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王卓然先生生平事跡簡介

王卓然先生生平事跡簡介

1893年5月24日，王卓然先生出生在遼寧省撫順市城區蓮島灣村的一個普通農民家庭。1911年，他考入奉天兩級師范。其間他參加了青年基督教會，先后結識了張學良、閻寶航、杜重遠、**績等東北進步人士并成為摯友。1919年秋，王卓然考入北平師范大學，兩年后，畢業返回奉天任省教育廳視學。1923年秋，他獲官費到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留學深造。期間,王卓然為了使美國人民廣泛地了解中國的歷史和現狀，他準備了介紹中國歷史和日本侵華罪行的講稿于假期在美國講演，足跡遍及美國各地。1928年8月，王卓然回到奉天，剛主政的張學良聘他任東北大學教授、東三省保安總司令部咨議兼作自己子女的家庭教師。自此，王卓然逐漸成為張學良的得力助手，核心幕僚和文膽。“九一八事變”時，王卓然陪伴張學良在北平治病。9月27日，他與流亡進關的東北愛國人士高崇民、閻寶航、**績等在北平成立了“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被選為執行主任委員。救國會得到張學良的暗中支持，在東北民眾抗日斗爭中起到了重要的組織領導作用。救國會派車向忱、高鵬等人負責與東北抗日義勇軍的聯絡，有力地指導了義勇軍的對敵斗爭。救國會成立不久，王卓然提議創辦《覆巢》報(該報后改為《東方快報》)，他被任命為社長。該報以揭露日本軍國主義侵華罪行、抨擊國民黨當局不抵抗政策、反映東北人民的意愿為主旨。

1937年“七七事變”發生，王卓然與東北抗日救亡總會的領導人相繼到了重慶，他被選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他站在抗日的立場上，呼吁國共合作，團結抗日，釋放張學良將軍。王卓然的提案得到了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等共產黨參政員的支持。6月20日，“東北救亡總會”在北平白塔寺東北大學成立。“東總”實際上是在中國共產黨，特別是周恩來同志關懷、領導下，在抗日救亡的旗幟下，吸收各個方面的代表人物和形形色色的東北流亡同胞的團體，具有廣泛群眾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組織。10月16日在南京改組，把執行委員會改為主席團制，周恩來特別安排，吸收王化

一、王卓然等東北著名人士為主席團成員，他們與高崇民、杜重遠、閻寶航、車向忱、**績一起，并稱為“東北救亡七杰”。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后，蔣介石欲發動內戰，王卓然參加了由在渝的東北名流寧武、閻寶航等人成立的“東北政治建設協會”，呼吁停止內戰、和平建設中國。他與閻寶航等人還常去曾家巖50號向周恩來請教。1946年5月4日，王卓然與許德珩等科技、文化界知名人士發起成立了“九三學社”，成為九三學社早期領導成員之一，為和平民主的實現作進一步的努力。

1946年夏，內戰終于爆發，王卓然見和平無望到日本從事貿易。新中國成立后，他捎信給周總理，請求回國工作。1951年5月，他歷經磨難，毅然回到祖國的懷抱。王卓然回國后，用自己的大部分積蓄在京、津兩市創辦兩所少年兒童科學教育館和3所幼兒園，從事科普活動。1955年，周恩來總理親自安排他到國務院參事室任參事，從事文字改革和科普工作。

1956年，根據“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王卓然、張知行、范樸齋、李一平、陳修和、張志和、安若定、左宗綸、章友江、廖華、李仲公、余遂辛、李奇中、林志鈞、胡公冕、舒宗鎏、萬保邦、徐行之等18位國務院參事聯名向周恩來總理匯報工作，直言中共的統戰工作有偏差：“我們的意見是：切實檢查統戰工作的作風，糾正偏差；同非黨人士接觸應方式多樣，深入實際，個別訪問談心容易聽到盡情盡意的真話，而不是在臺面上的‘官腔’；多在行動及事實上予人以鼓舞以開新風；真正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多聽意見，有錯認錯。”報告希望及時解決這些問題，以消除有關人士的疑慮。這便是當時著名的“十八參事上書”。根據國務院參事們的意見，黨中央和國務院在全國范圍內全面檢查黨的內外關系，國務院也開始著手提高參事的政治、生活待遇。國務院全體會議開會時允許參事室派三位代表列席會議，允許國務院參事列席政協全國委員會全體會議，允許國務院參事輪流參加政府舉辦的一些大型招待宴會等等。當年國慶節，全體參事還應邀登上了天安門，與毛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一起參加了國慶觀禮。文革時期，受到“四人幫”泡制的“東北幫叛黨投敵反革命集團案”的牽連而入秦城監獄5年。于1975年1月31日在北京含冤病故，終年82歲。粉碎四人幫后，王卓然得到平反昭雪，并在八寶山舉行了追悼會。作家駱賓基在紀念他的書《王卓然史料集》中作了“愛國精神永存”的題詞。這是對王卓然一生的高度評價。

王卓然一直思念故鄉，在京任職時，經常為故鄉捐資寄物，“文大”身陷囹圄時也不忘故土。臨終遺言，讓子女為故鄉建一個圖書館。死后，他的骨灰一半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一半送回故鄉安葬。

1995年，王卓然的子女按照王卓然生前遺愿，他們與市、區有關部門共同出資，在村東山修建了王卓然墓，墓碑由張學良將軍親筆所題，這是世上唯一一處有張學良題碑的墓地。

1997年，王卓然的子女又捐資30萬元在蓮島村小學校內修建了王卓然圖書館。館名由原政協副主席呂政操將軍題寫。館內陳列了珍貴的王卓然照片和歷史事件史料，反映了他的生平事跡。館內圖書大部分是王卓然子女每年的捐贈，還有一部分是九三學社市委、團市委、師專、撫順職業技術學院及社會各界捐贈。

東北抗日救亡七杰：王卓然（左一）、王化

一、高崇民、杜重遠、車向忱、閻寶航、盧

廣績

1997年王卓然圖書館落成

第二篇：王卓然發言稿

在龍韻文學社成立大會上的發言

龍韻文學社社長王卓然

尊敬的各位領導、老師，親愛的同學們：

大家好！我是初三（6）班的王卓然。今天很榮幸以社長的身份站在這里發言，我的心情是萬分激動的。首先，我謹代表龍韻文學社，向所有關心龍韻文學社發展的領導、老師和同學表示誠摯的感謝！向百忙之中參加此次大會的領導、嘉賓致以最真誠的歡迎！對語文教研組老師在文學社成立過程中給予的熱心支持和莫大幫助表示由衷的謝意！

王書記、李校長、關科長和張書記等學校領導，今天在百忙之中蒞臨指導，體現了校領導對校園文化建設的重視，對我們龍韻文學社的熱切關懷和支持。在此，請允許我代表全校四千余名一中學子，向領導、學校表示誠摯的謝意！感謝各位領導，感謝你們對學生課余生活的重視；感謝學校，給我們廣大中學生提供了這樣一個展示、學習、交流的平臺。在領導熱情洋溢的講話中，我深深感受到我們這個年輕的文學社團被寄予的深切希望，也堅定了我們把龍韻辦好、辦強的決心和信心。

龍韻文學社以“豐富校園文化生活，打造特色精英社團；展示一中學子文采，彰顯素質教育特色”為宗旨，對實施素質教育，推進語文教學, 培養文學新人等，都具有重要的意義。成立龍韻文學社，正是我校推行語文課程改革、實施素質教育的一個有益嘗試。

自文學社籌劃以來，我們已經完成了文學社的制度制定和社員招募工作，確定了文學社的組織機構，明確了各部門的職責。今立后還有很多工作亟待開展，這主要依靠文學社各級干部組織策劃，讓全體社員積極參與，并進而擴大到全校各年級個班，吸引更多更優秀的同學加入到我們的組織中來。各部門學生干部要積極主動開展活動，提高活動組織水平，以更加務實的精神和更加創新的思路把我們的文學社做大做強，努力打造特色精英社團！謝謝大家！

第三篇：王忠誠生平事跡

王忠誠生平事跡

1925年12月王忠誠出生于山東煙臺，因為家庭貧困，高中時曾輟學。他本來是想學工的，后來因經濟很困難，要靠自己恐怕非常困難，所以他被幾個大學錄取時，選擇了北平醫學院（北京大學醫學院的前身）——因為不要錢，不收學費。在這樣一個樸素而又無奈的愿望支配下，王忠誠走進了醫學學府的門檻。在大學里，王忠誠半工半讀，通過自己賺來的錢維持生活。那個時候，他在外邊從事家教，冬天還給居民送煤。在許多同學幫助下，王忠誠才在讀與不讀中堅持讀下來。畢業后成為天津總醫院的一名外科大夫，有了薪水，日子才稍好一點。不多時，抗美援朝戰爭爆發了。剛剛學了兩年外科的王忠誠踴躍參加了抗美援朝醫療隊，作為天津醫療隊的小組長之一來到鴨綠江邊，不分晝夜地搶救志愿軍傷員。

“沖啊，沖啊??”很多戰士因頭部中彈而受了腦外傷，臨終前，不少人在昏迷中還高喊著沖鋒陷陣的口號。這喊聲，在王忠誠的腦海里，至今仍清晰地回響著。那時，很多戰士都是腦外傷，但內科、外科、骨科都可以治的王忠誠，卻做不了腦外科手術，只能眼睜睜地看著戰士們死去。他在醫學院讀書的時候就知道中國沒有專門的神經外科醫生，全中國也沒有一家醫院有獨立的神經外科。王忠誠回憶道：“抗美援朝傷員很多，各種傷員都有，像外科、骨科、泌尿科、胸外科的，我都曾經學過，都有一些辦法，但是腦外科我一點不懂，大學時沒這個專業，只講過幾堂課，當然講的是很淺的。所以這個志愿軍為我們保家衛國受傷了，但是我沒有辦法，只能看著傷員痛苦呻吟甚至死去，覺得很內疚，那時候我就下決心，有那么一天，如果國家能夠有神經外科，我也去學神經外科，要把中國的神經外科建立起來。”從此，王忠誠用一生去實踐自己的諾言。

1952年，王忠誠從朝鮮戰場回到天津。碰巧衛生部在天津籌建神經外科培訓班，他毫不猶豫地申請加入，成為新中國第一批神經外科醫生。當時條件很艱苦，因為沒有現成的課本，也沒有教材，大家只得到沒有主的墳地去挖顱骨以解剖做實驗。挖的時候味道很難聞，挖出來那顱骨里面都是蛹，要把它洗干凈，煮，漂白，再把骨頭一個一個地穿起來做標本。教科書沒有，只有從前在學校學的解剖書。在圖書館找了一本英文的解剖學就去讀，從頭讀到尾，背得倒是很熟，費的精力很大，但是不一定適用。

不久，中國第一個神經外科研究所在北京成立，王忠誠隨之調到北京。王忠誠治學的一生，充分展示了自控性、自主性、獨立性、沖動性、探索性、靈活性和耐久性的創新人格特征。有人說王忠誠是一員福將，干什么成什么。實際上，他成功的動力是對人類疾患痛苦的深深體驗。當他選擇讓人望而生畏的神經外科的時候，是因為他目睹了面對腦病戰士當時中國醫學的無可奈何。日本一位著名神經外科專家不幸患上丘腦膠質瘤但拒絕手術而死去。這種刺激也正是王忠誠問津世界難題——丘腦膠質瘤的原因。[4]

“神醫”

腦里包含著密如紗網的中樞神經系統。中樞神經支配人的醒覺、思維、語言、內臟功能和肢體活動，被稱為人體的“司令部”。中樞神經細胞極為脆弱，缺血缺氧5分鐘就告死亡，而且不能再生。在直徑不到一毫米的血管上做吻合手術，無異于是在“萬丈深淵上走鋼絲”。每一次手術前，王忠誠總是從思想上做好充分準備，想到病人可能出什么情況、怎樣預防或怎么挽救，盡量讓手術達到理想的效果。他說，醫生很需要病人和病人家屬的理解，因為探討神經外科不容易，教科書沒有，從不懂到懂，從懂得少一點到懂得多一點，有個摸索過程，難免出差錯。王忠誠對自己曾經有過的失誤直言不諱，從沒有因有醫療風險而放棄診治，而是把個人得失置之度外，一切為了病人，因此，他得到病人的諒解與擁戴。我國神經外科創業初期，由于不掌握當時國際先進的神經外科診斷技術——“腦血管造影術”，對中樞神經系統疾病的診斷是很難的，因而治療就帶有相當大的盲目性。當時的神經外科界有“診斷難死人，手術累死人，療效氣死人”之說。那時，血氣方剛的王忠誠認識到，診斷是治療的基礎，決心開創我國自己的腦血管造影技術。

“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外國資料，不能代替自己的實踐經驗。他開始在解剖尸體上練習。時值盛夏，在沒有通風設備的室內，窗戶也要蒙起來，尸臭催吐、大汗淋漓，全不顧及，終于取得了豐富的經驗，使初期的六七個小時確診時間縮短至15分鐘。以后又經過7年的積累和對照手術分析，王忠誠所著、我國第一部囊括了2500份造影資料的《腦血管造影術》問世，這標志著中國神經外科劃時代的進步，使中國神經外科診斷技術同世界先進水平縮短了30年。

此書1978年獲全國科技大會獎，至今仍是一部神經外科的重要學術專著。他是以健康為代價換來突破的。就是因為當年在毫無防護條件下的造影實驗研究，他的身體承受了大量射線侵害，至今血液中的白血球數一直在4000個/mm3（正常為7000－9000個/mm3）以下。由于免疫功能受損，他曾六患肺炎、兩度胸積水，卻始終不悔。幾十年來，他研究并總結出腦血管造影術，第一次利用顯微外科手術的新方法完全切除腦垂體腺瘤，成功地進行了第一例枕動脈及小腦后下動脈吻合術。在國內，他是將手術刀探進人體生命中樞的第一人。他創造了令國內外同行嘆服的一個又一個奇跡。

醫學奇跡在他手下誕生

見慣了生生死死的王忠誠，對每一個病人的生命看得很重，對自己的生死卻看得很淡。“治好一個病人我非常高興，如果他不好，就老想著他們。”一位社會學家曾經說過，健康、快樂、財富是人生三寶，王忠誠正是通過他精湛的醫術和崇高的醫德，把這三寶直接或者間接地贈送給了千萬個家庭。無影燈下，王忠誠那雙曾拯救過許多生命的手，小心翼翼地揭起一塊顱骨。剎那間，一團粉白色顫悠悠搏動著的腦體顯現在眼前。他端坐在手術臺前的圓凳上，透過花鏡和放大10倍的外科顯微鏡，給一位偏癱患者進行小腦血管吻合術。這是1977年的一個病例。早在1976年，王忠誠從文獻上看到美國和瑞士的醫生已成功地做了這種高難度手術。他想，如果我們掌握了“吻合術”，就會給許多中國的腦血管病人帶來福音。從此，他把這個項目列為攻關的目標，一遍又一遍地吻合著動物的腦血管。

王忠誠不僅醫術精湛，醫德也有口皆碑。他一次又一次在手術后虛脫病倒，一次又一次拒絕了病人所贈送的禮物，一次又一次到貧困山區為那里的人們診療。

1995年春天，江蘇淮陰市一個叫范勇的18歲男孩被送進天壇醫院。病人全身肌肉嚴重萎縮，1.8米的大個子，體重還不足45公斤。患者脊髓內長了一個巨大腫瘤：粗約2.5厘米，長約22厘米，侵占了9節椎體的空間，把脊髓擠壓成了扁片。王忠誠知道，做這個手術難度實在太大了。手術那天，年逾古稀的王忠誠在手術臺前整整奮戰了10個小時，直到把這個大瘤子干干凈凈地剝離下來。

這是世界上成功切除的最大的一例脊髓內腫瘤，無論是手術的難度和病人術后結果都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病人沒有留下一點后遺癥，3個月后體重就增加到120多斤。有人把這次手術稱為驚人的“世紀之作”。2000年6月6日，王忠誠主持的一臺罕見的高難度手術，完整地切除了一個直徑達6.5厘米的血管母細胞瘤，創造了世界神經外科領域的又一個奇跡。

患者周易是個來自云南昆明的小伙子，他的祖父、父親、伯伯、叔叔都是由于腦瘤在青壯年去世。周易也陷入厄運——一個大腦瘤長在生命中樞旁。他的母親不愿意向命運低頭，抱著最后的一絲希望給王忠誠寫信求救，甚至愿意捐出自己的活器官來換回孩子的生命。周易的腦部CT片寄過來了，王忠誠發現，周易的腫瘤直徑達到了6.5厘米，相當于一個孩子的拳頭大小，而且長在后腦深處的顱底部分，緊挨著腦干和小腦，因為長時間擠壓，腦干只有原來的五分之一。一邊是成功率很低的世界性難題，一邊是危在旦夕的年輕生命，王忠誠當即和院領導研究決定：通知周易來京手術治療。手術難度世界罕見——周易做過兩次手術，腦組織正常結構被破壞；天壇醫院此前曾完成過3例類似手術，但瘤體都比這次小。已經債臺高筑的周易的母親卻覺得不能兩手空空就去看病，于是拼命地省吃儉用，每天只吃米飯和土豆，希望能籌到去北京看病的錢。從1999年12月到2000年5月，王忠誠不斷讓科里的醫生寫信打電話催促周易的母親盡快帶孩子北上。面對王忠誠的真誠，面對孩子不斷惡化的病情，面對經濟上的困難，周易的母親肝腸寸斷，她最終通過媒體籌到兩萬塊錢來到天壇醫院。6月6日，王忠誠主持了13個小時的手術，從死神的手中奪回了周易的生命。這臺手術堪稱“藝術杰作”，王忠誠鎮定自若、揮灑自如。手術成功了！等在手術室外邊的母親聲淚俱下：“我有兒子了！我有兒子了！”一個延續了幾代的厄運終止了，一個神經外科的醫學奇跡誕生了。現在這位小伙子已經完全恢復健康。

前幾年，在英國因車禍陷入昏迷的鳳凰衛視女主播劉海若，在北京宣武醫院經過診治而恢復神志，并且能夠開口說話。劉海若入院時病情嚴重，顱內、胸腔創傷明顯，身體多處腫脹、淤血，渾身插滿各種管子。像她這種頭部嚴重損傷的病人能夠恢復到如此程度，在醫學史上也不失為一個奇跡。當年，劉海若從英國回到北京入住宣武醫院后，是經過王忠誠等醫學權威人士的集體會診，制訂了一套特殊的綜合治療方案，精心治療才得以蘇醒、康復的。王忠誠常說：“當醫生必須有技術，但首先是要有服務精神，必須把病人放在第一位，為病人提供最佳的治療方案。”

每天4000米，為了工作，他要鍛煉身體。“給患者做神經外科手術，不僅要有高超的技術，而且還得有極好的體力。我要求年輕的神經外科醫生都要熟練掌握的技能，我自己就要首先做到。做我們這行沒體能不行。”的確，一上手術臺，少說也得七八個小時，不吃、不拉、不撒，兩條腿釘在那里，連大氣都不能出。一條直徑僅一毫米的腦血管，要均勻地縫合12針。人命關天，不能有絲毫疏忽。一次，王忠誠給一個重病人做手術，連續20多個小時沒動窩兒。手術成功了，病人得救了，而他卻癱在了手術臺前，因高燒不退自己也住進了病房，一病就是一個月。[4]

站在學科前沿

前些年，王忠誠每周都要做4到8臺高難度手術，患重病不能主刀時，則到手術室助陣。近幾年由于年事已高，王忠誠漸漸開始離開手術刀。用他自己的話說——“只有各方面條件都是最好、最合適的醫生，才能上手術臺，不能拿病人的生命開玩笑。”如今他除了仍然堅持每周出一次專家門診，已經將更多的時間投入到帶學生和著書立說方面。王忠誠為了能以充沛的精力去工作，堅持鍛煉身體，每天早上在健身器上做曲膝直立和仰臥起坐，一口氣能做100個；每天下午4點半后，如果沒有手術或會議，那就是王忠誠打乒乓球的時間，天天如此，堅持不懈。

1997年，在日本東京參加國際學術會議時，各國與會專家舉辦了一次乒乓球比賽，他和助手伽瑪刀主任劉阿力二人合作，奪取了男女混合雙打的“世界亞軍”。作為世界著名的神經外科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大學科帶頭人，王忠誠的工資不算高，生活很簡樸，但是他很滿意。

王忠誠憑著這種信念，半個多世紀來不停地求新、進取、發展，走前人沒走過的路，不斷地取得新的突破，一次次向另一個“不治之癥”進軍，使自己所率領的中國國家隊站在了世界前沿。這一輩子他帶了很多的學生，他親手培養的碩士生、博士生、博士后就有70多人。全國上萬的神經外科醫生中，有近1/3是在王忠誠指導下成長起來的。他不僅教他們醫術，更重要的是教給他們行醫原則。

王忠誠一再強調，我們的知識主要是來源于病人，病人是我們的老師，我們應該全心全意為他們服好務。時至今日，王忠誠常對學生講的就是：“我希望你們拿起手術刀，在世界神經外科狀元榜上不斷刻上?中國?兩個字。今天你們是我的學生，明天你們會做別人的老師，我盼望你們把手術刀傳下去，把神經外科事業推向更高峰。”

在過去的很多年里，每次坐飛機，他都要把腰托的說明書拿給安檢人員，因為沒人知道，眼前這個名冠中外的專家，是靠這個次次要驚動警報器的腰托來對付因為多年曲身手術留下的職業病——腰椎管狹窄，他甚至帶著這個痼疾遠赴邊遠的西部講學、指導手術。全國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區，都留下了他講學和技術指導的身影。在他的帶領下，北京天壇醫院在全國建立了22個技術協作單位。他一直在探索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專科醫生培養之路。2004年，在他的領導下，建成了北京神經外科學院，從課程設置到學習周期，從招生方案到培養計劃，都是王忠誠精心設計的。[4]

編輯本段人物影響

近半個世紀以來，在神經外科臨床、教學、科研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貢獻。特別是在腦干腫瘤、腦動脈瘤、腦血管畸形、脊髓內腫瘤、顯微神經外科、神經介入治療及神經影像等方面都有獨到之處和重大貢獻，創造了五個世界第一。

第一，他是世界上做神經外科手術唯一超過萬例的人；

第二，他是世界上做腦血管畸形手術數量最多、經驗最豐富的神經外科專家；

第三，十年前他就是世界上僅有的幾位成功施行腦動脈瘤手術超過1000例的神經外科專家之一，他1985年成功切除的直徑9cm巨大動脈瘤至今為世界首例；

第四，近十年來，他在腦干上做手術524多例，手術死亡率不足1%，居世界首位；

第五，他在最近幾年內完成的脊髓內腫瘤切除手術共290例，無一例死亡，無一例癱瘓，處世界領先地位。他醫德高尚，技術精湛，勤儉廉潔，體貼病人，受到患者的高度贊揚和同行的尊敬。

目前中國有7000多名神經外科醫生，其中1/3是在他領導下的神經外科培養出來的。他先后帶出了35名碩士、博士、博士后研究人員。發表論文278篇，出版專著26部，取得科研成果54項，其中國家級成果9項，部市級23項，局級22項。

編輯本段王忠誠逝世

9月30日，走過了人生87個春秋的中國工程院院士、天壇醫院名譽院長、北京市神經外科研究所所長王忠誠，與世長辭。

追記王忠誠院士：大醫風范待來者

9月30日，我國神經外科事業的開拓者王忠誠院士在北京逝世，享年87歲。住院期間，老人念念不忘3件事：建一家大型的現代化神經外科醫院，搭一座國家級神外研究平臺，辦一所培養神外專科醫生的醫學院。

“王老一生把神經外科事業看得比生命還重要，把病人看得比自己還重要。” 北京天壇醫院黨委書記宋茂民說。

“病人的需要就是命令”

“王老行醫60余載，學術風范可用四字概括：‘守正出新’。”解放軍總醫院神經外科專家、中華醫學會神經外科分會主任委員周定標說，“守正”就是求真務實，“出新”即開拓創新。

“老先生常說醫生要‘德才兼備，德為先’。在他眼里，病人生命高于一切。”北京天壇醫院院長王晨介紹，王忠誠設計了一套獨特的醫德考核標準：手術該做到什么程度、該和病人怎樣交流、該用什么樣的藥??細微之處都提煉出來。

王忠誠的第一個博士生、北京市神經外科研究所副所長吳中學說：“他常叮囑我們，‘作為醫生，應該時刻為病人著想，病人的需要就是對我們的命令’。”

“當醫生必須有技術，但首先是要有服務精神，必須把病人放在第一位。” 追憶王忠誠的指導，北京天壇醫院神經外科中心副主任張俊廷感佩不已。

“病人的生命比醫生的面子更重要”

王忠誠始終無法忘懷他第一個失敗的手術。40多年前，他為一名腦干血管細胞瘤患者做了26個小時的手術，但病人最終沒能救活。他為此總結出治愈該類病例的經驗教訓。他總說，在醫生的成長過程中，病人付出了很多。

王忠誠認為：“拿起手術刀，要不停地去掉病人身上的痛苦，但不能割斷對病人的感情。” 許多疑難重癥，在別人那里可能就放棄了，但是落到王忠誠手上，只要有一絲機會，他就要試試看。

1997年6月，王忠誠接診了一名大面積腦水腫、生命垂危的患者，由于患者腎功能嚴重衰竭會引發其他并發癥，隨時可能死亡。學生張俊廷擔心這會給王忠誠抹黑，便建議由自己來做。王忠誠說：“病人的生命比我的面子更重要。”最后，手術獲得成功，病人轉危為安。

“作為一名醫生，任何時候都要為病人爭取生的希望。”在挽救病人生命面前，王忠誠心無雜念，從不退縮，“治好病人是最高興的事。”

“最大的心愿就是發展神經外科事業”

“如今，國外能做的神經外科高難度手術，我們都能完成。一些國外做不了或達不到治療效果的手術，我們也能成功。”張俊廷說，在王忠誠院士的帶領下，中國的神經外科已享有國際口碑。

53歲的美籍華人周先生，患上極其罕見的巨大顱底腦膜瘤，美國一家州立醫院的醫生告訴他這種高難度手術沒有任何醫生能做成功。抱著最后一線希望，周先生回國找到王忠誠。當時，近80歲高齡的王忠誠指導學生張俊廷等進行了13個小時的手術，腫瘤被完整地剝離取出。術后周先生不僅生活能夠自理，還能給家人做飯。那位下過“死亡判決”的美國醫生聞訊后，驚訝地豎起了大拇指。

成功治療世界上最大的腦干血管母細胞瘤、成功治療世界上最難的枕大孔腦膜瘤、一次成功切除10個腦干和髓內血管母細胞瘤??行醫60余載，王忠誠率領他的團隊創造了無數醫學奇跡。

王忠誠曾獲得世界神經外科聯合會授予的世界神經外科最高榮譽獎，以及多個國際獎項。84歲本命年時，他榮獲2008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

“我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發展神經外科事業，為患者多做一點事情。”王忠誠院士走了，他的大愛和忠誠挺立起醫德和醫術兩座高峰。

王忠誠：學風醫德人才一個都不能少

□科學時報見習記者 吳昊

兩盆擺放在書桌上的蝴蝶蘭，綻放著自己的美麗。

3天前，它們成了王忠誠家中的一員。這是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親手交到王老手中的禮物。

86歲的王忠誠，是國家最高科技獎獲得者、中國工程院院士，我國神經外科的開拓者和締造者。突然造訪

2011年9月4日，溫家寶利用周末看望了王忠誠。

這一天，王忠誠一如平常，4點半起床、鍛煉、看書、看報。前一天，中國工程院給家里來電：明天有領導來訪，細節不詳。因此，他并沒有刻意準備。

王忠誠所在的天壇醫院同樣不知情。“以前有領導來看望王老，醫院都會組織。這次我們卻是事后才知道的。”王忠誠秘書、天壇醫院神經外科研究所伽馬刀治療室主任劉阿力回憶。

早飯時分，家中電話又至，傳遞了總理要來的確切消息。“當時猜測應該是溫總理吧。”王忠誠淡淡的語氣仍難掩當時的不平靜。

那刻的猜測，讓王忠誠快速思考起來。之前，他寫過一封長信給總理，建言我國神經外科人才的培養問題。總理對此有過批示。“該怎樣和總理繼續談談這個問題呢？”

家人此時也在忙活。想盡量多收拾出一片空間，誰都不知道總理將有多少位隨行人員。

10點20分。等候在門口的王忠誠和女兒見到了快步走來、伸出雙手的溫家寶總理。進門之后，四手相握，長久沒有分開。溫家寶一行人數很少。隨行的有中國工程院副院長干勇。

關注神經外科發展

寒暄過后，溫家寶問起王忠誠有什么要求。

“我告訴總理，美國人口3.5億，有神經外科醫生約4000人；中國有13億人，能達到美國神經外科水平的醫生大約也是4000人，相差太遠。我們的人才培養速度遠遠不夠。來天壇醫院看病的病人，就需要等待很長時間才能有床位。”

“做神經外科醫生很不容易。病人多，需要加班加點，經常一天做兩臺手術。手術要求高，時間長。甚至有連續26個小時不吃不喝才完成手術的情況。培養一個神經外科大夫真的很難。”

在交談中，王忠誠發現，溫家寶對我國神經外科的現狀都非常清楚。尤其是對人才培養不足、需加強培養力度的問題，溫家寶顯得非常務實。

“王老現在有‘地’沒有？”溫家寶的詢問讓王忠誠有些沒想到。

“總理思考的就是幫我們落實。甚至提到我們神經外科研究所有沒有專門的地皮進行擴建的問題。”王忠誠難掩感動。

“您的要求，我記住了。”溫家寶當場表態。

意猶未盡

每天10點準時到達辦公室、看片子，身體允許還參加會診??這是86歲的王忠誠的工作現狀。

“醫生要終生學習，同樣的病在不同的病人身上表現不一樣。醫生的學風、醫德都很重要。做醫生首先要端正態度，全心全意地為患者服務。”王忠誠對溫家寶談了從醫60年的感悟。

溫家寶表示贊同。

更讓王忠誠沒有想到的是，溫家寶對科學界的情況非常關注，主動提到科學研究的誠信問題：“總理告訴我，科學界存在造假和學術不端行為，這不實在，非常不應該。”

時間在熱烈的討論中總是流逝得很快，半個小時的會談時間漸漸逼近，干勇不得不提醒總理注意時間。

第二次催促之后，談話仍意猶未盡。

無奈時間催人。在叮囑保重身體、請家人照顧好王老后，溫家寶起身話別，相約再一次相見。

而那兩盆靜謐的蝴蝶蘭，則是這次談話忠實的見證。

第四篇：陶行知研究會簡介及陶行知先生的生平事跡

陶行知研究會

陶行知

西南大學學生陶行知研究會簡介

西南大學學生陶行知研究會屬于學術科技類性質的學生社團,成立于2007年4月21日，是在重慶市陶行知研究會和西南大學教育學院領導下并受學校團委和社聯領導的學生陶研組織。

西南大學學生陶行知研究會在重慶市陶行知研究會和西南大學團委的領導下，以宣傳，學習和實踐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精神為主要活動內容，并將其教育思想發揚光大，也是重慶市陶行知研究會的在校力量。

協會宗旨：學習、宣傳和實踐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精神

學生陶研會的定位：學習、宣傳、實踐（即組織本會成員學習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和精神；在學校乃至更大范圍宣傳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和實踐活動；建立自己的實踐基地，在實際生活中實踐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和精神。）

主要的活動形式 ：

1、集體學習和討論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舉

辦陶行知教育思想研討會，舉辦陶行知教育思想圖片展，以及與其他陶研組織的聯系和交流，2

2、開展關于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專家講座。

3、舉辦模擬講堂、講課比賽等活動，增強師范生會員教學技能，提供舞臺踐行陶行知先生的教育理念。

4、情系農村。進行短期支教，踐行陶行知先生“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的思想。5.參觀陶行知紀念館，了解陶行知先生的生平事跡，更好地踐行陶行知的教育理念。

西南大學陶行知研究會在向同學們講述偉大的教育家陶行知的教學理念，旨在讓未來的人民教師了解和掌握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并在其中提煉出適合自己的教育方法，從而完善自身的教育理念，形成科學的教育觀，進而提升自我素質。

陶行知

陶行知（1891.10.18--1946.7.25）男，安徽歙縣人，中國人民教育家、教育 思想家，民主主義戰士，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愛國者。是中國人民救國會和中國民主同盟的主要領導人之一。曾任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教務主任，繼任中華教育改進社總干事。先后創辦曉莊學校、生 3 活教育社、山海工學團、育才學校和社會大學。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三大主張，生活教育理論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理論核心。著作有：《中國教育改造》、《古廟敲鐘錄》、《齋夫自由談》、《行知書信》、《行知詩歌集》。

陶行知--求學經歷

1891年生于安徽省歙縣西鄉黃潭源村一個貧寒的教師之家。6歲蒙館。

1906年，15歲就讀內地會傳教士唐俊賢在歙縣小北街興辦的崇一學堂，開始學習西方科學文化知識。崇一學堂現改為陶行知紀念館。1909年，陶行知考入美以美會在南京所辦的匯文書院博習館（即預科）。次年（1910年），匯文書院合并宏育書院更名金陵大學，從匯文書院預科升入金陵大學文科。曾任《金陵光》中文版主筆。1914年，陶行知從金陵大學畢業，畢業論文題為《共和精義》。1914年留學美國入伊利諾大學獲政治碩士學位，后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教育，師從杜威。

陶行知----教育事業

1917年秋回國，先后任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東南大學教授、教務主任等職。開始他富于創意而又充滿艱辛的教育生涯。研究西方教育思想并結合中國國情，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等教育理論。他特別重視農村的教育，認為在3億多農民中普及教育至關重要。

1921年底，與蔡元培等發起成立中華教育改進社，主張反對帝國主 義文化侵略，收回教育權利，推動教育改進。

1926年起草發表了《中華教育改進社改造全國鄉村教育宣言》。1923年與晏陽初等人發起成立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總會，后赴各地開辦平民識字讀書處和平民學校，推動平民教育運動。

1927年3月在南京北郊曉莊創辦鄉村師范學校曉莊學校，創辦第一個鄉村幼稚園燕子磯幼稚園。

1930年4月遭國民黨通緝被迫流亡日本，崇尚科教救國的思想。1931年回國開展教育普及工作，在上海創辦自然學園、兒童科學通訊學校，主編《兒童科學叢書》等。

1932年，他又創建了山海工學團，提出“工以養生，學以明生，團以保生”，將工場、學校、社會打成一片，進行軍事訓練、生產訓練、民權訓練、生育訓練等，還開展小先生運動。

1935年，在中國共產黨“八一宣言”的感召下積極投身抗日救亡運動。一二·九運動后，與宋慶齡、馬相伯、沈鈞儒、胡愈之、鄒韜奮、李公樸等發起組織“上海文化界救國會”。

1936年初，成立國難教育社，被推為社長，張勁夫任總干事，擬訂《國難教育方案》，把生活教育和民族民主革命斗爭結合起來。5月，他當選為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執委和常委。與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等聯名發表《團結御侮》的宣言，主張停止內戰，共同抗日。毛澤東復信表示支持。7月，受救國會派遣，出訪歐、美、亞、非28個國家，宣傳抗日救國，介紹中國大眾教育運動。在布魯塞爾參加世界和平大會，并當選為中國執行委員。期間當得悉沈鈞儒等“七君子”被捕 的消息，十分氣憤，立即聯絡杜威、愛因斯坦、羅素等世界著名人士聯名通電蔣介石，營救七君子。

1938年參加國民參政會，致力于抗戰期間的教育活動。積極響應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全面抗戰的號召，成立了中國戰時教育協會。1939年7月在四川重慶附近的合川縣古圣寺創辦了主要招收難童入學的育才學校。

1941年，參與發起成立中國民主政團同盟。

1945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1946年1月，在重慶創辦社會大學并任校長，李公樸任副校長兼教務長。社會大學的宗旨是“人民創造大社會，社會變成大學堂”、“大學之道，在明民德，在親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有力地推動了民主教育的進程。4月，回到上海，立即投入反獨裁、爭民主、反內戰、爭和平的斗爭。在他生命的最后100天，他在工廠、學校、機關、廣場發表演講100余次。

1946年7月25日上午，因長期勞累過度，健康過損，受好友李、聞事件的刺激又過深，突發腦溢血，周恩來、鄧穎超、沈鈞儒等聞訊趕往探視。但搶救無效，不幸逝世于上海，享年55歲。

陶行知--教育思想

在批判杜威“教育即生活”的基礎上，陶行知提出“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主張，形成“生活教育”教育思想體系。

“生活即教育”

“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論的核心。在陶行知看來，教育和 生活是同一過程，教育含于生活之中，教育必須和生活結合才能發生作用，他主張把教育與生活完全熔于一爐。“生活即教育”的核心內容是“過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陶行知所說的“教育”是指終生教育，它以“生活”為前提，不與實際生活相結合的教育就不是真正的教育。他堅決反對沒有“生活做中心”的死教育、死學校、死書本。

“社會即學校”

“社會即學校”來源于杜威的“學校即社會”，是在對杜威教育思想批判的基礎上得出的。陶行知認為，在“學校即社會”的主張下，學校里的東西太少，不如反過來主張“社會即學校”，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環境，都可以大大地增加，學生、先生也可以多起來。“社會即學校”是與“生活即教育”緊密相聯的，是“生活即教育”同一意義的不同說明，也是它的邏輯延伸與保證。

教學做合一

這是生活教育理論的教學論。“教學做合一”用陶行知的話說，是生活現象之說明，即教育現象之說明，在生活里，對事說是做，對己之長進說是學，對人之影響說是教，教學做只是一種生活之三方面，不是三個各不相謀的過程。在陶行知看來，“教學做合一”是生活法，也是教育法，它的含義是教的方法根據學的方法，學的方法要根據做方法，“事怎樣做便傅樣學，怎樣學便怎樣教。教而不做，不能算是教；學而不做，不能算是學。教與學都以做為中心”。由此他特別強調要親自在“做”的活動中獲得知識。

陶行知--人物語錄 “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 “以教人者教已，在勞力上勞心。”

“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千學萬學，學做真人。”

“吃自己的飯，滴自己的汗，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漢!”

“要把教育和知識變成空氣一樣，彌漫于宇宙，洗蕩于乾坤，普及眾生，人人有得呼吸。”

“每天要四問：一問我的身體有沒有進步？二問我的學問有沒有進步？三問我的工作有沒有進步？四問我的道德有沒有進步？”

第五篇：孟德爾生平事跡簡介

孟德爾生平事跡簡介 孟德爾(1822-1884)

孟德爾是現代遺傳學之父，是這一門重要生物學科的奠基人。1865年發現遺傳定律。

1822年7月22日，孟德爾出生在奧地利的一個貧寒的農民家庭里，父親和母親都是園藝家。孟德爾受到父母的熏陶，從小很喜愛植物。

當時，在歐洲，學校都是教會辦的。學校需要教師，當地的教會看到孟德爾勤奮好學，就派他到首都維也納大學去念書。

大學畢業以后，孟德爾就在當地教會辦的一所中學教書，教的是自然科學。他能專心備課，認真教課，所以很受學生的歡迎。1843年，年方21歲的孟德爾進了修道院以后，曾在附近的高級中學任自然課教師，后來又到維也納大學深造，受到相當系統和嚴格的科學教育和訓練，為后來的科學實踐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孟德爾經過長期思索認識到，理解那些使遺傳性狀代代恒定的機制更為重要。從維也納大學回到布魯恩不久，孟德爾就開始了長達8年的豌豆實驗。孟德爾首先從許多種子商那里，弄來了34個品種的豌豆，從中挑選出22個品種用于實驗。它們都具有某種可以相互區分的穩定性狀，例如高莖或矮莖、圓料或皺科、灰色種皮或白色種皮等。

孟德爾通過人工培植這些豌豆，對不同代的豌豆的性狀和數目進行細致入微的觀察、計數和分析。運用這樣的實驗方法需要極大的耐心和嚴謹的態度。他酷愛自己的研究工作，經常向前來參觀的客人指著豌豆十分自豪地說：“這些都是我的兒女！”

8個寒暑的辛勤勞作，孟德爾發現了生物遺傳的基本規律，并得到了相應的數學關系式。人們分別稱他的發現為“孟德爾第一定律”和“孟德爾第二定律”，它們揭示了生物遺傳奧秘的基本規律。

孟德爾開始進行豌豆實驗時，達爾文進化論剛剛問世。他仔細研讀了達爾文的著作，從中吸收豐富的營養。保存至今的孟德爾遺物之中，就有好幾本達爾文的著作，上面還留著孟德爾的手批，足見他對達爾文及其著作的關注。

起初，孟德爾豌豆實驗并不是有意為探索遺傳規律而進行的。他的初衷是希望獲得優良品種，只是在試驗的過程中，逐步把重點轉向了探索遺傳規律。除了豌豆以外，孟德爾還對其他植物作了大量的類似研究，其中包括玉米、紫羅蘭和紫茉莉等，以期證明他發現的遺傳規律對人多數植物都是適用的。

從生物的整體形式和行為中很難觀察并發現遺傳規律，而從個別性狀中卻容易觀察，這也是科學界長期困惑的原因。孟德爾不僅考察生物的整體，更著眼于生物的個別性狀，這是他與前輩生物學家的重要區別之一。孟德爾選擇的實驗材料也是非常科學的。因為豌豆屬于具有穩定品種的自花授粉植物，容易栽種，容易逐一分離計數，這對于他發現遺傳規律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孟德爾清楚自己的發現所具有的劃時代意義，但他還是慎重地重復實驗了多年，以期更加臻于完善、1865年，孟德爾在布魯恩科學協會的會議廳，將自己的研究成果分兩次宣讀。第一次，與會者禮貌而興致勃勃地聽完報告，孟德爾只簡單地介紹了試驗的目的、方法和過程，為時一小時的報告就使聽眾如墜入云霧中。

第二次，孟德爾著重根據實驗數據進行了深入的理論證明。可是，偉大的孟德爾思維和實驗太超前了。盡管與會者絕大多數是布魯恩自然科學協會的會員，中既有化學家、地質學家和生物學家，也有生物學專業的植物學家、藻類學家。然而，聽眾對連篇累續的數字和繁復枯燥的淪證毫無興趣。他們實在跟不上孟德爾的思維。孟德爾用心血澆灌的豌豆所告訴他的秘密，時人不能與之共識，一直被埋沒了35年之久！

孟德爾晚年曾經充滿信心地對他的好友，布魯恩高等技術學院大地測量學教授尼耶塞爾說：“看吧，我的時代來到了。”這句話成為偉大的預言。直到孟德爾逝世16年后，豌豆實驗論文正式出版后34年，他從事豌豆試驗后43年，預言才變成現實。

隨著20世紀雄雞的第一聲啼鳴，來自三個國家的三位學者同時獨立地“重新發現”孟德爾遺傳定律。1900年，成為遺傳學史乃至生物科學史上劃時代的一年。從此，遺傳學進入了孟德爾時代。

今天，通過摩爾根、艾弗里、赫爾希和沃森等數代科學家的研究，已經使生物遺傳機制——這個使孟德爾魂牽夢繞的問題建立在遺傳物質DNA的基礎之上。

隨著科學家破譯了遺傳密碼，人們對遺傳機制有了更深刻的認識。現在，人們已經開始向控制遺傳機制、防治遺傳疾病、合成生命等更大的造福于人類的工作方向前進。然而，所有這一切都與圣托馬斯修道院那個獻身于科學的修道士的名字相連。

上小學和中學時，因為家境貧寒，他常常衣衫襤褸，忍饑挨餓。但他仍然以堅強的毅力克服困難，勤奮努力地學習。

上大學是孟德爾妹妹特洛西亞把自己的嫁妝費拿出來，才使孟德爾交了學費。就這樣，１８４０年，孟德爾終于進入了奧爾米茨大學神學院。

在大學里，孟德爾博覽群書，學習了數學和物理學等自然科學知識，他的視野和知識面更寬廣了，為他以后從事遺傳學研究工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２１歲那年，孟德爾從神學院畢業了。歷經生活磨難的孟德爾，必須找一個飯碗，他進了布隆修道院，當上了一名修士。

孟德爾一邊從事神職工作，一邊在后花園里進行生物遺傳實驗，他試圖找到生物性狀遺傳的秘密。８年以后，他用豌豆進行的雜交試驗，終于揭開了生物一代與一代之間又像又不像這一大自然的奧秘，這就是著名的孟德爾遺傳學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