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勢下如何有效激發經濟增長潛能

未來的一段發展時期，特別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經濟帶來重大沖擊之后，如何認識經濟形勢？

首先，從宏觀層面和較長期的視角來看，原本存在的全球經濟增長乏力、新增長動力尚未形成、國際經貿活動受到“逆全球化”思潮和政策影響、各種不確定性風險不斷累積等矛盾和問題，將更為凸顯;因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而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已不可避免，不確定性風險因疫情危機而被短暫掩蓋但并未消除，國際間的投資貿易秩序受到嚴重破壞，國際間因應全球性疫情未能及時有效地形成協同合作關系，也意味著全球治理體系（包括經濟治理體系）存在嚴重的缺陷。

其次，從中觀和中期的視角來看，我國經濟從粗放型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的目標依然任重道遠，抗疫過后刺激經濟運行和經濟增長迅速恢復的措施實施，“以投資帶動增長”的方式可能有所回頭，或許也是特殊時期的必要選擇，但政策部門應提前對此有所抑制約束，尤其要防范那些過剩產能和高污染產能借機復活，使之在較短時間內盡快回歸到高質量增長的路徑之上。因此，為高質量發展而確定的五大發展新理念還必須堅持且進一步深化。“十四五”時期，惟有將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生態文明建設以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維護更加緊密地結合起來，將“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更加關聯性地集成考量，才能從中謀求新的發展動力;從微觀層面和短期視角來看，以適當的刺激政策，推動因疫情導致停滯半停滯的經濟活動迅速恢復。通過必要的政府引導、疏導、干預使產業鏈、供應鏈、資金鏈中的斷點或瓶頸盡快得以恢復順暢;進而使最終品市場、中間品市場、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等市場機制正常發揮作用，通過市場信號帶動整個經濟體系正常運轉;在產業鏈得以修復、市場機制得以正常運作的前提下，再經由合理路徑促進經濟增長。也就是說，促使市場機制盡快得以修復是第一目標，發掘增長潛力促進經濟增長是第二目標。

本文僅就采取必要刺激政策促進經濟運行秩序恢復，強化社會事業“補短板”并與國民經濟協同發展，著力推動鄉村經濟振興等問題展開分析。

“后抗疫時期”，將疫情帶來的經濟之“危”轉化為新增長之“機”

2020年上半年，因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以及為應對疫情而采取的各種舉措，對消費需求、生產、對投資、對進出口貿易的直接間接影響，對就業、中低收入群體的社會保障，對金融體系和金融市場及其關聯領域，對國際投資貿易體系的運行，對產業上下游關聯以及產業結構，對企業經營活動及其正常秩序（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產業企業、服務業企業、非必需品的生產經營企業），對庫存、儲備、物流、交通運輸等領域，都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正常的經濟運行秩序和時序被嚴重打亂，甚至被破壞。

在疫情得到基本控制之后，各級政府和各層級經濟主體采取積極措施迅速推動各行各業有序復工復產復市，使疫情期間被打亂被破壞的經濟秩序時序得以逐步恢復，使停擺的產業經濟活動逐步復蘇并帶動關聯性領域的復蘇或恢復正常，使疫情帶來的經濟損失得以最大程度地降低，使各產業之間的關聯性影響盡快得以彌平，使疫情在就業收入和基本生活方面帶來最大影響的群體盡快擺脫生活困境。這一新的時期，權且稱之為“后抗疫時期”，其經濟活動的典型特點，一是為迅速復蘇因疫情帶來的特殊“經濟衰退”，勢必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相對寬松的貨幣政策、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的需求擴張政策、對特定人群實施必要的消費刺激政策;二是在抗疫期間，因應抗疫舉措而形成的各種新的消費需求、新的生產生活方式、新的生產生活平臺以及新的市場組織方式，各種新需求新方式“倒逼”出來的各種創新，為經濟增長帶來機遇;三是疫情蔓延和抗疫期間，也發現了醫療健康領域、社會事業領域、城鄉基礎設施和基本公共服務、城市管理特別是應急管理等領域，存在諸多的短板，需要在“后抗疫時期”，有序地完成“補短板”工作。這一“補短板”工作，既是“后抗疫期間”刺激經濟回暖的重點領域，也是促進經濟發展、社會發展均衡的協調發展舉措。

以“刺激政策+政府精準疏導+市場機制”促進經濟運行秩序盡快恢復。

不期而至的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和蔓延，導致國民經濟體系的運行受到重大影響，相當比例的產業企業經濟活動處于停滯半停滯的狀態，其產業鏈、貿易鏈、物流運輸、消費供應鏈，很大程度上被中斷、被堵塞。由于我國采取了強有力的抗擊疫情措施，使得疫情在有限的時間內得以控制，恢復經濟活動的工作迅速提上了日程。首先要對各種經濟鏈條進行修復，而其修復需要經歷較為艱難的一個過程，將各種經濟鏈條恢復到正常運行狀態，需要解決上下游關聯產業、上下游供應企業、勞動力雇傭、資金流動性保障、市場需求和物流服務能力等諸多方面的問題，只要其中一個斷點、堵點不能恢復正常，全產業鏈不能聯動恢復，那么其經濟鏈條就無法順暢運行，經濟體系秩序就無法正常運轉，市場經濟機制也就無法正常發揮作用。

面對這一情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可以充分發揮其特色優勢。一是可以發揮中央政府和各級地方政府的經濟政策作用，在各層面出臺相應的經濟刺激政策，如，出臺有關基礎設施建設及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建設5G、大數據、云計算、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等，簡稱“新基建”），以及社會事業公共設施和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等需求擴張政策，出臺消費需求刺激進以帶動相關產業正常運轉的政策，出臺就業促進及基本收入保障政策，出臺重要產業的支持政策，出臺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較為寬松的金融貨幣政策等。以較為強勁的刺激政策推動產業經濟活動復蘇的起步，并以刺激政策作為市場預期的良好信號帶給整個經濟體系各主體以復蘇信心和復蘇動能。二是充分發揮各級政府對于區域內經濟活動進行有針對性引導、精準疏導和適度干預的作用，如，對企業復工復產過程中有針對性的各種紓困舉措和關鍵節點的推動，包括：企業稅收問題、流動性資金短缺問題、勞動力雇傭問題、中間產品的供應問題、交通運輸及物流服務問題。地方政府可直接對接企業解決其困難，產業鏈上的每一個企業的經營困難都能夠較好地得以解決的話，那么，整個產業鏈就可通過政府的精準疏導而得以順暢運行。三是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通過市場信號，接續性地引導相關產業鏈條上的企業有序復蘇，使得各類產業企業按照市場需求有效運行并合理增長。

發揮中國產業企業復工復產復市的先行優勢，穩定全球經濟并帶動其復蘇。此次疫情先期在中國爆發，導致中國經濟第一個受到重大影響，好在中國采取了強有力的抗疫措施，使得疫情在不太長的時間內得以控制，進而迅速進入復工復產復市的經濟恢復階段。而其他國家，特別是歐美國家，從疫情爆發，到疫情控制，到復工復產復市，還需要較長的時間。由于這一客觀上形成的時間差，使得中國產業企業經濟活動率先恢復的先行優勢已經形成。

中國經濟各行各業應當充分發揮這一先行優勢，一是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發揮積極作用，弱化全球產業鏈斷裂的風險，有效修復全球產業鏈的斷點、堵點，并以中國產業企業的正常經濟活動及其良好的預期，給全球經濟以信心，使全球經濟不至于因全球疫情蔓延而陷入不斷探底的衰退之中;同時，也對全球抗疫期間必要生活品和醫療相關產品的供應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其保障。從兩個方面，對全球經濟起到一定的穩定預期、穩定信心作用。如同中國控制疫情的強有力措施，為全球抗疫爭取時間窗口一樣，也為全球經濟的疫情沖擊影響爭取緩沖空間。二是全球產業企業在一定比例上處于停滯半停滯狀態所形成的“供給空擋”，也為中國產業企業的復蘇提供了一定的市場需求，有利于中國產業企業恢復提供了有利的契機。三是利用先行復蘇這一時間“窗口”，盡快將疫情期間形成的新型需求產品和服務產業化，以期在全球相關領域內形成“先行創新”并占有相應的市場份額。

以創新為動力，將抗疫期間形成的新型生產生活方式轉化為新的經濟增長點。

在抗擊疫情期間，在大多數人員處于物理空間隔離、交通阻隔的狀態下，生活方式和生活習慣、工作方式、交流方式因之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倒逼”產生或發現了許多新形式的消費需求（新型產品需求、新型服務需求、新型消費滿足方式、新型交易方式），也將若干產品和服務轉化為了消費必需品;同時由于社會管理、社區管理方式的改變，也形成了許多新的特殊產品需求;還“倒逼”產生了許多新的發明創造或創新思路。

因此，在經濟運行秩序得以恢復之后，應當盡快將抗疫期間形成的各種創新轉化為新的經濟增長點。（1）將抗疫期間形成的產品創新、服務創新構想商品化、標準化、規模化，將新型的生活習慣和生活方式所需的產品、服務、服務平臺，進行商業化、產業化，并進一步推廣擴大市場需求;（2）將抗疫期間形成的新型工作方式及其所需的配套設施、設備、平臺（如遠程交流、遠程會議、居家辦公、云上文化產業、云上教育產業等所需的各種設備和平臺），進行優化設計并使之產業化，不斷改進應用場景以推廣擴大市場需求;（3）將各種尚未成型的需求，通過技術創新盡快使之得以實現并推廣應用;（4）盡快將疫情期間探索形成的新型生產方式、經營方式，優化運用于產業經濟活動之中，使之成為改進生產經營流程、提高效率的有效方式。

與此同時，由于抗疫期間形成新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發現了既有經濟方式中需要改進的問題，由此也將帶來產品結構、產業結構的調整與轉變。所以，在新的發展時期，還應適時地主動推進相應的產業結構調整。（1）適應醫療衛生健康相關產業的需求擴張和需求結構調整;（2）適應應急管理相關產業的需求擴張和需求結構調整，如各類儲備物質的增加及其結構的變化;（3）從抗擊疫情中發現的各種設施改造需求，如適應衛生健康標準提高（通風條件、人員間隔距離、人流限額等）而對建筑物通風系統、中央空調系統、人流密集場所都必然提出改造需求，這些改造需求也是重要的經濟增長點;（4）抗擊疫情中形成的工作方式，可能使得各類人群工作時間和休閑時間由剛性約束轉變為彈性約束，由此可能帶來因時間自由帶來的消費服務需求。如，彈性工作時間帶來的休閑、旅游等消費需求由特定時間段變為全時間段;（5）新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形成新的產品、服務，必然對傳統的產品、服務形成替代關系，因此，做好相關新舊產業、產能的更替，也是新時期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方面。只要合理把握相關產業結構調整的機遇并有效地推進，就能夠從中發現并實現新的經濟增長點。

強化社會事業“補短板”，協同推進社會發展與經濟發展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目標之中，包含了諸多社會發展領域的目標。加之，新冠肺炎疫情過程中，凸顯了我國社會事業領域（以醫療衛生事業為典型代表）存在諸多方面的短板或瓶頸，一定程度上也暴露了我國社會治理領域（以應急管理、城市管理為典型代表）存在諸多亟待改進的問題，反映出我國社會事業發展整體上與國民經濟的高速發展、新技術新產業的高速發展相比明顯存在滯后特征。因此，未來發展階段，特別是“十四五規劃”時期，應當突出強化社會事業“補短板”、強化社會事業適應中高收入發達階段及新技術飛速發展狀態與時俱進的發展。從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角度來看，短期內可以通過強化社會事業“補短板”作為刺激經濟回暖的重要手段，中長期內可以從強化社會事業發展中尋求經濟增長新動能和產業企業創新路徑。

以社會事業補短板作為“刺激政策”著力點，帶動關聯產業和整體經濟回暖。

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對整個國民經濟體系和產業經濟活動帶來巨大沖擊，客觀上造成了一次波及面極廣、影響極大的經濟危機，要想盡快使經濟復蘇并走上正常運行與發展道路，理論和實踐都表明，必須從財政、金融等各領域，出臺經濟刺激政策。而通常的經濟刺激政策，往往著眼于交通、能源等基礎設施的建設。而應對此次因疫情觸發的經濟刺激政策，則不僅可以在傳統基礎設施建設領域著力，還可以在“新基建”方面著力，同時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領域，那就是社會事業的“補短板”。

也就是說，此次經濟刺激政策的投資領域，應當將社會事業的“補短板”作為重要內容，社會事業“補短板”的專門投資，也同樣能夠起到投資于傳統基礎設施建設的作用，同樣能夠以投資建設帶動關聯產業和整體經濟的復蘇和增長。當然，傳統基礎設施建設、“新基建”與社會事業“補短板”，也不是完全區分的，傳統基礎設施建設、“新基建”也可以為社會事業發展提供更好的基礎條件，如，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基建”，能夠為醫療衛生、應急管理、儲備等領域的高質量發展提供可行的技術路徑。

社

會事業“補短板”的專門投資至少要包含以下幾個方面。（1）各項社會事業相關的基礎設施的配套建設與完善，關乎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基礎設施的配套建設與完善;（2）各項社會事業相關的人才隊伍和人力資源隊伍的系統化專業化培養和職業化隊伍的完善，特別是具有實戰能力和實戰經驗的人才隊伍與人力資源隊伍的養成。不僅是專業技術人員，也包括相關領域專業的組織管理人才與人力資源;（3）與信息化、網絡化、智能化相結合的各類社會事業系統的完善，如，應急管理系統，重要資源的儲備與調配系統等。這些方面的建設與完善，通過其投資建設活動既是促進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方向，也是保障整個國民經濟體系及其經濟活動長期正常穩定運行的基礎構建。

將“強化社會發展”作為“十四五規劃”的重要目標，使之成為國民經濟的新增長動能。

隨著“十三五規劃”的落實和完成，我國即將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綱要（2021～2025）》。鑒于社會發展事業在新時代發展中的重要地位，應當將“社會發展”提升到與“國民經濟發展”并重的地位，使之成為“十四五規劃”更為重要的目標內容。

以往的“五年規劃”，人們主要關注的是國民經濟的發展內容，社會發展相關內容往往處于相對偏弱的地位。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下，“社會發展”理應是國家發展的中長期規劃的重要目標，應更明確具體地體現在作為國家發展中長期規劃的“十四五規劃”等中長期規劃之中。

“十四五規劃”之中有關社會發展的內容，應包含以下方面：（1）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涉及社會發展的內容，應轉化為具體的社會發展目標;（2）對照新冠肺炎疫情過程中出現的各類問題，社會發展各項事業也應明確其基礎設施地位，并轉化為具體的社會發展目標。規劃中，也應像過去高度重視現代交通、能源及能源儲備、信息網絡等基礎設施建設那樣，去構建和完善社會發展的基礎設施體系;（3）對比國際上進入中高收入發展階段國家的社會發展水平，應明確提出與國民經濟發展水平、新技術發展水平、小康社會目標相適應，著力彌補其滯后性的社會發展指標;（4）以往的“五年規劃”，更多注重的是硬件建設指標、規模指標和發展水平指標（人均指標），較少提出具體的功能性目標、軟環境目標;較多注重“產能”的形成，較少關注“產能”形成后能否順利轉化為民眾福祉的條件;較多關注增量性發展，較少關注夯實基礎的方面。因此，“十四五規劃”中的社會發展目標的制定，應針對上述問題加以強化和改進;（5）以往的“五年規劃”，關于社會發展的規劃，更多是從宏觀層面提出規劃目標，對于微觀層面和時序層面如何落實缺乏具體的規劃目標和舉措。因此，“十四五規劃”中的社會發展目標的制定，應強化微觀層面的具體目標和具體的推進舉措。

強化上述各方面的社會發展，并不是要弱化國民經濟發展，而是要從“強化社會發展”的各項具體目標中，去尋求更多的經濟增長新動能和產業企業創新路徑，為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奠定更為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