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超越利益集團》的書面采訪

關于《超越利益集團》的書面采訪

這是《超越利益集團》一書出版前，出版方關于本書對我的一個書面采訪。

問題

1、劉仰先生，您和您的朋友們在零九年一起寫作出版的《中國不高興》這本書，在國內引起了很大的轟動，之后又出版了《中國沒有榜樣》等時政類書籍。可以說，您一直關注中國社會的熱點問題。從《中國不高興》，到《中國沒有榜樣》，再到《超越利益集團》，請問這三本書有怎樣的聯系和不同？

答：這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情。《中國不高興》是幾個朋友一起說點相同相近的話。即使到今天，二年過去了，我們也很難說“中國很高興”，中國里里外外不高興的事情太多了，說《中國不高興》目的是想讓中國能變得高興。但怎么才能做到呢？在這個問題上，其實也很難一致，每人都有自己的觀察點。所以，在《中國不高興》后，我很快出了一本《中國沒有榜樣》。兩者的關系是，為什么“中國不高興”？因為很多事情中國尋錯了榜樣，西方國家不能簡單照搬成為中國的榜樣，老是把西方模式強加在中國頭上，就是造成“中國不高興”的深層原因。《中國沒有榜樣》出版后，有讀者說：同意你的“中國沒有榜樣”的觀點，那么，中國應該怎么辦？于是，便有了現在這本書，《超越利益集團》。它是結合現代政治觀念，從中國傳統政治中探索“中國模式”的根本內涵和制度形式。

問題

2、請問您是什么時候開始構思《超越利益集團》這本書的？在《超越利益集團》里，我們看到了大量的宋代歷史的資料，您是先有構思，還是先有宋代歷史這樣的知識背景才開始寫作這本書的呢？

答：是在完成《中國沒有榜樣》一書后開始構思的。先有構思還是先有知識背景不太好區分。以前對宋朝也有了解，有了構思之后發現，以前的那些積累對于寫一本書來說是不夠的，不得不有針對性地尋找大量材料，一方面是充實自己的觀點，另一方面也是深入解讀的學習過程。

問題

3、有人說歷史類圖書是“專業書不暢銷，暢銷書不專業”，您怎么看待？答：這很正常。專業書是給專業人士看的，讀者范圍本來就小。暢銷書是給大眾看的，讀者群的知識積累不一樣，當然不能太專業。

問題

4、您怎么看待歷史類題材的正說和戲說？您的作品屬于哪一種？

答：我理解，正說就是說的嚴肅點，戲說就是說的隨便點，這是指說的方式。內容上看，正說一般比較嚴謹，戲說一般比較隨意。我的《超越利益集團》很難說到底是正說還是戲說，因為正說或戲說，一般都是指講歷史故事，而《超越利益集團》一書不是鋪陳歷史故事，而是通過歷史講道理。

問題

5、宋朝的解讀五花八門，有過度溢美的“我愿意活在宋朝”，有哀嘆王安石變法之流逝，偉大帝國終于失去機會。現在我們又讀到你獨特的“利益集團”解讀，能用最短的話，解釋一下為什么你的讀史落點在“超越利益集團”?

答：“獨立、客觀、公正”是人們經常使用的概念，也是人們所追求的。但是，西方文化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它認為“獨立、客觀、公正”只能在政權之外。雖然這種觀點有西方文化的現實基礎，但是，我們不得不問：既然“獨立、客觀、公正”那么重要，為何政

權不能做到“獨立、客觀、公正”？以宋朝為代表的中國古代政治比現代西方政治偉大的地方就在于，它力求實現政權的“獨立、客觀、公正”，實現這一目標的核心就是，政權要“超越利益集團”，而不能被任何利益集團綁架。這是真正高效的民主。

問題6、當下關于利益集團、“部門利益”的說法越來越多，利益集團這個客觀存在無疑成為公平正義的桎梏，從歷史中我們應該得出怎樣的經驗？

答：利益集團在任何社會、任何時代都存在。在等級制度下它表現為對立的階級，能夠適用于階級斗爭的理論。在平民社會，利益集團相對沒有那么僵化，但同樣存在。西方政治從等級制度演化到平民社會的歷史不長，它的政治形態直到今天依然保留著明顯的利益集團政治的痕跡，這就是我在《超越利益集團》一書中指出的“利益集團平衡政治”。競選資金、議員代表、議會游說等等，都決定了在西方政治中，利益集團對政治的影響力比普通民眾大得多，西方民主因而顯得虛假。必須承認，消除利益集團是不可能的，因此，中國古代政治對于今天最大的借鑒意義就在于：如何讓政權位于“超越利益集團”的地位，如何使權力盡量少地受到特殊利益集團的影響。在這個問題上，以宋朝為代表的中國古代政治有很多具體的實踐，到今天依然具有生命力。

問題

7、在書中，您認為中國古代的政府由一代代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管理著社會，秉承著“天下為公”的政治理念，使得中華民族的精神之脈綿延永久，今天的知識分子讀書人應該秉承先賢們怎樣的品質？

答：知識分子在中國古代政治中必然地擁有管理社會的機會。但他們也是痛苦的，他們要放棄很多個人的欲望，要從制度和內心兩個方面時刻約束自己。知識分子在現代西方政治中，也既是幸福的，又是痛苦的。所謂幸福是被利益集團肯定，成為維護利益集團特殊利益的工具，便能得到名利雙收的好處。所謂痛苦是當現代知識分子不被利益集團青睞時，常常只能游蕩在政權之外，艱難地保持“獨立、客觀、公正”的姿態。中國古代政治為了做到政權“超越利益集團”的獨立，一方面要求知識分子讀圣賢書，抱持“天下為公”的理想，從內心辨析“義利之爭”，以便在行使管理社會職能時，從“重義輕利”的角度制定和推行政策；另一方面又制定了詳盡的制度，防范知識分子作為社會管理者與利益集團可能發生的勾結，同時防范知識分子群體自身利益集團化的傾向。對于今天來說，關鍵不在于知識分子應該怎樣，而在于政權應該怎樣。政權的定位清晰后，傳統知識分子的品質是必然的要求，當然也要適應時代的發展有所修正。

8、你在《超越利益集團》一書中提到西方政治中的司法獨立，為何你要對西方的司法獨立提出批評？司法獨立難道不應該嗎？

答：西方司法獨立的概念和實踐是從中世紀的等級制度中產生的，對于西方歷史和西方政治來說，它的確具有它的先進性。但我們應該看到西方“司法獨立”的本質：因為等級制度下政權擺脫不了利益集團的控制，司法獨立無非是政權不能獨立時退而求其次的做法，即，司法作為政權的一部分，當政權不能獨立時，只讓司法獨立出來。而以宋朝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政治要求政權本身、政權的所有要素都是獨立的。在中國傳統政治體系中，司法獨立是包含在政權獨立之內的，不必要專門拿出來獨立。所以我在《超越利益集團》一書中指出，中國傳統政治比西方現代政治更高一個級別。即便今天的西方政治也面對這個問題：司法獨立于誰？獨立于政權嗎？如果是，等于是說西方政權是不獨立的，那么，為何不把政權變得獨立？

問題

9、《超越利益集團》一書專門提到了宋朝的“黨爭”，為何你認為宋朝的“黨爭”不是當今西方政治的多黨制？宋朝的“黨爭”與當今中國的一黨制，是怎樣的關系？

答：西方黨派政治是利益集團政治的體現，一般來說，不同黨派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團，大家互相爭取利益、搞平衡。利益集團政治在等級制度下是高等級內部的平衡，在現代平民社會依然有缺陷，即弱勢群體很難有強大的政黨代表他們，因而容易被排除在外。宋朝的“黨爭”表面上有多黨制或兩黨制的形式，實際上不是。例如，司馬光或王安石代表什么利益集團？后世對此二人的利益解讀常常自相矛盾。他們兩人雖然政見不同，但并不分別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團，而是代表國家大政方針的不同方向。簡單來說，司馬光認為政權的主要目標是公平，王安石認為政權的主要目標是效率，他們實際上都是站在“超越利益集團”的立場上。只不過，王安石的主張容易使政權自身成為最大的利益集團。但是，王安石的觀點并非沒有道理，尤其是面對強大的外部競爭時，政權在外部競爭中難以保證公平甚至生存時，王安石的觀點也是有價值的。但是，如果為了外部競爭而嚴重傷害內部公平，反而可能得不償失。這也是王安石長期以來充滿爭議的原因。因此，宋朝的黨爭不是多黨制，而是一黨制的不同政策方向。一黨制的必然性在于：如果政權確立了“超越利益集團”的立場，它就只能是一黨制，因為它不能代表或青睞任何一個或幾個利益集團，而只能“獨立、客觀、公正”地維護整體利益和公平。宋朝的“黨爭”實際上是一黨制條件下對于主導方向的爭議。這種狀態在當今中國依然存在。有人認為多黨制讓利益集團互相較量，最終能夠達到平衡，但我認為，多黨制一是會犧牲某些群體的利益，二是效率低，三是容易作假。中國還是應該堅持“超越利益集團”的一黨制，由一黨制來實現政權的“獨立、客觀、公正”，這需要自覺，也需要監督。今天在《超越利益集團》一書中重溫王安石，對內如何防止政權自身成為最大的利益集團，對外如何保護國家利益，依然有借鑒意義。

問題

10、很多人將宋朝描繪得很美好，既有中國學者，也有外國學者，但宋朝還是兩次被打敗。這也造成很多中國人對宋朝的各種批評、否定。你在《超越利益集團》一書中，總體上是肯定宋朝政治的，那么，你如何解釋北宋被打敗，南宋又被打敗？如果中國政治像你說的那么偉大，結合近代歷史，人們不禁要問，難道中國政治的最終命運都是被打敗嗎？

答：首先，社會是變化的，制度是有生命的，沒有一勞永逸的制度。宋朝形成的“超越利益集團”的政治理念和形態是有巨大價值的，但它并不完善，尤其在軍事和對外方面存在較嚴重的問題。比方說，為何兩宋這么長時間內，岳飛只能曇花一現？反過來說，宋朝能夠出現岳飛，也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這在當時人們可能意識不清楚，但對于后世，我們應該尋找其中的原因。《超越利益集團》一書中專門講述了這個問題。其次，一個先進文明被落后的野蠻文明用武力打敗，雖然這是悲劇，但很無奈，它是古今中外多次發生的事實。否則，歐洲也不必搞什么文藝復興，復興1000年前的古希臘羅馬文明干什么？宋朝先后被女真、蒙古打敗，并不代表宋朝政治理念的落后，只代表它軍事實力的不足，這是遺憾，也是教訓。其中值得總結的地方，對今天依然有意義。近百年來，中國被西方打敗了，但這一定標志著西方文明的先進嗎？大英帝國難道不是另一個蒙古帝國？第三，女真、蒙古雖然在軍事上打敗了宋朝，但是，他們戰爭的動力實際上就是對宋朝文明的羨慕，這與大英帝國差不多。所以，女真、蒙古后來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宋朝的文明。這對于宋朝文明來說，某種程度上是倒退，但對于更大的范圍來說，是整體的進步。同樣的命運，對于昔日大英帝國也一樣，對于當今、未來美國也一樣。我們今天要做的是，不要讓軍事失敗和文明獲勝這樣的事情再次發生。因為，宋朝軍事失敗后，中國的古代政治確實在相當大程度上倒退了，所謂“崖山之后，再無中國”，在一定意義上是有道理的。只有在這個意義上理解文天祥，才能體會他 “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真正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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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富國強兵”這個口號越來越遭到很多和平主義者、全球化擁戴者的質疑，你怎么看這個現象，宋朝的教訓對我們今天認識我們的國際環境有怎樣的幫助？

答：這是在《超越利益集團》一書中沒有充分展開的一個話題。以國內政治來說，政權具有很多要素，例如，暴力是權力構成的重要部分。為防止濫用暴力，掌握軍隊、警察等暴力機器的政權自然就被要求是“獨立、客觀、公正”的，而不能被特殊利益集團利用。這在國內政治中幾乎是必然的，但是，在國際政治中呢？從古至今，國際政治中從來沒有一個“獨立、客觀、公正”的世界政權，在國際上行使暴力的，最多只有一點漂亮的口號，背后都是利益集團的操縱。另一個明顯的事實是，中國作為一個龐大的國家，很難像一些小國那樣，被納入國際利益集團的一員。因此，除非閉關鎖國，如果要向世界開放，中國的利益一定會與國際上的利益集團產生沖突。這是中國必須富國強兵的原因，目的就是要保護中國在國際上的合法利益。靠別人來保護我們，相信別人在國際社會的環境里會做到“獨立、客觀、公正”，顯然是癡人說夢。對于這個問題，《超越利益集團》一書沒有充分展開，也是留給后續作品的一個話題，在這里可以簡單說幾句。

首先，中國要富國強兵是歷史血的教訓，我們如果盲目相信別人的先進、善良，最終都要被打，至今都一樣。甚至會像宋朝那樣被野蠻打敗，導致文明的倒退；其次，古今中外所有的政權，只有中國歷史悠久的政治理念不主張對別國行使暴力，除非萬不得已、忍無可忍地還擊。因此，中國要富國強兵，目的只在保護自己，而非侵犯別人，這是中國傳統政治所決定的。第三，古今中外所有的政權，只有中國傳統政治既提出政權要“獨立、客觀、公正”地“超越利益集團”，又在實踐中嚴格遵守。因此，考遍世界歷史，如果要有一個“獨立、客觀、公正”的世界政權，非中國莫屬，至少也必須以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為核心。因此，中國的“富國強兵”一方面是保護自己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未來公平管理世界的需要。對此，有理論、有經驗的中國將當仁不讓。即便今天它還沒能成為現實，但我們必須為未來的勇于承擔而做好準備。由中國主導管理的世界，一定是比今天以前的世界更合理、更公平的世界。這個話題將在《超越利益集團》的后續作品中展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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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宋朝的體制過眼云煙般的消失了，它給我們留下的啟發是什么呢？答：很多國內外學者指出，所謂現代性源于宋朝，為何會有此說法？因為現代社會的主要特征是平民社會，歐洲歷史上平民社會出現很晚，而宋朝差不多是一個真正的平民社會，或者說是人類歷史上最接近平民社會的時期。因此，現代社會受惠于宋朝太多。“超越利益集團”是一個政治理念，具體來說，例如中央集權。等級社會是一個分權的社會，中央集權的能力有限，進入平民社會后，原先可以分權的貴族等級消失了，哪些權利需要中央集權，那些需要分權、怎樣分權？歐洲文藝復興之后，等級制度逐漸開始消退，因此也毫無例外地分別進入中央集權的時代，然而，由于缺乏實踐的經驗，歐洲各國的中央集權大多不盡如人意，宋朝則提供了大量的實踐和經驗。例如在軍事上，現在人們常常批評宋朝“文官將兵”，說它是宋朝軍隊戰斗力薄弱的原因，這實際上是一個錯誤的理解。現代社會哪個國家不是“文官將兵”？再如，宋朝已經形成的階梯式普及教育系統也是現代普及教育系統化的源頭；宋朝是中國歷史上法制最完備的朝代，它已經感受到法制過于繁復的弊病，并開始著手解決，對于今天依然有借鑒意義；宋朝在經歷了隋唐的科舉制度后，形成了完整的文官制度，也是現代社會可以借鑒的內容，比方說其中的回避制度；宋朝的天下觀與國家觀念、愛國主義都具有現代意義；宋朝的平民社會如何形成豐富而多姿多彩的文學藝術，乃至于出現了像李清照那樣了不起的女性藝術家；等等。但是，宋朝的確同樣存在很多問題，例如，宋朝雖然在人類歷史上最早發行了紙幣，但是，并不算成功；宋朝軍隊的戰斗力也確實存在問題；南宋時期開始出現裹小腳，等。這些問題對于今天依然有價值。肯定宋朝的價值，并不等于要簡單回到宋朝，而是要總結它的經驗教訓，將它合理的部分發揚光大。

問題

13、在本書中，我們看到了很多與宋代同時期的關于歐洲的政體和文化的描述和解讀，并且有很有多結論式的評價，包括對中國歷史的解讀，其中也并沒有過程式的介紹，這要求讀者有很好的閱讀儲備，才能夠進入或者認同您的觀點，您是否考慮過，這可能會嚇跑一些讀者？

答：這可能是一個問題，我在寫作過程中也不斷考慮這個問題。因此，我盡量把各種道理講得通俗易懂。將宋朝與同時代歐洲作比較，是《超越利益集團》一書一個重要的特色，比較的內容又涉及很多方面，因此，在行文敘述的時候，難免會避繁就簡，否則，篇幅會太大。這一做法對于缺乏必要知識儲備的讀者來說，可能會有一點困難，但我想不至于會嚇跑讀者。因為，只要是關心這一話題的讀者，都能方便地理解我講述的道理。當然，理解之后是否接受、認可，取決于讀者。《超越利益集團》一書雖然講述的都是國家大事，但我認為，我講得還是比較通俗易懂的。因此，這本書對于普通讀者來說，理解難度不大。

問題

14、您在論述宋朝的時候，有大量的篇幅涉及到同時期的歐洲，并且表明他們那個時期的落后，雖是事實，但仍給人以“我們曾經比你們強多了”的感覺。在注重實際的現代人看來，過去的成就并沒有太大的意義，重要的是我們要分析他們現在能夠均衡各方利益的原因并改進我們自己。您之所以作這樣比較還有其他的用意嗎？

答：當今中國有一種很不好的傾向，即徹底否定中國的歷史。文化需要交流，需要相互吸收，這是應該的，但是，為了向其他文化學習，徹底否定自己，乃至于否定幾千年的中國歷史，把中國說成從來都是落后、野蠻，把別人的文化胡亂吹捧到根本不配的高度，從而得出中國應該被殖民幾百年的結論。這一現象說輕了是崇洋媚外，說重了就是文化侵略，目的是徹底消除中國人的自信，以至于詛咒黃皮膚的人種，死心塌地地接受別人的一切。我在本書中的指出中國古代大量比西方先進的事實，對于某些人來說，也許會得出，那只不過是有一個“我們曾經比你們強多了”的吃老本。但是我相信，認真的讀者、善于思考的讀者得出的結論不會那么簡單。

歷史對于今天絕非沒有意義，歷史是最可寶貴的財富。把中國歷史與西方歷史作比較，我們會認識到，中國人是世界上最聰明、最有智慧的。如果我們認真考察東西方文化的差異，我認為，西方文化最突出的一點，就是它在工業條件下創造財富的能力超過了中國，除此之外，西方文化可以同中國文化媲美的，實在不多。從政治理論到文學藝術，從國家社會到個人自由，中國文化是一個經過長期實踐檢驗的系統。西方進入平民社會的歷史不長，他們今天所面臨的很多問題，其實都能在中國文化中找到解決的答案。中國進入平民社會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商鞅變法，而宋朝幾乎是一個徹底平民化的社會，它的經驗對于今天的西方社會依然是寶貴的。

國內外很多歷史學家都指出宋朝的優越性，這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為何贊美宋朝的大多是歷史學家？因為歷史并不是熟悉大量的掌故，而是人類社會最寶貴的經驗。當今中國正面臨一個巨大的歷史機遇，有的稱之為“和平崛起”，有的稱之為“歷史復興”。中國近幾十年來的發展速度也令世界矚目。但是，全世界都面臨一個重大的問題：中國近幾十年的快速發展，并沒有按照西方認定的現代化模式，因此，關于“中國模式”的爭論成為理論界的焦點。到底有沒有“中國模式”？如果有，“中國模式”的內涵究竟是什么？“中國模式”究竟是一個階段性的過渡措施，還是長期的必然？“中國模式”能否成為取代西方模式的另一個通途？是否可以成為所有后發展國家的借鑒？事實上，《超越利益集團》一書也試圖回答這個問題。我認為，的確存在“中國模式”，從宋朝的政治理念和實踐中，我們會發現，“中國模式”的真正核心在近千年前就形成了，而且是有效的，雖然那時候還有缺陷，但對于今天來說，“中國模式”的核心就是宋朝政治的“超越利益集團”。就宋朝本身來說，也有正反兩反面的經驗，像宋徽宗那樣就沒有做到，因此，北宋在《清明上河圖》的繁華中，突然消失了。從歷史到現在到未來，“中國模式”的確具有自己鮮明的特征，它并不只是一個含義不清的詞匯，而是一種實實在在的政治理念和制度實踐。雖然時代的變遷，很多形式需要改變，然而，“中國模式”的核心理念依然具有長期價值，甚至是必然的，這就是本書的核心，“超越利益集團”。

問題

15、您的下一個寫作計劃是什么，可以和我們分享嗎？祝您寫作順利。謝謝您。

答：《超越利益集團》一書原稿有37萬字，出版時刪減到30萬字以內。實際上，關于宋朝還有很多話題在此書中沒有涉及，例如，宋朝的經濟、科技、對外關系、海外貿易、文學藝術、宗教等。因此，下一步的寫作計劃之一就是《超越利益集團》的續集，將宋朝這一話題說完。因此，刪減的一些內容，有一部分會在續集中討論。

在本書的寫作過程中，實際上還有一個附帶的課題。曾經有人與我爭論，《水滸》中的梁山好漢算不算黑社會？當現代西方國家難以擺脫黑社會時，當中國也開始出現黑社會時，這個話題的確很有意思。因此，在完成《超越利益集團》續集之前，我正在寫作一本關于黑社會的書。它從一個很簡單的問題開始：古代有沒有黑社會？一旦要回答這個問題，就會發現，歐洲古代與中國古代是不一樣的，那么，這一不同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解讀這一原因，也就能回答為何在現代西方制度下黑社會容易出現。也可以展開討論，如何才能治理和防止黑社會。當然，黑社會話題與宋朝歷史的解讀有一定的關系，我還是想盡快完成《超越利益集團》的續集。同時也希望得到讀者的反饋意見。

第二篇：解讀中國利益集團

承認中國也有利益集團，這本身即是一個社會變革的過程“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曾經，這個口號振奮了無數人。為什么聯合？除了有共同的理想，還有著共同的利益;而且，聯合起來才有力量。這是社會利益集團出現的基礎。很長一段時間里，代表“局部”、“狹隘”和“個人”利益的利益集團得不到承認，也不被允許存在和發展。xx遠華走私案使人們從夢中醒來，利益集團并不遙遠，它的存在并不會因為“不承認”受到影響。事實上，人們的表述中早已出現了“既得利益集團”，利益集團的出現似乎總是伴隨著貶義。中國共產黨十六大以來，新一屆政府力倡“平衡”，在調整利益再分配中堅持維護社會公正與公平，其間就包含著平衡和調控利益集團。在這種情況下，對“利益集團”才有了嚴肅意義上的解讀。中國有哪些利益集團2002年7月，為聲援支持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者民間對日索賠，上海、江蘇、浙江、湖南等地高校教授、研究生、大學生代表、醫生代表等組織了“原告聲援團”。2002年11月4日，“聲援團”還與中國原告團、日本律師辯護團、原告證人、全國各地原告一道，在浙江義烏市崇山村舉行“細菌戰訴訟二審聲援大會”，繼續推動細菌戰訴訟工作。研究者認為，“聲援團”是常說的黑社會組織、幫會、走私集團、地下傳銷組織等非法利益集團之外的另一種利益集團。事實上，人們往往忽視了合法的利益集團，比如常見的村民自治委員會、居委會、經有關部門登記注冊的社團以及民間自發產生的公民自助組織、興趣組織等。中國社會正從單一性社會向多樣性社會轉型。深圳大學管理學院程浩認為，社會轉型過程中一個令人矚目的現象是:整個社會利益結構發生了分化與重組，原有的社會利益格局被打破，新的利益群體和利益階層逐步形成，并分化組合成特定的“利益集團”，并不同程度地對地方政府決策施加影響。程浩所說的利益群體和利益階層，包括私營企業主、個體戶、自由職業人員、受聘受雇人員等不同的利益群體和利益階層，甚至還包括駐大陸臺商的利益群體和“買辦”者利益階層。有了這樣的基礎，加上公民利益意識的覺醒和維權意識的加強，特別是“集團意識”的形成，以及政治的民主化、法治化和現代交通與信息技術的發展，使得利益集團的產生，成為一種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趨勢。中組部黨建研究所和深圳大學當代中國政治研究中心做出的一項調查報告顯示:中國現有社會利益集團，大多沒有完備的組織形態，也沒有固定的組織架構，只是松散地、自發地、臨時性地“結伙”，以協同行動，表達其特定的利益訴求。部分有規范組織形式的利益集團，多以社團、協會、商會、聯合體(會)、委員會等形態存在;也有的以幫派、行會等形態存在。西方社會利益集團一般具有自發性、對抗性特征，且強調均衡和相互制約。相較而言，中國的利益集團有著不一樣的特征。中國利益集團發展不平衡，代表社會弱勢群體利益的利益集團比較薄弱;合法利益集團絕大多數由政府主導產生，官辦色彩較濃;中國利益集團無論組織結構還是職能角色都還不成熟，具有明顯的過渡性;利益集團之間存在著非對抗性矛盾;許多非法利益集團借合法外殼存在或寄生在合法組織之中。根據其組織化程度，中國的利益集團還可以分為高度組織化、具有一定組織程度、組織松散以及非正式組織群體;根據其活動目標，又可以分為經濟性利益集團和非經濟性利益集團；根據存在時間的長短，分為常設性利益集團與臨時性利益集團。利益集團影響地方政府決策“區里的干部一般不敢隨便得罪他們，不能說他們有能力想讓誰上誰就能上，但他們確有能力在需要由區人大通過投票決定干部任用時，不想讓誰上誰就上不成，該區黨政領導均對他們禮讓三分。”南方某市區一位干部在接受調查時，對兩位區人大代表作這樣的評論。這兩位“大名鼎鼎”的代表分別是其所在居委會的主任及居委會所屬股份公司的董事長，是典型的地方實力派人物。基于地緣、血緣和共同的經濟利益，他們所在的居委會及公司，都是一個特殊的利益集團，而這兩位區人大代表，就是其所在利益集團的代言人。可以看出，地方政府的決策受利益集團的影響已經很深。這種影響不僅僅局限在人事任免上。調查顯示，利益集團施加影響的方式包括:賄賂，個人關系網絡，游說，求助于“精英人物”，通過主管部門及其領導，借助媒體呼吁，利用既定的規則、慣例或者直接訴諸法律，施壓性集體行動，參與或操縱選舉等。這些方式，有直接的，也有間接的；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有合法的，也有不合法的。而影響的內容包括:地方政府公共投資、財政資金分配、財政稅收、政策法規的制訂。報告列舉了一個事例:南方某市從2001年起，要比照“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應稅項目，對執業律師征收個人所得稅。按此計算，執業律師40%以上的業務收入要用于納稅(營業稅5.5%，個人所得稅35%)。執業律師們通過該市律師協會，一致要求市政府減輕稅賦，否則他們便考慮遷往廣州、北京、上海等地執業。為此，市司法局專門向市委、市政府報送一份緊急報告，促成政府修改了律師條例，并參照北京、上海等地的規定，將律師個人所得稅核定為總收入的6%，減輕了律師稅賦。調查報告認為，合法的影響是有好處的:能夠化非法的、抗議性的利益表達為合法的、建設性的利益表達；能夠為地方政府決策提供信息;有利于提高地方政府公共決策的公正性、合理性;有利于推進基層民主發展。然而，程浩認為:“各個階層分別代表的利益群體之間

第三篇：解讀中國利益集團

承認中國也有利益集團，這本身即是一個社會變革的過程“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曾經，這個口號振奮了無數人，解讀中國利益集團。為什么聯合？除了有共同的理想，還有著共同的利益;而且，聯合起來才有力量。這是社會利益集團出現的基礎。很長一段時間里，代表“局部”、“狹隘”和“個人”利益的利益集團得不到承認，也不被允許存在和發展。xx遠華走私案使人們從夢中醒來，利益集團并不遙遠，它的存在并不會因為“不承認”受到影響。事實上，人們的表述中早已出現了“既得利益集團”，利益集團的出現似乎總是伴隨著貶義。中共十六大以來，新一屆政府力倡“平衡”，在調整利益再分配中堅持維護社會公正與公平，其間就包含著平衡和調控利益集團。在這種情況下，對“利益集團”才有了嚴肅意義上的解讀。中國有哪些利益集團2002年7月，為聲援支持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者民間對日索賠，上海、江蘇、浙江、湖南等地高校教授、研究生、大學生代表、醫生代表等組織了“原告聲援團”。2002年11月4日，“聲援團”還與中國原告團、日本律師辯護團、原告證人、全國各地原告一道，在浙江義烏市崇山村舉行“細菌戰訴訟二審聲援大會”，繼續推動細菌戰訴訟工作。研究者認為，“聲援團”是常說的黑社會組織、幫會、走私集團、地下傳銷組織等非法利益集團之外的另一種利益集團。事實上，人們往往忽視了合法的利益集團，比如常見的村民自治委員會、居委會、經有關部門登記注冊的社團以及民間自發產生的公民自助組織、興趣組織等。中國社會正從單一性社會向多樣性社會轉型。深圳大學管理學院程浩認為，社會轉型過程中一個令人矚目的現象是:整個社會利益結構發生了分化與重組，原有的社會利益格局被打破，新的利益群體和利益階層逐步形成，并分化組合成特定的“利益集團”，并不同程度地對地方政府決策施加影響。程浩所說的利益群體和利益階層，包括私營企業主、個體戶、自由職業人員、受聘受雇人員等不同的利益群體和利益階層，甚至還包括駐大陸臺商的利益群體和“買辦”者利益階層。有了這樣的基礎，加上公民利益意識的覺醒和維權意識的加強，特別是“集團意識”的形成，以及政治的民主化、法治化和現代交通與信息技術的發展，使得利益集團的產生，成為一種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趨勢。中組部黨建研究所和深圳大學當代中國政治研究中心做出的一項調查報告顯示:中國現有社會利益集團，大多沒有完備的組織形態，也沒有固定的組織架構，只是松散地、自發地、臨時性地“結伙”，以協同行動，表達其特定的利益訴求。部分有規范組織形式的利益集團，多以社團、協會、商會、聯合體(會)、委員會等形態存在;也有的以幫派、行會等形態存在。西方社會利益集團一般具有自發性、對抗性特征，且強調均衡和相互制約。相較而言，中國的利益集團有著不一樣的特征。中國利益集團發展不平衡，代表社會弱勢群體利益的利益集團比較薄弱;合法利益集團絕大多數由政府主導產生，官辦色彩較濃;中國利益集團無論組織結構還是職能角色都還不成熟，具有明顯的過渡性;利益集團之間存在著非對抗性矛盾;許多非法利益集團借合法外殼存在或寄生在合法組織之中。根據其組織化程度，中國的利益集團還可以分為高度組織化、具有一定組織程度、組織松散以及非正式組織群體;根據其活動目標，又可以分為經濟性利益集團和非經濟性利益集團；根據存在時間的長短，分為常設性利益集團與臨時性利益集團。利益集團影響地方政府決策“區里的干部一般不敢隨便得罪他們，不能說他們有能力想讓誰上誰就能上，但他們確有能力在需要由區人大通過投票決定干部任用時，不想讓誰上誰就上不成，該區黨政領導均對他們禮讓三分。”南方某市區一位干部在接受調查時，對兩位區人大代表作這樣的評論，調查報告《解讀中國利益集團》。這兩位“大名鼎鼎”的代表分別是其所在居委會的主任及居委會所屬股份公司的董事長，是典型的地方實力派人物。基于地緣、血緣和共同的經濟利益，他們所在的居委會及公司，都是一個特殊的利益集團，而這兩位區人大代表，就是其所在利益集團的代言人。可以看出，地方政府的決策受利益集團的影響已經很深。這種影響不僅僅局限在人事任免上。調查顯示，利益集團施加影響的方式包括:賄賂，個人關系網絡，游說，求助于“精英人物”，通過主管部門及其領導，借助媒體呼吁，利用既定的規則、慣例或者直接訴諸法律，施壓性集體行動，參與或操縱選舉等。這些方式，有直接的，也有間接的；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有合法的，也有不合法的。而影響的內容包括:地方政府公共投資、財政資金分配、財政稅收、政策法規的制訂。報告列舉了一個事例:南方某市從2001年起，要比照“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應稅項目，對執業律師征收個人所得稅。按此計算，執業律師40%以上的業務收入要用于納稅(營業稅5.5%，個人所得稅35%)。執業律師們通過該市律師協會，一致要求市政府減輕稅賦，否則他們便考慮遷往廣州、北京、上海等地執業。為此，市司法局專門向市委、市政府報送一份緊急報告，促成政府修改了律師條例，并參照北京、上海等地的規定，將律師個人所得稅核定為總收入的6%，減輕了律師稅賦。調查報告認為，合法的影響是有好處的:能夠化非法的、抗議性的利益表達為合法的、建設性的利益表達；能夠為地方政府決策提供信息;有利于提高地方政府公共決策的公正性、合理性;有利于推進基層民主發展。然而，程浩認為:“各個階層分別代表的利益群體之間的不平衡狀態同時凸現著潛在的社會危機。”利益集團的影響存在隱患。xx遠華走私集團、湛江海關走私集團構成了嚴重的惡果。犯罪集團憑借其擁有的組織資源、文化資源、尤其是盤根錯節的關系性資源，通過控制地方政權(或某一政府部門、機構)，謀取本集團的非法利益。隱患還表現在：一是強勢利益集團有可能損害整個地區的公共利益和廣大公眾的利益，特別是嚴重損害社區弱勢群體的利益，影響社會的正義和社會政治的穩定；二是利益集團經濟實力雄厚，無須施壓或游說，即可讓地方政府俯首聽命，出現“領導傍大款”，使地方政府決策的公正性和合理性受到影響；三是利益集團進行“權力尋租”、“錢權”交易或其他違法活動；四是一些經合法組織異化而形成的利益集團，以企業、事業單位等組織的合法外衣為依托，以經濟、政治利益為紐帶，運用合法組織的資源，欺壓、剝削人民群眾，瓜分集體財產，謀取其成員的非法利益。政府如何應對利益集團“當前政府要正確反映和妥善處理現實生活中的各種復雜利益關系，就必須根據利益集團形態、性質、資源等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方針政策。打擊非法利益集團，保護合法利益集團，扶持公共利益集團;要限制和規范特殊利益集團;最重要的是要關懷、救助社會弱勢群體。”程浩對《瞭望東方周刊》表示。程浩認為，政府在近期內應該達到的目標，主要是使社會利益集團行為的有序化，為其成長、發展并發揮作用提供制度性平臺，同時要創造條件使民間性利益集團合法化。弱勢群體在博弈中處于劣勢，他們的利益，需要政府更多的關注和支持。2003年7月31日，國務院公布了《法律援助條例》，這是中國第一部關于法律援助的全國性立法，體現了中央立法機關保護弱勢群體和公民權利的意愿及努力。次日，中國正式施行《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及其實施細則。與此同時，施行21年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被廢除。國家行政管理學院教授杜鋼建指出，行政許可項目的泛濫在相當程度上搭建了“政府利益部門化，部門利益個人化”的權力部門腐敗的機理。今年7月1日，《行政許可法》生效后將有效限制政府行政權力，在規定行政許可范圍和清理行政許可程序兩個關鍵環節上達到限制行政權力的目的。最重要的是，《行政許可法》創立了信賴利益保護原則。《行政許可法》的生效將制約官僚利益集團。目前，影響較大的特殊利益集團，主要是以地區、部門為依托，以行業利益為紐帶，常常借助公共權力、行政性壟斷手段等，來獲取特殊利益的經濟性利益集團，如具有壟斷地位的電力、電信等企業。對于這些已經形成的、客觀存在的特殊纚益集團，胡鞍鋼的觀點具有啟發性。他認為，應遵循三個原則來進行限制和規范:一是承認其既得利益，而不是消除壟斷行業集團;二是限制壟斷利益集團的特權，將其由“貴族”降為“平民”，從“經濟人”與“政治人”的雙重身份，變為純粹的“經濟人”，是企業家、銀行家，而不是政治家;三是規范壟斷利益集團的行為，重新建立商業游戲規則，迫使壟斷行業從經濟尋租、政治尋租，轉變為依靠技術創新、高質量服務、良好信譽等，謀求利潤最大化。此外，還應通過市場準入政策和產業組織政策，盡可能地引入有效的競爭機制，打破既得利益集團的壟斷地位。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將建立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以維護公有財產權，保護私有財產權。這對合法的利益集團如民營企業群體來說，則意味著提供了一種有序的利益訴求傳遞機制。從長遠來講，應對社會利益集團，政府還要從利益集團的政治性影響和政府行政能力的提高方面著眼。一方面要建立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公開、透明、公正的利益表達機制和決策參與機制，將利益集團行為納入制度化軌道;另一方面要實現利益調控制度化、制度建設民主化、民主制度程序化、民主程序法治化，同時要提高政府在利益集團政治中的自主性，防止軟政權化。經濟學上叫博弈均衡，物理學上叫矢量求和。不同的利益集團在說著自己的話，展示著自己的力量，這是現實，也是社會發展的基礎。觀察家認為，在各種合法的利益集團面前，政府需要提供的是制度平臺，實現利益表達、博弈、調控的制度化，提供開放的合法利益表達渠道，讓各種力量在相互博弈和溝通中達成共識。

第四篇：解讀中國利益集團

解讀中國利益集團

解讀中國利益集團2007-12-15 22:57:37第1文秘網第1公文網解讀中國利益集團解讀中國利益集團(2)承認中國也有利益集團，這本身即是一個社會變革的過程“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曾經，這個口號振奮了無數人。為什么聯合？除了有共同的理想，還有著共同的利益;而且，聯合起來才有力量。這是社會利益集團出現的基礎。很長一段時間里，代表“局部”、“狹隘”和“個人”利益的利益集團得不到承認，也不被允許存在和發展。xx遠華走私案使人們從夢中醒來，利益集團并不遙遠，它的存在并不會因為“不承認”受到影響。事實上，人們的表述中早已出現了“既得利益集團”，利益集團的出現似乎總是伴隨著貶義。中共十六大以來，新一屆政府力

倡“平衡”，在調整利益再分配中堅持維護社會公正與公平，其間就包含著平衡和調控利益集團。在這種情況下，對“利益集團”才有了嚴肅意義上的解讀。中國有哪些利益集團2002年7月，為聲援支持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者民間對日索賠，上海、江蘇、浙江、湖南等地高校教授、研究生、大學生代表、醫生代表等組織了“原告聲援團”。2002年11月4日，“聲援團”還與中國原告團、日本律師辯護團、原告證人、全國各地原告一道，在浙江義烏市崇山村舉行“細菌戰訴訟二審聲援大會”，繼續推動細菌戰訴訟工作。研究者認為，“聲援團”是常說的黑社會組織、幫會、走私集團、地下傳銷組織等非法利益集團之外的另一種利益集團。事實上，人們往往忽視了合法的利益集團，比如常見的村民自治委員會、居委會、經有關部門登記注冊的社團以及民間自發產生的公民自助組織、興趣組織等。中國社會正從單一性社會向多樣性社會轉型。深圳大學管理學院

程浩認為，社會轉型過程中一個令人矚目的現象是:整個社會利益結構發生了分化與重組，原有的社會利益格局被打破，新的利益群體和利益階層逐步形成，并分化組合成特定的“利益集團”，并不同程度地對地方政府決策施加影響。程浩所說的利益群體和利益階層，包括私營企業主、個體戶、自由職業人員、受聘受雇人員等不同的利益群體和利益階層，甚至還包括駐大陸臺商的利益群體和“買辦”者利益階層。有了這樣的基礎，加上公民利益意識的覺醒和維權意識的加強，特別是“集團意識”的形成，以及政治的民主化、法治化和現代交通與信息技術的發展，使得利益集團的產生，成為一種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趨勢。中組部黨建研究所和深圳大學當代中國政治研究中心做出的一項調查報告顯示:中國現有社會利益集團，大多沒有完備的組織形態，也沒有固定的組織架構，只是松散地、自發地、臨時性地“結伙”，以協同行動，表達其特定的利益訴

求。部分有規范組織形式的利益集團，多以社團、協會、商會、聯合體(會)、委員會等形態存在;也有的以幫派、行會等形態存在。西方社會利益集團一般具有自發性、對抗性特征，且強調均衡和相互制約。相較而言，中國的利益集團有著不一樣的特征。中國利益集團發展不平衡，代表社會弱勢群體利益的利益集團比較薄弱;合法利益集團絕大多數由政府主導產生，官辦色彩較濃;中國利益集團無論組織結構還是職能角色都還不成熟，具有明顯的過渡性;利益集團之間存在著非對抗性矛盾;許多非法利益集團借合法外殼存在或寄生在合法組織之中。根據其組織化程度，中國的利益集團還可以分為高度組織化、具有一定組織程度、組織松散以及非正式組織群體;根據其活動目標，又可以分為經濟性利益集團和非經濟性利益集團；根據存在時間的長短，分為常設性利益集團與臨時性利益集團。利益集團影響地方政府決策“區里的干部一般不敢隨便得罪他們，不

能說他們有能力想讓誰上誰就能上，但他們確有能力在需要由區人大通過投票決定干部任用時，不想讓誰上誰就上不成，該區黨政領導均對他們禮讓三分。”南方某市區一位干部在接受調查時，對兩位區人大代表作這樣的評論。這兩位“大名鼎鼎”的代表分別是其所在居委會的主任及居委會所屬股份公司的董事長，是典型的地方實力派人物。基于地緣、血緣和共同的經濟利益，他們所在的居委會及公司，都是一個特殊的利益集團，而這兩位區人大代表，就是其所在利益集團的代言人。可以看出，地方政府的決策受利益集團的影響已經很深。這種影響不僅僅局限在人事任免上。調查顯示，利益集團施加影響的方式包括:賄賂，個人關系網絡，游說，求助于“精英人物”，通過主管部門及其領導，借助媒體呼吁，利用既定的規則、慣例或者直接訴諸法律，施壓性集體行動，參與或操縱選舉等。這些方式，有直接的，也有間接的；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

有合法的，也有不合法的。而影響的內容包括:地方政府公共投資、財政資金分配、財政稅收、政策法規的制訂。報告列舉了一個事例:南方某市從2001年起，要比照“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應稅項目，對執業律師征收個人所得稅。按此計算，執業律師40以上的業務收入要用于納稅(營業稅，個人所得稅35)。執業律師們通過該市律師協會，一致要求市政府減輕稅賦，否則他們便考慮遷往廣州、北京、上海等地執業。為此，市司法局專門向市委、市政府報送一份

解讀中國利益集團

第五篇：解讀中國利益集團

承認中國也有利益集團，這本身即是一個社會變革的過程“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曾經，這個口號振奮了無數人。為什么聯合？除了有共同的理想，還有著共同的利益;而且，聯合起來才有力量。這是社會利益集團出現的基礎。很長一段時間里，代表“局部”、“狹隘”和“個人”利益的利益集團得不到承認，也不被允許存在和發展。xx遠華走私案使人們從夢中醒來，利益集團并不遙遠，它的存在并不會因為“不承認”受到影響。事實上，人們的表述中早已出現了“既得利益集團”，利益集團的出現似乎總是伴隨著貶義。中共十六大以來，新一屆政府力倡“平衡”，在調整利益再分配中堅持維護社會公正與公平，其間就包含著平衡和調控利益集團。在這種情況下，對“利益集團”才有了嚴肅意義上的解讀。中國有哪些利益集團2002年7月，為聲援支持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者民間對日索賠，上海、江蘇、浙江、湖南等地高校教授、研究生、大學生代表、醫生代表等組織了“原告聲援團”。2002年11月4日，“聲援團”還與中國原告團、日本律師辯護團、原告證人、全國各地原告一道，在浙江義烏市崇山村舉行“細菌戰訴訟二審聲援大會”，繼續推動細菌戰訴訟工作。研究者認為，“聲援團”是常說的～組織、幫會、走私集團、地下傳銷組織等非法利益集團之外的另一種利益集團。事實上，人們往往忽視了合法的利益集團，比如常見的村民自治委員會、居委會、經有關部門登記注冊的社團以及民間自發產生的公民自助組織、興趣組織等。中國社會正從單一性社會向多樣性社會轉型。深圳大學管理學院程浩認為，社會轉型過程中一個令人矚目的現象是:整個社會利益結構發生了分化與重組，原有的社會利益格局被打破，新的利益群體和利益階層逐步形成，并分化組合成特定的“利益集團”，并不同程度地對地方政府決策施加影響。程浩所說的利益群體和利益階層，包括私營企業主、個體戶、自由職業人員、受聘受雇人員等不同的利益群體和利益階層，甚至還包括駐大陸臺商的利益群體和“買辦”者利益階層。有了這樣的基礎，加上公民利益意識的覺醒和維權意識的加強，特別是“集團意識”的形成，以及政治的民主化、法治化和現代交通與信息技術的發展，使得利益集團的產生，成為一種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趨勢。中組部黨建研究所和深圳大學當代中國政治研究中心做出的一項調查報告顯示:中國現有社會利益集團，大多沒有完備的組織形態，也沒有固定的組織架構，只是松散地、自發地、臨時性地“結伙”，以協同行動，表達其特定的利益訴求。部分有規范組織形式的利益集團，多以社團、協會、商會、聯合體(會)、委員會等形態存在;也有的以幫派、行會等形態存在。西方社會利益集團一般具有自發性、對抗性特征，且強調均衡和相互制約。相較而言，中國的利益集團有著不一樣的特征。中國利益集團發展不平衡，代表社會弱勢群體利益的利益集團比較薄弱;合法利益集團絕大多數由政府主導產生，官辦色彩較濃;中國利益集團無論組織結構還是職能角色都還不成熟，具有明顯的過渡性;利益集團之間存在著非對抗性矛盾;許多非法利益集團借合法外殼存在或寄生在合法組織之中。根據其組織化程度，中國的利益集團還可以分為高度組織化、具有一定組織程度、組織松散以及非正式組織群體;根據其活動目標，又可以分為經濟性利益集團和非經濟性利益集團；根據存在時間的長短，分為常設性利益集團與臨時性利益集團。利益集團影響地方政府決策“區里的干部一般不敢隨便得罪他們，不能說他們有能力想讓誰上誰就能上，但他們確有能力在需要由區人大通過投票決定干部任用時，不想讓誰上誰就上不成，該區黨政領導均對他們禮讓三分。”南方某市區一位干部在接受調查時，對兩位區人大代表作這樣的評論。這兩位“大名鼎鼎”的代表分別是其所在居委會的主任及居委會所屬股份公司的董事長，是典型的地方實力派人物。基于地緣、血緣和共同的經濟利益，他們所在的居委會及公司，都是一個特殊的利益集團，而這兩位區人大代表，就是其所在利益集團的代言人。可以看出，地方政府的決策受利益集團的影響已經很深。這種影響不僅僅局限在人事任免上。調查顯示，利益集團施加影響的方式包括:賄賂，個人關系網絡，游說，求助于“精英人物”，通過主管部門及其領導，借助媒體呼吁，利用既定的規則、慣例或者直接訴諸法律，施壓性集體行動，參與或操縱選舉等。這些方式，有直接的，也有間接的；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有合法的，也有不合法的。而影響的內容包括:地方政府公共投資、財政資金分配、財政稅收、政策法規的制訂。報告列舉了一個事例:南方某市從2001年起，要比照“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應稅項目，對執業律師征收個人所得稅。按此計算，執業律師40%以上的業務收入要用于納稅(營業稅5.5%，個人所得稅35%)。執業律師們通過該市律師協會，一致要求市政府減輕稅賦，否則他們便考慮遷往廣州、北京、上海等地執業。為此，市司法局專門向市委、市政府報送一份緊急報告，促成政府修改了律師條例，并參照北京、上海等地的規定，將律師個人所得稅核定為總收入的6%，減輕了律師稅賦。調查報告認為，合法的影響是有好處的:能夠化非法的、～性的利益表達為合法的、建設性的利益表達；能夠為地方政府決策提供信息;有利于提高地方政府公共決策的公正性、合理性;有利于推進基層民主發展。然而，程浩認為:“各個階層分別代表的利益群體之間的不平衡狀態同時凸現著潛在的社會危機。”利益集團的影響存在隱患。xx遠華走私集團、湛江海關走私集團構成了嚴重的惡果。犯罪集團憑借其擁有的組織資源、文化資源、尤其是盤根錯節的關系性資源，通過控制地方政權(或某一政府部門、機構)，謀取本集團的非法利益。隱患還表現在：一是強勢利益集團有可能損害整個地區的公共利益和廣大公眾的利益，特別是嚴重損害社區弱勢群體的利益，影響社會的正義和社會政治的穩定；二是利益集團經濟實力雄厚，無須施壓或游說，即可讓地方政府俯首聽命，出現“領導傍大款”，使地方政府決策的公正性和合理性受到影響；三是利益集團進行“權力尋租”、“錢權”交易或其他違法活動；四是一些經合法組織異化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