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中國法人制度新理論及其對市場經濟法制建設的影響

呂為錕

一、法人制度和法人制度理論的關系

法人制度是世界各國規范經濟秩序以及整個社會秩序的一項重要法律制度。自從1896年頒布、1900年施行的《德國民法典》首次以法律形式規定了系統、完整的法人制度以后，其他大陸法系國家民法典紛紛效仿德國民法典，英美法系國家通過制定單行的法律和條例建立法人制度，各國法人制度具有共同的特征，但其內容不盡相同。不同的法人制度形成了不同的法人制度理論，法人制度理論成為世界各國建立和完善法人制度、規范經濟秩序以及整個社會秩序的理論基礎。

我國建立法人制度相對較晚，法人制度理論研究工作滯后。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國分別在20世紀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草過民法典，但是都沒有成功。（注①）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整個社會經濟秩序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計劃來維持，缺乏法人制度存在和發揮作用的社會環境。直到1986年頒布、1987年施行的《民法通則》對法人作了專章規定以后，我國才開始建立法人制度，距今僅有十七年的歷史。我國法學理論界一致認為，根據法人的設立宗旨和活動性質我國法人分為企業法人、國家機關法人、事業單位法人和社會團體法人。這種傳統法人制度理論是對《民法通則》確立法人制度的反映，對于依法建立法人制度、規范經濟秩序以及整個社會秩序起到了積極指導作用。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民營經濟得到快速發展，新型經濟組織大量涌現。民辦的從事營利性生產經營活動的社會組織被稱為“民營企業”，同國營企業一樣由工商管理行政部門進行登記管理，納入了企業法人管理體系；然而，民辦的從事非營利性社會服務活動的社會組織（如民辦學校、民辦醫院、民辦律師事務所等）屬于哪一類法人？如何進行管理？傳統法人制度理論不能作出正確地回答，《民法通則》不能予以調整。有的學者認為，這些新經濟組織可以稱為“民辦事業單位”，納入事業法人管理體系，由人事部門進行登記管理。又有學者認為，事業單位具有明顯的國有特征，前邊加上“民辦”二字，顯然不合乎邏輯。學者們眾說紛紜，霧里看花。1998年3月我國立法機關決定恢復民法典的起草工作，2002年12月23日在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一次會議上，新中國的第一部民法典首次提請最高國家立法機關審議，（注②）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主任顧昂然作了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草案）》的說明，指出“與民事主體問題相關聯的還有法人分類，民法通則將法人分為企業法人，機關、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法人，現在社會中介組織越來越多，民辦、合資辦學校、醫院等日益增加，很難歸入民法通則劃分的四類法人。有關民事主體以及法人分類，如何規定為好，需要進一步研究。”（注③）立法機關怎樣制定和修改法律，行政機關怎樣提高行政管理效果，均需要新的法人制度理論作指導。

二、民辦非企業法人的誕生和法人制度新理論的形成改革開放以后，民辦學校、民辦醫院和民辦律師事務所等利用非國有資產舉辦從事非營利性社會服務活動的社會組織如雨后春筍，大量涌現。為了加強管理，有關行政部門紛紛制定了審批和登記的規章，管理體制可謂五花八門、利弊共存。1996年中辦、國辦聯合發出《關于加強社會團體和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工作的通知》（中辦發[1996]22號）（以下簡稱“《通知》”），規定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其他社會力量以及公民個人利用非國有資產舉辦的從事非營利性社會服務活動的社會組織為“民辦非企業單位”，實行“統一歸口登記、雙重負責、分級管理”的管理體制。根據中央統一登記精神，國務院于1998年10月發布《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國務院令第251號）(以下簡稱“《條例》”)，規定民辦非企業單位的概念、宗旨和管理體制等，民政部門是民辦非企業單位的“登記管理機關”，有關行政部門是有關行業民辦非企業單位的“業務主管單位”。《條例》施行后，民政部門對民辦非企業單位的登記管理工作未能全面開展，許多有關行政部門仍然堅持自己登記管理，登記管理混亂的局面沒有徹底改變。1999年，暗地自己登記的“FLG”邪教組織在全國許多地方猖獗，社會穩定受到了極大影響，我國民間組織管理工作岌待加強。1999年11月中辦、國辦又聯合發出《關于進一步加強民間組織管理工作的通知》（中辦發[1999]34號），強調各類民間組織（包括社會團體和民辦非企業單位）必須統一進行民政登記，凡是不進行民政登記的，一律追究相關負責人的責任。據此，民政部于1999年12月28日發布《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暫行辦法》(民政部第18號令)(以下簡稱“《辦法》”)，規定民辦非企業單位按照教育、衛生、文化、科技、體育、勞動、民政、社會中介服務、法律服務和其它共十大行業分類進行登記。民政部在發布《辦法》的同時，決定從2000年初至2001年底用兩年時間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一次大規模地對民辦非企業單位的復查登記工作。復查登記工作開展后，各地各級人民政府做了大量協調工作，大多數有關行政部門認真貫徹落實《通知》、《條例》和《辦法》，指導本行業的民辦非企業單位進行了民政登記，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混亂的局面得到較大改變，我國已初步建立起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制度。

隨著民辦非企業單位法律地位的確立和管理制度的建立，“民辦非企業法人”登上了我國法律舞臺，成為第五類法人。由于《條例》和《辦法》的效力低于《民法通則》，法學理論界對此沒有引起足夠重視，法學院校仍然講授傳統法人制度理論，人們普遍地缺乏對民辦非企業單位的理論認識，大多數法官和律師對民辦非企業單位熟視

國務院無權公開行使行政管理權，造成中國足球界異常混亂。中國足協主張繼續“中超”比賽，對罷賽的俱樂部作出處罰，行使行政管理權，符合全國人大常委會《體育法》的有關規定，具有合法性；部分俱樂部志愿以聯賽取代中超，試圖擺脫中國足協的行政性領導，實現會員的共同意愿，符合黨的政策和國務院《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的有關規定，也具有合法性，中國足球界“罷賽**”實質上是法律與行政法規相沖突的客觀表現。雖然中國足協的負責人是國家體育總局委派的，但其行政性管理權不是國家體育總局授予的，因此國家體育總局對于中國足協的行為不承擔責任，假如受到處罰的俱樂部不服處罰而對中國足協提起行政訴訟，不能把國家體育總局列為共同被告，人民法院一般地以中國足協是社會團體而不是行政機關為由，依據《行政訴訟法》的有關規定裁定不予受理。中國足協的行政性管理權是立法機關授予的，全國人大常委會理應對中國足協的行政性行為承擔責任，假如被處罰的俱樂部把立法機關列為共同被告，人民法院也裁定不予受理，可見中國足協的行政性管理權是不受中國法律制約的，其處罰決定書的效力高于最高人民法院判決書。有的學者認為，社會團體的行為不受法律制約，形成立法空白，故主張將其納入《行政訴訟法》的調整范疇。“法人五類說”法人制度理論認為，社會團體是自律性社會組織，不應具有法定行政管理權，《憲法》規定國務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執行機關，是最高國家行政機關，而《體育法》規定全國單項競賽由該項運動的全國性協會負責管理，設立了“二政府”，變相地否定國務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違背了《憲法》，因此全國人大常委會應當修改《體育法》，取消社會團體的行政管理權，使社會團體真正成為實現共同意愿的自律性社會組織。部分中超俱樂部的改革主張符合黨的政策和行政法規，有利于的中國足球事業的發展，無論通過中國足協批準還是另起爐灶，注定不會順利成功，只要《體育法》不修改，中國足協的行政管理權就繼續存在，改革和發展的障礙就繼續存在，即使國家體育總局和國務院出面協調，也只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緩解矛盾而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矛盾。

1996年公布、1997年施行的《律師法》規定律師事務所有國辦、合作和合伙三種組織形式；經省、自治區、直轄市級以上司法行政部門審核并頒發律師事務所執業證書；律師必須加入所在地的地方律師協會，同時是中華全國律師協會的會員；律師協會共具有七項職責等等，許多內容與《憲法》、《通知》、《條例》和《辦法》存在沖突。2001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改《律師法》，只提高了取得律師資格的學歷條件，沒有貫徹落實中央統一登記精神。司法行政部門認為，《律師法》是律師管理的法律基礎，必須認真地貫徹執行，從而建立起由各級司法行政部門與各級律師協會共同進行管理的體制，即“兩結合”混合管理體制。民政部門認為，本部門是民間組織（包括社會團體和民辦非企業單位）的唯一登記管理機關，其他任何單位和個人無權進行登記管理，司法行政部門對合作、合伙律師事務所擅自進行登記就象對律師的婚姻擅自進行登記一樣，不具有合法性。由于律師事務所的登記管理機關完全錯位，業務管理機關部分錯位，使律師事務所僅取得行業經營許可證而沒有取得營業執照，無法定位，成為不倫不類的社會組織，如作繭自縛，鑄就了律師行業規范和拓展的“瓶頸”。司法行政部門試圖用規模化體現規范化，進一步提高合伙律師事務所的設立門檻，客觀上造成律師事務所的增長速度下降，許多律師為了取得較大的自主權而采取掛靠、承包等方式，律師事務所向律師收取固定費用后不再過問律師向當事人收費多少，助長了私自收案收費等現象發生。當律師與律師事務所之間發生正常的勞動爭議后，勞動仲裁機關以律師事務所未取得營業執照為由，認定律師事務所的主體不適格，從而認定律師與律師事務所之間的勞動關系不成立，對任何一方提出的勞動仲裁申請依法不予受理，造成律師對自己的權益也難以保護的嚴重后果。甚至律師和內勤人員因發生交通事故受工傷致殘致死后，勞動保障行政部門以律師事務所不符合《工傷保險條例》規定的任何一類社會組織為由，對律師、內勤人員及其親屬提出的工傷認定申請不予受理。人民法院受理勞動仲裁機關不予受理的律師勞動爭議案件后，多采用調解方式回避認定是否存在勞動關系，認定律師與律師事務所之間為勞動關系的判例極為罕見。上海市虹口區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02］虹民二(商)初字第624號認定律師與律師事務所之間為勞動關系，在律師界引起較大反響，許多律師歡欣鼓舞，但這一判決是根據雙方當事人關于雙方主體均合法的主張而作出的，法院沒有根據國務院有關條例對單位主體是否適格進行審查。根據《條例》之規定，民政部門履行對民辦非企業單位的登記和年檢工作，不得收取年檢費，而司法行政部門履行對律師事務所的年檢工作卻收取巨額年檢費。河南洛陽有兩位律師對司法行政部門收取年檢費提起行政訴訟，得到法院支持而勝訴，但司法行政部門以兩位律師違規為由拒絕為其年檢注冊，變相地將兩位律師從律師隊伍中“開除”。《行政許可法》施行后，司法行政部門無權收取年檢注冊費，但又傳達律師協會關于收取律協會費決定的通知，如果律師不履行交納會費的義務，司法行政部門不給予年檢注冊，變相地收取年檢注冊費，每一個律師事務所每年須交納團體會費達一萬元以上，同時每一位律師根據職稱不同每年須交納個人會費高達數千元至一萬元以上，全國十萬多律師每年共交納律協會費高達幾十億元人民幣，許多律師為了維持收支平衡，冒著被判刑的風險偷稅漏稅，造成國家稅收流失。各級律師協會共同違反民政部、財政部《關于調整社會團體會費政策有關問題的通知》（民發［2003］95號）的規定向律師亂收費，用身教指導了許多律師向當事人亂收費，有的律師為了逃避高額會費而申請退出多級律師協會，但是《律師法》的強制性規定不允許律師志愿加入和退出。深圳市律師協會某會長上任不足一年將歷任律協留下的1200萬元會費使用完畢，并且出現巨額赤字，未來的六屆律師協會將用20年時間償還欠賬，有50多位律師聯名提出了罷免協會會長和秘書長的提案，但律協會長繼

續被“當選”。律師協會以社會團體的身份收取巨額會費是沒有強制力的，廣大律師完全可以拒絕交納，但《律師法》違背《憲法》授予其行政管理權和處罰權，使其成為“兩結合”管理體制的主體之一，并且司法行政部門規定不交納會費就不給予年檢注冊，廣大律師不得不交納，雖然律師可以把司法行政部門列為共同被告提起行政訴訟，但除了河南洛陽兩律師外，沒有一位律師再敢提起行政訴訟，任其“宰割”。中國律師的執業環境比中國足球隊員的比賽環境差得多，這樣的管理體制決定了中國律師的服務質量水平比中國足球的技術水平更難以提高。許多學者認為，律師管理混亂的原因是《律師法》造成的，呼吁立法機關修改。有的學者認為，律師事務所定位不明的原因在于民政部門默許司法行政部門對民辦律師事務所進行登記管理，沒有采取查處措施，呼吁民政部門象工商管理行政部門那樣加大對無照經營的查處力度。有的學者認為，我國民間組織管理方面存在兩種相互對立的政治立場，一是中央統一登記精神，二是邪教自己登記精神，司法部依據《律師法》規避中央統一登記精神而自己登記，造成合作、合伙律師事務所無法定位，這是律師行業管理混亂的主要原因，呼吁黨中央指導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改《律師法》，呼吁國務院指導司法部貫徹執行《條例》。當全國各地律師事務所普遍地受到定位不明的困惑時，有的地方司法行政部門認識到民政登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沖破了《律師法》和司法部《批復》的束縛，貫徹執行《條例》和《辦法》，要求合作、合伙律師事務所到民政部門注冊登記。例如，日照市東港區司法局批準并指導合作、合伙律師事務所進行民政登記，合作、合伙律師事務所全部取得了《民辦非企業單位（法人）營業執照》，民政部門按照《民辦非企業單位名稱管理暫行規定》的規定核準其單位名稱為“（日照）山東××律師事務所”。他們很簡單地解決了定位問題，其主體合法性不容質疑，不僅民政部門對他們勇敢地貫徹執行中央統一登記精神給予了高度評價，而且稅務部門不再按企業單位進行征稅，頗值得廣大律師們反思，值得上級司法行政部門考查，值得理論界研究。“法人五類說”法人制度理論認為，我國各類法人共分為五類，沒有第六類，國辦律師事務所應當定位于事業單位，民辦律師事務所應當定位于民辦非企業單位。《律師法》違背《憲法》和《通知》精神，應當進行修改，民辦律師事務所由各級司法行政部門負責業務管理，審核頒發律師事務所執業許可證，由同級民政部門負責登記管理，注冊頒發《民辦非企業單位營業執照》，國辦律師事務所由人事部門注冊頒發《事業單位營業執照》，取消律師協會的法定行政管理職責，從根本上取締其“二政府”法律地位。如果社會團體行政性管理權納入《行政訴訟法》調整的范疇，不但不能徹底革除其弊端，反而等于支持社會團體行政性管理權力繼續存在，只能治其表，不能治其本。

四、法人制度新理論對有關行政法規、政策和規章的沖擊

《企業法人登記管理條例》（國務院令第1號）第28條規定：“根據國家有關規定，實行企業化經營，國家不再核撥經費的事業單位和從事經營活動的科技性社會團體，具備企業法人登記條件的，由該單位申請登記，經登記主管機關核準，需取《企業法人營業執照》方可從事經營活動。” 工商管理行政部門對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民辦非企業單位等進行登記管理，可以從事經營活動，均缺乏科學性。1999年6月29日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發布《關于企業登記管理若干問題的執行意見》（工商企字［1999］第173號），第7條規定：“根據國務院發布的《事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的規定，事業單位、社會團體、民辦非企業單位自身不得從事經營活動。條例發布前已辦理登記的，應隨著條例的執行予以糾正。”到底糾正什么？是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民辦非企業單位不再從事經營活動而繼續由工商管理行政部門進行登記？還是工商管理行政部門對從事經營活動的事業單位、社會團體、民辦非企業單位不再進行登記管理？無論怎樣理解，工商管理行政部門對于非從事經營活動而從事社會服務活動的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民辦非企業單位仍然可以進行登記，現實狀況也是如此，例如我國大多數的會計師事務所等中介組織仍然在工商管理行政部門注冊登記，被核準名稱為“××（市、縣、區）××會計師事務所有限責任公司”，法律沖突問題仍然存在。“法人五類說”法人制度理論認為，民辦的會計師事務所等中介組織是從事非營利性社會服務活動社會組織，屬于典型的民辦非企業單位，應當由民政部門進行登記管理，《企業法人登記管理條例》與其他登記管理條例相沖突，應當由國務院進行修改，而不應當由工商管理行政部門通過發布意見予以糾正。《企業法人登記管理條例》和《公司登記管理條例》可以合并為《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條例》。

《外國律師事務所駐華代表機構管理條例》（國務院令第338號）第6條規定外國律師事務所駐華代表機構經司法部審核并頒發執業執照。“法人五類說”法人制度理論認為，外國律師事務所駐華代表機構屬于利用非國有資金舉辦的從事非營利性社會服務活動的社會組織，也是民辦非企業單位，應當同國內民辦律師事務所一樣由司法行政部門進行業務管理并由民政部門進行登記管理，即國民待遇，司法行政部門頒發的“執業執照”屬于行業經營許可證，不可取代民政部門頒發的營業執照。

2000年5月29日國務院清理整頓經濟鑒證類社會中介機構領導小組作出《關于經濟鑒證類社會中介機構與政府部門實行脫鉤改制的意見》，國務院辦公廳對此下達轉發《通知》（國辦發［2000］51號），把經濟鑒證類社會中介機構簡稱為“中介機構”，要求改制為合伙制和有限責任制。2000年8月20日國務院清理整頓經濟鑒證類社會中介機構領導小組、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聯合發出《關于經濟鑒證類社會中介機構脫鉤改制中注冊登記有關問題的通知》（國清［2000］1號），第2條規定：“根據我國社會中介行業發展的實際情況，并借鑒國際經驗，在這次清理整頓中，將經濟鑒證類社會中介行業，按照所需專業知識基礎的不同，分為三類，一是以財務

會計相關專業知識為基礎的行業；二是房地產、工程技術相關專業知識為基礎的行業；三是以法律相關知識為基礎的行業。其中，以法律相關知識為基礎的行業包括：律師、公證、基層法律服務、專利代理、商標代理、版權代理、社會法律咨詢服務等。”2000年9月15日國務院清理整頓經濟鑒證類社會中介機構領導小組、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又聯合發出《關于經濟鑒證類社會中介機構脫鉤改制中注冊登記有關問題的通知》（國清［2000］2號），第2條規定：“脫鉤改制中介機構的組織形式為合伙制或有限責任制，分別按照《合伙企業法》、《合伙企業登記辦法》和《公司法》、《公司登記管理條例》的規定辦理登記注冊。”根據上述政策之規定，從事會計、房地產、專利代理、商標代理、版權代理和社會法律咨詢服務為的中介機構均在工商管理行政部門辦理了注冊登記，成為企業單位，具有了營利性特征。從事律師、公證、基層法律服務的中介機構沒有按照上述政策之規定由工商管理行政部門注冊登記，定位于企業單位，司法行政部門制定了登記管理辦法，自己進行登記管理，國辦律師事務所沒有定位于事業單位，合作、合伙律師事務所沒有定位于民辦非企業單位，都沒有取得營業執照，因而無法定位，其主體合法性受到質疑，帶來許多弊端。實踐證明，哪一個行業不貫徹落實中央統一登記精神，這個行業就異常混亂。民辦非營利性中介機構沒有正確地定位于民辦非企業單位，是造成法律服務業管理混亂的主要原因，我國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應當從中總結經驗并吸取教訓。

司法部根據《律師法》制定的一系列規章體現出自己登記，如《律師事務所審批登記管理辦法》、《國家出資設立的律師事務所管理辦法》、《合作律師事務所管理辦法》、《合伙律師事務所管理辦法》、《律師事務所名稱管理辦法》和《律師事務所分所登記管理辦法》，以及《關于律師事務所不參加編制部門登記注冊的批復》、《關于合作、合伙律師事務所不進行民政登記的批復》等，均與《通知》、《條例》和《辦法》相沖突。“法人五類說”法人制度理論認為，業務管理和登記管理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律師法》第19條規定司法行政部門審核并頒發律師事務所執業證書，屬于許可進行業務管理，沒有許可進行登記管理。《條例》和《辦法》實施之前，司法行政部門對新生的合作、合伙律師事務所統一進行業務和登記管理具有積極作用，不具有違法性；《條例》和《辦法》施行之后，各級民政部門通知當地司法行政部門指導合作、合伙律師事務所進行民政登記是正確的，上海市司法局提出《關于合作、合伙律師事務所是否進行民政登記的請示》后，司法部作出不進行民政登記的批復，具有違法性，《行政許可法》施行后其違法性更加明顯。司法行政部門只有貫徹落實中央統一登記精神，以此推動《律師法》的修改，建立“由各級司法行政部門進行業務管理與同級人事、民政部門進行登記管理相分離”的規范性管理體制，切實解決定位問題，使民辦律師事務所朝著個體、合伙和法人三種組織形式的方向發展，律師行業才能實現規范和拓展，司法行政部門的執政水平和能力才能大幅度地提高和加強。否則，無論司法行政部門怎樣教育整頓律師，都不可能實現規范和拓展。

五、法人制度新理論對有關法律意識的沖擊

關于合伙制。目前合伙律師事務所的成立條件是必須具備執業五年以上的三位律師以上、十萬元以上注冊資金等，合伙律師事務所“具有”法人資格且合伙人須承擔無限連帶責任。“法人五類說”法人制度理論認為，“合伙制”分為一般合伙和合伙法人，人數均為兩人或兩人以上。一般合伙沒有法定注冊資金數額限制，不具備法人資格，合伙人對單位債務承擔無限連帶責任。合伙法人須有十萬元以上注冊資金，具備法人資格，合伙人對單位債務承擔有限責任。只有取得法人營業執照的合伙組織才具備法人資格，一旦具備了法人資格就承擔有限責任，不能同時承擔無限連帶責任，自相矛盾。

關于有限責任制。有的人一提到“有限責任制”就同“有限責任公司”劃等號，認為只有成立有限責任公司才能承擔有限責任。“法人五類說”法人制度理論認為，“有限責任公司”是企業單位方面的專用術語，具有“營利性”的含義。民辦非企業單位具有非營利特征，不能稱為有限責任公司，可以稱為“某校”、“某院”、“某所”、“某中心”等，只要取得了《民辦非企業單位（法人）營業執照》后，就依法承擔有限責任。

關于中介組織。有的人把民辦學校、民辦醫院等均稱為中介組織。“法人五類說”法人制度理論認為，《刑法》第229條把承擔資產評估、驗資、驗證、會計、審計、法律服務等職責的單位稱為“中介組織”，國務院《關于經濟鑒證類社會中介機構與政府部門實行脫鉤改制的意見》對其簡稱為“中介機構”，均揭示了其作用。根據其宗旨和性質，營利性的中介組織應當定位于企業單位，非營利性的中介組織應當定位于事業單位或民辦非企業單位，均須納入法人制度管理體系。民辦學校、民辦醫院等屬于民辦非企業單位，但不屬于中介組織。

關于行業管理。許多學者認為，借鑒國際經驗，行業管理職責應當由行業協會負責。目前，我國許多行業管理職責由行政部門和行業協會共同承擔，個別行業協會大有取代行政管理的趨勢，行業協會不僅具有行政色彩的管理權，而且具有收費權和處罰權，不受《行政處罰法》、《行政復議法》、《行政許可法》和《行政訴訟法》的制約，俗稱“二政府”。“法人五類說”法人制度理論認為，行政部門是《憲法》規定的唯一行政管理機關，行業協會屬于社會團體，與民辦非企業單位同屬于民間組織的大范疇，二者均經民政部門登記后成立，法律地位是平等的，行業協會不具有法定行政管理權。業務管理和登記管理是行業管理的兩個主要內容，應當均由行政部門負責。有關部門法違背《憲法》的規定確立行業協會具有行政管理權，設立“二政府”，必然妨礙行政機關的管理職能，削弱黨的執政能力。上海市人民政府已率先對“二政府”采取清理清查措施，向部門法提出挑戰，值得學習推廣。

關于政策與法律的關系。黨的政策是制定和修改法律的依據，法律是貫徹落實黨的政策的重要手段。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

過渡時期，黨的新政策常常與過去制定的法律不一致，立法機關修改法律需要一定的時間按照法定程序進行，黨的新政策與法律之間的沖突是客觀存在的，這就是法律的穩定性與政策的靈活性之間的矛盾。行政部門如何處理這個矛盾？是貫徹執行黨的新政策而不再繼續貫徹執行法律，還是繼續貫徹執行法律而不貫徹執行黨的新政策？理論界存在兩種不同的主張。第一種觀點認為，法律是由立法機關制定的，一經頒布施行就具有法律效力，非由立法機關按照法定程序修改或廢止不得終止執行，如果行政部門任意終止執行法律，就會損害法律的尊嚴。第二種觀點認為，黨的新政策是黨中央制定的，一經作出決定后行政部門就應當立即開始貫徹落實，如果黨的新政策必須等待法律修改后才開始貫徹執行，那么行政部門就依法規避黨的政策，不能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筆者贊同第二種觀點，我國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就是通過行政部門及時貫徹執行黨的新政策而取得的，不是通過立法機關先修改《憲法》才取得的，所以行政機關應當及時貫徹執行黨的新政策，立法機關應當按照黨的新政策盡快地修改法律。“法人五類說”法人制度理論有利于指導立法機關制定和修改法律，建立和健全市場經濟法律體系，有利于指導行政機關正確處理法律與黨的政策、行政法規之間的關系，打破計劃經濟舊法律體制的束縛，促進經濟快速發展，保持社會長期穩定，有利于提高黨的執政水平，加強黨的執政能力。

注：

①②、民法典與公民——梁慧星教授系列訪談錄，梁慧星、張偉杰。

③、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草案）》的說明——2002年12月23日在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一次會議上，顧昂然。

（謹以此文獻給學習貫徹《中國共產黨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的人們！文中不當之處難免，敬請批評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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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呂為錕，男，1964年6月出生，參加高考、成人高考和自學考試先后分別畢業于臨沂師專外語系、曲阜師范大學英語系和山東大學法律自學考試，1993年考取律師資格，1994年從事律師工作至今，2004年兼任勞動仲裁員，在《法學雜志》、《律師與法制》等雜志上發表論文共三篇, 在山東省自學考試雜志上發表《自學考試——我的“哈佛”》自傳一篇，2000年8月被中國共產黨日照市委、日照市人民政府授予“日照市專業技術拔尖人才”榮譽稱號,是全市政法系統中唯一獲此殊榮者，學術理念為“用律師從社會實踐中總結出來的法學理論變革中國。”擅長辦理經濟糾紛、人身傷害賠償、勞動爭議和刑事辯護等律師業務,業余愛好乒乓球運動。

工作單位：（日照）山東名律律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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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中國傳統文化對我國法制建設的影響

中國傳統文化對我國法制建設的影響

說到中國傳統文化對于我國法制建設的影響其實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講，一個是積極影響，另一個就是消極影響。

1．積極影響

在我國，“民本思想”歷來有之，例如儒家思想著名的代表人物孟子就提出了“民貴君輕” 的思想，唐太宗李世民也曾經說過“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些民本思想對于我國的法制建設都有著積極的影響。在我國古代的封建社會雖然實行的是森嚴的封建等級制度，但是也不乏一些平等的思想的出現，像是“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思想就與今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有著異曲同工之意。這些“民本思想”和平等的思想對于我國的法制建設都具有積極的作用。

2．消極影響

除了積極的影響，事實上，在我國的傳統文化中也有很多消極的不利的因素摻雜在其中。與西方國家相比，我國向來就缺乏民主的傳統。在我國封建制度下，皇帝是高高在上的統治者，具有生殺予奪的權利，并且在封建制度下還存在著森嚴的等級制度。在這種制度下，人們往往被分為三六九等，至于所標榜的“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思想在封建等級制度極其嚴密的封建社會，它的現實性還是很小的。

在我國古代，刑事法律制度從漢唐建立以來一直到明清封建制度的結束，它的制度的基本框架基本上沒有什么大的變化。眾所周知，法律是作為上層建筑存在的，它應當隨著經濟基礎的不斷發展而發展的，然而，在中國幾乎涵蓋了整個封建社會時期，中國的法律卻沒有伴隨著經濟的發展而不斷發展，因此，這種千年不變的法律制度理所當然的會不適應文明社會的不斷進步。

在我國古代社會，倡導的更多地是道德的約束，而很少提及訴訟的理念，受這種思想的影響，一直到今天，在很多中國人的觀念中還認為打官司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在遇到一些問題的時候，人們更傾向于用法律之外的方法來加以解決。這種種思想的影響很顯然是不利于我國的法制建設的。

第三篇：論列寧主義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影響

論列寧主義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影響

【摘 要】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深受列寧主義的影響，充分把握我國國情、分析革命實質和特點，創造性提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科學理論。它引導了革命的勝利，推進了毛澤東思想的形成，豐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同時將其中國化。

【關鍵詞】列寧主義；毛澤東；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

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內容之一，它在烽火飄搖的年代里，為中國革命和發展將何去何從指明出路。毛主席之所以提出這個科學理論來指導大革命的勝利，得益于他對列寧主義的學習、吸收和超越，并將其與我國當時實際巧妙結合。

一、產生影響的歷史背景

列寧主義之所以能得到毛主席及我黨共產黨人的重視，并將其視作解放的武器，不外乎以下幾個背景條件：第一，20世紀初的俄國與近代中國的國情驚人的相似：兩國面臨多重殘酷的壓迫、資本主義發展與封建主義的矛盾、封建主義與帝國主義的矛盾等各種錯綜復雜的矛盾集合點。第二，列寧領導十月革命的勝利讓共產黨人意識到歷史潮流的變化，看到真理的曙光。第三，在帝國主義階段，列寧繼續發揚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性和戰斗性，其不斷革命理論深刻影響著毛主席。

二、毛澤東對列寧主義的運用

毛澤東把列寧主義的革命理論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解決中國革命中的問題，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革命領導權

1905年，在關于俄國民主革命領導權的議題上，列寧反對資產階級領導民主革命，因為資產階級對封建制度具有依賴性，并且他們之間關系密切，假使資產階級掌權，也不會革除舊制度，反而改走改良的路線，這無益于無產階級的發展。而無產階級因其一無所有，而具有徹底的革命性，因而列寧主張無產階級不僅要參加民主革命，與廣大農民結盟，還要掌握革命的領導權進行階級斗爭，將革命進行到底，實現無產階級專政。列寧的這一論斷，得到毛澤東的高度重視，他在分析階級性質時深刻意識到資產階級的軟弱性、依附性、妥協性和無產階級的徹底革命性，而資產階級的二重性也決定著他們時刻有可能變為革命的對象。“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兩個基本問題、兩大基本任務，中華民族資產階級都不能解決” [1]，雖然資產階級和農民也是革命力量，但只有無產階級是革命的基本動力，擔負得起領導革命走向勝利的重任。

（二）革命發展階段及性質

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性質不同，前者是推翻封建制度，建立資本主義制度，而后者是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為社會主義發展掃除障礙。列寧在審視俄國現實后，發展馬克思主義的不斷革命的理論，創造性提出俄國革命兩步走理念，讓民主革命為社會主義革命完全勝利積蓄力量。

帝國主義列強的入侵，使中國淪為半殖民半封建的國家，毛主席正是從這個事實出發，明確中國當前革命的對象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及隨時可變為敵人的大資產階級，進而明確我國的主要矛盾。毛主席很明確，如果不打到列強，實現民族獨立，推翻封建壓迫只是一句空話，因而這個革命既不完全是社會主義性質的但又非傳統的資本主義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它的出發點是挽救民族危亡，但最終目的是建立無產階級政權。顯然，毛澤東繼承和發揚了列寧主義關于革命階段認識的理論。

（三）工農聯盟

早在列寧之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經提出系統的工農聯盟理論，列寧堅持將馬克思主義與俄國革命相結合，用科學的理論指導革命的進行，在革命進程中，發展和實踐工農聯盟理論。那個時代的農民沒有自己的土地，而是附庸于富農大地主，是沒有土地的長工，盡管俄國廢除了農奴制，盡管俄國卷入資本主義的浪潮，農民階級只不過是從一個火坑跳到另一個火坑，他們極其貧困，成為社會最最底層的人士，而這個最底層占到了俄國十之八九的人口。列寧在分析農民問題時，深刻認識到農民被壓迫、被剝削的嚴酷性，反抗性和革命斗爭性，“只有農民群眾加入無產階級的斗爭，無產階級才能成為戰無不勝的戰士。” [2]，列寧對農民在革命中的地位予以肯定，十月革命前夕，他堅決主張工人與農民結合，只有得到廣大農民的支持，革命才能進行到底取得勝利。而十月革命的勝利正是對農民地位和工農聯盟作用的肯定。

19世紀90年代的俄國，產業工人以達到一千萬，卻仍采取與農民階級緊密結合以爭取革命勝利。而我國，在同時代僅有三百萬產業工人，對于革命隊伍來說，力量還很小，展開革命會面臨諸多困難。這些產業工人很大程度上來源于農民，他們農民階級有著天然的親密性。此外，農民階級達到人口總數的80%有余，他們深受“三座大山”的壓迫和剝削，其中還有80%的人無法養活自己。農民的一無所有和被剝削、壓迫，決定著農民階級革命的徹底性，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天然同盟軍，如果將其發展成革命隊伍，其力量非常可觀。毛主席正是在馬克思主義在國內傳播及十月革命勝利的影響下，深刻認識到團結農民的重要性，認識到農民是我國革命的主要承擔者，是我國革命的主要力量和革命隊伍的主力軍。毛主席本身也出自?r民家庭，深知農民最想要的是什么，帶領農民打倒地主，分土地，與廣大農民打成一片，而工農聯盟也成為統一戰線的基礎。

（四）武裝斗爭

暴力是“助產婆”，能催生出新社會，武裝斗爭是徹底粉碎舊社會的關鍵。馬克思主義認為，無產階級應采取武裝斗爭的方式奪取革命的勝利和政權。在“流血星期日”事件后，列寧開始反復、大量研讀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革命的作品。在“三大”召開后，列寧提出要把武裝起義放到革命任務的首位上。他認為，武裝斗爭是革命的最高形式，是奪取革命勝利果實的重要手段，是爭取政治自由的唯一方式。正是通過列寧領導俄國無產階級對該理論的成功實踐，影響了中國共產黨人對武裝斗爭的準認識，用武裝斗爭來改寫中國的命運。

我黨對武裝斗爭的認識和運用的道路是坎坷的，大革命初期，黨的領導人因不重視武裝革命，放棄對它的領導權而致使大革命慘敗，損失嚴重。直到南昌起義，我黨才揭開武裝斗爭的序幕，在隨后大大大小小的起義、戰爭中，逐漸摸索進步，最終取得革命的勝利。毛主席認為武裝斗爭奪取政權是革命的最高形式和核心任務，沒有武裝斗爭，“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任務。” [3]盡管如此，我黨也接受其他斗爭方式，因為我國的國情特殊，我國首先是個半殖民地國家，沒有完整的主權；其次，內憂外患：受到帝國主義和封建制度的壓迫；另外，我國絕大部分人口是農民，他們與工人階級有著天然的聯系，所以，斗爭要與各種群體相結合，形成第二條戰線，推進解放戰爭的勝利。斗爭方式的多樣性，成為我國革命的特征和長處。

三、評價

轟轟烈烈的十月革命把列寧主義傳播到中國，為我黨和廣大知識分子、有志青年歡迎、理解并信仰，更是被當作理論準則來指導我國革命的進行。列寧主義為毛主席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提供理論來源、為革命實踐提供指導方針、為我國民族獨立探索提供指導。當然，由于客觀條件的限制，毛澤東在對列寧主義的認識理解和把握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是毛主席從我國最大的國情出發，將列寧主義與我國現實結合，提出的戰略退卻理論、生產合作社、建黨學說、無產階級文藝方針、實踐論、矛盾論等以及革命進程中逐步形成戰爭理論，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但是，我們共產黨人的步伐并沒有停止，而是更加系統的學習，深化馬克思列寧主義與我國國情的結合，將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強國！將我黨建設成為最先進的政黨！

【參考文獻】

[1] [3]毛澤東選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73-674，191.[2]列寧選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56.

第四篇：論朝鮮戰爭對中國的影響

論朝鮮戰爭對中國的影響

朝鮮戰爭從1950年6月25日至1953年7月，經歷了3年多，以中朝兩國人民的勝利，美帝國主義侵略者的失敗而結束。這場戰爭無論是對中國、朝鮮、美國、蘇聯和日本，還是對遠東乃至整個世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但它對中國的影響更加突出、更加深遠。第一，保衛了中國的國家安全，鞏固了中國的人民政權。1950年朝鮮內戰爆發，美國當局不僅干涉朝鮮內政，同時，還令其第七艦隊駛入臺灣海峽，干涉中國內政。隨后，美國操縱聯合國糾合一支以美軍為主的“聯合國軍”，大舉進犯朝鮮北方，迅速向中朝邊境推進，并出動飛機轟炸中國的邊境城鎮，使中國的國家安全受到嚴重威脅。中國抗美援朝并取得勝利，粉碎了美帝國主義妄圖占領整個朝鮮半島和把新中國扼殺在搖籃里的迷夢，保衛了中國的國家安全。

新中國成立之初，百廢待興。恢復經濟和鞏固政權，是中國政府和人民的首要任務。這迫切需要一個相對穩定的國際、國內環境。朝鮮戰爭及其勝利極大地改善了新中國面對的安全形勢，為新生的人民政權的鞏固創造了基本的外部環境。正如章百家指出的那樣：朝鮮戰爭進行的三年，也是新中國不斷鞏固的三年。由抗美援朝而煥發起的革命熱情和生產積極性成為推動中國國內各項社會改革、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的巨大動力。

第二，促進了新中國國民經濟的恢復，推動了新中國的社會改革，為新中國大規模地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和有計劃地社會主義建設創造了良好的周邊和國際安全環境。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人民迫切需要集中精力醫治多年戰爭造成的創傷，全力以赴重建家園。然而，朝鮮戰爭的爆發，破壞了新中國恢復經濟和鞏固政權所迫切需要的和平的國際環境，使新中國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對東北更不利。中國出兵朝鮮、抗美援朝，就是保家衛國，就是要取得一個進行長期和平建設的環境，得以保證大規模地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和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建設。這場戰爭極大地調動了中國人民的愛國熱情和生產積極性，使經濟生產、財政收入連續大幅度增長。可見，這場戰爭，因此，這場戰爭的勝利，有利地促進了中國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更重要的是為中國50多年來的和平經濟建設，贏得了良好的周邊和國際安全環境。

第三，鍛煉了中國軍隊，促進了中國軍隊現代化建設的發展。朝鮮戰爭是一場現代化條件下的局部戰爭，中國軍隊雖然武器裝備處于劣勢，但是參戰軍兵種之多是空前的，陸軍、空軍、步兵、炮兵、坦克兵、工兵、防空兵、通信兵、衛生部隊和后勤部隊等，都在這場戰爭中經受了鍛煉，取得了以劣勢裝備戰勝優勢裝備之敵，尤其是進行現代化戰爭的寶貴經驗。這正如毛澤東所說：“朝鮮戰爭是個大學校，我們在那里實行大演習，這個演習比辦軍事學校好。” 第四，極大地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威望，確立了新中國在解決亞洲和國際事務中的重要地位。中國軍隊出兵朝鮮，敢于同不可一世的世界上最強大的美軍作戰，這一舉動本身就極大地震動了全世界，尤其是中國軍隊以弱勝強，在國際上更是引起了巨大反響。這場戰爭的勝利，一掃中國近代史上的屈辱，中國人民真正地揚眉吐氣了，中華民族真正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經過這場戰爭，不論是當時的敵人，還是朋友，都不能不對新中國刮目相看了。美國軍政首腦從此都承認中國是世界上的軍事強國之一。美國官方在總結朝鮮戰爭時說，中國“再也不是那個軟弱無能的國家了”，中國在這場戰爭中贏得了聲譽和提高了地位。美國從此不敢再輕視中國，在亞洲和國際事務中不得不把中國擺到適當的位置。“聯合國軍”第二位總司令李微奇在他的回憶錄《朝鮮戰爭》一書中總結的一條教訓，就是美國當初不相信中國人民的決心和力量，不相信中國人說話是算話的，沒有重視中國政府的一再警告。正是總結了這一教訓，在60、70年代的越南戰爭中，美國的地面部隊才未敢越過北緯17°。總之，正如彭德懷所說的：“西方侵略者幾百年來只要在東方一個海岸上架起幾尊大炮就可霸占一個國家的時代是一去不復返了”。1954年國際上召開日內瓦會議，討論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及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中國理所當然被邀請參加會議。這件事本身就說明中國在解決亞洲重大問題上的地位。新中國剛成立時，美國在外交上對中國采取孤立政策，聯合其他西方國家拒絕承認新中國和拒絕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朝鮮戰爭開始時，與中國建交的國家只有16個，并且絕大多數是社會主義國家。經過朝鮮戰爭，中國的國際威望和影響迅速擴大了。朝鮮停戰以后，包括英、法、荷、意等在內的許多參加對中國實施封鎖禁運的西方國家，于50年代中后期，先后恢復了與中國的正常貿易關系。到50年代末，與中國建交的國家就翻了一番。70年代中期，在朝鮮戰爭中參加“聯合國軍”行動的國家除了美國外已先后同中國建交，與中國建交的國家已達到100余個。70年代初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恢復和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70年代末中美正式建交等一系列重大事件，都有朝鮮戰爭這個因素在影響著。第五，使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臺灣的計劃擱置起來，延緩了海峽兩岸統一的進程。新中國成立后，中國人民解放軍正計劃著出兵臺灣，解放臺灣。但1950年朝鮮爆發內戰，美國當局立即宣布武裝干涉朝鮮內政，隨后又糾集“聯合國軍”擴大侵朝戰爭。杜魯門還下令美國第七艦隊開到臺灣海峽，他說：“臺灣地位的決定必須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復、對日和約的簽訂或經由聯合國的考慮。”并聲稱要“阻止對臺灣的任何進攻”。美軍登陸朝鮮后，不顧中國政府和人民的一再警告，悍然越過三八線，大舉進犯朝鮮北方，迅速向中朝邊境推進，并出動飛機轟炸中國的邊境城鎮，中國的安全受到了嚴重的威脅。在此形勢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向中國政府提出出兵援助的請求。是出兵援朝還是解放臺灣？中國政府面臨著艱難的選擇。朝鮮戰爭的爆發，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給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臺灣創造了良機，另一方面又使中國國家安全受到嚴重威脅。中國政府從大局出發，從中朝兩國人民的利益著想，認識到朝鮮的存亡與中國的安危是密切關聯的。唇亡則齒寒，戶破則堂危。中國政府最后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戰略決策。雖然中國取得了這場的勝利，但因此而使中國人民解放軍喪失了解放臺灣的良機，使解放臺灣的計劃擱置起來。朝鮮戰爭結束后，美國對華政策中的一個關鍵問題就是一直堅持霸占臺灣、澎湖、金馬等島嶼。1955年1月24日，艾森豪威爾在致國會的特別咨文中要求使用武裝部隊阻撓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臺灣。28日，美國參、眾兩院通過授權美國總統在臺灣海峽使用美國武裝部隊的緊急決議。1958年，美國進一步陳兵臺灣海峽地區，制造緊張局勢，炮轟金門、馬祖島。長期以來，美國不僅長期霸占臺灣、金馬等島嶼，而且美國軍艦、軍用飛機不斷侵犯中國領海和領空，從1958年9月7日到1971年底，中國政府已先后向美國提出497次嚴重警告。可見，美國對臺灣地區的政策一直阻礙著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臺灣。直到50年后的今天，臺灣的統一問題仍是中國政府擺在桌面上的問題，也是海峽兩岸關注的焦點。第六，導致了中美之間20余年的敵對。朝鮮戰爭挫敗了美國妄圖以武力壓服中國的戰爭計劃，也打擊了美帝國主義在亞洲的侵略政策。但也使已經開始惡化的中美關系不可逆轉，中斷了改善中美關系的可能，中美關系呈現全面對抗的態勢。1950年夏，美國政府確定了敵視新中國的政策。首先，美國宣布對中國實行經濟封鎖。1951年5月18日，美國操縱聯合國第五屆代表大會通過對中國實行禁運的決議。10月，美國眾議院通過了美國1951年相互防御援助管制法，禁止把313種戰略物資運往社會主義國家。如果任何國家不遵守此法案，就不給這些國家以任何援助。在美國的高壓下，在1953年已有45個國家參與對中國實行禁運。1957年5月30日，美國重申將繼續奉行對華全面禁運政策。其次，美國阻撓中國進入聯合國。1953年6月，美國參眾兩院通過“共產黨中國政府不應被接納為聯合國會員作為中國的代表”的提案。1954年7月7日，艾森豪威爾愛記者招待會上說“我完全而且無可改變地反對在目前局勢下接納紅色中國進入聯合國”。1957年6月28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在舊金山發表題為“我們對中國共產主義的政策”的演說中說“如果我們同中共建立關系，那是愚蠢的，因為這種關系會增強他們，傷害我們同我們朋友的能力”。因而，在歷屆聯合國代表大會上，美國一直阻撓中國的合法權利，直到1971年仍把臺灣蔣介石集團當作中國人民的代表。

總之，50多年來，朝鮮戰爭對中國的內政外交產生過重大影響，中國政府和人民在這場戰爭中所積累起來的寶貴經驗，在今天仍具有重要作用和深遠意義。

參考書籍：沈志華《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 《李奇微回憶錄》

王樹增《遠東朝鮮戰爭》

約瑟夫?古爾登《朝鮮戰爭:未曾透露的真相》 莫里斯·艾澤曼《美國人眼中的朝鮮戰爭》

第五篇：論改革開放對中國的影響

論改革開放對中國的影響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中國對世界時代潮流的積極回應，是中國主動應對世界發

展潮流的必然之舉，從而成為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改革開放以來，中

國利用世界和平發展帶來的機遇發展自己，又以自身的發展更好地維護世界和

平、促進共同發展，為世界做出了突出貢獻。中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取得的寶貴

經驗和在此過程中形成的一些理論，為世界各國的發展提供了借鑒。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對世界時代潮流的積極回應。30年前，我們國家面臨十

分困難的局面：國民經濟面臨諸多困難，十年內亂遺留下來的政治、思想、組織

等方面的混亂現象極其嚴重。與此同時，世界范圍內新科技革命蓬勃興起，發達

國家紛紛進行后工業革命，許多發展中國家也加緊向現代化社會轉型，中國周邊

國家和地區的異軍突起。所有這些，都對我們黨和國家形成了巨大壓力。面對困

境和壓力，我們黨科學分析世界大勢和國內狀況，準確把握時代主題和人民愿望，毅然決然地做出了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戰略部署。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對所謂貧窮的社會主義的一種反思和超越，是要以改革

開放為動力，打破舊體制的束縛，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完善社會主義制度，使中國擺脫貧窮落后，依次實現溫飽、小康和中等發達，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

路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擺脫貧困和實現現代化，這是具有世界普遍意義的一個重要課題，也是任何一個國家的政黨要思考的問題或要面對的問題。一些

國外政黨認為，中國是當今世界經濟發展最快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共產黨在治黨

治國等方面積累了許多成功經驗，他們訪華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學習和借鑒中國共

產黨治國理政的經驗。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取得了

巨大成就，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這不僅是對中國人民的貢獻，也是對世

界人民的貢獻。當然，我們黨和國家歷來認為，世界上的問題不可能都用一個

模式解決。我們高度尊重人類發展的差異性和文明進步的多樣性。我們既然一再

強調走自己的路，就決不會以任何理由要求別國照搬照套我們的發展道路、發展

模式。但不可否認，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發展進步的經驗和在此過程中形成的一

些理論，為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提供了經驗，這些理論成果不僅將對中國的發展

產生深遠影響，而且會惠及世界的發展。

總結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經驗，我們將繼續實行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30

年改革開放的實踐告訴我們，中國發展進步離不開世界，世界繁榮穩定也離不開

中國。在世界多極化不可逆轉、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科技革命加速推進的世界

大勢之下，中國的前途命運日益緊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運聯系在一起。中國人民

將繼續同各國人民一道，為實現人類的美好理想而不懈努力。而中國與世界互動的過程，也是向世界介紹中國特殊性的過程，是向世界展示中國智慧的過程，也

是對世界做出中國獨特貢獻的過程。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發展，中國將對

世界的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所形成的經驗將對促進世界的發展做出更多的理論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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