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3月6日王孝錫生平事跡

王孝錫是甘肅省早期黨員和革命活動家之一，是甘肅第一個農村黨組織的創建人。

王孝錫，字遂五，1903年出生在寧縣太昌鎮。1922年從平涼省立二中畢業后，考入西安國立西北大學。在該校黨組織的影響教育下，積極參加革命活動，投入反帝反封建斗爭，經受了考驗和鍛煉，于1925年6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暑假步行返鄉，沿途宣傳進步思想，并成立了寧縣青年社，提出“改造社會，改造人生”的口號。

1927年3月，王孝錫受黨的指派，與另外三名同志以“特派員”身份，到蘭州整理國民黨甘肅省黨部黨務，并開展中國共產黨的活動。他擔任中共甘肅特別支部組織部長及國民黨甘肅省黨部青年部長、甘肅督辦公署政治部主任、甘肅政治委員會會長等職，利用合法身份，和其他同志一起，宣傳、組織群眾，和國民黨右派勢力進行斗爭，發展黨的組織，組建起工會、農會、婦女會、青年社等群眾組織，創辦了進步刊物《婦女之聲》，使甘肅的革命斗爭出現了新局面。王孝錫也很快成為蘭州政治舞臺上的一個很有影響的人物。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后，王孝錫等人被迫于6月離開蘭州。8月，遵照黨的指示，回到寧縣太昌，與任鼎昌、王曉時等人會合，先后成立了中共寧縣支部執行委員會和中共太昌臨時區委。區委下轄寧縣、涇河川、長武3個支部，有黨員29名，王孝錫任

書記。他組織群眾取得了抗捐抗稅，驅逐貪贓縣長的勝利，參與領導了陜西旬邑暴動，按照陜西省委指示，派任鼎昌整頓恢復了平涼黨的組織。

王孝錫受黨的指派，通過深入農村調查和理論研究，形成了以貧苦農民為革命的主要力量，建立革命武裝，暴力奪取政權的思想，并著手改造當地農民武裝，付諸實踐。王孝錫在以寧縣為中心的陜甘邊界地區的活動，引起國民黨當局的驚恐不安，1928年11月26日王孝錫在寧縣太昌不幸被捕，12月30日在蘭州英勇就義，時年僅25歲。

為了緬懷先烈，激勵和教育人民，1985年10月，甘肅省民政廳批準并撥款，寧縣人民政府在太昌修建王孝錫烈士陵墓。王孝錫同志作為中國共產黨早期在甘肅的黨員和革命家，他對黨赤丹忠心，工作熱情負責，密切聯系群眾，創建了隴東第一個農村黨支部，領導并開展了一系列革命斗爭，表現了大無畏的革命英雄氣概。他是寧縣人民的好兒子，我黨的好黨員。他短暫光輝的一生，很值得后人去學習、去弘揚。他的革命精神是我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極好教材。

王孝錫，1903年出生于甘肅省寧縣一個農民家庭。1924年考入國立西北大學，并結識了魏野疇等共產黨人。1925年，在學校黨組織的領導下，積極投入反對陜西軍閥吳新田黑暗統治和聲援五卅運動的斗爭。

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7年3月，為了恢復中共甘肅特別支部的工作，當時在馮玉祥部隊工作的中共黨組織負責人劉伯堅、鄧小平推薦王孝錫以國民黨中央特派員的身份到蘭州開展工作。到達蘭州后，王孝錫首先整頓了國民黨甘肅省黨部，擔任青年部長，加強省黨部的進步力量，并建立了中共蘭州特別支部，任組織委員。他還擔任了甘肅省督辦公署政治部主任、甘肅政治委員會會長及第二軍事政治學校政治處處長等職，卓有成效地開展工作。

大革命失敗后，王孝錫按照黨組織的要求，回到家鄉寧縣堅持斗爭。在他領導下，成立了中共彬（陜西彬縣）寧（甘肅寧縣）支部，王孝錫任支部書記。不久，又擴大成立了中共太昌區委，下轄寧縣、長武、涇川三個支部。八七會議以后，他熱情贊揚八七會議后出現的革命形勢，并按照黨組織的要求，以行醫為掩護，深入陜甘交界的十多個縣的農村進行調查，分析當地農村的階級狀況、政治地位及對革命的態度，并開始秘密籌劃、組織農民進行暴動，建立革命政權的斗爭。

王孝錫的革命活動，使得反動當局驚恐不安。1928年11月26日，王孝錫被國民黨陜甘青“剿匪”總司令部逮捕。在獄中，面對一次次的酷刑審訊，他以鋼鐵般的意志與敵人進行了頑強斗爭，嚴守黨的機密，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的堅貞不屈、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慷慨歌太平，從容作楚囚，暴刀逞一快，何惜少年頭。”

1928年12月30日，敵人將王孝錫押往刑場。通往刑場的路上，王孝錫不斷奮力高呼“共產黨萬歲！”“共產主義精神不死！”等口號。兇殘的劊子手舉起馬刀向他身上亂砍，鮮血飛濺，仍擋不住他高昂的口號聲。劊子手又用毛巾塞進他嘴里??王孝錫壯烈犧牲，年僅25歲。

第二篇：王忠誠生平事跡

王忠誠生平事跡

1925年12月王忠誠出生于山東煙臺，因為家庭貧困，高中時曾輟學。他本來是想學工的，后來因經濟很困難，要靠自己恐怕非常困難，所以他被幾個大學錄取時，選擇了北平醫學院（北京大學醫學院的前身）——因為不要錢，不收學費。在這樣一個樸素而又無奈的愿望支配下，王忠誠走進了醫學學府的門檻。在大學里，王忠誠半工半讀，通過自己賺來的錢維持生活。那個時候，他在外邊從事家教，冬天還給居民送煤。在許多同學幫助下，王忠誠才在讀與不讀中堅持讀下來。畢業后成為天津總醫院的一名外科大夫，有了薪水，日子才稍好一點。不多時，抗美援朝戰爭爆發了。剛剛學了兩年外科的王忠誠踴躍參加了抗美援朝醫療隊，作為天津醫療隊的小組長之一來到鴨綠江邊，不分晝夜地搶救志愿軍傷員。

“沖啊，沖啊??”很多戰士因頭部中彈而受了腦外傷，臨終前，不少人在昏迷中還高喊著沖鋒陷陣的口號。這喊聲，在王忠誠的腦海里，至今仍清晰地回響著。那時，很多戰士都是腦外傷，但內科、外科、骨科都可以治的王忠誠，卻做不了腦外科手術，只能眼睜睜地看著戰士們死去。他在醫學院讀書的時候就知道中國沒有專門的神經外科醫生，全中國也沒有一家醫院有獨立的神經外科。王忠誠回憶道：“抗美援朝傷員很多，各種傷員都有，像外科、骨科、泌尿科、胸外科的，我都曾經學過，都有一些辦法，但是腦外科我一點不懂，大學時沒這個專業，只講過幾堂課，當然講的是很淺的。所以這個志愿軍為我們保家衛國受傷了，但是我沒有辦法，只能看著傷員痛苦呻吟甚至死去，覺得很內疚，那時候我就下決心，有那么一天，如果國家能夠有神經外科，我也去學神經外科，要把中國的神經外科建立起來。”從此，王忠誠用一生去實踐自己的諾言。

1952年，王忠誠從朝鮮戰場回到天津。碰巧衛生部在天津籌建神經外科培訓班，他毫不猶豫地申請加入，成為新中國第一批神經外科醫生。當時條件很艱苦，因為沒有現成的課本，也沒有教材，大家只得到沒有主的墳地去挖顱骨以解剖做實驗。挖的時候味道很難聞，挖出來那顱骨里面都是蛹，要把它洗干凈，煮，漂白，再把骨頭一個一個地穿起來做標本。教科書沒有，只有從前在學校學的解剖書。在圖書館找了一本英文的解剖學就去讀，從頭讀到尾，背得倒是很熟，費的精力很大，但是不一定適用。

不久，中國第一個神經外科研究所在北京成立，王忠誠隨之調到北京。王忠誠治學的一生，充分展示了自控性、自主性、獨立性、沖動性、探索性、靈活性和耐久性的創新人格特征。有人說王忠誠是一員福將，干什么成什么。實際上，他成功的動力是對人類疾患痛苦的深深體驗。當他選擇讓人望而生畏的神經外科的時候，是因為他目睹了面對腦病戰士當時中國醫學的無可奈何。日本一位著名神經外科專家不幸患上丘腦膠質瘤但拒絕手術而死去。這種刺激也正是王忠誠問津世界難題——丘腦膠質瘤的原因。[4]

“神醫”

腦里包含著密如紗網的中樞神經系統。中樞神經支配人的醒覺、思維、語言、內臟功能和肢體活動，被稱為人體的“司令部”。中樞神經細胞極為脆弱，缺血缺氧5分鐘就告死亡，而且不能再生。在直徑不到一毫米的血管上做吻合手術，無異于是在“萬丈深淵上走鋼絲”。每一次手術前，王忠誠總是從思想上做好充分準備，想到病人可能出什么情況、怎樣預防或怎么挽救，盡量讓手術達到理想的效果。他說，醫生很需要病人和病人家屬的理解，因為探討神經外科不容易，教科書沒有，從不懂到懂，從懂得少一點到懂得多一點，有個摸索過程，難免出差錯。王忠誠對自己曾經有過的失誤直言不諱，從沒有因有醫療風險而放棄診治，而是把個人得失置之度外，一切為了病人，因此，他得到病人的諒解與擁戴。我國神經外科創業初期，由于不掌握當時國際先進的神經外科診斷技術——“腦血管造影術”，對中樞神經系統疾病的診斷是很難的，因而治療就帶有相當大的盲目性。當時的神經外科界有“診斷難死人，手術累死人，療效氣死人”之說。那時，血氣方剛的王忠誠認識到，診斷是治療的基礎，決心開創我國自己的腦血管造影技術。

“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外國資料，不能代替自己的實踐經驗。他開始在解剖尸體上練習。時值盛夏，在沒有通風設備的室內，窗戶也要蒙起來，尸臭催吐、大汗淋漓，全不顧及，終于取得了豐富的經驗，使初期的六七個小時確診時間縮短至15分鐘。以后又經過7年的積累和對照手術分析，王忠誠所著、我國第一部囊括了2500份造影資料的《腦血管造影術》問世，這標志著中國神經外科劃時代的進步，使中國神經外科診斷技術同世界先進水平縮短了30年。

此書1978年獲全國科技大會獎，至今仍是一部神經外科的重要學術專著。他是以健康為代價換來突破的。就是因為當年在毫無防護條件下的造影實驗研究，他的身體承受了大量射線侵害，至今血液中的白血球數一直在4000個/mm3（正常為7000－9000個/mm3）以下。由于免疫功能受損，他曾六患肺炎、兩度胸積水，卻始終不悔。幾十年來，他研究并總結出腦血管造影術，第一次利用顯微外科手術的新方法完全切除腦垂體腺瘤，成功地進行了第一例枕動脈及小腦后下動脈吻合術。在國內，他是將手術刀探進人體生命中樞的第一人。他創造了令國內外同行嘆服的一個又一個奇跡。

醫學奇跡在他手下誕生

見慣了生生死死的王忠誠，對每一個病人的生命看得很重，對自己的生死卻看得很淡。“治好一個病人我非常高興，如果他不好，就老想著他們。”一位社會學家曾經說過，健康、快樂、財富是人生三寶，王忠誠正是通過他精湛的醫術和崇高的醫德，把這三寶直接或者間接地贈送給了千萬個家庭。無影燈下，王忠誠那雙曾拯救過許多生命的手，小心翼翼地揭起一塊顱骨。剎那間，一團粉白色顫悠悠搏動著的腦體顯現在眼前。他端坐在手術臺前的圓凳上，透過花鏡和放大10倍的外科顯微鏡，給一位偏癱患者進行小腦血管吻合術。這是1977年的一個病例。早在1976年，王忠誠從文獻上看到美國和瑞士的醫生已成功地做了這種高難度手術。他想，如果我們掌握了“吻合術”，就會給許多中國的腦血管病人帶來福音。從此，他把這個項目列為攻關的目標，一遍又一遍地吻合著動物的腦血管。

王忠誠不僅醫術精湛，醫德也有口皆碑。他一次又一次在手術后虛脫病倒，一次又一次拒絕了病人所贈送的禮物，一次又一次到貧困山區為那里的人們診療。

1995年春天，江蘇淮陰市一個叫范勇的18歲男孩被送進天壇醫院。病人全身肌肉嚴重萎縮，1.8米的大個子，體重還不足45公斤。患者脊髓內長了一個巨大腫瘤：粗約2.5厘米，長約22厘米，侵占了9節椎體的空間，把脊髓擠壓成了扁片。王忠誠知道，做這個手術難度實在太大了。手術那天，年逾古稀的王忠誠在手術臺前整整奮戰了10個小時，直到把這個大瘤子干干凈凈地剝離下來。

這是世界上成功切除的最大的一例脊髓內腫瘤，無論是手術的難度和病人術后結果都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病人沒有留下一點后遺癥，3個月后體重就增加到120多斤。有人把這次手術稱為驚人的“世紀之作”。2000年6月6日，王忠誠主持的一臺罕見的高難度手術，完整地切除了一個直徑達6.5厘米的血管母細胞瘤，創造了世界神經外科領域的又一個奇跡。

患者周易是個來自云南昆明的小伙子，他的祖父、父親、伯伯、叔叔都是由于腦瘤在青壯年去世。周易也陷入厄運——一個大腦瘤長在生命中樞旁。他的母親不愿意向命運低頭，抱著最后的一絲希望給王忠誠寫信求救，甚至愿意捐出自己的活器官來換回孩子的生命。周易的腦部CT片寄過來了，王忠誠發現，周易的腫瘤直徑達到了6.5厘米，相當于一個孩子的拳頭大小，而且長在后腦深處的顱底部分，緊挨著腦干和小腦，因為長時間擠壓，腦干只有原來的五分之一。一邊是成功率很低的世界性難題，一邊是危在旦夕的年輕生命，王忠誠當即和院領導研究決定：通知周易來京手術治療。手術難度世界罕見——周易做過兩次手術，腦組織正常結構被破壞；天壇醫院此前曾完成過3例類似手術，但瘤體都比這次小。已經債臺高筑的周易的母親卻覺得不能兩手空空就去看病，于是拼命地省吃儉用，每天只吃米飯和土豆，希望能籌到去北京看病的錢。從1999年12月到2000年5月，王忠誠不斷讓科里的醫生寫信打電話催促周易的母親盡快帶孩子北上。面對王忠誠的真誠，面對孩子不斷惡化的病情，面對經濟上的困難，周易的母親肝腸寸斷，她最終通過媒體籌到兩萬塊錢來到天壇醫院。6月6日，王忠誠主持了13個小時的手術，從死神的手中奪回了周易的生命。這臺手術堪稱“藝術杰作”，王忠誠鎮定自若、揮灑自如。手術成功了！等在手術室外邊的母親聲淚俱下：“我有兒子了！我有兒子了！”一個延續了幾代的厄運終止了，一個神經外科的醫學奇跡誕生了。現在這位小伙子已經完全恢復健康。

前幾年，在英國因車禍陷入昏迷的鳳凰衛視女主播劉海若，在北京宣武醫院經過診治而恢復神志，并且能夠開口說話。劉海若入院時病情嚴重，顱內、胸腔創傷明顯，身體多處腫脹、淤血，渾身插滿各種管子。像她這種頭部嚴重損傷的病人能夠恢復到如此程度，在醫學史上也不失為一個奇跡。當年，劉海若從英國回到北京入住宣武醫院后，是經過王忠誠等醫學權威人士的集體會診，制訂了一套特殊的綜合治療方案，精心治療才得以蘇醒、康復的。王忠誠常說：“當醫生必須有技術，但首先是要有服務精神，必須把病人放在第一位，為病人提供最佳的治療方案。”

每天4000米，為了工作，他要鍛煉身體。“給患者做神經外科手術，不僅要有高超的技術，而且還得有極好的體力。我要求年輕的神經外科醫生都要熟練掌握的技能，我自己就要首先做到。做我們這行沒體能不行。”的確，一上手術臺，少說也得七八個小時，不吃、不拉、不撒，兩條腿釘在那里，連大氣都不能出。一條直徑僅一毫米的腦血管，要均勻地縫合12針。人命關天，不能有絲毫疏忽。一次，王忠誠給一個重病人做手術，連續20多個小時沒動窩兒。手術成功了，病人得救了，而他卻癱在了手術臺前，因高燒不退自己也住進了病房，一病就是一個月。[4]

站在學科前沿

前些年，王忠誠每周都要做4到8臺高難度手術，患重病不能主刀時，則到手術室助陣。近幾年由于年事已高，王忠誠漸漸開始離開手術刀。用他自己的話說——“只有各方面條件都是最好、最合適的醫生，才能上手術臺，不能拿病人的生命開玩笑。”如今他除了仍然堅持每周出一次專家門診，已經將更多的時間投入到帶學生和著書立說方面。王忠誠為了能以充沛的精力去工作，堅持鍛煉身體，每天早上在健身器上做曲膝直立和仰臥起坐，一口氣能做100個；每天下午4點半后，如果沒有手術或會議，那就是王忠誠打乒乓球的時間，天天如此，堅持不懈。

1997年，在日本東京參加國際學術會議時，各國與會專家舉辦了一次乒乓球比賽，他和助手伽瑪刀主任劉阿力二人合作，奪取了男女混合雙打的“世界亞軍”。作為世界著名的神經外科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大學科帶頭人，王忠誠的工資不算高，生活很簡樸，但是他很滿意。

王忠誠憑著這種信念，半個多世紀來不停地求新、進取、發展，走前人沒走過的路，不斷地取得新的突破，一次次向另一個“不治之癥”進軍，使自己所率領的中國國家隊站在了世界前沿。這一輩子他帶了很多的學生，他親手培養的碩士生、博士生、博士后就有70多人。全國上萬的神經外科醫生中，有近1/3是在王忠誠指導下成長起來的。他不僅教他們醫術，更重要的是教給他們行醫原則。

王忠誠一再強調，我們的知識主要是來源于病人，病人是我們的老師，我們應該全心全意為他們服好務。時至今日，王忠誠常對學生講的就是：“我希望你們拿起手術刀，在世界神經外科狀元榜上不斷刻上?中國?兩個字。今天你們是我的學生，明天你們會做別人的老師，我盼望你們把手術刀傳下去，把神經外科事業推向更高峰。”

在過去的很多年里，每次坐飛機，他都要把腰托的說明書拿給安檢人員，因為沒人知道，眼前這個名冠中外的專家，是靠這個次次要驚動警報器的腰托來對付因為多年曲身手術留下的職業病——腰椎管狹窄，他甚至帶著這個痼疾遠赴邊遠的西部講學、指導手術。全國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區，都留下了他講學和技術指導的身影。在他的帶領下，北京天壇醫院在全國建立了22個技術協作單位。他一直在探索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專科醫生培養之路。2004年，在他的領導下，建成了北京神經外科學院，從課程設置到學習周期，從招生方案到培養計劃，都是王忠誠精心設計的。[4]

編輯本段人物影響

近半個世紀以來，在神經外科臨床、教學、科研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貢獻。特別是在腦干腫瘤、腦動脈瘤、腦血管畸形、脊髓內腫瘤、顯微神經外科、神經介入治療及神經影像等方面都有獨到之處和重大貢獻，創造了五個世界第一。

第一，他是世界上做神經外科手術唯一超過萬例的人；

第二，他是世界上做腦血管畸形手術數量最多、經驗最豐富的神經外科專家；

第三，十年前他就是世界上僅有的幾位成功施行腦動脈瘤手術超過1000例的神經外科專家之一，他1985年成功切除的直徑9cm巨大動脈瘤至今為世界首例；

第四，近十年來，他在腦干上做手術524多例，手術死亡率不足1%，居世界首位；

第五，他在最近幾年內完成的脊髓內腫瘤切除手術共290例，無一例死亡，無一例癱瘓，處世界領先地位。他醫德高尚，技術精湛，勤儉廉潔，體貼病人，受到患者的高度贊揚和同行的尊敬。

目前中國有7000多名神經外科醫生，其中1/3是在他領導下的神經外科培養出來的。他先后帶出了35名碩士、博士、博士后研究人員。發表論文278篇，出版專著26部，取得科研成果54項，其中國家級成果9項，部市級23項，局級22項。

編輯本段王忠誠逝世

9月30日，走過了人生87個春秋的中國工程院院士、天壇醫院名譽院長、北京市神經外科研究所所長王忠誠，與世長辭。

追記王忠誠院士：大醫風范待來者

9月30日，我國神經外科事業的開拓者王忠誠院士在北京逝世，享年87歲。住院期間，老人念念不忘3件事：建一家大型的現代化神經外科醫院，搭一座國家級神外研究平臺，辦一所培養神外專科醫生的醫學院。

“王老一生把神經外科事業看得比生命還重要，把病人看得比自己還重要。” 北京天壇醫院黨委書記宋茂民說。

“病人的需要就是命令”

“王老行醫60余載，學術風范可用四字概括：‘守正出新’。”解放軍總醫院神經外科專家、中華醫學會神經外科分會主任委員周定標說，“守正”就是求真務實，“出新”即開拓創新。

“老先生常說醫生要‘德才兼備，德為先’。在他眼里，病人生命高于一切。”北京天壇醫院院長王晨介紹，王忠誠設計了一套獨特的醫德考核標準：手術該做到什么程度、該和病人怎樣交流、該用什么樣的藥??細微之處都提煉出來。

王忠誠的第一個博士生、北京市神經外科研究所副所長吳中學說：“他常叮囑我們，‘作為醫生，應該時刻為病人著想，病人的需要就是對我們的命令’。”

“當醫生必須有技術，但首先是要有服務精神，必須把病人放在第一位。” 追憶王忠誠的指導，北京天壇醫院神經外科中心副主任張俊廷感佩不已。

“病人的生命比醫生的面子更重要”

王忠誠始終無法忘懷他第一個失敗的手術。40多年前，他為一名腦干血管細胞瘤患者做了26個小時的手術，但病人最終沒能救活。他為此總結出治愈該類病例的經驗教訓。他總說，在醫生的成長過程中，病人付出了很多。

王忠誠認為：“拿起手術刀，要不停地去掉病人身上的痛苦，但不能割斷對病人的感情。” 許多疑難重癥，在別人那里可能就放棄了，但是落到王忠誠手上，只要有一絲機會，他就要試試看。

1997年6月，王忠誠接診了一名大面積腦水腫、生命垂危的患者，由于患者腎功能嚴重衰竭會引發其他并發癥，隨時可能死亡。學生張俊廷擔心這會給王忠誠抹黑，便建議由自己來做。王忠誠說：“病人的生命比我的面子更重要。”最后，手術獲得成功，病人轉危為安。

“作為一名醫生，任何時候都要為病人爭取生的希望。”在挽救病人生命面前，王忠誠心無雜念，從不退縮，“治好病人是最高興的事。”

“最大的心愿就是發展神經外科事業”

“如今，國外能做的神經外科高難度手術，我們都能完成。一些國外做不了或達不到治療效果的手術，我們也能成功。”張俊廷說，在王忠誠院士的帶領下，中國的神經外科已享有國際口碑。

53歲的美籍華人周先生，患上極其罕見的巨大顱底腦膜瘤，美國一家州立醫院的醫生告訴他這種高難度手術沒有任何醫生能做成功。抱著最后一線希望，周先生回國找到王忠誠。當時，近80歲高齡的王忠誠指導學生張俊廷等進行了13個小時的手術，腫瘤被完整地剝離取出。術后周先生不僅生活能夠自理，還能給家人做飯。那位下過“死亡判決”的美國醫生聞訊后，驚訝地豎起了大拇指。

成功治療世界上最大的腦干血管母細胞瘤、成功治療世界上最難的枕大孔腦膜瘤、一次成功切除10個腦干和髓內血管母細胞瘤??行醫60余載，王忠誠率領他的團隊創造了無數醫學奇跡。

王忠誠曾獲得世界神經外科聯合會授予的世界神經外科最高榮譽獎，以及多個國際獎項。84歲本命年時，他榮獲2008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

“我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發展神經外科事業，為患者多做一點事情。”王忠誠院士走了，他的大愛和忠誠挺立起醫德和醫術兩座高峰。

王忠誠：學風醫德人才一個都不能少

□科學時報見習記者 吳昊

兩盆擺放在書桌上的蝴蝶蘭，綻放著自己的美麗。

3天前，它們成了王忠誠家中的一員。這是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親手交到王老手中的禮物。

86歲的王忠誠，是國家最高科技獎獲得者、中國工程院院士，我國神經外科的開拓者和締造者。突然造訪

2011年9月4日，溫家寶利用周末看望了王忠誠。

這一天，王忠誠一如平常，4點半起床、鍛煉、看書、看報。前一天，中國工程院給家里來電：明天有領導來訪，細節不詳。因此，他并沒有刻意準備。

王忠誠所在的天壇醫院同樣不知情。“以前有領導來看望王老，醫院都會組織。這次我們卻是事后才知道的。”王忠誠秘書、天壇醫院神經外科研究所伽馬刀治療室主任劉阿力回憶。

早飯時分，家中電話又至，傳遞了總理要來的確切消息。“當時猜測應該是溫總理吧。”王忠誠淡淡的語氣仍難掩當時的不平靜。

那刻的猜測，讓王忠誠快速思考起來。之前，他寫過一封長信給總理，建言我國神經外科人才的培養問題。總理對此有過批示。“該怎樣和總理繼續談談這個問題呢？”

家人此時也在忙活。想盡量多收拾出一片空間，誰都不知道總理將有多少位隨行人員。

10點20分。等候在門口的王忠誠和女兒見到了快步走來、伸出雙手的溫家寶總理。進門之后，四手相握，長久沒有分開。溫家寶一行人數很少。隨行的有中國工程院副院長干勇。

關注神經外科發展

寒暄過后，溫家寶問起王忠誠有什么要求。

“我告訴總理，美國人口3.5億，有神經外科醫生約4000人；中國有13億人，能達到美國神經外科水平的醫生大約也是4000人，相差太遠。我們的人才培養速度遠遠不夠。來天壇醫院看病的病人，就需要等待很長時間才能有床位。”

“做神經外科醫生很不容易。病人多，需要加班加點，經常一天做兩臺手術。手術要求高，時間長。甚至有連續26個小時不吃不喝才完成手術的情況。培養一個神經外科大夫真的很難。”

在交談中，王忠誠發現，溫家寶對我國神經外科的現狀都非常清楚。尤其是對人才培養不足、需加強培養力度的問題，溫家寶顯得非常務實。

“王老現在有‘地’沒有？”溫家寶的詢問讓王忠誠有些沒想到。

“總理思考的就是幫我們落實。甚至提到我們神經外科研究所有沒有專門的地皮進行擴建的問題。”王忠誠難掩感動。

“您的要求，我記住了。”溫家寶當場表態。

意猶未盡

每天10點準時到達辦公室、看片子，身體允許還參加會診??這是86歲的王忠誠的工作現狀。

“醫生要終生學習，同樣的病在不同的病人身上表現不一樣。醫生的學風、醫德都很重要。做醫生首先要端正態度，全心全意地為患者服務。”王忠誠對溫家寶談了從醫60年的感悟。

溫家寶表示贊同。

更讓王忠誠沒有想到的是，溫家寶對科學界的情況非常關注，主動提到科學研究的誠信問題：“總理告訴我，科學界存在造假和學術不端行為，這不實在，非常不應該。”

時間在熱烈的討論中總是流逝得很快，半個小時的會談時間漸漸逼近，干勇不得不提醒總理注意時間。

第二次催促之后，談話仍意猶未盡。

無奈時間催人。在叮囑保重身體、請家人照顧好王老后，溫家寶起身話別，相約再一次相見。

而那兩盆靜謐的蝴蝶蘭，則是這次談話忠實的見證。

第三篇：王懷棠同志生平事跡-20120628

王懷棠同志生平事跡

王懷棠（筆名尚木），1940年12月—2009年7月。

中國共產黨黨員，高級記者、作家，山東省作家協會會員、濟寧市作家協會副主席、曲阜市作家協會主席、《曲阜作家》總編輯。

1940年12月出生在泗河岸畔一個普通農民的家庭。1961年7

月參加工作，1964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61年7月至1964年12月在中國人民解放軍6121部隊文工團從事文藝宣傳工作，1964年12月至1984年10月在曲阜縣運輸公司工作，1984年10月至1996年11月歷任曲阜人民廣播電臺、曲阜電視臺記者、專題部主任，1988年5月19日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曲阜市第七屆常務委員會委員，1996年11月至1997年4月任曲阜市廣播電視局總編輯室副主任，1997年4月2日任曲阜市廣播電視局副總編輯【曲政任（1997）3號】，2001年12月被山東省新聞專業職務高級評審委員會破格評定為曲阜新聞界唯一的高級記者，2003年12月經中共曲阜市委宣傳部批準退休。

王懷棠同志自幼酷愛文學，1967年在《大眾日報》發表第一首

生平事跡-1-

詩便叩開了文學殿堂的大門。1978年以來，先后創作出版了中篇小說《黑豹》，長篇小說《山東女響馬》、《黑色的誘惑》，報告文學集《在這片圣土上》、《古城沒有夢》、《漫步曲阜山水間》、《面對這片圣土》、《巾幗風采五十年》、《希望》、《孔子故里保安情》，長篇報告文學《閃光的紅十字》，長篇紀實文學《亙古的鐘聲—新聞記者看“祭孔”》、《目擊南街》、《走近偉人》，紀實文學《圣人孔子》、《天下孔廟》、《曲阜系列叢書》（6本）。其中《山東女響馬》被曲阜史志列入《曲阜之最》的“曲阜第一部長篇小說”。通訊《毛驢披紅作嫁妝》、長篇報告文學《堂堂七尺男子漢》、《閃光的紅十字》、錄音訪問記《照亮童心的火花》、《獎杯，在古城閃光》、《千古魯錦喜逢春》等獲全國、省級大獎，編導的近百部電視專題片在國內各級電視臺播出，其中有的獲全國大獎，有的被中央組織部推薦全國發行，另有10多部作品在美國斯科拉國際電視網和美國公共電視網（PBS）等國外媒體播出，為宣傳曲阜、弘揚儒家文化、擴大曲阜對外影響力做出了突出貢獻。

四十多年來，王懷棠同志發表（出版）散文、故事、詩歌、雜

文、曲藝、話劇、報告文學、電視劇、小說600多萬字，32次榮獲國家、省、市級獎勵。1985年4月被濟寧市授予“八五”建功獎章，1985年12月30日被中共曲阜縣委、縣人民政府記大功一次，1989年至2003年連續14年被曲阜市評定為專業技術拔尖人才，1992年7月創刊主編《曲阜作家》，2001年7月8日被山東省委外宣辦、省政府新聞辦授予“山東省對外傳播優秀工作者”榮譽稱號，2003年

11月被曲阜市委市政府記三等功，2004年5月8日創辦了曲阜市女響馬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王懷棠的作品，涉足題材廣，既有報告文學、人物專訪，又有

小說、隨筆、散文等；寫作對象廣，既有政界要員、商界精英，還有普通百姓及各行業的優秀代表；寫作領域廣，既有對時代風采的熱情謳歌，又有對傳統文化的沉思。這些作品，從不同的側面，真實反映了曲阜這座歷史文化名城在改革開放大潮的沖擊下所發生的巨大變化；具體描述了曲阜人民在現代化建設中的偉大創造；熱情謳歌了來自基層的一批先模人物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崇高的奉獻精神。

王懷棠同志從一個普通農民的兒子，成長為高級記者、作家，這路很長、很艱辛，但他憑著堅韌的毅力走過來了。即使在退休后，他仍孜孜不倦的耕耘著，醉心于他眷戀的創作事業，字里行間無不傾注著他對曲阜山山水水的縷縷情思和對曲阜人民的無限熱愛。

王懷棠同志作為曲阜的“文學泰斗”，可謂聲名遠播，但他一生

胸懷坦蕩，淡泊名利，光明磊落。他唯一信奉的就是“人生一世應給后人留下一點值得回味的東西。”

他一生傳奇，一生值得，一生永以歡笑面對世人，一生對子女兒孫充滿寄望，他是一位好作家，更是一位好父親。

他永遠走了，可身后留下了一串串載入史冊的對曲阜這片圣土和人文的眷戀。龍邈世間流，千古傳香修。七十年人生路，奮斗了一生，耕耘了一生，精彩了一生。

第四篇：王錫剛典型材料

帶領群眾致富的一面旗幟

——記水阜鄉長川村黨支部書記王錫剛

（2011年3月）

王錫剛，現任皋蘭縣水阜鄉長川村黨支部書記，現年52歲，1976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自1981年以來，先后擔任長川村村委會副主任、主任、村黨支部書記等職。2010年在村黨支部換屆選舉中他再次全票當選為村黨支部書記。他還先后當選為市十一屆黨代表，縣十一屆、十二屆、十三屆、十四屆、十五屆、十六屆人大代表。30年的風風雨雨、30年的艱苦奮斗，對他來說，有心酸、有欣慰，有煩惱、有開心，但更多的是心中充滿了作為一名共產黨員的自豪和能讓組織和群眾滿意的一份愜意。

著眼長遠，奮力爭先，拓出群眾致富路

八十年代，長川村的主要任務是解決溫飽；九十年代，村上的主要任務是增收致富；到了二千年以后，隨著改革的深入、農稅的取消，“抓項目，促發展”逐漸成為農村的中心工作。“發展什么？如何發展？”成為王錫剛經常思考的兩個問題。通過對全村田土、山林、水利、物產的反復調查、摸底，并與四周地區相比較后，他在反復與兩委班子成員討論醞釀的基礎上，將全村發展方向引導到“調整結構促增收”上。他和村社黨員干部首先轉變觀念，群眾想不通，他們就反復講，不惜千言萬語；群眾不愿干，他們就帶頭干，不怕千辛萬苦，在說服教育和實實在在的收入面前，群眾再也不瞻前顧后了，于是放開手腳，積極調整結構，大力發展設施農業。到2010年底，全村實現了農業種植結 構由粗放向集約、低效向高效的轉變。高架大棚兩茬種植，畝均收入8000元左右，畝均凈增4000元。制種玉米畝均收入在1500-1700元之間，畝均凈增500—700元。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3746元，比2000年凈增2196元，老百姓的錢袋子漸漸鼓起來了。但經濟發展就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如果稍有懈怠、不思進取，就會落后于兄弟村。基于這一認識，他帶領支部一班人，團結村委一班人，始終如一地把“發展當作第一要務”常抓不懈，今年全村種植旱砂西甜瓜3000畝，人均1畝；種植高原夏菜1000畝，戶均1.2畝；發展薄皮核桃5000畝，戶均6畝；正在新建高架大棚200畝，建成后全村以日光溫室、高架大棚為主的設施農業將達到600畝；鞏固發展制種玉米1500畝，勞務輸出500人次，西甜瓜、高原夏菜、薄皮核桃、設施農業、制種玉米、勞務輸出已成為村民增收致富的六大主導產業。但在去年200畝日光溫室建設的過程中，部分群眾不理解不支持，流轉土地、集中連片發展日光溫室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他和村社干部反反復復入戶，千方百計勸導，磨破了嘴皮，跑破了鞋子，終于感化了說服了那些不愿流轉土地的群眾，如期完成了土地流轉工作，日光溫室如期開工建設。如今，他看到那連片的200畝日光溫室使群眾的收入再次大幅提高，當時那種做不通群眾思想工作的氣惱和煩心，也就隨之釋懷了，心中更多的是欣慰和激動。

搶抓機遇，爭取項目，多為群眾辦實事

發展經濟的最終目的是利民惠民，讓老百姓過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在帶領全村黨員群眾發展致富的同時，王錫剛始終把關注解決老百姓的難心事、煩心事擺在首位，想盡一切辦法為群眾解 難事、辦實事。長川村村莊道路原來坑坑洼洼，群眾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農產品拉運更是難上加難，苦不堪言。他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不等不靠，上縣城、跑省市，爭取項目資金24萬元，于1984年整修了村莊道路，成了全縣第一個硬化村莊道路的村。先后爭取資金90萬元，硬化了109國道至長川、長川至老鸛村道路8公里。同時針對群眾反映的七條溝農田道路行路難的問題，多方籌措投入資金6萬元，修通了50公里田間道路，解決了3000畝旱砂地經濟作物拉運難的問題。路好走了，老百姓的心氣兒也順了，群眾高興地說：村社干部好樣的，千辛萬苦修好路，竭盡全力幫民富。村中心學校一直穿靴戴帽，辦學條件很差。到九十年代后期，土木結構的學校，墻皮脫落、裂縫，墻體下陷，成為嚴重危房，老師不安心，學生不專心，嚴重影響了教學質量，群眾意見很大。為了娃娃們上學的事，他和黨支部一班人下大決心，從各種渠道爭取資金58萬元，新建了占地15畝的初級中學一所，翻建了長川小學混凝土結構平頂房8棟，解決了全村學生“上學難”的問題。吃水難、用水難也一直是老百姓的一塊心頭病。1988年他爭取市水電局資金18萬元，修水塔一座和容量4000立方米的蓄水池一個，鋪設管道3000米，群眾吃水靠肩挑從此成為歷史，長川村也成了全縣第一個用上自來水的村。2007年他跑上跑下積極爭取項目，新建塘壩一座，從根本上解決了農業灌溉用水難的問題。2010年他積極組織群眾投工投勞，開挖管溝，鋪設主副管道，順利完成安全飲水工程，讓清潔的自來水流到了家家戶戶的鍋臺上。今年他又多方爭取，在紅圈坪新建1萬方塘壩1座，塘壩建成后將徹底解決200畝日光溫室季節性灌水的問題，拋家舍業，服務發展，幫助群眾解難事

近年來，隨著黨和國家的強農惠農政策逐漸增多，村上的工作也越來越繁重，為了干好村上的工作，王錫剛將耕地全部分給兄弟，成了名副其實的“脫產干部”，可幾百元的月工資，讓老婆經常嘮叨、兒女經常責怪，說他是“兩耳不聞家中事，一心只往村上跑”，對此，他只能對妻兒抱歉地笑一笑……作為一名共產黨員，作為一名村黨支部書記，為群眾搞好服務是黨和人民賦予的神圣職責。因此，他經常帶領黨員群眾共同參加文化教育、公共衛生、精神文明建設、村莊綠化、環境整治、道路渠道維護等公共事業建設，為創建美好家園而默默奉獻。同時積極參與群眾婚喪嫁娶等紅白事，倡導移風易俗、幫助解決困難。利用紅白事人員多、人員集中的特點，在寒暄中宣傳黨的政策及縣鄉村的重點工作項目等，聽取群眾反映的熱點、難點問題和對村上發展的意見建議，既做到了政策宣講，又溝通了相互感情，密切了黨群干群關系。困難群眾王樹忠、困難黨員王錫著、特困兩女戶胡玉費等三家的主要勞動力相繼去世后，作為村黨支部書記，他第一時間深入他們家中噓寒問暖，帶頭捐款解決困難，共募集4000元錢料理了死者的后事。他還帶領村干部每年對村上困難黨員群眾在春耕前、春節前進行兩次走訪，今年春節前，為困難戶發放慰問金4000元，解決了他們生產生活中的一些困難。

三十年來，王錫剛就是在不斷解決事關群眾利益的一件件大大小小的事情中走過來的，他的付出，他的努力，也得到了上級黨委政府的認可。2003年被甘肅省委評為甘肅省防治非典“優秀共產黨員”，2004年榮獲甘肅省鐵路護路聯防工作十周年“先進工作者”稱號，2005年被蘭州市委評為優秀黨支部書記，2010年被皋蘭縣委評為優秀黨務工作者。

第五篇：王孝純先進個人材料

學習雷鋒先進個人事跡材料

東至縣張溪鎮中心學校

王孝純

我是張溪鎮高湖小學的一名語文老師，擔任學校教導主任，中共黨員。自參加工作以來，我自覺把雷鋒精神作為人生的追求，始終把雷鋒精神踐行在自己各個方面：待人熱情真誠，生活勤勞樸實，學習刻苦執著，社會事務勇于擔當，工作兢兢業業、精益求精。

雷鋒精神的思想核心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一名鄉村的小學教師，我充分發揮自己的作用，把教好書、育好人當作學雷鋒的根本。從教以來，我所接觸的多是鄉村的留守兒童，孩子的家庭教育多是隔代教育，教育方式或者是溺愛，或者是隨性教育，對兒童的成長容易造成負面影響。我所帶班級里也始終存在一些學習成績差、缺乏管教的學生。針對這些問題學生或者學習差的學生，我從沒有嫌棄他們、放棄他們。我深知，這些學生如果放任自流，對他們不施加有效的教育和管理，他們將來進入社會就成了問題成年人！一直以來，我每天提前約40分鐘上班，到了學校后，我把這些學生集中到辦公室，為他們補課，細心為他們評講作業，耐心地鼓勵他們。持之以恒的努力，終會有所收獲。逐漸的，這些后進生學習成績都有了提高，精神狀態也變得昂揚向上，最重要的是這些學生品行業逐漸端正了。我班上有個叫張誠順的學生，父母都是漁民，沒讀過一天書，學習上不會輔導，教育方式上也是簡單粗暴。張成順可能是遺傳了父母的性格，不僅成績一塌糊涂，而且不停的惹事生非，特別頑劣。他轉到我的班后，依然如故，但我沒有像其他老師一樣視他如空氣，對他不管不問，而是帶他玩，帶他打他最喜歡的籃球，他的作業也是我單獨布置，是他能做的范圍內的習題。只要他在學習上有一絲進步，我會大力表揚。經過一年的時間，張成順雖然成績還不是很好，但他慢慢有了學習的興趣，學習的信心，也很遵守學校紀律了。

除了學生的學習和教育工作外，我還特別關注學生的思想和在校的安全。針對班級留守兒童較多，我成立了各種興趣小組，如五子棋興趣小組、乒乓球小組等，并開展各種活動。努力使學校成為留守兒童最快樂的大家庭，使他們快樂學習，快樂成長。我所在的學校靠近省道旁，部分學生回家必須橫穿車流滾滾的省道。每天放學后，即使不是我值班送路隊，我也會跟在孩子的后面，護送學生過馬路！這個習慣，我從進入高湖小學的第一天一直到今天！算起來，應該有一千一百多天！生命無價，為了孩子，雖然每天比我的同事多花十多分鐘時間護送學生，多說些話，多些操勞操心，但我覺得值得！在我進入高湖小學的五年里，路隊護送沒有發生一起安全事故。不僅如此，我還避免了兩次現在想起來還使人心驚膽戰的交通事故！

當然，辛辛苦苦的付出，超出工作的付出，沒多少家長了解，沒家長對你說一聲謝謝，因為多數學生家長都在外務工，也有部分家長存在讀書無用論的思想。但我想，一心一意的奉獻不僅當做一種思想、一種個人品質，更要當做自己的一種生活方式。雷鋒不就是把服務于他人，服務于社會當做自己的生活內容，當作自己的一種生活方式嗎？既然如此，夫復何求呢！我不僅以身作則踐行雷鋒精神，還努力推動學校組織的學雷鋒活動。在2012年5月，東至縣委宣傳部、縣文明辦、縣教育局等四家單位聯合開展“雷鋒在我身邊”主題征文活動。在3月學雷鋒活動開展的基礎上，我發動全校師生開展“學身邊雷鋒、寫身邊雷鋒”的活動。使全校師生受到一次很好的教育，也使我們深刻認識到，即使在今天，雷鋒精神仍然熠熠生輝，依然是社會主義榮辱觀和先進文化的重要內涵。

我在踐行雷鋒精神、積極推動學校學雷鋒活動的同時，我也在帶動周圍的人積極學雷鋒，人人爭做雷鋒。

在社會生活中，我樂于助人，勇于擔當。每個工作日，我從縣城坐中巴車去鄉鎮小學上班，在車上，我總是第一個站起來給老人讓座；第一個伸出手扶老人上下車，多次幫助貧困的老人買車票。生活中，我也遇到許多丑惡的現象，我做不到不讓丑惡的事情發生，但能做到勇于直面丑惡的人，能做到挺身而出，積極幫助需要幫助的人。一次，早上上班，一個騎著電瓶車的男子撞倒一位老婦人后，看到老婦人倒地，男子也是猶豫了一會兒，繼而就跑了。我看見后，一邊跑一邊喊，在傍邊一輛出租車的幫助下，終于堵住那位逃跑的人。

偶爾做好事并不難，難得是持之以恒，一以貫之，堅持不懈的為他人做好事，為人民服務。今后我會加強學習，加強道德修養，有所為，有所不為，努力做新時代的新雷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