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受賄后徇私舞弊原則上應當數罪并罰

受賄后徇私舞弊原則上應當數罪并罰

作者： 周光權發布時間： 2003-10-08 13: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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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因徇私而瀆職的犯罪中，往往存在受賄等相關情節，對此在處罰上存在一罪與數罪之爭。如何確立具有這些情節之犯罪的處罰原則，是司法實踐中十分重要的問題。作者認為受賄后徇私舞弊原則上應當數罪并罰。

瀆職罪中，相當多的罪名牽涉到情節加重犯、牽連犯等情形，認定中存在相當困難，有必要加以研究。

如何區別徇私舞弊中的濫用職權與玩忽職守

根據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二款的規定，因徇私舞弊而玩忽職守或者濫用職權的，構成情節加重犯。

實踐中，對于具備徇私舞弊情節的案件，應當注意濫用職權罪與玩忽職守罪的區別。明知親友或贈送私利者要實施有損于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但出于徇私利、徇私情的動機，故意放棄職守，對應當履行的法定職責不予履行，造成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的重大損失的，屬于徇私后以不作為方式實施的濫用職權罪，而不成立玩忽職守罪。在這種情況下，作為與不作為并非區別濫用職權罪與玩忽職守罪的根本標準，而只有罪過才是對濫用職權型犯罪和玩忽職守型犯罪進行區別的惟一標準：前罪主觀上出于故意；后者主觀上是過失。如何理解徇私舞弊中的“徇私”

徇私舞弊中的徇私，包括徇私情、徇私利兩種情形。徇私情，是指單純根據親友、上下級、競爭對手等私人關系、感情的親疏決定職權行為。徇私利，是指為謀求不合法或不應當得到的各種物質或非物質的利益或地位而違背職責，改變職權行為。不論是徇私情，還是徇私利，均能夠給行為人或其親友帶來利益或使他人失去應得利益，否則就不能認定為徇私。

現行刑法中涉及徇私舞弊的瀆職犯罪共有十余個罪名，除了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二款和第一百六十八條將徇私舞弊規定為加重處罰情節外，其他條文，如第三百九十九條第一款徇私枉法罪，枉法裁判罪，第四百零一條徇私舞弊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罪，第四百零一條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第四百零三條濫用管理公司、證券職權罪，第四百零四條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稅款罪，第四百零五條徇私舞弊發售發票、抵扣稅款、出口退稅罪，第四百一十條非法批準征用、占用土地、非法低價出讓國有土地使用權罪，第四百一十一條放縱走私罪，第四百一十二條商檢徇私舞弊罪，第四百一十三條動植物檢疫徇私舞弊罪，第四

百一十四條放縱制售偽劣商品犯罪行為罪，第四百一十八條招收公務員、學生徇私舞弊罪都將“徇私舞弊”或者“徇私”規定為犯罪成立客觀方面的要素。如何理解這里的“徇私”，在司法實踐中有不同看法：少數說認為，“徇”單位之私，也是徇私。但多數說認為，徇私應理解為“徇”個人私情、私利，即“徇一己之私”。私情、私利與單位利益相對應，“徇”單位之私不能理解為徇私。當然，為謀取小集體、小團體利益而徇私，當小集體、小團體利益不是單位利益，而是小團體內不特定或者少數單位成員的私情、私利的，實質上屬于個人利益的，可以認定為“徇私”。根據多數說，特定領域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為了本單位的利益，實施濫用職權、玩忽職守行為，構成犯罪的，應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一款的規定濫用職權罪和玩忽職守罪處罰，而不能以徇私枉法罪、放縱走私罪等特定的瀆職犯罪進行處罰。

筆者認為，少數說的合理性是值得懷疑的，理由在于：一方面，將“徇”單位之私解釋為徇私并不符合邏輯。單位是與自然人相對應的概念，其多是依法設立，有必要的財產或經費，有自己的組織機構和場所，能承擔相應民事責任的社會組織。將“徇”單位之私也說成是徇私并不合理。另一方面，為了本單位利益實施的濫用職權、玩忽職守瀆職行為，不視為徇私，有相應罪名可以適用，對于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徇單位之私，嚴重不負責任或者濫用職權，致使國家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可以按照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員失職罪或者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員濫用職權罪定罪處罰。

因受賄而瀆職應數罪并罰

根據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條第三款的規定，司法工作人員貪贓枉法，有前兩款行為的，同時又構成本法第三百八十五條之罪（受賄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刑法的這一規定充分體現了對牽連犯從一重罪處斷的原則。由于瀆職犯罪中除了徇私枉法、枉法裁判等罪以外，其他瀆職犯罪如濫用職權、玩忽職守、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稅款罪等都可能涉及牽連觸犯受賄罪的情況，因此，對受賄后又徇私舞弊，實施各種瀆職犯罪行為的，應當如何處理，在實踐中各地的做法并不相同。而這種現象的存在，是不正常的，所以，為統一司法操作，有必要對受賄又犯瀆職罪的處罰加以明確。

一些學者認為對于上述情況應一律比照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條第三款規定的處罰原則進行處理。理由是犯罪嫌疑人實施瀆職犯罪過程中牽連受賄犯罪的，其行為符合刑法理論中有關牽連犯的特征。例如，有的學者明確指出，受賄后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的，也是貪贓枉法行為，完全可以比照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條的規定從一重罪處斷。而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條第三款的規定體現了對牽連犯的一般處罰原則，是處理其他貪贓枉法類瀆職犯罪的依據。

多數學者則認為，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條第三款的規定，對其他瀆職罪既不能適用，也無指導作用，瀆職犯罪牽連受賄犯罪的，應數罪并罰。具體理由是，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條第三款僅是一條分則特別條款，區別于總則條款和普通條款，因而它只能適用于該條，而不能適用于瀆職罪中的其他分則條款，沒有普遍指導作用。

筆者認為，數罪并罰說是有道理的：（１）對牽連犯從一重罪處斷，乃是理論上的一種概括，而不能將此原則絕對化。刑法中對牽連犯實行數罪并罰的規定，并非絕無僅有，例如對暴力抗拒緝私的，刑法規定以走私罪和妨害公務罪并罰；對采用犯罪方法制造保險事故騙取保險金的，以放火、故意殺人等罪和保險詐騙罪并罰。對于受賄后犯徇私枉法、枉法裁判等以外的其他瀆職犯罪的，進行數罪并罰，由于刑法沒有明確禁止，所以并不是不可行。（２）對牽連犯是數罪并罰，還是從一重罪處斷，需要考慮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當牽連犯中手段行為和目的行為之間，存在輕重關系可以比較時，只按重罪處斷，而對輕罪不給予處罰，并不會帶來實質的不合理，也不會放縱犯罪，此時，貫徹“從一重罪處斷”就不會有問題。但是，當目的行為、手段行為的危害性都比較大，理應給予嚴肅處理之時，采用從一重罪處斷原則，可能有悖于罪刑相適應原則。而瀆職犯罪、受賄犯罪都是國家公職人員利用職務上便利或者職權實施的犯罪，對這類犯罪進行嚴厲打擊一直是立法者和司法機關都給予特別強調的。所以，對刑法明確列舉的徇私枉法、枉法裁判等少數瀆職罪以外的貪贓枉法行為數罪并罰，符合立法旨趣，也符合歷來的司法立場。（３）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條第三款的規定屬于“特別規定”，而不是“提示性”規定。立法者考慮到，在收受賄賂的情況下，國家司法機關工作人員瀆職的可能性會大大增加，這種現象具有普遍性，對這類行為如果在處罰上不明確規定一個標準，實踐中一般會對其數罪并罰，所以對徇私枉法和枉法裁判又受賄的情形，特別規定從一重罪處斷。但是，這一特別規定并不適用于其他受賄后徇私舞弊犯瀆職的場合。

第二篇：廣州公安局原副局長受賄600萬(圖)

廣州公安局原副局長受賄600萬(圖)2013年07月20日 09:13 來源：中國新聞網

何靖。（本報資料圖片黃澄鋒攝）

記者從深圳市人民檢察院獲悉，該院已于近日以受賄罪對廣州市公安局原副局長何靖提起公訴。計劃下周在深圳開庭審理。

該案系由廣州市人民檢察院反貪局偵查終結，由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指定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廣州市人民檢察院于2013年4月8日將該案移送深圳市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

檢方指控，何靖在任職期間，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其本人單獨及伙同其妻子黃某虹（另案處理）非法收受他人賄賂共計人民幣626萬元、港幣67.4萬元、美金1萬元。

某卡拉OK老板送錢60多萬 檢方透露，何靖收受的賄賂，大量來自休閑娛樂行業的老板。由于何靖分管治安，許多特種行業的老板爭相與其“拉關系”、“求關照”。

其中，廣州市白云區一家卡拉OK俱樂部因為治安問題，被公安機關責令停業整頓一個月，該俱樂部股東周某找何靖“打招呼”后，一周后俱樂部就得以重新開張。為答謝何靖的幫忙及日后繼續獲得關照，周某先后送給何靖人民幣42萬元、港幣6萬元。為了給這個實權人物送錢，周某也頗費心思，聽說何靖女兒在香港工作，立即以此為由，送給何靖妻子港幣20萬元。何靖妻子將此事告知丈夫，何靖知道周某在拉攏討好他，欣然收下這筆錢。

打招呼“撈人”收了上百萬

何靖還屢次出面為涉案人員說情，從而收受賄賂。梁某是廣州市白云區一家物業有限公司的老板，其朋友鐘某涉嫌窩藏罪，在何靖的周旋下，鐘某一審被判處八年有期徒刑，二審改判為三年。后鐘某又因賭博被公安機關查處，由于何靖“打招呼”，最后未作刑事處理。梁某的親戚在家打麻將賭錢被公安機關抓獲，梁某找何靖幫忙后，其親戚未被治安處罰。梁某先后送給何靖人民幣85萬元、港幣26萬元、美金1萬元，并通過何靖妻子送上人民幣11萬元的紅包。

某鎮副書記求升遷送31萬

人事安排是何靖斂財的又一途徑。他利用職務之便，為其下屬多名公安民警在職級升遷、工作調動、崗位安排等方面提供關照，收受賄賂。廣州市白云區某鎮黨委副書記王某某曾與何靖有隸屬關系。何靖為其在職務晉升方面提供幫助，多次收受賄賂共計人民幣31萬元。

非法染指經濟活動

染指經濟活動是何靖收黑錢的另一個重要來源。何靖利用職務便利，為廣州市公安局花都分局民警麥某堅在承包經營廣州市公安局花都區分局下屬企業、投資入股企業、職級升遷及麥某堅親屬工作崗位安排等方面謀取利益，收受麥某堅以“利潤分紅”和“感謝費”等名義賄送的錢款共計人民幣320萬元、港幣4萬元。

何靖其人

何靖，男，1957年生于廣東德慶，畢業于廣州醫學院，研究生學歷，二級警監警銜。自1984年參加公安工作以來，先后任(原)花縣公安局刑警大隊副大隊長，(原)花縣公安局副局長，(原)花都市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公安局黨委書記、局長，增城市市委常委、政法委副書記、公安局黨委書記、局長，白云區區委常委、區公安分局黨委書記、局長等職務，落馬前任廣州市公安局黨委副書記、副局長，分管指揮中心、科技通信處、出入境管理處等單位，同時兼任廣州市公安局新聞發言人，在市公安局領導中排名第四。

2012年8月25日，何靖因涉嫌嚴重違紀接受組織調查，成為近年來廣州公安系統“落馬”的級別最高的官員。

1984年進入公安系統后，何靖在原花縣(現花都區)公安局擔任法醫。此后，何靖從一名普通的法醫逐步走上領導崗位，成為局長。據曾與何靖共事多年的同事稱，他在業務上是好手，對偵破大案、命案特別有心得，何靖亦曾自夸“沒有他破不了的命案”。

也有同事說他脾氣狂躁，喜歡拍桌子發火、責罵下屬，有時“前一秒鐘還好好的，后一秒就暴跳如雷”，“摔煙缸”等事時有發生，有時莫名對著向他匯報工作的普通民警破口大罵，讓人無法下臺；也有同事說他辦事雷厲風行，精力過人，“工作不分時間，經常晚上審稿批復材料，沒日沒夜”，“隨時會通知開會，哪怕是晚上11點”，擔任新聞發言人期間對通稿材料審核非常細致甚至苛刻。

懺悔錄： 我只顧享受權力 忘記了服務人民

案發后，何靖對受賄的犯罪事實供認不諱，并主動退繳了全部贓款。他懺悔：“我心存貪念，在交往中慢慢放松了警惕，忘記了黨紀國法，把不正常的當成了正常的，認為幫忙收錢是理所當然的”，“我只想著享受權力帶給我的好處，忘記了黨和人民給予我權力是讓我服務人民的，放縱了自己，結果走向錯誤，走向犯罪。”

第三篇：農行原副行長楊琨受賄細節(案例)

農行原副行長楊琨受賄細節:曾一次收8斤金條

2014-06-19 07:12:19 來源: 中國廣播網(北京)有733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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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琨涉嫌的五筆受賄

接受紀檢部門調查兩年后，北京世貿天階一家爵士酒廊，香港證交所股票00563，一套紅木家具，藍色港灣14.5億貸款，組成了中國農業銀行原副行長楊琨面臨受賄指控的鏈條。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獲悉，楊的妻弟陳輔成涉嫌為其代理了大部分嫌疑資金。

6月18日，此案在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檢方起訴書指控，2005年至2012年，被告人楊琨利用其中國農業銀行副行長、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長的職務便利，在貸款、產品銷售等事項上為有關企業和個人謀取利益，先后收受他人給予的財物折合人民幣3079萬余元。

現年48歲的楊琨在庭上對控方意見幾無異議。這位農行曾經排名第一的副行長，在履職期間出席授信儀式次數頗多，分管前臺貸款業務。司法文件顯示，在與企業的交往中，楊琨被指涉嫌受賄的行為，在資金去向或運作上均與陳輔成有關。

當天庭上公訴人曾表示，鑒于楊琨有主動交代問題；退贓及時，并且全部退還；且庭審表現較好，建議法庭對其判處無期徒刑。楊琨還表示，他曾向檢方表示希望檢舉揭發他人。

中新999萬“補償”

涉嫌金額最大的一筆約達1000萬港元（其中含10元手續費）。庭審信息顯示，2005年香港上市公司中新地產實際控制人酈松校在成都一個道路建設項目出現官司，相關銀行不愿放款。酈松校找到楊為其在農行解決貸款。

此后不久，中新地產酈松校與其他銀行在重慶貸款上出現問題，也由楊出面解決。2007年一次飯局后，楊琨將陳輔成介紹給酈松校，先500萬股、后又追加400萬股，以低于市價約50%的價格獲得香港中新地產股票（00563.HK）。

持有一段時間后，股價有所上漲，陳輔成希望出清股票，但酈松校建議其繼續持有。但此后股票價格下跌，中新地產遭遇停牌。檢方指出，酈松校曾提出按停盤價回購陳手中股票，或再給予一些股票為陳挽回損失。

2008年1月22日，中新地產在香港聯交所停牌，直至2009年5月11日，中新地產才首次通過公告披露停牌原因：因涉嫌觸犯《香港防止賄賂條例》第9條中的針對雇員貪污交易的三項條款，被香港廉政公署調查。

據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了解，2006年，中新地產先后在重慶、北京、天津等地以合作開發、入股項目公司或接盤等方式，收購了20余個大型房地產項目。中新地產的土地儲備也從當年的300萬平方米，增長到2007年的920萬平方米，一年時間翻三番。2009年更是達到了近1500萬平方米的規模。

檢方指出，楊琨并未同意酈松校的解決提議。最終，中新地產方面提供了1000萬港元到陳輔成賬戶。

2009年1月，中新地產沒有按時支付4億美元高息票據的半年利息1.5億元，引發市場對于其資金鏈斷裂的猜測。

事實上，中新地產凈借貸對股東資本比率從2006財年以來一路飆升，從7.9%上升到2007財年的51.3%，到2009財年更是高達79.1%。償債能力則在逐年減弱。流動比率在2007財年達到峰值2.03之后，2008財年下降到2.03，而2009財年更是只有1.86。

2010年6月，上實控股以27.46億港元收購中新地產45.02%的股權成為最大股東。

2010年6月25日，中新地產集團股票得以復牌。此后公司更名為上海實業城市開發集團有限公司。此前中新地產的實際控制人酈松校，在2013年被公安部專案組以“貸款詐騙罪”展開調查。

第二筆涉嫌受賄的事項涉及價值40萬元的紅木家具。第三筆涉嫌金額100萬美元，庭審信息顯示，系一家常州企業用拉桿箱裝好，帶到楊琨住所附近世貿天階的CJW酒廊。由于對方在常州項目，希望楊琨予以協調。

檢方信息顯示，該企業人士以春節拜年為由找到楊琨，至2008年奧運會前夕，楊琨將錢交給陳輔成。辯方則認為，相關證據指出的“收錢”和“轉交”時間相差較多。不能以陳輔成曾收到一筆外幣，作為楊琨曾受賄的依據。

藍色港灣關聯揭開

第四筆涉嫌金額總計418.3萬元。系外界曾高度關注的楊琨與王耀輝的問題。在楊琨被調查后，曾經一度有他與王耀輝共同參與境外賭博的消息。在南京庭審上，沒有出現楊琨涉賭的信息。

王耀輝是中輝國華實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也是北京藍色港灣置業有限公司（下稱藍色港灣）的實際控制人，在藝術品信托市場有較多涉獵，也因為其中資金運作備受爭議。

檢方指控，王耀輝為獲得楊琨對北京“藍色港灣”地產項目的信貸支持，曾分三筆向楊琨行賄。農行涉及藍色港灣的貸款可能達到14.5億元，包括置換民生銀行[0.52%資金研報]貸款的7.5億和此后追加的7億。此前本報已報道，其中涉及約5億以藍色港灣土地抵押的經營性物業貸款。

第一筆是2008年春節前后，王耀輝用一個商場購物紙袋，裝了200萬元港幣，在CJW酒廊將其交給楊琨。

第二筆是2009年春節前，在同一地點，王用布袋子裝著黃金金條（檢方認為重達4公斤，價值115萬）交給楊琨，后被存入了銀行黃金保險柜中。

第三筆是2010年春節前，在上述地點，王送了一幅齊白石的荷花圖。此前，荷花圖在拍賣市場上價格約180萬元。

在庭審中辯方意見是，藍色港灣項目應視為楊的工作業績，給農行帶來了巨大的收益，并且，這筆貸款是楊琨與民生銀行方面競爭爭取而來。

辯方認為，王耀輝第一次交給楊琨的200萬元，是其在澳門賭博贏來，并有通過大陸海關的相關記錄。因此，這筆資金不應被視為與藍色港灣項目有關的賄賂。而相關字畫并未通過拍賣實際交易。因此，農行貸款和這些資金不具關聯性。

楊琨交代，上述200萬港幣在香港自己消費了一些，還有一些給兒子交了學費。楊親自考察了藍色港灣項目之后，覺得項目不錯，在現場曾說“項目不錯，可以支持”。回來以后，開了行長協調會。

第五筆金額為250萬人民幣，行賄人為黃建平，檢方稱之為香港奧德公司副經理。香港奧德的母公司為北大方正。黃與楊認識十多年，一直是朋友關系，從楊升任副行長之后，聯絡開始多起來。

庭審信息顯示，當時楊琨告訴黃，一個朋友缺資金250萬開辦汽車4S店，讓其幫忙周轉。之后，黃將錢給了陳輔成，陳輔成把錢轉給相關人。庭審信息顯示，上述所有的爭議資金，包括其他的物件，楊琨獲取之后均在不同時間交給陳輔成保管。

第四篇：浙江理工大學原副校長受賄 一審被判死緩

浙江理工大學原副校長受賄 一審被判死緩

浙江理工大學貪腐串案在浙江省高教領域引發巨大震蕩，此案涉及人員級別之高、人數之多、金額之巨，皆為罕見。近年來，浙江高校的基建累計投入超過400億元，一個個嶄新的校園初見規模，但與此同時，一些干部紛紛落馬。辦案人員認為，這個案子暴露了一些深層次的問題以及制度建設上的一些缺陷，高校必須認真思考反腐大計。今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受賄罪判處浙江理工大學原副校長(副廳級)夏金榮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判處該校設計研究所原所長沈丁無期徒刑，罪名為受賄罪、挪用公款罪和行賄罪。至此，浙江高校第一貪腐串案一審告終。

此前，該校原黨委書記白同平因受賄罪被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原基建處處長陳松樹因受賄罪被杭州市江干區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十年零六個月。

據浙江省檢察機關介紹，該案涉案人員級別(正廳級)之高、受賄金額(848萬元)之巨，牽涉人員(受賄人4人，行賄人16人)之廣，皆可稱浙江高教領域自建國以來的第一貪腐串案。

該案在浙江省高教領域引發巨大震蕩。一個不爭的事實是，近年來隨著高校干部的頻頻落馬，高校已成為新的職務犯罪高發區。為此，浙江省各高校不得不開始冷靜地思考反腐大計，全面地建章立制，查漏補缺；浙江省紀檢監察部門、檢察機關反貪部門更是不遺余力地出謀劃策。本報記者歷經半年有余，獨家調查采訪了此案。東窗事發 一石激起千層浪

2006年1月，白同平從浙江理工大學黨委書記的位置上退休，雖稱不上風光無限，卻因多年來踏實的工作作風給教職員工留下深刻印象。

然而，時隔半年后，白同平開始坐不住了，原因是該校設計研究所被查賬。而在學校另一間辦公室里，時任該校副校長的夏金榮更是坐立不安，原因也是因設計研究所被查賬。

兩年后，人們總算明白，設計研究所所長沈丁和白、夏二人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沈丁落網，最終令二人晚節不保。

“當時只是省委巡視組在巡視過程中的例行審計，但我們卻發現該校下屬單位———設計研究所的賬目有較大的問題，一方面有著2000余萬元的經營額，另一方面卻連續7年未上交一分錢利潤。”浙江省審計廳的一位干部透露。經過審計調查，一處以沈丁母親、妻子名義購買的房產引起了審計人員的注意。他們認為，沈丁涉嫌挪用公款65萬元用于購買該處房產。

由于研究所經營時間較長，所有賬目又發生在白同平在位期間，與新任領導班子無關。于是，一份關于該研究所經營性質的詢證函被遞到了白同平和夏金榮的案頭。不久，兩人都心照不宣地寫了證明，稱該研究所雖然屬于校產企業，但自負盈虧、“一腳踢”承包。然而，偏偏就是這份證明，最終令白、夏二人露出“尾巴”。

沈丁一案最終由江干區公安分局經偵大隊接手，有關職務犯罪的線索交由檢察機關反貪部門著手調查。“這份證明證實了沈丁關于研究所承包經營的辯解，這樣就可以為其開脫挪用公款的罪責。如果承包屬實，那研究所的問題僅僅是偷漏稅問題。但我們隱約覺得似乎有些蹊蹺，感覺背后存在重大職務犯罪。”江干區檢察院辦案人員說。

經過調查，辦案人員發現沈丁是在2000年4月被任命為設計研究所所長、法定代表人的。但2000年以來所有該校黨委會會議記錄及校長辦公會會議記錄中，均沒有關于設計研究所改制承包的定論。隨著沈丁一案的“吃緊”，白同平和夏金榮更為惶恐，不得不采取了一系列“應對”之舉。而與此同時，辦案人員找到了一個全新的突破口。抽絲剝繭 拔出蘿卜帶出泥

其實，早在2006年11月研究所被審計時，白同平為掩蓋沈丁送其用于購房的54萬元的犯罪事實，讓兒子聯系沈丁，補了一張54萬元的借條，并分兩次歸還了這筆錢。同時，夏金榮也為了掩人耳目，把一間由房地產開發商送給他的儲藏間歸還掉了。

兩人瞞天過海之舉并未阻擋住辦案人員的視線。檢察機關經過抽絲剝繭，反而找到的案件突破口———該校基建處原處長陳松樹和白同平的兒子陸云。

“當時在證據面前，沈丁已經承認了?個人承包?是為了逃避處罰而編織的謊言，白同平和夏金榮的證明是為了開脫他的罪責。于是，我們在想白、夏二人為什么要給沈丁出具假證明？”辦案人員告訴記者。隨著調查的深入，辦案人員發現，幾年來，沈丁承接了學校大量的裝修工程，并由其聯系學校校舍搬遷事宜，牽涉資金14億元。

“我們推測，沈丁和白、夏二人之間的利益關聯點應該是基建工程。于是，學校基建處原處長陳松樹成了此案成功告破的?跳板?。”辦案人員說。

2008年1月，陳松樹被立案偵查。最終，因收受賄賂13萬余元被江干區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0年半。而向他行賄的10余名工程承包人則成了夏金榮歸案的原始線索。根據這些線索，夏金榮涉嫌收受100余萬元賄賂的事實開始浮出水面。2008年4月，夏金榮被立案偵查，他到案后，對自己的受賄事實供認不諱，還透露了一個重要信息，說沈丁在學校一個房地產合作項目中曾收受開發商650萬元好處費。殊不知，這后來卻成了他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的主要指控事實。“白同平一案的告破源于其兒子陸云，我們發現，陸云不但是沈丁公司的員工，還經常利用其母名義染指學校一些基建項目。”辦案人員透露。

經調查，辦案人員發現白同平和沈丁的關系可謂“不打不相識”。2000年，沈丁主持的設計研究所在“浙江理工大學下沙校區整體設計規劃項目”的招標中勝出，然而卻被白同平否決。事后，沈丁決定要“拿下”白同平。為了向白同平示好，他專門將白同平的兒子陸云安排進自己的公司，并利用給陸云發年終獎、出國經費等名義間接送錢給白同平。

2008年6月，白同平被立案偵查。白同平到案后主動交代了自己直接或間接收受沈丁賄賂款60余萬元，還交代了其他一些受賄情節。原形乍現 貪字當頭無藥救

白同平和夏金榮的落網，令浙江理工大學的師生甚為震驚和憤慨。兩人的案子開庭時，該校現任主要領導和中層干部均自覺來到現場旁聽，接受廉政教育。

“我希望我犯的錯誤能得到師生原諒。”庭上，白同平泣不成聲。然而一切的悔過都已無法得到法律的寬恕。法院查明，2001年，沈丁為白同平裝修兩套住房，以少收裝修材料費的方式向白同平行賄5萬余元； 2005年6月，白同平要為兒子買房，沈丁不但推薦了兩套滿意的房源，還及時“借”給白同平兒子54萬元的首付款，事后白同平雖補了借條還了錢，但依據法律規定，法院認定了這一受賄事實。最終，白同平以受賄65.2萬元的犯罪事實，一審被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處有期徒刑11年。相對于白同平而言，夏金榮的受賄事實令浙江理工大學的教職員工更無法接受。

原來，2001年浙江理工大學搬遷至杭州下沙大學城后，學校計劃和房地產公司合作，解決教職工的住房問題，此項工作由夏金榮負責。

于是，這成了夏金榮和沈丁索要“回扣”的好機會。法院查明，夏金榮先讓沈丁找到了一家合作的開發商，開出無比優惠的合作條件。然后，兩人提出索要40%的干股。后經兩年時間的不斷協商，最后開發商支付了650萬元好處費，匯入了沈丁和夏金榮妹夫合辦的裝飾公司。

法院認定了這650萬元系兩人共同受賄。除此之外，夏金榮還收受另外7名建筑項目承包人共計122萬元的巨額賄賂。

據此，夏金榮一審被判死刑，緩期兩年執行，沈丁一審被判無期徒刑。深刻反思 高校反腐路在何方

浙江理工大學這一貪腐串案剛好案發在新老領導班子交替之際，于是，新任領導班子從接任至今，把狠抓廉政建設當成了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

“這個案子暴露了一些深層次的問題以及制度建設上的一些缺陷。近兩年多來，我們在不斷地進行反思，查漏補缺。”該校負責人說。

該校總結認為，此案案發原因有五：一是個別主要領導干部覺悟不高，黨性不強；二是反腐倡廉的學習教育在一部分黨員干部中沒能入腦、入心和見諸行動；三是規章制度沒有得到全面落實；四是權力過于集中，運行不透明，監管不到位；五是一些重要崗位的干部沒有及時輪崗，大大增加了犯大錯誤的可能。針對這五大原因，該校利用近兩年的時間，著手完善反腐倡廉的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責任被分解落實到人，并要求嚴格考核和責任追究。

“近兩年來，學習教育活動沒間斷過，這個教訓實在太深刻了。以前總認為自己有文化懂學術，卻忽略了法律素養的培養，現在發現學法懂法才能避免自己犯錯誤。”該校一位教授說。

該校除了不間斷地進行反腐倡廉的學習教育，還完善了一大批相關制度規章，并收錄編印了《懲防體系建設制度匯編》，教職員工人手一冊。

“學校發生這么大的案子，壓力巨大。但從另一個層面來看也是好事，我們把壓力轉化成了動力，并讓我們更為清醒地來謀劃反腐大計，重整預防職務犯罪的防火墻。”該校負責人說。

就在浙江理工大學為此案痛定思痛之時，浙江省其他高校也不得不冷靜地思考反腐大計。

據統計，近年來，浙江高校的基建累計投入超過400億元。一個個嶄新的校園初見規模，但與此同時，一些干部紛紛落馬。而近三年來，杭州下沙高教園區14所高校中有9所發案，共查處13個貪污賄賂犯罪案件，14名高校干部落馬，其中廳級干部2人，處級干部7人。西湖區檢察院的統計也表明，2005年以來，該院共查處轄區內高校反腐大要案17起，17名高校干部受懲處，涉案領域遍及基建、設備采購、招生考試、職稱評審、科研經費等管理環節。

“從這幾年的情況來看，高校已經成為職務犯罪的重災區，不得不引起我們重視。”浙江省檢察機關一位干部說。

為此，去年年底，浙江省檢察院和教育廳聯合舉辦檢察長與高校校長預防職務犯罪論壇，共商職務犯罪預防大計。

在該會議上，各高校領導紛紛亮出自家的反腐“秘方”與“良策”。浙江大學副校長吳朝暉認為，“高校的職務犯罪懲防體系必須健全四項機制：一是反腐倡廉教育的長效機制；二是對高風險領域的有效監督機制；三是對損害學校和師生利益的行為要有嚴格的責任追究機制；四是在院系管理體制改革中，特別要重視預防工作機制的建立。”

浙江工業大學則亮出“兩大法寶”：一是把好審計關，二是把好“大錢”關。三年來，學校共審計項目567項，審核金額達6.57億元，無論在學校層面還是學院層面，做到凡是有經濟活動就有審計介入。該校校長張立彬說：“校內審計首先要堅持獨立性，然后抓住重點，進行全面審計。為了有效預防職務犯罪，審計工作還必須?關口?前移，特別是對基建領域的審計，必須要從招投標開始就緊抓不放。最終讓審計成為反腐工作的溫度計，為及時糾正工作疏漏、保持干部隊伍的純潔性提供堅強保證。”

第五篇：內蒙政法委原副書記楊漢中受賄四千萬被判死緩

內蒙政法委原副書記楊漢中受賄四千萬被判死緩

各地新聞新華網任會斌、白冰2013-09-30 18:49我要分享 589

內蒙政法委原副書記楊漢中

楊漢中涉因涉嫌受賄罪和濫用職權罪被公訴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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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網內蒙古頻道9月30日電(任會斌、白冰)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政法委原副書記楊漢中受賄罪和濫用職權罪一案，30日16時在包頭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宣判，被告人楊漢中犯受賄罪、濫用職權罪依法判處刑罰，數罪并罰決定執行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被告人楊漢中1954年10月17日出生，系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政法委原副書記兼內蒙古自治區黨委防范和處理邪教問題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曾任滿洲里市委副書記、滿洲里市人民政府市長，呼倫貝爾市市委常委、滿洲里市委書記，興安盟盟委書記。2012年12月26日因涉嫌犯受賄罪被自治區檢察院決定監視居住，2013年1月30日被自治區檢察院刑事拘留，同年2月1日經自治區檢察院批準被逮捕。

檢察機關指控，2000年至2012年期間，被告人楊漢中利用擔任滿洲里市人民政府市長、滿洲里市委書記、興安盟盟委書記、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政法委副書記等職務上的便利，為多名請托人在土地征用、工程項目落實稅款返還、道路工程、光纜下線工程、機場設備安裝工程土地出讓金補交等多個事項上，提供幫助，謀取利益，伙同其妻子、弟弟、情婦、司機等人先后49次非法收受和索取19人給予的財物共計人民幣4037余萬元、美元35萬元、澳元4萬元，其中索賄共計人民幣1320余萬元、美元15萬元。

檢察機關還指控，2007年年底，興安盟委、行政公署擬新建黨政機關綜合辦公樓，并采用拍賣原盟委、行署辦公場所等國有資產及土地的方式籌集新建辦公樓資金。興安盟紅都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經理王國金向時任興安盟委書記楊漢中提出由紅都公司開發原盟委、行署土地，政府負責拆遷的請托事項，楊漢中表示同意。在處置興安盟原盟委行署土地過程中，楊漢中濫用職權，讓紅都公司以底價8000萬元競得該宗土地使用權，而且擅自決定將原本由開發商承擔的拆遷費用變更為政府承擔，給國家造成直接經濟損失4945．6萬元。

法庭上，對于起訴書指控的受賄犯罪事實，楊漢中表示大部分犯罪事實均認可，并能如實坦白向法庭供述，但對其中三起受賄事實存在異議；對于起訴書指控的濫用職權犯罪事實，楊漢中辯解稱，興安盟委、行政公署拍賣和新建事項是經過相關領導集體開會研究決定的，對于給國家造成的損失，他只承擔領導責任，而不是主要責任。在前期檢察機關調查階段，被告人楊漢中能如實供述和交待自己的犯罪事實，并提供親筆供詞，具有坦白、立功情節。返回騰訊網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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