在監獄矯正模式下，主要依靠公共的強制權力，著眼于對犯罪行為的規約與懲罰；而在社區矯正模式下，能更好地利用市民社會的力量，側重于對犯罪人的說服與治療，由此形成一種公私共處的混合的罪犯矯正模式，有效地預防和減少犯罪。

基金項目：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2005EJB006）。

注釋：

① 在此，要計算出純粹的監獄矯正和社區矯正的投入和產出總量，以及二者之間的比率，并通過建立復雜的數學模型，精確地計算出何種矯正方式更“經濟”，具體又“經濟”多少是不可能的。因為無論是監獄矯正還是社區矯正，其實際的收益和成本都可以劃分為兩大類：直接的或間接的。直接的收益和成本是指那些與主要項目的目標緊密聯系的收益和成本。間接的收益和成本也被稱為外部效應或溢出效應，更多地是以一種副產品的面目出現。上述二者之間的界限有時很模糊。“有形”一詞用于可以用金錢衡量的收益和成本；那些不能用此來衡量的——如監獄周圍土地價值的損失、監獄周圍居民心理和審美影響、第三部門和志愿者的參與對于全社會公民意識的培養、對象的家庭因不必要與對象分離所產生的心理喜悅等，都被稱為“無形”。在現實的場景中，這些因素很難以貨幣化的形式，被算進成本或收益中去。

② 據不完全統計，上海市名副其實參與社區矯正的志愿者數量為900名左右，每人每年從事社區矯正志愿者活動約為10小時。根據上海市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05年上海職工月平均工資為2235元，按照每月工作165小時計算，上海職工小時平均工資為13.5元。這里姑且按照這一標準折算志愿者的報酬。

③ 違法的預期效用定義為EU[,j]＝p[,j]U[,j]（Y[,j]－f[,j]）＋（1－p[,j]）U[,j]（Y[,j]），這里Y[,j]表示違法者j從違法行為中獲得的貨幣及心理方面的收益；U[,j]表示其效用函數，f[,j]可以理解為j受到懲罰的貨幣等價物，于是＝U[,j]（Y[,j]－f[,j]）－U[,j]（Y[,j]）＜0和＝－p[,j]U[,j']（Y[,j]－f[,j]）＜0。只要收入的邊際效用為正，通過納入末某些因素的成本與可能性，便可以將分析予以擴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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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淺析社區矯正與檢察監督

淺析社區矯正與檢察監督

[論文摘要]“社區矯正”要義是行為指導和生活扶助，落實行為人責任且有效保護被害人。社區矯正在現有法律框架下，是擴大適用緩刑的前提、擴大假釋方面能夠盤活刑罰的機制。它以完善法律為條件，使監外執行擁有更大的適用空間，平衡適用社區矯正旨在體現法律平等。

[論文關鍵詞]社區矯正 同步監督 監督機構整合

一、社區矯正的概念及意義

社區矯正是與監禁矯正相對的行刑方式，是指將符合社區矯正條件的罪犯于社區內，由專門的國家機關在相關社會團體和民間組織以及社會志愿者的協助下，在判決、裁定或決定確定的期限內，矯正其犯罪心理和行為惡習，并促進其順利回歸社會的非監禁刑罰執行活動。社區矯正是積極利用各種社會資源、整和社會各方面力量，對罪行較輕、主觀惡性較小、社會危害性不大的罪犯或者經過監管改造、確有悔改表現、不致再危害社會的罪犯在社區矯正中進行有針對性管理、教育和改造的工作，是當今世界各國刑罰制度發展趨勢。

二、檢察機關在社區矯正工作中的法律地位

目前開展社區矯正工作的法律根據：司發〔2003〕12號《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關于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和司發通〔2009〕169號《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關于在全國試行社區矯正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賦予了檢察機關對社區矯正各執法環節的法律監督地位。可見，檢察機關對社區矯正工作進行檢察監督的法律地位，既符合憲法和法律的精神，也符合社區矯正工作規范性文件的要求。檢察機關開展對社區矯正的法律監督，是刑罰執行監督的重要內容和重要任務。

三、目前，我國檢察機關對于開展社區矯正法律監督工作存在的困難

（一）立法不規范

我國《刑法修正案

（八）》雖然將社區矯正作為一種非監禁刑罰執行方式明確規定下來，但并沒有對社區矯正的程序、具體工作方式作出明確的規定，其他的兩高兩部等文件對社區矯正作出了相關的規定，但缺乏權威性。檢察機關在社區矯正中的權利義務、如何開展法律監督等問題上都沒有具體明確規定。因此社區矯正法律監督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法律依據問題，在法律上，明確規定檢察機關依法對社區矯正工作實施法律監督的權利與義務這項立法活動迫在眉睫。

（二）定位不準確，檢察監督力度不夠

當前，檢察機關對社區矯正往往重配合輕制約，即社區矯正中，檢察機關的身份往往是社區矯正工作的參與者、司法行政機關的幫手，而不是獨立的監督者。

在檢察機關機構設置方面，只有在轄區內有監獄或看守所的檢察機關內部才設有刑罰執行監督部門。對于社區矯正的檢察監督，沒有設刑罰執行監督部門的基層檢察機關，都是由的監所檢察部門行使，監所檢察部門人員配備不強，其行使的社區矯正法律監督職權也遠遠超過了現有監所檢察部門行使職權的范圍，直接影響檢察機關對社區矯正檢察監督力度。

（三）社區矯正的執行機關不統一，檢察監督對象模糊

根據我國《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非監禁刑的執行機關為公安機關及其他機關。基層組織或者罪犯所在單位僅僅配合和協助公安機關進行幫教考察，但公安機關常常因為事務繁雜，沒有過多的時間和足夠的人力、物力投入到社區服刑人員的監督考察工作中，而真正承擔日常社區矯正任務的卻是司法行政機關。在這種情況下，人民檢察院究竟應以執法主體公安機關為監督對象，還是以工作主體司法行政部門為監督對象，或者，同時將兩者作為監督對象，這造成了檢察機關對社區矯正檢察監督對象的模糊性。

（四）社區矯正對象的手續等材料不齊全，檢察監督難度加大

在司法實踐中，有些對象的法律文書不齊全，有的只有一張釋放證明。尤其沒有實行矯正試點的省市，相應的材料更加欠缺，這就給執法機關為每一名矯正對象制定矯正計劃、矯正方案造成了現實困難，影響了矯正質量，同時造成檢察機關監督難度的加大。

四、檢察機關加強社區矯正監督工作的對策

（一）完善立法，賦予檢察監督強執行力

首先，需要制定專門的社區矯正法律制度，針對社區矯正的法律性質、適用范圍、監督管理措施、保障體系、工作程序以及社區矯正機構和人員的設置、職責、權利和義務、執法監督、法律責任等方面做出明確規定，特別要明確承擔日常社區矯正任務的執行機關，明確社區矯正人員的公益勞動、日常獎懲等矯正措施的法律性質，解決業已存在的法律依據不足、監督客體模糊等問題，為社區矯正健康順利發展奠定良好的法制基礎。其次，需要完善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要明確檢察機關在社區矯正工作中的法律地位，并完善監督的程序保障，對消極或積極對抗法律監督的行為，規定責任追究的程序，為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手段注入強制執行力。

（二）強化社區矯正罪犯監管責任 基層司法所應參照“兩高兩部”《關于依法加強對管制、剝奪政治權利、緩刑、假釋和暫予監外執行罪犯監督考察工作的通知》等規定，加強對社區矯正罪犯的監督管理。執行地司法所要統籌安排，采取有效措施，切實掌握本轄區內社區矯正罪犯的基本情況，建立社區矯正罪犯考察檔案和統計臺賬，要求法律文書、幫教組織、幫教措施、責任人、保證書齊全，要有專（兼）職人員具體負責此項工作。

再者，檢察機關監所檢察部門應依據有關法律和法規，督促執行機關規范對社區矯正罪犯的監督管理。檢察機關要加強對社區矯正中違法行為的查處，尤其要著重查辦牽涉其中的職務犯罪案件。另外要積極配合相關部門對社區矯正罪犯重新犯罪進行打擊，及時審查批捕，依法提起公訴，加大對社區矯正罪犯執行的監督考察力度，促使執行機關嚴格執法，切實履行監管職責。

（三）強化監督，確保檢察監督取得實效

1.建立檢察機關內部一體化監督機制。檢察機關各職能部門應當整合偵查監督、審判監督和執行監督職能，改變矯正工作之前各職能部門各自作戰、溝通聯系不緊密的狀況，形成檢察監督部門之間在非監禁刑適用中的監督合力，建立起以監所檢察部門為主體的檢察監督適用非監禁刑的一體化內部監督機制。一體化監督機制的監督重點應放在不應適用非監禁刑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不恰當地判處非監禁刑，監督應從偵查監督部門在審查批準逮捕時就開始，將不捕信息上網流轉，公訴部門則在出庭公訴和裁判審查時開展審判監督，積極利用抗訴等手段進行糾正不當量刑并上網流轉，監所檢察部門則在監外執行檢察時結合罪犯的基本情況和社區幫教信息綜合判別其非監禁刑的適當性，進行跟蹤性監督。一體化監督的實現形式是現有檢察機關辦案系統，通過該系統充分利用實現相關監督信息和意見的流轉和處理，必要時監所檢察部門協同公訴部門做好審前監督工作，切實防止借社區矯正之名，行濫用權利之實。

2.建立同步監督制度。根據現行法律規定，檢察機關對社區矯正的監督，更多的是事后監督，這種監督方式并不利于問題的發現和解決，而且也影響了檢察機關監督效能的發揮。為此，檢察機關有必要前移監督關口，變事后監督為同步監督，進而增強監督的效果。檢察機關在社區矯正活動中應對以下工作實施同步監督：一是在公訴中，積極開展量刑建議，促使審判機關合理擴大非監禁刑的適用；二是及時審查刑事判決，重點把好量刑監督關，保證審判機關裁決非監禁刑的正當性；三是提前介入假釋和暫予監外執行活動的監督，認真審查執行機關提請假釋和暫予監外執行的材料，發現問題及時提出糾正，防止違法假釋、暫予監外執行情況的發生。

3.積極探索社區矯正的監督方式，提高社區矯正監督的實效性。在監所檢察部門內設立監外罪犯執行信息網絡中心，該中心連通公安機關和社區矯正機構的相關信息網絡，為監外刑罰執行實施動態化監督。該信息中心可以便捷地瀏覽所在區域所有社區矯正對象的資料，包括犯罪分子個人的基本情況，犯罪的性質、罪名，所判的刑罰種類，刑期或罰金數額，審判機關，前科，主要社會關系等，以及社區矯正部門對其開展社區矯正過程中形成的情況（這部分資料是動態的，隨著執行的發展不斷得到增加和充實）。另外，建立相應的責任制，促使社區矯正機構和公安機關及時錄入社區矯正信息和有關變更執行信息，監所檢察部門采用現場察看與上網查閱相結合的方式實現監督。

第三篇：社區矯正與社會工作的關系

社區矯正與社會工作的關系

孫靜琴/張培忠

【內容提要】 自2003年以來，社區矯正試點工作在我國廣泛開展，初步形成了社區矯正制度。很多省市采納社會工作專業力量助推社區矯正，取得了明顯成效。但是，如何厘清社會工作在社區矯正中的地位和作用，直接關系到社會力量介入社區矯正的方式和效果。本文通過分析社區矯正與社會工作的關系，對社會工作在社區矯正中的定位進行了探討。【關 鍵 詞】社區矯正/社會工作/關系

作為刑事司法體制改革的重要舉措，社區矯正兼具維護公共安全和幫助罪犯復歸社會重新做人的使命。社區矯正的獨特之處在于：一方面，社區矯正是一項刑罰執行活動，具有法律的權威性和懲罰的震懾性；需要對罪犯的罪行做出司法處置，維護公共安全和人民基本權益。另一方面，社區矯正是一項借助社會力量幫助服刑人員回歸社會的教育改造運動，具有社會幫扶的性質。動員社會力量介入社區矯正，是其本身的內在要求。

我國的社區矯正實踐，是在我們獨特的政治體制、司法體制、社會環境、文化環境之下進行的。無論社區矯正的立法、監管、執行，還是社會力量的參與形式，都由我國國情所規定。當前的突出問題是，作為刑罰執行的社區矯正，在懲罰的同時，如何借助社區和社會力量，實現服刑人員的犯罪預防與人性復歸，成為司法實踐和社會工作的重要課題。厘清社區矯正和社會工作的關系，對于社區矯正的司法實踐和社會工作的積極介入，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 “社區矯正”是與“監禁矯正”相對的行刑方式，是指將符合社區矯正條件(犯罪性質比較輕微和社會危害性較小)的罪犯置于社區內，由專門的國家機關，在相關社會團體和民間組織以及社會志愿者的協助下，在判決、裁定或決定確定的期限內，矯正其犯罪心理和行為惡習，并促進其順利回歸社會的非監禁刑罰執行活動。

作為一個“舶來”概念，社區矯正源起于西方，目前已被聯合國有關規則、宣言所認同。聯合國的許多刑事司法規則，如《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標準規則》、《監禁替代措施》、《聯合國非監禁措施最低限度標準規則》(即“東京規則”)等，都倡導盡可能避免監禁，將監禁作為最后一種迫不得已的手段使用，從而大大促進了國際社會刑罰制度中對非監禁刑的適用。如今，社區矯正已在世界各國被廣泛使用。自2003年7月始，我國逐步開展了社區矯正試點工作。截至2007年底，社區矯正試點遍及全國25個省(區、市)，初步建立了社區矯正制度。目前，司法部正在會同有關部門研究制定全面推開社區矯正工作的方案，同時起草《社區矯正執行辦法》，進一步明確和規范執行程序，爭取2009年在全國全面推開社區矯正工作。[1] 作為我國社區矯正首批試點地區，北京、上海、天津、江蘇、浙江、山東結合自身實際積極探索，已經建立了比較成熟、完善的工作制度和部門聯系制度。山東省在2004年8月，適時啟動了社區矯正試點工作，確立了“以點帶面，逐步推開，依法規范，積極穩妥”的試點原則。截至2006年5月底，全省在濟南、青島、棗莊的28個縣(市、區)、281個鄉鎮(街道)開展了試點工作，先后共接受矯正對象2697人，已解除矯正520人。在矯正期間，矯正對象無一人重新違法犯罪。到2007年，社區矯正擴大到全省17個市，將被判處管制、宣告緩刑、暫予監外執行、裁定假釋和被剝奪政治權利并在社會上服刑的罪犯全部納入社區矯正范圍。隨著社區矯正工作的深入，全省許多地方正在繼續探索符合自身實際的工作方法。

社區矯正作為一種全新的行刑方式，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被世界各國廣泛接納和采用，不是偶然的，其背后蘊含著深刻的觀念轉變。現代刑法價值觀認為，刑法不僅具有刑罰功能，還具有限制國家刑罰權的任意行使和人權保障功能。在刑罰執行上，應當把懲罰犯罪和預防犯罪統一起來，實現報應與預防的辯證統一。因此，刑事處罰政策有兩方面的內容：刑罰政策與非刑罰政策(包括保安處分)，前者通過刑罰手段達到預防犯罪的目的，后者通過非刑罰手段達到預防犯罪的目的。刑罰種類輕緩化，處罰輕刑化，刑罰教育改造的社會化，使適應現代司法理念的社區矯正應運而生。[2]在開放的社區環境中，通過社會力量的介入，使服刑人員不與社區和家庭產生隔離，為日后回歸社會、融入社區提供了條件；國家還可以減少資金投入，節約社會成本。

有關研究指出，[3](p27)社區矯正的關鍵，不是將懲罰放在首位，而是將矯正作為最終價值。社區矯正不僅是一種落實犯罪人承擔刑事責任的刑法執行工作，更是一種對犯罪人犯罪心理及行為惡習進行矯正的社會工作，即社區矯正具有刑罰執行與社會工作的雙重屬性，只是前者為主后者為從。“法必須以人為本，注重人權保障，這是法的人文關懷的實質蘊含”，刑罰的主要目的是幫助犯罪人員恢復社會功能，真正回歸社會，重新融入正常的社會生活，實現人性復歸，成為善良的社會一員。[4]傳統的犯罪理論認為，犯罪人員的犯罪意識和行為惡習是構成犯罪行為的基本原因。而現在的調查研究顯示，犯罪意識和行為惡習不是構成犯罪的根本，而是其背后深刻的原因，尤其是與社會聯結的偏離、失衡和中斷，致使他們的社會功能喪失或缺損才是根本所在。因此必須把監獄和犯罪者放在社會環境中考慮，他們是社會的一部分，應幫助他們掃清復歸社會道路上的障礙，這是社會的責任之所在。

問題的關鍵在于社區矯正如何有效實現懲罰和矯正的雙重職能。也就是說，在社區矯正實踐中，如何既有效實行了刑罰又有效實行了幫助，從各地實踐來看，完全做到這一點還有不少問題需要解決。

當前突出的問題是社區矯正模式有待突破。目前的社區矯正模式基本上是在社區矯正小組領導下，由司法局或下屬的司法所具體執行。這一模式的顯著特點是司法執行。雖然能夠保證對服刑人員的監管，也規定了社區居委會和社區志愿者的參與，規定了釋犯參加社區公益勞動的時間要求，但是司法機構與社區缺乏橫向聯系，社會力量參與明顯不足。由于社區發揮作用的有限性，在具體執行中，社區矯正往往成為單純的司法活動，與懲罰和矯正兼具的社區矯正目標產生了不小的距離，在這一模式下，社區矯正實質上成為司法矯正，[5]其應有的幫助教育功能難以真正實施，直接影響到矯正對象刑滿釋放后重新回歸社會的歸屬感和生存能力的培養及提升。要突破這一模式，除了通過立法確定社區矯正的性質和權限，關鍵問題在于要實現社區矯正執行機構和社會力量的有效聯結。

如何實現社區矯正執行機構和社會力量的有效聯結。從國外的經驗來看，執行機構中工作人員的多樣化，以及他們與社區保持的密切聯系，有助于實現有效聯結。資料顯示，[6](p103-122)在大多數國家，并沒有以“社區矯正”命名的、統一的社區矯正執行人員。執行社區矯正的人員包括專業人員、準專業人員、志愿人員。專業人員是指受雇于社區矯正管理機構的工作人員，在一些國家和地區，主要指緩刑官或假釋官。準專業人員是指接受過一定的正規訓練、領取薪水、承擔正規義務和責任，并在一定時間內開展矯正工作的人員。他們一般來自當地社區，具有與犯罪人相同的社區和文化背景、生活方式、語言、道德觀念、興趣愛好和社會經濟地位，其中有的人就是刑釋人員。志愿人員指無償為社區矯正工作提供服務的社區居民。聘請志愿人員是國外社區矯正的一個重要特色。他們一般是居住在社區中的居民，包括退休人員、學生、社會團體人員、宗教人士等。志愿人員參與自己社區的矯正工作，可以發揮多方面的作用。三類人員在社區矯正中的定位和作用各有側重。專業人員具有法律資格，主要承擔執法負責。其他人員來自當地社區，在幫扶上發揮主要作用。從中可以發現，社區矯正工作人員的多樣化有助于明確的職能分工。

我國開展社區矯正的時間不長，加上中西方政治體制、文化背景的差異，在社區矯正執行機構和社會力量的聯結方面正在進行探索。已有的實踐是在上級主管部門的領導下，很多地方成立社區矯正工作中心，組建了以專業人員和志愿人員為主體的社區矯正隊伍，社會工作者成為矯正隊伍中的一員。采用社會工作的專業理念和方法，針對不同的矯正對象開展“一對一”幫扶，成為探索時期的特色。從長遠來看，發展社會工作專業力量，助推社區矯正實踐，是建立社區矯正執行機構和社會力量的有效聯結，是突破目前的矯正模式，實現我們自身特色的有益探索。

社區矯正的成效如何，一個關鍵的指標是矯正對象的重犯率。“什么有助于減少罪犯的重新犯罪行為”，是當前社區矯正實踐中必須思考的首要問題。社區矯正首先是刑罰執行，懲罰性和威懾性自不待言；同時，社區矯正必須發揮矯正幫扶的作用。只有實現了矯正對象的心理矯正和社會資源聯結，才能使社區矯正目標落到實處。如何使社區矯正懲罰和預防兼具、改造和幫助兼容，而社會工作在社區矯正中的介入，為其提供了一條積極的探索途徑。

二

社會工作是在專業價值觀指導下、運用社會工作專業方法開展的專業化社會服務。作為專業的助人活動，它可以為工作對象提供物質幫助、給予心理支持、促進能力發展、維護其合法權益。服務、平等而不是利己、控制，是社會工作的基本要求。社會工作的這一特質，對改變服務對象的不利情況非常重要。因為社會工作的服務對象身處困難境地，屬于弱勢和邊緣群體，沒有來自社會的平等對待和人本服務，其自身的潛能難以喚醒、社會功能難以修復，“賦權增能”和“助人自助”的目標就無法落到實處。目前，社會工作的理念和方法廣泛運用到學校、司法、醫護等工作領域，服務對象眾多，其中包括了服刑人員。服刑人員作為一個特殊群體，在公眾視野中一直是一個“異類”。其自身的特殊標簽和對社會造成的損害，把他們隔離在社會之外，也加劇了他們與社會的對立。以往的監獄等設施內處遇，盡管也有幫助教育的職能，但由于服刑人員與社會隔絕，其職能的發揮沒有基礎。缺少社會認同與社會資源的刑釋人員，在面對困境或誘惑的時候，很可能重新犯罪。社區矯正的施行，是打破社會隔離的嘗試。在開放的社區環境下，服刑人員與社會和家庭保持聯結，形成了改造和教育同時進行的基點，這樣的情形勢必要求社會工作發揮獨特的作用。

社會工作對社區矯正的介入，屬于矯正社會工作的范疇。矯正社會工作是指社會工作實施到矯正體系之中，由專業人員或志愿人士運用社會工作專業理論和技術，為罪犯或具有犯罪危險性的違法人員，在審判、服刑、緩刑、刑釋或其他社區處遇期間，提供思想教育、心理輔導、行為糾正、生活照顧等，使之消除犯罪心理結構，修正行為模式，適應社會生活的一種福利服務。[7]顯然，社區矯正是一種社區內處遇，運用社會力量開展社區矯正工作，是社區矯正的本質特征之一。而如何運用社會工作專業力量推動社區矯正，則是司法實踐的嘗試，也是社會工作的探索。從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聯合下發《關于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的通知》以來，社區矯正與社會工作的關系問題日益彰顯。因為在實踐中遇到了以下問題：(一)社區矯正作為司法活動，社會工作人士在其中如何定位，其職責和權限的法律依據是什么。(二)社會工作的理念和方法如何與社區矯正的司法性質相結合。(三)社區矯正過程中司法人員、社會工作人員的關系格局如何建構。這些問題，直接關系到社區矯正的實踐和社會工作的開展。

以上問題從實踐中產生，也通過實踐嘗試解決。根據專門的研究，[8](p165-166)目前北京、上海、江蘇等地已經把社會工作者或司法社工廣泛運用到社區矯正實踐當中。北京在18個區縣成立了非營利性社團組織——陽光社區矯正服務中心，并按照1︰20的比例為每個司法所配備社會工作者；社會工作者對矯正對象進行心理咨詢、幫困解難等輔助性的矯正工作。上海成立民辦非企業性質獨立運作的新航社區服務總站，并在19個區縣設立服務分站、招聘了450名社會工作者，下派到司法所從事社區矯正工作。市司法局和各區縣司法局對總站和分站進行指導、考核和監督。江蘇省司法廳直接面向社會招聘了1000多名社會工作者。上海、江蘇、浙江還廣泛發展了社區矯正志愿者隊伍，上海組建了社會幫教志愿者協會，廣泛發展了一支5000余人的志愿者隊伍；江蘇省司法廳與團省委、省志愿者協會聯合在全省開展社區矯正志愿者招募活動，現已招募志愿者近4萬名，與服刑人員基本形成1：1的比例。目前，參與社區矯正工作的有關人員包括兩大部分：(1)社區矯正執法人員。也可以稱為“社區矯正官員”或者“社區矯正官”。(2)社區矯正輔助人員。也可以稱為“社會人員”。他們是輔助社區矯正執法人員開展社區矯正工作的人員，具體可以分為下列3種類型：①社會工作者，即根據一定條件選擇并經培訓后對社區矯正服刑人員開展相關社會工作的全日制專業人員。②合同制矯正工作者，即通過訂立合同開展社區矯正工作的兼職專業人員。③社區矯正志愿者，即在社區矯正工作中自愿無償地提供幫助和服務的社區居民。第一部分人員在社區矯正中承擔執法職能；第二部分人員不具有執法者身份和公務員地位。

從中可以發現，社會工作作為專業化力量，在社區矯正實踐中扮演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社會工作者和志愿者發揮專業優勢，開展幫扶解困的輔助性矯正工作，其專業理念和方法的恰當運用，為服刑人員改惡從善、恢復社會功能起到了積極作用。通過積極的探索，以執法人員為主體、社會工作者等社會力量廣泛參與、積極輔助的格局正在逐步形成；社會工作專業理念和方法逐漸運用到矯正對象的個案矯正、心理輔導、社會幫扶等環節中。這種發展動向非同尋常。長期以來，在具體的司法實踐中，由于沒有法律要求，公安機關一般履行對罪犯的必要監督，而未能承擔對他們進行教育和改造的職責，這樣不利于罪犯改過從新，更好地適應社會或重新與社會結合。社會工作專業力量介入社區矯正，可以有效填補我國刑法對社區執行規定中的不足。如何對罪犯在社區中進行教育和改造，上海市有先進的經驗。[9]社區矯正工作者通過承包矯治對象的形式來適應個別改造的需要。在監獄中，干警對罪犯的個別談話主要著眼于遵守監規紀律、提高生產效率以及罪犯思想不穩定或其個人與家庭問題，社區矯正工作者對犯罪當事人的個別談話主要圍繞著如何避免重新犯罪等相關問題。罪犯在社區，已經取消了將他們與社會隔離的屏障，因此，避免他們重新犯罪的重要途徑就是社區矯正工作者有針對性的工作。“社區矯正”的提法本身，正是凸顯了在社區中對罪犯進行改造和矯治的重要性。

但是，社會工作力量在現實中發展不平衡，介入社區矯正的深度和廣度存在地區差異。作為一種先進的理念和方法，如何契合司法實踐的要求，又能夠發揮幫助人恢復社會功能的作用，成為社區矯正和社會工作共同面對的問題。

三

通過上述分析，社區矯正和社會工作的關系，可以初步進行如下界定：

第一，從二者的定位來看。社區矯正是一項刑事執法活動；社會工作是一項助人的事業。二者有明確的區別。社區矯正是一項嚴肅的刑事執法活動。它包含了對罪犯的懲罰功能，這與對刑滿釋放人員和違法青少年的安置幫教工作、人民調解工作以及社區的社會工作有本質的不同。社會工作從宏觀上來說，是現代社會的一種制度，其職能是幫助弱者和有困難的人群，緩解他們的困難，幫助他們解決因社會變遷和其他不能抗拒的原因給他們帶來的傷害。從社會工作實踐的角度來說，社會工作者的工作以服務對象為本。社會工作者在工作過程中不但提供救助和幫助，而且關注服務對象能力的發展即所謂“賦權增能”，力圖通過增強受助者的能力使其更有效地面對困難。[10]因此，社區矯正首先具有法律的嚴肅性和執法的嚴格性，承擔懲戒的功能。它要求執法主體具有嚴格的執法資格，刑罰執行必須符合相關的法律規定。而社會工作貫穿以人為本的人道主義，承擔幫助、教育的功能。它要求工作者具備專業理念和專業方法，通過幫助和服務實現工作目標。第二，從二者的功能來看。社區矯正與社會工作存在互補和交叉。社區矯正除了履行刑事執法活動中的懲罰和改造功能外，還有一項重要的功能就是提供對罪犯的幫助和服務。這項功能需要社會力量尤其是專業社會工作者的力量介入才能完成。社會工作特有的助人理念和專業方法，實現了社區矯正與社會工作教育幫助功能上的互補和交叉。社會工作專業人員運用專業資源在社區為罪犯提供特別的幫助和服務，包括幫助他們尋找工作，幫助他們在獲得工作后注意保持自己的工作，幫助他們妥善解決個人與家庭、鄰里的關系，幫助他們樹立生活的信心和勇氣，正確認識社會現實與主觀能力之間的矛盾，同時，盡可能使犯罪人和犯罪受害人之間的關系得以恢復，重新塑造社區的安定環境。根據北京市社區矯正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的資料，[11]北京市海淀區眾多大專院校積極參與社區矯正，海淀區矯正辦以“結對子”的形式安排大學生志愿者走入未成年社區服刑人員家中，開展幫教工作；組建了由北大法學院、社會學教授、心理學教授組成的專家組及志愿者隊伍，深入社區對社區矯正、安置幫教工作進行輔導；聘請青年政治學院、北京科技大學等院校的專家對社區服刑人員進行輔導教育。

社區矯正的執法活動是在社區而不是在監獄，要避免罪犯在社區中的重新犯罪，一個重要的條件，就是要使罪犯在社區中能夠正常地生活，并融入社區的生活之中。因此，社區矯正工作者需要充分發揮幫助教育的作用。

第三，從二者的工作主體來看。社區矯正的工作主體是司法人員，社會工作(矯正社會工作)的工作主體是社會工作者(司法社工)。二者在理念、資格、工作方法、工作程序上存在差異。司法人員具有執法資格，根據法律規定完成刑罰執行過程，在懲治的同時進行思想教育、法制教育、預防犯罪教育等等。社會工作者和志愿者沒有執法資格，根據專業理念和方法為犯罪人員提供物質幫助、心理幫助和社會幫助，助推他們與社會的聯結。在社區矯正實踐中，雙方是一種什么樣的合作關系直接影響到社區矯正的工作效果。而界定二者的關系，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更是一個實踐問題。

總之，隨著社區矯正的推進，社區矯正和社會工作的關系越來越需要加以確定。盡早在觀念上進行厘定分析，有助于實踐的深入進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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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行政與法》(長春)2009年8期第21～24頁

第四篇：2011年社區矯正與安置幫教工作總結

2011年社區矯正與安置幫教工作總結

2011年，青蓮安置幫教工作和社區矯正工作在區司法局的領導下，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較好地完成了各項工作目標。截止目前，青蓮現在冊社區矯正對象1名，其中緩刑1人，今年接收矯正對象1名，安置幫教在冊3人，今年接收3人。安置幫教率100%。為維護街道社會穩定發揮了積極作用，現將全年社區矯正安置幫教工作總結如下：

一、社區矯正工作

（一）構建組織體系，建立工作隊伍

為了切實加強對社區矯正工作的組織領導，按照上級司法部門的文件精神，及時成立了街道社區矯正工作領導小組，由街道工委副書記總負責，司法所有關人員落實日常具體工作，進一步明確了工作格局、組織體系和職責分工，使街道社區矯正工作得以有序開展。

（二）形成工作機制，制定制度體系

根據社區矯正工作方案，結合實際，制定社區矯正工作流程，積極創建社區矯正工作制度體系，在管理機制上，充分發揮街、居兩級管理網絡的作用，明確各自的工作地位和工作任務。建立了接收、管理、教育制度、考核及獎懲制度，對矯正對象開展集中教育和公益勞動，開展矯正組織的例會制度、矯正工作人員培訓制度，規范日常管理、檔案和臺帳工作，保障社區矯正工作依法、規范運作。通過這些規范化建設，對目前所有在冊的矯正對象實現“一人一檔”的規范化管理。

（三）落實社區矯正工作的各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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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每位社區矯正對象，制定矯正方案，督促每位社區矯正對象每月交納一份思想匯報，每月舉行集中教育和公益勞動等活動。加強了對矯正對象的動態考察和管理，定期找矯正對象談話教育，了解掌握其思想動態，對長期在外務工、學習的矯正對象，在嚴格履行請銷假手續的同時，定期進行聯系，并委托其去所在地社區矯正工作機構對其進行了跟蹤考察。我們司法所、檢察院、公安派出所開展了社會矯正對象集中教育與公益勞動，使矯正對象接受再教育，深刻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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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真落實社區矯正工作獎懲的有關規定，實行了矯正對象計分考核，對違反規定、不履行義務的矯正對象，通過提出不同層次的司法建議，給予必要的懲處；對嚴格遵守規定、有立功表現的矯正對象，則準備通過提出司法建議予以適當的減刑。

&

嚴格執行社區矯正對象考察期的規定，及時充實完善社區矯正對象的檔案資料，按時辦理了矯正手續和轉為安置幫教對象的后續幫教工作。

（四）以人為本分類管理，確保改造效果。

在實踐中，我們不斷改進工作方式、方法，實行制度化管理、人性化矯正，體現“以人為本、矯正為本”理念。一年來，我們嚴格按照上級文件要求，一方面加大宣傳力度，動員全社會廣泛參與，另一方面認真結合個案特征，踏踏實實做好矯正工作。

根據每位社區服刑人員的犯罪性質、工作生活與社會表現，制定矯正方案，并由司法工作人員、社區民警、社區居委會負責人組成的矯正工作小組對社區服刑人員進行教育、管理和監督，確保矯正出實效，積極預防和減少了脫管、重新犯罪的發生。

在實施社區矯正過程中，以提高矯正質量為中心，堅持人性化管理、個性化教育的原則，充分調動矯正對象自身積極性，努力探索科學、有效的工作方法。一方面因“人”施“矯”，有針對性地教育引導矯正對象。在認真走訪的基礎上，根據矯正對象不同犯罪原因、性格類型、家庭情況、就業情況制訂出具有針對性的矯正個案，并進行有目的、有計劃、有重點的教育管理和行為引導。另一方面以人為本，用真情感化矯正對象。對矯正對象每月進行走訪，及時了解他們的家庭狀況和近期思想表現，做到思想教育從嚴，生活關心到位。如對認罪態度較好，主觀惡性不大，易于矯正的矯正對象，對他們則實行人性化幫教措施，給他們更多的信任和鼓勵，增強他們生活和工作的信心；對主觀惡性較深的矯正對象，除各項監管措施要嚴格落實外，還必須注重從思想深處進行教育和感化，列為教育矯正重點。

二、安置幫教工作

（一）圍繞中心工作，層層落實安置幫教工作責任。

緊緊圍繞街道“保穩定、抓經濟、促發展”的工作重心，把做好刑釋解教人員安置幫教，預防和減少他們重新違法犯罪，作為維護社會穩定，搞好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一項重要工作來抓。從加強領導入手，通過“兩個落實”，形成有序的安置幫教工作機制，一是組織機構健全，街道成立了安置幫教工作站，由街道主任總負責，司法所有關人員落實日常具體工作，并在街道10個社區居委會也相應成立了安置幫教領導小組，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幫教網絡。二是落實責任。把安置幫教工作列入考核內容，簽訂責任書，明確具體責任、目標。

（二）把好“三道關口”，確保安置幫教工作步步推進。

1、把好銜接關。為做好回歸人員的接待工作，防止其處于失控狀態，街道安置幫教工作力把銜接關，重點做到“四個及時”：一是及時造冊建檔。收到監所寄發的通知書和區司法局通知后，我們隨即著手做好幫教準備工作。對轄區內幫教人員進行登記造冊，再將通知分發到各社區，防止人員脫管、漏管。各社區接到通知后要進行詳細的登記，為以后開展安置幫教工作提供資料、打基礎；二是及時確定安置幫教責任。幫教人員對幫教對象定措施、定方法、定制度，使幫教對象不失控；三是及時家訪。幫教人員回社區后，幫教小組隨即指派幫教人員到其家中進行家訪，及時掌握其思想動態，并動員其家人共同做好思想轉化工作；四是及時進行法制教育。定期對幫教對象進行訪談，給其宣傳講解國家法律法規，開展法制教育，促使他們遵紀守法。

2、把好安置關。為了使幫教人員“安其身”，根據實際情況，對回家后無依無靠、無生活條件的人員，在政策范圍內，我們將其劃入低保救濟的范圍，2010年，共有11名安置幫教對象在領低保救濟，對60名幫教對象進行了就業指導，對36名對象進行了就業技能培訓。

3、把好幫教關。幫教對象作為一個特殊的群體，更需要來自社會的關懷，街道幫教工作堅持以人為本，營造良好的幫教氛圍。首先是結對幫教，即一名幫教干部對一名回歸人員進行幫教；其次是重點幫教，積極向回歸人員宣講國家有關法律法規，開展談心活動，特別是做好重點回歸人員幫教工作，減少他們對社會的抵觸情緒；再次是親情幫教，在幫教過程堅持用愛心去感化他們，用真情去打動他們，用道理去說服他們，用實際行動去取信他們，鼓勵他們積極改造，早日回歸社會。

(三)落實“三條措施”，提高刑釋解教人員的生存能力

1、更新觀念。充分理解和尊重刑釋解教人員回歸社會作為一名普通公民的勞動就業權利，做到不歧視、不嫌棄、不糾纏舊罪過，本著接納的原則，關心幫教對象的實際困難和問題，提高刑釋解教人員立足社會自我發展的能力。另外，重視全社會對刑釋解教人員的思想觀念的轉變。加大宣傳，讓回歸人員同正常社會人一樣享有平等的權利和義務，做到政治上一樣對待，經濟上一樣支持，工作上一樣信任，生活上一樣關心。不但轉變了社會各界對刑釋人員的看法，還使回歸人員重拾生活工作的信心與勇氣。

2、信息暢通。針對刑釋解教人員長期在監所改造、教育，對國家、地區的有關就業政策、市場信息等了解掌握仍停留在進監所前的狀況，我們聯合各相關職能部門積極為回歸人員的就業安置和經商渠道提供政策和信息支持，確保他們找對路、找準路。

3、技術扶持。對有需要的刑釋人員，我們積極提供信息，介紹其到相應的單位、組織去學習實用技術和相關知識,使有條件的刑釋解教人員能掌握1門實用技術。

(四)強化“四項管理”，減少刑釋解教人員再犯罪

回歸人員的心態一般都存在一定缺陷，容易與社會產生抵觸情緒，對自己生活也存在得過且過的思想，不能真正融入社會，為杜絕他們思想行為上的重復犯罪現象，我們在加強思想教育、化解消極心態和安置落實工作的基礎上，重視對這一部分人員的跟蹤監督管理工作。

1、實施規范管理。明確有關工作機構的職責、制度和要求，要求各社區有刑釋解教人員安置幫教工作小組、人員基本信息登記表、安置幫教工作回訪記錄等，形成嚴格的動態管理機制。并且把刑釋解教回歸人員的安置幫教的程序、職責、任務及幫教措施打印上墻，并明確刑釋解教人員的安置幫教具體負責人，納入工作目標考核。

2、落實排查專項管理。我們組織對刑釋解教人員進行以掌握了解基本情況為主的摸排管理工作。全面掌握轄區內回歸人員的情況。

3、突出重點管理。對吸毒、搶劫、未成年等重點管理對象，結合節日突出性、階段性的綜治工作，做到每次必查，每查必摸清底細，不使這部分人重新走上犯罪道路。

4、抓好回訪管理。開展刑釋解教人員回訪排查專項活動，要求對轄區內刑釋解教人員全部排查、回訪，搞清每個刑釋解教人員近年來就業、生活等方面的困難，了解他們的思想狀況、家庭情況和存在問題。今年，為確保上海世博的順利進行，根據上級司法部門的文件精神，積極配合工作，做好刑釋解教人員的回訪工作。

安置幫教工作和社區矯正工作不僅是維護社會穩定的根本要求，也是落實“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具體體現。

司法所在春節、兩節兩會、國慶等特殊期間都開展排查，并與部分人員進行了個別談話，了解其遵紀守規情況、思想心理情況和道德行為表現情況，詢問了他們的生產、生活情況和在生產、生活中遇到的困難及今年的工作打算。通過教育及談話，及時掌握這部分人員思想動態和外出情況，為轄區的穩定工作打下基礎。我們將在街道政府的領導下，一如既往地做好安置幫教和社區矯正工作，使刑釋解教人員和社區服刑人員真正回歸社會，重新揚起生活之帆。

卸甲甸司法所

二O一O年十月二十八日

第五篇：2014年社區矯正與安置幫教工作計劃

2014年上半年張浦鎮司法所社區矯正工作

總結和下半年工作計劃

2014年以來，我鎮社區矯正工作在鎮黨委、政府的領導下，在市司法局的正確指導下，堅持以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以及科學發展觀為指導，認真貫徹落實《社區矯正實施辦法》和《江蘇省社區服刑人員監督管理辦法》，按照省廳、蘇州和昆山市局的工作思路步驟，扎實有效開展社區矯正和安置幫教工作，為維護社會和諧穩定，構建“新江南城市”發揮了積極作用。

截至目前，我鎮從06年1月開始至今累計接收社區矯正人員206名，累計解除矯正人員149名；2014年上半年我所新增矯正人員18名，解除矯正12名，表揚社區矯正人員16人次；目前在冊社區矯正人員56名，其中緩刑52名，假釋4名；嚴格管理14名，普通管理41名，寬松管理1名；現有在冊刑釋解教人員60名，其中重點幫教對象1名。

回顧2014年上半年，我所在硬件方面設立了社區矯正宣告室，利用宣告室對新進社區矯正人員進行宣告、談話。

軟件方面，嚴格按要求每月組織一次開展集中教育學習、公益活動及社區公益勞動、邀請3名相關專業老師集中授課，讓全鎮矯正人員集中學習社區矯正相關法律知識，并定期走訪社區矯正人員本人、家庭及村社區。嚴格要求各矯正人員每月上報思想匯報和每周電話匯報，及時掌握每一個矯正人員的思想狀況。同時利用移動管理平臺，實時定位監管社區矯正人員，根據矯正對象的現實表現，由鎮司法所、所在村（社區）以及所在工作單位共同對矯正人員進行評議考核，對表現較好的矯正人員進行獎勵，對表現差的矯正人員進行批評教育；全面掌握他們近期學習工作、生活、狀態，有針對性的通過村、社區專職人員及志愿者對其進行教育幫扶工作，為刑釋、解矯人員確保不發生重新犯罪打好堅實的基礎。

2014年上半年我鎮司法所在社區矯正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離上級和市局主管部門規范要求還有一定差距，今后我們將繼續積極做好社區矯正工作，及時了解掌握全鎮在矯社區矯正人員的情況和動態，加強監督管理，不斷完善社區矯正幫教措施；認真解決社區矯正工作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積極探索新路子新方法，為維護社會穩定的大局作出最大的努力。下半年將著重要做好以下幾個方面工作：

1、繼續加強矯正對象教育，嚴格執行《社區矯正實施辦法》 下半年我所將繼續做好《社區矯正實施辦法》的學習，定期走訪社區矯正對象，及時掌握每一個矯正對象的思想狀況。堅持每月一次社區矯正對象集中教育、一次公益勞動、一次書面思想匯報，每周一次電話匯報，做好一人一檔工作。繼續做好移動管理平臺工作，實時定位監管社區矯正人員。開展形式多樣宣傳教育活動，下半年7-8月份我所要舉辦“張浦鎮法律知識競賽”，將全體矯正人員集中觀摩晉級賽、決賽活動，讓其增進法律知識、弘揚正氣，讓他們以競賽為契機，全面提升他們學法、知法、守法的行為。

2、繼續完善工作體系，扎實開展監管教育和幫扶工作 加大對社區矯正人員的銜接管控體系建設，完善解除矯正與落實安置幫教相銜接等工作機制，根據省、市有關矯正對象教育管理工作規定，社區矯正工作領導小組將與全鎮村、社區負責成員積極配合、通力合作，積極開展社區矯正對象的管教幫扶工作。

3、深入拓展社區矯正工作管理，矯正幫教人員銜接同步 建立同一人矯正、同一人幫教的工作機制，實行社區矯正教育管理與安置幫教責任包辦制度，利用村、社區參與幫扶工作，降低幫扶成本，提高幫扶效果，做到管控教育與幫扶救濟同步，預防刑釋解教人員重新犯罪，為“平安張浦”作出應有的努力。

張浦鎮司法所

2014年6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