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校園慘案反思

刀和槍，哪個更可怕？一般看來，槍更厲害，傷害效率更高。中國和美國，一個禁槍，一個不禁槍，刀和槍，分別是兩國最常見的行兇工具，那么，中國的犯罪，是否就比美國的犯罪更輕微、更人道呢？

并非如此。刀和槍只是工具，最近國內的校園慘案頻發，讓我們領會到，比工具更可怕的，是人。

55秒內，8個孩子死亡，5個孩子重傷，刀的效率，會比槍低嗎？4月28日上午，福建南平校園慘案兇手鄭民生伏法，槍聲剛落，當天下午3時許，廣東雷州教師陳康炳潛入雷州市雷城第一小學，用水果刀砍傷16名學生和1名教師；次日，29日上午9時40分，江蘇泰興本地一名無業人員徐玉元潛入該市泰興鎮中心幼兒園，持刀砍傷32人，其中學生29名；再次日，4月30日早上7點40分左右，山東濰坊市坊子區45歲的尚莊村村民王永來闖入尚莊小學，用鐵錘打傷5名學前班學生，然后將汽油澆在自己身上并抱住兩名學生點燃，學校老師奮力將學生搶出，王永來當場燒死；加上4月12日，廣西合浦縣西場鎮西鎮小學兩死眾傷事件，不到一個半月里，發生了5起群死群傷的校園慘案。

兇手令人發指之處在于，他們的屠刀所向，基本上是不滿10歲、毫無還手之力的小學生、幼兒園的孩子。

“勇者憤怒，抽刃向更強者；怯者憤怒，卻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藥的民族中，一定有許多英雄，專向孩子們瞪眼。這些孱頭們！”魯迅在1925年《雜感》中的一句話，倒更像是為80年后的中國書寫的讖言。作家鄭淵潔一生為兒童寫作，這次他寫的不是童話，是歌詞：“親愛的爸爸媽媽/我上學去啦/希望這不是永別/我要活著回家??”

5月2日，民謠歌手川子在迷笛音樂節上唱起鄭淵潔作詞的這首歌時，臺下很多觀眾忍不住流下眼淚。

中美校園慘案的不同

在美國的中小學校園槍擊案中，兇手多為學生，受害者則多為同齡學生或更年長的教師。針對1998至2001年美國17起校園血案的一項研究發現，兇手的年齡普遍較低，最大的才18歲，最小的僅6歲，20名兇手的平均年齡是14.8歲，這個年齡段，在生理和心理上尚未成熟，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均未定型。而中國眼下的校園慘劇，基本上是校外的成年人向他們子輩甚至孫輩的孩子下手。

事實上，在美國形形色色的犯罪中，兒童都是較少受侵害的群體。根據美國聯邦調查局的統計，2008年全美有14180人死于兇殺，16歲以下的比例少于1%。一個客觀的參照系是:2008年,在美國的謀殺案中,17-34歲之間的被害人數量是16歲及以下的6.5倍。校園內兇殺案更是少見，在校內遇害的孩子比在校外遇害的要少得多。由于針對兒童的謀殺以及兒童死亡事件如此稀少，以至很難針對謀殺兒童的犯罪找出什么共性和有用的結論，美國約翰·杰伊犯罪與司法學院心理學教授托馬斯·孔切斯基說。

就作案動機來說，美國校園槍擊案的兇手，或因精神錯亂，或因早戀失戀，或因舞會爭風，或因同桌不滿，將槍口對準自己的同學和師長，兇手與受害人往往生活在同一校園環境中，受害者與兇手自身通常有關聯性；而中國當前的校園慘案受害者（主要是學生）與兇手的生活基本沒有交集，更談不上是兇手困境的相關人。

“在中國最近的校園慘案中，罪犯可能并非故意針對兒童，選擇校園只不過是因為校園是封閉、缺乏保護和人群聚集之地。”美國東北大學沖突與暴力研究中心主任Jack Levin說。兇手更多的是在自身陷入生活和精神困境情形下，出于對社會不滿而濫殺無辜，而且是針對比自己弱小得多的易引起人憐憫之心的低齡兒童下手，斥其為喪心病狂和懦夫并無不當。

從更高層面總結，美國的校園慘案更多呈現出犯罪的一般原因，比如青春期沖動、槍支泛濫、精神疾患等等；而中國的校園慘案更多呈現的是有中國特色的原因，比如轉型期的社會不公、貧富差距過大、社會保障的不健全、民間社會自我疏導功能和心理安撫機構（包括宗教場所）的缺失，導致大量集聚在個體身上的挫敗感轉化為仇恨感和心理失衡，在破罐子破摔的心態下報復社會，拉人墊背。

個體因素與社會因素誰占主導？

“社會總會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社會的原因是有，但絕不是全部，不能成為他們推脫責任的理由。”犯罪心理學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李玫瑾說，她反對一味地將最近頻發的校園慘案作案動機歸結為社會大環境。

李玫瑾談到心理學中的一個規律——歸因理論——好事一定是自己努力的結果，壞事一定是外部影響造就！犯罪人的歸因心理也符合這條規律。犯罪人在犯罪后一定會給人們一個理由，如果我們把這個“理由”當一回事，去研究透，那“結論”一定就全錯了，因為研究的起點就是錯的。李玫瑾強調，不懂心理學的學者們就犯罪人的理由討論改造社會問題，一定會失望。

“鄭民生確實存在諸如失戀和無房等問題，但失戀與無房并不是犯罪的理由，而且很多窮人雖然身居陋室，但家庭生活仍很溫馨，親人之間仍然相親。”李玫瑾說，“從目前來看，我們大致判斷一定是其家庭支持系統出了問題。如果家庭親人之間相互扶持、幫助，關系很融洽，就不會出現如此瘋狂的行為。”

“鄭民生符合心結類犯罪的心理特征，就是情感創傷，沒有依戀，沒有牽掛，沒有一個愛他的和他愛的人，這就很可怕。”李玫瑾說，鄭民生不是精神病人，但又讓人感覺很瘋，與他的心結和情緒創傷有關。

“在分析具體的心理歷程中，發現問題后還要找到有效的解決途徑。”李玫瑾接受媒體采訪時指出，在某些國家，如果發現家庭出了問題，社會就會啟動“家庭干預機制”，不只是為了幫助一個孩子，更是為了整個社會的安全。

由于我國暫時沒有家庭干預機制，發現危險人格或者異常家庭時，李玫瑾建議，無論在社區還是在學校，對青少年的異常表現和行為，都應給予更多的關注，包括關心、幫助、交流、及時懲罰等。李玫瑾贊成適當的懲罰教育，當然前提是不造成身體傷害，“我們必須讓青少年知道：做錯事，就要付出代價，形成對做壞事的恐懼感。”

與李玫瑾等專家學者將鄭案主要歸結為個人因素，并從個體角度尋找應對之道不同，公眾與社會輿論更多聚焦于鄭民生們產生的社會因素。一家門戶網站的調查顯示，64%的網友認為此案最根本的原因是社會貧富分化，19%的網民認為是鄭民生性格原因。

校園安保應為長效機制

日前，針對連續發生的校園慘案，公安部已下達了緊急通知，要求部署加強學校、幼兒園的安全保衛工作。

事后補牢之舉，無妨人們問責，作為安全和秩序等公共產品的提供者，此前發生的系列慘案，政府的失職在哪里？校園為什么不能駐警？泰興幼兒園慘案中，警察本來4分鐘就可趕到現場，為何用了20分鐘？

如同財富經濟領域的嚴重貧富不均一樣，中國在政府公共服務領域的資源也存在嚴重分配不均。以警力資源來說，一方面是警力絕對數量不足，世界各國警察與人口數量的平均比例是35名/萬人，而中國的這個數字是12名/萬人；另一方面，治安資源的社會分配嚴重不均，服務于社會公共安全和平民階層的警力卻嚴重不足。

警界人士分析，一方面是嚴峻的治安形勢產生的警力不足，另一方面過多的非警務活動“挪用”了大量警力。盡管從中央到地方都一直強調公安機關不得從事非警務活動，但在基層受行政干預的影響下，仍有大量警力被挪做他用。尤其是基層派出所，某些行政部門一遇有棘手問題，便亮出“公安”招牌，調用警力協助其開展各項工作，諸如征地拆遷、村委會選舉、村民分地、計劃生育等工作都調用公安機關“保衛”、“助威”，使基層單位每年都得拿出一定的警力來應付各種非正常警務活動。

從公安內部來看，基層民警超負荷的工作造成有警無力。基本上所有的公安工作都需要基層所隊去落實，往往是一個“戰役”尚未結束，另幾個“戰役”已經開始。因些，基層的有限警力被迫面對什么工作都要抓、什么任務都要完成的局面，往往是一人身兼數職，同時肩負多項任務，不得不超負荷工作，經常加班加點，晝夜作戰，疲于應付，最終造成有警無力。

中國的家長們，期盼著這次整治不再是以往常見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是從制度上真正將校園的安全保衛工作，變成一種長效機制。這方面，美國和日本已經做出了榜樣。

為紀念科羅拉多校園槍擊慘案一周年，2000年4月15日，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宣布為司法部制訂的“校警計劃”，提供超過6000萬美元的資助，在多所學校部署更多的警官，現已在1000多個社區安置了2200多名校園警官，并將雇傭更多顧問對小學生的安全問題進行指導。2001年3月6日，布什也呼吁美國的教育工作者教育孩子“明辨是非，尊重生命”，避免美國中小學校校園一再發生惡性槍擊案件。

2001年6月8日，日本大阪的池田小學闖入一名男子，制造了一起慘絕人寰的兇殺案，8名學生慘遭殺害，13名學生與老師受傷。慘案發生后，不僅日本文部省為遇難者家屬提供了賠償金，更重要的是，引起了日本政府對校園安全問題的高度關注，及時總結教訓，開始執行嚴格的“日本校園安保方案”，從根本上防止慘劇再次發生的可能。

媒體報道的倫理反思

南平案發生后，連續有多起類似案件重演，“示范效應”是經常出現的一個詞。有論者認為，社會底層情緒郁積已久，媒體的過度渲染容易對他們形成示范效應，導致更多無辜的孩子處于危險之中。以此主張對此類案件不要報道。

作為資深犯罪心理學專家，李玫瑾不愿深入分析犯罪嫌疑人的動機，早在南平案時，她就多次拒絕采訪，因為“不想從客觀上幫助作案人擴大他希望達到的恐怖效應”。

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心理研究所馬皚曾經關注過以跳樓為要挾討薪的相關案例。他在接受《中國青年報》采訪時說，第一起成功后，這類案件呈遞增趨勢，多到沒有人理會的時候，就開始有人起哄，“以此類推，南平案對其他作案人是具有效仿效應的。”

“犯罪模仿肯定會發生，”杰弗里·伊恩·羅斯說，他是美國巴爾蒂摩大學的犯罪學學者。“起作用的就是暗示的力量。面臨同樣挫折的人，會有相同的心結——當他們聽說外地有某種解決之道時，他們會受到鼓舞。”

與其說媒體對犯罪的關注引發了效仿者，不如說這種關注更像一個指南，它指導潛在的罪犯選擇特定的犯罪方式。新聞報道既非鼓動犯罪的必要條件，也非鼓動犯罪的充分條件，否則的話，犯罪就不會發生了。在這幾起校園慘案中，罪犯如果不殺害學生的話，他們似乎也會干點別的。

“新聞報道只是提供了一個額外的渠道，”羅斯說，它提供了一種可選擇的犯罪方式。”

媒體人張平反對禁止報道。他認為，媒體報道的確可能對潛在的殺人者有示范作用，讓他們了解到自己的“冤屈”或者其他情緒可以通過濫殺無辜進行發泄。不過以此理由阻止媒體報道的人，只看到了媒體報道的這個作用。媒體報道的社會效應是多樣共存的，我們必須綜合考慮各方面的影響，然后才能作出合理的結論。張平說，社會公眾擁有知情權，他們希望了解自己的生存環境，需要知道身邊發生了什么新聞，從而發現這個社會存在什么問題。國家固然存在不讓公眾知情的機密，但是太多的秘密會讓社會變形。

“媒體報道起著警示作用，尤其會對社會管理者形成壓力，迫使大家去反思既存的社會問題，疏導底層不滿情緒，檢視幼兒園、學校等地的安保措施，以求居安思危，未雨綢繆。對潛在的殺人者來說，媒體報道不僅有示范作用，同時也有警示和譴責的功效。無辜受害者的痛苦，有可能喚醒其中的良知尚存者。社會公眾的強烈憤慨，也有可能讓他們覺得此種發泄得不償失。人們很難知道，有多少人因為媒體報道而激發了惡念，又有多少人因為媒體報道而收起了屠刀。”

在反對屏蔽這類報道的同時，張平也同意不能對犯罪細節過度渲染。這點同李玫瑾是一致的。

“刑事案件的報道是把雙刃劍，它擺脫不掉消極的負面效果。”李玫瑾說，犯罪目的、作案手法都是“可學”的，因此，這種案件的報道不應細化，作案動機、作案手段等都不要深挖細說，否則，不但客觀上幫他擴大了影響，還會在社會上造成恐慌。”

“毫無疑問，媒體應該更加小心，如果它不想助紂為虐的話。”羅斯說，“報道必須遵循一定的指導，力避鼓舞犯罪。” 新聞報道必須避免“任何抬高罪犯形象的內容”。另一位美國法律學者雷·蘇蒂說，“當你在發布照片和罪犯的遺言，還有當你想描寫社會裂痕和所受的傷害之際，你不能鼓勵犯罪，你不能展示犯罪技巧。”

第二篇：刑法湄公河慘案

刑法湄公河慘案

“我認罪了??請求死者家屬和中國政府在量刑上給予我從輕處理。”２１日２０時許，湄公河“１０·５”慘案庭審現場，被告人糯康在做最后陳述時雙手合十，滿臉懺悔。

２１日是湄公河“１０·５”慘案庭審第二天。面對公訴機關向法庭出示的大量證據，被告人糯康沒有表示任何異議，當場表示認罪，并愿意向被害人家屬作出賠償。

在法庭舉證質證階段，相關證人先后出庭作證，公訴人當庭出示了被告人供述、證人證言、現場勘驗結果以及槍支、毒品等鑒定報告。

一名證人首先證明了１３名中國船員的尸檢情況，證實１３人全部死于槍傷。還有３名證人分別證明了糯康被抓、拘留原因及移交經過。

第一組證據出示完畢，審判人員問糯康對證據有沒有異議，糯康說：“我錯都錯了，請求中國政府給予從寬處理。”

公訴人出示的第二組證據，證明了糯康集團組織架構等內容。多人證言證明，從２００６年起，糯康集團在湄公河上販運毒品。隨著桑康等人加入，糯康集團不斷擴大。桑康負責人員管理、后勤保障等，依萊負責收取保護費和劫船等，弄羅負責對外聯絡，翁蔑負責劫船殺人等行動。

這組證據還證明，糯康集團的收入主要依靠收取過往船只的過路費、運毒船只的保護費和幫助運毒的費用。

第三組證據是糯康集團成員的供述。檢方稱被告人的供述經歷了從無罪到有罪、從虛假到真實的過程。糯康有２０多份供述，對策劃湄公河慘案作了交代。據糯康交代，他和依萊、弄羅、翁蔑商量報復中國船只，泰國軍人可以當靠山，可以拉近關系，“這事沒有我同意，他們是不敢干的”。

糯康還交代，桑康負責監督翁蔑，翁蔑負責劫船放毒。事情完了以后，他召集手下說“這個島上不能呆了”，把工資和安家費發給大家散伙，總共發了２５０萬泰銖。

桑康的供述有４３份。他在供述中說：“我和糯康商量，把船靠在泰國水域這邊，方便泰國軍人上船。”“毒品是從糯康那里拿的。”“總指揮是糯康，沒有他同意，我們是不敢隨便做這事的。”“糯康說，事情鬧大了，只有上山了。”

依萊在供述中交代，作案動機是“糯康說兩艘中國船上下不交保護費，還拉緬甸兵來攻打我們。”策劃過程中，“準備把毒品放在中國船上，糯康讓我找泰國軍人，看他們是否愿意來查。”至于泰國軍人提供的好處，“一是在清盛劃個碼頭給我們，二是給我們提供一些武器和彈藥。”

翁蔑（另案處理）在供述中說：“準備出發時，桑康說他肚子疼不去了。”“我們在船上沒有查到毒品，就讓人去拉事先準備好的毒品放在船上。”“中國船上沒有武器，我們開槍以后忙著撤退，沒有檢查船員是不是都死了。”

這組證據還包括一名未滿１６歲男孩的供述，他供稱自己參與了“１０·５”案件，由于未達到承擔刑事責任的年齡，檢方沒有將他起訴。這名男孩說，案件發生后糯康訓話，要求大家不能把事情說不去，否則就殺掉全家。

接下來，公訴人還出示了其他有關證據。一位證人出庭作證說，當天１１點左右，他在雞素果樹旁看見四艘快艇飛快地離去，然后看見岸上的泰國軍人向中國船開槍射擊，爾后泰國軍人登上中國船只，又聽見斷斷續續的槍聲。另一名證人說，他在現場聽到泰國軍人的對話：“尸體怎么辦？”“留得越少越好，免得麻煩。”還有一名證人說，有目擊者告訴他，船上的泰國軍人將船員的尸體拋入湄公河中。

當天，法庭還進行了附帶民事訴訟的審理。原告代理人出示了證據清單，提出了總額數千萬元人民幣的民事賠償請求，并要求糯康通過新聞媒體向被害的中國船員道歉。

在當天的庭審中，糯康沒有對公訴人和民事訴訟原告人出示的證據表示任何異議。他表示愿意作出民事賠償，稱自己還有３０００萬泰銖（約６００余萬人民幣）可以支付。桑康、依萊等被告人稱沒有錢賠償，表示認罪并乞求從寬處理。

第三篇：湄公河慘案觀后感

觀“湄公河慘案”有感

瀾滄江—湄公河是亞洲唯一一江連六國的跨國河流，其發源于中國青藏高原，穿越云南省西雙版納州出境緬甸后稱為湄公河，流經緬、老、泰、柬、越五國后匯入太平洋，被譽為“東方多瑙河”。

2011年10月5日上午，中國籍船舶“華平號”和緬甸籍船舶“玉興8號”在泰、老、緬三國交界的湄公河流域被截殺，事后趕到的泰國警方聲稱擊斃了1名匪徒，其余4人逃走。警方聲稱在兩艘船上發現毒品麻古90多萬顆，并打撈到13名中國人的遺體。蒙眼、封嘴、割舌、挖眼、刀捅，幾乎全部都被打斷手腳，船長還被戴著手銬。

慘案發生三天后其他船員因慘案發生而被封航的關累港內休整。三天了，對于他們的親人來說是多么漫長的等待，為什么還沒有消息，為什么各大媒體上還沒有關注？這件事情是5號發生的，但為什么直到這10號才被人更多的知道？按照云南省外事辦新聞處的說法，其實他們在事發的當晚就已經接到了被劫持的消息，但是由于他們不能夠確認，這個被劫持者是否已經全部遇難，而且事發的當地實在是一個比較復雜，而且敏感的區域，因此他們沒有及時對外公布這條消息。直到7、8兩日陸續發現了遇難者的遺體之后，他們才意識到這件事情的嚴重性，事情其實已經發展到了他們無法控制的地步了，不得不將此事公之于眾罷了。

兇手是誰？幕后主使是誰？誰制造了這場慘案？是販毒？是嫁禍？是誤殺？是報復？迷霧，籠罩在湄公河上空。眾多疑點，眾多難點，慘案被更多人關注后人們不禁要問：這一切是為了什么？

我們分析一下客觀原因：首先，經過多年努力，湄公河國際航運格局已經形成，貨運方從件雜貨運輸逐步擴大到集裝箱、冷藏、大件運輸，出境貨種呈現多元化趨勢。很多人預計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關系密切后，湄公河上的人員和商貿將大大增加，這條黃金水道的價值也會不斷被提升。但現實的情況是，湄公河上的運輸船卻面對著安全越來越沒有保障的局面。中國的商品占領東南亞市場已經不再令人意外，但是隨著商品大量涌進東南亞的中國人并非也受到同樣的歡迎，或者說沒有得到正常的對待。

其次，這片水域的復雜性主要體現在三方面，第一方面是它流經的國家比較多，那么各國之間管轄權還存在一些分歧，還存在一些執法當中的漏洞或者死角。第二方面的漏洞，它存在黑惡勢力在當地，包括毒品犯罪組織在當地的非法活動。黑惡勢力他們大多是有武裝的，手段是相當殘忍的，湄公河沿岸、南佤和金三角地區的武裝組織多且繁雜：勐拉同盟軍、緬甸政府軍、佤邦聯合軍、撣邦南部軍及各種與政府關系密切的拉祜族民團。它們的勢力犬牙交錯，佤邦軍也只算其中力量較大的一支，因此外界根本無法弄清楚全部情況。第三方面就是各國的法律制度還存在一些不一致，包括對犯罪組織的一些規定也是存在一些差異，這也是中方和相關國家加緊磋商相關的應急機制，共同協調應急預案，這樣的一個初衷，一個主要的考慮方面。

為了更好的得到結論，我們有必要面對眼前的事實：中國船員死后多被反向綁縛或用手銬鎖住雙手，說明劫持時順從了劫匪，按以往的規律，只要船員不反抗，劫匪只劫財不殺人。殺人對于長年靠收保護費、打劫過往船只財物為一大經濟來源的劫匪來說，無異于自斷財路。很多船員身中多槍，如果土匪處決人質，會如此浪費子彈嗎？對著頭或心臟打是不是更省事？被劫持的船停靠碼頭了，有人受傷，船長還活著。但隨后發生了什么？劫匪為什么允許船停靠碼頭？船長有時間打回電話，是否意味著劫匪已逃走？但最終為什么船長失蹤，受傷者全變成了死者？這些疑點的出現，隱約透露著一個秘密：有人要把水攪混，要刻意隱瞞什么，從而埋沒真相。

真相究竟是什么？其實圍繞慘案有“嫁禍說”，即金三角地方武裝或販毒集團，因派系斗爭、爭奪地盤而嫁禍另一方；“誤殺說”，即泰國方面在解救時誤殺了中國人質；“報復說”，即9月21日中國一艘運輸船曾被緬甸軍人“劫持剿匪”，引來土匪報復殺人??

這件事不簡單，想讓這事大白于天下，也很簡單，就是這事的結果對誰最有利，對誰最不利。很顯然最不利的是中國，1，不相信泰國所說，那就和泰國不合,指責泰國辦案含糊，無力，甚至有意而為之。那樣必然上升到國家政治層面。2，就是認為緬甸做的，導致中國和緬甸關系惡化，要知道中國周邊的朋友少，而緬甸可以認為不是敵人。3，國內民憤問題，解決不好，會給政府的形象打上折扣。最怕國外，解決不好中國公民在外的生命財產沒有保障。好了，此事

某國希望的結果應該是挑起中國和緬甸，泰國的矛盾，讓中國在南海而且在內陸的外交上雪上加霜，當然希望中國最好是內亂。美國還是世界老大，中國是個經濟大國，不能鬧翻臉，國家畢竟不是個人，不能感情用事，想發展，必須學美國成功經驗，闖出自己的發展之路，成為有中國特色不同于美國的世界老大。

最后用一句話來充分表達我對此事的看法：“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

第四篇：1972年慕尼黑慘案回顧

第20屆現代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 9月劫持并殺害運動員及團隊人員事件

（慕尼黑慘案）

事件回顧

慘案的發生

1972年8月26日，第20屆奧運會在西德慕尼黑召開。在運動會召開的前一周里，人們多次從媒體上看到關于這次大會的熱烈評論：這是一次“和平歡樂的盛會”。誠然，這是當時奧運史上規模最大、耗資最多的盛會，參加的運動員及其代表的國家，超過以往任何一屆。以色列也派了一個到當年為止最大的代表團———盡管有些人身上還有在德國納粹集中營 留下的肉體和精神的傷痕，但他們對參加這屆奧運會顯得興致勃勃。

運動會開始一周里，運動員的成績驕人，人們都沉浸在奧運盛會的祥和與歡樂之中。然而，在這場和平盛會的背后，卻有巨大的隱憂：有關決策官員為滿足購買先進體育器材的巨大投資需要，縮減了警衛人員和安全設施的開支。對于嘔心瀝血主辦這屆奧運會的西德官員來說，他們希望這次運動會能讓世人相信，西德已恢復了一個文明國家的形象，人們應抹去二戰和希特勒時代1936年柏林奧運會所留下的陰影。西德的邊防人員和重要的運輸站口都普遍放松了對進出人員的檢查，這給了恐怖分子一個可乘之機。發起恐怖行動。

“黑九月”1972年9月4日，以色列隊沒有賽事，大多數運動員在奧運村休息，晚上出去看電影。電影看完了，以色列選手陸續回到了奧運村。5日凌晨約4時，他們還在沉睡，奧運村外面忽然出現了8個模糊的身影，他們拎著沉重的運動包，悄然走向25A門旁邊的一段柵欄。

這8個人是一個名叫“黑九月”的恐怖組織的成員。他們帶著沖鋒槍、手榴彈，越過柵欄，直奔既定目標———奧運村中以色列選手居住的31號建筑物。他們選擇從這里進去，是因為他們先前察看過，而且知道，一些運動員在外面喝醉了，回來時常常攀越這段2米高的柵欄，保安根本不會阻攔。這8名恐怖分子穿上田徑服作為偽裝。拿今天的標準看，慕尼黑奧運會的安全工作實在是一個笑話：整個奧運村僅用一層薄薄的鐵絲網攔住，當運動員回來晚了，他們都愿意翻越鐵絲網，抄近路回家。此外，奧運村內沒有攝像機、探測器，也沒有路障，門口有幾個保安，但居然沒配武器！這些恐怖分子事前也做了周密準備：一名恐怖分子曾在建設奧運村時當過建筑工，對奧運村了如指掌，另一人事發前一天還潛入了奧運村，詳細偵察了以色列運動員居住的樓層。

他們在幾個以色列人住的一號公寓套房外站好位置，然后用事先準備好的鑰匙打開門。他們的行動被屋內一名以色列運動員察覺。隨后，恐怖分子與以色列運動員們展開搏斗。25分鐘后，兩名以色列運動員被打死，其余9人被劫為人質。

在雙方搏斗中，奧運村治安當局接到過一些路人打來的電話，但沒引起足夠的重視。搏斗時斷時續，幾聲槍響和撕心裂肺的呼叫過后，一切又重歸平靜。剛從睡夢中醒來的人，也鬧不清出了什么亂子，因為在奧運村，幾乎夜夜都有各種慶祝活動，經常有人放爆竹焰火，喧鬧取樂。

4時55分左右，一名沒帶武器的西德治安警察來察看情況。他打開步話機，朝站在康那利大街31號前纏著頭巾的一名恐怖分子咕噥了一句：“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人沒吱聲，從公寓門后溜了。

拯救人質失敗

凌晨5點，慕尼黑警察局長曼弗雷德-施賴伯在睡夢中被報警電話驚醒，于是慌忙組織人力處理危情。

5時10分，西德當局開始了拯救人質的行動。在雙方對峙當中，“黑九月”下達了最后通牒，他們要求釋放被關押在以色列的234名囚徒和西德監獄中的兩名囚犯；最后期限為5日上午9時，過時開始殺人。不過隨后，“黑九月”分子一再修改了最后期限的時間。

9時，國際奧委會主席基拉寧和本屆奧運會組委會主席道默發表聯合公告，宣布從9月5日下午起暫停全部比賽。

西德政府對“最后通牒”作出了反應，表示可以同意他們的要求，但必須就細節問題作進一步談判。西德警方欲爭取時間，為沖進31號大樓營救人質做好準備。

晚上18時35分，雙方進行了第一次直接接觸。西德內政部長、慕尼黑警察總監和奧運村村長進入31號樓，親眼目睹了劫持者孤注一擲的決心，于是決定改變原定沖入大樓營救人質的計劃。

警方于是答應歹徒提出的要求，用飛機把他們和人質轉送到埃及，并決定在慕尼黑機場實施營救行動。

20時30分—21時，西德方面派出3架直升機前往。

當“黑九月”分子走過柏油碎石鋪成的停機坪時，負責這次行動的指揮官下令開火。兩名狙擊手射出兩發子彈，監視直升機駕駛員的兩名歹徒應聲倒地。機場霎時間亂作一團。隨后雙方展開激戰。

槍戰持續了一個多小時才結束。警察在清點尸體時，有5名歹徒被擊斃，西德警官1人死亡，幾名警察受傷。9名以色列人質則全部被恐怖分子殺害。

9月6日，奧林匹克運動場里，一片肅穆。當貝多芬的《英雄交響曲》第二樂章奏響時，許多運動員禁不住放聲痛哭。

為了悼念11名死難者，11個座位被空著。幸存的以色列人在這個追悼儀式上，幾乎控制不住自己。

9月7日，奧運會恢復比賽

營救行動失敗后，世界輿論為之嘩然，紛紛指責西德警察無能，抨擊西德政府“視人質生命如兒戲”。這次恐怖事件，讓西德蒙受了奇恥大辱，也使西德政府對日益增加的國際恐怖活動產生了危機感。

從此以后，賽事安全問題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盡管恐怖襲擊事件中也有5名恐怖分子被打死，但是，沒有人會懷疑，慕尼黑事件是恐怖分子的一次“成功”，而且會誘使其他恐怖組織把奧運會作為襲擊目標。另一方面，慕尼黑奧運會的血腥一幕也喚醒了主辦者的安全保衛意識，使他們看到反對恐怖主義也是舉辦奧運會舉足輕重的一環。在隨后的歷屆奧運會和其他重大賽事中，組織者都提高了安全措施的投資力度。

第五篇：《卡廷慘案》觀后感

《卡廷慘案》這部電影以二戰為背景，當時德國法西斯正大舉向東進攻，蘇聯為了自保竟強行侵占波蘭，建立起東方防線,波蘭人民因此而遭受巨大的苦難。在蘇聯占領波蘭的期間內，蘇聯對波蘭進行了嚴格的控制，軍人被俘，言論封閉，?輿論欺騙，自由限制，此外，還有受戰火影響的波蘭人民的生活越來越困苦。

在德軍占領波蘭以后，納粹分子要挾波蘭的將軍夫人公開發表聲明說是蘇聯人殺害了自己的丈夫，并號召波蘭人民起來反抗。一開始，將軍夫人并沒有答應，但是在看過視頻，了解真相后，將軍夫人還是照做了。后來，德軍戰敗，蘇聯人卷土重來，將軍夫人仍舊堅持自己丈夫是被蘇聯人所殺，告訴別人蘇聯人在說謊。而且，在遇見將軍安于現狀的舊部下杰西的時候，她告訴他“蘇聯人要靠謊言掩蓋真相，而你不用！”整個片子沒有太多關于德國納粹分子的暴行畫面，更多的是在記敘蘇聯人對波蘭人所做的骯臟的一切。影片的主要人物也充滿了悲劇色彩--真相被扭曲，親人被殺害，國家承受著重大災難而自己卻還悲哀的活在這個充滿謊言的世界里，永遠都不能讓真相大白于天下。那個時候的波蘭人承受著巨大的精神壓力，巨大的痛苦讓他們感覺不到生的快樂，所以才會有軍官杰西的自殺，塔奇奧的反抗這樣的事情出現。

作為一個中國人，我不大喜歡將軍夫人的做法，因為這樣或多或少給反法西斯同盟對抗納粹德國帶來的一定的困難。但是，站在將軍夫人的角度上，這種做法又是合情合理的。

第一，發表聲明為是為了保全將軍夫人的女兒。將軍夫人的女兒是將軍夫婦二人愛情的結晶，有著他們二人對她深深的愛，這是偉大的母愛讓她不顧一切的想保護她。第二，將軍夫人愛她的丈夫，她不想背叛自己的丈夫，她要堅持真相，以守護她對丈夫深切的愛。第三，這也是一種愛國心的驅使。作為一個波蘭人，將軍夫人定然擁有作為波蘭民族一員的自尊心，她不會對侮辱自己民族的人低頭，她要保護自己的民族，這是一種大功心。相比之下，將軍夫人的前女傭夫婦則顯得多么卑鄙，兩個漢奸，靠出賣國家來獲取利益。第四，波蘭是一個受宗教影響比較深的國家，全國有眾多的宗教團體，其中信仰羅馬天主教的波蘭人就占了全國大部分人口。作為一位天主教徒，將軍夫人必須誠實，不僅是對自己，還有對自己的家人，國家，民族，否則就是“有罪”。如果說謊的話，將軍夫人也許永遠都要生活在痛苦中，承受著良心的鞭笞，再多的懺悔也沒用了，雖然說實話也許可以給她在物質上帶來巨大的滿足。

根據以上的種種原因，我們就算不贊同將軍夫人選擇說實話，也不應該反對。將軍夫人是一個有文化的人，有較高思想境界，她更在意的是精神上的滿足，而不是如同她的前女傭那樣像一條只會乞食的狗。

到現在還記得被俘的當天夜晚，將軍召集他的部下并告訴他們“除了你自己，無人能繳你的搶！”事實自在人心，只要真理還在，是不可能使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屈服的，靠謊言謀取的和平時維持不了多久的。

上課的時候老師還要我們將將軍夫人與那位女教授相比較，并在成為二者之一中做出選擇。我更傾向于做后者，我覺得這是一種明智的選擇。因為在那個時候，很多波蘭人都知道是蘇聯人制造了“卡廷慘案”，但是他們卻眼睜睜的看著蘇聯人在歪曲事實，并不是他們不想大白真相，而是他們根本做吧了太多的事，要知道那時候是蘇聯占領了波蘭，波蘭的重建還要蘇聯人幫忙呢。在這種情況下將軍夫人所作的為事實搏斗的努力顯得多么的微不足道，相當于一種自殺。女教授選擇沉默，因為她知道波蘭還要建設，需要很多人力物力，她把眼光放在了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