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中國共產黨誕生及其對中國的影響

論中國共產黨誕生及其對中國的影響

今天，中國和共產黨已經成了不可分割的一體。中國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中國共產黨在其中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回顧過去，在那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時期的中國，無數人民深受本國封建壓迫的同時也在飽受帝國主義的迫害，在那個黑暗的年代里，追尋光明是人們的首要任務。但是，經過農民階級的探索，經過資產階級的改革，由于本身階級的局限性，加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這兩個重要的制約因素決定了兩個階級的失敗。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其實這句話不僅僅適用于經濟，小到一個家庭，大到一個世界，這句話都會有所適用。在新民主主義后馬克思列寧主義開始滲入中國，這一思想給予了中國探索者已深深的啟迪作用。于是，有了由工人階級的產領導的革命運動真正崛起，其中又聯合了農民階級共同斗爭。把握了社會發展的中國共產黨根據中國實情以及經過無數的斗爭不斷地壯大了起來，并成為一個不可小覷的新勢力。

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具有必然性：（1）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為黨的誕生提供了思想基礎。

①五四運動后，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流，宣傳新文化的報刊大量涌現；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團體紛紛建立；馬克思主義課程開始登上高等學校講壇；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基本著作和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書籍陸續翻譯出版；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隊伍逐漸形成。

②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是在同各種錯誤思潮斗爭中實現的。馬克思主義者與反馬克思主義者開展了“問題”與“主義”的論戰，批判了基爾特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不斷擴大和鞏固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陣地，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開辟了道路。

（2）中國工人階級的成長和工人運動的發展為黨的成立奠定了階級基礎。五四運動前夕，中國產業工人已達200萬人。五四運動中，他們開始登上政治舞臺并發揮了巨大威力，實現了從自在階級向自為階級的轉變。五四運動以后，工人運動進一步發展，表明中國無產階級建立自己政黨條件日趨成熟。

（3）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為黨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準備。五四運動后，一批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深入工人群眾中傳播馬克思主義。從1920年起，他們開始著手建黨活動。在中國最早籌建無產階級政黨的是陳獨秀和李大釗。1920年8月中國第一個共產黨小組在上海成立。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的建立，為成立中國共產黨奠定了基礎。（4）列寧領導的共產國際從各方面給予的實際幫助，從外部推動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偉大意義：（1）中共“一大”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目就煥然一新；（2）中國共產黨與以往任何政黨不同，它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是新型的、工人階級的革命政黨；（3）它不僅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還代表中國廣大人民和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4）它的誕生給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帶來了光明和希望。自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為爭取民族解放和實現國家振興進行過長期的多方面的努力,但這些英勇的斗爭成效甚少,屢遭失敗,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沒有一個以先進的科學理論為指導、能代表人民利益并密切聯系群眾、組織上堅強有力的政黨,作為凝聚和組織全國革命力量的領導核心。而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使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有了一個可以信賴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中國工人階級有了自己的先鋒隊和堅強的戰斗司令部,中國新的革命運動有了發動者和領導核心。從此,中國革命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中國革命很快出現了嶄新的局面。黨發動和掀起了轟轟烈烈的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并積極開展農民運動、青年運動、婦女運動和其他各項工作。同時,黨通過領導中國革命的初步實踐和對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探索,在列寧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理論的指導下,很快制定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解決了中國民主革命的對象、動力、形式、任務和目標以及前途等問題;同時確定要通過民主革命進一步創造條件,實現黨的最高綱領,即“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這是黨對中國革命問題認識的又一個重大進步和飛躍。黨通過發展工農運動和實現第一次國共合作,推動了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迅速到來。

“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中國共產黨成立時,只是一個有50多名成員的小黨,但它代表著中國最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著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因而預示著中國的光明和希望。中國共產黨滿懷信心地以改造中國為己任,以堅定的信念為中國人民指明前進的方向和奮斗目標。經過80年的英勇奮斗,它已發展壯大為一個擁有6400多萬黨員的世界上最大的政黨,并在一個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東方大國里領導各族人民實現了國家的獨立、人民的解放,建立和鞏固了社會主義制度,取得了革命、建設、改革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偉大成就。

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標志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一科學理論開始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標志著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開始蓬勃興起。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和壯大,它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為國際共產主義事業和人類進步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因此,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不但是近代中國最偉大的事件,是中國革命歷史上劃時代的里程碑,而且也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面對著許多的國內和國際問題，軍閥割據，帝國主義的虎視眈眈等等，面對著這些挑戰他們任然繼續努力并取得了不同程度上的成功。中國是一個有著數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中華民族以自己的勤勞和智慧，曾經創造出世界上獨領風騷的燦爛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國共產黨和國家的發展處于又一個緊要關頭。隨著蘇聯的解體，東歐國家的劇變，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出現低潮，長期以來的東西方兩極冷戰結束了。世界的這種大變動、大改組，對中國有著巨大的影響。在此關鍵時刻，1992年初，鄧小平視察南方，發表了重要談話。他強調，中國共產黨的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于試驗。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中國共產黨中央迅速將鄧小平的南方談話傳達到全中國共產黨，國務院也相繼作出一系列加快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決定。全中國共產黨以鄧小平南方談話精神為指導。

以鄧小平南方談話和中國共產黨的十四大為標志，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進入新的發展階段。提出要實現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粗放型增長方式向集約型增長方式的兩個根本轉變。

1997年9月12日至18日，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十五次中國代表大會。大會通過了江澤民作的《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的報告，通過了關于《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的決議。1997年下半年，東南亞國家爆發金融危機，很快波及整個亞洲和世界其他地區，造成國際金融市場持續動蕩，世界經濟受到嚴重沖擊。面對這一沖擊，中國共產黨中央當即提出“堅定信心，心中有數，未雨綢繆，沉著應付，埋頭苦干，趨利避害”的指導方針，果斷采取擴大國內需求的措施，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1997年后，經濟持續增長，人民生活相應改善，外貿出口從1999年下半年開始大幅度回升，國家外匯儲備增加。在周邊許多國家因這場危機而出現經濟衰退、貨幣大幅度貶值的情況下，中國實現了人民幣不貶值的承諾，為緩解這場影響全球的風暴承擔了風險，付出了代價，作出了積極貢獻。全世界都看到，中國的確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是一個不可缺少的重要穩定因素。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威望進一步提高。

伴隨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1998年夏，中國又遇到一場歷史罕見的特大洪澇災害。長江、嫩江、松花江發生超歷史紀錄的特大洪水。珠江流域的西江和福建閩江也一度發生大洪水。受災人口達二億二千三百萬。面對特大洪水的襲擊，中國共產黨中央和國務院審時度勢，正確判斷，周密部署。中國共產黨和國家領導人多次親臨抗洪第一線，各級領導干部紛紛奔赴現場，同廣大軍民一道頑強奮戰。人民解放軍和武警部隊出動三十余萬官兵參加抗洪斗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中國上下萬眾一心，軍民協同作戰，終于奪取抗洪搶險斗爭的全面勝利。由于“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中國政府通過外交談判終于成功地解決了香港回歸問題。1997年7月1日，中國人民終于迎來期盼已久的時刻。在如期舉行的香港政權交接儀式上，江澤民莊嚴宣告:“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正式成立。”鮮艷的五星紅旗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在雄壯的國歌聲中升起，五洲四海，萬眾矚目，神州大地，一片歡騰。歷經百年滄桑的香港終于回到祖國懷抱，中國人民終于洗雪香港被侵占的百年國恥。1999年12月20日，中國和葡萄牙兩國政府在澳門也如期舉行了政權交接儀式。澳門的回歸，標志著在中國國土上徹底結束了外國列強的占領。這是舊中國的政府不能也不敢解決的問題，是中國共產黨對于中華民族的歷史性貢獻。在香港、澳門回歸過程中，大陸與臺灣的關系也逐漸朝著“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的方向發展。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不斷通過各種渠道，呼吁臺灣當局盡早結束與大陸的分裂狀態，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同時還多次表明:不能允許有“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堅決反對“臺灣獨立”；用什么方式解決臺灣問題，完全是中國的內政，決不允許任何外國干涉。1995年1月30日，江澤民發表《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斗》的重要講話，就現階段進一步發展兩岸關系、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提出八項主張。這一講話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和政府解決臺灣問題的一貫性和連續性，體現了發展兩岸關系、促進祖國統一的決心和誠意，是解決臺灣問題的綱領性文件。

經濟的發展，社會的穩定，中國的科學也在不斷發展，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歷史上起著不可磨滅的作用，不管是以前，現在，還是將來依然會不斷促進中國的發展，帶領萬千中國人走向跟輝煌的時代。

B13150220 楊楠

第二篇：論朝鮮戰爭對中國的影響

論朝鮮戰爭對中國的影響

朝鮮戰爭從1950年6月25日至1953年7月，經歷了3年多，以中朝兩國人民的勝利，美帝國主義侵略者的失敗而結束。這場戰爭無論是對中國、朝鮮、美國、蘇聯和日本，還是對遠東乃至整個世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但它對中國的影響更加突出、更加深遠。第一，保衛了中國的國家安全，鞏固了中國的人民政權。1950年朝鮮內戰爆發，美國當局不僅干涉朝鮮內政，同時，還令其第七艦隊駛入臺灣海峽，干涉中國內政。隨后，美國操縱聯合國糾合一支以美軍為主的“聯合國軍”，大舉進犯朝鮮北方，迅速向中朝邊境推進，并出動飛機轟炸中國的邊境城鎮，使中國的國家安全受到嚴重威脅。中國抗美援朝并取得勝利，粉碎了美帝國主義妄圖占領整個朝鮮半島和把新中國扼殺在搖籃里的迷夢，保衛了中國的國家安全。

新中國成立之初，百廢待興。恢復經濟和鞏固政權，是中國政府和人民的首要任務。這迫切需要一個相對穩定的國際、國內環境。朝鮮戰爭及其勝利極大地改善了新中國面對的安全形勢，為新生的人民政權的鞏固創造了基本的外部環境。正如章百家指出的那樣：朝鮮戰爭進行的三年，也是新中國不斷鞏固的三年。由抗美援朝而煥發起的革命熱情和生產積極性成為推動中國國內各項社會改革、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的巨大動力。

第二，促進了新中國國民經濟的恢復，推動了新中國的社會改革，為新中國大規模地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和有計劃地社會主義建設創造了良好的周邊和國際安全環境。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人民迫切需要集中精力醫治多年戰爭造成的創傷，全力以赴重建家園。然而，朝鮮戰爭的爆發，破壞了新中國恢復經濟和鞏固政權所迫切需要的和平的國際環境，使新中國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對東北更不利。中國出兵朝鮮、抗美援朝，就是保家衛國，就是要取得一個進行長期和平建設的環境，得以保證大規模地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和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建設。這場戰爭極大地調動了中國人民的愛國熱情和生產積極性，使經濟生產、財政收入連續大幅度增長。可見，這場戰爭，因此，這場戰爭的勝利，有利地促進了中國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更重要的是為中國50多年來的和平經濟建設，贏得了良好的周邊和國際安全環境。

第三，鍛煉了中國軍隊，促進了中國軍隊現代化建設的發展。朝鮮戰爭是一場現代化條件下的局部戰爭，中國軍隊雖然武器裝備處于劣勢，但是參戰軍兵種之多是空前的，陸軍、空軍、步兵、炮兵、坦克兵、工兵、防空兵、通信兵、衛生部隊和后勤部隊等，都在這場戰爭中經受了鍛煉，取得了以劣勢裝備戰勝優勢裝備之敵，尤其是進行現代化戰爭的寶貴經驗。這正如毛澤東所說：“朝鮮戰爭是個大學校，我們在那里實行大演習，這個演習比辦軍事學校好。” 第四，極大地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威望，確立了新中國在解決亞洲和國際事務中的重要地位。中國軍隊出兵朝鮮，敢于同不可一世的世界上最強大的美軍作戰，這一舉動本身就極大地震動了全世界，尤其是中國軍隊以弱勝強，在國際上更是引起了巨大反響。這場戰爭的勝利，一掃中國近代史上的屈辱，中國人民真正地揚眉吐氣了，中華民族真正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經過這場戰爭，不論是當時的敵人，還是朋友，都不能不對新中國刮目相看了。美國軍政首腦從此都承認中國是世界上的軍事強國之一。美國官方在總結朝鮮戰爭時說，中國“再也不是那個軟弱無能的國家了”，中國在這場戰爭中贏得了聲譽和提高了地位。美國從此不敢再輕視中國，在亞洲和國際事務中不得不把中國擺到適當的位置。“聯合國軍”第二位總司令李微奇在他的回憶錄《朝鮮戰爭》一書中總結的一條教訓，就是美國當初不相信中國人民的決心和力量，不相信中國人說話是算話的，沒有重視中國政府的一再警告。正是總結了這一教訓，在60、70年代的越南戰爭中，美國的地面部隊才未敢越過北緯17°。總之，正如彭德懷所說的：“西方侵略者幾百年來只要在東方一個海岸上架起幾尊大炮就可霸占一個國家的時代是一去不復返了”。1954年國際上召開日內瓦會議，討論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及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中國理所當然被邀請參加會議。這件事本身就說明中國在解決亞洲重大問題上的地位。新中國剛成立時，美國在外交上對中國采取孤立政策，聯合其他西方國家拒絕承認新中國和拒絕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朝鮮戰爭開始時，與中國建交的國家只有16個，并且絕大多數是社會主義國家。經過朝鮮戰爭，中國的國際威望和影響迅速擴大了。朝鮮停戰以后，包括英、法、荷、意等在內的許多參加對中國實施封鎖禁運的西方國家，于50年代中后期，先后恢復了與中國的正常貿易關系。到50年代末，與中國建交的國家就翻了一番。70年代中期，在朝鮮戰爭中參加“聯合國軍”行動的國家除了美國外已先后同中國建交，與中國建交的國家已達到100余個。70年代初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恢復和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70年代末中美正式建交等一系列重大事件，都有朝鮮戰爭這個因素在影響著。第五，使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臺灣的計劃擱置起來，延緩了海峽兩岸統一的進程。新中國成立后，中國人民解放軍正計劃著出兵臺灣，解放臺灣。但1950年朝鮮爆發內戰，美國當局立即宣布武裝干涉朝鮮內政，隨后又糾集“聯合國軍”擴大侵朝戰爭。杜魯門還下令美國第七艦隊開到臺灣海峽，他說：“臺灣地位的決定必須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復、對日和約的簽訂或經由聯合國的考慮。”并聲稱要“阻止對臺灣的任何進攻”。美軍登陸朝鮮后，不顧中國政府和人民的一再警告，悍然越過三八線，大舉進犯朝鮮北方，迅速向中朝邊境推進，并出動飛機轟炸中國的邊境城鎮，中國的安全受到了嚴重的威脅。在此形勢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向中國政府提出出兵援助的請求。是出兵援朝還是解放臺灣？中國政府面臨著艱難的選擇。朝鮮戰爭的爆發，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給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臺灣創造了良機，另一方面又使中國國家安全受到嚴重威脅。中國政府從大局出發，從中朝兩國人民的利益著想，認識到朝鮮的存亡與中國的安危是密切關聯的。唇亡則齒寒，戶破則堂危。中國政府最后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戰略決策。雖然中國取得了這場的勝利，但因此而使中國人民解放軍喪失了解放臺灣的良機，使解放臺灣的計劃擱置起來。朝鮮戰爭結束后，美國對華政策中的一個關鍵問題就是一直堅持霸占臺灣、澎湖、金馬等島嶼。1955年1月24日，艾森豪威爾在致國會的特別咨文中要求使用武裝部隊阻撓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臺灣。28日，美國參、眾兩院通過授權美國總統在臺灣海峽使用美國武裝部隊的緊急決議。1958年，美國進一步陳兵臺灣海峽地區，制造緊張局勢，炮轟金門、馬祖島。長期以來，美國不僅長期霸占臺灣、金馬等島嶼，而且美國軍艦、軍用飛機不斷侵犯中國領海和領空，從1958年9月7日到1971年底，中國政府已先后向美國提出497次嚴重警告。可見，美國對臺灣地區的政策一直阻礙著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臺灣。直到50年后的今天，臺灣的統一問題仍是中國政府擺在桌面上的問題，也是海峽兩岸關注的焦點。第六，導致了中美之間20余年的敵對。朝鮮戰爭挫敗了美國妄圖以武力壓服中國的戰爭計劃，也打擊了美帝國主義在亞洲的侵略政策。但也使已經開始惡化的中美關系不可逆轉，中斷了改善中美關系的可能，中美關系呈現全面對抗的態勢。1950年夏，美國政府確定了敵視新中國的政策。首先，美國宣布對中國實行經濟封鎖。1951年5月18日，美國操縱聯合國第五屆代表大會通過對中國實行禁運的決議。10月，美國眾議院通過了美國1951年相互防御援助管制法，禁止把313種戰略物資運往社會主義國家。如果任何國家不遵守此法案，就不給這些國家以任何援助。在美國的高壓下，在1953年已有45個國家參與對中國實行禁運。1957年5月30日，美國重申將繼續奉行對華全面禁運政策。其次，美國阻撓中國進入聯合國。1953年6月，美國參眾兩院通過“共產黨中國政府不應被接納為聯合國會員作為中國的代表”的提案。1954年7月7日，艾森豪威爾愛記者招待會上說“我完全而且無可改變地反對在目前局勢下接納紅色中國進入聯合國”。1957年6月28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在舊金山發表題為“我們對中國共產主義的政策”的演說中說“如果我們同中共建立關系，那是愚蠢的，因為這種關系會增強他們，傷害我們同我們朋友的能力”。因而，在歷屆聯合國代表大會上，美國一直阻撓中國的合法權利，直到1971年仍把臺灣蔣介石集團當作中國人民的代表。

總之，50多年來，朝鮮戰爭對中國的內政外交產生過重大影響，中國政府和人民在這場戰爭中所積累起來的寶貴經驗，在今天仍具有重要作用和深遠意義。

參考書籍：沈志華《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 《李奇微回憶錄》

王樹增《遠東朝鮮戰爭》

約瑟夫?古爾登《朝鮮戰爭:未曾透露的真相》 莫里斯·艾澤曼《美國人眼中的朝鮮戰爭》

第三篇：論改革開放對中國的影響

論改革開放對中國的影響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中國對世界時代潮流的積極回應，是中國主動應對世界發

展潮流的必然之舉，從而成為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改革開放以來，中

國利用世界和平發展帶來的機遇發展自己，又以自身的發展更好地維護世界和

平、促進共同發展，為世界做出了突出貢獻。中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取得的寶貴

經驗和在此過程中形成的一些理論，為世界各國的發展提供了借鑒。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對世界時代潮流的積極回應。30年前，我們國家面臨十

分困難的局面：國民經濟面臨諸多困難，十年內亂遺留下來的政治、思想、組織

等方面的混亂現象極其嚴重。與此同時，世界范圍內新科技革命蓬勃興起，發達

國家紛紛進行后工業革命，許多發展中國家也加緊向現代化社會轉型，中國周邊

國家和地區的異軍突起。所有這些，都對我們黨和國家形成了巨大壓力。面對困

境和壓力，我們黨科學分析世界大勢和國內狀況，準確把握時代主題和人民愿望，毅然決然地做出了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戰略部署。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對所謂貧窮的社會主義的一種反思和超越，是要以改革

開放為動力，打破舊體制的束縛，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完善社會主義制度，使中國擺脫貧窮落后，依次實現溫飽、小康和中等發達，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

路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擺脫貧困和實現現代化，這是具有世界普遍意義的一個重要課題，也是任何一個國家的政黨要思考的問題或要面對的問題。一些

國外政黨認為，中國是當今世界經濟發展最快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共產黨在治黨

治國等方面積累了許多成功經驗，他們訪華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學習和借鑒中國共

產黨治國理政的經驗。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取得了

巨大成就，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這不僅是對中國人民的貢獻，也是對世

界人民的貢獻。當然，我們黨和國家歷來認為，世界上的問題不可能都用一個

模式解決。我們高度尊重人類發展的差異性和文明進步的多樣性。我們既然一再

強調走自己的路，就決不會以任何理由要求別國照搬照套我們的發展道路、發展

模式。但不可否認，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發展進步的經驗和在此過程中形成的一

些理論，為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提供了經驗，這些理論成果不僅將對中國的發展

產生深遠影響，而且會惠及世界的發展。

總結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經驗，我們將繼續實行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30

年改革開放的實踐告訴我們，中國發展進步離不開世界，世界繁榮穩定也離不開

中國。在世界多極化不可逆轉、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科技革命加速推進的世界

大勢之下，中國的前途命運日益緊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運聯系在一起。中國人民

將繼續同各國人民一道，為實現人類的美好理想而不懈努力。而中國與世界互動的過程，也是向世界介紹中國特殊性的過程，是向世界展示中國智慧的過程，也

是對世界做出中國獨特貢獻的過程。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發展，中國將對

世界的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所形成的經驗將對促進世界的發展做出更多的理論

支持。

旅游1002 高燕勇 2010112449

第四篇：論儒家思想對中國的影響

論儒家思想對中國的影響

(城市與環境科學學院

吉林長春)摘要：中

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儒家思想主要是通過道德修養達到自身的和諧,進而推至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和諧。其中仁學體系、中庸思想和禮樂文化等觀念對當下構建和諧社會,促進社會的和諧穩定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儒家思想從春秋孔子開創至今,兩千多年的歷史使得她對中國社會的發展和中國人民的國民性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被譽為中國的國學。然而在今天大力倡導發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中國,如何正確認識儒家思想對我國的影響,不僅必要,而且對我國社會健康的發展也有著不可低估的作用。關鍵字：儒家思想；社會主義；現代化；仁學體系；中庸思想；和諧社會

一、儒家思想對中華民族精神的影響 中華民族5000年文明史的發展進程中所逐漸培養出來的中華民族精神,其內涵是深邃而豐富的。通過學者們不懈的思索與追問,人們對其具體內涵的認識已是愈益全面。十六大概括的愛國主義、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和自強不息等,是中華民族最可寶貴的民族精神,而像厚德載物、創新求變、理想人格、民族憂患、歷史借鑒等等,也都是中華民族在其歷史發展過程中所養育出來的重要的民族精神。中國精神的形成是中國數千年文明史的發展過程,在中國的歷史演進過程中, 儒家思想居于主流地位。因此, 中國精神, 不可避免地打上儒家思想的烙印,可以認為儒家以“仁”為核心的思想體系,較大程度地涵括了中國精神的主要方面。

（一）中國精神之仁愛傳統

孔子強調“克己復禮為仁”《論語·顏淵》“孝梯也者, 其為仁之木與”。（《論

語·學而》〕孟子也強調“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幾千年來,中國人始終與人為善,推己及人,建立了和諧友愛的人際關系；推崇仁愛原則、崇尚和諧、愛好和平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和高尚品德。“仁愛”作為中國傳統文化處理人際關系的基本準則,影響并制約著當代中國人際關系的發展,對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人與人、人與社會和諧發展可以起到積極的促進推動作用,這是當代德育應該吸取和借鑒的。

（二）中華民族精神之愛國主義傳統

中華民族的愛國主義精神是由儒家思想里“忠”的倫理范疇演化而來的。“忠也

者,?——其心之謂也”，《忠經·天地神

明章第一》里作如是說。朱熹在《四書集注》

解釋忠的涵義“盡己之謂忠。”都是對“忠”

字的正確理解。孔子認為：君子行事以忠信為主（《論語·學而》）；“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八份》）。到了西漢經文經學大師范仲舒在其《春秋繁露》中提出了所謂的“王道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 之后“忠” 由

原來的儒家〔孔子〕的倫理范疇而一躍成為重要的政治道德范疇,其含義主要是指對君主忠誠。可見，儒家思想陶鑄已久的中國人早已把“重視整體精神、強調對民族對國家的責任感”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最重要的價值取向之一。注重國家、注重整體的整體趨勢同觀念是中華民族獨特的道德傳統,注重個人服從國家和社會的整體利益是傳統道德的重要特點。整體觀激勵人們自覺維護整體利益，堅持集體主義的價值取向，形成克己奉公的美德，而整體觀則孕育了最寶貴的愛國情結, 形成了對國家民族命運的自覺

意識、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責任感,關心天下興亡，具憂國優民的博大情懷；形成了同仇敵愾、不屈不撓的反壓迫、反侵略精神。我國歷史上涌現出了許多憂國憂民、以身殉國、忠貞報國的愛國者和民族英雄。愛國主義的優良傳統增強了我們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造就萬眾一心,激勵同舟共濟, 成為團結、維系和支撐中華民族生存發展的偉大精神力量。

（三）中華民族精神之誠信觀

孔子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論語· 為政》）。說明孔圣把“信”看重到何等程度。《論語》中“信”字共出現過38次,其含義用作“誠實不欺”者24次,用作“相信”或“值得相信”者11次，用作“使相信”或“使信任”者1次，其他用法僅2次。其實,《論語》“信”字的諸多含義中，與“詐”相對的“誠實不欺”應是最基本的規定, 其他如“相信”、“信任”, 乃至通常所說的“信用”等,都不過是“誠實不欺”的引申和拓展、像《論語》說的“弟子入則孝, 出則弟, 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論語·學而》）,以及“恭、寬、信、敏、惠”，“信則人任焉”（《論語·陽貨》）等,都表明“信”的基本要義在于“開心見誠,無所隱伏”《后漢書馬援傳》。

中華民族之所以歷來具有誠信的優良傳統, 許多杰出分子在貧弱危難之際之所以仍堅持講誠守信,就是山于不斷進行誠信的自我修持所熔鑄成的。因此,一個人如果真誠地注重誠信的內在修養,他必定可以成為一個有德性、有同情心的人,也必定在己與人、己與社會的交往中懷著誠實不欺、真實無妄的理念去行動,從而堵住諸如坑蒙誘騙、背信棄義、制假銷假等不道德事件的發生。不僅如此,由于儒家誠信觀念的修養總是與理想人格密切聯系在一起的,所以其誠信的運用不在于取得工具性價值,而在于給人以心理的需要和自由的擴展 即對人的生命存在的意義和精神世界的理解予以提升和拓展。這種誠信道德的修養思想,盡管在歷史流變中往往被當作引申制度原則的依據然其梢神卻可以游離于實際的制度而存活于人的心靈世界,從而在中華文化的演進中傳承不墜。正是由于這種精神具有相當高的超越性,所以它完全有助于消解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道德精神價值被貶低,而物質財

富價值越來越受尊崇的“金錢拜物教”的異化現象，以便建立起一個以誠換誠、以信任換信任的良性的社會生活環境。故而,儒家以加強心性修養而確立誠信的致思取向并沒有過時,它對促進中華文明和世界文明的發展仍有重要意義,我們不能以市場價值的效用性或實用性去全盤否定它。

（四）中國精神之“和”為貴

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的著名命題,肯定差異性事物間的和諧關系。荀子則進而把“和”的觀念引申到萬物生成的高度“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荀子·天論》“和而不同”的思想肯定事物是多樣性的統一,主張以博大的胸襟去容納萬物。中國傳統文化十分重視宇宙自然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特別是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儒家注重“中和”的思想方法,使人們注重和諧維護整體,謙讓寬容中華民族精神的凝聚,人際關系的和睦,社會的和平穩定發揮著積極的作用。孟子提出了“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孫丑下》的思想。孔子曰“禮之用,和為貴”《論語·學而》。幾千年來,中國人始終奉行這一倫理原則,與人為善,推己及人 建立了和諧友愛的人際關系中華各民族始終互相交融,和衷共濟,形成了團結和睦的大家庭中華民族始終親仁善鄰,協和萬邦,與世界其他民族在平等相待、互相尊重的基礎上發展友好合作關系。推崇仁愛原則、崇尚和諧、愛好和平是中華民族的最具民族特色的優良傳統和高尚品德。

二、儒家思想對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影響

經濟的發展與社會的建設不僅是一個歷史過程,同時也是一個文化傳遞的過程。只有從文化的角度,才能站在一種新的高度看待歷史和現實的發展。

（一）治國方略

孟子從孔子的“仁”學觀念中得出了實施“仁政”的治國理念。“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民貴君輕”都強調要以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仁,人心也”、“得民心者得天下”,只有以人為本才能促進國家的興旺發展。科學發展觀中的“以人為本”的核心理念就是對該思想的現代詮釋。“以力服人為之霸,以德服人為之王”；“大學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在加強法制建設的同時,使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這二者辯證的統一有利于社會主義民主國家的建設。

（二）經濟建設

鄧小平提出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學說、“三步走”的發展戰略體現了“無過無不及”的方法論原則,既不冒進、也不保守,既勇于開拓創新、又有所不為,以改革促進開放、以開放帶動發展,先富帶動后富,不急不躁、穩步前進,邁向小康社會的理想目標。不能以環境的犧牲促進經濟的發展,不能走西方工業化的老路。“天人合一”可持續發展,注重生態環境的保護。

（三）文化教育

儒家思想最注重的就是人的思想的改造,“有教無類”、“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有知識、有文化的人才被稱為君子,又有君子才能對國家的建設作出貢獻。而知識是常學常新的,要學以致用、學思結合、知行統一,才能最大化的發揮知識的效用。科教興國戰略的實施無疑是對儒家教育觀念的新嘗試。

（四）思想道德建設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要心懷祖國,把社會的進步當作個人前進的動力,只有社會進步了,個人才能得到更好的發展。社會主義社會是將社會目標和個人目標有機結合起來的現實主義道路。“五倫”中的“朋友有信”強調了誠信的重要性。要做到“愛人”,就先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個人獨立于世,不僅要胸懷遠大理想,而且要有獨立的人格意志。“知天命而用之”、“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要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行不言之政,處不為之事”,要有積極進取的開拓。只有做到了以上幾點,才能達到“仁”的最高境界,成為一個思想道德涵養高的人,成為有益于社會的人。

（五）全球化背景下的國家間的關系

全球化背景下國與國之間的關系是相互依存的,不能因為意識形態的差別而有所敵視。“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西方資本主義落后的方面我們要引以為鑒,不能在發展社會主義的事業中重復他們的老路;他們進步的方面我們要積極借鑒,促進社會主義的建設發展。正如孟子所說:“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和平促發展”應該是各國都遵循的有效原則。

（六）儒家思想與創新

怎樣才能在以知識經濟為特征的現代化世界競爭中取勝? 無疑得靠知識和技術的創新。儒家思想由于在世界觀上不像資本主義國家受特定宗教的限制,能夠比較自由的思考和探討問題,對新事物的接受速度快,容易吸收新理念形成獨具自己特色的創新體系。這無疑是現代化背景下,儒家思想最具時代意義的特征。

三、儒家思想對構建和諧社會的現實意義

（一）仁義之德為和諧之基

“和”是儒家哲學中重要的思想范疇之一。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這充分說明了人與人之間,思想觀點具有差異性,不能完全求得一致,但仍然可以在和諧的前提下, 攜手并進, 團結起來一起做事。“和”的思想無論對個人,還是對社會都能起著積極作用,要達到“和”的理想境界,儒者講“仁、義、禮、智、信”,其中“仁”與“義”的思想觀念在創建和諧社會中要起到基礎性作用。

1.“仁”者“愛人”

1.1“仁者,愛人也。”《論語·顏淵》儒家仁學思想中的“愛人”把握了一個最基本的價值要素,這就是直接關系和影響到和諧社會構建的實質性基礎,其實質就是“修己”與“克己”。在儒者看來,無“愛人”無所謂“和諧”;愛人,就要處處為他人著想,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作為處事做人的準則。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論語·里仁》)1.2“仁則榮,不仁則辱”是儒家哲學中世人的榮辱觀,不僅是社會對人的評價標準,而也是社會對個人的基本要求。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論語·衛靈公》)意為,一個力求實現自己人生價值的人最引以為恨的,就是直到死去,自己的名子還不能被世人所傳頌。這關鍵就在于一個人應去追尋什么樣的榮譽。儒家思想要求人們應該有榮譽心、恥辱感,所謂:“士皆知有恥,則國家無恥矣;士不知有恥,為國家大恥。士榮在于施仁,士辱在于施不仁。”(龔自珍《明良論二》)“仁則榮,不仁則辱”充分概括了儒家榮辱思想的精神實質。這種觀念在今天和諧社會的構建過程中,對平衡人生價值,調劑生命意義同樣具有積極的啟發和引導作用。

2.“非義不居”

“非義不居”是儒家思想中實踐精神的代表,它對構建和諧社會,對形成融洽和睦的人際關系、人物關系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儒家哲學思想認為,人與人、群體與群體之間的矛盾和爭斗皆起源于自我利益與他人利益的矛盾。在此認識的基礎之上,儒者們提出了重義輕利、崇義貶利、以義代利的“非義不居”思想。義與利是對立的兩個概念,二者的輕重取舍在人的生命過程中對人生的發展具有不同的影響力。儒學更強調義的獲取,強調義所賦予生命存在的道德意義。子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孔子把義與利提高到做人的道德境界上來,一個有德行、道德境界高尚的人知道的應該是“義”,而一個無德行道德境界低的人知道的只是“利”。正如孟子所說:“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孟子·告子上》)這就是儒學所推崇的人生境界觀和道德境界。從積極的意義上來說,儒學倡導“舍生取義”,它也并不在于要求人們完全放棄利而只顧義。只是說明,當義利發生矛盾激化時,人的行為要去追逐義而放棄自己的私利。正所謂:“圣人于利,不能全不較論,但不至防義耳。”

(《二程論·河南程氏外書》)有高尚德性的人,不是不計較利害得失的,只是盡力不做違背道德規范的事而已,也正所謂:君子求財取之有道。構建和諧社會不只是一種理論的行為,而且是一種具體的實踐操作。儒家“非義不居”的思想,為我們構建和諧社會提供了有益的道德標準和方法論依據。

（二）禮樂文化的輔助作用

仁學中的“愛人”思想也表述一種最基本的實踐主義精神,它直接關系到構建和諧社會的成功與否,是以“博施于民而能濟眾”。孟子曰:“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下》)所以棄“禮”而只講“仁”,肯定無法建構和諧社會。所謂“禮”,是社會的道德規范、條規和人類生活準則。也就是說,禮的社會功能在于調節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使之和諧。正如孔子所說:“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論語·學而》有了以禮節之的和,才算真和,才能說得上“和為貴”《論語·學而》。儒家文化是一種禮樂文化,它以“禮”與“樂”的相互支撐來追求和諧的統一,并以作為社會發展的理想狀態。儒家思想認為,“禮”的本質是“序”,“樂”的本質是“和”。“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禮記·樂記》)。“和”,意味著和合、和諧;“序”,意味著等級、秩序。和諧與秩序是對立統一的。世間沒有無序而又和諧的狀態,也沒有不和諧而有序的事物。“禮”規定了家庭、社會、國家中必須遵守的行為規范以及應該履行的義務和責任,具有社會法律和倫理道德規范兩方面的內涵,可以用來治理國家,提供給社會生活穩定的發展秩序。“樂”是包括音樂、詩歌、舞蹈等在內的綜合藝術的總括,是聲音、情感、動作的和諧統一,可以抒發情感,調節性情,感化人的心靈。“樂也者,圣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禮記·樂記》)。所以儒家提出“和為貴”的思想,是以一個和諧社會狀態為根本指導原則的。而社會和諧的核心問題是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儒家十分強調人與人之間的、人與組織之間以及組織與組織之間的和諧。“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仁愛之心,忠恕之道是人際和諧的基礎。但人際和諧還需要經濟基礎來支撐,如果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嚴重,就必然會產生組織或社會內部的相互對抗,人際之間的和諧就會受到破壞。因此,“大樂與天地同和,大官與天地同節”(《禮記·樂記》)人與社會的關系實質就是“公”與“私”的關系。儒家認為,國家、民族和人民利益要三為一體,通過人人“兼善天下”來實現“天下為公”,保障社會的協調發展

（三）、中庸思想為和諧之準則

中庸思想儒家哲學思想中的一個重要范疇,同時,也是中華民族的一個重要的行為準則。“庸”即“用”,“中庸”即“用中”,就是按“中”的標準去做,中庸不是折中,也不是中立,而是不偏不倚地把握“中”這個事物運動的準則。根據這個準則處世做人,就可以做得完美,恰到好處,是一種“中正”的象征,而“過”與“不及”都是不好的。“中庸之道”是一種追求內在的、實質性的平衡行為準則,一種勿過勿不及的狀態。“中”與“和”有著密切關系,東漢鄭玄對“中庸”解釋為: “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中和”一詞的含義為按“中”的標準去做事就會達到一種“和”(和諧)的狀態,和諧狀態是一種完美的表現,也可以說,“中和”是一種至善至美的理想化狀態。《中庸》中有:“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這就是說,達到“中和”,不僅能夠實現整個社會的和諧,而且也實現了人與自然萬物的和諧,這正是眾多儒者夢寐以求的為政之最高境界。《禮記·禮運》中“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這是對“大同”社會狀態的描述,也是一個高度和諧的社會。正如孔子所言:“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明鮮久矣。”《論語·雍也》中庸準則可以運用在政治、經濟、文化乃至個人思想言行等各個方面,在為君治國方面“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茍正其身矣,于從政乎何有? 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論語·子路》。其中,“正”乃思想行為端正,為人處事必求合乎“義”。在經濟上,必須“因民之利而利之”《論語·堯曰》。堅決反對“放于利而行”《論語·里仁》。在文化教育方面,必須要做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論語·學而》。中庸準則要求個人在履行道德職責時“無過無不及”,一旦過了應有的度,就會使原有的道德要求變質,所謂物極必反。掌握中庸準則,個人必須崇德徒義,但也必須兼德。所謂兼德,就是不偏于一德。仁、義、禮、智、信、忠、孝、恕都不是孤立的,它們都有著內在的緊密聯系,互相依存、交叉、互補。所以促進社會的和諧進步,中庸準則在樹立個人 的行為規范,和道德標準方面都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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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城市與環境科學學院

專業：地理科學 姓名：葛禹彤 學號：1256408031 指導老師：李娟老師

第五篇：中國共產黨誕生歷史背景

中國共產黨誕生歷史背景

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國際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勢力侵入中國，中國的社會結構由封建社會逐步演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中國人民為了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統治進行了英勇不屈的斗爭，其中主要的是太平天國農民戰爭和資產階級領導的辛亥革命，但都相繼失敗了。歷史證明，中國的農民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由于他們的歷史局限性和階級局限性，都不能領導民主革命取得勝利。隨著帝國主義的入侵和現代工業的發展，中國產生了無產階級，而且在不斷發展壯大，無產階級的產生和發展，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奠定了階級基礎。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使中國的先進分子找到了救國救民的真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礎。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準備。

1920年初，李大釗、陳獨秀等開始了建黨的探索和醞釀。4月，俄共（布）西伯利亞局派維經斯基等一行來華，了解中國情況，考察能否在上海建立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他們先在北京會見了李大釗，后由李大釗介紹到上海會見陳獨秀，共同商談討論了建黨問題，促進了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從5月開始，陳獨秀邀約李漢俊、李達、俞秀松等人多次商談建黨的問題。8月，陳獨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共產黨的發起組。10月，李大釗在北京建立了共產主義小組。接著，在湖南、湖北、山東、廣東等地相繼建立了共產主義小組，同時在法國和日本也由留學生中的先進分子組成了共產主義組織。

各地共產主義小組建立以后，開展了多方面的革命活動。為了廣泛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統一建黨思想，1920年9月，上海發起組把《新青年》雜志（從八卷一號開始）改為黨的公開刊物；同年11月，又創辦了《共產黨》月刊，在全國主要城市秘密發行，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個黨刊。新青年出版社還翻譯出版了《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等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以及多種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通俗小冊子。各地共產主義小組又創辦了一批面向工人的通俗刊物，在上海有《勞動界》，北京有《勞動音》和《工人月刊》，濟南有《濟南勞動月刊》，廣州有《勞動者》等，對工人進行階級意識的啟蒙教育。在此基礎上，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積極深入工人群眾，舉辦工人夜校，建立工會組織。各地還建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發展了一批團員，青年團成為黨的有力助手和后備軍。

1921年3月，在俄共遠東局和共產國際的建議和支持下，召開了各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會議，發表了關于黨的宗旨和原則的宣言，并制定了臨時性的綱領，確立了黨的工作機構和工作計劃，表明了黨組織對社會主義青年團、工會、行會、文化教育團體和軍隊的態度。這次會議為黨的成立作了必要的準備。維經斯基回國不久，1921年6月，共產國際派馬林等到上海。他們建議召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上海黨的發起組在李達的主持下進行了全國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并向各地黨的組織寫信發出通知，要求各地選派兩名代表出席大會。來自北京、漢口、廣州、長沙、濟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7月23日全部到達上海。

1921年7月23日-31日，在上海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大會，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